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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1
论文摘要:戏曲的表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觉系统，今天戏曲在视觉媒介的作用下被日益地视觉化和影像化，影响到了戏曲形态的呈现和观众看戏方式的变化，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观众的戏曲审美。
视觉文化是在媒介时代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和解读模式，但是“将‘视觉’等同于‘图像’，从而与‘语言’相区别有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其实，视觉文化有别于印刷文化，不在于“图像”取代了“文本”，而在于我们的观看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并不是只有电视、电影、摄影、网络、广告我们才能纳人到视觉文化的研究之中，而其实一切视觉的东西都可以纳人到视觉文化的范畴之内，视觉人类学早已证明，“其实，人类早就‘进入过’读图时代了。”而国际视觉文化协会主席马焰教授也说“视觉世界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多维世界，它处在永恒的流变之中。……如果文化和社会研究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义，那么，中国这条正在从沉睡中觉醒的巨龙，正是追溯丰富的视觉文化之源的最好所在。”所以，突破视觉文化研究的局限，在中国背景下，在中国文化视域之内，需要对视觉文化进行新的更新和发展。“一切提供观看信息的媒介，如电影、电视、戏剧、摄影、绘画、时装、广告、网络视听等都在构筑着视觉文化符号传播系统。”而不同视觉媒体构筑了一个大的视觉“场”，这个视觉“场”显然对人们的生活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中国独特视觉符号的戏曲，从文化形态上来看，有别于印刷文化，作为综合的视听艺术在现时生着“视觉化”的转向;从戏曲传播的媒介形态角度来看，其也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戏曲媒介文化系统，不同的视觉媒介形态构成不同的戏曲视觉“场”，并对戏曲观众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戏曲视觉传播网络。在这个立体的戏曲视觉传播网络中，观众不停的穿越“场域”，调整戏曲的视觉欣赏状态和方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他们的戏曲审美，这为我们观察视觉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以及观看的“视觉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这种可能也许会成为我们丰富视觉文化理论的新的资源，正如周宪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和丰富的视觉资源，因此当代中国视觉文化对这些传统资源的吸纳和改造必然造就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特色，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视觉文化理论来”。
把戏曲媒介研究和视觉文化相结合起来，不是凭空而想的，是因为戏曲作为综合艺术本身对戏曲视觉的重视，同时戏曲在和不同的视觉媒介结合的过程中，其视觉性被进一步的强调和放大，戏曲被“媒介化”的过程，就是戏曲被进一步的“视觉化”过程，“戏曲从可以只听到非看不可，是戏曲从舞台到荧屏的一个重大飞跃。”这个过程一方面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戏曲媒介形态，但同时这个过程也影响到戏曲本身的美学特质，更影响到戏曲观众的审美感知。
一、戏曲视觉
戏曲是中国古老的艺术，同时也是有着强韧生命力的艺术。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表演和音乐，形成了以视听为主的综合艺术。听觉当然在戏曲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戏曲的视觉性也非常的突出，况且戏曲表演本身就是一种视觉的呈现，同时戏曲的脸谱、服装、虚拟化的动作等等，都在加强着它的视觉表达。戏曲视觉有着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观物取象打造独特舞台视觉。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中国传统美学观物取象的影响下，融汇了其他艺术的审美样式，形成了独特的舞台审美风格，同西方写实的戏剧艺术不一样，中国戏曲侧重于程式化、虚拟化的表现，“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洲”、“瞬息间前朝后代，方寸地万水千山”。在空旷的舞台上，演划船拿一船桨、船桨翻飞，伴随着舞蹈般的表演，将观众带人相应的情景之中。这种表演方式需要艺术家对现实生活进行观察，但不照搬现实生活的原态，对现实进行拣酌提炼，形成可重复的可复制的一目了然的程式化表演方式，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观物取象原则在戏曲艺术中的体现”再如人物个性的脸谱化，通过人物性格特征的外化，让人们做到忠奸可辨、良芳可察。观物以立象，立象以尽意，亦是传统戏曲舞台形式的审美特征，“‘立象’不是在舞台上设立具体写实的舞台景物，而是在‘简约’的美学原则下，使舞台景物化为具有主观思想的视觉符号，让‘空灵’的舞台充满了意象编织的网络，从而获取舞台形式的内在精神韵味。而戏曲韵味和戏曲意象相联系，构成了丰富的戏曲观看和审美方式。而中国戏曲独特的审美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味”、“感”、“象”的辩证关系，在现时代仍然具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味、感、象”是“中国哲学精神失落与重建的重要尺度，也成为审视、反思视觉文化的一个出发点与参照系。”
第二，戏曲视觉构造独特的艺术场域。
戏曲视觉对于戏曲空间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观—演”的戏曲空间中，戏曲的服装、脸谱等，一是让演员进人到戏曲演出之中，更重要的是也让观众进人到一个异于平常生活的途径当中，“戏曲的装扮是要求帮助演员转化为剧中人物—尽管戏曲的转化有它不同于写实话剧的若干特点，但它毕竟是一种转化。二是便于改扮，使一个演员可以借助于不断更换面具兼演多种角色。戏曲的涂面化妆可分为美化化妆(俊扮)、性格化妆(脸谱)、情绪化妆(变脸)、象形化妆(动物象形脸)。而无论哪种化妆方法，都是为了造成一种超越于平常的艺术效果。戏曲在广场—剧场—影视的演变过程中，戏曲视觉所构造的艺术“场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其和现实生活有联系，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在戏曲构造的独特艺术场域中，演员可以忘记自己的身份，观众忘记周围的一切，并不断地进行着观演双方的互动。“在民间，各阶层的人们往往将看戏娱乐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与节日、某种习俗联系在一起，与自己的艺术兴趣联系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以‘戏乐’为核心的戏曲文化生态环境。”而在这种“戏乐”的戏曲生态环境中，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异于现实生活的满足与艺术享受。
第三，舞台形象建构独特“情感之域”。
中国戏曲表演者有三重演述身份:演员、行当、角色(剧中人物)。“演员是现实生活域中的人，行当属于审美游戏域中的演述者，角色则是剧情虚构域中的人物。他们可以根据故事的搬演、观众的接受、剧场气氛的调节、商业化经营等需要，灵活地改变演述身份与剧场观众进行不同语境的审美互动交流。”而三种身份共存于舞台形象之中，高行健先生把它称之为“中性演员状态”，他认为“当表演者同时以一个叙述者、被叙述者，甚至以她/他自己的社会身份出现，并向观众介绍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时，‘中性演员的状态’边在其中起到效用;一种在演出者、角色和观众间交流的特殊关系也由此产生”。
而颜海平先生把这种“交流的特殊关系”称为“情感之域”。而无论如何，这种“交流的特殊关系”和“情感之域”的完成，都是通过可视的舞台形象来达到的，并在在观众观戏的过程中，在戏曲舞台的呈现中，实现了“情感之域”中的“特殊交流”。因此，戏曲的视觉不仅作用于人的视觉，还营造了一个观演交流的重要空间，共同穿越生与死、情与理的界限，获得一种人性的升华和净化。戏曲视觉，构成一个戏曲的“气场”，形成了丰富的“情感之域”，更是启动了观众的能动认知，孕育着新的创造的可能。
由此可见，戏曲视觉是和戏曲演出、观众互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中国独特的审美原则、能动的“情感之域”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无法拆解的完整整体。而戏曲在农村的传播过程中，戏曲相对稳定的艺术概念、审美趣味和形式规则，形成了农村人独特的审美感受，也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同时，通过看戏活动，村民共同的凝聚了不同的群体活动，形成了一片独特的艺术场域，这片艺术场域和村民现实生活密切相连，但同时又拉开距离，带给村民独特的审美享受，超越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这种独特的戏曲场域在“媒介化”的过程中，却逐渐的衰落，戏曲视觉性的不断强调与放大，也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戏曲整体的和谐和美感。伴随着电影、电视等戏曲媒介对戏曲的日益渗透，农村的戏曲视觉场域变得更加的丰富、复杂，而理解戏曲视觉的变迁由此带来的戏曲场域的变迁对村民戏曲审美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理解村民在媒介所构造的视觉文化氛围中如何生活的一把钥匙。
二、媒介空间中的戏曲“视觉化”
戏曲“视觉性”主要是由写意构成的，通过剧场(广场、剧院)所营造的环境，通过切末，通过虚拟性的动作和表演来实现的，而电视视觉是一种写实的，首先给你的感觉是电视的视觉真实，靠的是视觉说服取胜。戏剧视觉重点在营造环境，营造一种艺术环境，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中，带给你的是一种“可感的真实”。想一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根本没有剧场，各方面设施也很差，撂地为台就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观众，这跟戏剧视觉有很大的关系，正是戏曲视觉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场”，在这个“场”中是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局限，并且吸引观众的目光，“召唤”观众的参与，获得艺术的享受和熏陶。本来我们在戏剧场所营造的氛围中，能够走进戏曲中去，能够去欣赏程式化的动作，华服奇脸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中，在“戏乐”机制中去达到演、述、观众的三者的交流，实现中国戏曲艺术感动人，进而调动人的“能动性”的作用。而站在传统的角度上看，媒体文化是十足的异类，它的光怪陆离有极大的诱惑力，它以诉诸感官的娱乐来破坏大众，“破坏的是传统文化的想象空间和形而上的惯性。”但是，由于传统戏曲本身作为独有韵味的视听艺术超强的适应性，也使戏曲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能够在新的电子技术的冲击和影响下，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被电子媒介“视觉化”，“影像化”，总体上适应着不同时代人对于戏曲观赏的需求。
而随着电子媒介的加入，戏曲视觉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广场到剧场到荧屏，从祠堂到舞台到影像，戏曲的视觉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西方的文化学者认为如今已经进人到一个“戏剧化社会”，“正如我们所在的20世纪，在电影、广播和电视方面，戏剧的观众经历质的变化……戏剧以各种新的方式被纳人到日常生活的节奏之中。”尽管西方的“戏剧”观念和我们所谈的“戏曲”有很大差异，但是其无疑也点到了戏曲在现时代的存在事实，更启发了我们对戏曲在“戏剧化社会”中独特价值的思考。戏曲视觉空间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着戏曲内在的变化，也影响着戏曲的视觉呈现。在广场或者说在农村的“空场儿”上，戏曲更是成为一种“狂欢化娱乐”的视觉呈现，具有着别样的价值和意义。而戏曲进人影视，其视觉空间更是从三维变为二维，从广场进人到百姓的客厅、卧室，从舞台进人到屏幕，这样的视觉空间的变迁，一方面是视觉文化深刻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戏曲视觉呈现和戏曲视觉传统的变迁，这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了一种张力，一种互动。但是，在电视视觉营造的真实环境中，“去”远距离的展示一种虚拟性和程式性动作，总是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于是，为了进一步的吸引观众，电视就尽量用写实代替写意，展示戏曲艺术特质的细部，去展示一些夸张性的动作和独特的唱腔，比如《三岔口》和川剧的《变脸》，用戏曲艺术的细部替代了戏曲的整体，于是，戏曲的“雅化”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断增强戏曲电视艺术表现的视觉性，加强舞蹈、灯光的烘托，加强写实的表演，艺术在这样的不断暗示下脱离了老百姓，脱离了生活的舞台和现实舞台。
但是，戏曲视觉又实现了和电视的对接，因为电视看重的是戏曲视觉的表现能够被充分的被电视所吸收和改造，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分析当代视觉传播盛行的深层原因时候所说:“其一，现代世界是一个都市世界，大城市的生活和它限定的刺激及社交方式，为人们看和想看(而不是读和听)事物提供了优先机会。其二，就是当代风尚的本质是渴求行动(和冥想相反)，寻求新奇，追求刺激。而恰是艺术中的视觉元素最好地安抚了这些冲动。”正是戏曲艺术中的视觉元素满足了当代人对另类视觉的需要，因此首先被拿出来，作为影像的资源而大加利用。戏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表征，在众多的宣传片，比如申奥(奥运会)、申博(上海世博会)乃至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上其都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戏曲被影像化，一方面安抚并满足了人们的视觉冲动，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觉的“认同”。
而戏曲通过视像媒体进行传输的过程，是其进一步“视觉化”的过程，这不仅是其独特的视觉性(表演、服装、脸谱等)的又一次视觉重组和呈现，而且是戏曲视觉形式、戏曲视觉空间的重要变化。这样的改变，绝对不是由舞台的表演向图像录制表演这么简单，以戏曲电视为例，“电视戏曲，也称戏曲电视，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与现代化电视技术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兴艺术品种。它指运用电视的技术手段，突破戏曲舞台的时空局限，适当采用实景及电视视听语言来表现戏曲艺术、反映戏曲文化现象的一种电视文艺形式。”
而有些学者主张对戏曲进行电视化的改造，让戏曲更要的适应电视的表现需要，比如剧本要增强戏剧冲突，减少戏剧的叙述性，回归传奇的叙事艺术，人物的塑造要突出个性而反对平面化和脸谱化，结构更要严谨和紧凑，语言要符合人物的特点和剧情发展，在表演上要实现功能转换和风格擅变，而不能有太多的舞台痕迹和程式化的表演，要根据电视写实性的特性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表现，尽量减少不符合实际的舞台性的舞蹈动作和唱、念、做、打，要注重表演的体验性和人物内心的挖掘与细节的展现，而不能留下做作的痕迹。在音乐上他也主张进行充分的改造，可以融合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的成分，让音乐更能符合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在造型上，更是要舍弃舞台上的脸谱化造型，恢复本真的服饰和装扮，按照电视剧尤其是古装电视剧的要求进行改造。而这些同样也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电视排成的戏曲片完全依靠“镜头语言”、“实景拍摄”、“音乐粗暴拼凑”、“消解方言”、“剥夺剧场观众”，认为“至今方兴未艾的戏曲电视剧则对戏曲表演艺术的特质造成了几乎彻底的摧毁。喷怒之情是溢于言表，在这里无法对此做出评价，但是笔者认为，戏曲多种媒介形态的多元共存对戏曲来说是好事情，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推动了戏曲文化的传播。但是，我们不能认为现代传媒技术传播戏曲方便快捷，就认为戏曲电视化是戏曲发展的必然出路，更不能把戏曲的发展看作是要么“作为舞台剧场艺术加以保护”，要么“戏曲电视化”这样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尤其是在农村，戏曲文化氛围还比较浓厚，多种戏曲媒介形态共存，戏曲视觉和戏曲视觉化构成了农村丰富的戏曲文化生态，这需要我们实证的认识多种戏曲多种媒介形态存在的现实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真实的评判戏曲视觉化的“功”与“过”，才能在戏曲文化的多元互动中真正发展中国的戏曲艺术。
三、戏曲视觉文化研究之意义
在目前，戏曲是多种媒介形式共存的，或者说戏曲构成了多种的视觉空间，在这方面，笔者曾经对河南省许昌县兴源铺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这里存在着戏曲舞台演出、戏曲电视、戏曲电影乃至他们主动创造的电影和戏曲节目等多重戏曲媒介空间，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戏曲视觉空间，这个戏曲存在空间为村民既提供了公共性的视觉空间，同时又提供了私人性的娱乐空间，既满足了个人群体生活的需要，也满足了日常生活放松的要求，并且多种视觉空间的存在和转换，更是为村民开辟新的视觉空间提供了视觉经验和审美经验，所以才会有兴源铺村民的拍电影的事件，才会有他们组织自己的艺术团自编自导自演戏曲来表达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视觉空间的变迁也对观众的戏曲审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戏曲从立体的呈现变成图画式的流动，从仪式性的表达变为娱乐性的释放，从公共活动领域变为私人生活领域，戏曲的审美韵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戏曲的感知方式和感受都有了显著的不同。人的感知构成方式—即它活动的媒介—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取决于历史条件。从电子媒介、戏曲和观众的关系来说，戏曲在过去是人们尤其是农村人的主要的集体娱乐方式，戏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情感都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戏曲艺术那一招一式都撩人心魄的程式、精妙绝伦又感天动地的表演，和着那或铿锵、或动人的旋律，和着戏曲“以情感人”的魅力，早已沁人到农村素朴的观众心中，化作他们文化的记忆和岁月的性情，戏曲艺术巨大的娱乐价值、道德教化和认知价值④，就在不知不觉中发挥着作用。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2
《周礼天官冢宰》载：“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日成”为反映旬度经济收支情况的文书，相当于现在的旬报。所谓“参互”，即随时检査问题，由司会决断、确定赏罚;“月要”为反映月度经济收支情况的文书，相当于现在的月报;“岁会”为反映年度经济收支情况的文书，相当于现代的年报。财物保管部门和会计核算部门的会计报告的参交互考，进行互相核对、检查其是否一致，从而达到相互约束和监督的作用，体现了最初的“审计”思想;《管子立政》中提到“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著”中所指的三个月一计、六个月一汇、一年一总结，也体现了“时时监督”的理念。
二、对会记人员专业素养建设的贡献
会计文化是会计工作的灵魂，而人是会记文化的灵魂。鉴于会计工作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如果想组织开展好会计文化建设，需加大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会记人员自身的专业素养。在夏朝早期，会计还只是指一种计算或统计方法，而《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载：“孟尝君要到封地去收债，便贴出告示：‘谁习会计，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可见到战国时期，会计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技能，需要专门学习了。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也出现了专门的“会计”。
此外，提高专业素养需要重视四项建设：一是职业技能建设。作为会计人员，基本功必须过硬，即要有较强的会计理论基础和实务操作经验。孔子提出了“会计当而矣”，意思是会计要平衡、真实、准确。具体说是要会计的收付存平衡，正确无误。《管子》也提出“明法审数”，要对各个收支方面数据要做到心中有数。宋朝《会计录》中记载的“四柱结算法”中的”四柱式会计报告”，通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这一公式加以总结，既可检查日常记录的正确性，又可分类汇总日常会计记录，起到了全面、系统、综合反映问题。这些都给了我们的会计专业素养建设很大的启示。另外，专业素养建设尤其需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首先从理论上入手，进行会计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会计人员的理想、思维、价值观、行为准则等。应围绕会计文化的主题，对新时期的会计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公共关系学等的关系问题开展理论论证，宣传和树立新的会计文化观念，激发人们对会计文化的兴趣，加快会计文化建设的步伐。其次，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在岗培训，扩大培训面，增加培训机会。重点加强与相适应的会计准则、会计理论、财务预算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等理论与实务的培训，提供学习平台，使会计人员提高其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二是形象建设。会计人员的形象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整体形象。因此,要塑造会计人员良好的形象，从品德、语言和仪表等方面提升会计人员的品味。三是职业道德建设。
会计人员如果缺乏职业道德，缺乏政策观念和纪律性、原则性，在复杂的环境中就会为所欲为，所以要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使会计人员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服务社会。四是诚信建设。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对会计而言，诚之者，会计之道也。诚信是会计人员最基本的职业品质，表达了会计人员对社会的一种基本承诺。要加强诚信建设，需做好以下七点：一是要加强价值取向的正确引导;二是组织开展好诚信教育;三是制定会计信息的质量标准;四是加强考核的适时指导和监督;五是宣传会计良好的职业品质，塑造会计人员的良好形象;六是宣传先进典型事例，提高会计人员美誉度。七是建立网络化的会计人员诚信档案。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可对会计人员建立诚信档案，对其工作范围、诚信度进行跟踪记录并进行量化考评。
三、对会计文化环境建设的贡献
会计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形成与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会计环境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或制约会计人员的观念和行为，最终影响会计活动。加强会计文化的环境建设要做好三点：一是加强会计文化的经济环境建设。会计服务于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之下的经济主体，为经济主体实现其目标服务。因此，会计也只有适应其所处的经济环境，并为其所处的经济环境服务，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载有“吾治产业，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经济管理活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应加紧建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配套的各种机制和体系，使之适应会计的本质要求。二是加强会计文化的人文环境建设。会计人文环境建设是影响和制约会计管理活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会计人文环境建设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凝聚性。
企业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会计人文环境对于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三是加强会计文化的信息环境建设。会计信息环境建设包括会计软件研发、咨询与实施、应用、日常维护等方面。科技的进步、会计管理思想的创新与会计相关法规的更新都会影响到会计信息化工作。因此，会计信息化已经是会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对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的贡献
要组织开展好会计文化建设,会计的法规和制度建设不可或缺。会计的法规和制度是组织和从事会计工作必须遵守的规范，是经济法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和执行会计法规和制度，可以保证会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财政方针、政策，保证会计工作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正确进行;可以使其提供的会计资料和会计信息真实、及时，更好地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更圆满地完成会计的任务。中国最早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是战国时期的《法经》，他对会计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秦时的《云梦秦简》中《效律》规定了官府物资财产及度量衡的管理的法律。其中对会计人员规定很多，如“尉计及尉官吏节有劾，其令、丞坐之，如他然。”。当时，已经出现定式简明会计记账方式，“出”和“入”作为记账符号已在秦代一致通用。唐朝是我国古代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的最高峰。李吉甫所著《元和国计薄》是我国第一部官厅财计著作。将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收人和支出等进行比较，开创了我国财计分析先河。另有《唐律》中上计律：“若朝集使及计帐使之类依令各有期会，而不违不到者，一日答三十，三日加一等……。”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3
说起愚园路1088号，这个并不存在的门牌号，一些老食客可能已经猜到，这就是“福1088”的所在。这座以经营精品本帮菜为主的会所餐厅，开业5年来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口碑，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了解，这座老宅背后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20世纪20年代，愚园路、镇宁路一带曾是老上海的富人区，这一区域在过去是一片花园，花园四周有一排排的别墅，方家别墅就是其中之一，而大军阀的财政部长――在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方旭东，正是这栋别墅当时的主人。
解放后，这栋三层楼的别墅和许多其他上海别墅一样，被分给了“七十二家房客”，直到10多年前，才由方旭东长孙媳妇――上海仙锦福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傅亚芬女士回收。公司总经理方元，是方旭东的曾孙，也是这栋洋房现在的少主人，从小住在二楼的他也和母亲一样，对这栋老宅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
“我母亲一直很心疼这所房子，励志要把它一间一间买回来。后来，在回收镇宁路375的同时，还把李鸿章小儿子以及阜新面粉厂老板孙家的房子一起买了下来。三栋别墅有1200平方，如果租出去每个月的租金至少也有好几十万，当时我母亲不同意，说自己家的房子只有自己懂。”方元向我们回忆道，“结果，我们把三栋别墅之间打通后开餐厅，定位是做本帮菜的高档餐厅会所，餐厅的名字就叫――福1088。”
为了恢复别墅初建时的风貌，在海外学过设计的方元曾专程去上海档案馆，调出镇宁路别墅的设计图纸，由于年代久远，设计师的姓名落款都已经显得非常模糊。但是，凭借着并不十分完美的原始设计图纸和家中老人尚存的点滴记忆，母子俩还是将解放后人为搭建的墙面一一拆除，基本恢复了别墅的原貌。与此同时，包括欧式碎花墙纸、柚木木条地板、雕花柚木护墙板、水磨石壁炉在内的细致装饰，他们也是费尽心思，从上海拆迁的旧房子、古董店一一觅得来，安装在自己的别墅内。
“当时装修、买古董，花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保护性的修缮能让老房子升值，而胡乱的装修只能破坏老房子的结构，加速它的死亡。”方元对此津津乐道，“后来，我们还邀请以前的邻居回来，在老宅里举行了一次大聚餐，很多老邻居都非常惊讶地说，住了几十年，现在完全不认得了！”
成功的秘诀
对普通百姓来说，越是高档的场所，越是充满神秘感，会所餐厅的经营者们，显然深谙此道。他们经营的餐厅，且具备一切私人会所具备的私密、高档和个性的餐厅，向消费者诉说着老上海在摩登时代的流金岁月，并让你用舌尖去感受那个时代，大户公馆人家所具有的生活品味。
“可以举一个食材方面的简单例子，来说明什么是30年代大户公馆人家所具有的生活品味。就说最简单的鸡毛菜，我们几乎是买3斤，扔2斤，只挑口感最鲜嫩的上桌；再说牛肉，大块的最好的牛肉，经过厨师切块，方方正正，完全没有杂筋。”方元解释道，“即使发烧到40℃，包括有机蔬菜、本地特色蔬菜、海鲜、鱼在内的食材都是我自己在采购。而且为了保证新鲜，我们的食材不进冰箱，存放时间也不会超过12个小时。”
30%的环境、30%的菜色、30%的服务以及10%的运气，是方元自己归纳的餐馆经营秘诀。如果说，在这些会所餐厅的小楼里，每个房间的布置，大到餐桌、银器柜，小到吊灯、摆设，每样都是老上海的西式珍品，在这种优雅的环境中用餐，让人仿佛重回旧上海的上流社会，感受苦苦追寻的梦中上海。如果说，蟹粉与吐司条、鹅肝与葱油饼、松茸与炸猪排，这些看似相距甚远的原料经创意搭配和精心烹饪，不止令你舌齿留香，且从舌尖感性地体会了什么叫海派风情。那么会所餐厅的服务，在餐饮业界也是别具一格，侍应生很有可能会熟谙来访的每一个熟客，熟知他们的口味和喜欢的包间，心细如尘的服务如旧时公馆大宅里的老管家，令你一进门就有一种走进金粉世家的华贵感。
去会所餐厅品味历史的宾客，几乎都会对会所餐厅的环境、菜色、服务反馈了极高的评价，而这些评价正是会所餐厅经营者不断摸索，继续创新的动力和源泉。经营“福”系列餐厅至今，方元始终认为，不同于其他行业，餐饮业是通过即时加工制作、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于一体的经营行业。餐饮经营者既要抓生产管理，又要抓销售服务，几乎结合了所有企业的管理特点，因此做餐饮是最辛苦的。
“厨师是餐厅的灵魂，这句话我只能部分同意。我们的主厨卢师傅，是一个极富想法，认真负责且略带执着的人。在工作时，我们是相互扶持的好战友，在生活中，我们也是亦师亦友的好朋友，在思想上，我们更是高度统一的好伙伴。”方元对这位主厨有着极高的评价，与此同时，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位员工有着更高的要求，“但是，不同于其他餐厅，我们所追求的是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因此我认为我们餐厅的每一位员工都是餐厅的灵魂。好比我们的地板每天都会打蜡，即使今天晚上一个客人都没有，我还是会要求员工打蜡。因为清洁也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经营理念，就是要给人一种清洁、舒适、高档的感觉，一种宾至如归的态度。”
1039、1088与1015
不少有上海情结的名人名流都爱去各种会所餐厅用餐，开在洋房里的餐厅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些人还原了想象中的老上海。从最开始2004年的“福1039”，到2007年的“福1088”，再到2010年的“福1015”，“福”餐厅经历8年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3家风格相同，但定位迥异的系列餐厅。
“这三家餐厅的定位完全不同，比如说最近2年才开的1015，人均消费在600甚至是1000元以上，开创的时候就是想为企业家、社会名流提供一个商务宴请的平台。相比之下，用家里祖房做的1088，人均消费在500元左右，定位也稍微低一些。1039则更适合大众，人均3、400元，像一些白领、IT、一般企业的基层管理完全负担得起。”方元介绍道，“现在餐厅慢慢发展了，从一家变成了三家，我也曾经想过要连锁，要上市，要继续发展壮大。但后来发现，这与当时开办福餐厅的初衷背道而驰，所以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同时也放弃了构建中央厨房的想法。”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4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传统文化；伦理
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要义、民俗传统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大众的生存与生活。比如，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先义后利、舍生取义的价值取向，温良恭俭让的处世风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等等。”①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底蕴给家庭伦理剧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然而，家庭伦理剧所展现的传统文化底蕴究竟有何特色？
一、夫妻之伦：女性形象的重塑
新时期以来，以表现夫妻伦理关系的电视剧首先在数量上就拔得头筹。尤其注重表现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后的情感困惑与人伦纠葛。“夫妻为轴心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的典型家庭形式，家庭伦理关系从纵向的父子关系轴心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轴心。”②以《中国式离婚》、《婚姻保卫战》、《金婚》、《夫妻那些事》、《媳妇的美好宣言》、《裸婚时代》等等在全国各大上星频道落地生根的家庭伦理剧就是最好的佐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附加条令从来就不缺少词汇。“封建礼教，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往往是人们首先想到的给女性确立的框架和行为准则。自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就已进入了父系社会，统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化，就是父权文化，父亲在整个家庭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男性，书写者同样也是男性，那么传统文化观念也主要是基于男性视角而建构。可以说在电视叙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也同样是男性对于女性的美好期盼与想象。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渴望》就给天下所有妻子做出了典范———刘慧芳身上闪耀着的隐忍、忘我、默默承担一切等传统“贤妻良母”所应该具备的特质，成为了中国男观众择偶的标准。而“事业型女性”悉数登场是新时期的家庭伦理剧对于女性形象塑造最重要的一笔。如《夫妻那些事》女主角林君，首先作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从职业的选定，本身就打破了以往电视剧关于“女性职业”的成规。其次作为一名所谓的“3Z”女性——姿色、资本、知识，在剧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表现出了她作为一名事业型女性的强势风范：果断、聪慧、有才华。最后作为一位“丁克”，她更是敢于挑战传统、怀抱自由。然而传统人伦要求施加于她无形的压力，首先来自于婆婆，作为一名敬业十足的“催生婆”，林君所持有的“不作生育工具”宣言在传统方婆婆看来就是谬不可思议的谬论；其次来自于事业，作为一名在事业领域风生水起且拥有权力的女性白领，男性下属感到憋屈，同性同事感到嫉妒，陷害、嘲讽接踵而至。林君在事业上失败，在丈夫唐鹏的悉心帮助下又重新获得新生并收获爱情的结晶，最终故事大团圆结局。与事业型女性相对比，家庭伦理剧也从不缺乏对女性作为“花瓶”的刻画。如《夫妻那些事》演员梁静扮演的那依，尽管事业独立、小有资产，却在婚姻的旅途中偏离了家庭的轨道。剧中极力刻画她不顾众人的反对，利用火辣的身材、美貌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遭遇了情感、金钱的欺骗，感情、身体双重疲惫的她在故事的终点回归到家庭。综上可见，无论是作为一名事业型女性还是美貌型“花瓶”，家庭终究是她们的归属与依靠。偏离传统、逃脱家庭只会受到严厉的审判与惩罚。可见，她们失败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相同的，她们回归家庭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她们在事业上可以做到化石点金，但这并不是一个“好女人”的必备品。剧本对于那些作为一个传统的好女人的角色设定，其工作内容依旧是在厨房洗手做羹汤、在卧室安静等待男主人的回归等，工作环境是厨房、卧室等封闭性空间，人际交往对象则是限定为子女、丈夫、长辈。可以说以“家”为中心的社交活动从来就是女性固守的阵地，电视剧的女性形象建构“带有极大的抚慰男性、安抚女性的功能。抚慰男性，以缓解其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遭遇的压力；安抚女性，使她们安于现状，安于被言说、被规定的地位。”③
尽管女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与展现，男权秩序却在变与不变中得到重建与稳固。虽然家庭伦理剧开始陆续塑造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女性形象，但却在无形之中又加入了女性身体被“包装”的符码——名牌衣服、卷发、高跟鞋等等充分展现女性身体的符号。可以说，所有符码体系都具有“神话”的特性，“它已经将现实内外翻转过来，它将本身的历史掏空，并且用自然填充它，它已从事件中移开它们的人性意义，而使它们能意指作用人类的无意义。”④另外，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女白领尽管在低阶级的男性面前拥有优势或特权，但往往则有一个比她更高一级的男性凌驾于她的地位之上。但我们往往会特立独行地标榜——这就是新时代的女性！故著名的女性小说家丁玲就曾在其小说《三八节有感》结尾处有此一问：“女人”这两个字到什么时候才不需要特别说明、不需要特别指出来呢？一般地说，越是提倡的东西才越是现下社会最虚缺的元素。⑤
二、兄弟之伦：兄友弟恭的呼唤
“请问为人兄？曰：慈善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在中国传统典籍《荀子·君道》中，“兄友弟恭”成为中国传统伦理中最理想的兄弟之伦，同时也是家庭伦理剧中传统文化诉求的又一重要表现形式。弟弟对兄长的敬重与兄长对弟弟的友爱是该伦理的核心内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中，以表现兄弟姐妹的手足之爱为中心内容的作品更不在少数，如电视剧《亲情树》中大姐孙雨欣为照顾年幼的弟妹，甘愿退学甚至放弃了爱情而抚养弟妹长大成人；《大哥》塑造了一位正直、宽厚、勇担责任、勇于牺牲的大哥形象；《亲兄热弟》则描绘了大哥于大海和三个弟弟的细水流长般血缘亲情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型社会重大社会语境中，“欲望化”已经成为描述当下社会语境最为关键和使用最为频繁的词汇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大哥”、“大姐”们遵循的是传统，在匮乏的物质生活中悠然自乐，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所谓“浪子型”弟妹们在逃离家庭、拼搏事业中屡屡受挫，并最终回归“大哥”、“大姐”所代表的朴实安宁的平淡生活。如十年前曾一度火遍全国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作为大哥的张大民缺失了父亲，但他身边围绕着四个年幼的兄弟姐妹。他是大哥，但是他在更多的时刻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贫嘴的他、平凡的他、朴实的他收获爱情，照顾弟妹长大成人。然而五弟大国却视自己的家为鸡窝，甚至哭着说毕业以后就算沦落到新疆、种青稞，也不想在这个贫穷的小屋子憋屈地生活。他拼命逃离家庭，逃离大哥代表的“父权制”的“掌控”，并一心盼望走向仕途，但最终爱情的力量又使他心悦诚服回归到以兄长为尊的家庭生活。
电视剧中传统意义上的“大哥”，他们是道德符号的能指，他们已俨然幻化成传统美德的坚守者。在经济利益膨胀及物欲横流的社会转型时期，“大哥”、“大姐”们这一崇高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人抵御物欲诱惑、坚守道德底线的精神武器。换句话说，对“兄弟之伦”的肯定与赞同，是幕后潜隐着对欲望、物质的否定，对所谓“浪子型弟妹”、“知识型弟妹”对平凡“大哥”的人生理念的重新认可，是潜移默化地重塑朴实平凡的日常生活才是社会“人生常态”。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庭伦理剧文本中，通过对“大哥”、“大姐”的道德形象高度设定以及弟妹们最终归顺传统的方式，种种现实社会问题被道德化解并遮蔽。但著名学者尹鸿却认为，家庭伦理剧以表现道德价值的一元化为指向，这一取向有待商榷，因为“道德问题不能永远超越于个人幸福之上来探讨”。
三、代际之伦：人伦之和的吁求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现代与传统、国内与国外等各种道德价值观被浓缩到同一时空并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激荡，它们的相互作用不仅表现在同代的各共同体之间，而且越来越表现在代与代之间。⑥所以现代社会最突出的代际问题其实质就是“代沟”。而“代沟”又集中表现在青年一代与中、老年一代之间展开。上升至伦理维度，顾名思义其伦理意义上的代沟就是道德价值观的鸿沟。面向社会实际，代际问题又往往表现为代际差异、代际隔阂甚至代际冲突。而这些问题也与各代成长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背景息息相关。但中国有句俗语“百事孝为先”，简单明了的流传千年的一席话体现了“孝”作为代际伦理的核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所有的家庭。在当今社会，孝道所衍生的敬老尊长的社会公德在新的时代脉搏中产生新的民族凝聚力，发挥着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⑦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过往已形成的传统固定生活模式被逐步打破，惯有的价值尺度、家庭观念、工作方式等正潜移默化的发生着质的改变。转型期社会带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既是社会的开放与包容，也有可能是道德滑坡而带来的无休止的争吵。作为家庭伦理剧，代际冲突往往在叛逆的儿子与固执的母亲、前卫的媳妇与守旧的婆婆之间展开。于是多种价值观的杂糅从现实生活被推向了电视荧屏，一方面反映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并存与包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冲突下的无序而又杂糅的生活理念。故采用“黑色幽默”与营造“温情”是家庭伦理剧处理代际矛盾的惯用表现方式。电视剧《媳妇的美好宣言》女主角毛绒绒和牙医余快的新房，新房在绒绒看来“不大，却很温馨”，但美中不足的是新房墙壁所悬挂的一张奖状有点格格不入——这是余快的父亲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在绒绒看来“有点像古董”，但当婆婆问道，“我觉得挺光荣的，每次看到奖状，就觉得充满了力量。”前后矛盾的心理，是绒绒出于对公婆的尊重，而她诙谐的表现方式也让婆婆觉得在儿子与儿媳的新房悬挂“革命烈士证明书”有点不吉利，于是婆婆主动地取下了这张与新房不搭调的“古董”。当绒绒再次审视自己的新房，心情骤然开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更是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而家庭伦理剧就是其最好的先锋军与同盟军。作为伦理的守望者，家庭伦理剧在展现夫妻之伦、兄弟之伦、代际之伦时理所应当地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内涵沉淀的影响，并且将持续地沉浸在叙事模式中。（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社，2006：138。
[2]汪怀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31。
[3]符杰祥.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J].东方论坛，2006（3）：41。
[4][法]罗兰·巴特.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5]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06。
[6]王倩.代际伦理——一个现代性问题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12）：31。
[7]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8.
注解：
①秦俊香.影视接受心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社，2006：138。
②汪怀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31。
③符杰祥.论1990年代电视剧女性生存的叙事形态[J].东方论坛，2006（3）：41。
④[法]罗兰·巴特.大众文化诠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⑤孙桂荣.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9）：106。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孝亲意识 民族凝聚力
孝道伦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孝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人际关系上,曾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变迁,制度的转换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西文化交融日益强化,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孝观念日趋淡薄。伴随着孝道伦理观念的缺失,必然出现家庭关系紧张、道德失范、社会秩序失衡的不良局面。
孝文化的形成和历史嬗变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①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产生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生于商代,也有人认为形成于西周时期。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制度,孝意识被纳入到宗法制度之中,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宗法制度的本质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统治阶级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实质上是把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孝开始从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转化。孝的内容也由单纯的善事父母扩展到敬奉祖先,祭祀先祖,孝从家庭伦理扩大到宗族伦理。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孝道随着宗法制度破坏而出现动摇,个体家庭经济进一步发展,养亲问题逐渐突出。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对传统孝文化进行新的改造。孔子在西周孝亲意识的基础上将孝和仁、孝和悌相结合,提出孝亲不仅要做到养亲,更重要的是敬亲和爱亲。曾子则“移孝为忠”,将孝扩大到政治领域。这样,经过儒家的改造,孝文化开始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将孝道思想首先伦理化并将其应用于社会实践的是《孝经》,《孝经》对孔、曾、孟等人的孝道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阐述,并对孝道的内容进行了广泛化,使之政治化。不仅将孝道之义推广至社会,以解决国家政治的君臣关系,还一举把孝道推上了以孝治天下的极致地位。从汉代开始,实行以孝治天下,这一基本精神为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孝道开始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汉朝确立的行孝的具体规范也加于纲常化并为后世的人们所遵循。唐宋以后,经过理学家们的宣传改造,由此走上极端化和绝对化的道路,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欺骗、愚弄人民的工具,成为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复合体。
纵观孝之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由于受生产方式和宗法制度的影响,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孝亲情结,这种发自本能的孝亲意识经过历代思想家的理论升华和统治阶级的推广扩大,使孝文化由家庭伦理转变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
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传统孝文化在中国延绵多年,经过历代文人的改造和统治者的推崇,使之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虽然由于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因素而倍受思想家的批判,但其中的合理内核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民族精神。因此,在当代社会,批判地继承传统孝文化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传统孝文化,培养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是形成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犹若血液一般浸透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哺育每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正因为如此,每当历史上出现外族入侵、民族危机之时,中华民族都能够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抵御外侮。抗战时期,中华儿女无论是海外华侨,还是港澳同胞,都积极的捐款捐物,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怀着满腔热血,回国奔赴抗战前线,杀敌报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侨居世界各地的华裔,有的已经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仍然不远万里,回归祖国寻根祭祖、投资建设,以寄托他们的孝思之情。这种由敬祖孝亲的情感而衍生的邦国之恋、乡土之思,形成中华民族亲和力与向心力,将全球华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国家的富强而共同奋斗。因此,在当前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中承志立身、报效祖国等合理思想,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强化经济发展后劲。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执政兴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最为重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亲情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如果每个家庭都和谐相处,就为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孝道自古至今都是调节家庭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良药。今天,虽然家庭结构和家庭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但孝道伦理在家庭和谐中的价值仍然存在,如果人人都能孝敬自己的父母,家庭就会和谐、幸福,家庭成员的身心就会得到调整,就能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如果把和谐幸福的家庭人际关系推展到整个社会,无疑就会成为和谐社会目标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进而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后劲。
培养个人道德情感,构建新型社会道德体系。与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相对应,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其中,家庭道德在整个社会道德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枢纽和起点。而孝又是家庭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孝道伦理的核心是养亲、尊亲和慈老爱幼,要求做儿女的要赡养、孝敬父母、尊敬长辈,使老人们颐养天年,这是做儿女的必须承担的义务,也是一个人道德品质高低的体现。而家庭道德与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辅相成的。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责任,爱父母才会爱他人、爱社会和爱国家。一个人对家庭有责任感,才会对国家社会尽职尽责。
传统孝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具有维持家庭、社会稳定的功能,而且对今天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关键是要找到道德教育的起点,把道德教育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而孝文化所强调的对父母的爱心、感恩之心,就是一个人道德行为的开端,是道德教育的根基所在。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为基础衍生出来的。提倡孝文化教育,由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开始,然后推广到全社会的尊老爱幼,由爱自已的父母推及到爱天下人的父母,循序渐进,进而爱祖国、爱人民。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扩充到职业生活、社会生活领域就转化为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提高人文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传统孝文化倡导的尊敬父母、家庭和睦、尊长爱幼、扶危济困、忠于国家等优秀道德品质,已经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使之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支柱。因此,继承中国传统孝道精华,建立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不仅可以有助于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道德意识,有助于克服当前日益泛滥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有助于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有助于激发人们对生活、工作的热情,使人们在社会中的价值取向朝积极的方面发展。而且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对于促进以德治国和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将有着积极意义。
倡导尊老养老,培养人本意识。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解决日益扩大的老龄化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养老是未来养老发展的主要趋势,我国政府也正着力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机制。但是,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老龄人口众多,社会养老基础薄弱,这就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养老的基本模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就是中国孝文化。在孝文化背景下,父母重视对子女的养育,子女成人后,从物质上赡养父母,在情感上爱敬父母,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都用法律和伦理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达到满足家庭成员生活各个方面需要的目的。继承和发扬传统孝文化,让更多的老人在家庭中享受天伦之乐,这不仅能够减轻社会的养老压力,保持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人性的教育与陶冶,人们的真情良知的回归,培养人本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合理挖掘孝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使孝道重新回归家庭伦理规范,把孝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融入和谐社会中,这些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增强个人孝亲的意识,规范现代社会家庭伦理,树立尊老敬贤的时代新风,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者为曲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09年度曲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孝文化研究》,批准文号为:2009ZD001)
传统文化的事例范文6
中国的传统体育重视体育教育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精神情感放在了首要地位，“仁德”、“仁礼”成为了体育追求的最高层次，在表面浅显直观的身体运动后面，蕴藏着本民族丰厚的道德思想内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武德”。在古代中国，非常讲究“练武之人先修德”，现代的竞技体育也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以成败论英雄”，纯粹体育于比赛的胜负相对于体育道德、体育精神来说总要推居二线。具有教书育人功能的校园体育文化更应该在“德”上面下功夫。校园体育文化是一种身体文化，更是一种身体语言，它具有多种文化的融合。它具有教育、导向、娱乐和育才等多方面的功能。
一、加强学校体育道德宣传
（1）加强媒体宣传力度
运用标语、图展、广播、录像等媒体,进行体育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渗透,使师生员工真正认识到强健身体重要性，培养他们对体育的兴趣,提高品德素质与参与程度,使大家都了解体育、参与体育、享受体育。
（2）进行体育知识讲座
体育知识讲座是丰富学生体育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把传统道德融入体育的极好的机会，邀请校内外体育专家、运动员配合体育教学任务进行讲座,介绍国内外体育赛事、体育形势、体育文化等,拓宽学生视野、丰富学生体育文化知识。
(3)组织体育观摩比赛
通过录像、电视实况转播、现场观看等形式组织学生观赏比赛,如NBA、世界杯足球赛等，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同时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热爱体育活动,欣赏体育美的能力。
(4)开展体育知识竞赛
学校组织体育知识竞赛简单易行。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体育知识,组织班级、年级甚至全校的体育知识竞赛活动,以提高学生对体育文化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
二、开展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1）营造健康体育文化
课外体育活动是开展体育文化活动的主要途径,它既要完成体育锻炼的任务,又要活跃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要认识到课外体育活动对提高学生锻炼意识和积极性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中学生在进行体育运动时，特别是在运动训练过程中，要克服许多由体育运动产生的特有的身体困难，体验到很多在正常条件下不可能获得的身体感受。
（2）加强学校运动队建设
运动队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运动队是学校对外的一个窗口,同时对全校师生员工有很强的凝聚力，在建设学校体育文化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三、开展体育道德实施活动
（1）弘扬民族体育文化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看到乡民们在冬闲的日子里娱乐，于是对子贡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他主张“居无求安”主张要参加适当的运动和劳动，而且把“射”（射箭）和“御”（驾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以达文武双全之目的，极富教育性。中国古代把体育纳入教育的时间相对较早，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中，一直接受着“礼”的影响，其中，“礼射”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可见古人在由于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体育运动面前，都将传统道德根植于体育运动中。
我校以艺术节的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内容包括综合运动会：田径运动会、班级三人制篮球赛、班级男女混合排球赛、班级拔河赛，师生象棋赛，教师羽毛球赛、乒乓球赛、投篮赛、飞镖比赛，以及文艺汇报演出等。把深藏在体育文化的底蕴之中的传统道德理念，及现代体育 “更快、更高、更强”、“团结、友谊、进步”、“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等奥林匹克精神，渗透到活动中。艺术节成为我校“弘扬体育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窗口，成为广大学子施展个人才华，发挥各自特长的广阔舞台。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在学校范围内营造一种健康文明、团结向上、高雅清新、竞争有序的校园文化氛围。一学年下来，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都认为过的很充实，也很开心，不仅丰富了课余生活，达到劳逸结合的效果，而且也促进了学生间、教师间、师生间的友谊，有利于更好的完成学习和教学工作，创设了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
（2）培养团队精神
开展班级间的小型比赛，培养团队协作精神。由年级组组织的比赛，以班为单位，规模小易实施。
体育能有效地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没有强烈地取胜欲望和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在体育竞赛中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竞争的场所，需要团结和协作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已经为我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也启示着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该由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所处的社会不断前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体育竞赛，特别是在集体项目的竞赛过程中，要想取得胜利，既要有力争胜利的顽强竞争意识，又要懂得与同伴和队友的团结协作，才可能达到目的。而体育的这种“模拟社会”的功能，是体育运动所独有的,同时对中学生品质的培养有很好的帮助。同时，通过观摩与参与，让师生懂得了尊重规则、尊重裁判，提升了自我素养，真正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理念。
四、创设校园体育文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