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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特性范文1
关键词: 传统建筑; 文化; 特征；建筑设计
中图分类号： TU2文献标识码： A
千百年传承形成的、适应各地区人文地理环境的民居空间布局，仍然可资现代建筑借鉴。闽台传统民居中，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所产生的地方建筑的构造处理及施工经验，今天仍有使用意义。闽台传统民居独特的形式风格，继续激发当代建筑师的灵感。民居中精美的木雕、石刻、彩绘、泥塑、剪粘等装饰艺术，是闽台传统艺术宝库中精彩的部分。
1 闽台传统建筑类型特征
1.1 反映“佛教文化”的建筑模式——寺院
佛教文化自汉朝传入中原, 并向着全国各地传播,大雄宝殿供奉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神像, 成为中轴线上的构图中心。佛教文化在闽台两地表现了与其他民间的融合, 呈“三教合一”的多元文化现象。闽台两地人民崇尚佛祖的同时, 更多是敬奉观世音菩萨, 成为影响最大的神祗之一, 尤其是千手千眼观像, 倍受爱戴, 还专为此建了“圆通宝殿”。在福建众多的寺院中, 泉州开元寺是严格按照佛教密宗的规仪进行建筑与佛像的供列, 大雄宝殿中平列五尊大佛, 称“五方佛”, 具有唐代风采, 配祀有诸天菩萨、护法神将以及供奉着密宗六观音的首座圣观音和善才、龙女, 与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 这种佛教密宗的规仪, 在国内亦很罕见。安海龙山寺奉祀千手千眼观世音作为台湾龙山寺的祖庙, 不管是寺院格局, 还是祭祀方式都承袭祖庙的特性。福建“开元寺”与安海“龙山寺”的命名在台湾都能找到同样的称呼, 在台湾以列入一级古迹的台北艋舺龙山寺和鹿港龙山寺为佳。
1.2 反映“海洋文化”的建筑模式——妈祖庙
妈祖本名林默娘, 是福建莆田望族林氏后裔, 因救助海上遇险船只而深得沿海渔民尊敬, 并立庙奉祀, 自宋朝下诏赐“顺济”匾额, 到清朝颁诏天下“春秋谕祭”, 编入国家祀典, 成为与祭孔、祭黄齐名的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妈祖成为闽台子民走向海洋的保护神,心中的精神支柱, 赴台众多移民在聚居地建祠奉祀, 成为开发台湾最重要的神祗之一, 这是闽台海洋文化造势的结果。在福建众多的妈祖庙中, 莆田湄洲妈祖庙是妈祖庙, 也是世界上所有妈祖庙的祖庙, 正殿主祀妈祖,寝殿内两尊明朝的妈祖神像, 前一尊称“巡天妈祖”,可起驾出游, 后一尊为“镇殿妈祖”, 不能起驾出殿。莆田湄洲妈祖庙与泉州天后宫, 均建有梳妆楼, 成为台湾最早出现的澎湖天后宫及其后建的妈祖庙进香“分灵”之庙宇, 庙址几乎都靠近河流(或面海)布置, 且方位直对码头, 表达了与海洋的联系, 而庙宇格局与祭祀方式都承袭祖庙的特性, 更反映出闽台地域文化的相融性。在台湾以列入一级古迹的澎湖天后宫与北港朝天宫为佳, 除主祭妈祖外, 配祀神祗众多, 呈现出多神共庙之格局与台湾庙宇之特色。
1.3反映“儒家文化”的建筑模式---文庙
孔子是一位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儒家思想的缔造者, 被尊为“万世师表”。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居于主流文化的地位, 北宋至南宋以朱熹为代表“闽学”学派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 “闽学”向着全国各地传播并融合着海外文化, 对台湾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 开始了帝王祭孔且确立春秋两季的国家祀典规定, 孔(文)庙由此而产生。文庙是一种礼制建筑, 包含祭孔庙宇(大成殿)与官学教化之所(明伦堂) 学行合一的两条轴线。以“大成殿”院落的祭祀空间为核心, 与“明伦堂”院落的内庭空间为次中心组成了内庙外学、前庙后学、左学右庙、左庙右学等文庙建筑不同的院落空间基本模式, 几乎各地文庙都采取这种相同的建筑模式。在福建众多的文庙中, 以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泉州府文庙、漳州府文庙、福州府文庙、安溪文庙最为突出, 在台湾以列入一级古迹的台南孔子庙和彰化孔庙为佳。大成殿在福建文庙突出“北屋居尊”的布置, 而台湾孔庙总平面“回”字型空间则突出“居中为尊”的布置, 两者同构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 即讲求中和、平衡。大成门门扇有红底金色采门钉108颗,门簪以龙首为饰, 不设门神, 所有的柱子与门窗都不作镌刻, 而屋脊设有通天筒, 喻为藏经筒, 这有别于其他庙宇建筑, 呈现出独特的建筑艺术魅力。
2. 1 民族性文化特征
闽台传统建筑如同中国传统建筑一样, 无论民居、宗祠, 还是寺庙、会馆等, 它们都是由“间”构成幢而成为空间的基本单元, 形式简单且具有通用性。再由单幢建筑围成“三合”或“四合”的方形或长方形院子, 数个这样大大小小院子串联而成庭院, 它们以群体的方式展现和谐的空间形式和外貌。当一个庭院不能满足需要时, 空间的构成讲求纵向扩展, 同时也采用横向扩展来满足人们对建筑的需求。
2. 2 地域性文化特征
福建传统建筑是以方言为特征的七大建筑支系,而台湾汉族移民在与当地高山族同胞的融合中也呈现出以方言为特征的四种建筑类型, 但联系最为密切的属于福建闽南建筑与台湾的闽南建筑类型。这种历史渊源关系取决于台湾汉族移民中80% 属于福建闽南泉、漳人, 早期传统建筑的营建工作多仰赖于闽南匠师和福建的建筑材料。闽台传统建筑都不以宋式之“材”、“丰刀木”, 清式之“斗口”作为基本模数, 因此, 斗木共使用很自由, 依需求而设, 斗木共在台湾的屋架中, 有纵向的斗木共与横向的斗木共且各自独立, 未见有“昂”, 而福建则有不少纵横向的斗木共相连, 结构的整体性强, 斗木共中有“昂”, 但也罕见。台湾独创的椭圆八角藻井, 不施顶板或平板, 而将所有层层出跳之斗木共暴露于外, 展现其结构之韵味。台基部分福建寺庙建筑有设须弥座, 其题材多为佛教故事或信物, 如泉州开元寺东西塔座刻有力神、佛教故事等, 而在台湾则没有。福建闽南建筑之泉州人在建筑墙体上用红砖、屋面用红瓦, 檐墙、门、柱等也用朱色, 即使地面也用红地砖的这种习俗也传入台湾, 构成传统民居与宗教建筑的基本色彩。而建筑的细部装饰与色彩, 尤其是叠斗式将梁架上的“瓜柱”改成相叠之斗木共后, 增加了其雕饰的分量而展现雕彩的艺术。屋顶的正脊脊头、脊身、脊顶与垂脊的堆剪, 以及正脊两端近燕尾处堆剪不同姿态的龙饰, 其色彩浮华而繁杂。
2. 3 传承性文化特征
闽台传统建筑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梁柱结构, 因而室内空间的分隔极为轻便而灵活。但在建筑设计、施工技术上突显匠师的作用, 这种世代相传, 师徒相承的传统设计与施工的民间做法, 呈现出独特的地域工匠技艺。台湾早期建筑中的石、木、泥水三匠以及建筑材料, 绝大多数是由闽地延聘施工的, 形成居民祖籍与建筑风格互相对应的关系, 各派匠师手法与风格的差异, 木匠可由“瓜柱”之造型看出, 石匠可自柱础之造型看出, 泥匠可自“燕尾脊”饰或泥塑看出, 因而颇具特色。匠师在闽台传统建筑中既是创作者, 又是营建者,而台湾寺庙建筑常见“对场”或“拼场”之营造方式, 使一座庙宇呈现局部、细节做法与风格之差异。既使在台湾也有泉、漳匠师风格之分, 木作、石作、泥水等匠艺也随着清末之后, 台湾大木结构之构件的装饰化之趋势更加显现出来。
3 结语
台湾不仅在上源自福建, 而且在传统建筑的形制、风格及其营建方法上也承袭了闽南建筑的传统, 台湾传统建筑平面的类型几乎是福建传统建筑的移植, 但表现在建筑细部处理上的不同, 反映了民族性与地域性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 1] 林国平. 闽台区域文化研究1M2.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传统文化特性范文2
关键词:传统审美文化;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56-01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孔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 “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曰:“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感叹催化了文学创作中的“比德”理论的形成,更为后世的文人提供了经典的描摹对象。
相对于西方美学家对“美”的把握带有彼岸性的特点,中国的传统审美文化明显地是此岸性的,因为比起对经验的把握中国文化思维对彼岸世界的抽象能力是不足的,这也就导致了宗教意味的淡薄。宗教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承担的伦理功用在中国传统社会正是由审美承担的。儒家“诗教”“乐教”的美育思想都是看重了审美对人的塑造、教育作用。这一观念影响深远,到了近代,美育在席勒看来是引导人通向自由的途径,而曾留学德国的却秉承了儒家的传统,主张用美来教导培育人。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特性范文3
引言
我国传统民居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各地的传统民居因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的不同，向世人展示着传统民居建筑的各自魅力。陕西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区域，传统民居建筑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化，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特色。多类型的自然环境与深厚的人文历史环境促使陕西传统民居建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
陕西传统民居区域性风格的成因
陕西自古被称为三秦大地，由南向北依次为陕南、关中与陕北。地势总体南北高，中间低，且从西向东倾斜。整个陕西境内的地形丰富多样，北为黄土高原，中有关中平原，南为秦巴山地。气候也因秦岭山脉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气候条件，南部气候温和湿润，物种资源丰富，北部则气候干燥、冬冷夏热。而中部四季分明。又因陕西各地区不同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加之各地区民风民俗与生活习性的不同。使各地传统民居建筑的差异也就相对较大。
陕西传统民居院落的类型
一提到陕西民居，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陕北的窑洞民居。殊不知窑洞民居只是陕西民居的一种。陕西传统民居院落根据其自身形态差异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陕北的窑洞民居院落，这一类型的民居主要集中在陕西的延安与榆林地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利用当地的地势在山体侧挖洞建造窑洞，或是在较为平整的地面上建造成窑洞民居院落。（2）关中地区的合院式民居院落。关中地区地势较为平整，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美誉。关中传统合院式民居院落的建筑形态中较为突出的是“窄院式”四合院。而“房子偏偏盖”的单坡屋面式“厦房”更是关中传统民居中最具特色的代表。因此，长方形的院子居多，院墙或是房屋的墙体建造的较高，就形成了高墙窄院的院落特点。（3）“四水归堂”式的陕南天井合院民居，此类民居多位于陕南地形地貌较为宽敞平整的地带，其类型有三合院、四合院式等。而前店后宅式天井院落就更具特色。前面为商铺，摆放各种类型的商品供来去的商客进行交易，而商铺后面则是供主人居住的私人空间。这类型的民居则以多户民居院落沿街道相连，构成古镇或古街道。
陕西传统民居院落特征
1.陕北窑洞式民居院落
窑洞民居院落多集中在陕北和关中北部，其形态分为三种，靠着山崖修建的窑居院落，平整地带修建的明箍式窑居院落和向地面深挖而建的地坑式窑居院落。陕北窑洞民居院落整体给人大气、粗犷、浑厚的感受。窑居建筑中没有过于复杂的建筑装饰，可明显感觉到这类民居更注重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陕北窑洞民居院落多采用四面围合的方式。窑居院落选址多为背山面水，这就较好的满足了院落的采光与通风。院内多采用当地所谓的明五暗四六厢房的布局形式，中间是院落，是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场所，多用于休息和晾晒谷物等。窑居建筑沿着中轴线布置，轴线上端为五间的上房，用以老人和长辈居住的房间。上房的东西两侧各设两房并向后退，旧时常用来作仆人的房间，现多为杂物间、卫生间或做饲养家畜所用。上房的对面则为相同间数的下房，供仆人居住。而轴线两侧为对称的三间的厢房。厢房供晚辈居住。窑居建筑中装饰多为石雕和木雕。石雕多采用当地的砂岩雕刻，题材丰富，造型多样。而木雕则相对较少，主要体现在门窗中。
2.关中合院式民居院落
关中地区传统民居院落多为高墙窄院。其民居院落选址多为平坦开阔的地带，并充分考虑采光和通风。普通百姓家多为三合院，即正房和两侧厢房围合拼合成的三合院；较为富裕的人或官宦人家则是四合院，即正房，两侧厢房和街房（倒座）。院落的布局严格的遵从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和礼制，礼制其本质是体现种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正是这种秩序，使民居的型制具有了明显的等级制度。可以观察到民居明确的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布局方式。民居房屋的面宽、进深以及民居单体开间都较为讲究。和多数传统民居院落相似，人口设门房，关中多数地区也称其为倒座，对面则是上房。沿轴线两侧分别为东西厢房。而屋顶半边盖的厢房也成为了关中民居的大特色。一些地区有钱或是官宦人家的院落多设两进院落，局部还有多进院落。按照传统等级观念和礼制，上房供神位或祖先牌位，上房左右两侧则是长辈起居所用，若上房设二层，则多为未过门的女子居住。其他晚辈住东西厢房，两进以上的院落设有厅房，厅房为会客所用，下房供仆人所用。
关中传统民居多采用抬梁式结构，砖石围合。民居院落内的建筑多带有雕饰，特别是在一些官宦和富商人家，雕刻彩绘就更加的精美。石雕多呈现在柱础、石鼓、门枕石、石狮等建筑构件上；木雕多呈现在门窗、门帘架、雀替等结构构件上；砖雕多呈现在屋脊、墀头、照壁等构件上。三雕题材丰富，雕刻精美，更加衬托出关中传统民居的特点。
3.陕南天井式民居院落
陕南因自身地理因素和多元文化的影响，传统民居的风格兼南北之特色。而天井民居院落是陕南民居院落的主要类型。陕南天井院落选址多受地形因素的影响，多采用背山面水的形式。在空间组织上，是以天井为整个民居院落的中心位置，通过天井周围房间的围合创造共享性的交流空间。由此便知，天井是陕南民居院落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陕南夏秋多雨且潮湿，因此天井就也就被赋予了采光、排水、通风换气的重要作用。民居院落中的天井大小也各不相同。较为富有或在当地德高望重之人的宅院大于常人家宅，天井也就较大。少数地区的民居院落还有二进，三进的天井宅院，甚至是并联的二进天井宅院，因此，院内天井就不单只有一个。
陕南天井民居院落的建筑平面布局继承了我国传统民居的方式，以中轴线对称，建筑的屋身与屋顶相连，围合形成天井院。轴线上下分别是上房（正房）和下房（街房），两侧厢房则沿轴线相向而设。民居院内各建筑的高度为上高下底、正高侧低。在家庭里，长辈亦然是住上房，晚辈则住在两侧厢房，仆人住下房，如果天井院位于街道两侧，则下房会用来做店铺，这就形成了前店后宅式的天井民居。
陕南天井民居屋顶多为“硬山顶”和“悬山顶”。就建筑材料而言，安康与商洛地区，民居建筑一般多为砖木结构；汉中地区，则多用土木结构。民居的山墙多为穿斗式结构。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民居两侧的山墙高于屋面，形成封火山墙（马头墙）。在古街与古镇中，院落之间相连，两家共用一面山墙，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就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陕西传统民居院落的价值
1.存在价值
陕西传统民居院落以其多样的形态展现着自身独有的魅力。即有粗犷浑厚的黄土窑居院落建筑，又有高墙宅院的合院建筑，以及体现着浓厚生活味的天井民居院落。这些民居建筑体现了陕西各地区传统民居院落的建筑文化、居住文化、宗教文化、民风民俗、建筑艺术、礼制思想，以及使用与审美价值。近些年来，对于陕西传统民居院落的研究也越发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各地的民用建筑也不断的借鉴着传统民居的元素。可见陕西传统民居院落对于我国传统民居，对于乡土文化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2.审美价值
陕西传统民居院落发展至今天，容纳了陕西民间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了陕西各地区先民多样的生活样貌、审美与艺术创造的情趣与能力。陕西传统民居院落因地域文化与建筑形态的差异，展现着不同的建筑与艺术的形态，不论是从建筑的院落空间布局，民居建筑的形制与结构，还是民居院落的建筑构件与细节装饰，都体现着较高的工艺。因此，陕西传统民居院落的建筑艺术、门窗艺术、雕刻艺术以及室内居住空间的装饰都体现着自身较高的艺术欣赏性和审美价值。
传统文化特性范文4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推崇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是在“五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本源上却十分接近。
一、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我国民族审美要求的结果
我国文学的发展史是十分丰富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性。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角度，能将我国的民族特色、民族性格、民族语言等内容全面地反映出来。于是，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在不断的进步。我国的现代文学起源于“”时期，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现代文学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展现民生问题，并致力于反映我国的民族前途和命运。而从形式上来看，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都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随着我国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促进着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忘中华民族的特性，所以其在世界文学界中能够享有盛誉。“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放弃对文学民族化的追求，还积极吸收外国文学中更加新颖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变革形式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民族审美情趣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比如，在鲁迅先生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就曾吸收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但却没有完全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狂人日记》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显著的中华民族特性，所以，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冲破外国文学羁绊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但由于其不注重民族审美情趣，而是更加关注西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所以很难在本民族立足。尽管这些表现形式试图在中国有所发展，但由于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比如，新月派诗群在作品中运用大量华丽的辞藻，将作品的外表装饰得十分美丽，但由于其与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差距甚远，所以最终还是被时代所抛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
虽然我国现代文学的表达手法是从西方文学中借鉴而来的，但其并没有背离我国的传统文化，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是比较重大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中能获得较大的发展。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吸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并融入现代文学中，可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外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优势，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其优势时，能将这些优势充分地利用起来，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使我国的现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历经的朝代很多，无论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并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民族尊严。尤其是在两个朝代交替的关键时期，文人们对这种情感的表达更加急切。现代文学起源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社会改朝换代、动荡不安的时候，文人们主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忠贞不渝的感情，而文学作品的思想则主要受到作者思想的影响。比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屈原的《离骚》、陆游的《病起书怀》等古代文人作品，都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情怀和爱国热情。而在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现代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同时，“五四”运动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才会反封建反专制。而自由平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推崇自由平等。在现代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在贯穿着自由平等的思想，如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由此可见，现代文学中所推崇的自由平等，也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思想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要继续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且在世界文学中也享有盛誉。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发展起来的，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发展中，始终与民族的审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将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中。
参考文献：
[1]白璐.深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J].南风,2015(29):26.
[2]黎保荣.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J].晋阳学刊,2015(3):22-36.
传统文化特性范文5
关键词：清遗民;独特性;文化遗民;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96-02
身处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且不仕新朝，内心对旧朝故国怀有深切眷恋的士人，被称为遗民。遗民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上至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下至清末民初的清遗民。清遗民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代遗民，身处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清遗民，在心态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体现出历代遗民所不具备的独特性。
一、遗民立场的独特性
“遗民”这一概念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故而遗民身份的认定，既要从当事人的政治立场考量，更不能忽视其文化立场的考量。与以往各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的“文化遗民”色彩更加浓重，有学者称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
在封建社会内部，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历代遗民，无须面临文化立场抉择的问题，故而他们对遗民身份的选择，主要源于政治动因，且他们的社会活动也以政治活动为主，故而历代遗民身上政治色彩浓厚，是典型的政治遗民。清遗民身上依然承续了传统遗民的政治特色，但因他们所经历的不再是封建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文化结构的彻底转型，故而使得他们对于“新朝”与“故国”有了更为复杂的心态。他们的遗民立场，不仅仅体现了个人的政治取向，更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
“当一种文化衰落之时，必然会有一种新文化的兴起，那些为旧文化所‘化’之人，在即将兴起的新文化环境里，无法融入其中而深感痛苦，并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或传承那种即已衰落的旧文化。这种遗民，由于其文化情结的根深蒂固，由于其遗民立场的文化含义，使其所有的表达都富于一种文化内涵，”[1]许多清遗民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方面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另一方面因文化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双重因素作用之下，选择了自身的遗民立场。
在清遗民心中，逝去的清王朝更多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让他们能够获得人生价值和自我尊严的传统秩序。清遗民这种强烈的“文化遗民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站在文化立场上，看待旧政权和旧社会。他们难以割舍“旧朝”，更多的是源于对传统社会生活，稳定秩序的眷恋。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他们往日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变化，从而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尤其是那些文化修养较高，并自视为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士人，他们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所重视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而是更看重他们赖以生存的，并从中获取价值与尊严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的兴亡。在他们看来，清王朝对他们来说并非是完美的生活世界，但它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因社会政治秩序变革而引起的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清文化遗民产生的根本动因，因而复兴传统文化秩序亦是清文化遗民的最终理想追求。这种实现传统文化复兴的夙愿，是与现实中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的，是要依托于清王朝――这个传统文化载体的复辟而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清文化遗民必然关注甚至参与复辟的政治活动，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恢复旧社会的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秩序的复兴。
二、文化取向的独特性
民国初年的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逐渐丧失其主流思想地位，被新式文化所取代，而选择依然坚守传统文化立场，拒绝接受新文化的清遗民，他们无疑成为民初社会中的文化边缘群体。在他们看来，民国初年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根源就在于传统文化的解体。沈■植■感叹“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今若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2]被誉为晚清文化怪杰的辜鸿铭，是清遗民的代表，他多次抨击取清朝而代之的行为，认为袁罪大恶极之处在于“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并多次向他的外国友人宣称自己对清朝的忠诚，是源于对中国政教和文明的忠诚。
少数清遗民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即殉节。殉节是历代遗民表达自身对旧朝忠诚的最高方式，是遗民情操的最高境界。令清遗民感到尴尬的是，清灭亡之时，竟无一人殉国。反倒是时隔数年之后，王国维和梁济双双投水自杀，开启了人们对于清遗民殉节的话题。王国维之死，给后世留下了谜团。对于其死因，在他去世后，社会各界有各种猜测。陈寅恪被认为是最了解王维国死前心态的人，他将王国维死的阐释是为传统文化而殉节。他说王国维生当中国文化衰亡之时，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
梁济选择在民国七年（1918）自杀，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轰动。而梁济在自己的遗书中说明自杀原因时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3]“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3]从梁济的遗书所述，可以看出他的死，最终目的不是为一家一姓的天下殉节。民国初年黑暗的社会状况，人伦道德的失序，导致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清朝的覆灭这一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理想与道德价值的覆灭，才使得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清朝灭亡之际，并没有遗老为此而殉节，反倒是时隔若干年后，梁济和王国维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理想与道德价值的崩解而相继自杀，足见晚清遗民对于传统文化的依恋有多深厚，竟不惜以死殉之。
在清遗民心目中，传统文化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无疑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晚清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政治腐败问题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很多清遗民都曾经是维新运动拥护者乃至参与者。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和林纾等人，都热心于维新与立宪改革。清遗民能够接受在不改变传统文化体制前提下，在内部对其进行改革，也认识到了这种变革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一种新的异质文化全然取代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他们将自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全盘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就相当于在否定其自身的生存价值。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既是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更是他们精神皈依的家园。
三、民族观念的独特性
中国近代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主题之一就是抵御外辱，挽救国家危亡。这一历史难题是历代遗民所不曾遇到过的。随着现代民族主义概念的引入，国人对“国家”、“民族”有了全新的认识。梁启超提出了“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小民族主义”内涵为国内民族关系，主要是指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大民族主义”是指中国各民族团结作为一个大民族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关系，他认为中国现在“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4]上述民族主义观念已突破了旧式的“夷狄”观念，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将“大民族”的利益置于“小民族”之上，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
在上述独特的国内国际形势作用之下，清遗民在处理“大民族”与“小民族”问题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和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外来殖民势力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干预，客观上造成了清遗民的主要政治活动――复辟运动多了一种外援。而是否借助外来殖民势力实现匡复大业，对于这一问题，清遗民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一分歧促使清遗民在民族立场上作出了不同的抉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日本是对清遗民复辟运动投入支持最大的国家，“九・一八”后，日本为了便于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1932年在长春建立了“洲国”政权，扶植清朝已废皇帝溥仪出任该政权首脑。溥仪及选择追随其参与建立“洲国”政权的清遗民，为了他们匡复大清帝业的梦想，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实乃民族的罪人。他们的行径，给清遗民群体的历史造成了最大的污点。
这些成为汉奸的清遗民，以郑孝胥为首，积极主张借助日本的力量，完成复辟大业。东北沦陷的消息传至天津后，郑孝胥立即劝说溥仪与日本合作，“昨夕陪膳时，郑孝胥又大谈其开放政策，言之津津。”[5]郑孝胥最终说动了复国心切的溥仪，选择在日本扶持下出任“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对“洲国”政权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精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出任“洲国”总理，一心期望通过这个汉奸政权实现他的王道理想。
郑孝胥出卖国家的行为无疑为后世所不耻，他个人善于投机钻营、极富政治野心的性格是其最后成为汉奸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郑孝胥身上所体现出的清遗民作为中国最后一代遗民荒唐而悲哀的政治命运。郑孝胥希望通过与日本合作，回复王道纲常，从而恢复传统的政治秩序，悲哀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日本选择利用溥仪及其追随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殖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帮助他们复兴大清基业。郑孝胥等人沦为历史的罪人，也充分体现了一部分清遗民并不具备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一家一姓的天下即等于国家，所以在民族立场抉择的问题上，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
应该看到，以陈宝琛为首的另一部分清遗民对于民族大义问题则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溥仪自己回忆说，对于是否赴东北与日本合作一事，陈宝琛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并多次劝阻。“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6]，这充分体现了陈宝琛虽然也一心希望复辟能够成功，但反对与日本合作，拒绝追随溥仪北上。政权成立后，曾经拟定陈宝琛出任“府中令”一职，被陈拒绝。
郑孝胥和陈宝琛同为清遗民的一员，都以匡复清室为最终的政治理想。但在是否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与殖民者合作从而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突破民族大义底线，沦为历史罪人;而后者则更清醒地认清当时的现实，坚守民族立场，值得肯定。这也充分体现了清遗民群体内部个体差异以及生存状态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J].读书，1995（5）.
[3]粱济.粱巨川先生遗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N].新民从报，1903-
10-04.
传统文化特性范文6
［关键词］中国元素 现代服装设计 审美价值 艺术价值
一、前言
在国际性的时装展览上，常呈现出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联系的设计元素，以此体现我国服装的设计内涵。一方面以一种新途径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提高了服装的内在价值，无形中在时尚中缔造民族服装品牌，提高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元素的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富有时代特色，在服装设计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是精神文化与物种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的外在体现，诠释了中国传统审美视角与生活习惯。它以简约、纯真的符号表现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视点，传统文化也是时代服装艺术设计的灵感源泉，是中国服装设计的重要内涵。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服装艺术中的价值体现
1、社会价值
随着时代的高度发展，传统文化艺术得以广泛传播，密切联系人类生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大都呈现出当代人平和、重德的生活方式，无限崇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现代的服装设计试图在视觉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聚集，这就要求服装设计师针对不同地域的受众，根据他们在接受的传统文化时的差异进行分析，设计出能被大众容易接受的设计形式，引导时装设计风格潮流发展。不同民族文化下人们的审美观念与思维方式度不尽相同，同时影响每一代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传统图案龙、凤象征中华民族富贵与气魄，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契合，具有共同的审美意象。
2、人文价值
在服装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符号，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在现代设计中。设计师根据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往往引入中国传统元素中富有象征意义一些东西，如喜鹊、龙、凤等来满足中国服装消费需求，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因此，传统文化中含有现代设计所需要的重要元素。这些设计，丰富了人文内涵，就中国人来讲，这种意蕴是几千年的沉淀，是不可取代的，对于这些形象所传达出来的内容是以中国人的心理审美为基础，从而达到设计的根本目的。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与独特性，不同的传统元素的符号表示也不相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文观念与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方式。这些特性逐渐成为了一种特定的设计语言。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设计师往往通过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将希望、祈福、吉祥之意体现在服装设计上，同时进行适当的工艺处理与制作，并结合时尚流行元素，实现与时代环境的紧密融合。尤其是中国传统纹样，由于它与众不同的表现形式与风格魅力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可升华服装设计的品味。
3、艺术价值
在服装设计中，吸收传统文化元素，可体现精神永恒与独特魅力。东西方艺术构成虽然存在重大差异，但在审美意观念上，相互交融中不断渗透相互影响，大量的西方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从中折射出传统文化元素存在的现代价值。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要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了解消费需求与审美意象，把握时代主流，融入创造性的艺术，缔造中国传统特色服装。
三、结语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多样性与特定性，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中国的造型艺术直接揭示了中国传统的美术观。它与西方美术的形象存在很大差异，西方注重形象的“写实”，而中国注重“传神”，追求意境的超脱。是神似与形似、抽象与具体的综合，作品表现出丰富的审美视角与观念。在近几年来，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可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参考文献：
【1】 孙庆国. 近代中国服装审美价值取向的变迁[D]. 江南大学. 20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