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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投资报告范文1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实践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贡献
扶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以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894家国家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中已经有99.2%的企业建立了企业质量管理制度，90%的企业通过了ISO9000、HACCP等质量认证，69%的企业通过了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或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用于质检、认证、检疫等与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支出非常多并且逐年增加，2009年支出总额已经达到50.43亿元。
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保护资源环境方面的实践
近年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着力控制面源污染，节约农业生产资源，为农业节能减排做出了很多贡献。2009年，“三废”排放达标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已经达到862家，合格率达到96.7%。很多企业通过了ISO14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花大力气进行农产品产量环境建设，还有部分企业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开展节能减排创新。如，好当家践行资源友好型发展、山下湖珍珠集团发展循环经济等。
3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保障员工福利方面的贡献
农业产业化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农民工提供了很多符合劳工标准的就业机会。2009年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270万个，聘用的季节性临时工68.09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临时工年平均工资为8190元，大大高于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很多企业还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通过多种方式，为员工个人发展提供条件。如，吉林敖东“以人为本”保障员工就业福利，不仅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同时保证员工实现自身价值。2.5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的努力近年来，很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契机，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通过产业带动、村企联动、投资推动、科技驱动、服务拉动和外向牵动等多种形式，实现强村富民、村企共赢，为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贡献。如，中粮(烟台)公司在烟台蓬莱开展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并成立烟台南王山谷投资公司，联合烟台当地3个镇13村集体和1980户农民组成烟台南王山谷葡萄生产合作社，按照“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一体化经营模式，集中建设973.3hm2标准葡萄种植园，成为中粮长城高端葡萄酒的原料供应基地。
存在的问题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还要履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保护资源环境、保障劳工福利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5大社会责任。然而，根据对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情况的研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意识不强。为了更好地反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笔者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进行了研究，据调研数据统计，2007～2009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共78家，从中选取60家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总的情况统计如下:2007年，只有两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其中，能够意识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社会责任的企业仅有一家;能够意识到“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还是只有一家。两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都能意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是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没有一家龙头企业意识到“保障劳工福利”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是重要的社会责任。2008年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的一年。一方面，农业部强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有更重大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2008年底，深圳证券交易所明确要求纳入“深证100指数”的上市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的规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此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发出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这一年，沪深两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达到16家。其中，能够意识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社会责任的企业有9家，能够意识到“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有15家，16家龙头企业都能意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是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仅5家企业意识到“保障劳工福利”是重要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龙头企业数量达到4家。2009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有所淡化。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有关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规定以鼓励为主，没有强制性要求。沪深两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仍然是16家，其中能够意识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社会责任的企业有6家，能够意识到“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社会责任的龙头企业有13家，有14家龙头企业能意识到“保护资源和环境”是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有3家企业意识到“保障企业员工福利”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是重要的社会责任，意识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龙头企业数量为3家。
农业产业投资报告范文2
关键词：外资；外商直接投资；农业；产业安全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放开，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量外资进入农业产业，我国农业的管理水平在提高，技术在进步，农业产业也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农业产业链逐步被外资控制，进而控制产业链各环节的定价权，对我国的产业安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一、 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的现状
中国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国家。随着我国政府鼓励外商投资农业，农业外资利用经历了从少到多、由点到面的过程，农业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大幅提高。目前，我国农业外资利用以合资、合作、独资企业为主要形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农业外资利用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我国农业实际利用外资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显示，1997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农业额为6.3亿美元，之后逐年攀升，2002年达到10.3亿美元，2012年达20.6亿美元，比1997年约增长2.3倍。其中，2005年、2006年略有回落，分别为7.2亿美元和6亿美元，比上一年分别降低35.5%和16.5%。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农业年实际利用FDI额增速较快，2009年达14.3亿美元，2010年即增长至19.1亿美元，同比增长33.8%。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每年达数千亿美元，但农业利用外资在全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仍然很小，平均只有1.6%。2012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 117亿美元，其中农业只有20.6亿美元，只占到全部投资额的1.8%。与此同时，农业利用外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近90%集中在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中西部地区农业外资利用相对滞后。这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次序是一致的，也和我国总体利用外资的区位分布一致。农业FDI额最高的是山东省，其次是江苏省，和广东省3省的FDI额超过全部农业FDI额的40%。贵州、宁夏、甘肃等西部省份FDI额比重均较低，合计仅占1%左右。可见，我国农业外资利用虽逐年上升，但在全部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较低，同时地区差异较大，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西部相对滞后。
二、 外资进入我国农业的特征
目前，学界对外资进入我国农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形成共识。但外资在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全方位介入农业，这种过度介入已给我国弱势的农业产业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带来的产业安全风险不容小觑。目前我国农业领域的FDI表现出以下特征：
1. 外商投资重点由传统的经济作物向粮食作物拓展。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除少数行业限制或禁止外商投资外，我国农业及相关行业的大多数领域都是向外商开放的。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外商直接投资农业的部门领域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外商重点投资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从2000年开始逐步扩大到大豆、玉米、水稻等大宗粮食作物。在食用油加工、粮食加工、生猪生产等方面，跨国粮商已经显示出其超强的资本运作和市场操控能力。在棉花、玉米等产业，农业跨国公司仍处在进入的初期阶段。同时，外资并购对农产品加工业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跨国公司开始进入农资产业链，即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生产、营销和服务，甚至在种业领域也开始大规模扩张。全球最大的制种公司美国先锋先后在2002年、2006年和山东登海种业及甘肃敦煌种业建立合资公司从事制种业。由此可见，国际资本和农业跨国公司正在积极参与我国农业产业，且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
2. 外资从原料生产、加工、销售、流通等各环节对整个产业链实行全方位控制。改革开放之初，外商主要投资农业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对农产品的批发或零售等流通环节极少问津。而现在，外资从贸易入手进入农业领域，再进入相关的加工环节，然后向上游和下游扩张，最终控制整个产业链。以大豆产业为例，外资先控制了食用油的销售，随后通过收购或参股国内大型粮油企业，控制了大部分油脂企业，我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的64家被外资控制。外资在我国粮食市场的扩张同样如此，从单一的销售环节开始，收购或建立面粉加工厂等，逐步向育种、收购、加工、贮存、销售、股市乃至期货等整个产业链渗透，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世界四大粮商已渗透到我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各个领域。新加坡的益海嘉里集团利用资本优势和品牌优势，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市场销售和期货贸易等，对我国食用油基本实现全链条控制。在占领我国食用油一半市场之后，又开始觊觎我国米面产业，在东北、江西、四川等大米主产区收购粮食。目前，跨国公司已经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环节形成了控制力，不仅在传统的生产环节加强布局，而且重点争夺和控制附加值高、利润高的生产资料市场和流通市场。至此，跨国公司控制了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流通和科研等各环节，且控制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3. 外资进入农业的主要方式由参股经营转向兼并收购。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主要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投资我国农业，参股经营，分享收益。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政府逐步放开投资领域，对外企控股比例的限制逐步取消，外商倾向于以兼并收购的方式直接控制农业产业。近年来，外资并购国内农业企业的例子比比皆是。2003年摩根士丹利注资蒙牛，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控股双汇，法国达能集团并购汇源果汁，跨国公司并购国内大豆压榨企业，2010年国际四大粮商在粮食主产区并购粮食加工企业，高盛在湖南、福建并购养猪场等。外资用兼并收购的方式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农业龙头企业，我国的农业产业控制权和定价话语权被严重削弱，农业产业安全状况令人堪忧。
4. 外资在一些关键产业已形成控制性地位。我国农业利用外资额一直在增长，但外资大多集中在消费市场广、利润空间大、发展前景较好的优势产业。外资已进入的108家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中，有99家集中在粮油、林特产（含水果）、肉类（含鸡、牛、猪）、牛奶、水产和蔬菜产业，比重达到91.7%。一些产业开放程度高，但缺乏有效的调控，受外资影响较大，代表性的是大豆产业、棉花产业和羊毛产业。大豆是我国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农业产业，大宗农产品进口实行仅3%的单一关税。随着大豆进口量连年快速增长，国内大豆生产受到严重挤压和抑制，自给率只有31%。因为低价大豆大量涌入国内，国产大豆在生产成本日渐攀升、国内需求旺盛的背景下，价格不升反降，农民种植大豆热情不高，中小加工企业纷纷停工，大豆产业几近崩溃的边缘。最让人担忧的是，我国大豆加工企业的85%已被外资控制，我国已基本失去大豆压榨能力的控制力。总体来看，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产品市场集中度不高，国内龙头企业无论在资本、技术、品牌或管理方面均无法和跨国公司相提并论。外商凭借其资本和品牌优势对龙头企业进行兼并收购，从而控制关键产业的产业链，并形成行业控制性地位，可以预见，我国未来的产业调控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三、 外资进入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1. 外资进入挤压了当地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空间，影响农民收入，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设立外资企业，大量进口国外低价农产品，打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例如，2000年以来我国大豆消费量持续增长，需求旺盛，随着国外低价大豆大量进入国内，国产大豆仍然面临“卖难”的问题。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豆农手中积压近500万吨大豆，与此同时我国大豆进口量为798万吨，大豆市场价格下降6.9%，农民损失高达35亿元。农产品价格低迷不仅影响农民的当期收入，还影响农民下期的生产决策。长远来看，价格低迷会抑制农民采用新技术和追加生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支农惠农政策的正面效果，对农业、农村的发展不利。若长期价格低迷，农民会减少种植面积或养殖数量，最终将导致产业的弱化或消亡，产业将畸形发展。
2. 外资进入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吸纳就业和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农业中小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技术、管理、资金等较落后，如果允许外资不加限制地进入我国农业，众多缺乏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的结局，民族产业无从发展。同时，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提供就业岗位最多的市场主体，对农民向“市民”转变，推动就地城镇化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农业，不仅不利于促进农民工就地转移也不利于民族产业的培育和成长。国内农业仍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大多数企业仍以原料生产和低水平加工为主，位于价值链的最低端，话语权不足，利润空间较小。外商通过兼并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并在重要产业控制了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进而在农业的资金、原料供应和产品供应等各环节牢牢把控着定价权、采购权和销售权，国内企业进一步丧失主动地位。如果外资并购进一步发展形成垄断，那么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而且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进而制约国内农业企业技术进步和成长壮大，处于发展初期的农业产业将无从发展。
3. 外资进入不利于我国农业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获得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后，牢牢控制着企业内部的技术研发，将其基础性和关键性的研究放在其母国进行，在中国只是辅的研究，从而实现其对核心技术的持续垄断地位，大大延缓了农业技术在中国的扩散和溢出效应。新企业不管在资金、技术还是管理上，必须完全依赖外资，自主创新能力被弱化，不利于农业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推广使用。
4. 外资进入给中国粮食供给带来潜在风险。粮食是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在国际市场上经常成为国家间的政治工具。中国是13亿的人口大国，大宗粮食供给依赖进口是非常危险的。跨国公司一般先并购国内农产品加工企业，从而进口大量低价国外农产品，挤压中国农产品市场，造成中国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大豆就是典型例证之一。自2005年美国转基因玉米获准进口后，中国玉米贸易形势逆转就已拉开序幕，2010年玉米进口已达157万吨。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最新数据，2013年玉米进口量将大增85%。我国大豆、玉米等产业连年不振，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若我国粮食供给失去独立性，很可能被外国作为政治要挟的工具。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外来资金的支持，但外资进入对我国农业的渗透和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引起各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产业还非常脆弱，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何在有效利用外资的情况下保护农业产业、防范产业安全风险是我们必须重点面对和探讨的问题。
四、 对策和建议
1.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关于外商投资农业的相关规定，尤其是细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商投资的鼓励、限制和禁止领域做出明确规定，确定外商投资农业产业的开放重点和次序，使外商投资农业的领域和我国的农业发展政策保持一致，从而进一步规范外商投资农业行为。对于粮食，如水稻、玉米、肉制品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应进一步细化限制或禁止的措施。完善《反垄断法》，强化农业领域的涉外垄断法规执行，加强对农业产业的涉外垄断审查和监管，引导外商投资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农业产业安全环境。
2. 建立农业产业安全审查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外资并购农业企业的监管和审查，尽职调查并购公司，弄清并购动机，防止恶意并购，严格管制外资的非正常并购，并建立外资并购农业企业报告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外商准入和并购影响专家论证制度，对外商并购的诚信及业绩、行业发展和经济安全进行全面评估，防止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造成实质性影响，引导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3.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大国家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产学研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才能保持关键产业的相对独立和竞争优势，进而维护产业安全。进一步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度，才能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在国际市场上和外资企业分庭抗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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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农村发展新阶段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号：201104）。
农业产业投资报告范文3
从年到年，通过扶持发展，全市新发展市级以上特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5户，总数达到55户，其中省级龙头企业达到10户以上；年销售收入达到20亿元，实现增加值5亿元，年均增长18%；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6户，千万元以上的龙头企业达到30户。
二、扶持原则
（一）龙头企业主营产品属于市委、市政府确定的特色农业产业范围，具有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并具有市场前景和开发潜力。
（二）龙头企业管理制度健全，标准体系完善，经营机制灵活，具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三）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通过订立合同、参股入股及其他合作方式，收购产业基地农户的产品。
（四）对加快产业化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五）对周围环境不造成污染。
三、扶持范围
（一）市级及市级以上龙头企业主营产品加工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项目。
（二）加工农产品年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龙头企业产能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三）当年形成固定投资规模一般在600万元以上，银行贷款规模在300万元以上的项目。
四、扶持方式
（一）以奖代补。凡被认定为国家级龙头企业的奖励10万元，认定为省级龙头企业的奖励5万元，认定为市级龙头企业的奖励3万元；凡龙头企业产品获得中国驰名商标，每个奖励5万元；获省级著名商标，每个奖励3万元；凡通过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或HACCP食品安全认证的，每个奖励2万元。
（二）贷款贴息。根据项目贷款额度及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确定，贴息期限一般为1年，贴息额度最多不超过50万元。
（三）无息借款。按照《市灾后重建工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列入灾后重建规划，落实了自筹资金，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按照《办法》的规定，以无息借款方式用于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到期收回，滚动使用。
五、资金来源
从年起，市财政在预算中每年列500万元，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每年的使用计划由市特色农业产业办会同市财政局、工信委共同制定，报市农业产业领导小组审定下达。
六、保障措施
1、严格报批程序。市特色农业产业办根据市上确定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方向、扶持重点和区域布局，以及年度财政扶持资金安排情况，给龙头企业下发申报项目指南。龙头企业向所在县区特色农业产业办提出扶持项目和扶持资金额度申请，同时提交《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标准文本》等申报材料。各县区特色农业产业办按规定程序审查后统一上报市特色农业产业办和市财政局。市特色农业产业办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县区上报的项目进行汇总、审核和筛选，形成初审报告，提交市农业产业领导小组审定。市特色农业产业办根据领导小组审定意见，向县区特色农业产业办和相关龙头企业下达项目批复文件。
农业产业投资报告范文4
建设绿色环保型农业产业化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方法，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产水平的有效途径。在发达国家粮食、牧草、肉类产品出口量较大，因为它是再生能源，而我们却面临着一方面百姓的餐桌上肉类食品供应不足，而另一方面生产肉类的原料被无辜浪费。通过对我市农牧业生活资料市场调研发现，我市猪肉生产和牛肉生产自给量不足，生猪生产和肉牛、牛奶生产发展潜力很大，近来由于生猪价格上涨，造成猪肉价格上涨过大,猪肉的供给已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热门话题，通过调研发现我市的玉米秸杆和小麦秸杆没有被很好的利用，近百万亩玉米秸杆焚烧于野外，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给人体健康带来危害，同时给交通安全带来隐患。用玉米秸杆作为牧草的养殖业还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因此建立清洁和谐、充满活力的循环经济意义重大。通过改革创新、探索发展，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降低养殖业生产的养殖成本。畜牧、农业、水产养殖业有机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发展现代绿色农业产业化体系的必由之路，通过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土地适度的规模经营，因此可利用一场、一地，建设一井、二池、三舍的养殖模式，供给二百至五百亩地的有机绿色环保农业生产肥料的农业生产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一、可行性技术
通过人工实验，鸡粪、牛粪经过加热消毒，杀死寄生虫和虫卵，祛除有毒成分—氨，可以用做饲料进行养猪，猪粪可以养殖蚯蚓和生产沼气，蚯蚓可以养殖甲鱼、鳝鱼或喂鸡，蚯蚓的粪和发酵过的沼液是生产绿色蔬菜和粮食的优质肥料，沼气可以作为能源利用，生产的粮食和植物的秸杆可作为饲料和牧草养鸡和养牛。
二、技术实施规划
通过这一生物利用能源的链条，进行科学规划，建设一现代化畜牧养殖场，场房内采用多层框架式结构，以利于节约土地和有效利用空间，场房内上层设有现代化蛋鸡养殖舍和现代化生猪养殖舍，下层设有现代化奶牛和肉牛养殖舍，场内设有饲料加热消毒设施，建一沼气池用于猪粪的发酵利用和能源供给，沼液的出料口和农业用浇水井相邻，以利于沼液的利用，建一水产养殖池养殖鳝鱼或甲鱼以利于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益，在场房前后的空闲地带用塑料薄膜建小拱棚养殖蚯蚓，为鳝鱼、甲鱼和鸡提供饲料。
三、经济效益预测分析
按照鸡：牛：猪数量400：1：20的比例进行养殖，以10000只鸡的养殖规模计算，鸡每天消耗饲料2500斤，牛消耗饲料500斤、饲草750斤，饲料按1.10元/斤、饲草按0.10元/斤，共计日饲料成本3375.00元。料蛋比按2.30、料奶比按0.5、料肉比按3.0计算，鸡每日可产蛋1087斤，牛可产奶1000斤，猪每日增重400斤。鸡蛋按3.20元/斤、奶按1.00元/斤、生猪按6.00元/斤，共计收入3478.40元+1000.00元+2400.00元=6878.40元。据资料介绍，在3平方米的池子里养殖蚯蚓，温度控制在15。c—30。c，可养十万条蚯蚓，一年增殖近千倍。有资料称养殖鳝鱼每平方米水池放养100—150尾，水深30厘米，年增重30斤。另外再加上蔬菜、粮食产生的经济效益，综上所述，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四、措施
1、投资方式。 深入调研，科学规划，由龙头企业投资进行企业化管理，树立品牌形象，提高竞争力，增强带动能力。首先应创造条件，重点扶持与农户关系密切的乡镇企业，要鼓励城市中的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形成“重量级”的龙头企业，以发挥其资金雄厚，管理基础好，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势，其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等各类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并运用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
2、强化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方式选择至关重要，企业需要稳定的原料（粮食和农业桔杆）供给，农户需要稳定的水肥资源供给和农产品销路，这是双方建立利益联结的客观基础。利益联结机制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要能调动各方面、各环节的积极性，要贯彻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要通过各个环节，实现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利益一体化，从长远看，龙头企业应该拿出部分利润，通过兴修农田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返还给农户，增加农户的收入，这样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反之龙头企业以老大自居，以短期行为和不规范的趋利行为使农户蒙受损失，则农业产业化发展势必要失败。要完善利益分配机制，还需要加强价格指导，用经济的，行政的手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
3、完善有利于农业产业化体系发展的外部环境。发展绿色环保型农业产业化体系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工商、税务、财政、金融、农产品补帖、法律等政策，来改善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建立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
销售市场，加强对市场通讯、交通、金融、信息等方面的配套建设，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同时可通过直接财政拨款、贴息贷款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投资报告范文5
河南作为产粮大省，一直受困于两个难题：“卖粮难”，“卖原粮”。在寻求解决这两大难题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公司＋农户”模式一度被寄予厚望，但在现实中，由于公司与个体农户间的利益机制存在天然缺陷，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诞生于河南项城的“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的新机制有望有效地解决“公司”、“农户”之间的利益机制问题，使二者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受到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课题组”对项城农业产业化新模式进行跟踪调研，并对此模式给予总结，形成了河南项城农业产业化发展调研报告。
河南项城“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运营模式的雏形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制的前提下，将“家庭经营”转变为“公司化经营”，一方面使单一农户生产向集约化经营转变，实现“增产、增质、增值”，从而使农民乐意参与到农业产业化中来；另一方面，使广大农户成为真正市场化并具有谈判能力的主体，与当地龙头企业进行平等沟通、稳定合作。这种新的模式重塑了“公司”与“农户”的关系，使二者相得益彰、如鱼得水。2008年以来，项城老城乡农民李天祥等，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发展战略课题组”特约专家李怀清的指导和带领下，从100亩小麦、50亩芝麻的试验开始，尝试这种新的农业运营模式。该模式通过成立农业服务企业与农民签订合同，在农资及耕作服务等投入费用比市场平均投入低10%的前提下，保证粮食产量增加10%以上。随着效益增加明显，周边农民自发地进行了更多的试点。如今，这一模式已经在附近几个乡镇迅速推开。其中，同时包含土地流转、农地服务两种运营方式的汾河湾农业合作社成为其中的一个典型。汾河湾农业合作社的合伙人表示，过去，收获后小麦市场价比合同价高了，农民不交粮；比合同价低了，农业企业为降低市场风险就趁机压质压价。最主要的是，企业违约了，农民告不倒；农民违约了，属，企业又没办法。“过去的‘公司＋农户’模式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一位专家曾分析说，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机制无法调整。要么就是企业赚了农民赔了，要么就是农民赚了企业赔了，它不能建立一个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两者中的利益没找到一个均衡点。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表示，不否认农业龙头企业对农业产业化顺利实现所起的核心作用，但必须强调的是，仅有龙头企业是不够的。在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中，农民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在李强看来，“公司＋新型服务公司＋农户”的项城模式有望促“三农”问题破局，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意义重大。他认为，该模式不仅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以涉农龙头企业带动的中小企业群，用现代企业发展的经营理念，依照法律框架和市场机制运作农业产业，可以用显著的粮食增产来解决国家的粮食安全；用农产品质量提升和企业专业规范的产品加工与市场成熟运营机制来提高食品安全等级；企业化专业涉农服务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浪费的减少成本的节约，规模效益的增加，产业资本介入对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改造方面，都将会在构建我国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阳：28万亩土地“易”主16万农民“变”身，土地流转实现农企互利共赢
2010年4月，山西客商郭长青，投资3亿元，建起了今鳞生态农庄，租用了永和乡庞湾村的1300亩土地，发展温棚蔬菜等高效农业，并返聘租地农民作为产业工人。此举，不仅实现了高效农业的规模化发展，而且仅半年时间就使这260户农民户均比种粮食增加收入4000元。
农业产业投资报告范文6
[关键词] “三农”问题 城乡经济一体化 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分化和发展不和谐问题凸现出来。其中城乡分割、工农失调与城乡发展不和谐不仅是国人关注的“三农”问题的实质，而且也关系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探索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出路。
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我们在解决“三农”及城乡一体化等问题时面临着极为沉重的体制障碍。一方面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人多地少，资本积累与投入不足，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量资金源于农业积累、农业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约束下，“三农”问题不可能单纯靠中央转移支付和从农业内部得到解决。本文就实施城市工商业向农业产业的渗透和扩散，最终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农业发展的金融支持
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资本困境，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下降，两者的脱节和摩擦更加严重。在讨论反哺政策时，总是强调向农村、农业“输血”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地培育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另外，由于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信用质量低下，民间金融萎缩，农业产业缺乏竞争优势，因而汲取资金的能力极其脆弱。相反，由于工业相比于农业具有普遍的比较优势，农业资本从农村“外逃”至城市经济。这表明农村金融的脆弱性极其严重，其影响农村金融体系的造血和输血功能。为此加快金融体系创新，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困境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制度改革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对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现有的政府主导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出现梗阻现象，通过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种手段建立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地区的发展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持
农业发展必须走科技之路，这是我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选择，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自身选择。基于我国科技对农业支持的现状、特点和趋势，结合国外和农业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我国应主要强调生物技术、化肥技术和农药技术以及农产品加工技术对农业进步的影响。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农业项目科技进步基金；重视农业政策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技术推广的影响或作用；建立和形成对农民进行有效技术培训的制度保证；建立农村科技合作网络；加强农业技术专家的队伍建设。通过科技支农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科技农业，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三、农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配置
由于体制的、历史的、制度的原因，“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和惯，使得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不足，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少且逐年递减，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薄弱。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农民“因病致贫”现象严重，使得更多学有专长的人寻找一切机会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人才短缺制约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科技的进步与应用，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层次造成不利影响，从根本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鼓励城市学有专长的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到农村发展，实现城乡知识、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的共享，优化城乡劳动力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城乡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建立合理的投资机制将对促进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农村的发展不仅依赖传统农牧业，如种植业、养殖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而且还应引入新型的农业部门，如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无土种植农业等，融生产、生活、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从而在传统农业内部发展出一个多功能、多形态的农业集成体系。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扩大和开放型经济的纵深发展，农村经济结构、主要农产品供求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在区域上呈现了差异，因此，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使农业产业结构向市场纵深发展；农业经济向第二、三产业渗透，构造组织体系与生产经营方式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农业自然力的比较优势，通过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
五、农业产业化与组织创新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综合经营体制，是城乡互动和彼此协调发展并不断向外溢出技术、扩展社会资本的动态过程。借助一系列中介组织（如农业种植协会、龙头企业等），把各类产品链、产业链、价值链延伸到市场，才能在农民、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异质型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并从农业内部发展出不同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型，最终彻底解决 “三农”问题。其中，产业链的构建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环节。从制度和组织安排的方式上看，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合作社和“公司+农户”。合作社大多是中、小农户自愿联合，集体加工或销售。“公司+农户”模式一般是以经营农产品加工和购销业务的公司为核心，吸收附近农户组成生产基地，实行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总结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探索最优组织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组织;中介组织带动型组织;专业市场带动型组织;主导产业带动型组;科技带动型组织。
六、工业反哺农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我国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在反哺过程中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工农协调、城乡统筹发展的“反哺与互动传导机制”，把反哺看作是“直接反哺”和“间接反哺”的统一。前者是“政府有形之手”通过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改进农村公共设施，实施优质的主粮生产区工程。后者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通过农业产业化政策，培育农业的自生能力。与此同时，政府采取贷款优惠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民、农业和农村提供知识、技术和产业服务，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工农产业的协调发展。间接反哺是把以农业、农村为依托的农业产业延伸至城市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与以城市工业为依托的向农业产业渗透和扩展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联接起来，更侧重政府产业引导下的市场的无形之手对专业化和分工体系的调节作用。探求工业和农业发展的互动机制，是转轨条件下中国农业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举措。
七、城乡土地统筹与土地合理流转
从我国国情出发，分析和把握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耕地同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妥善处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土地占用之间的关系；协调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关系；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与保护农民利益的矛盾；在不同所有权条件下，消除地权歧视，统筹发展城乡土地市场；建立土地集约利用长效机制；实现农村产业组织与农地产权制度有效结合，维护农民权益的问题。
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需要新思路，需要超越单纯的工业发展优先的认知范围。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通过多渠道支持，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产业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产业的自生能力。和谐社会的建设呼唤中国的全面转型，推进社会全面转型，而不是单纯地一味强调经济转型。优化结构，统筹城乡社会与经济发展，这对于提高城乡社会和谐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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