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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纺织产业“走出去”的动力不断增强
一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与制度框架完善为纺织行业建立全球视野奠定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12年经济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出口贸易额均占全球11%左右，外汇储备约占30%。充足的经济实力与外汇储备，以及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与资源，为纺织行业全球化布局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自本世纪初确定“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以来，金融、财政、商贸、产业等政府部门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建立了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相关管理措施不断优化，为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及党的“十”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走出去”步伐，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增强国际化经营水平。未来，随着我国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不断优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有序推进，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完善。
二是我国纺织工业加快转型升级为产业全球布局提供根本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纺织工业逐步进入深度调整转型阶段，转型升级的压力不断加大，进程显著加快。在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把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加大全球的资源优化配置力度，以加快纺织从制造大国到强国的转型。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从有效满足多领域、多元化的国内需求，也要求中国纺织行业在开放性经济中加快树立新的优势。
纺织工业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利用国际高端的人才、技术、渠道等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品牌发展，自主掌握产业链与价值链高端，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同时，突破国内资源环境瓶颈，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海外原料、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为我国纺织产业配套和产业资本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走出去”寻求更优资源配置，建立更高效的跨国供应链，是纺织产业在当前转型升级背景下的必然发展趋势。
三是全球纺织产业布局调整对我国纺织企业“走出去”的助推作用日益显著。近年来，世界各国纺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发生较大变化。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结构性短缺，土地、水、电等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张，生产要素价格全面上升；同时，节能环保、人民币升值以及棉花管理体制等政策影响叠加，纺织企业的制造成本已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依托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料自由贸易条件，服装加工及棉纺织等产业获得迅速发展。目前，我国纺织行业用工成本比东南亚国家高出1至3倍，用棉成本高30%以上，加上东南亚国家在发达国家享有关税优惠，即便充分发挥我国产业体系与生产效率优势，中低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明显下降。
当前，国际纺织产业向更具成本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布局，已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虽然加剧了国际市场竞争，却也为我国纺织产业加快建立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提供了机遇和动力。积极“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产业基础优势，参与并主导全球产业布局的调整，我国纺织行业有条件在新的国际布局中占据更有利的竞争地位。
我国纺织企业“走出去”的实践取得积极进展
近年来，我国纺织企业“走出去”的实例不断增多，在对外投资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一是投资所涵盖的行业，地域和形式比较广泛。目前纺织对外投资的行业涵盖棉纺、针织、毛纺、化纤、服装、家纺，纺织机械等多个行业。投资地点包括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投资内容包括加工基地，原料基地，市场渠道，高端品牌与技术等，行业对外投资明显具有多领域，多地区，多形式推进特点。
二是是海外布局与国内产业协同互补。目前，我国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生产能力以棉纺和服装加工为主，主要是利用东南亚地区棉价及劳动力成本优势，有效缓冲国内制造成本压力，巩固国际市场份额。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投资棉花、溶解浆等原料基地，解决国内纺织原料资源紧缺问题。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投资成熟品牌、分销渠道、研发中心以及收购高端制造企业，为国内企业加强创新发展提供更有效的高端资源。企业海外投资与国内产业资源互补，合理布局，提高发展效率与市场竞争力。
三是立足长远，充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做好前期技术准备，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是“走出去”企业的共同经验。细致了解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实地调查投资国的投资环境，充分借助专业中介机构经验，全面评估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提前做好海外发展所需的语言、技术、管理等人才储备等，都是必要的准备工作。
同时，立足于有利于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建立本土化的管理机制和管理队伍，积极与当地经济、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更好融合，真正与投资国建立互信互利的长期合作关系，也是实践“走出去”成功企业的重要经验。
在积累了诸多成功经验的同时，企业也反映了许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外部环境方面，不同国家间的制度、文化、习俗等障碍较多，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加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法律制度不完善、工人技术素质不高等问题，投资环境尚不理想。从企业自身角度，缺乏跨国经营管理经验，人才储备不充分，投资技巧运用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扎实有效地促进中国纺织行业的全球布局，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效率，需要政府，行业和企业在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形成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
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是纺织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
当前，我国纺织工业正处于加紧落实强国建设任务的重要时期，立足全球视野，充分整合国际、国内有利资源，是顺利完成强国建设任务的重要支撑，形成全球布局、高效发展的跨国产业体系也是纺织强国的重要表现。纺织行业对外投资具有准入障碍少、自由度高的特有优势，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空间仍然充足。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做好内外统筹，积极、稳妥地推进产业全球布局，仍是纺织行业面临的重要发展任务。
未来一个时期，纺织行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将着力开展四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布局，明确“走出去”方向。中国纺织工业从稳定有利的国内环境，不断升级的技术基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完整的产业链优势以及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而形成的优胜劣汰机制和已经形成的一批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来看，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在现阶段，纺织企业的对外投资仍应以丰富、补充国内产业发展资源为出发点，以与国内产业统筹布局、协调发展为目标。纺织企业对外投资应着重于国内产业具有资源互补性和产业链协调性的环节，如纺织纤维原料生产及初加工环节、劳工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及利用国际高端资源的研发、设计、营销及品牌运营等环节。对此，行业将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和指导，细化纺织行业对外投资的方向与重点，企业应着眼全局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做到内外统筹，高效布局，在有效提高跨国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
二是完善服务体系，加强“走出去”保障。企业做出对外投资决策及开展投资活动，需要大量的信息与专业化的服务，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行业性公共服务体系，是促进纺织企业加快“走出去”的重要保障。行业将在充分总结企业实际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专业化、系统化的对外投资公共服务体系。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将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同时，将聘请部分专家团队，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积极促成企业对外投资及合作项目，帮助企业有效防范投资风险，促进行业对外投资活动更加顺畅、高效。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贸易展览平台，在美国和欧洲已多年主办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的同时，今年纺织贸促会将联合进出口商会在巴西举办专业展会，为企业创造更多直观、深入了解海外投资环境的机会。
三是深入协调沟通，增强“走出去”动力。针对当前纺织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行业协会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客观反映行业实际情况与企业诉求，研究提出政策建议。积极辅助政府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审批流程、外汇管理措施以及融资、保险、税收等方面的便利化措施和激励政策，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增强纺织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探索在海外整体园区化投资的可行性和措施方案，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最大限度保护我国纺织企业产业资本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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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尔、TCL、华为、联想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型企业走入国际市场，并在其中饰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走出去”亟需金融助力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基本模式可归纳为四种：在海外建立生产和销售公司；跨国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与外方建立战略联盟。通过这些方式，中国企业不仅扩大了市场，也提升了中资企业的国际形象，同时这种跨国化投资的日益增加，正在使中国从以往单纯的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的输出国。
不过，企业“走出去”后，能否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舞台上立足并长袖善舞，除了要靠自身实力以及相关政策的扶持，更离不开金融部门的积极参与和鼎力支持。尽管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企业目前仍急需来自于商业银行全程式、个性化和具有针对性的便捷金融服务。
出口企业在海外发展时常常面临四大困境：一是信息渠道不畅通，对许多国际规则和惯例缺乏了解，因而导致海外经营中增加成本；二是初创阶段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缺乏认知度，无法获得当地金融机构的支持；企业境外融资困难重重，主要原因在于新设立境外投资企业易变现资产少，市场信誉尚未建立，不符合银行要求的融资条件，获得当地银行贷款支持较困难。同时当地融资成本较高。当地银行贷款年利率高达20%。三是本国金融机构海外网点有限，难于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四是企业国内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整合，也难以通过金融平台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政策效应有限。境外投资企业与境内母公司贸易项下融资渠道不畅。可以看出，企业的种种需求和困扰，在对商业银行提出挑战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业务发展空间。
国内外金融服务存差距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对企业海外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目前还基本停留在为企业总部，或以担保方式通过海外行为企业提供一般性金融服务上面。这也与国内商业银行尚未形成具有规模的海外服务网络有很大关系。不过，随着商业银行近年来在技术平台和系统整合方面做出的努力，如今银行完全可以通过伙伴关系、联盟关系，或母子公司的连带支持关系，通过远程、异地的服务，满足企业“走出去”后在账户管理、风险管理、资金管理、产品管理等方面的需求。中小股份制银行由于系统整合已经相当先进，技术和产品服务逐渐到位，往往更具后发优势。尽管因为国内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充分，使得银行在进行产品组合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从理念上看已经完全成熟。
毫无疑问，正是因为网络的出现，使银行得以为企业提供超越时间、地域局限并能够无限延伸的金融服务。除了提现，其他业务企业在网上和网下感受到的是一样的服务，且方便程度甚至超过实体银行。据介绍，贸易融资、结算已经成为银行业务发展的“重头戏”，国际结算量近年来在股份制银行中一直名列前茅。其网上银行推出的整合管理解决方案，以开立集团账户的方式，将企业海外分公司、子公司的贸易、现金、结算账户以及各融资平台，统一归集到母公司账户中，从而实现对账户、资金、产品、风险等的统一管理。此外，开发的跨国公司外汇资金池业务，以及新近推出的“企业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和“离岸客户服务方案”，都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量身定制的整体银行产品和业务服务方案。
可以说，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合理配置资源、贴近当地市场的主动选择，也是国家改变贸易增长方式、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跨越的必由之路。对于这一重大战略，除了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还有待于利率、汇率机制改革的不断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商业银行也将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近来不少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意识到企业在国际贸易以及海外业务方面的巨大需求，并将其视作传统公司业务之外新的利润增长点。这将给正受到资本金约束、存贷款利差收入不断缩小的商业银行带来一块巨大的中间收入来源。
金融机构的历史使命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深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经济，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这其别是要注重发挥金融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主导作用。一是加强双方实质性合作，着重发展中国与投资国银行间互信，改善金融环境。加强双边交流磋商、调整相关外汇管理政策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为银行合作提供制度保证。二是继续增加金融合作业务品种，建立全面行关系，拓展信用证、保函、托收等新的结算业务，改变贸易结算工具单一的局面，为双边贸易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三是通过中央银行间沟通及磋商，签署双边协议，确认人民币在投资国间直接投资的合法货币地位。
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一是简化审批手续，扩大投资规模。从境外投资审批和管制为主，过渡到对外投资分类管理、保护、指导、监管和提供服务为主。二是培育大型跨国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授信额度、授权“走出去”经营等方面给予更大的自，打造进军国际市场的“航母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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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国家重要经济杠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对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扩大商品进出口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认识水平、发展阶段等的限制，我国现行税制尚存在许多不足，表现在对外开放方面主要体现为只注重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外国投资，没有在“引进来”的同时兼顾“走出去”的需要。现行税制是在我国对外开放还主要处在“引进来”的格局下形成的，它显然不适应我国目前双向开放的需要。与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的要求相比，现行税收制度已经滞后于形势的发展，我国税收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现行境外所得税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税法中间接抵免方法的缺省。国际上一般都采用抵免法来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其中，又因纳税人之间关系的不同而包括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具体方式。但我国的国内税法中，却一直没有关于间接抵免的明确规定。在对外税收协定中，我国则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在我国与日本、美国、马来西亚等国签订的协定中，规定了间接抵免的方法；在少数双边协定如中、新（西兰）双边协定中，在
所得税暂行办法》（修订）第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来自境外的所得，不论是否汇回，均应按照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的纳税年度计算申报并缴纳所得税。这个规定具有很强的反避税意义，但它对我国企业的境外再投资也形成了很大的制约。我们认为，应区分不同的企业类型和境外投资的年限，规定不同的政策。对于外贸企业和在国外已投资一定年限的企业，可继续适用原有规定；但对外经企业和在国外新投资的企业可允许一定年限和一定规模的延期纳税。对于由此可能产生的避税问题，应主要通过加强税收征管来加以解决。
关于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借鉴日本、德国等国的做法，我国可以规定：对外投资是自然资源开发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100％；对外投资是自然资源的经商活动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40％；对外投资为一般性投资的，储备金可规定为投资总额的15％。储备金在5年以后分5年分别摊入每年的应税所得额中。
（二）健全我国的境外企业所得税制度。
建立间接抵免制度。由于我国现行所得税法中没有间接抵兔的规定，因而在操作中，其比例达到多少才能享有间接抵免待遇无法掌握（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规定为10％），实践中容易出现混乱。如果说我国企业以前的投资形式单一、境外所得不多，矛盾尚不突出，那么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将越来越大，我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既有直接设有分公司，也有向对方国家的居民公司认股投资或组成子公司，因此这一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同时也是与国际接轨，我们主张，应在我国新的统一的法人所得税中补充有关间接抵免的规定，明确间接抵免的适用对象和限制条件，以完善我国税收抵免机制，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
改变我国的直接抵免核算办法。外国税收抵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综合限额抵免法、分国限额抵免法和专项限额抵免法等。不同的国家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都是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本国国情的税收征管办法。
我国现行的“分国不分项”的方法从理论上分析比较科学，但具体操作时较为复杂。我们认为，综合抵免法是比较适合我国国情的一种抵免方法。因为，目前我国税务干部的整体业务水平还不高，要对所管辖的每一个外贸公司设在世界各国的分公司逐国计算抵免限额，这必然加大征管难度。而采用综合抵免法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大大简化征管工作。日本根据本国跨国公司比较多、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的情况，选择了综合限额法。美国几经更迭，现在仍然采用综合抵免法。近几十年来，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来自不同国家的所得日益增多。相应地采用综合限额抵免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无启迪意义的。
为了简化计算和征管，我国的《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修订）规定了定率抵扣的办法。但一是这个办法本身不够规范，存在不少管理上的漏洞；二是外经沙吸企业的政策不统一。因此，无论是从国际经验、我国现实国情还是从实施“走出去”战略出发，我国的直接抵免方法都宜改变为综合抵免法。为了防止税收收入的流失，也可在实行综合抵免法的同时，对某些低税率的大宗收入项目，实行专项限额抵免法。
改进境外所得中成本费用列支标准的调整方法。我国现行税法和《境外所得计征所得税暂行规定》（修订）都规定，企业的境外所得，要依照我国税法、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摊计成本、费用及损失，确定境外所得，据以计算应纳税额和扣除限额，而不能完全以企业在境外取得的合法纳税资料、纳税凭证所列支的成本。费用开支为依据。这样对每个企业的境外所得都要按我国税法进行纳税调整，使得税收成本大大加大。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承认本国境外企业所在国税法规定的成本费用开支标准，而不再按本国税法进行调整。借鉴这些国家的做法，我国可以原则上承认境外所得按国外税法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又对其中一些重要的项目进行调整，同时将这一问题与国际反逃（避）税结合起来，按照跨国收入和费用的分配原则进行调整，以此确定纳税人境外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
实物支付和不可兑换货币的解决方案。目前，许多发展
以改革。其一，要把反避税重点放在事先防范上。美国研究了70年的转让定价税制，直到1991年才推出预约定价税制，从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成功做法，在总结我国深圳等地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的预约定价税制。其二，应进一步明确关联企业与独立企业的界限。第三，从国际上的趋势看，转让定价法规原只制约跨国关联企业，现已扩大到“按事实认定”的“受控实体”；原只制约商品、劳务和无形资产交易，现已延伸到各种隐形交易如物物交换和债权债务的互相抵冲等。我国的反避税法规要适应这个趋势进行调整。第四，应积极采用国际惯例包括oecd准则，加强对可比性的解释，健全我国的转让定价方法调整体系。当前，为了加强反避税斗争。不少国家都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此外，各国不仅在实体法中针对各种避逃税行为推出各种有力措施，更在程序法上密切配合，双管齐下，如美国在1999年初公布的《转让定价准则》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国在税制改革中加以借鉴的。
当前的国际税收热点还包括资本弱化和在避税港等处设立传导性实体（conduit、ehtities）等。对于资本弱化问题，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五十五条中也有限制规定。但还应该随着新问题的不断产生进一步严格化。另外通过受控外国企业避（逃）税和利用避税港避（逃）税等，也都需要更加周密的法规加以防范。
2．强化纳税人的相关义务。
在国际经济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和我国企业更多地走向国际市场的情况下，可以规定纳税人负有延伸提供税收情况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规定纳税人对某些交易行为有事先取得政府同意的义务。此外，为了摆脱税务当局在反避税和反逃漏税中提供证明的被动局面，可以规定纳税人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
3．加强税务行政管理。
税务当局应利用税法的规定，尽可能地收集与纳税人有关的信息资料。加强税务调查和税务审计。为了适应新形势的挑战，我国要加强税收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系统化建设。此外，国际反避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因此，为了适应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国际避税日益增多的情况，我国要抓紧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复合性人才。
三、加强国际间的税收协调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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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由优秀到卓越的平台
巴黎HEC商学院代表指出，卓越企业的一大表现，是为相关方创造价值。企业确定业绩指标的关键，就是明确谁是自己的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消费者与客户、员工等，并据此设置自己在经济、社会、员工等各方面的关键指标。
国家电网公司代表国内企业，作了题为《视野成就高度，责任创造卓越》的报告（本期杂志有摘登――编者注），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的重要平台。国家电网目前对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的探索，既是致力于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手段，也是为企业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可供借鉴的知识财富。
施耐德电气认为企业履行节能减排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三个条件：一个基于法律限制及规章的环境政策，一套贯穿从设计到应用始终的绿色解决方案，一个以身作则的公司内部推定环保计划的雄心壮志。
精细管理提升企业应对危机能力
世界第一大餐饮及综合后勤管理服务公司索迪斯集团，主张将业务外包作为企业提高绩效管理的工具。通过业务外包，使企业的非核心业务专业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服务质量，使企业在应对危机方面更具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安塞尔・米塔尔钢铁公司同与会者分享了知识共享的理念，介绍了其知识管理的概念和流程，通过对公司全球管理知识的共享，降低投入，提高业绩。
标致雪铁龙集团介绍了其应对危机的“2010年远景规划”，确立了质量、产品创新、降低成本和全球营销四个方面的优先发展领域。
法国兴业银行同与会者分享了在业务增长环境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扩大内需成为应对当前危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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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国税局的数据显示，广东企业“走出去”呈现空前活跃状态。截至目前，广东共有“走出去”企业1457户，2014年以来新增“走出去”企业648户，其中45%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同时，商务、海关等部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对广东的投资势头强劲，投资额快速增长。
上千家企业漂洋过海
在数千公里之遥的埃塞俄比亚，一个投资达3亿美元的埃塞华坚工业城正在崛起。数百名员工被送往广东东莞进行培训，为工业城培养一支管理、经营、技术精英团队。
广东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说：“如今华坚在埃塞俄比亚有6000名工人，到2028年有望解决10万人就业。”
近年来，广东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众多企业涌向一带一路。公_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投资超过40亿美元，同比增长65.3%。
加快全球布局。“今年销售额预计达2000亿元，其中国外市场占比将达50%。”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说，美的坚持“全球经营”理念，以国际化运营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
近年来，美的接连收购日本东芝家电业务、意大利中央空调企业Clivet、德国库卡公司、以色列自动化高新企业高创，大体完成全球布局。现在的美的，成为一家横跨消费电器、暖通空调、机器人及自动化系统的全球化科技集团。
深化国际合作。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测绘地理信息装备制造、服务及解决方案提供的民营企业，产品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做精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市场。”该公司总经理告诉记者，2015年，该公司在瑞典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收购本土公司，以拓展中东、欧美业务；最近还选定英国本地公司进行投资，以获得更多研发资源。
积极抱团出海。迄今为止，位于佛山的知名陶瓷企业蒙娜丽莎已在海外80多个国家建立近300个销售网点。为开拓一带一路市场，该企业既与碧桂园、万科等房地产企业巨头合作，也与本地企业如联塑合作，一起开拓海外市场。
投资增多侨商回流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如今，在大批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国外先进企业纷至沓来。
第121届广交会日前闭幕，到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购商近9万人，接近总人数一半，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成为我国外贸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年前，中德城市代表共同倡议发起“中德工业城市联盟”，谋求通过联盟城市间的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共同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如今，联盟成员队伍由成立之初的18座城市发展至目前的25座城市。
“中德、中欧产业合作不断升级，中国已是德国在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主任刘怡说，随着关系日益紧密，一大批德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落户佛山。如世界两大光源制造商之一欧司朗在佛山设立亚太总部，德国库卡机器人、德国最大的环保企业瑞曼迪斯、欧洲最大的保险公司德国安联集团等一批企业也入驻中德工业服务区。
另一个有意思的趋势是，随着一带一路日益深入，近年来“回流”创业的侨商数量不断上升。
几年前，泰国华侨吕锦盛回到广东珠海，收购珠海龙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如今，龙华石油年销售收入14亿元，拥有总库容达到40多万立方米的码头库区及遍布珠海市区的零售门店，为中国和泰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吕锦盛建议，广东要充分发挥华侨数量多的优势，使华侨成为一带一路催化剂和先行者，共同推动文化、人才、技术等要素的交流与共享。
对接融汇重要支撑区域
一带一路如今已成为共享机遇、共同繁荣的世界大舞台。在积极支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同时，广东当前正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契机，全力创新一个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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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工程融资项目
一个工程项目的各个阶段的参与者不止一个国家，并且用国际通用的管理模式来管理的工程就是国际工程。国际工程承包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兴起的，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是一项国际经济交易活动。各国的咨询公司、工程承包公司和投资单位不在本国参与建设和投资的工程的总和，就形成了全部的国际工程。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及投标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定义为融资。历来国际承包商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资金问题。企业确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企业根据对外投资，生产经营和调整资金结构和对外投资的需要，通过资金市场和筹资渠道来经济有效的筹措资金的能力，其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和经营管理两个方面。中国企业承包项目的类型有:现汇项目、中国政府支持的双多边合作框架下的合作项目、投融资类项目。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或者商业银行向与中国长期友好的一些国家就具体的合作项目提供了具有优惠性质的贷款和商业贷款，由中国承包企业具体实施，此类项目在中国承包企业的主营业务中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与国际知名承包商相比，中国企业通过不同形式的融资获取项目的能力和数量还相当有限，融资能力对承包竞争力的影响也没有得到相关的重视。
一、我国国际工程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工程企业的融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首先，世界经济市场大环境的不景气，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使得国际工程承包商的资金压力越来越大，对我国承包企业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世界债务危机也使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贷款和投资更为谨滇，解决其资金的渠道也更加受到阻滞。承包工程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国际承包市场的建设项目的减少也导致了竞争日益加剧。
其次，除了国际市场环境而导致的融资困难，中国的对外承包公司还有自身的特殊因素。第一，相关政策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的影响，我国的一些政策法规都不太完善，同时也却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协调机构。使得中国承包企业受现有体制限制，对投融资类项目原动力不足。同时中国现有的鼓励承包企业参与投融资项目的信用保险体系也不够完善。第二，银行业对承包企业的影响。在我国，国有银行正处于发展之中，商业银行对其提供的政策性支持逐渐消退。在银行的具体信贷业务中，银行对国际承包业务支持不足，服务品种也比较少。同时，我过大多数国际承包工程企业多数存在资产质量不高，资本不足和资产负债比率等问题，也使得商业银行望而却步。第三，我国国际承包企业自身的局限性。我国大多数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其传统的运营机制还都处于改革和运行之中，所以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经营方式和经营组织落后，历史包袱较重，资产负债不合理和企业资产结构不合理，具有海外投融资经验的专业人才不足等。简而言之，我国承包企业从传统的现汇项目领域向融资类项目发展需要全方位的提升，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该国与世界经济的互补程度以及该国市场的认同认知程度以及该国市场所具有的优势劣势等因素，可以影响其国际承包事业的发展。要使得我国国际承包工程事业获得发展，必须着力于我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调整，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增强，以及资金等方面的问题。
二、增强我国国际工程企业融资能力的策略
要想增强我国国际工程企业融资能力：
首先，政府应该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统一和完善各个政府部门的政策法规，使得各部门政策一致。此外还要加强国外承包市场协调机构的作用，建立完善的国外投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建立专业性的金融机构从而对国外工程承包提供服务，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深化企业承包改革，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同时让财政部门对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其次，要加强我国国际工程企业的金融机构支持。积极采用银企合作的模式开拓此类项目，扬长避短，扩大国际承包工程的商业信贷资源，尽快改善买方信贷政策，尽快制定一套外汇政策，适合工程承包业务的。对国外承包企业提供，增强银行的功能，建立集中高效的信用体制。建议选择传统的有各类可调动资源的国家挖掘有潜力的项目源进行尝试，采取灵活的模式寻找切实可行的项目资金解决方案。
第三，对我国国际工程企业自身能力的建设也进行加强。对国际工程企业存在的问题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同时加强与跨国企业的合作，灵活的利用外资，利用政府出口信贷与对外经援优惠贷款相结合，从而降低国际工程企业的融资成本，扩大国际工程企业进行国际采购的途径，以企业自己所经营的主业为突破口，向主营业务产业链逐步延伸，逐渐积累经验，拓展更广泛的业务领域和空间。
总而言之，任何一家成功的国际工程承包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其管理经验，技术支持以及它在商务交易中赢得的信誉，还要看它使用资金的能力和筹集资金的本领。国际工程承包工程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且利国利民的事业，国家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只要我们客观的承认自己与国际先进承包商的差距，并采取相关策略付出更多努力，相信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也必然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R尼尔.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综述.水利电力出版社，1995.
[2]AD.F普赖斯.国际工程财务.水利电力出版社，1995.
[3]宋均发等.企业融资渠道与与技巧.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