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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1
温病的病因是温邪,是指外界致病之邪中具有温热性质的一类病邪,主要包括“六”外邪中的风热病邪、暑热病邪、湿热病邪、燥热病邪以及“伏寒化温”的温热病邪、温毒病邪、疠气等[1]。中医对温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历代医家经验总结-理论研究-临床应用-实验研究-复归临床应用的历程。现就温病病因学研究综述如下。
1 理论研究
1.1 病因学说概述
温病病因学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次展开。刘氏[2]将温邪归纳为除具有从外感受、性质属热的特点外,还具有表象性、整体性、定位性、辨证性和物质性等特点。杨氏[1]总结了历代医家对温病病因的认识,并将温病病因学说总结为“六气”过则为灾说、感受寒邪说、“伏阳”致温说、非时之气说、外感六与六化热说、时邪说、戾气说、温热病毒说、邪毒说等9种。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有新的病因说提出,如荀氏[3]提出“潜血杂气说”,其“是指具有嗜血习性并常潜伏血脉且藉血染易的一类特殊致病因子,包括有现代传染病学里乙肝、丙肝、丁肝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疟原虫等以经血传播为主的诸类病原体。”治疗时“时刻注意血分药物通络达邪的应用,以期彻底清除伏潜于血之邪,”以便“见病知原,循因论治”。姜氏等[4]通过临床观察实践提出“环境毒”致病说,将在环境中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甚至能引发多种热病的各种异常因素的总和统称为“环境毒”；指出毒邪从口、鼻、耳、皮肤等进入人体后,侵袭不同的脏腑,造成管道不通,机体排毒不畅,最终引起各类不同的热病。
1.2 病因体系探颐
温病病因的物质性虽更接近病因本质,但因其：①未能揭示温病病理变化的特性,②难以和中药性味功效相结合[5],所以对审证求因的辨证论治帮助不大,因而不能融入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没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温病病因体系的现代研究中,疠气病因的重要性已逐步达成共识,如李氏[6]对温邪主导温病传染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属于温邪的疠气是温病传染流行的根源所在,建议组构温病的温邪和疠气二元病因体系；并认为外感病因是六和疠气,六是气象变化形成的物理性致病因素,意义在于辨证求因、审因论治[7]；疠气是生物性致病因素,从本质上说明传染和流行的发生,两者必须结合。病机不仅讨论发病和病理传变,还应剖析怎样在人群中播散及预后、转归、复发等,务求掌握其动态演变过程。黎氏[8]则认为,外感病因与机体状态相互作用决定外感病的证候表现,将外感病因分为直接病因(病原及物理因素)、防御应对机制(免疫调控等)、中医传统病因(相当于西医的综合反映病因)和证候病因(即病因的辨证归纳)等4个层次。在病因与辨证相关性方面：李氏[9]认为,中医对外感病因的认识依托于临床证候,是在辨因之后形成的理性模型,对外感病因的确定源于对病机的分析,中医病因与发病有相关性,而非决定性。
1.3 六病因气象医学研究
“六”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的合称,是自然界气候反常(六气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或气候正常,并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孽生传播而成为致病的邪气[10]。如从气象医学的观点认识“六”,风邪可能是传染性微生物的气溶胶；寒邪、暑邪、火邪与温度有关,同时也同致病性微生物的作用有关[11]。中医学是将气象因素、生物性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特征结合起来论证疾病的。“六”作为致病物质或致病条件,是物质性、条件性、人体反应性的综合概念,是指直接或间接受“六气”(自然气候)影响,既包括受气候影响的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致病原,亦包括受气候影响的机体免疫状态、病理生理状态[12]。郭氏[13]则认为,“六”既是外感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条件。从现代病原学角度来看,它虽然包括生物(细菌、病毒等)致病因子在内,但不同的气候变化对病原体的孳生繁殖、疾病的传播以及机体的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研究探讨“六”致病的科学性及定量标准,如朱氏[14]等对10年来黄疸性肝炎发病与气象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湿热症状的出现与8天前的湿度、雨量和阴天呈正相关,与晴天负相关。提示中医学认为黄疸因感受湿热外邪所致,这一理论具有科学意义。
由此可见,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季节性的环境致病因素,二是病原性生物的致病因素,三是审证求因后的病因概括[15]。
1.4 疠气说与微生物病因
温病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很大的差异,其优势与特点在于除戾气病因之外,还看到了人体与气候因素,不象西医学的病因体系中只有病原体[16]。但就疠气病因说而言,吴氏所言杂气类似于导致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时疫之邪类似于致病微生物中导致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以口鼻为门户侵入人体,潜伏于膜原,吴氏所言伏于膜原的“邪”,“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客观的致病物质,故其“邪伏膜原”之说与传染病学中所说的潜伏期近似,所谓“膜原”类似于病原体潜伏部位的假说[17]。如果用微生物学的知识取代比较含糊的戾气与时行之气,那就是比较完满的传染病的病因学了[16]。
2 实验研究
温病病因学实验研究是通过模拟温邪的形式及致病机制,以探讨温邪是由哪些因素构成,是单一因素致病,还是复合因素致病。张氏[18]通过外湿环境使大鼠自然发病,通过对免疫、内分泌、肠道细菌、能量代谢、病理形态等指标分析,认为外湿的科学内涵是季节气候环境、生物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性相结合的综合概念。可见,外感湿邪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19]。目前研究较为成熟的是湿热证模型[20],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普遍认为采用多因素复合造模法效果好,提高空气温度与湿度的同时感染鼠伤寒沙门氏杆菌以模拟外感湿热[21-23]。如佟氏[21]探讨高温环境,同时予高脂、高糖饲料,并感染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学因素对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高温环境下,机体免疫系统呈现应激状态[24]。湿热环境能使兔在内毒素刺激下杀菌/通透性增加蛋白mrna表达减少,并认为这可能是湿热致病和湿热缠绵难愈的病理机制之一[25]。
温病的病因及机制有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人的生命活动很复杂,包括发育、分化、细胞周期调节、内环境稳定、对刺激的反应、衰老等,但其本质都是不同基因随时间空间而有选择地表达的结果。同一种细胞在正常和疾病状态时,基因表达亦有差异。病理变化是由基因表达的改变所致,中医的病因及致病机制是这种病理变化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温病的病因及致病机制的“内涵”是基因表达的改变[26]。在实验研究方面,应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3 临床研究
3.1 湿邪与病毒感染
唐氏等[2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成人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临床症状多见有湿证的表现,证明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湿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步证实病毒感染可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并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失衡,而化湿方药具有直接杀灭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还能双向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对抗自由基损伤。陈氏等[28]通过329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观察研究,表明谷丙转氨酶(alt)升高者辨证为湿热证占92.4%,其中急性肝炎100%属湿热证,湿热的进退与alt升降呈正相关。徐氏[29]发现,流行性出血热(ehf)患者可出现各种心律失常,但以心动过缓最为常见,表现为迟脉。ehf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因其出血及流行性又称为“疫斑”,疫斑中出现迟脉与湿密切相关,湿为温病中迟脉形成的主要病理因素,在疫斑患者出现迟脉时,其辨证治疗应围绕“湿”而采取利湿、化湿、燥湿等法。
3.2 湿热与脾胃病
温病湿热证,由于临床较为多见,诸多学者亦对其实质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依据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关于“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湿热病证以脾胃为中心,其证包括发热、胸闷、纳呆、头重、腹胀、恶心、便溏、小便黄赤、汗出不畅、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等。一般认为湿热既是病因,又是证候类型。目前的临床研究集中于对湿热证患者相关指标的检测,力图从免疫功能、微量元素水平、自由基水平等层面揭示湿热证的本质。有研究认为脾胃湿热与hp感染[30]、炎症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其p50表达缺失,使结肠黏膜增殖周期发生紊乱；tgf-α表达增高,促进上皮细胞增殖,使病变缠绵难愈[31]。
3.3 火邪与脑病
丁氏[32]认为,火热是脑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是热性脑病过程中的病理改变,因此清热泻火是其治法；并分析了中风病与温病在发病基础、病理因素、证候、病位、传变,治法方面的相似性[33]。
3.4 温毒、热毒与心系疾病
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因主要是外感时邪温毒、湿热温毒[34]。其临床表现和病因病机特点显示,该病具备温病的一般特征。从临床表现来看,尽管该病表现复杂(可见发热、咳嗽、腹泻、头晕、乏力、胸闷,甚至胸痛、水肿、气喘、气急、黄疸等诸多见症),但发热一症的出现是恒定的,几乎必具。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为感染性疾病,而且符合温病的三个特征：①从外感受；②由表入里,由卫及气及营、血；③必有发热见证[35]。
王氏等[36]提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热毒致病的理论,其病机为热毒伤及血络,属实证或本虚标实,其现代生物学内涵与炎症因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有关。丁氏等[37]指出,目前气候环境、饮食结构、工作生活习惯、体质等较以前有所不同,易导致火热之邪,同时体内脂毒、糖毒、浊毒、瘀毒蓄积蕴结,变生热毒,邪气亢盛,败坏形体,损伤心及心络,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等多种心系疾病。临床及实验研究资料证明：以清热燥湿、解毒通络法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清热解毒通络、滋阴和营法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清热解毒法治疗高血压,清火化痰解毒法治疗过早搏动,益气补心、养阴解毒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均取得良好效果。并认为热毒学说深化、发展了对心系疾病本质的认识,经过长期的临床与系列实验研究验证,已成为指导心系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学说。它的核心是重视热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积极应用清热解毒的方法阻止疾病的发生及发展,以减轻脏腑气血的损害。
3.5 伏邪与其它
杨氏等[38]对以伏邪学说指导治疗的部分急、重、疑难病症如白血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艾滋病等进行了重点介绍,并认为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疾病防治的深入研究,伏邪学说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应得到重视。
3.6“环境毒”与急性放射损伤
冯氏[39]认为,急性放射损伤属于中医温病范畴,有起病急、传变快、热象偏重、易动血等特点,结合临床表现分析,有发热、口渴,甚至肌肤灼热等热象。并认为射线属外感热邪,与中医温病病因特征类似,具有直中脏腑,易损伤气血、耗损肾精之重要特点,而肾精耗损为病变的中心,也是导致辐射远后期癌变等效应的重要因素。当前,急性放射损伤的治疗以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等为主。
4 展望
综上可知,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温病病因,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温病的病因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温病病因本质,为临床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实验研究中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临床应用上温病与内科疾病虽然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致病因素的差异是其关键所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可出现诸多相同的病机与证候。温病学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善的论治方法,故可借鉴于内科疾病的治疗,以加深对相关内科疾病的理论探讨与临床研究,从而提高对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但也应该看到,对温病病因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尤其表现在实验研究方面：①实验条件。气候因素在动物造模中的设定值得商榷。中医学中对气候环境与疾病的作用大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动物实验中,大多动物都处于应激状态。②实验动物的选择。大、小鼠的散热机制很不发达,尤其汗腺少,不适应高温高湿环境,在湿热类模型中,环境气温高于32 ℃,基本上可以认为实验是失败的。尽管实验研究中的检测指标林林总总,但仍应牢记中医学的病因概念是包含了机体的反应性在内,不能单纯凭几个指标确定。目前的分析性研究为数不少,但缺乏整合性研究,应该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并建立起相应的数学模型,以明确各指标与病因致病的相关性,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参考文献】
[1] 杨 进.新编温病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6－38.
[2] 刘 涛.温病病因的若干属性浅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6,15(6)：5－6.
[3] 荀运浩.温病病因从新[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5(4)：329－332.
[4] 姜良铎,秦 英,杨 君,等.试论“环境毒”[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5(9)：4－6.
[5] 戴春福,翁晓红.温病杂气病因说难以发展的原因分析[j].内蒙古中医药,1996,(增刊)：121－122.
[6] 李洪涛.温病病因四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3,22(6)：1－3.
[7] 李洪涛.汇寒温之说立外感病学[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4,13(2)：2－4.
[8] 黎敬波.外感病因及其致病特点探讨[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 13(4)：9－10.
[9] 李致重.谈温病的病因[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7(1)：5－7.
[10] 周晓平,杨 进.中医气象学研究方法探讨[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1)：10.
[11] 汪正宜.浅述祖国医学“六”与医疗气象学[j].湖北中医杂志,2002,24(5)：3－4.
[12] 黄广平.六、气象与体质关系浅探[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 23(4)：172－173.
[13] 郭仲夫.从医学气象学的角度探讨六[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2, 4：15－17.
[14] 朱科伦,马佩球,李建强,等.从气象因素与黄疸性肝炎发病的回归分析论证湿邪致病理论[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4,4(3)：7－8.
[15] 丁 春,严文华.对外感表证发生的若干问题探讨[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1996,6(4)：6－8.
[16] 邓铁涛.试论吴鞠通病原说的科学性[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4(4)：3－4.
[17] 余 真.试析“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0,6(2)：6－7.
[18] 张六通,梅家俊,黄志红,等.外湿致病机理的实验研究[j].中医杂志,1999,40(8)：496－498.
[19] 陈 刚.外感湿邪的本质探讨[j].光明中医,2003,18(2)：6－7.
[20] 陈爽白,常淑枫,肖照岑,等.湿热证大鼠模型的复制及三仁汤对其影响的实验观察[j].天津中医,2002,19(2)：38－40.
[21] 佟 丽,陈江华,吴仕九,等.多因素所致温病湿热证模型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j].中国免疫学杂志,1999,15(8)：366－368.
[22] 吴仕九,杨运高,杨钦河,等.清热利湿法对湿热证动物模型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1999,7(4)：200－202.
[23] 王 瑾,陈宜鸿,赵志玲,等.中医温病湿热证动物模型实验的研究[j].解放军药学学报,2002,18(4)：209－211.
[24] 吴 茜,陈慧玉.高温环境对机体某些免疫指标的影响[j].西藏医药杂志,2000,21(4)：14.
[25] 吴智兵,彭胜权.从医学地理学角度试论岭南温病的发展方向[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16(1)：9－12.
[26] 赵书刚.从分子基因水平浅谈岭南温病研究[j].天津中医药,2004, 21(3)：221－222.
[27] 唐雪春,彭胜权.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湿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10)：39－40.
[28] 陈昆山,肖晓敏,章友安,等.病毒性肝炎谷丙转氨酶升高与湿热的关系[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0,12(4)：145－147.
[29] 徐庆吉,傅文霞.从286例流行性出血热论脉迟与“湿”[j].天津中医,1997,14(3)：118－119.
[30] 郭永洁,张再良,胡鸿毅,等.90例慢性胃炎湿热证的临床病理指标观察[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38(3)：21－22.
[31] 曾耀明,杨春波,柯 晓.久泻脾胃湿热证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2002,10(1)：8－13.
[32] 丁元庆.火热病邪在脑病发病中的致病作用及证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1)：44－45.
[33] 丁元庆,张安玲.中风病与温病的比较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03, 12(4)：353－354.
[34] 郑锐锋,李春生,王小沙,等.病毒性心肌炎病因病机的探讨[j].中国中医急症,2004,13(9)：599－600.
[35] 陈茂刚.试论病毒性心肌炎属于“温病”范畴[j].时珍国医国药, 2002,13(5)：295－297.
[36] 王 鹂,魏陵博,刘学法,等.热毒学说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地位[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5,3(12)：1080－1081.
[37] 丁书文,李 晓,李运伦,等.热毒学说在心系疾病中的构建与应用[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8(6)：413－416.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2
1“浑然一体”：一个基本点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将机体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的思想与系统论思想不谋而合，首创系统论思想的贝塔朗菲也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中医学认为机体各个脏腑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作为个体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具有统一性，这也是系统论思想在中医思想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生理上，构成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中医学以五脏一体观来认识人体；在形神关系上，中医学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②人体的生命过程受到大自然的影响，自然界的气候与环境均与机体疾病的产生、变化与康复有直接的关联，因此，《灵枢·邪客》中就有“人与天地相应也”的说法，即天人一体观。③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生理、病理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社会因素。采用数字“一”来概括中医整体观念，便于学习者掌握中医学的特点，又符合中医系统论的思想。
2“二分天下”：两个着力点——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法，是中医学用来阐释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与防治的基本着力点，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具体到中医学中的简单数字上，就是用阴阳，即项数为2的二元极性类的总类这一双变量均衡的动态模型来分析问题。中医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发生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因此，中医学不但以阴阳来描述事物的属性、变化，还将其用来阐释机体的病理变化与病因的属性、分析四诊资料与概括疾病症候、确定治疗原则、归纳药物性能以及指导养生等。把握中医学中的数字“二”，可以接近中医思维的核心。
3“三生万物”：三个量化点——三分法
中医学在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将阴阳在定性的辨证基石之上作出量值辨证，即把阴阳各分为三，这一点也类似于系统论中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划分系统类型的思想。中医学以阴阳三分法表示事物的属性，一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一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既体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的发展变化模式，又为疾病的量值辨证提供了主体框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丰富了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为后世医学留下了以阴阳定性辨证为纲，以三阴三阳量值辨证为目的框架。此外，这种三分法还在经络学说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拓展，手足经络的命名也是基于此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二经脉等概念。数字”三“为学者提供了量化指标。
4”四诊合参“：四个切入点——四诊法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中医通过四诊合参，诊察疾病外在的症状与体征，进而揭示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四诊合参是以望、闻、问、切为切入点，并将四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而综合四诊、全面系统地了解疾病，进而做出判断与治疗的做法本身就是系统论的方法。如《难经·六十一难》中所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数字“四”提示了中医医生确诊时的四个切入点。
5“五彩缤纷”：五个支撑点——五行学说
中医学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以五行学说来阐释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体表与内脏的有机联系，以及机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五行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机体的生理病理，并指导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是整个中医理论的支撑点之一。同时，以五行为中心，配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和机体结构的五脏构成了解读中医学的基本框架，如表1，即五行与自然界的五音、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方、五季和机体的五脏、五腑、五官、五体、五神、五志、五声、五变相互对应，加强了对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进一步系统化，数字”五“在五行学说中多次出现，形象地总结了中医学说的重要支撑点。
表1五行与自然界和机体的相互对应
6“六七情”：多个落脚点一病因学说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致病因素时要注意综合客观条件与临床疾病的症状、体征，全面推求病因，为治疗提供依据，体现了系统论思想的中医病因学，将常见病因形象的总结为外感六——风、寒、暑、湿、燥、火（热）和内伤七情——过喜、过怒、过优、过思、过悲、过恐、过惊。常见数字“六”、“七”高度概括了中医学中的致病因素。
此外，中医学中还有其他的简单数字也体现了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如机体健康和疾病关系的五运六气学说；经络系统中沟通、渗灌十二经脉的奇经八脉；《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描述男子、女子生长发育规律时间性节律的“七”、“八”，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葵至……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同时，同一简单数字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如“四”和“五”既可以用于提示四诊合参与五脏一体，又可以用来描述中药的四气五味，虽含义不同，但并不影响其传达概括中医学概念的整体思想。
7小结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3
自20世纪80年代末“毒邪”概念提出以来，许多学者从病因学角度对“毒”进行了深入探讨，不仅丰富了传统的病因学内容，而且推动了临床治疗学的发展。不少医家把毒邪学说引入肾病领域，认为“毒”在肾病中亦为不可忽视的病理因素，常常会导致肾病发生发展、迁延不愈，甚至危及生命。随着肾病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以及对传统毒邪认识的深化，进一步认识到毒邪是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肾病从毒论治，已成为现今医家在肾病病因学及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兹根据历代医家阐述，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及临床实践浅探如下。
1 毒邪的含义、分类和特性
毒的本意，是指毒草。《说文解字》曰：“毒，厚也。”厚有程度重之意。在古代医药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义，或言病邪，或言病证，或言药物，或言治疗等。《内经》中首先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大风疴毒等概念，《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少阳在泉，寒毒不生……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太阴在泉，热毒不生……太阳在泉，燥毒不生。”又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刺法论》又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可见《内经》毒邪的概念，是根据其本义，指有强烈致病作用、对人体毒害深的邪气，是有别于六的特殊病因。《伤寒杂病论》中有阴毒、阳毒为病的记录，《金匮要略・百合狐惑病证治》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至《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六中有关蛊毒、药毒、饮食中毒及蛇兽毒和杂毒病诸候的记载，不仅丰富了致病毒邪的内涵，同时使有关病因学理论进一步发展。近代温病学中，温热疫毒致病的理论已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中医学家对毒邪学说也不断地丰富和阐述，认为“毒”为邪气(包括六、七情、痰饮、瘀血等)蓄积不能疏散，郁久顽恶，厚积超过常态而形成。
毒邪有内外之分。外毒由外而来，从《内经》之“大风苛毒”，“五疫之毒”至《诸病源候论》之中的蛊毒、药毒、虫兽毒等，以及近代温病提出的温毒、疫毒致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所谓毒邪，是从外界直接感受的，为外来毒邪。刘更生［1］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如粪毒、尿毒、痰毒、瘀毒等。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内毒之生，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中医大辞典》内毒条下载：“内毒，指内发的热毒。表现为痈疮、发斑或吐血、衄血，神志不清，舌绛，苔焦甚或起芒刺，脉浮大而数或六脉沉细而数等”［2］。“毒”作为一个独立的病因，有其特殊致病特性，如暴发性、剧烈性、危重性、传染性、难治性、顽固性等。四时之气往往是毒邪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不能把毒邪与六截然分开，毒邪也具有类似六的属性，故临床上可称为风毒、湿毒、温毒等。
2 肾病从毒论治的理论依据
2.1 毒邪是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急性肾炎或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多因风毒所致。风热毒邪壅于咽喉或皮肤疮毒内陷，导致肾炎的复发、迁延不愈。风为阳邪，毒属阴，风毒为阳中兼阴邪，善走表而又易于入里，故风毒侵袭不仅局限于卫表，而且易伤脏腑，客营血；既能从阳化火，又能从阴寒化，临床可见风毒在卫表，恶风发热，肢节疼痛，肌肤奇痒；风毒留滞肌肉经脉，气血互阻，酿成疮疡疔疖；毒入血分者见吐血、便血、溲血等；客于肾者，小便不利，肢体水肿或尿血尿浊。
湿毒、瘀毒是慢性肾炎迁延难愈的重要因素。湿毒重浊、粘滞，易损脏腑，腐血肉，生恶疮癌肿。湿毒犯肾，开合失司，可见通身浮肿，二便俱闭。瘀毒为多种病邪致病后，影响血分，形成瘀血，久而化为瘀毒，表现为面色黧黑或晦暗，腰痛固定或刺痛，肌肤甲错，皮肤瘙痒等。痰毒由湿邪痰浊久积而成。兼有痰和毒的两种致病特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痰多、胸脘满闷、心悸眩晕、苔腻脉滑等；尿毒症时因痰蒙神窍、毒邪攻心而见神识迷蒙、昏迷、昏愦；亦可见继发性癫痫发作。这些均为痰毒与湿毒、浊毒兼夹为患。在慢性肾病的后期，由于脾肾衰败，湿毒无以排泄而贮留，形成溺毒，表现为头目昏蒙，面色晦滞，呕吐频仍，烦躁不安，二便俱少等。湿毒、瘀毒是在慢性肾病中加速脏腑虚损、阴阳失调的两大因素，常常导致病情的突然恶化，危及生命。因浊毒流布全身，怫郁不解，夺粪而出，是为粪毒。临床常见口臭口糜，大便臭秽，入于脾胃及肠腑，粪毒弥漫，清不升，浊不降，故恶心、呕吐、呃逆；大肠主津，为传送之官，粪毒往往与糟粕及食积、痰饮、瘀血等病邪结聚于大肠，壅塞出入道路，气机郁滞不畅，易致腑气不通，毒聚而热生，热炽津伤，则肠失濡润，以致腹满肠燥便秘，灼伤血络则便血。
药毒对肾脏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提出的“马兜铃肾病”应引起临床的警惕。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说：“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现代研究表明，常见的能引起肾功能损害的药物主要有木通、防己、槟榔、雷公藤、土牛膝、草乌、全蝎、蜈蚣、巴豆等。有毒之品，合理使用可以疗疾，若无充分依据和用药经验，须避免盲目使用。
2.2 肾病的现代医学发病机制与毒邪相关：现代医学认为，机体免疫炎症贯穿于肾病发病机制整个过程。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始动因素多以感染(细菌、病毒等)为起点，这种“外毒”因素侵入机体后，由于机体免疫炎症反应，机体在清“外毒”的同时，而把“自我”(肾小球基底膜)组织当作“非我”物质而产生相应的清除效应。清除效应的结果就是免疫损伤的过程，最终则是造成肾脏的免疫性炎症。机体把肾小球基底膜当作“邪毒”目标而攻击，即使在“外毒”因素的消失下，仍继续进行攻击活动。《内经》云：“亢则害”。这种炎症反应已经过度并造成机体的自我损伤，因而可称之为“内生邪毒”。蛋白在机体内供给自己营养及为精微物质，倘若蛋白离开自己应该循行的轨道，“离经之血便为瘀”，这种精微物质就不能称职，而且已为害，即尿中之蛋白对肾组织产生破坏作用。尿蛋白漏出过多，导致肾小球压力增高，迁延日久，使肾小球动脉逐渐硬化而使肾小球萎缩，同时还会加重了肾小管负担，久之则导致肾小管变性萎缩。这种“离经之蛋白”已成为肾脏损害的“邪毒”因素，已经形成了“内生邪毒”，这种免疫性内攻击之“邪毒”与离经之蛋白之“邪毒”互为因果，从而造成机体的恶性循环，使病情缠绵难愈。肾衰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其发病机制也都与外源性毒物或内源性毒物相关、尿毒症时，“内生邪毒”表现更严重些。
2.3 肾病的现代医学治疗蕴涵着从毒论治理论：现代医学论证了肾病主要病理环节是免疫炎症反应，所以采用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和炎症作用的激素类和细胞毒类药物两大类，这两类药物都具有较为明显的毒副作用，以细胞毒类药物更为显著。这两类药物的作用机制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具有抑制机体正常的细胞和体液免疫作用，广泛用于肾病治疗中，特别是对肾病大量蛋白尿上两类药物具有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这其实就是“从毒论治”的理论之一“以毒攻毒”方法的具体运用，因为只有药物之偏性才能纠正机体之病。这两种药物不仅从中医或西医均认为是“有毒”或“剧毒”之品，而之所以能清除机体的免疫反应而达消除尿蛋白之目的，其机理就是运用“以毒攻毒”之方法。肾衰时使用肾必胺、开同等药物及优质低蛋白，是抑制内生毒邪。运用麦淀粉、爱西特等药及血液净化，是祛去体内毒邪。这些现代医学治疗无不蕴涵着从毒论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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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肾病从毒论治的临床
3.1 针对导致肾病的不同毒邪可以采用不同的解毒排毒法：根据毒邪性质不同，可采用不同解毒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脏腑虚衰是毒邪久留不去的原因之一，故祛邪解毒不忘扶正，在临证时要灵活辨证用药。以风热毒邪为主，治宜祛风清热解毒，方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五味消毒饮，以透毒外出。常用药物有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芦根、蒲公英、蝉蜕、桔梗、地肤子等；湿热瘀毒明显者，治宜凉血化瘀、利湿解毒，方选血府逐瘀汤，常用药物有桃仁、红花、乳香、没药、土茯苓、益母草、泽兰、泽泻、琥珀等；溺毒症状突出者，如《重订广温热论》所说：“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上脑，其症极危，急宜通闭开窍，利溺逐毒。”治以通腑泻浊解毒，方选大黄泻浊汤，常用药物有大黄、生牡蛎、蒲公英、白马骨、槐花等，可配合益气健脾温肾等法，逐毒与扶正并举。痰毒者，化痰蠲毒，以流畅血脉，醒神开窍。痰本乎湿，早中期患者多痰湿合病，常利湿化痰泄浊并举，常用黄连温胆汤加减：半夏、陈皮、茯苓、竹茹、枳实等；痰毒瘀毒互结于血分，治痰治瘀必然有利于血液畅行，痰化瘀消，则浊毒无所依附，无由攻心犯脑。无虚痰难生，治痰重在健脾运湿，温阳化痰，脾健则湿去痰消，阳旺则气充津畅，痰无以生。尿毒症期痰毒蒙蔽神窍，则宜芳香化浊，豁痰醒神，方选温病三宝或苏合香丸、指迷茯苓丸；汤剂如菖蒲郁金汤、涤痰汤之属。粪毒，通腑泄毒，内外兼治。经内服与灌肠给药，以通腑导浊解毒，通过腹泻因势利导，直接祛除毒邪，排出毒素，是重要的排毒管道。以大黄、芒硝、玄明粉等为代表药物。
3.2 根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采用攻毒药物：近年中药与免疫功能研究发现，不少清热解毒中药具有清除抗原、抑制抗体、抑制活性免疫细胞产生及抑制过敏介质的释放等作用［3］。由此研究而发现的中药雷公藤，其对于肾病具有肯定的疗效，临床有效率达80％以上；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雷公藤具有较强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与免疫抑制作用，动物试验也表明其对多种肾病模型的病损具有逆转作用；但就雷公藤这味药来讲，中医认为其不仅有大毒［4］，而在古代多为外用药，俗称“断肠草”，而现代把雷公藤做为治疗肾病蛋白尿的专药，其实就是“以毒攻毒”疗法的产物。无独有偶，当代名老中医如张琪、徐嵩年、林鹤和等，就贯用具有攻毒抗癌之白花蛇舌草、重楼、半枝莲、半边莲等清热解毒类药来消除肾病之蛋白尿［5］，这类清热解毒类药，其清除“内源性之毒”，就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等多种环节而发挥作用的。
4 结语
基于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将毒邪引入肾病病因学与治疗学中，不但为中医毒证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也为肾病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但也应防止将肾病毒邪泛化，处处是毒，甚至万病一毒，结果使毒邪难有真正的内涵，自然也失去了将其引入肾病研究的价值。此外也应避免将现代研究中的病理产物等同于中医的毒邪，这样很容易在从毒论治肾病研究中过多重视病理产物的微观变化，甚至寻求纯粹的清除病理产物的方法和药物，而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医本身毒证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研究肾病中毒性产物、毒邪、毒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参照毒邪致病特征与共性的基础上，从相应病理因素的发生、演变过程，相应临床表现等方面并结合现代医学对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研究其个性，这样其结果才会对临床治疗有实际指导意义。希望通过肾病从毒论治的理论阐述，能抛砖引玉，进一步完善毒邪学说。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4
关键词：内经；抑郁症；病因
中图分类号：R2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1－0054－03
抑郁症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现代西医学对该病在生化、免疫、分子生物学等微观水平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时至今日对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仍不明确，目前仍建立在现象学描述的初级发展阶段。同时，现代医学工作者已经认识到，抑郁症是由病因多样性所导致的症状组合，严格来说它并非一种疾病(disease)而是一种症状综合征(syndrome)。抑郁症除了与情志刺激有关外，还可能与自然、气候、外感、体质等宏观因素有密切关联，对于这种关联，西方医学目前尚未能系统地观察并合理的解释。
本文欲就内经有关抑郁症症状的条文，从病因学角度分类归纳，以期借助经典提高对抑郁症病因的认识广度与深度。内经“郁”的概念，首先是针对五运六气之郁，是因为运气的太过不及，导致气机升降失调，“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在论述自然界木、火、土、金、水五郁的同时，对应论述了人体小天地五脏六腑有相应之郁发生。张景岳在《类经・运气类》注云：“天地有五运之郁，人身有五脏之应，郁则结聚不行，乃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所以内经之“郁”为广义之郁，其概念涉及天、地、人。而现今中医所言郁证，主要指个体情志之郁，为狭义之郁。虽然内经之“郁”不等同于目前习用的情志之郁。但是，因为内经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的前提之上，故内经之“郁”与情志之郁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内经中涉及“悲”“忧”“不乐”“烦冤”等的论述，除心理、情志因素所导致之外，更多的进一步归结于阴阳、五行、运气、脏腑、气血等方面的失调所导致。笔者认为，这正是我们现今认识抑郁症病因应该系统学习和借鉴的。内经虽然没有抑郁症的病名，却把情志抑郁作为一种症状有机的出现在各证侯体系之中，使之与天地自然、四时五行、脏腑阴阳的规律相统一，使我们更容易在宏观层面把握抑郁症的病因学原理。
1 五脏致郁
内经将情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具有“五志”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
《素问・示从容论篇》云：“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索问・藏气法篇》云：“肾病者……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另外，《素问・宣明五气篇》云：“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
可见，内经认为五脏均皆参与神志活动，五脏的功能失调，尤其是心、肝、肾、脾之虚，可以导致情志障碍，产生诸如“体重烦冤、悲、不乐、忧”等抑郁症表现。
2 心主神明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在神明和情志活动的生理和病理过程中均起主导作用，在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中也不例外。
《灵枢・口问》云：“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灵枢・天年》云：“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灵枢・口问》云：“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日：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张介宾在《类经・疾病类》解释为：“情志所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发，……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总统魂魄，统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以五志唯心所使也。”
可见，在抑郁症的病因研究中，在整体把握病机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心主神明的作用，心气衰、神不足则容易抑郁。
3 情志致郁
内经认为五志是五脏的正常情志反应，五志互相制约、动态平衡，故在一定范围内即属于正常，但不可偏废。
《素问・五运行大论篇》：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素问・举痛论篇》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灵枢・癫狂病》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所作描述颇似躁狂抑郁交替的双相抑郁。《灵枢・本神》云：“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
其中“忧”、“自悲”、“恐惧自失”、“喜忘其前言”均可以为抑郁症表现。情志与五脏功能相联系进行说理，把抑郁症状同全身五脏系统有机联系起来分析，是内经对抑郁症最具实用价值的论述，体现了高超的系统论思想。同时，掌握了五志之间的生克关系，可以指导我们利用以情治情的方法治疗抑郁症。
4 饮食与精神
内经认为，五味通过对五脏不同的归属特性而对情志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具有“酸人肝、辛人肺、苦人心、咸人肾、甘入脾”的属性。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昧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药食性味可以影响五脏功能，进而影响情致。而合理的饮食性味选择，可以调节脏腑功能，进而纠正情志的偏颇。内经通过五行理论，把药食性味与情志、五脏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进而使我们能够在人体整体水平上科学地指导郁症的治疗以及饮食调养。
5 外邪致郁
《素问・风论篇》：“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噎干善怒，时憎女子。”《灵枢・厥病》：“风痹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悦，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灵枢・五邪》：“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
可见风邪可以导致善悲、不乐、烦心、太息等抑郁症的症状。将外邪与抑郁症发病联系起来，通过祛除六外邪的方法改善抑郁症的症状，无疑是内经给予我们的宝贵思想，不可忽视。
6 体质与郁
内经认为，抑郁症发病与个体的先天禀赋、体质有密切的联系。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木形之人，……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灵枢・本藏》：“心小则安，邪弗能伤，易伤以
忧；五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忧；五脏皆大者，缓于事，难使以忧。”《灵枢－通天》：“少阳之人，谛好自责，”“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
论述了木形之人、少阳之人、心小之人易患抑郁症状。阴阳和平之人则不易。内经不仅提供我们对先天禀赋易郁的认识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识同时提供给我们预防和治疗的思路和方法，所谓。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
7 运气致郁
五运之郁是《内经》运气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单独论述自然界变化，而是着重强调了自然乖变和人体相应生理病理改变的对应关系。五郁之发，是因为五运之气有太过不及，有胜复之变，对应引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郁滞阻塞等一系列变化，从而导致人体之郁，乃至出现抑郁症状。
《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素问・气交变大论篇》：“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素问・本病论篇》：“又或遇戊申戊寅，……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阳明不迁正，……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太阳之复，……甚则人心，善忘善悲。”
可见，五郁之发、五运六气太过不及、胜复之变等每每导致悲、忧、烦、怨等抑郁症症状出现，运气之郁与情志之郁有着密切的联系。运气学思想，对于预防抑郁症的发生、治未病有积极意义，同时对抑郁的病因学、流行病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8 六经功能失调致郁
六经理论是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六经能否正常开合枢转与情志有密切的联系。
《灵枢・根结》云：“太阴为开，厥阴为合，……合折，即气绝而喜悲。”《素问・刺腰痛篇》云：“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素问・刺疟篇》云：“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
《伤寒论》丰富发展了六经辨证思想，小柴胡汤治疗少阳病证“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栀子豉汤治疗“反覆颠倒。心中懊憔”，均是后世治疗抑郁症状的经典方剂。
9 气血逆乱致郁
《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素问・调经论篇》：“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灵枢・五乱》：“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愧。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俯首静伏。”
可见，气血充盈、血气和合则神气安宁、情志畅达，如气血不足、气血逆乱则可以产生忧、悲、烦、怒等抑郁症表现。
10 阴阳失调致郁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灵枢・行针》：“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素问・宣明五气篇》：“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5
“上火”是民间的说法，大体与中医有关，但翻遍中医药辞典，却找不到“上火”这一条目，扩展到《辞海》《辞源》，也未发现这个词条。自从“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暴发以来，清热解毒的中成药和清火降火的保健品多起来，“喝了不上火”的凉茶广告开始飞舞，“上火”仿佛成了流行词。
老百姓对“上火”是怎样理解的呢？笔者收集到以下几种情形：心里烦、睡不着，是上火；脾气大、易发火（怒），是上火；嘴巴干、咽喉痛，是上火；口腔溃疡、舌尖糜烂，是上火；口苦、口臭、牙龈肿痛，是上火；咽燥、喉痒，是上火；心窝里有烧灼感，是上火；脸上长痘痘、身上长疖子，是上火；脸发红，有一阵阵烘热感，是上火；大便干结不通，是上火；喝白酒后全身躁热，是上火。
这种理解是凭对火热症状的直觉，虽说是表象，但也符合情理。对于“上火”的治疗，人们的认识较为一致，那就是选用清热泻火解毒中药，如口服金银花、番泻叶、苦丁茶、牛黄解毒片等，或使用抗菌消炎药。问题在于采用这种清火的方法常常无效，前来就诊或咨询者大多属于这类人群。其实，中医学对火及其致病机理的认识有一整套学说。由于人们对“上火”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的直觉，治疗手段也就相对单一，取效自然就不理想了。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火是五行之一，代表着五种基本物质的一种，与其他木、土、金、水四种物质共同运行不息，演绎着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火曰炎上”具有温热、向上升腾的抽象特点。在病因学说中，火为外感六之一，常与热、温并称，均为阳盛所生，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火为热之极，温为热之渐。在病机学说中，火则是从内而生，成为体内的一种病理产物，导致人体组织器官的各种病理变化。内生之火，又称“内火”或“内热”，由于阳盛有余，或阴虚阳亢，或由于气血郁滞，或由于病邪的郁结，产生火热内扰，导致人体阴阳失于平衡、脏腑功能发生紊乱，某些功能相对处于亢奋的病理状态。
认识“上火”，首先要区分“上”的是内火还是外火。
外火就是六外邪中的火热之邪，如在长夏（高温季节）从外界感染了因太阳光烤晒的暑气，引起身体的“发热”等症状。一般地说，从外界感染的“上火”比较容易治疗。从内而生的“上火”，其发病机理复杂、症状杂乱、证型较多，治疗上就较为困难。如症见咽喉干燥、口腔溃疡的“上火”，除外感热邪可引发外，更多的是“内火”所致，而且有多种不同的性质，如肺阴不足，阴虚火旺；或肝气郁结，肝火上扰等。病根不同，治法当然各异。
其次要辨别内火中的实火和虚火。
内火大致可分为虚、实两类。实火多源于阳气有余，或邪郁化火等，其病势较急，病程较短，临床多见高热，面赤，小便黄赤，大便秘结，或口舌糜烂生疮等。虚火多源于精亏血少，阴虚阳亢，虚火上炎，其病势较缓，病程较长，临床多见五心烦热，或午后潮热，盗汗，失眠，口干咽燥，眩晕等。至于治疗，原则是实火宜泻，虚火宜补。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6
《内经》中有关温病的内容散见于各篇，主要在病名、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在现存文献中，《内经》最早记载“温病”病名，并指出温病是热性病，寒邪侵袭是温病产生的直接外因，同时温病的产生与精有密切的关系。关于其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有九条讲火热病的。《内经》虽没有提出卫气营血各阶段的证候，但其基本内容已散在各篇中，并提出治疗温病的基本原则，便是清热和保津。《内经》在温病预后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标准，至今仍然具有临床意义。如《素问·玉版论要》的“病温，虚甚死”，就是在告诫医生，如果温病患者阴分亏损较甚，精血已枯，无阴以胜阳热，则预后不良。
【关键词】 内经 温病学 历史贡献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一部医学典籍，为后世许多著名医学家的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奠定了基础，直至今天仍不失为中医的理论源泉。《内经》中有关温病的内容散见于各篇，主要在病名、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预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现归纳分析于下。
病名与特征
《内经》提出“温病”病名，为现存文献最早记载。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谓：“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又谓：“有民厉温病。”初之气，是指少阳相火之气；地气迁，是指少阴君火之气。按运气学说，少阴君火之气移位于少阳相火之气，两火相遇，以致气候大热，万物草木提前萌芽，人民多得疫疠病，温病也随之发生了。但《内经》并未对温病病名给出具体特定的定义及规范，其称谓模糊，甚至混乱，它有时称作热病，有时叫作病温，有时简言疫，甚至与伤寒混淆，如《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内经》指出了温病的特征。从上面提到的这段文字来看，《内经》明确地告诉人们温病是个热性病，其形成有一定的气候条件，即天气过暖。不仅如此，《内经》还提示温病包括了温疠病（即后世所说的温疫）、伤寒及病温、病暑等不同类型，并且指出温疠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以致会出现《素问·刺法论》所说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或《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说的“温病乃起，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即远近都得同样的病的现象。《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古时代温病未形成独立体系，它归属于伤寒之中。后世不少医家认为温病不能脱离伤寒，其理论根据就是指这段文字。其实，在明清以后温病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是医学发展的需要，并非否定伤寒。《素问·热论》又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意思是说夏至以前发的热性病称为温病，夏至以后发的热性病称为暑病。这不但在发病时间上对温病和暑病作了鉴别，而且为后世对温病与暑病的鉴别诊断提出了理论依据。
发病原因
《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素问·金匮真言论》又说：“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前者说明温病的产生与寒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冬天感受寒邪，寒邪伏藏于体内，日久化热，待到春阳外发时，邪气随阳气外出，发生了温病，可见寒邪侵袭是温病产生的直接外因。后者说明温病的产生与精有密切的关系：精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充足，封藏得固，能化生卫气以护外，滋生阴血以固本，外来的寒邪和温邪就不能侵犯人体，故不得温病；相反，如果损伤，卫外不固，就会导致温病的产生。
《内经》为后世温病学家的伏邪学说打下了基础。清代柳宝诒根据上述《素问·生气通天论》及《素问·金匮真言论》两处精辟论述，推论出“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规律。这种内外因相互对立统一观点的确立，为后世温病学家从病因学和发病学方面提出的伏邪学说打下了基础。现在即使在病因学方面分得很细、很具体，但从根本上看，仍不越《内经》的这种观点。虽然伏邪理论确定于王叔和，发展于吴又可，成熟于叶天士，但从具体来分析，都源于《内经》“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和“藏于精者，春不病温”这两段文字。后世的病因是从患病后所产生的症状，对病机的反推而形成的。其理论的特点含两个目标对象：一是病发多以急骤或激烈形式，起病即现里证，不同于一般外感证的表里浅深传变常规；二是具有缠绵反复的病程、慢性病变与复发倾向。可见，后世医家认为的伏邪发病，是集中见于温热病中，如春温、伏暑等，然《内经》伏邪论并不局限于伏温一种，故现代医家亦常借用伏邪理论，对肺胀、肠道感染、炎性肠病、血液系统疾病、慢性病毒性肝炎、泌尿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缺陷病及其感染等进行辨治。如认为白血病为热毒或温毒在肾精亏虚的基础上伏于少阴，由内外发，易于耗阴动血，热瘀互结，治疗以解毒、消瘀、补肾为大法。［1］又如慢性病毒性肝炎，乃火毒与温毒伏于厥阴、太阴二经，其病邪的出入进退根据伏邪理论的伏、溃、发、传，有经可循；治疗原则以透达为上，清则次之。［1］此均为对《内经》伏邪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病机变化
《内经》精辟、扼要地阐述了温病的主要病机。温病即热病，在《内经》中对热病的病机论述颇多，例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就有九条讲火热病的。至今仍指导着临床实践。
《内经》把伤寒和温病的病机归为一族。《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明确提示，《内经》时代温病隶属于伤寒，因此伤寒的病机转化，也是温病的病机转化。这种转化，《素问·热论》概括为，一日巨阳受病，二日阳明受病，三日少阳受病，四日太阴受病，五日少阴受病，六日厥阴受病。这段话，在温病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深受其影响，直至清代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和吴鞠通三焦辨证创立，这种学说才逐渐消迹。虽然现在的中医已不用伤寒六经辨温病了，但是伤寒六经的传变规律和所提出的证候特殊性的原理，仍为温病病机传变的辨析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内容。所以叶天士在其《外感温热论》里曾这样声明过：“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
证候特点
《内经》虽没有提出卫气营血各阶段的证候，但其基本内容已散在各篇中。如《灵枢·经脉篇》对手太阴肺经症的描述是“肺胀满，膨膨而喘咳”；对足阳明胃经症的描述是“上高而歌，弃衣而走……狂疟，温，汗出，鼽衄……身以前皆热……消谷善饥，溺色黄”；对手厥阴心包经症的描述是“心中大动”。在病因症候方面论述更为全面，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在脉的论述方面，特别提出温热病的脉是以数为主，如《素问·平人气象论》说：“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温病。”《灵枢·论疾诊尺篇》说：“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一呼一吸脉六动而躁急，尺肤灼热，本是温病的共性，《内经》已认识到这点，并很明确地给温病在脉诊和症候上的特点制定了规范。但是，《内经》提出的温热病证候，虽基本上归纳在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中，与温病的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以脏腑经络为基础是一脉相承，某些证候特点的论述，也符合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的内容，然而《内经》与后世温病学家创立的诸多学说相比，显然还存在不全面、不完整、不系统的缺陷。
治疗原则
《素问·脉要精微论》说：“脉粗大者，阴不足，阳有余，为热中也。”《素问·玉版论要》又说：“病温，虚甚死。”这两段文字，充分说明了温热病的特点是最易伤津劫液，阴虚而阳盛身热。这里所说的“虚”，主要是阴虚，也就是叶天士所谓“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由此决定了治疗温病的基本原则，便是清热和保津。在这方面，《内经》论述得很明确。如《素问·热论》说：“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这无疑为后世的汗法和下法打下了基础。近代名医蒲辅周先生曾在病案中指出：“风温犯肺，卫气郁闭，未出三日，急宜解表。”［2］确为经验之谈。当然“三日”两字虽是原则，但要灵活掌握，不可视为教条，而且这里的汗法，是指用辛凉解表法。热病当用凉药，治热当用寒法，这是宗旨。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治寒以热，治热以寒”；“风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燥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等等，无非表明热病的治疗原则，在表用辛凉，在里用寒凉。后世的银翘散、白虎汤、清营汤、杏苏散都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创立的。虽然治疗温病的具体方药在《内经》没有记载，但在《史记》上载有仓公用“火齐汤”［3］治热病的案例，周魁的《温症指归》释云：火齐汤即三黄汤。
同时，《内经》在温热病的护理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如《素问·刺热篇》说：“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说明治疗温热病在护理方面也应当很好地配合：饮食偏寒为宜，衣服不宜太多，室内空气流通，凉风吹身较妥等。《清代名医医话精华》李修之治杨天生案例［4］：壮热神昏，用大桶盛新汲水放在四围，并洒湿中间空地，铺草席一条，使病人卧于其上，再用青布一丈许摺作数层，浸入水中，搭在病人胸部，逐渐清醒。这种脱胎于《内经》的治疗方法，与现代西医用冰袋等物理降温的治疗原理完全相同。
预后转归
正确判断疾病的预后，对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温热病，起病急，变化快，病情重，不能正确地判断预后，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内经》在这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方法和标准，至今仍然具有临床意义。如《素问·玉版论要》的“病温，虚甚死”，就是在告诫医生，温病患者如果阴分亏损较甚，精血已枯，无阴以胜阳热，则预后不良。《灵枢·五禁篇》：“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又《灵枢·热病篇》说：“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本来热病脉应数，今反静，说明邪去正安，是好现象，但如果热病汗已出或汗不出，脉却都是躁盛，便是逆证。这是因为温热病汗不出，热无去路，脉又躁盛，明示是逆证，谁都会辨识；即使汗已出，邪有去路，也应该热退身凉，脉静志安，方为顺证，但现在汗已出，脉却仍躁盛，说明邪气未退，正气已伤，故亦属逆证。《素问·评热病论》说得更具体：“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言邪胜正衰、脉躁汗不出则预后不良，邪退正胜、汗出脉静则预后良好。《灵枢·热病篇》还说：“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此九种证候，预后均不良，其根本原因是邪热独盛而五脏阴亏，甚至造成阳独亢，竭，阴阳离决的局面。现在所见的温热病后期，多半都是心肝肾三脏阴分大亏，病情确实危重，但也不是绝对不可治的。吴鞠通曾精辟地注释过这段文字：“此节叙热病之死证，以禁人之刺，大抵由于阴竭者为多，然刺固不可，亦有可汤药而愈者，……至于益阴以存津，则刺法之所短，汤药之所长也。”［5］试观《温病条辨》治下焦温病用加减复脉汤、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均是重复其阴。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对《内经》所述的生与死不应绝对化，理解它为表明疾病的浅深轻重，就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通过重温《内经》有关温热病的一些文字记载，发现《内经》对温病的病名、病机、诊断、治则、预后等方面的论述已相当成熟，后世诸温病大家的成就，均是对《内经》所论温病内容的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志甲主编.内经［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72.
2 高辉远，等编.蒲辅周医案·温邪郁闭［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182.
3 汉司马迁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8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