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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1
[关键词]节日时间词；历史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现状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19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88[本刊网址]http：//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第一次提出了“时间词”，“大+时间词（的）”结构，这一理论迅速受到了众多学者关注。宋玉柱《“大”的区别词用法》、沈阳《关于“大+时间词（的）”》、张慧芳《也说“大+时间词（的）”》、杨松柠《“大+时间词（的）”再议》以及近几年的学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结构进行了研究。本文则是在沈阳先生的时间词分类的基础上，从文化的角度对其中的第一类表示节日的时间词进行了全新探究，着重探讨了此结构的演变反映的传统文化现状。
一、进入“大+时间词（的）”的节日时间词的历史比较
现将学者不同时间对进入该结构的时间词的判断罗列如下：
宋玉柱（1994年）总计6个：（1）节日3个：过年、中秋、国庆（2）年、月、日、星期3个：初一、十五、星期天。沈阳（1996年）总计32个：（1）节日9个：过年、过节、中秋、国庆、节日、元旦、春节、冬至、五一；（2）年、月、日、星期6个：正月、（年）初一、十五（限正月、八月）、星期六、星期天（日）、周末；（3）一年中的季节、气候9个：夏天、冬天、冷天、热天、晴天、雨天、雪天、风天、阴天；（4）一天中的时点时段8个：清早、早晨、中午、晌午、晚上、半夜、白天、早上。
在此之后的学者认为能进入该结构的时间词都有所增加，杨松柠（2009年）认为能进入结构的还有：圣诞节、儿童节、星期一、妇女节、情人节，但重阳节复活节、感恩节不可进入结构，星期六、星期一可以，春天、秋天不可以；凉快天、暖和天不可以；张静、崔山佳（2012年认为能进入结构的还有）：三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春天、秋天甚至是从未出现过的"jk点”。
（一）进入结构的节日时间词的演变规律
纵观进入结构的时间词我们发现：
第一，原来不能进入的“圣诞节”、“妇女节”等很多节日开始进入。例如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一下可以看到：
谢谢老婆送的二锅头啦，大妇女节的还送我东西。
大妇女节的生病还能不能让一个25岁的妇女好好的了。
我大妇女节的搬点东西锻炼身体不行么。
第二，一部分原来可以进入的“冬至”等现在很少使用。大五一节的、大建军节的等说法也被认为不合理。
第三，从总的趋势来看，能进入“大+时间词（的）”结构的表示节日的时间词总量增加了。
（二）进入“大+时间词（的）”的节日时间词演变原因
第一，语言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具有开放性。其中，词汇的演变速度是最快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是交际工具，人是使用语言的主体，社会是语言使用的主要场合。社会和各个群体对不同节日的重视程度就会影响节日词进入该结构或是不再能进入结构。
第二，语言是符号系统，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虽然语言符号有不变性但是也具有可变性。索绪尔在解释语言符号的不变性时，指出了语言符号的复杂性。语言符号的众多等，都是导致语言符号相对稳定的原因。
二、可进入“大+时间词（的）”的节日时间词分析
宋玉柱认为进入“大+时间词（的）”结构的时间词是重要或是特殊的日子。沈阳认为是往往适合或应该工作（相反，不适合、不应该工作）的日子。张慧芳认为，能够进入结构的词，有的较重要、有的较特殊，共同之处是在于这些时间与人们的工作休闲、日常作息、衣食住行相关。那什么样的节日时间词才能进入结构呢？
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发现：
（1）同样是传统节日，“大中秋的…‘大过年的”可以，但是“大清明的”有时可以，“大重阳节的”不可以。
（2）同样是外来节日，“大圣诞节的”可以“大情人节的”有时可以“宋干节”不可以。
（3）以表示节日的时间词为例，大家所公认的可以进入“大+时间名词（的）”结构的有：大过年的、大中秋节的、大过节的、大圣诞节的，不可以进入的有大重阳节的、大复活节的、大宋干节的。
公认能进入结构的表示节日的时间词有以下特点：
（1）全民重视，公休，有典型的风俗和庆祝活动，年轻人推崇，商业宣传较多，悲喜色彩较明显或寓意较好的传统节日。笔者认为，之所以“大重阳节的”不行是因为与“大过年的”相比它并不具有认知的普遍性，就算是很小的孩子或是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春节，中国人也有人不知道重阳节。另外，这一天没有公休学生和工作者都缺乏参与，且节日本身缺乏典型行为。
（2）年轻人特别推崇或是商家宣传力度特别大，并且具有典型的庆祝活动且寓意为中国人乐于接受的外国节日。宋玉柱、沈阳认为“大圣诞节的”等外国节日不可以进入该结构但是现在“大圣诞节的”却为大家接受，这主要是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圣诞节从改革开放后开始流行，另外，语言演变具有不平衡性、就年龄上来说，年轻人更容易去接受语言的变化；就地区而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容易接受语言中的新变化。而在语言要素中，词汇的变化是最快的，所以年轻人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成为了词汇创新和使用的先驱。物质的丰富让大家开始关注传统节日但是外国的节日很多人都不是很重视。我国现代的年轻人特别推崇圣诞节。当然，商家的宣传圣诞节的力度并不比中秋节小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圣诞节”可以进入该结构，但相反的，复活节就不可以了。这也反映出了语言系统的非静止性，是我们研究语言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的好材料。
三、节日时间词变化反映出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问题
由上文我们已经发现，能进入结构的时间词是不断变化的，其中的表示节日的时间词更是如此。当然，传统节日和外来节日进入结构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一）能进入结构的传统节日和外来节日对比
第一，能进入结构的中国传统节日起步早，很长一段时间都领先于外来节日是数量，但是数量增长总体比较缓慢，近年甚至出现了减少的现象。
第二，能进入结构的外来节日一开始几乎为零，起步晚，但是数量增长比较迅速，尤其是2010年之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传统节日。
（二）结构变化反映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现状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中说道：“语言的根本属性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人是文化的动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节日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节日在结构中的出现数量的不断剧增和我国传统节日形成对比。经济全球化使很多的实体商品进入我国，但是附带的外来文化也正在削弱中国的文化基础。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势严峻，外来文化的抨击更是非常强势。现代年轻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明显降低，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热忱十分有限，他们更愿意迅速接受或更容易被动接受大量的外来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令人担忧。
（三）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现状进行改善的建议
对中国传统文化现状进行改善，我们除了贯彻国家各项政策之外，还需侧重和人民群众自身的努力。在徐通锵先生的《语言学纲要》中指出语言的演变具有不平衡性。年轻人接受变化比较快，中老年人接受变化慢；在地区上来说，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接受得快，其他地方比较慢。因此，当一种节日被发达地区的年轻人群接受或不在意时能进入结构的节日时间词就会发生变动。所以，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动传统文化复兴活动。很多外国节日一开始也都是通过沿海口岸城市或者首都等有影响力的大城市进入并风靡全国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必须要从这些地方开始。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2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21―0045―01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和传统美德富含其中，这些文化精华汇聚于语文教材的古诗文经典篇目之中。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材中加大了古诗文的比重，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初中语文教师应当审时度势，认识到传承保护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传承祖国优秀文化的重任，通过有效策略提高学生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一、借助古诗文教学实现文化传承的意义
1. 重温文化精髓。近年来，国学热兴起，国学走出国门，孔子学院遍及世界，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报以崇敬之情。国人也重拾文化自信，将国学经典渗透到领导讲话、职业培训、专家讲座、亲子教育之中。与初中语文大纲教材相比，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中明显增加了古诗文的比重，这也体现了国家课程重视文化传承的明显意图。重温古代文化精髓，已经从口号、文件演变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行动。
2. 汲取文化智慧。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优秀的文化精髓，将这种精髓植入学生思想中，并由自身的民族智慧内化涵养，发扬光大。我国的传统文化处处迸发着闪光的思想，古人以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文采总结历史，给予后人的除了惊叹，更多的是启迪和智慧。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多元化思想的冲击，人们需要更开拓的眼界和创新的思维，在保留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发扬光大，改革创新，不负时代。
3. 重拾民族自信。说：“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是经实践检验了的解决当今世界道德滑坡、国际争端，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一剂良药。我们要重拾民族自信，将华夏文明精髓首先植入学生内心，让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种子在新一代学子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通过古诗文教学传承文化的策略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3
身为教育工作者，探讨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传统，既关乎情感，更关乎理性。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的确如此。从整体去探讨并描述中国的教育传统并不容易，故而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思考在中国文化传统下教师这一角色的特点与内涵，或许会让我们对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宏观命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
提及教师，我们很容易想起韩愈的《师说》，于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成了对教师的定位。应该说，这个定位也是准确的，但是，当我们把“传道”的“道”字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的时候，教师的角色就庸俗化为讲解知识的人了。韩愈在文中写道：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韩愈提倡文以载道，做教师的关键在于其不是简单地讲解表面文字，而是要传授人生的根本大道。当时，所谓的“大道”就是儒家之道，指修齐治平、安身立命之道。教师这一职业的背后是一种斯文在兹的自信与薪火相传的担当。
故而，教师不能只做单纯的经师，要做人师。教师面对的是学生鲜活的生命，而不是被扁平化为仅仅指知识层面的人。
更重要的是，学生眼中的教师也必然是鲜活的，教师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任何细节都会带给学生影响。许多时候，即使教师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教育依然在那里。《论语・颜渊》有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句话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是道德水平的高低，而是指管理和被管理地位的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是，管理者的品质就如同风，被管理者的品质就如同草，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倒。一个团队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问题很有可能出在管理者的身上，因为他们掌握着评价标准。具体到学校的环境，教师就是风，学生就是草，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当一个教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姿态其实已经决定了他的学生的生命姿态。至于传递的手段和技巧，那已经是第二位的事情了。
所以，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教师，在学生们的成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教师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当前社会对教师的一般评价。那是因为，教师的工作是隐性的，教师是一种隐性的重要。一个人的成就抑或是一个人的罪过，很难被认定与教师有极大的关联。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医生。医生的工作是显性的，医生的重要性就十分外显。一个人病得很重，奄奄一息，得一良医，就能起死回生。在一个社会还不够高度文明的时候，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肉体，而非灵魂。
然而真正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著名佛学家李炳南先生讲过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江湖郎中，他医治的病人都死了，他死后被阎王判堕十八层地狱。他天天喊冤枉，又哭又闹又跳。突然有一天，他听到下面有人说：“老兄，你不要跳了，灰尘都落到我身上了。”他十分惊讶：“难道底下还有十九层吗？”底下的人回答：“是！我在十九层。”郎中好奇地问：“你是干嘛的？犯了什么错呀？”下面的人说：“我是教书的。教书误人子弟，比庸医杀人的罪还重。”
为人师者不可不惧，不可不慎。
再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教师这个职业是崇高的。孟子有云：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认为人生有三大快乐，连称王天下都不能与这三件事相提并论，而教育天下英才就在这三大快乐之中。问题是，我们需要追问：快乐在何处？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比如说成就了许多学生，但是成就了学生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当教师把精力都放在知识的传递上时，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速度就会减慢。这对于教师个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消耗。陈景润先生曾经在北京四中教书，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过关，无法胜任教师工作，于是回到中科院数学所，继续自己的研究，也就有了后来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陈景润的普通话不错，一直在教书，历史很可能由此改写，因为站在讲台上尤其是中学讲台上的陈景润，很可能会陷入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督促学生改错等事务性工作之中，探索更深入的数学领域可能只是奢望。从这个例子，或许可以看出教师这个职业的残酷性。那么，教师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尊重天、地、君、亲、师。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国人来说，“天地”的重要地位已不必多言，而对于“君”的尊重亦是和农耕社会相匹配的重要价值理念。“亲”的重要性在于，亲子关系背后的血缘延续是中国人宗法伦理存在的基础。敬天法祖是中国人传统的信仰，血脉的延续是中国人对抗生命有限性的重要凭借。而“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则是因为教师是我们精神血脉的来源。换个角度讲，学生是延续教师精神血脉的人。
如此说来，师生关系最美好的境界就是彼此成全，不辜负：教师并不是单纯传递知识的匠人，他们是在学生心尖上跳舞的人，他们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参与了学生灵魂的构建，以爱的名义，用贴近灵魂的方式。同时，学生就成了教师的信仰，有了学生，教师的精神血脉被无限延续。学生因为教师而温暖，而成长；教师因为学生而温暖，而永恒。
一言以蔽之，于中国传统而言，教师的职业特点可这样表述：
隐性的重要和晦涩的高贵。
教师很重要，但是教师的重要性具有隐性的特点；教师是一个高贵的职业，但是其高贵又不容易被真正体会。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4
【关键词】节日文化消费社会节日体验
一、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现状
节日之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各国人民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创造的一种仪式。我国的传统节日从远古流传至今，形式内容丰富多彩，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奋进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广大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正所谓“生活中不可无节日，节日里不可无活动。”同时，传统节日有着定位清晰、指向鲜明、含蕴隽永的节日文化内涵，其传达的是较直观、质朴、浓郁的人文和情感信息。而节日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蕴涵着大量历史人文的内容，有着无穷的魅力和底蕴。它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显现了我们的民族自己独有的生活习惯和美好愿望。它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是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节日逐渐被切断了它与人们实际生活经验的内在联系，慢慢丧失了其内在的宝贵的价值。以往一到过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有实际上的准备工作，家里会开始备年货、给小孩子添置新衣、家庭成员悉数到齐以便团圆。这是一种对团圆的美好的生活的向往。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反映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的时候，“节味”越来越淡了，很多人过春节的时候就在外面的餐馆吃一餐来代表团圆饭。并且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传统节日受到了外来节日的严重威胁，圣诞节、情人节的火爆情景一年更胜于一年。这主要也是由于这些外来节日外在表现形式的丰富多样，物质承载较多，消费效果比较明显。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更侧重于内敛，没有过多的物质承载，这就使得传统节日在现在这个消费社会中面临着困境。因而，传统节日想要进一步发展下去，可以尝试顺势接收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借助于消费的力量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商业性推广，吸引大众眼球，提升节日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
二、电视媒体对于大众节日体验转变的引导作用
1、消费行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节日体验
鲍德里亚曾在其《消费社会》中提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这种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了一个盲区，使人们认为似乎已经走过了需求阶段，正迈向满足阶段，这其中就伴随着消费社会的理念传播。鲍德里亚又曾指出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由此可见，我国传统节日文化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外在的表现形式已经在逐步改变，人们对于传统节日的生活体验也已经在自己的消费行为中逐渐被改变。节日文化不单是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而要放在整个消费社会中去研究，与商业行为、消费行为都有着万千联系。
处于消费社会中的我们，很容易被商家所引导，节日文化又为他们推行消费理念提供了新的领域。商家借助大众传媒手段，利用“现代”、“时尚”等概念，将节日植入了现实生活，经过海量的不间断宣传，我们无奈地接受着情人节的高价玫瑰、平安夜的狂欢等等。此外，众多的商家还利用节日的文化内涵做文章，例如中秋的团圆、冬至的长寿、春节的喜庆都可以成为宣传的内容，以至于每逢年节，铺天盖地的各种宣传应接不暇。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消费社会理念的传播正在单一化乃至改变着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得节日的传统日常体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消费体验，节日的内涵发生巨大变化。因而节假日的消费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过节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因为这时商家的促销力度最大，可以买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黑色星期五”，以感恩节的第二天为名展开的全年最大促销活动，使得人们在提及感恩节时最多的话题就是在黑色星期五那天消费了什么。于是，商家便乐此不疲地营造着富足、喜庆、热闹的节日气氛，从而带来了购物、郊游、聚会的消费狂潮。节日成为消费社会中一种独特的不可缺少的经济现象。而在这些商家的宣传中，大众传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以电视这种普及率极高的大众传播媒介为例，分析媒介对于节日的商业性推广提供了哪些便利。
2、电视媒体推动了节日的商业化
在当代中国，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里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可以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电视的渗透面是如此之广，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同时我们处在消费社会中，节日的日趋商业化可以说是现代不可避免的一种发展趋势，随着现在世界经济不断的向前而去，人们心里对于形式上一层不变的节日多少存在些创新的欲望。商业化是带有目的性的推荐引导，商业化是节日发展的必然且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因而，在保留节日中不可改变的传统习俗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商业化的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大众媒体的中坚力量，电视对于节日的商业化进程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每逢过年过节，电视新闻总是会报道一些商家的促销活动以及民众的疯狂消费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更多的人在看到电视之后加入到疯狂的消费当中，扩大了商家在节假日促销的影响范围。还有每年的春晚，春晚的植入性广告一年多于一年，人们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也在不停的吸收着这些广告的内容，使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接收到了这些商业信息，培养着潜在的消费行为。当然，电视媒体不光起到了推动节日商业化的作用，还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节日体验方式。
3、电视媒体拓展了人们的节日体验
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相比，电视能够调动人们的一切感官，是人们感到最轻松的媒介接触方式，从而电视的普及率远远大于其他媒介。电视媒体是一种感观上视觉和听觉相协调、声像上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它有声有色、有形有情，以逼真的直观形象和生动的表现形式，把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把枯燥的信息生动化，从而吸引公众、感染公众、说服公众。不论文化程度，不论年龄大小，公众都可以从电视中接受信息，而且可以重复声像，使其多次出现，反复刺激人们的感观，加深公众的理解，这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特别重要。
以2009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22个清明节特别节目为例，可以看出电视媒体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节日内涵知识，拓展人们的节日体验。从这次电视呈现的清明节文化内容来看，集中在下面四点：一是比较集中地展现中华民族祭祖的文化行为，如祭奠亲人、追思逝者、公祭先祖、缅怀英烈等；二是展现清明节的传统习俗，如远足踏青、禁火寒食等；三是展现祭扫文明风，倡导祭扫新风尚和殡葬新形式，如花祭、音乐祭奠、网祭、花葬、树葬等；四是以电视的手段，通过诗歌朗诵、讲故事、民乐演奏、交响乐等艺术形式，传达清明哀思、歌颂青春和生命。电视媒介以自身的优势，营造清明节日文化氛围，传播清明习俗和节日文化内涵，一定程度地推动着传统节日适应现代生活。使得很多对于清明节不了解或是了解不深刻的民众都能广泛获知，并且为他们在清明节时提供更多的体验方式，比如提倡殡葬新形式。
2009年中央电视台曾做过一期特别节目《中国节・端午》，请来于丹、蔡澜、方文山等在各自领域都造诣非凡的文化学者、专家等，在主持人朱军的引导下，以论坛的演讲和对话形式，与到场的国外留学生一起对话，互动解读中华文化的节日。嘉宾从饮食文化、个人阅历融入节目交流之中，对话平和轻松，语言通俗富有趣味，赋予了节日内涵多样化的内容，将历史和现代通过亲切的交谈融会贯通。使得各种层次的受众都能在轻松的环境下获取深层的内容，在谈笑间了解我国传统节日的深奥内涵，不枯燥、不造作。将电视媒体的传播力量最大化，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受益匪浅。这又在思想领域加深了人们的节日体验。
参考文献
①[英]迈克・费瑟斯通 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译林出版社，2000
②[英]戴维・莫利 著，史安斌 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5
③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④陈龙：《在媒介与大众之间：电视文化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⑤石义彬：《单向度 超真实 风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⑥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利――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5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时代教育 渗透 加强
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通过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时代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传统文化精髓滋养学生心灵，从而指导、优化现代行为实践，成为当代教育者应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是人文教育，注重教人以美德和智慧，而不仅仅追求纯粹知识。它以育人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尤其注重道德教育和德性修养，提倡发奋、立志，重视气节、操守，强调道德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褒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在追求自我完善的同时强调社会责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要求身体力行，并把个体道德修养看做是整体国民素质提高、良好社会氛围形成的重要条件。这对当前理想信念教育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削弱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引发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容易导致贪婪、拜金、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享乐至上等消极思想，而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克服其消极的一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注重自强不息，提倡以苦为乐，强调先义后利，主张克己奉公等精神，都可以为当前理想信念教育提供有益借鉴。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我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态度，提升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们能够依靠自身善的本质和能力而不断自我超越。这种强调主体意识的精神理念和提倡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正是提倡自主精神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铸就的勤劳勇敢、和谐团结、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贯穿在整个传统文化思想之中，对于当今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教育的深入开展大有裨益。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代德育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倡导“道德感化”“心理感化”的教育方法，体现以德为先的教育理念，由此形成的心理教育模式，可为新时代教育提供有益借鉴。传统文化肯定主体自觉，尊重人格价值，强调道德践行，注重自我磨炼，能指导我们勇于面对现实生活，积极获取道德体验。另外，“慎独”“自省”等修养方法，在今天依然行之有效，值得当代教育学习和应用。
二、在时代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
1.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思想道德教育中，培养学生道德品质
当前学校德育教育应发挥传统文化的强大道德教育功能，重视汲取传统文化中健康的伦理道德观。在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引导学生提升内化的基本道德品质，这将对学生的思想、认识、价值观的养成产生积极影响并外化成良好的行为模式。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学生人格养成和锤炼过程，促进学生心理健康，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学校在教育培养学生时代观念和意识的同时，需科学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使人格教育植根于历史与现实中，这样有助于学生形成社会认可的、具有民族特点的健全人格。同时要注意及时利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滋养学生心灵，丰富学生个性，引导学生寻求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点，弱化观念冲突，从而保持个体与社会和谐共进。
3.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插到常态化教育中，注重熏陶感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综合文化积累，具有民族特点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行为方式以及风尚习俗和审美情趣等，共同内化为文化心理和性格，形成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学校教育可强化传统文化的有益内涵，将正义、仁爱、宽恕、礼仪、勤俭、孝行等中华传统美德穿插到当前常态化教育中，形成独特的校园文化背景，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实践。
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路径
1.设置专项课程
（1）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课程。为学生开设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进教材、进课堂，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内涵，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2）开设传统文化知识讲座。学校定期邀请“国学”专家开展讲座，让学生有机会与“名家”实现零距离交流，亲身体验文化大师、专家们身上具有的传统文化魅力。使学生更容易从心灵上感受并认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产生自豪感，增强民族意识与责任感。
2.丰富文化资源
（1）丰富优秀传统文化图书资源。学校可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充实传统文化相关书籍、音像制品，也可设立传统文化书籍专属书架或阅览室，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学习资源和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
（2）搭建传统文化网络平台。学校可以充分发挥新媒体时代网络的资源优势，引导学生正确借助形式多样的“国学”网站，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也可以在校园网开设传统文化专属板块，为学生提供网络学习与交流平台。
（3）优化校园文化环境资源。营造良好人文环境，有助于对学生进行人文熏陶及其人文精神的养成。学校可在校园规划设计、绿化美化和宣传媒介的设计布局等方面融入传统文化的内容，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空间，加大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的力度，积极营造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展示传统文化魅力。
3.开展团学活动
（1）开展主题纪念活动：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把知识传授与文化熏陶相结合，弘扬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教育学生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热爱祖国。
（2）开展传统文化“听读写唱诵”相关系列活动：如读书月、诗词诵读、书画比赛等。坚持课内外相结合，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多途径加强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让学生从活动中感受传统经典。
（3）开展传统文化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有关社会活动、写调查报告、参观具有浓厚传统文化气息的博物馆等，让学生了解民风民俗，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领悟。
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强有力的师资队伍是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保障。因此，学校应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训与提升教师队伍传统文化素养，让教师能够以渊博的文化知识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化学生。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教育相融合意义深远，能切实提升教育实效性。通过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开阔文化视野，陶冶文化情操，提高文化素养，使学生逐步形成健康完善的人格，成为能够担负国家、社会进步重任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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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6
关键词：人伦文化；传统；现代解读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40-03
“人伦”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次序与道理，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指的调节人际关系应该遵循的道理或规则。中国文化通过数千年的加工制作使人伦之道发展成为历史悠久、思想自觉、制度习俗普及深厚的极为系统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形态，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人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重构中提出有益的思考。
一
1、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的长久存在为社会基础
在古代，人际关系协调与合作的好坏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正如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划分为三阶段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对人的依赖”阶段，调节人际关系的人伦之道也就应运而生，而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自然形成的人际调节方式便成为人伦之道的最初和最基本的内容，并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手段。人伦之道的长期存在与继续发展，与一个社会是否出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血缘关系到身份关系的历史变化休戚相关，如果一个社会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革，就意味着人伦之道的必然衰落，反之，则意味着人伦之道有条件得以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
无疑，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意味若对原有社会样态的打破，它需要诸多能够引起变化的条件，包括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民族精神中不断打破原有方式的思维趋向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或融合产生新质的思想等。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之地，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一方面使我们祖先养成了对土地的感激与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乐感意识与静态思维的趋向不易破旧立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从物理空间而言，人们大多受制于土地，社会流动匮乏；从交往空间而言，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熟人化，血缘宗族邻里往来；从思维空间而言，人们的思维是以经验为主，就像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所说的是一个“前喻社会”，因为农业生产是一种依赖经验和较固定模式化的生产，农作物的种植随四季的变化而形成一定规律后就代代相袭，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生活样态趋向经验化、固定化，沿袭经验、秉承传统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使得整个社会具有超常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由于白然经济始终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一售没有被契约关系所取代成为主导，因此，以自然性的血缘关系为土壤、以人“亲亲”的自然天性为基础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一直是维持中国社会的主要方式，它不仅没有像西方社会的人伦之道那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通过制度化、道德化、教育化而越来越自觉的加强与发展，成为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之道。
2、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宗法制度为强大社会支撑
人伦之道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它根植于远古时代人类氏族生活的结构和需要，因此，它的产生是原生态的、自然的，符合人类社会生存的需要和人的天性。中国社会在西周之后，通过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一方而使人伦之道在制度化建设的过程越来越重要，另一方而，由于人伦与宗法的结合，使人伦由天然形成的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变为统治阶级有意识的维持政权的政治工具。西周的人伦之道就是建立和维系在宗法制度的主轴中。周宗法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宗族的存在，而宗族依托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周土室分封的主要旨意是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土室的屏障。同时，周天子与分封的诸侯有着一系列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以维持天子的绝对权力地位。宗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把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等级隶属关系建立在宗族等级隶属关系之上，其实质在于把人与人的关系确立为统治服从的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却主要借宗族的血亲、世袭、长幼等关系来形成、建立、维系和巩固。这样，就形成了宗法等级与人伦相混合、把自然人伦关系变成为君臣统治等级关系的中国社会独具的宗法社会与宗法制度。
宗法等级同人伦，原来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其中有压迫与剥削；而人伦是人与人之间自然亲密关系，如夫妇亲子结合共同生活，彼此养育互助关怀，是建立在亲情血缘的天然联系和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实存关系之上，本身并没有压迫剥削之本义，如尊老敬贤。可是到了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就改变了人伦的自然性，形成了宗法与人伦的特殊的对立统一结构。一方而，宗法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人伦，并且始终离不开人伦，因为宗法制本身就是借人伦关系来建立和划分的。另一方面，人伦就不再是原本自然的人伦，而是经统治者人为加工过后的特定的宗法人伦，成为维护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分配、维护统治者刘其他人的剥削压迫并要求他们顺从的形式。所以宗法人伦自身就带有二重性：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等级森严的又是讲团结和睦的；既把人按尊卑上下名分分离刘立起来又要按亲爱感情联系结合起来。宗法人伦的这种双重性和对立又统一性是宗法血缘关系建立家天下的文明路径，形成了中国社会统治的政治与道德合一模式。
3、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道德教育的自觉为社会传载方式
由于人伦之道是人类最早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所以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起端就产生了关于人伦之道的思想。据《史记》记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予孝，内平外成。“这段古文记述是说，舜委任契作司徒，让他针列氏族家族不亲、五品不和的情况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造成各族人民亲密和睦相安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由于处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起端，人际关系拥对简单，这里只涉及到亲子(父母和孩子)和兄弟两种家庭的核心人伦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调节的方法是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了孝”，以维系和谐的关系，由此反映出中国人从远古时期已经注意人伦之道的重要与教化。西周之后，由于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原本自然火性的人伦之道打上了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为制度化的烙印，这种自觉为之的制度必然反映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
孔孟的人性论就是在西周宗法人伦的制度化下产生，也是中国人伦文化的必然产物和逻辑演绎。因为人性是恶，就很难推行人伦之道，反之人性为善，人伦之道的推行就是顺乎人性于必然的了。孟了首先明确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人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予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其次，他把远占时期的人伦之五教发展为五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了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予・滕文公上》)。最后，强调人伦“虽凡人皆有，但关键在于能否列他有自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要人自觉其人伦之道。孟子相当系统地从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人伦文化的传统。由于儒家传统把德育的同标与教育的日标等同，因此，人伦之道占据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地位，孔子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修己以安人”的君子，其施教的纲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沦语・述而》)。西汉董仲舒则把道德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强调“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的重要。宋明理学家注重“心性之学”，朱熹在教导其弟子所言”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答陈齐仲》，《朱文公文集》卷39)，重人伦轻自然的思想由此可窥见一斑。由于儒家把“明人伦”作为“兴国以致”王灭下“的大法，这种教育的意义和信念一直给中国人提供相当稳定的价值认同和道德认知，再加上国家儒学体制与威权主义思想的结合，使得人伦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不容置疑的。
二
中国的人伦文化在中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刘社会秩序的维持、列人的德性的教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传载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当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伦文化无容讳言，也存在着与现时念不太相符的部分，它自身需要通过不断的现代化，才能具有与时俱进的持久生命力。
1、克服人伦文化过于强调群体的价值而易于培植依附性人格的局限
中国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与原生经济形态相适应电就十分注重个体与群体和谐的人伦文化，反映在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定位上就是强调群体在于个体之上的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由于人伦文化强调群体高于个体，个体的人在本质上是群体的、社会的，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是没有独立的存在方式，不能发育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相反，他只有在各种关系中才能确认自身。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内生出一种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性解放运动，也始终无法形成在主客二分的意义上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性，因而在人格方面，大多数国民或多或少地表现为依附性人格。而一个无法拥有独立主体意识的个体，既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匹配，也与人的自由发展不相适应的。
2、克服人伦文化中注重关系本位而限于熟人道德的局限
中国儒家把人伦之道作为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根本大法，瓶人伦之道本质上就是协调社会关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从关系本位的角度，对“什么是善”和“何以能善”、“何以为善”做出的价值判断和阐释。在对“什么是善”的价值判断上，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的基本关系便是“五伦”，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和朋友关系，故“善”便是对这些基本关系的价值判断，即能够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便是符合道德，便是善，由此儒家道德学说从关系本位人手，围绕着五伦而建立了一系列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孝”、“悌”、“礼”、“义”等。在刘“何以能善”的理解上，强调“明人伦”，儒家从我与人的关系中加以阐释，认为只有教人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备种伦常关系及掌握由此衍生的社会生活的规范原则，才能使人“守礼”成为“善人”。客观而言，关系本位的特征无疑在一定程度洞彻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的特点，看到个体人生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个体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及其关系作为存在的前提，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中国社会是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与宗法制度相密合，社会流动匮乏，社会交往熟人化，因此中国人的道德往往局限在熟人道德，而且道德的水准呈现出随亲缘度和熟悉度的递减而弱化的态势。
在信任的达成方而，人们主要是依据相互之间心理情感亲密认同的差序来和互决定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在中国社会中，不同关系类型是与不同信任程度相关联的，信任度的强弱与对方同自己的关系远近几乎呈现同一走势，以当事人这一“个己”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关系建构的核心是血缘家族关系，然后通过拟亲化的方式将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后天归属如同学、同事等关系，在相互了解和熟悉中培育交往关系中的情感成分，达成感情及认知上的认同，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增加彼此问的信任程度。显然，道德如果仅仅局限在熟人道德的范围，这与市场经济所匹配的公共道德是不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概括的具有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脱域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社会成员相互交往方式发生了由“在场”对“缺场”的重大改变。在传统社会，空间与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社会生活的纬度总是“在场”，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而现代社会则通过对“缺场”各种要素的培养，日益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从而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提离出来，并在一种无限可能的广泛空间中再联结或嵌入。这样，人们的交往关系开始超越传统的熟人的社会交往方式，趟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及渐次扩散的局限性，进入普遍交往的境地，“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背景下交互联结了”。从主体的“在场”与否角度看，承诺可分当而在场承诺与非当面在场承诺，前者所表达的是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后者所表达的则是超越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前现代社会的承诺是熟人社会中的当面在场承诺，这种承诺不仅仅有某种“家”血缘纽带为依托，亦有当而、在场熟悉了解为依据，更有熟人社会所共有的群体、风俗、习惯为有效监督制约，因而对这种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信性，在实质上是对传统熟人社会那种交往类型的相信信赖。而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非当而在场交往，则使得传统的那种承诺及其监督制约机制失去有效性，而必须寻求一种瓤的具有可公度性的交往媒介及对承诺拥有权威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承诺的可倍性与可合理预期性，这就需要公共道德与社会法律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调节方式。
3、克服人伦文化中注重道德本位而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