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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1
【关键词】个体化;农村;宗教发展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已成为乡村个体化的需求，乡村个体化也为农村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个体化的出现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乡村的个体化形成推动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本文就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问题进行以下研究。
一、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现状
（一）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随着宗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世俗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日益严重，当代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仅通过宗教本身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中追寻答案，不能单一从宗教本身性质方面进行探讨，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点的重要性，将视线拓展到社会中，综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促进了农村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现状。
（二）以基督教为主要的
在农民生活的流动性为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据基督教本身的特点而言，基督教组织性极强，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强了信徒的归属感，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提升了教会信徒的凝聚力，并通过极强的传播性从而够成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其教会内部，信徒相亲友爱、团结互助，富有极强的归属感。乡村个体化在促进基督教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基督教自身的特点与农村个体化的融合，为基督教契合个体化农村社会需要创造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大多选择基督教为重要。
（三）多种并存现象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较为多样化，基督教、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等遍布城乡社会，通过其组织结构的严密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促使的传播更加广泛，进而形成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近年来，为给行动不便、年老体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许多农村地区频繁的出现家庭教会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集会的形式，通过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缓愁闷、焦虑的心情，家庭教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体更加团结，随着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多种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
（一）个体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督教在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在个体化之前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广泛推广，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理念得以改变，农民逐渐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转变为认可。个体化的出现，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将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加强农民选择自由的意识，由于农民在信仰上逐渐实现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从社会角度分析，个体化便是造成基督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个体化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中国农村的宗教主要属于分散性宗教，当代社会逐渐趋于个体化，中国原有传统的理念以逐渐消散，在此时期，的自由性得以实现，新兴宗教成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中，基督教在农村宗教市场占据强有力地位，在众多新兴的宗教中，基督教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在个体化的村庄里新兴宗教得以崛起。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历史关联性极强，个体化的出现为新兴宗教提供转变的契机。
（三）个体化与农村宗教组织的关系
农村宗教组织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化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组织在农村体系中并不被看好，农村居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发展状况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得到巨大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渐开放，乡村体系个体化之后，人们不再干涉他人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主要靠各个阶层的领导解决问题，进入个体化后，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体化将意味着传统意识的消失，使人在行动上得以自由，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教组织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结语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农村实现个体化发展，为宗教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农民应保持理性对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信仰，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过了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结论：个体化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晓荣.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12（02）：155-159.
[2] 洪艺郡.当前中国农村宗教问题研究综述[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03）：39-42.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2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村镇规划；探究
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以及劳动争议都是引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征地拆迁是近几年来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是原因，该种原因导致农村社会，，矛盾现象十分突出。政府不能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只是一味的进行压制，对社会以及经济发展都有十分严重的影响。农村发展以及城镇规划建设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途径，因此相关领导以及责任人一定要提高对村镇规划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新农村建设与发展。
一、社会管理创新趋势下的新型村镇规划
特殊性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显著特征，我国为促进城乡发展，实行一系列制度，例如城乡二元体制等，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在某些方面仍然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共性。国家建设以及社会契约是西方国家在实际进行发展时采取的主要政治思路，发展中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不断发展工业化以及现代化，最终导致农村在实际进行发展时也出现相关的国家建设特征，也可以说是由政府对空间规划以及工业化进行指导，这不仅是我国农村建设的未來发展趋势，也是全世界人民在发展时体现出的未来方向。现阶段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建设思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创新，从真正意义上促进社会以及经济发展。
1.村镇规划主体以及规划方式的变化
政府、专家、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完整的规划主体，在实际进行转变工作时需要上述人员一同参与完成。政府推动、专家制定规划是传统的国家建设思路下村镇规划的主要形式。我国自从20世纪初期就对规划方式进行一定的改变，民主规划应运而生。但民主规划不是指在进行规划工作时完全交由民众进行，而是需要各部门一起协调合作完成。规划方式变化主要是由规划主体变化所决定。新型的城镇规划工作逐渐摆脱传统的国家建设思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化，该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2.规划内容与规划观念的变化
规划方式从“国家建设”向“社会契约”的方向发展，这也使得规划理念与内容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国家建设”思路下，规划内容是以空间规划和建设为核心，并直接为工业化、国家利益服务。而在“社会契约”的规划方式下，规划理念转变为以地方和民众利益为重；相应的规划内容则从单一的空间规划演变为社会、经济、文化与空间等共同构成的综合性规划。实际上，村镇规划已经成为了广义上的社会治理。
（1）社会发展：成熟的社区是社会能够得以自治的基础。西方理论很早就指出，具有相同兴趣的人组成社团，是地区自治的基础。只有使得村镇居民具有地方的归属感和主体性，才有可能实现由当地居民主导的具有地方性的发展。因此，村镇规划的首要任务是形成并发展农村社区。早在2000年，国内的规划师即提出小城镇规划的根本任务是社区发展。针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实际状况，农村社区发展的首要任务即是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2）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持久是村镇得以发展的根本。“国家建设”思路下的村镇经济发展基本是以现代工业、土地开发为主，忽略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及利益的本地化。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应以村镇地方社区为基础，进行地方本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地方经济的特殊化、特色化是重要的、不易的课题，但却必须要面对。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完成工业化任务，而不是孤立地推进工业化；并处理传统工业化道路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这样的规划理念下，村镇规划应转变规划方式，不再仅仅是规划工业区和招商引资，而应着重引导地方社区对所在地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再利用和发展，积极推进地方特色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将重心放在对地方产业创新力的培育上。
（3）文化与空间发展：“国家建设”思路下的村镇空间规划是村镇规划的重心，其本质是对城市集中空间的开发。而在“社会契约”的新型规划下，村镇空间规划的核心应放在保存农村的文化与空间特色上；村镇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则是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
二、村镇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
空间规划始终是规划师的技术核心。对于新型村镇规划来说，社会、经济与文化规划先于空间规划进行，而空间规划的部分则仍需要规划师及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新型的村镇规划不再以城市为核心，而应首先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保持农村的特色文化与空间资源，物尽其用。这个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规划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城乡资源的整合与空间结构规划。城乡空间包含城市、产业、村庄、农田、水源、林地和湿地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村镇空间规划需首先完善各类资源的空间分析，并进行各类资源的发展策略与空间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城乡资源贯通开敞发展的空间骨架，完成各项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整合、在城乡之间的互补和自由流动。
（2）农村特色空间的保存。农村特色空间，是指农村分散的自然形态，也指农村特色的文化、社会与空间资源。在空间结构规划的基础上，新型村镇规划尤其强调对村庄、农田和林地等农村特色资源的保存与利用，切不可采取在“国家建设”思路下以城市为中心、“消灭农村”的发展方式。
（3）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城乡—体化规划。城乡空间的内在结构是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基础。其中，基础设施包括路、电、水、气、信息和生态环保等设施，应逐步从城市向周围农村地区延伸；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培训、养老和保险等，应逐步取消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并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均等化和—体化。
三、结语
就空间规划来讲，新型的空间规划，应转变规划实施的主体和内容。规划应从政府主导向地方社区自主转变，并寻求政府、专家、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共同行动的多元合作模式；规划内容应以培育地方社区与经济为首要任务，并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保存农村的特色空间，探索并实现城乡资源的整合、流通，促进村镇因地制宜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正良.社会管理创新趋势下的新型村镇规划研究[J].大科技，2015，29（2）.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3
关键词：非农化；农民意识；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发展生产、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建设文明乡风、改善人居环境，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为视角，针对已经分化为“非农社会阶层”，但仍居住于农村或城郊并作为人口主要结构之一的“非农化农民”为对象，探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以期为从培养新型农民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非农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我国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两大特色。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非农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人不只是单纯职业上的变迁，而是随着职业变化逐渐形成一些不同社会地位、声望和不同利益的群体，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非农劳动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民，而是一种职业类别，非农劳动者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或等级。在非农化的趋势下，农民的流动空间、职业选择和社会接触迅速扩大，传统农民意识和农村家庭结构也处于多方面的冲击之中。非农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农业劳动者比例大幅下降
据统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新增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还在继续增加，传统农村劳动者在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二）一对多分化
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非农化趋势也因而呈现多样化和多层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
（三）向城市集中
随着城镇发展和农民流动的扩大，非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形成“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1995年，进城的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2002年达到9400多万人。根据我国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我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
（四）优质分化
能够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技术装备和管理知识。因此，同样是农民，非农民已经趋近于现代农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化”和“农村家庭质变化”两大趋势。农村社区化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民经营自扩大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质变则是更为复杂，它包括：家庭核心功能的变化；农民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界面扩大；家庭消费结构多元化；家庭决策的变化。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力”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5.26%；认为“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的占70.2%。“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66.1%，“妻子说了算”的占1.9%；“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10.7%，“各人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的占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农化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的占21.2%，以“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14.4%。由此看来，尽管“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可作为衡量农民“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1995年导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577.74元增长到2622.2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310.36元增长到1943.30元，除1998年和199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交通通讯费迅猛增长；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费”，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四、现代意识的生成
开放意识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风险最小化”。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的最大障碍。非农化发展，虽然未必是“背井离乡”，但一定距离的区域流动往往不可避免。对中国农民而言，区域流动往往只是职业的选择或基于生存危机所做的突破，但其前提必须首先克服“背井离乡”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因此，非农化基本上是对农民“反风险性格”的直接挑战。
农民风险意识的转变主要来自外部客观因素。改革以来，农村的内部就业空间急剧缩小，我国开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资金投向的限制，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锁状态被打破，促成农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需求增加，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价格明显提高，加上产业分工加速，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相对提高，在农业间比较利益不均衡的状态之下，农民的风险意识也产生明显的质变。
在城乡二元地域壁垒被打破之后，常年禁锢于土地和简单生产模式下的农民，开始兴起浓厚的“外闯意识”，传统的“宿命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在摈弃平均主义思想后，农民贫富差异观念开始增长，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都相应发生改变。
（一）外闯意识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或所得高低的不同，农民普遍产生“到外面世界闯一闯”的意识。根据对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一项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2%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占34.9%和20.8%。当然，所谓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等于“现代意识”，农民有机会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意味农民已具有开放意识，还须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的生产决策已逐渐由“风险最小化”向“风险最大化”转变。
（二）进取意识
进取意识在此界定为“自我努力”、“机会捕捉”与“生活成功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因此进取意识应包括“非宿命论”和“风险观念”两重心理动力。进取意识是农民传统性格与现代性格强弱对比的标志。从心理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社会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经商和做工的经历，使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增长，在自己和命运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农民的乏力感已大大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信命运，甚至对城里人也不以为然。农民的“自我成就取向”的态度已经形成，由于乡镇工业已有较大机遇选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农民也懂得捕捉社会转型的各种机遇，使个人努力与外部机遇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三）贫富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贫富差距与非农化、农民流动和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是一组因果相关、并生伴随的现象。“非农化”社会转型必然因各地区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成员的多种复杂原因，而使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
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今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3，2000年为0.32，2004年为0.34。而城市居民1995年基尼系数为0.29，2000年为0.26，2004年为0.29。一般而言，脱贫致富是农民大胆创新的基本动力，但对于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总是持“不公平”心理，这是农民对待贫富差距的主要心态。
五、结论
正如前述，非农化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第一个主轴。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也带动并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若干实证研究可以看出，非农化农民正处于一个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农民的世界观与生活价值观已经逐渐剥落，现代意识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这些年的洗礼，广大农民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观念不断更新，现代意识日益加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朝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化方向转变，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陈旧的观念仍然在农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些旧观念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进步。因此要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加快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的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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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4
关键词：农民流动、社会意识、社会变迁、农村研究、中国
社会意识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1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小农观念，是农村社会意识的主要表现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日益增加，农村的社会意识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村社会意识的变化与农民流动之间又是否存在何种关系？这些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20个样本村实证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从农村文化意识、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变化状况入手，来初步解析农民流动与农村传统社会意识变化间的关系。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5
摘 要 中国农村已经涌现了大量的精英人物,其中经济精英是农村发展所必须依赖的人才。然而目前农村经济精英面临了诸多问题,其中“边缘化”问题值得关注。本文以黄冈市X村经济精英状况研究为例,分析了经济精英边缘化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 经济精英 边缘化 孤立 流失
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保证中国这一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农村方面的有力支持。然而不同以往,中国农村在新的时期已经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并且谨慎地对待。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任何时代精英都是社会发展的带头人和领导者,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农村社区中的精英正是这样一群可以充当农村发展带头人的人才。仝志辉在《农民选举中的精英动员》一文中对精英进行了定义,“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就可称为精英。”在分类上,受马克思・韦伯“三位一体”分层理论的启发,王汉生又把中国农村的精英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我们在本文中关注的就是经济精英。
本文的研究对象X村是位于湖北省东部L县的一个村庄。L县面积约2144平方公里,人口60万,下辖7镇5乡411个行政村。2005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21.95亿元。X村是该县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全村有21个村小组,867户共3278人。耕地面积1980亩,其中水田1420亩,旱地560亩。该村是典型的外出打工型村庄,近三分之一人口外出打工,一个人一年的打工收入大约是20000元。
一、“边缘化”的界定
所谓“边缘化”就是指非中心,非主流,或者说是被主流(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主流经济)所排斥,所不包容。简单地解释也就是从中心和主流逐渐被移除而走向非中心、非主流。目前学界对农村精英流失的问题研究很多,与单一的流失问题研究不同,我们这里提出的边缘化经济精英不仅包括流失的精英部分,也包括仍然居住在农村却被大众所排斥,处于孤立地位的精英部分。我们认为在分析问题时,这两部分人群都应该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中来。
二、X村经济精英边缘化的现状
X村存在一些非边缘化的经济精英,他们既和村里的领导们关系密切,又能与广大村民打成一片,但是目前该村经济精英更多的是下面的情况,而这也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地方。
一部分经济精英虽然仍居住在农村,但是与周围其他人相比,他们往往“自立门户”,与普通村民的住房有很大的距离,并且房屋建设质量明显高出一截。他们的田地出租出去,自己也不再从事传统的农活。他们与邻里来往很少、关系冷淡,更不用提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味了。这部分人属于边缘化精英中的孤立部分。
一部分转向邻近的乡镇。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即是一个有些规模的城镇,这个城镇吸引了X村有一定能力的经济精英,他们在这里做起了生意。比如说一位搞基建工程的张姓人家在邻村的镇上盖起了三层房的住宅楼,一位搞建材的王姓人家在公路旁的显要位置开了门面房等等,他们渐渐成为了镇里人。我们在村中对一些经济精英进行调查时经常会扑空,原因就是很多人都已经搬离了原来农村的老家而住进了镇里。他们与村里的联系很少,除非重大或者必须出面的事情才会回村。符合这种情况的X村经济精英最多,他们属于边缘化精英中的流失部分。
还有另一部分更加有实力的经济精英搬到了更远的县里甚至是市里,做起了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这样的例子在X村也有很多,他们与村里的联系最少,只有偶尔才会回村看看。他们也属于边缘化精英中的流失部分。
三、X村经济精英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村委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疏远了,在许多方面村委会听不到群众的心声,工作上更多的是流于形式而缺少真正利民便民的举措。农民也把村干部当成基层官员,对于他们更多的是客套与敬畏,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变得拘谨和顾忌。因此对于现在的农村社会网络中的关系而言,由原来各个个体间存在密切关系的“无洞”结构成为了某些个体间存在直接联系而某些个体间不发生直接联系的“有洞”结构。按理说,这些“结构洞”正是给了那些比常人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经济精英以用武之地,他们可以在村民与村委干部日益疏远的关系之下充当一定的信息传递和资源交流的媒介,从而谋求自身的利益。然而现实为什么是X村经济精英失去了自己的优势,渐渐地被边缘化了呢?
一方面是“唯官员论”,即唯上不唯下思想的影响,这使一部分精英被孤立。X村缺少民主,村庄管理行政化与官僚化,村委会的行政管理模式既提供给那些相对于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具备更加灵活和敏锐头脑的经济精英在解决某些问题上的可操作性,又带给了他们“唯官员论”的思想。刘德忠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经济精英》一文中指出“拥有社会资本的农村经济精英,总是期望自身的资本在市场中得到回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是资本的属性决定的,也是经济精英的普遍心理。”作为体制外的农村经济精英为了寻求自身的利益,总是试图与体制内的精英人物即村干部进行联系。他们把“朝中有人好办事”奉为圭臬,认为和村干部搞好关系可以让自己的一些事情受到关照,甚至日后自己也可以进入村委。但问题是他们在紧跟领导的同时忽视了更广大的普通民众,唯上不唯下,这往往使自己受到孤立。我们了解到X村的村委会有很大的权力,经济精英在办理一些事情时是绕不开的,自然他们也就会与村委会搞好关系。相反,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广大村民在处理村庄事务时没有发言权,也就得不到了经济精英的重视。如果X村的民主水平不能够提高,村民不能真正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村庄的基层权力始终被行政化与官僚化地行使着,经济精英的“唯官员论”就始终有它生存的土壤,村民就不会被精英们所重视,而精英们也会因此被孤立,他们自己就会把自己推向边缘化。
另外,城乡生活的差异又会带来X村经济精英的流失,有学者已经指出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是农村精英流失的内在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别逐步扩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城乡差别凭借惯性仍然会持续下去,这给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在X村,村路虽然得到改善,但是组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山路崎岖。同时老年人文娱场所,小学生教育条件以及医疗卫生设施相当落后。这种种硬件方面就与邻近的镇上相去甚远,更不用说与城里相比了。由于向往外面的世界和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村里的经济精英们一旦有了条件,首要选择的就是作为一个城市人而非农村的精英人。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村民的仇富心理。在X村,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可以盖上三层楼房,贫困者甚至食不果腹。有的家庭拥有了小汽车,而有的贫困者连坐都没坐过。由于名额有限,很多贫困者为了成为五保户而争执。当仅仅依靠种地维持生活的村民发现自己与那些富裕家庭的差距如此之大时,心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他们找不到致富的方式,也得不到富人的关注,仇富心理就这样滋长了。一个人越是富有,就越可能受到周围村民的仇视,因为在他们看来越有钱的人越可能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越应该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但现实却并不这样。仇富,实际上仇的是为富不仁,经济精英们一旦取得成功总是尽快地与普通村民划清界限,更别提帮助他们了。在我们对X村经济精英进行重点访谈时,当问到是否愿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以及参与村庄选举时,他们大多采取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X村经济精英在“唯官员论”思想、城镇优越生活产生的吸引力以及村民仇富心理的排斥力的作用下走向边缘化。这些经济精英们有的可能受其中一个力的作用,有的可能受其中两个力或所有力的作用,他们就在这些力的影响下逐渐脱离了主流的农村生活,被边缘化出去。
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经济实力排除在影响经济精英边缘化的因素之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X村还是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但没有被边缘化的经济精英。事实上如果愿意,他们是有能力脱离出农村,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他们之所以仍然被村中的主流人员所包容,是因为他们较少地受到上述三个力的影响,而不是所谓的经济实力。
四、应对经济精英边缘化措施的探讨
怎样更好地发挥经济精英的力量对于农村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当边缘化已经影响了经济精英和农村的发展时,我们更应该慎重地对待这一问题,共同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以下即是对应对经济精英边缘化措施的探讨。
(一)实现基层民主,保证村民自治
谁拥有权力,人们就会追求谁。这一点在农村的经济精英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他们追捧村委干部的原因就是这些干部手中有着实权。处于弱势群体的普通村民难以获得这些精英们的青睐,双方关系疏远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精英们自己主动地“孤立”了自己。如果能够改善村庄落后的民主状况,村民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那么他们势必会让经济精英主动靠近自己,与自己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打破村内“孤点”,引领精英回归集体的目标就可能实现。
(二)扶植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机会成本通俗地讲是指一个人因为做这件事而放弃了做其他事情。对于农村经济精英而言,留在农村的机会成本很大,因此造成了大量的经济精英的流失。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关注“三农”问题,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减小城乡贫富差距,可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农村的发展赶不上,城乡之间差距得不到缩小,农村经济精英“鲤鱼跳龙门”、争相脱离农村的现象就仍然会络绎不绝,流失精英的回归也只能是空谈。
(三)发挥榜样作用,动员精英反哺
农村经济精英是在农村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蔬菜或种粮大户他们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都来源于农村。经济精英是农村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其力量越大,所应担负的责任也应越大。在当前国家政策向农村倾斜的时刻,我们应该让他们意识到农村是他们发挥自己力量的最好舞台。在帮助其他村民共同致富,尽己所能地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同时,经济精英们也会获得良好的声誉以及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这样边缘化的经济精英就能够重新融入到农村社会中。
(四)端正村民心态,营造良好氛围
仇富心理的形成有其外在的原因,比如说精英为富不仁,社会贫富差距大等等,当然也有村民自身的问题。在面对他人成功时自己应该怎么做,是单单地羡慕甚至是嫉妒,还是受到刺激后努力向上?这是广大农民所面临的心态选择。只有正确的心态才会有正确的行为,村民应端正思想,依靠自身的勤劳与智慧去争取成功,而不要空发牢骚。社会也要在这个问题上发挥好引导作用,帮助农村建立良性的竞争氛围,鼓励村民致富,避免单纯嫉妒。
参考文献:
[1]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1).
[2]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3).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6
（一）.师资力量薄弱。
1.第一点是老师的综合素质偏低。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小学的教学主力仍然是转正民办教师。这些人为农村教育奉献了一生，劳苦功高，但是也不能回避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人原始学历大多是初中，高中很少，甚至于还有部分是小学毕业。最近几年，各个学校也补充了部分年轻教师，可扔摆脱不了“分不来、留不住、更新慢”的现状。
2.第二点是老师的年龄偏大，平均年龄都在五十左右。爷爷奶奶辈是小学教育的主力军，这些人教育理念思想观念跟上社会的进步更难适应儿童的发展。年龄的上涨不代表阅历的丰富，反而缺少年轻人的新意与活力。农村教育缺少新的力量的推动。
3.第三点专业学科教师严重匮乏。开全课程开足课时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可农村学校根本就没有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技术这些专业教师。因此这些学科在农村学校要么不开要么由语文数学老师兼任流于形式，开全课程开足课时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了。
（二）.教学设施落后由于这些年我们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太少欠账太多，致使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别越来越大。教育的均衡发展也成为水中月镜中花。目前偏远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仍然停留在九十年代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上。教育设施设备“普九”后基本没有补充充实更新过。由于经济落后，教育缺少经费的支持，农村的教育设施极其落后。一些教育必需的设施比如基本的体育设施、多媒体、实验器材很少甚至没有。由于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教育内容以及教学管理不能正常的开展并完成.
（三）.学生个人问题———留守儿童越来越多。在农村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长时间的缺乏父爱母爱导致任性、偏执等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问题学生越来越多。也就造成了正常的教学工作无法很好的在他们身上开展并得到相应的效果，使得教学工作的困难日益加剧。并且由于缺少父母的关爱与教导，许多儿童的思想顽固不化，身上带有不良的风气，这就给教学工作增加了困难，老师很难的去管理与教育。
二.做好农村小学教育管理的方法
（一）.加大资金投资力度，切实做好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为了使农村教育更好更快的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中央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资力度，政策向农村教育倾斜。当地政府应切实把教育工作放在首位，不仅加大资金的投资力度，同时也要积极协调人力、物力、财力，努力发展农村的教育事业。
（二）.加强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是农村小学教育管理中一个重要因素，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健全会对小学教育管理起到莫大的作用。因此，面对当前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与关键，当地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力图保证孩子们在一个较好的硬件环境中生活与学习。
（三）.师资力量的扩充。首先国家应加大对大学生与农村教书的鼓励与支持，并相应的给予物质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支持。大学生是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是教育事业的最新成果。他们带着无尽的新鲜活力和与时代靠近的知识，让他们去农村教课最合适不过。其次，也要加大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宣传，使这些大学生知道农村小学教育对于他每年的迫切需要与渴求，使他们懂得自己的社会作用。同时，也要提高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的思想境界以及人生观，价值观。
（四）.完善老师的管理运行机制老师作为农村小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的可控对象，如何管理老师，留住老师成为农村小学教育管理中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工资作为一种调控老师的手段，要与老师的工作和相结合。充分尊重有能力，能者多劳的老师，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局势，让老师真正体会到工作的切实必要性与紧迫性。留守儿童作为一种群体，缺少父母以及周围人的关心，从小心理就会产生变化与阴影。因而心理辅导就极为重要。一个好的心理教育不仅会改变孩子心里的整个世界，同时还会对他以后的健康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