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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分析范文1
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一些有趣的、稍微复杂的劳动实践，要求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的劳动知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有力地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培养学生思维的创造性，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地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勤于钻研，勇于实践，久而久之就能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和创新潜能大有裨益。
选拔优秀师资和编写实用、有特色的课程教材
劳技课程是一门技能性较强的课程，它不仅需要教师具备教学的基本素质，更需要教师具备某方面的技能特长。因此，选聘一支高质量的劳技教师队伍是实施劳技教育的关键。劳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因此劳技课必须体现鲜明的实用性，如手工制作、养殖、园艺、烹饪、计算机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开设，使学生能够在学中用，在用中学，不仅使学生获得劳动知识和技能，更能感受学习和劳动的乐趣。劳技课程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还应体现特色性。各个学校可以根据本地区、本学校及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设课程。当学生学习结合地方特色的劳技课时，会感到很亲切、有趣，能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劳技教育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2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教育 成本收益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劳动力，其实质是一部分农民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50%，有4.4亿农村农业劳动力，其中剩余劳动力约占1/2，大约2亿多，每年还新增劳动力600万人。今后20年，我国至少要推动2亿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中心任务之一。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的农户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实现高层次的新均衡，舒尔茨教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入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市场和科技要素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创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问题的根源在于认识不到位，多数政府主管部门还没有树立“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的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而没有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经教育投资可能转化而来的潜在人力资本收益。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贫穷到富裕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经历着由落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向先进的工业生产部门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是因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生产效率高，提供的收入高，必然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这种转移过程也会增加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发展，从而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所阐述的中心思想。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无摩擦的。事实上，由于先进的工业部门所要求的技术水平是相当高的，从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掌握相应的技术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移。因此，要想使这种转移过程没有多大的摩擦，就必须让农业剩余劳动力掌握相应的技术，而这就需要教育。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的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
根据2002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30个省（区、市）6万多农户、18万多农村劳动力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样本农户既有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7.8％，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4％。小学程度的为31.1％，初中程度的为49.3％；初中以上程度劳动力仅占12．2％，其中高中程度的为9.7％，中专程度的为2.0％，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5％。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和专业技能水平较低是一个不争事实。人力资本存量少、水平低既是农村经济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也成为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层次和效果的“瓶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增加了摩擦，阻碍了二元经济的良性发展。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力度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的共识。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的身体内的，后天获得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及健康的质量因素之和。人力资本可能表现为潜在劳动生产力，也可能表现为现实的劳动生产力。为获得后天的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即一定时期投资主体直接或间接用于整个教育的全部费用，包括直接的教育培训支出、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和为寻找、转移到较好的环境中所花费的各种费用。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就越大。人力资本理论，十分注重对人力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认为投资的收益是预期的。这些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第一，发展中国家人力投资收益率很高，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比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高。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成本带来的收益是多于物质资本的。在不发达农村地区，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投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都是合算的，即其收益是超过成本的。
第二，教育落后的地区，初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比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要高得多，中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又比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高；而在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和小学。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重点应当是普及初级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
第三，在发达国家，私人人力投资收益率都大于社会人力投资收益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前者比后者要高得多。因此，在不发达农村地区，要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教育投资，要调动农民个人和家庭对劳动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第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与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效应。舒尔茨和贝克尔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而言，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流动劳动力文化层次越高、劳动技能越强，发展潜力越大，工资报酬也越高。这促使一部分进城民工为了进一步适应竞争而对提高自身素质进行劳动力教育投资。
第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脱农而出”，为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提供可能，从而实现最终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的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效益还体现在它能对自身的转移效应起到一种促进作用。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预期收入效应。预期收入效应促使农村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如舒尔茨曾指出，劳动迁移发生与否，取决于劳动力对迁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迁移收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迁移预期收入。就总体而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相对较高是十分明显的。这是因为，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农村高，收益反映人力资本差异的敏感程度也获得提高，即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劳动力在城市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待遇，较高的预期收入使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较早投入流动。所以，当农村经济结构变动、转移就业的新机会来临的时候，在文化和技能上“过剩”的、文化和职业技能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最先活跃起来进入转移行列。
信息获取效应。转移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信息因素不可低估。更高的文化水平或人生经历使劳动者更能有效地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判断，从而作出更为准确的劳动供给决策。这些劳动者较一般的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民工拥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把握信息以及对其作出合理判断的直接效果是降低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程度高或经历丰富的农村劳动者更能克服距离障碍而倾向于跨地区向大城市转移。
心理适应效应。更高的文化水平意味着劳动者更容易摒弃传统农村劳动力中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树立现代性人格。其典型表现即对城市生活的认可与向往以及对市场交易活动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应付能力，这使他们较之一般的农民工，转移的欲望更强烈，融入城市生活的速度也更快，因此，转移也更为彻底。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4
关键词：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效应；劳动生产率；空间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3-02-25
作者简介：柯蓉（1975-），女，广东南澳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统计学博士，研究方向：空间统计学、数量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A910004。 产业集聚是指越来越多的同类型产业或相关产业在空间上聚集一起，成为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聚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也是其发展的重要特征，研究产业集聚对解释长三角经济快速增长成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指导下，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技术，通过考察长三角地区产业间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将地理空间效应纳入长三角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与集聚效应的研究，以分析长三角制造业的集聚效应能否解释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差异。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进一步了解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和劳动生产率的空间差异情况，本文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长三角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与集聚效应的关系。
（一）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以空间经济理论和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研究各种空间依赖和空间相互作用现象，主要有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通过引入变量的空间滞后形式，将一个空间位置上的变化与周边邻居位置上的变量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由于空间扩散、空间溢出等相互作用造成的空间依赖；而空间误差模型通过将误差项设定为某种空间过程的形式，能够将由于测量误差等原因造成的冗余空间依赖加以显示表达。
采用两要素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分析起点：
式中，Y/L为劳动生产率，K/L为劳动资本密度，g（·）函数中产业集聚经济测度参数分解为：区域化指数（Loc）、城市化指数（Urb）。基于波特关于竞争的观点，本文引入了竞争程度指数（Comp）。鉴于长三角各省市之间由于劳动市场政策的不同会导致劳动资本效率的差异，本文引进虚拟变量Region控制相同资本在三大省域的生产率差异。选取二进制邻接方法创建权重矩阵，将长三角25个城市进行编码，再根据它们与周围城市的地理位置是否相邻，得到权重矩阵。因为舟山在地理上处于孤僻的位置，因此在地理位置得到的二进制邻接矩阵基础上，根据区域间的经济活动往来密切的城市，稍作修改，将其与宁波、上海视为邻居关系。
对式（2）进行对数变换：
柯 蓉：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效应与劳动生产率差异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以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制造业中2-SIC细分行业为研究对象，包括30个2位数制造行业。为了研究的方便性，用F1-F30分别代表制造业30个两位数制造业，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长三角16个地级城市的统计年鉴，时间跨度为2003-2009年。采用的是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30个两位数制造业2007-2009年的数据。为了平滑掉每年之间的差异，本文采用的是2007-2009年的平均数据。
二、实证研究结果
本部分将考察集聚效应的不同类型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不同产业集聚效应的差别和它们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同时，本文考虑了产业在空间上的自相关关系，除了普通的OLS模型分析外，还利用了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描述以对长三角16个城市的城市化（多样化）经济以及制造业30个行业在各个城市的区域化（专业化）经济有初步的认识。
1.城市化（多样化）指数统计分析。根据2007年到2009年各城市的城市（多样化）指数，本文总结了2007年至2009年城市（多样化）指数最高的5个城市，见表2。从表中可以发现，除杭州外，城市化指数较高的几个城市是宁波、泰州、镇江、扬州和嘉兴，都不是长三角的中心位置，反而是长三角的四隅，这表明长三角形成了一个城市的格局。
2.区域化（专业化）指数统计分析。这里用locij代表区域化指数，如果i产业在j区域的区域化指数大于1，就代表该i产业在j地区的区域化经济大于全国水平。本文整理2009年30个制造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的区域化指数，见表3。
而借鉴Kyoung-Hwie Mihn（2004）分类方法，依据产业的区位特征将其分为：装配制造业、基本原材料制造业、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每个城市都形成了相关产业的区域化经济，但是不同的城市形成区域化经济的产业则各不相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城市化（多样化）指数最高的5个城市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区域化（专业化）经济较强的产业。这说明区域化（专业化）经济和城市化（多样化）经济虽然分别隶属于集聚经济的两大类，但二者并不冲突。
（2）装配制造业因为没有明显的区位限制，在各个城市中都集聚大量产业，从而在各个城市都形成了相关产业的区域化经济。但是在嘉兴，却并没有形成一个装配制造业的区域化经济，这可能与嘉兴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嘉兴与上海、苏州、杭州三大经济体均相邻，而装配型制造业由于没有区位限制，会选址在一些大城市来利用其多样化经济。
注：装配制造业即所谓的“松脚型产业”，无明显的区位限制；基本原材料制造业是对交通运输设施有较高要求的重型工业；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是集中于原材料的制造业；最终消费品制造业是集中于消费者集聚地的产业。
（3）基本原材料制造业由于对交通运输设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在舟山等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该类企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4）基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依托本地优势，在各个城市都形成了区域化（专门化）经济，产业内部企业相互促进。
（5）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并没有在消费者集中的上海、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形成区域化经济，而是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形成了区域化经济。这可能是因为最终消费品制造业由于没有技术优势，而消费者集中的这几个城市有很高的成本限制，从而导致了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分散在这些城市的周围。
（二） 劳动生产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结果
首先，本文运用模型（3）、（4）和（5）对长三角16个城市制造业整体进行了回归分析，表5给出了具体模型估计的实际分析结果。在全部模型中均保留要素投入变量LOG（K/L）和区域特性region1，region2 三个控制变量。回归结果1-2，依次是加入了城市化效应指数、竞争指数的OLS模型结果。结果3-5分别是加入了所有变量的OLS模型结果、空间滞后模型结果和空间误差模型结果。
1.从结果1可以看出，城市化经济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在长三角区域，制造业存在城市化经济，即多样化的经济环境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个变量的显著影响证明了产业间外部性的重要性。这个结果表明企业可以从同城市产业多样化获得好处。
2.从结果2可以看出，区域产业竞争程度变量系数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竞争程度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特定区域，制造业产业内的大量企业集聚形成竞争态势，相互促进，积极创新，使产业在动态竞争中良性发展。这表明由于大量企业的集聚形成的激烈竞争是动态外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3.从结果3可以看出，城市化经济效应和区域产业竞争程度都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
4.空间滞后变量的系数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考虑了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因变量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空间依赖性。这表明，周边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溢出效应，会对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另外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region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代表不同省域地区的虚拟变量与空间权重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线性。
（三）分行业制造业整体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分析
这里仍然运用模型（3）、（4）和（5）对长三角16个城市分行业制造业整体进行传统回归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对比分析，解释变量同表5，结果如表6、表7所示。
1.装配制造业模型中城市化经济指数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基本原材料制造业、最终消费品制造业、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城市化效应指数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城市化经济效应对于基本原材料制造业、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装备类制造业却并不显著。装配制造业和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它们在特定区域的专业化程度。而对于基本原材料制造业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而言，在特定区域的集中并不会显著提升其生产效率。
2.基本原材料制造业模型区域产业竞争程度变量系数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竞争程度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产业内部在特定区域竞争的激烈程度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源于资源的稀缺性，产业内部的竞争会降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但对于基本原材料制造业、最终消费品制造业而言，由于区域产业竞争程度变量系数不显著，产业内部的竞争对劳动生产率没有产生影响。
3.装配制造业、基本原材料制造业、资源依赖型制造业模型空间滞后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为正并且显著，劳动生产率表现出了很强的空间依赖，区域间的劳动生产率相互促进。而最终消费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却表现出了负相关性，其他产业都是正相关关系，这表示周边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溢出效应，会对本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促进作用。以上模型中的省份变量都是显著的，说明分行业制造行业都受所在省份因素的影响。
三、结论
结合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长三角制造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区域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这种建立在技术经济联系上的产业间相互渗透是目前长三角制造业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环节。因此政府应引导本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区域的单一生产结构向多样化发展。
2.鉴于产业在特定区域的竞争程度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在除资源依赖型制造业的其他的产业中都表现出了促进作用，政府应培育区域产业发展的竞争环境，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而对于资源依赖型产业，政府应加强控制力度，避免资源过度开发和产业内部竞争过度引起产业内部生产率下降。
3.基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在空间上呈现空间自相关的现象，各区域产业之间应该加强联系，放大这种自相关相互促进的效应，从单一产业、单一区域的发展演变成整个制造业、整个长三角地区簇团似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建军，夏富军.垂直分工、产业集聚与专业化优势——兼论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优势格局[J].南通大学学报，2006（9）：34-38.
[2] 石奇，吕家春.产业链定位、企业规模、集聚与企业竞争力——基于长三角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5）：25-28.
[3] 刘艳萍.产业集聚、企业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长三角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J].技术经济，2010（2）：67-71.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5
幼儿年龄虽小，但身心发展的水平已具备了参加劳动的条件。再加上幼儿好奇、好动、好模仿，在正确的教育影响下，他们会很乐意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然而，由于社会、家庭和幼儿园条件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困扰，幼儿劳动教育得不到全面实施，致使幼儿缺乏为他人、为集体劳动的意识，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一、现状分析
1.劳动教育的观念
教师认为劳动不是幼儿的主导活动，比较注重幼儿知识的传授、智力的开发，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观念不足。许多家长认为时代不同了，教育孩子珍惜劳动果实已经过时了。他们认为孩子年龄小，劳动教育为时过早，而不注意幼儿劳动习惯的培养。
2.幼儿劳动的内容较少
幼儿劳动包括诸多方面，如自理、为他人服务等。在家里，有的家长工作忙，嫌孩子动手能力差、动作慢而耽误时间，包办代替太多，幼儿没有动手锻炼的机会。同时，也剥夺了幼儿积累生活经验的机会。家庭和幼儿园劳动教育脱节，多以成人劳动代替幼儿劳动教育，使劳动教育得不到实施。
3.幼儿劳动教育的方法较单一
幼儿的劳动教育在内容、形式上过于简单，主要是教师在教学后进行品德教育的一种总结性谈话，采取的一般方法是“说教法”。而幼儿没有劳动实践的亲身体验，教育也空洞无力，教育意义并不深刻。现在多数家长希望孩子聪明、学习好，孩子要什么，家长就给什么，并不注重幼儿的劳动教育。对于幼儿自发的劳动，家长不能正确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幼儿劳动的积极性，影响了劳动习惯的培养。
由于教师和家庭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观念不正确、教育方法不适当，幼儿劳动教育的内容和要求不能全面发展和实施。表现在幼儿身上：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差，不会自己穿脱衣服，系鞋带需要教师帮助，上厕所后不能很好地整理自己衣服等；幼儿劳动意识差，家长经常包办代替，使幼儿误认为事事都由家长做，如搬椅子、收拾整理玩具等；幼儿对玩具图书不知道爱惜，不懂得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二、正确认识对幼儿的劳动教育
1.加强成人对幼儿劳动教育的认识
首先，教师要转变劳动教育的观念，克服以往重教育、轻劳动的思想，要认识到幼儿劳动教育是幼儿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把幼儿劳动教育渗透到一日生活中，使幼儿劳动教育充分实施和发展。
笔者和家长及时沟通，帮助家长了解、认识到幼儿劳动的重要性。与家长交流，使家长认识到在家里培养幼儿劳动习惯的重要性，要处处为幼儿创设劳动的条件，调动幼儿的积极性，培养幼儿的独立生活能力。要与幼儿家长经常交流、沟通，共同协作，让幼儿学会劳动，在丰富的劳动中培养他们的劳动技能。
2.使劳动教育得到落实
在幼儿园里参加集体劳动，可以培养幼儿的责任心，增强幼儿的集体观念，从小培养幼儿热爱集体、团结友爱的好习惯。在餐巾摆放活动中，幼儿都争先恐后地说：“老师，今天我要摆毛巾。”在参与生活劳动、不断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幼儿体验到劳动的艰辛和快乐，从中获得了一些知识和劳动技能。
笔者利用一日活动，教育幼儿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组织一些游戏活动。如：在“看看谁能干，谁的本领大”的活动中，笔者对幼儿进行自理能力的培养。教师告诉他们：“我们要比赛穿衣服，看看谁能干。”到最后，幼儿兴趣可高了：“老师老师，你看我穿得多整齐！”“我把扣子扣好了，还没有错呢！”在劳动过程中，教师要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水平，而不是观察幼儿“是否需要帮忙”。
三、运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
1.讲解法
创设情境，增强教师语言讲解的感染力，利用各种方法、谈话、故事等对幼儿进行教育，使幼儿从中学习，增强劳动的意识。
2.示范法
教师和家长可以示范方法，教给幼儿自我服务和其他的劳动方法和技巧，供幼儿直接模仿和学习。
3.实践法
要达到劳动教育的目的和要求，就要让幼儿亲自参加力所能及的全面劳动，使幼儿亲身体验劳动过程的辛苦，亲眼目睹自己的劳动成果。让幼儿感到劳动的快乐，有利于培养其劳动习惯。
4.正面教育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6
当前小学生劳动观念淡薄，劳动技能薄弱，劳动习惯不尽人意，缺乏实际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缺乏责任感，不尊重父母的劳动成果。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其中家庭教育出现的主要偏差有两点：
1.家长忽视子女的劳动教育，小学生家务劳动的量不够
许多家庭忽视对孩子的劳动教育，认为孩子的天职是上学读书，没有必要参与劳动，当然就更不提劳动教育了。这样的后果造成孩子缺乏劳动机会，相比之下，家务劳动的量大大不足。绝大多数的小学生平常所做的家务就是扫地、叠衣服等等。
2.父母包办现象极为普遍
目前的学生家长，普遍存在着对孩子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的过高期望。家长们普遍认为，要获得理想的职业，必须有高学历，大家都希望孩子能取得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另外，由于是独生子女，许多家长都溺爱孩子，使得家长生怕孩子苦着、累着，该让孩子做的事，都由自己包揽下来，只让孩子埋头于书本和作业。这样使得孩子失去了自我锻炼的机会，甚至有的家长去替孩子做值日、搞卫生。
二、家庭劳动的重要性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而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是社会教育的特殊部分，也是学生启蒙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学生今后身心的健康发展。
在各级各类学校的素质教育中，小学阶段由于暂时没有升学的压力，因而它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总是被作为最先考虑的对象和试点而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教育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由于小学生知识经验较少，思维水平不高，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他们仍然需要与父母保持密切的交往，从衣食住行到交友、学习，他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问题，随时都需要父母的帮助和教育。走读制是我国小学教育的主要形式，孩子接触父母的时间要比在学校接触学校教师的时间长，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仍然是对他们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教育对树立小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和劳动习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
1.劳动教育能促进良好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形成
“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在汗水的挥洒中，在脏、苦、累的体验中，学生才能逐步懂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从而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因此，必须通过劳动教育来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提高他们的心理和思想道德素质。尤为突出的是，学生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亲身体验到“一粥一饭之不易，一丝一缕之艰辛”，从而树立起勤俭节约的意识，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2.劳动教育同时还是审美教育
艺术素养是人文素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通过使受教育者处于感官愉快、精神自由的状态，于怡悦中获得心灵的启迪、道德的升华。从根本上来说，人类的审美感受产生于劳动，因为是劳动创造了美。面对劳动成果，作为劳动者一种创造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这是一股从心灵深处涌出的美的愉快而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充实的精神生活。可以说，劳动不仅创造了美的生活，也创造了美的感受，劳动教育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高尚的美育。
四、加强家庭劳动教育的探索
1.办好家长学校，提高家长对子女参加劳动的认识
我们利用家长学校，对学生家长加强学生劳动教育的重要性的宣传，学校设计了家长自测问卷，内容有：你对孩子参加劳动有何看法；你对孩子参加劳动的态度是怎样的；你的孩子会做哪些家务劳动……统计结果令家长们很尴尬。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劳动教育讲座，使家长明白了简单的劳动和读好书之间其实并不矛盾的，体力劳动有时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劳动过程是让学生从不会到会，从领悟到掌握，这就是一个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转换和运用过程，这便是素质教育。
小学生只有在直接参加劳动时，才能学会劳动。参加劳动愈早，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愈有成效。儿童生来就有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如果不从幼年起就开始习惯于从事必要和有益的家务劳动，那么这种心理倾向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小学阶段不让学生参与家务劳动，就会错失良机，增加了成年后成为一个熟练而勤勉的富有创新能力劳动者的难度。小学生参与必要的家务劳动，能切身体会到劳动是生活的必需，是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家长委托孩子浇浇花，洗洗手帕、鞋袜及衣物，收拾玩具，抹抹桌椅等，有利于培养小学生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义务感等高尚的道德情感，养成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小学生与父母共同劳动，分工合作，各自完成指定任务，有利于培养小学生与人协同工作的合作精神，培养参加集体劳动的心理素质。
2.对学生加强家庭劳动教育
教育心理学表明，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的过程，学生感性认识的来源是从学生主动参与亲身经历的各种活动中得到的。我们注重课堂教育与课外活动的结合，在学校开辟生物角，红领巾花圃等，在具体的劳动中培养学生认真负责，耐心细致，不怕困难的劳动态度。把课堂教育与家庭教育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并锻炼了他们的人格，把课堂教育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提高了社交能力。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研究所带来的可喜面貌，孩子们在家校一体化的共同教育下，学会了一些基本技能，懂得了劳动的意义，学会了尊重别人，以及别人的劳动成果，并能体会劳动的艰辛。
家长们对孩子的家务劳动从小明确分工，比如让一年级的孩子自己穿脱衣服，自己系绿领巾，系鞋带，二年级的孩子自己整理书包，剥毛豆，三年级的孩子淘米，剥皮蛋，做凉拌豆腐，四年级的孩子帮助家长除草，洗碗，五年级的孩子会烧饭，做番茄炒蛋等简单的菜，双休日不妨让孩子来一回小鬼当家，尝尝当家的滋味，在实际的过程中家长们可以充当助手和配角的身份，给予孩子恰当的劳动技能和安全的指导，既能让孩子有锻炼的机会，又能增强他的责任感。通过劳动使学生在实践中边做边学，培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创造思维和动手能力。
3.制作记录卡，确保劳动时间和内容的落实
在综合有关小学生现有劳动水平的基础上，整理出一套自测问卷对小学生的劳动时间劳动内容进行对照测评，内容包括一年级：自己穿脱衣服、扫地、系绿领巾、擦桌子；二年级：整理书包、书桌、喂鸡、盛饭、剥毛豆；三年级：淘米、剥皮蛋、洗碗、打扫房间；四年级：拣菜、买东西、宅前屋后除草、整理课桌椅、拖地板；五年级：烧饭、做菜、付电费、打扫房间、种植花草等等。并制作成学生劳动记录卡，记录卡上分别有学生参与劳动的时间和内容，其中家务劳动和自我服务性的劳动由家长签名，集体劳动由伙伴签名，公益性劳动由班主任签名，确保了学生在劳动时间和内容上的落实，每周班会课上反馈一次，队员们相互交流劳动体会。
4.以少先队活动为载体，加强劳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