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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1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学德育;策略
正确的思想观和价值观，无论何时都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培养中学生优秀的道德素质是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在中学德育教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指导着中学生的思想和观念，对于培养中学生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意义。诚实、守信、孝亲、礼义廉耻这些传统的道德文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永不过时的优良文化。中学德育教育中应该注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培养新一代具有正确价值观和健全人格的中学生。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学德育教育的意义
(一)对中学德育教育具有指导作用
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千百年，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学时期是培养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德育教育中注重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更对中学生的价值观和思想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在传统的经典故事“孔融让梨”、“凿壁偷光”“闻鸡起舞”……中学生懂得了何为礼让、勤奋;在百善孝为先中学会了孝顺父母、尊敬长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培养中学生健全的人格、正确的思想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勤俭、忠诚、诚信、仁爱、谦虚、礼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指导着中学德育教育，引领着中学生不断完善自我。
(二)能够培养中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爱国的实例比比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无数先辈和前人用他们的行动教育中学生何为爱国、何为忠诚，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培养中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让中学生充分了解到爱国的内涵，树立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志向，将中华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能够培养中学生高尚的素质
高尚的道德修养和素质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中学生思想价值观还不成熟，中学德育教育是培养中学生正确价值观和高尚素质的重要课程，将中华传统文化应用到德育教育中，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培养具有高尚素质的中学生。在德育课上充分向学生传递优秀的传统文化，利用经典的传统故事启发学生，能够不断培养中学生的高尚素质和修养，避免中学生误入歧途，形成错误的思想价值观。
二、对学校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中学德育教育的建议
(一)提高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德育教育的认识
我国中学德育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结合，但是并不深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没有深入研究，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德育教育的结合也没有进一步探索，仅仅停留在表面。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对于中学德育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深入探索其内涵，将其与当前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点充分结合，利用恰当的教学手法和模式提升中学生的德育教育水平和效果，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学德育教育中的地位，将二者在教学实践中有效的结合起来，运用传统文化更好的引导中学生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促进中学德育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积极开展中学德育实践活动
传统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的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导致教学方式单一，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和新时代的变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逐步走入中学教育的课堂。中学德育教育不仅仅是在思想观念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更要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理念。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在于中学德育教育结合的过程中，利用实践活动能够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在生活中的深入，在实践活动中深刻的理解并践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正确思想，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方能成就大的格局。学校可以组织一些传统文化与德育教育相结合的活动，例如:九九重阳节举办敬老爱老活动，学校老师可以带领中学生走进敬老院帮助爷爷奶奶做一些利索能力的事情，与他们一起聊聊天;举办大型传统文化诵读活动，选择《诗经》、《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的传统书籍，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品味传统文化内涵，耳濡目染逐渐受到经典文化的熏陶，从而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更好的培养良好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质情操。
(三)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传统教育中一直对于中学生的课程设置都是重视应试教育，而忽视了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中学德育课程是近年来才逐渐受到重视的，无论是学校、社会还是政府对于中学德育教育的支持和保障还不全面，导致中学德育教育工作发展缓慢，加之师资力量的薄弱，导致中学德育教育发展缓慢。因此，学校与社会要不断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德育教育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教育部门可以积极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学校也要将中学德育教育工作重视起来，社会各界创造良好的氛围，共同学习传统文化，不仅仅能够提高中学生的德育教育和思想品德，对于全民德育教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三、结语
传统文化传承千年，历史悠久内涵丰厚，中学时期是德育教育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学德育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建议学校在教育的过程中弘扬传统文化，将其与中学德育教育有效的结合起来，能够不断提升中学生的思想品质，建立健全的人格，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德育教育的发展。
作者:明信 单位:长沙市麓山国际实验中学
参考文献:
［1］张绍轩．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学德育教育［J］．西北师范大学，2004，(11)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2
我们只有对症下药，有的放矢，才能增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要创新德育理念。教育的出发点是人，教育的归宿也是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的价值永远大于教学。教育必须先教做人，然后才诉诸成才。因此，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德育就是“传道”，育人不能仅停留在“授业，解惑”的知识与技能层面。传统的德育往往是见事不见人，或者是没有充分考虑到人的独立个性和内在需求等因素，教育者居高临下，进行呆板的说教，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平等交流和学生自我教育。这就把最复杂的育人工程，简化成了考试的训练；把最应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异化成了核对标准答案。教育中失落了人，学生的灵性与创造性荡然无存。新德育应该是强调发展人的潜能，激发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积极性，注重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教育。其次，要丰富德育内涵。德育，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德“育”人，以文“化”人；从过程来讲就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人的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充分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遵循人的认知规律，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让学生感受到对他们的赏识与期待，最终取得学生的信任和教育的主动权，真正解决人的精神激励、灵魂塑造和品格提升问题，真正达到传授知识、启迪思维、追求真理和完善人格的目的。第三，要拓展德育途径。要紧扣时代脉搏，密切关注不断变化着的教育环境，挖掘校内外一切可以利用的思想教育资源，将学生置于德育主体地位和实践活动的中心，寻找生命与成长的最佳结合点，并在实践路径的设计上注重主题化、系列化和时效化。
二、改进和加强农村初中德育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一）立德树人，扎根孝道教育
孝道教育是“德之本”“教之始”，是培养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天然基础，只有将孩子们本身就有的善良天性与积极的情感因子激活，让他们回归到自然的心灵生活状态，其潜能和创新能力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目前我国已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空巢老人大量出现，而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受外来文化的严重影响，他们对传统文化认同感不强，孝道观念十分淡薄。在“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今天，“育分”远比“育人”更具诱惑力。其结果是孩子们的考试分数上去了，但社会的道德水准却没有同步上去，否则，扶起摔倒的老人还需要大讨论么？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复旦大学投毒案、李天一案、留学生机场弑母和青少年自杀自残、伤害他人的案件可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在一味注重知识技能教育，忽视传统道德教育的今天，孝道沦落而结出的苦果、恶果一再告诫我们，要尽快跳出“应试教育”的怪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孝道教育作为基础工程来抓。
1.开设孝道课程，让学生知孝行孝。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阅读《论语》《孟子》《孝经》等经典著作，了解传统孝道，汲取孝道精华。同时，把传授孝道知识同陶冶道德情操、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使青少年最终形成现代孝道观。我校围绕“讲孝道”这一主题，编写了《中华传统美德——孝心篇》《新二十四孝》等校本教材；开办“道德讲堂”，举行孝道先进事迹报告会；组织“我行我孝”——重阳节敬老侍老活动；举办“体验亲情，孝心伴我成长”主题班会以及推荐评选“最佳孝星”等，弘扬了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取得了良好的德育效果。此外，通过“一封家书”“生日念亲恩”“我的人生账单”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活动，让每个学生体会到父母的含辛茹苦与养育之恩，并引导他们从点滴做起，回报亲恩。
2.强化社会教育，营造孝道教育大环境。
学校充分运用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多种传媒工具宣传孝亲敬老、尊师重道的先进典型；组织学生观看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和中央电视台“全国道德模范”评选直播等，这些敬老、爱老、助老教育的生动教材，让青少年真正地感受到了榜样的力量。同时，学校利用各种健康活泼的艺术形式，热情讴歌尊敬父母、照顾老人的好人好事，鞭策和谴责“啃老”“虐老”的可耻行为，以生动形象的艺术魅力把新孝道观念灌输到学生的生活之中，鼓励和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与父母长辈之间的关系，能够孝亲敬老，知恩图报。孝道教育就是让孩子们从小认识到在生命的长河中，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意义，感悟人生在世的道德责任和价值追求，让学生学会由孝及悌，把自己的道德责任转化为奋发努力、立志成才的动力，将对自己父母的“小孝”扩充为对天下父母的“大孝”，建功立业，报亲扬名，使有限的生命变成无限奋斗的征程。
（二）读经典美文，强化道德意识
党的十对进一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做出了战略部署。主席指出，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同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青少年教育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地位与作用、使命与途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作为为未来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民的摇篮，她的魅力应当源于浓浓的书香气息。有了经典的浸润，学校才有厚重的美、大气的美。只有创设浓厚的阅读氛围，营造书香校园，让阅读成为习惯，才能使经典成为伴随学生一生的财富。学校以“国学经典与传统美德”作为德育工作的首选切入点，开设了经典诵读校本文化研究课程，精选《弟子规》《论语》《大学》《道德经》《孝经》等内容让学生诵读，形成了“教读—领读—齐读—自由读—竞赛读”五环节诵读模式，让学生在了解、感悟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引起心灵的震撼，将中华传统美德落实在日常行为上。实践证明：大凡接受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常能以孝悌之心对待家人，以诚信对待朋友，以道义对待取舍，以仁爱对待社会，以厚德对待万物，并以“慎独”之心保持其质朴的生活态度。从抓经典诵读入手，让孩子们在中华优秀经典的熏陶下，将“德”字镌刻在心头，从而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道德情操。
（三）提升学生道德主体地位，激发生命活力
农村初中虽然处于经济底子薄、信息相对闭塞、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农村地区，但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来说，他们各方面的能力迅速发展，独立人格逐渐形成；他们追求自我形象，渴望被人赏识，并且在他们身上蕴藏着一种巨大的自我管理潜能，如能善于发现而加以因势利导，学校的育人水平就会大大提升。我校实行全员参与式自主管理模式，成立了由值周教师、年级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下设校园礼仪、卫生、纪律、安全和文体活动等督查部，按年级轮流值勤。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并根据要求履行其职责，全校大约有20%的学生参与其中。值勤学生肩负着很多自主管理任务，诸如纪律、出勤、卫生督查，课外活动、出操质量、放学及各项集体活动秩序的维持等，对内进行自主服务、对外树立学校形象。虽然他们的工作很琐碎，但正是在这些具体事情的处理过程中，学校管理才变得和谐有序，学生的言行才变得高雅文明。生命的活力源于人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因此，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生、依靠学生，让每个学生都成为管理的参与者、主持者和实施者，在工作中及时给予他们如亲人般的关心和呵护，这样的育人实践如春风化雨，学生的生命激情就会尽情地释放，智慧的光芒就会不断地闪耀。
（四）依托网络资源，拓展德育实践途径
1.加强德育信息资源库建设。
学校充分利用校园网、现代远程教育进行德育资源的整合，形成了爱国主义、孝亲尊师、文明礼仪、道德养成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素材库。同时，教师自主开发课件，采集社会生活中的德育素材，对思想品德、劳动技术、音乐和美术等教材进行二次开发，按照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源科学分类，存入资源库。如中国传统道德故事集、新二十四孝、历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陇人骄子、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和名人励志讲座等极具崇高人生理想价值的教育资源，存贮在校园服务器上，向师生和家长开放。
2.运用网络媒体强化德育的学科渗透。
学校依据当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发了网络德育校本课程《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临洮》，通过多媒体生动直观的表现方式，展现出家乡的土地上，从马家窑文化、辛店文化到秦长城西部起首之地；从老子文化、汉唐雄风到丝绸之路南线重镇；从灿若星河的历史名人到永久定格的人文景观；从全国文化县的经济腾飞到临洮人民勤劳朴实的新风新貌。这一幅幅反映家乡浓郁人文风情的画面，为学生打开了一扇了解临洮、认识家乡的大门，培养和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卡通片《弟子规》《论语故事》等传统文化媒体素材融情景与诵读为一体，寓教于乐，全方位、多角度诠释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传统民族文化，避免了教师单一的说教和苍白的描述。在视频点播中安排“壮美河山”“家事国事”栏目，带领同学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聚焦天下大事，倾注赤子情怀。
（五）多元评价，唤醒学生成长与发展的生命自觉
我校围绕德育工作、学生管理、常规教学及校内外活动等，以“人人能参与，个个有特长”为原则，设立了“校园十星”评选活动，这“十星”包括“学习、守纪、礼仪、进步、勤劳、写作、美术、书法、体育、文艺”等，“校园十星”的评选活动大大激发了全体学生追“星”达标的积极性。同时要求教师以等级评价的方式呈现学生学业成绩，多用欣赏的口吻肯定学生的闪光点，用温柔的话语鼓励他们改掉不良行为。教师蹲下来和学生平等交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发展，但不求一样的发展；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提高，但不是同步的提高；让每一位学生都合格，但不必是相同的合格。在评价中多放一把尺子，就会多一个成功者，多一份快乐。多元化的评价不仅激发了全体师生积极向上，渴望成功的热情，也促进了学生和谐、主动、全面的发展。
三、结语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3
摘要：明代神魔小说中妖怪形象千差万别，但牛妖形象却几乎相同。神魔小说中牛妖们的形象与民间的“牛”的形象相差极大，这包含着道教的思想。道教基于对“牛”的崇拜并将其符号化与民间的敬牛思想混而为一，就形成了神魔小说中对于牛妖形象塑造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神魔小说；牛妖；道教思想
明清时期，中国固有的妖怪概念和隋唐时期开始盛行的佛教“魔”的观念逐渐融合在一起，伴随明清时期出现的《封神演义》、《南游记》、《北游记》等长篇小说，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妖魔王国。这些小说中几乎都会出现牛妖，其出现率之高不亚于豺狼虎豹这些人们避之不及的精怪原型。
牛作为农耕文明的汉人的代表性家畜之一，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下是勤劳、善良的代名词，是美德的化身。但在明代的神魔小说中，牛总作为法力高强的妖魔而存在。这种在文本中大量出现的形象明显是与民间传统语境中对牛的形象的塑造不相吻合。在我看来，作为妖魔的牛的形象的出现是与宗教观念，尤其是道教的观念具体符号化密不可分的。
一、 明代神魔小说中牛的形象
牛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牛代表了劳动与生长。中国民间牛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生命起源的探索和长生的愿望。早在原始图腾信仰时代，牛就极为重要。而少数民族和其他外国民族，对牛也有十足的推崇［1］。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神魔小说作品有妖怪形象的就有40余部。在这些小说中，牛妖的形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西游记》中的牛魔王、兕大王；《封神演义》中的梅山七怪金大升、老子的板牛、通天教主的奎牛、武成王黄飞虎的五色神牛；《东游记》中出现的恶丑牛奎；《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里因为清源妙道真君无意中一箭射破锁魔镜而跑出的九首牛魔罗王等等。这些形象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声名显赫，法力高强。或是有独特的背景――即便是《封神演义》里最遭人忽视的五色神牛，它的主人黄飞虎最后也是五岳之首，执掌幽冥地府，总管人间吉凶祸福的东岳泰山大齐仁圣大帝。
二、 道教思想对牛的塑造――以老子骑牛为例
道教传说中最著名的牛自然是老子过函谷关时所骑的青牛。这个形象经常被文人或者道教人士反复描绘。历史悠久且较为著名的就有南宋晁补之的《老子骑牛图》、李奇茂《老子骑牛图》；明代《列仙全传》的插画《老子骑牛》等。
历史上的老子就是道教所称的太上老君。东汉《老子圣母碑》称“老子者，道也。”东汉末张鲁作《老子想尔注》始将老子神化为至上神，最后变为道教三清之一。太上老君骑青牛的形象经常出现于道教宫观的壁画或者雕塑中。在有关于老子的传说的景区几乎都会有那么几个景点与青牛有关。比如西岳华山上的“老君犁沟”；陕西周至终南山下宗圣宫遗址的系牛碑；河南函谷关景区的巨型老子西出函谷雕像等等。由此可见，青牛的形象已经完全依附于老子而存在。相应的，老子的形象也因为骑牛而饱满。
表面上看，老子骑牛出函谷只是春秋时期人们出行的标准配置［2］，但是根据詹石窗教授的观点，这背后还有更深的文化因素。 “牛”这个符号是道家宇宙观在牛这个具体所指上的集中投射：牛代表了天地人三才，而老子是“道”的化身。老子骑牛，这也就意味着“道”整体把握天地人三才，体现了万物有“道”又为“道”所掌控的平衡的道家的宇宙观。
在詹教授的分析里，牛成为三才的化身首先是来源于“牛”这个字的字形。“牛”作为象形字，《说文解字》解释说：“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头三，封尾之形。”詹教授对其的分析就建立在这个“三”上。《道德经》有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外，“三”又是三才（天地人）。牛所包含的“三”就象征了古往今来上下四方的宇宙全体，老子驾驭牛也就是大道的胜利。
此外，牛还有另一层含义。二十八宿中玄武七宿就有牛宿［3］。根据五行五方理论，北方玄武属水。《说文解字》中对水是这么解释的：“水，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水，正符合道家对“道”的解释：至柔大善，却又阴阳皆备，阴中有阳。《道德经》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又说“万物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道教话语中牛的大量的出现体现出这种 “水”崇拜。道教流派，无论是符派、丹鼎派还是内丹派，都崇尚水性阴柔之物，如弯曲的符字体或是水银。这种统一天象、地矿、人体的修行的天人合一观充分体现了先秦道家对水性的推崇。
由此可见，在道教的这种思想影响下，作为“道”的化身的牛自然而然拥有了极高的法力。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游记》中老君的青牛下凡化身的兕大王居然能让满天神佛都无可奈何，只能请太上老君亲自收服。甚至老君自己都说“若是让它将此物（芭蕉扇）拿去，连我也奈何不了它了！”
三、 结语：道教阴阳观念的具象化
在神话思维里，人们赋予神以正面品质，自然要将负面品质赋予妖，形成了神与妖的对立，以至于直到后世，妖怪常常被视为邪恶的化身。
这种二元对立却又有中国文化固有的特色：西方的二元对立常常表现为截然对立。而中国的阴阳观却表现为二者在对立的同时，又相互渗透，阴阳变化，盈虚消长。这种观念表现在妖怪形象的塑造上，即是在表现妖怪邪恶的同时，也会塑造一些正面的妖怪，而牛妖，无疑是寄托这种文化理想的最好的载体。（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注解：
［1］ 秦娟 《明清神魔小说中的妖怪研究》
［2］ 詹石窗 《道教艺术的符号象征》
［3］ 李子贤 《牛的象征意义试探――以哈尼族神话、宗教仪礼中的牛为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印度的《吠陀》及信仰中将牛视为神圣的兽类；古埃及氏族严禁捕杀牛、狒狒等动物，认为这是他们各氏族祖先的亲族。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4
“导师组2+2模式”是笔者在“导师制”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高师院校的教育教学特点而创建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其内涵是：4个导师为一组，对师范生进行本科四年的分阶段全面跟踪指导。“2+2模式”是指大学四年分成2个阶段，每个阶段配备2个导师。大一大二为一个阶段，大一上学期配备入门型导师，大一下学期和大二配备学习型导师。大三大四为一个阶段，大三配备教学型导师，大四配备科研型导师[2]。为了使“导师制”尽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必须有此模式实行的保障机制：1.学校要有制度保障，把学生的毕业论文成绩、就业率、考研率等做为教师评奖、评优、评职等的重要指标，从而激励所有的教育教学工作者。2.尊重学生的权利，提高学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积极参与意识。3.学校要设立大学生科研专项基金，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4.整合教育教学科研的师资队伍，量化导师特点，对应认定相应导师资格。这种教育教学模式的实施既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又充分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更主要的是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的积极性，全面启动学生学习与研究的思想与智慧。
二、设置传统文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伦理人格
做事先做人。这句话，对于一个真正懂教育的人而言，是朴实而深刻的。那么对于当下地方高师院校的学生而言，应如何解决因时代众多的原因促成的人格问题呢？教育学上有一句话：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构成这种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础素养是由两方面人格构成的，一是伦理人格，就是从伦理学上讲一个完整人的人格的表现；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人格，即由专业积累加之于哲学教育之后而生成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业基础能力。二者的关系是伦理人格完善的程度决定着学术观点的典型性与深刻性。没有完善的伦理人格必然会导致毕业论文观点的偏颇与狭窄，这一点对地方高师院校的大学生而言，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高师院校的本科生毕业将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其必须要在伦理人格与学术人格上平衡发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没有相对完善的伦理人格，很难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也很难把握课程内容与学生素养转化的机制问题。这样在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上就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地方高师院校与部属高师院校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也是有差别的。由于管理者与教师们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保守，地方高师院校传统文化的传承根本就没有形成科学的保障体系，因此必须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所突破，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以完善本科生的精神世界，从而为本科生写好毕业论文的学术人格创造基础条件。根据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以《易经》、《论语》与《道德经》为课程内容进行学生儒道人格的构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易经》是群经之始，其中满含着儒家思想与道家智慧，是典型的生活经验的提练与升华。只要将其还原于生活，再用生活实践其思想逻辑，那么其蕴含的智慧价值自然会被大学生所接受而渐渐显现。哲学是大智慧，是高度概括与凝聚而成的，有利于对课程逻辑认知和教育教学策略的权衡与使用。《论语》是东方的《圣经》。如果在东方找到一本能与西方的《圣经》相媲美的书，那就只能是《论语》了。只有如此关注人的精神品格教育的圣贤之精神，重新融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才能完善我们大学生的伦理人格。《论语》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成为了热门的通识课，在浙江成为了中学教育的必选课，而在一般的地方高师院校中还没有成为课程设置体系中的课程内容，这同样也是个问题。入世的思想一定要有，出世的思想也决不能无啊！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可谓重乎？死而后矣，不可谓远乎”。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儒家思想太累了。屈原没有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举重若轻的“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所以最后选择了汩罗江。陶渊明、李白、坡等因为有了道家思想的智慧而成就了生命的另一种精彩。没有道家的“自然、真实与自由”，其人生自然会变得枯燥与乏味。用逻辑推想一下，把《论语》、《道德经》设置为全校的通识课，把《易经》设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选择专门从事典籍研究或者对典籍研究有兴趣有建树的老师进行教学，每周两学时，长此以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生的伦理人格的构建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亦是必然。这是一个很多价值观念都被任意解构的时代。经过时间与实践的验证，我们都清楚的认识到，类似的解构大都是粗糙与荒谬的。正是因为那种浅薄的解构太多，根本无法完成新的建构，才令当下的大学生面对现实时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传统文化课程能解决大学生的自卑、急躁、悲观、孤僻、多疑、抑郁、狭隘、冷漠、被动、虚荣、焦虑、自我中心、敌对、冲动、脆弱等人格问题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完善当下地方高师学生的伦理人格既能高效率地解决地方高师院校学生的人格问题，又符合我们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规律。
三、调整课堂教学策略，以便生成学生的学术人格
怎么教会影响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形成与发展的速度与进度呢？优秀的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整合学生所积累的思想与智慧的过程，更是优化学生的思维与思想，强化形成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特征的一个过程。如果课堂教学过程只一味地灌输势必会抑制学生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若能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策略为指导，解决好什么内容要讲，什么内容不用讲而让学生自己学，什么内容要进行合作学习，什么内容要进行探索与研究，什么问题不仅要懂而且还要能讲明白等相关的问题，那么无疑会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解放学生天然的敏感，从而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成长提供有利的保障。而这方面的能力的挖掘与成长恰恰是学生发现论文选题，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所必备的人格素养。高师院校的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是以教育教学为主的，其绝不是简单的知识或思想的接受者。他们要成为创造性的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者。他们是要全方位地开启学生心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说，理论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生成必须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获得充分呈现。什么样的教育成就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过程只有量化到这种程度，才利于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目的，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生成与成长。
四、弱化毕业论文的理论性，强化论文的综合性与实践性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5
[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和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征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和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熟悉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熟悉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征。既注重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重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功能。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熟悉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老实可信,认真而老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老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26#8226;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老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和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假如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生疏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老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摘要: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功能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和“利”的严重脱节。当“义和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新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功能,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假如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熟悉市场经济,审阅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熟悉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四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答应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探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闻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奇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熟悉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征摘要: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和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和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熟悉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熟悉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和“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熟悉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和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展要求的道德内容和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新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熟悉。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重,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探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似乎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l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经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假如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假如市场经济缺少一套和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和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摘要：
[I董仲舒.春秋繁露[MJ.
[2论语%26#8226;八千宵[M.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摘要:第3卷[M.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4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93.
[5史怀泽.敬畏生命[MJ.上海摘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亚当%26#8226;斯密.道德情操论[MJ.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7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M.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81.
[8潘恩.潘恩选集[MJ.北京摘要:商务印书馆,198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摘要:第4卷[MJ.北京摘要:人民出版社,1972.
[10孔子.论语%26#8226;宪问[MJ.
[l1夏伟东.重新熟悉中华民族传统的诚信道德素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摘要中国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承活力是什么?如何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体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新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文化环境中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都十分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只有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才能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和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征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和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熟悉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和天地合德,和日月合明,和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熟悉,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熟悉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征。既注重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重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征,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反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和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功能。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熟悉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范文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原经济区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不断增长，但是贸易逆差严重，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出处于劣势，中原经济区文化贸易活跃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就2011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而言，我国共引进图书版权14708种，输出图书版权5922种。图书版权引进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吉林、浙江、湖南、辽宁和广西，占引进总数的80．8%。图书版权输出较多的区域为北京、安徽、湖北、上海、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占输出总数的88.6%。［7］就类别而言，输出最多的是科技类，其次为图册、教辅读物、课本、长篇小说等。中原地区在图书版权引进和输出方面提升的空间都很大，尤其是在传统文化输出方面。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弱势现状与中原经济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相称。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弱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体现在质量上，在输出选目、输出策略、输出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就输出选目而言，系统性较差，层次较低;就输出策略而言，异化倾向严重，重构和变形普遍;就输出效果而言，传统价值观西化，中原文化身份模糊。
1．输出选目层次较低，有刻意迎合西方受众的审美期待之嫌
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层次一直较低，输出内容很少能够代表中原传统文化的精髓，输出选目有刻意迎合西方受众的审美期待之嫌，不能很好地塑造客观的中原形象。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个层次。长期以来，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主要集中在物质文化层面和制度文化层面。物质文化是最为基础、最为表层的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物质文化具有阶段性特征，其文化内涵较为肤浅。制度文化居于文化了的中间地带，能够反映一定的核心文化，但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学术制度等制度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精神文化是深层次文化，对其他区域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天人合一、宗法人伦和整体至上等精神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但是中原传统文化中精神文化的传播力度很小、效度很低。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不仅内容少，而且多是愚昧落后的文化糟粕，甚至是刻意妖魔化了的中原传统文化。这种输出选目表面上传播了中原传统文化，其实传播的是伪文化，歪曲了中原形象，中原传统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西方受众基于自己的审美心理从中原传统文化中选择迎合自己猎奇口味的内容，以满足特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需要。中原文化的传播者大多是被动迎合这种需求，对于输出内容缺乏科学明晰的规划，对代表中原传统文化精髓的哲学典籍的传播，输出的文本缺乏系统性，选材的偶然性很大，态度主动、目的明确的输出选择少之又少;而对居于次要地位的、对于西方哲学思想具有功用性的哲学典籍的传播力度超过了精华典籍。
2．输出内容被有意改写和变异，颠覆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中原传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其内容被有意改写和变异，以达到适应输入区域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要求的目的，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当传播者本身就是区域文化输入方时，传播者往往重构中原传统文化，附加输入方的文化观念，使传播的中原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原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仁学，宗法人伦成为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观念，人总是被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以忠、孝、勇、烈来衡量人的仁。在中原传统文化中，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就是忠、孝、勇、烈的化身。而迪斯尼电影《花木兰》中的花木兰被塑造成为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形象———一个类似西部牛仔的形象，提出“要按照我的心去生活”，追求个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气息。这种花木兰的形象已经彻底颠覆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成为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体现的是西方价值观。可见，输入者有意曲解中原传统文化，使其服从并服务于西方价值体系，是造成中原传统文化传播中核心价值观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3．核心概念用西方语料阐释，丧失了中原传统文化思辨的独特性
具有厚重文化内涵的中原传统文化承载着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凝聚着中原地区生活群体对天、地、人以及彼此关系的思辨，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作为中原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典籍范畴，特别是其中的哲学范畴，表征着中原群体乃至中华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这些范畴成为中原传统文化身份的标识，体现了与西方哲学范畴不同的思辨方式。传播中原传统文化必然需要将这些范畴准确地译介到其他区域。然而，长期以来，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都习惯于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归化中原传统文化，将中原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比附为西方哲学的范畴，使中原传统文化丧失了其思辨的独特性。如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将儒学中的核心词汇“道”翻译为“path”，“仁”译介为“benevolentac-tions”、“truevirtue”、“thegood”、“thevirtuespropertohumanity”等，“君子”理解为“amanofcompletevirtue”、“thesuperiorman”、“thescholar”、“theac-complishedscholar”，这些都没能准确地传播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又如，辜鸿铭翻译《论语》时特别注明了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用西方文化中的语料讲述中原传统文化。再以《道德经》的输出为例，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将“道”这一核心概念译为“theway”、“theways”、“way”、“thehighway”、“high-way”、“highways”、“tao”等，给“道”附加了许多西方文化含义。中原传统文化模因寄生在西方文化模因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原传统文化，但容易使西方受众产生中原传统文化没有自身的文化基因之印象。
二、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中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弱势，其形成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1．中原传统文化输出规划不科学
长期以来，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出缺乏系统规划，也没有理论和现实层面的科学引导，这就造成输出选材支离破碎、层次肤浅，以迎合西方的审美心理为主，深层价值观没有得到有效传播。以儒家经典的传播为例，《论语》的英译本在1930年代以前就已超过50种了，而且其译本的数量还在不断递增;但《孟子》《荀子》等传播的力度很小，形成了儒家经典传播不对称和儒家经典传播体系不完整的尴尬局面，致使区域外受众不能全面理解儒家思想。
2．中原传统文化译介质量不高
造成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内容出现改写和变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译介的质量。中原传统文化的输出者主要是区域外群体，区域内群体较少。中原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区域外的译介群体对于中原人群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底蕴了解得并不透彻。“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识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所以解读无法超越文化误读的维谷。”［8］区域外译介群体往往基于自身文化构建的需要而重构中原传统文化，即通过媚俗化、野蛮化甚至妖魔化的手段使其发生变异，从而歪曲中原传统文化，这对塑造良好的中原形象具有负面影响。
3．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理念不清晰
西方文化霸权是造成中原传统文化身份模糊、核心价值观念缺失的另一主要原因。在西方文化霸权操控下，中原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变成了西方价值观的附庸，甚至成为其载体。由于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在文化贸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形成了文化霸权。西方受众以自我中心的眼光审视中原传统文化，将中原传统文化边缘化为“他者”，用西方话语描述中原传统文化，使中原传统文化失去了话语权。“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华典籍中的哲学、伦理、文论等核心术语和表述的实践中都是以颇为相似的方法实践自己的翻译理念———总是以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实践西化‘归化’，用西方哲学界现存的语料‘格义’东方哲学典籍，使用浸透了西方哲学理念‘二元对立’思辨形式和语料翻译文言文写就的具有汉文化特有思辨观的汉传统典籍文本和核心术语，在‘反向格义’中‘西化’中国哲学形态现象比比皆是，结果使西方读者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陌生感的思辨领域。”［9］为了片面强调译介的可接受性，译介者不惜模糊中原传统文化身份标识和核心价值理念。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受到了严重削弱，提高区域文化软实力也无从谈起。
三、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建议对策
基于对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现状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笔者从输出理念、输出内容和输出方式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对策。
1．输出理念上应重视文化差异性
针对中原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遭遇文化身份模糊、核心价值观念和思辨观念的独特性丧失等问题，传播者应确立基于文化差异性的输出理念，有效维护中原传统文化的原本性，以凸显中原传统文化的特征。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指出，“背靠文化差异的概念，我试图把自己放在界线性的立场，放在作为差异的文化建构的生产性空间之中，放在差异或他者性的精神之中。”［10］在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化差异应该被建构而不是被泯灭。王岳川认为:“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是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的过程。”［11］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碰撞，不是要让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也不是让弱势文化成为新的霸权文化，而是在异域文化空间和本土文化空间相交的第三空间，采用边界协商的方式，生产出杂合的文化空间，保留文化的差异性。长期以来，区域外传播的中原传统文化不是真正的中原传统文化，而是区域外群体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想象性构建，显现的是区域外研究者和观察者的立场，并不是中原地域空间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原传统文化在这里已成为西方愿望和表象的工具。中原传统文化应该避免西化或者自我殖民化:一方面，在普世价值的指引下，实现中原传统文化与区域外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保持中原传统文化的异质性，不仅要丰富世界文化，更要以中原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吸引、感召、引领其他群体，彰显中原文化软实力。
2．输出选目上应着力打造弘扬优秀中原传统文化的知名品牌
季羡林说:“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12］在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要提升层次，提炼中原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在价值，忠实地输出能够体现中原文化精神、塑造中原良好形象的传统文化精品。应该站在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定位，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中原传统文化输出精品，打造市场占有率高的知名文化品牌，实施走出去的中原文化战略，着力提升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层次。推介《程婴救孤》《风中少林》等经典剧目品牌，《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演艺品牌，古都文化、文字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南阳玉雕、开封汴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牌，以及《小樱桃》《少年司马光》等动漫品牌。中原传统文化不仅是要输出文化现象，更重要的是输出文化底蕴，使区域外群体在感受少林武术和温县太极拳的魅力时能够深刻体会武术的文化内涵，在观赏镇平玉雕的同时能够感受中原传统的玉文化，在惊叹濮阳杂技的同时能够置身于杂技文化之中，在欣赏钧瓷、汝瓷时能够品味出瓷文化的韵味。这样，中原传统文化才能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原崛起。
3．输出路径上应建立以译介为主的多元输出方式
鉴于中原传统文化在输出过程中有被改写以顺应接受区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文化基因出现了变异、核心价值观念没有得到有效传播的问题，应建立以译介为主的多元输出方式，促进中原传统文化输出。译介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便于文化思想的系统传播，是提高中原传统文化输出效果的重要方面。我们要用战略眼光定位译介，构建中原传统文化译介战略，打造中原传统文化译介模式，培养更多的本土译者，使其能够游刃于区域内外文化之间，以多维度的视角审视中原传统文化输出，以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为译介原则，忠实地传输中原传统文化。输出形式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译介，可以综合运用影视、网络、推介会等媒介形式弘扬中原传统文化。以少林文化的输出为例，电影《少林寺》、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型民族歌舞剧《风中少林》、成立海外少林寺文化中心等，构建起立体文化输出系统，取得了显著成效。要通过多渠道的文化输出路径，更大限度地让区域外群体理解、认同中原传统文化，从而使中原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区域文化影响力。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