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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银行前景范文1
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一、 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现状
在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历程中，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为完善公司治理，引进战略投资者提供了依据。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为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确定了其地位和依据。《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性质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设股东会，而是由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部门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能，有关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等重大决策，则由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部门决定。同时明确规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设立监事会，这样就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在组织形式上具备了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外观，并在法律上得以规范和保障。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正式了《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指导性规定，以推动商业银行从自身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有效维护股东和存款人的利益。在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方面，中国银监会2003年12月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从资产规模、资本充足性、盈利持续性等方面规定了境外投资者的资格条件，规定了投资入股中资银行的具体比例，为中外资银行股权合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2001年以前,由于我国法规禁止外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入股光大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IFC）入股上海银行均报国务院个案审批。当时外方投资者的股权份额较低，虽派驻了股权董事，但双方基本没有业务和技术合作，外资入股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二是2001年至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确定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放开了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中资银行开始尝试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进行技术和业务合作。三是银监会成立后至今，及时依法制定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并在实践中大力倡导引进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这是我国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最活跃的阶段。外资金融机构从早期财务投资者逐渐转变为战略投资者，从最初仅谋求在董事会发言的权力，发展到与中资银行在业务和技术层面进行多项合作。我国商业银行也实现了从单纯引入国际金融资本向引“智”和引“技”转变。截至2007年底，已有35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3家中资银行，入股金额210亿美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合作，不仅推动中资银行在经营管理理念、公司治理结构、资本约束和风险控制手段、业务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促进了中资银行综合竞争能力的增强，还对我国银行业深化改革和银行业长远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一般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下文分别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分析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
1.股东大会
良好的产权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前提。大量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要影响。股权结构过于分散，会使每一个股东都缺乏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和驱动公司价值增长的激励，导致公司内部治理系统失效，并极易产生管理层“内部人控制”问题，形成公司管理层强、外部股东弱的格局。在股权集中度高的情形下，则容易导致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股份制改革以前，我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不合理，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股改后国有股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大部分银行的国有股及法人股比重还相对较大。由于我国股东大会实行的是“一股一票”制，不进行累积投票，广大的中小股东因所持的股份相对较少，无法以“用手投票”来体现自己的意志，中小股东的权力与大股东相比非常有限。分散的股东缺乏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对银行管理者实施有效的监督，银行内部容易出现委托―问题，中小股东的利益容易受到严重侵害。
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银行的股东，不仅可以改善出资人虚置的状况，明晰产权界定，还可以改善上市银行股权构成单一的缺陷，形成多元化的股权结构。股权的多样化可以增强股东之间权力的制衡，实力雄厚的境外战略投资主体能产生对其他控股方的实质性牵制作用，减少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发生。战略投资者通常持有大量股份，为了保证大额投资的回报率而有足够的动力监督管理者，同时，他们也能负担在信息、监督管理者方面的投资费用，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目标公司进行监督。这些都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内在地改善单一产权结构条件下的银行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从根本上进一步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这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关键问题。
2.董事会和监事会
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大会虽然是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但是由于股东大会一般每年才召开一次，所以股东大会对公司的治理作用有限。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执行机构，代表全体股东行使管理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构，它以保护股东利益，防止董事、经理为职责，与董事会一起共同向股东大会负责。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董事会中以内部人和控股股东代表为主，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占比较低，使中小股东权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现有规定，监事的权力与独立董事存在交叉，党委起的作用同董事会发挥的作用有存在交叉，可能发生角色的重复和冲突。缺乏相应的长期激励，董事和监事的监督动力不足。监事会工作流于形式，还没有建立起以监事会为核心的监督机制，监事会发挥作用的有效性甚至存在的必要性都受到质疑。
境外战略投资者可以通过推选成员进入董事会，直接参与公司在发展战略、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决策。外方董事的存在会对原有的股东形成一定的约束，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当银行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目标偏离经济目标而转向行政目标或私人目标时，外方董事可以凭借其在董事会中的影响加以阻止或纠正，以保证公司的发展方向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维护股东的利益。外方董事一般都具有长期的国内和国际银行管理经验，专业素质突出，对于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有很大的帮助和提升。另外，董事会的独立性直接影响到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效率，战略投资者进入董事会可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通过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合理的制衡关系。
战略投资者可以利用自身在公司的发言权，提高监事会的地位，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加强监事会的职能，具体包括：保障监事会的独立性；赋予监事会一定程度的管理人员罢免权；建立监事会的选拔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监事会与监管机构的独立汇报路线等。同时，战略投资者有必要从保护自身利益、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不被个人利益所侵占的角度出发，通过监事会机制参与上市银行治理，借助监事会强大的监督作用，获得有关公司的及时有效的数据信息，对董事会中的大股东和管理层实施有效的监督，防止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吞以及“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在监事会监督作用充分发挥的同时，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得到了保护。
3.高管层
高管层成员来自公司最高层，属于公司战略制定与执行层，负责整个公司的组织与协调，对公司经营管理拥有很大决策权与控制权。公司高管层是决策层的执行者，他们的治理水平和执行能力实际上关系到整个公司的利益。银行经理层在适当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作用下能够为公司带来良好的表现。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中激励机制不足是造成银行经理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原因。对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实行行政任命制，董事与经理薪酬体系的构成类似于公务员的工资，其个人收入没有完全与银行经营绩效挂钩，难以产生高管人员从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相容”的效果，经济性激励激励不足，手段单一。再者，商业银行尚未建立针对管理层的股票期权制度，员工持股计划等，因而从激励机制上引致银行的管理人员只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对长远利益的追求，造成银行普遍缺乏实质性的长期发展规划。在约束机制方面，目前对商业银行的约束主要是内部约束，主要通过股东、董事会与监事会来实施，从理论上说董事会可以而且应该能有效地监督经理层，但是在实践中可能难以避免经理层控制董事会或两者的合谋。由于不存在公司控制权市场和破产威胁，所以外部的相关约束机制作用有限，对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也只能是增加了投资者“用脚投票”的约束，而在政府的担保下外部约束更难以发挥作用。
作为股东利益强有力的代表，战略投资者使管理者薪酬激励出现了有能力和有动机的有效实施主体。我国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通常在高管层薪酬设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可以改善我国落后的薪酬制度，对高管人员实施有效的薪酬激励。另外，战略投资者作为大股东对高管人员的任命和解雇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如果战略投资者的利益因为管理人员疏于管理、管理能力有限或者使公司的经营目标偏离股东利益而遭受损害时，他们可以向董事会提议更换管理层，起到有效地约束管理者行为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高管人员以公司整体利益换取个人利益的代价，从而刺激了高管人员提高公司绩效的动力。
4.信息披露机制
信息披露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标志，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银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央银行加大对银行风险的防范力度，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质量与要求也得到提高。2002年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信息披露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均做出了总体规范。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信息披露内容、格式和方式不规范，对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不够，普遍存在缺少严格符合国际惯例的外部审计、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经营数据失真和管理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和严重。战略投资者普遍十分重视银行信息的披露，认为增强银行的透明度不仅有利于提高银行本身的价值，更有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将增强其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加强社会对银行风险的监督，促进银行外部治理的不断完善。
投资银行前景范文2
投行危机根源在何处？
回顾以往，华尔街投行曾经是全球最风光的行业，是什么让华尔街投行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华尔街的投行投资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亏损，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缺乏监管、高杠杆、无节制开发金融衍生品、桀骜不驯的本性，独立投行的生存法则有着重大的缺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一位负责人认为，从表面上看造成华尔街投行倒闭或转为商业银行的原因是美国的投行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过多地从事了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商品。另一方面，由于不具备商业银行的吸收储蓄功能，投行缺乏稳定的收入流，只能主要依靠负债甚至是短期负债（例如回购交易）获取资金。这种情况在市场状况良好时不会出现问题，而一旦市场环境恶化，就很可能使投行的资金断流，或者融资成本急剧上升，就像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出现的情况那样。
不可否认，投行倒闭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的过度失衡的经济结构。除此之外，在监管上的漏洞、对风险控制的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华尔街投行在内控方、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在危机时就暴露出来。最大的问题是风险控制不够。投行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包装，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打开了，就不管了，对风险采取转嫁的态度，为了降低风险，它采取的是加大风险的做法，通过资产证券化，不断地通过包装，将风险卖出去。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唯一的监管主体，监管漏洞较多，这在客观上助长了投行们的放任自流与胆大妄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美国，商业银行受到多个监管机构的监管，而且有一些保护性措施。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何华尔街投行在危机袭来时，要么被银行收购，要么变身为银行。这也就不难想象目前五大投行的处境。
对于华尔街投行的危机，表面上看是创新过度、监管不力、风险控制的缺失等，那么投行在业务中，真正致命的是什么？在投行机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华尔街投行严重依赖短期货币市场进行融资，缺点是短期货币市场最容易受信心左右，如果股市大幅度下跌，金融机构一倒闭，那么这些短期货币投资者就会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投行只有通过出售、拍卖风险资产来获得现金还贷，这个特点就是投行倒下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经营特色是美国投行最近十多年，实施的贷险价值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它的财务杠杆内生化了，如果投资银行自己认为每单位资产承担的风险小的话，它就可以放大财务杠杆，在次贷危机爆发前，肯定倾向于低估风险，华尔街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五大投行平均的财务杠杆到了32倍，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每单位资产的风险，因为风险加大，就不得不开始降低财务杠杆，问题在于所有投资银行都在出售资产的时候，资产价钱就一定被压低，于是导致新的亏损，反复进行。
华尔街投行第三个特征是在过去十年里面一直沿用的事实定价会计方式，就是我们叫Markettomarket。实施这种方式的金融机构，必须定期根据每种资产新的市场价值，来重新核定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的价值，这个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使得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能够随时地随市场价值的波动而波动，能够非常准确地反映市场价值。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会放大这个市场的周期对于金融机构的影响。
投行模式真的到了尽头？
对于华尔街一些投行倒闭和转型，引发了各界对于投行模式产生质疑，甚至一度猜疑美国投行模式是否走到了尽头？
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北大经济研究中心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看到的是投行并没有因为哪次危机而消失，相反总是发展得越来越好。要通过承担风险获得收益，这就是金融业的本质。承担风险，总会遇到危机。 经过这次事情，政府监管会更加完善，投行经营会更加理性。毫不怀疑地说，投行今后还是一个超高收入的风光行当。昔日光辉明日仍可见。”
我们翻开投行的历史书卷，独立投行模式是1933年Glass-Steagall法案要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的结果。华尔街独立投行凭借着其独有的业务模式迅速成长起来，出现了诸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业界巨擘。美国投行业务主要包括传统的经纪业务，向客户收取交易佣金，另外有IPO承销业务，帮助其他企业发行上市，这也是其最赚钱的业务，还有企业兼并收购财务顾问及自营业务共四大块业务。
投行的发展模式，是随着经济金融和法律的发展而发展的，投行原来只做服务，如承销商或者并购顾问，资金需求量不大，因此都采取合伙制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好处。但是，一方面投行承销和并购顾问业务的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投行业务越来越多元化，资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大的资金需求，使一些大投行纷纷改制为公司并上市。
或许我们不能将此次金融风暴视为华尔街的衰落，因为从发展史看，投行模式有很强的效率性和优越性，投行本身是服务性的，是卖产品和服务，这个模式本身是不会出问题的，这次出问题并不是这个模式出了问题，恰恰是投行背离了这个方向，去做自营，做衍生品交易，实际上是做对冲基金业务，把资产规模放得跟银行一样大，当然会出问题。未来投行只要回归本原，市场主导依然会显示出他的效率。
但是，由于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那种完全依靠高风险金融衍生商品的经营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但是如果投资银行回到过去以经纪等中介服务为主的业务模式上去的话，投行业并非不可持续，只是利润不会像以前那样高了。对于投行来说，由于存在专业分工上的优势，今后仍然可以在财务顾问与投资咨询、理财服务、兼并收购、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也仍然可以从事金融创新，但不仅投资银行的决策和风控机制需更加谨慎，监管部门也应强化对创新活动的监管。
这次几家大独立投行被商业银行收购成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个部门，但是独立投行作为美国发展了上百年的一种商业模式，如果它受到一定的监管，使用得当的话，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投行在经营过程中要防止自我膨胀，因为生意必然是追求利润的，所以政府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
国内投行前途迷茫？
华尔街的投行危机也波及到了国内，这使对华尔街投行顶礼膜拜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投行们一时陷入迷茫。对于中国来说，投行仍然是一个新兴行业，目前包括中金、中信证券都在打造国际化大投行。这次全球大投行的危机，似乎在很大层面影响着国内投行的发展前景。
不可否认，华尔街投行危机以后，之前国际投行包揽了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的大笔承销业务。这一现象，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有所改变。投行的发展需要外界环境的助推，不过可以预测的是未来十年本土投行应该会大规模兴起。
对于目前华尔街投行的倒闭，中信证券公开表示，中国证券公司与美国投资银行，处在几乎极端的左右两端，目前的美国投行不具基准意义。比如，美国投行遇到的问题是经营范围过宽，需要适度回归中介本业；负债杠杆过高，在30倍以上，远高于商业银行的10倍，需要去杠杆化；金融创新过度；监管环境过松等。而中国证券公司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正好与之相反，比如负债杠杆，目前名义上是5倍，实际上不足1倍，仍需提高。
专家表示，现在金融市场对投行的模式，信心可能有所下降，我们国内的投行，像中金、中信这些相对而言业绩比较好的投行，都有它的问题，中国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得也远不成熟，所以说，依赖短期货币市场进行融资、高杠杆率，这些特征中金和中信暂时还不是很严重，它们现在更多的还是靠它们的资本金，还是靠银行贷款，还是靠发债券来融资，我们国内还没有成熟的商业票据市场，回购市场也不是很成熟，它们的资产负债的曲线错配的程度还不是很严重，从它们现在公布的一些资料来看，它们的财务杠杆或许还没有欧美的投行那么高，所以我认为现在对它们来说问题还不是特别大。也根本不会出现像美国投行倒闭的问题。
相比美国投行危机，因为创新程度并没有美国那么高，国内的投行似乎要显得幸运和从容得多，美国面对大规模的失业大军及人心惶惶的在职人员，中金公司及中信证券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抄底华尔街人才，尤其是金融界的华人精英们，对他们而言，回到中国工作并没有太大障碍。
投资银行前景范文3
关键词：股权分置 IPO抑价 流通股
一、引言
IPO(InitialPublic Offering Underpricing)抑价，是指新股发行定价低于新股市场价值的现象。新股发行抑价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以我国新股发行抑价的程度最高，学术界对我国IPO抑价程度过高的解释主要归因于我国证券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变了我国国有企业中非流通股不上市不流通的困境，改变了传统以来新股发行由政府部门决定的特殊局面。股权分置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解决同股不同权与同股不同价的问题，将非流通股融入证券市场流通当中。股改后流通股比例增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掌握更加完整，新股价格逐步将演变为由市场自发调节决定，这对平稳我国过高的IPO抑价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本文主要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A股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用实证检验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流通股领域的扩大是否对IPO抑价造成了显著的影响。2008年新股发行市场停滞，关于新股发行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改良，发行公司与承销商方面需要对投资风险在招股说明书中做阐释，这标志着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概念与意识需进一步加强，关注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本文引入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风险因素的个数这一变量，进一步探讨风险因素的个数对IPO抑价程度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1)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Rock(1986)认为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存在两种潜在投资者群体，即知情投资者(Informed Investor)与未知情投资者(Uninformed Investor)。前者是指那些拥有更多有关发行公司前景的投资者，他们对公司的价值估计比较准确。后者是指除了前面所指投资者之外的其他所有投资者，这两种投资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信息交流。当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比期望价格低的时候，有信息的投资者就会大量申购，无信息投资者所能获得的股票数量大为减少；而当发行价格高于公司股票的期望价格时，随着有信息投资者退出申购，无信息的投资者获得了公司发行的所有股票，从而面临逆向选择的风险。Rock还将拍卖过程中的“赢者诅咒”假说应用于新股发行市场中，由于知情者对新股有充分tEg,，则有信息优势的知情投资者不想要这些股票，这时无信息的投资者如果获得了他所申购的全部股票，但他所获得的股票初始收益率将低于平均水平，就会导致不知情者由于处于信息劣势并遭受“赢者诅咒”的损失。Beaty和Ritter(1986)拓展了Rock模型，证明了公司新股发行抑价的程度和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不确定性程度之间存在单调关系。公司价值的事先不确定性程度越高，无信息投资者在新股发行时遭受损失的风险就越大，这时为了让信息匮乏的投资者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发出订单，就需要留出利益作为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补偿，新股发行抑价的程度也显著增加。Koh和Walter(1989)采用Rock的模型，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1973年1月至1987年6月新上市的66支新股为样本进行实验，得出了与Rock模型一致的结论。(2)基于信号显示理论一发行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Allen和FaLdhaber(1989)的信号模型起源于Ibbotson(1975)的“诱饵假说”，即IPO抑价发行“是给投资者一个美好的印象以期望同一个发行者在以后的发行中能以更吸引入的价格出售”。他们认为IPO抑价发行是由于发行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他们假定只有优劣两种企业在股票发行市场，1PO抑价是优质企业为了传递公司内在价值，将自身与劣质企业区别开来而自愿支付的信号成本。(3)基于委托理论――发行公司与投资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Baron(1982)从发行人与投资银行签订新股承销合同彼此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IPO抑价现象。Baron认为，投资银行作为市场中介对资本市场发行与定价的信息和市场潜在的需求比较清楚，而公司一般很少掌握这类信息，需要投资银行在股票发行前提供这方面的咨询，因为投资银行在签订承销协议为发行公司提供建议之前就已经拥有信息优势。(4)其他理论对IPO抑价的解释。“流行效应”是指投资者在决定是否申购新股的时候，不仅考虑到自己对新股未来投资价值的判断，还在潜意识里关注着新股申购市场中其他投资者对该种新股是否有兴趣或是否对该种新股的未来价值看好。Mello和Parsons(1998)研究发现，为了使“流行效应”对新股发行产生正面影响，发行公司可能会有意压低价格以吸引最初的几个投资者的购买，这样就可以带动其他投资者踊跃购买，最终形成对该新股发行踊跃申购的态势。Lougue(1973)和Ibbotson(1975)的规避法律成本假说(也称尽职调查假说)认为，如果新股上市后早期收益为正，存在超额收益的话，即使招股说明书存在错误，也很少会面临法律诉讼的危险，反之则遭受投诉的风险很大。
(二)国内文献 (1)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IPO抑价的研究。刘煜辉和熊鹏(2005)以1995年至2003年期间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908只股票为样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市场IPO抑价的根本性因素是股权分置与政府管制。“股权分置”扭曲了正常的市场利益机制，异化了IPO参与各方的行为方式，割裂了一、二级市场的套利行为。“政府管制”产生的寻租行为增加了一级市场投资者的成本，因此产生更高的IPO抑价。胡志强(2008)以股权分置改革为中间点，将A股股票分为1997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与2006年1月1日至2007年3月两个研究样本。回归分析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新股发行定价反映的公司内在价值信息相对有限，而股权分置改革后新股发行定价更加合理，因而股权分置改革有效地提高了IPO配置效率。肖曙光和蒋顺才(2006)将发行股数比(发行股数／上市当年总股本)作为自变量，以1990年底至2003年底沪深上市的A股共计1137家公司为基础样本，剔除其中数据缺失的样本后进行一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初次发行的流通股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抑价率将降低2.337个百分点，在首次发行后全部总股本均可流通的假设下(发行股数比等于1)，我国A股高抑价现象将消失，甚至为负值(-11.5％)，由此可见流通股比例对IPO抑价程度影响较大。(2)基于其他视角对我国IPO抑价的研究。陈海明和李东(2004)以1996年1月至2003年3月在沪市发行上市的A股为样本，发现中介机构声誉假说在我国并不完全成立，聘请中外合资和合作的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主审计师的发行公司的新股发行抑价显著低于聘请普通会计师事务所的新股发行抑价，而聘请国内知名的十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主审计师的发行公司的新股发行抑价却显著高于聘请普
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主审计师的发行公司的新股发行抑价。蒋顺才、蒋永明和胡琦(2006)利用1991年至2005年首次公开发行并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上市的1230家IPO公司为样本，发现平均首日抑价率成下降趋势，最终得出新股发行制度变迁是影响我国IPO抑价程度过高的主要原因。段惠磊(2006)根据公司金融理论，以2000年至2004年沪深两市450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IPO抑价的影响因素，并着重分析股权分置与二级市场交易特征对抑价的影响。发现IPO抑价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集中度、股票发行规模、股票发行与上市时间间隔呈负相关，而与股票上市首日换手率呈现正相关关系；新股发行方式及上市年份对新股抑价程度有显著影响。熊虎、孟卫东、周孝华和杜俊涛(2007)利用行为金融学中投资者行为偏差的观点，对核准制下中国的IPO抑价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实行该制度后到股权分置改革前发行并上市的股票为样本，使用Newey-West提出的异方差和自相关一致协方差回归方法，对影响IPO抑价的行为偏差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投资者行为偏差是引起中国IPO抑价的结论。蔡春和赵莎(2008)通过对2001年至2004年在深沪市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IPO)的296只新股(A股)的会计师事务所选择行为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证明，发行公司在选择审计质量水平时，力图使抑价成本和审计收费成本之和最小，且依据自身规模和风险特性做出成本最小化决策。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本文分别从发行者和投资者角度分析我国IPO抑价的影响因素，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1)流通股比例。股权分置将我国股票分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是我国新股制度所留下的特有现象，非流通股不进入股票市场参与流通。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股独大”现象更为突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表面上看来是同股同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行为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而言流通股比例越小，则国有股与法人股占据较多，为了自身能获得一、二级市场间的超额收益，会倾向于导致高IPO抑价的现象出现。由此假设：
假设1：流通股比例与IPO抑价率成负相关关系
(2)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发行前的净资产／发行前的总股数。由公式可以看出，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表示发行前每股股票所包含的净资产的数额，通常投资者会认为每股股票所含的净资产值越大，则说明这家公司发展状况越好，发行公司往往会要求比较高的发行价格，则在新股上市后抑价的空间就会降低。由此假设：
假设2：发行前每股净资产与IPO抑价率负相关
(3)发行价格。发行价格是影响IPO抑价率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如果发行价格制定很高的股票，股价上升的空间自然有限，抑价率水平会相应降低。反之，如果发行价格制定比较低的话，股价上升空间会比较宽阔，抑价率出现上扬趋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由此假设：
假设3：发行价格与IPO抑价率负相关
(4)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风险因素的个数。2009年5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的，标志着新股发行继2008年停滞之后的重新启动，本次改革对新股认购风险提示做了明确的规定，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应当刊登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充分揭示一级市场风险，提醒投资者理性判断投资该公司的可行性。证券经营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向投资者提示新股认购风险。申购风险越大，所带来的投资增值的机会越多，说明该家公司股票未来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由此假设：
假设4：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风险因素的个数与IPO抑价率正相关
(5)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公司上市后获得报酬的指标，净资产收益率越大，则表明该公司的未来获利能力越强，投资者对该家公司的股票获取回报的前景越看好，认为会有比较高的IPO抑价率，从而获得新股发行的超额回报。由此假设：
假设5：净资产收益率与IPO抑价率正相关
(6)中签率。中签率是表示新股申购成功的比率，中签率=(股票发行股数／有效申购股数)×100％。在股票发行股数固定的前提下，中签率越低则意味着有效申购股数越多，有效申购股数越多则说明投资者对于发行公司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公司潜在价值大质量高，投资者未来获得超额回报率的可能性越高。由此假设：
假设6：中签率与IPO抑价率成负相关关系
(7)发行市盈率。市盈率是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一般来说较高的发行市盈率就意味着公司价值的未来增长能力较强，投资者对该公司的发展前景看好，会获得较高的收益。由此假设：
假设7：发行市盈率与IPO抑价成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2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国A股市场发行的新股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共计521只新股，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前计253只新股，股权分置改革后计268只新股。剔除过数据缺失与数据异常的新股后，研究样本共计504个样本，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前共计247个样本(样本I)，股权分置改革后共计257个样本(样本Ⅱ)。本文的数据来自于CCER数据库、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巨潮咨询网以及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分析与处理，主要使用了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以及EXCEL办公软件。
(三)变量定义本文变量定义如下：(1)被解释变量。对于IPO抑价率的衡量，通常用首日回报率来衡量，用来衡量新股上市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与发行价之间的涨幅程度，从国内外相关的已有研究发现，首日回报率的计算公式通常有两种，一种为考虑大盘收盘指数的首日回报率；另一种为不考虑大盘收盘指数的首日回报率，即为简单首日回报率。本文选取第二种衡量方式计算IPO抑价率，计算方式如下：YJL=(Pit－Pio)÷Pio。其中，YJL为IPO抑价率，即第i只新股的上市首日回报率；Pio为第i只新股的发行定价；Pi为t第i只新股的上市首日收盘价。(2)解释变量。根据研究假设，选取解释变量，并定义如(表1)所示。
(四)模型建立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1)股权分置改革前回归模型：YJL1=β+β1LTG+β2IZC+β3FXJG+βFXGS-β5JZCL+β6ZQL+β7SYL+β8LnZZC+β9DCG+ε1；
(2)股权分置改革后回归模型：YJL2=β+β1LTG+β2JZC+β3，FXJ+β4FXGS+β5ZCL+β6ZQL+β7SYL+β8LnZZC+β9YDCG+ε20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我国2002年至2008年的新股发行抑价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国新股发行市场制度变迁频繁，从1990年证券市场建立以来，历经数次改革与创新，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对新股发行市场的影响最为深远。以2005年为中间点，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2005年新股发行抑价率达到最低谷。2002年我国的IPO抑价率高达148.47％，而2003年的IPO抑价率降为72.075％，新股发行抑价程度大幅度下降，几乎下降为2002年抑价率的一半，这是因为2002至2003年证券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通道核准制逐步完善成熟，发行制度的调整为新股发行带来了很多变化，投资者投资行为也更加理性。2003年、2004年以及股改前期的新股发行抑价率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股权分置改革之后IPO抑价程度有抬头上升的态势，2006年比2005年上涨了41.9326％，但2007年却大幅度上涨，IPO抑价率达到202.8119％。究其原因是因为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导致新股发行停滞，在新股重新发行之后，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不断增加，申购热情也随之不断高涨，为的是获得首发上市新股所带来的超额收益。直到2008年IPO抑价率下降为114.8668％，从数据表现来看，2008年的新股抑价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与2007年的抑价率相比，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下跌。
(二)回归分析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对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下：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分析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第一，流通股比例。股改前后的流通股比例系数均为负，与假设预期一致。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显著性水平仅为0.239，而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显著性水平为0.020，这表明流通股比例在股改之前对IPO抑价率不构成重要的影响，而股改之后却成为影响IPO抑价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新股上市后流通股比例越大，投资者对该家公司的前景掌握越充分，该家公司要注重自身的公众形象，不会使自己的股价起伏太大，以保证自身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经营规模。第二，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回归结果显示，发行前每股净资产与IPO抑价率在股改前后均成负相关关系，与预期假设一致，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 065和0.180，显著性水平都比较高。这说明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越高，则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未来发展前景越好，公司上市时对发行价格要求越高，抑价空间变得有限，则IPO抑价率就会降低。第三，发行价格。发行价格是影响IPO抑价率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改前后发行价格与IPO抑价率成负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期假设一致。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80和0.641。这说明股改前发行价格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十分显著，发行价格越高在新股上市后抑价的空间越小。在股改之后发行价格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变得很弱，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优质与劣质企业存在混同均衡，投资者很难从发行价格区分这两种公司，所以产生了发行价格对IPO抑价率不显著这一结果发生。第四，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风险因素的个数。股改前招股说明书中提到的风险因素的个数与IPO抑价率成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349，这个结果与预期假设不一致，这说明在股改前投资者认为风险个数越多，则该家公司越不够成熟稳定，这一信号表明这家公司很可能属于劣质公司，未来也不会获得超额的收益。但股改之后，这一变量与IPO抑价率成正相关关系，这与股改之后投资者投资观念的转变有重要的关系，加之新股发行市场长期停滞，重启后投资者对新股的需求量非常大造成的。第五，净资产收益率。股改前后净资产收益率与IPO抑价率均有负相关关系，与研究假设预期不一致，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15和0.498。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则表明这家公司的未来获利能力越强，新股的未来市场预期会比较好，未来就会有高抑价的结果产生，但我国证券市场与这种成熟的证券市场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不一致。第六，中签率。回归结果显示，中签率与IPO抑价率成负相关关系，并且显著性水平非常高，分别为0.000和0.001。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中签率越高，IPO抑价率越低。这与预期结果相一致。第七，发行市盈率。从回归结果看出，股改前发行市盈率与IPO抑价率成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比较低，仅为0.736，这一结果与预期结果不一致。但是股改后发行市盈率与IPO抑价率成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0.039，显著性水平比较高，与预期假设一致。说明发行市盈率在股改之后成为IPO抑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发行市盈率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五、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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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2日以来，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国陆续向中方正式提出加入亚投行的申请。亚投行为什么会吸引众多国家加入？
多边合作 空间巨大
欧洲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反映出欧洲国家抓住亚洲发展机遇、看好亚投行前景、参与互利共赢合作的积极意愿。欧洲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是因为他们看好亚洲未来，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投资”的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英卓华、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等认为，现有全球性与区域性国际机构与亚投行之间合作的空间巨大。
“我们认为中国有充分的理由来成立这样一家多边金融机构，我真的非常希望IMF也可以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但这不是IMF的使命所在，所以IMF非常愿意和亚投行进行合作。”拉加德说，全球有很多地区尤其亚洲地区需要建设大量基础设施，IMF与亚投行合作的空间更大，竞争应该比较少。
英卓华表示，世界银行会敞开大门与亚投行合作，目前双方已经在新机构的标准、框架制定等方面展开合作。她希望通过合作能为亚投行引入与其他国际机构原则一致的项目标准，确保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中尾武彦认为，亚投行成立后，只要遵照最佳实践，确保能采取保护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很好地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他同时指出，未来两家银行可以通过合作为亚洲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同时亚洲开发银行也在推进改革，希望进一步提高融资能力。
对于三大国际机构一致关注的亚投行保障政策标准等问题，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表示，亚投行会参考借鉴现有多边机构好的经验做法，但也会摒弃和特别烦琐的做法。“亚投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未来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他说。
中国担保赢得欧洲信任
亚投行的设立，既有助于推动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又将为包括欧洲在内的区域外国家提供广阔的商机。正如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所说，“在亚投行初创阶段加入，为英国与亚洲的共同投资、增长创造了最佳的机会。”
从参与广袤的亚洲基建市场，到分享人民币国际化红利，时代性的发展新机遇摆在眼前，怎能不令人怦然心动？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明确表示，“参加亚投行的欧盟成员国越多越好”。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指出，亚投行作为亚洲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并不缺资本，有意参与其中的国家多属贸易顺差国，有贸易盈余作为投资筹码，尤其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参与其中。因此，亚投行吸纳西方国家参与，意义在于增加其代表性和政治稳定系数。
格罗斯说，欧洲一定程度看重的是中国在中亚等地区的影响力，这可以为欧洲公司在相关区域的投资安全提供“中国担保”，增强了投资保护。这证明了中国在促进欧洲与亚洲区域合作的重要纽带作用。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傅立门表示，欧洲大国纷纷表明加入亚投行的意愿，最主要考量是为参与世界发展速度最快地区的一项重大经济倡议。参与亚投行，使这些欧洲大国能在一个对中国和亚太地区而言很关键的新兴机构中发挥作用。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中国倡议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机制非常好，将在全球合作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有望改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
从全球视野来看，欧洲国家的加入，太平洋连接起大西洋，使得亚投行从一开始就具有广泛代表性。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有益补充，是东西方携手的新范例，必将更好地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近年来，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经济重心已经出现东移趋势。亚投行旨在对亚洲地区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法德表示，欧洲希望与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创造一个在治理、贷款及公共工程等领域遵守最高标准的机构。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日前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亚洲将迎来基础设施完善的热潮，拥有丰富城市建设经验的法国和欧洲将大有可为。
傅立门认为，事实上，亚投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短期内的直接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亚投行的资本额相对较小，而亚洲的需求很大。不过，亚投行意味着一个替代选项的存在，这将有助于形成改善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秩序的倒逼机制。
中国主张亚投行是一个包容性、开放性和建设性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愿与各方一道共同努力，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实现各方互利共赢和专业、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欧洲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是对中国所倡导的“互利共赢”理念的认同，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这也是让众多国家为亚投行心动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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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10月30日晚中报，五大国有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三季报已悉数披露，16家上市银行三季度成绩单也全部亮相。总体来看，受经济下行、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等影响，银行业净利增长依然延续去年四季度开始的增速放缓的趋势。尽管如此，银行业内人士认为，净利增长环比下滑的趋势有望在今年四季度“止跌”。
就五大行而言，第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2022.3亿元，前三季度实现净利6148.61亿元。按报告期92天计算，则五大行平均每天赚21.98亿元，相比之下，今年上半年五大行累计共实现净利润4126.31亿元，按报告期182天计算，则每天赚22.67亿元。
中国内地四大龙头房企三季度利润大幅反弹
30日，随着保利地产和金地集团披露三季度报，内地四大龙头房企（招商地产、保利地产、万科A、金地集团）的三季报全部出炉。一改上半年增收不增利的尴尬局面，四大房企第三季度净利润齐齐大涨。
张絮认为，由于市场回暖，房企的销售多于去年同期，四家房企的销售回款同比增长15.97%。虽然目前房企的融资环境依然不容乐观，但是对于龙头房企来说，融资情况好于去年同期，前三季度新增借款有明显增长。她认为，“龙头房企无论是挖掘自身资源还是获取外界支持上，都处在优势地位。从房企三季度的表现来看，虽然目前行业仍处于调控之下，但龙头房企仍然在土地等市场上出现明显的扩张倾向。”
“桑迪”侵袭美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飓风“桑迪”于美国东部时间29日晚强势登陆新泽西州南部沿岸。受“桑迪”影响，美国东部多个主要机场自上周末以来已有逾万航班取消。继29日后，美国联邦政府位于华盛顿的各部门除紧急救援人员外，30日继续暂停工作。纽约股市30日也继续休市，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因天气原因连续两天休市。
据巨灾风险评估机构EQECAT估算，这场影响美国20%人口的飓风，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在100亿至200亿美元之间，与去年造成100亿美元损失的飓风“艾琳”相当，位列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自然灾难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已宣布，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康涅狄格州因飓风进入紧急状态。
快递业：市场规模世界第三 年均增速超过两成
随着近年国内电子商务等飞速扩容，我国快递业快速发展，市场规模已排名世界第三位。业务量年均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快递业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圆通速递2011年全网业务量同比增长近70%，产值同比增长55%，达到80亿元。圆通总裁喻渭蛟表示，今年的产值预计将超100亿元。
据悉，全国第一个“速递服务与管理”专业便是圆通与山东淄博职业学院共同申报的，并且还建立了“圆通速递学院”。
人均境外购物874美元 全球热望“中国人的钱包”
30日，全球最大的精选旅游特惠平台Travelzoo旅游族联手美国CNN旗下旅游媒体共同一项调研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游客海外旅游期间的购物开支在亚太区遥遥领先，平均每次出行的购物花费为874美元，折合5547元人民币。来自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2012年春节期间在高端奢侈品牌的花费高达72亿美元，这一数字堪称史无前例。世界旅游组织估计，中国境外游客人数到2020年将突破1亿。
正因为拥有如此惊人的消费能力，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抓住中国游客的钱包。欧洲旅游委员会今年初推出了全新的中文门户网站，把中国市场作为重点；英国剑桥的国王学院依托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制作售价为95英镑的限量版纪念盘；希尔顿酒店则推出针对中国游客提供中式茶、中文频道及中餐等。
创业板开板三年造就创富神话 造就735位亿万富豪
三年前的10月30日，首批28家公司挂牌交易，被誉为中国“纳斯达克”的创业板正式在中国股市开板。三年后的这天，创业板迎来了三周岁的生日。三年时间里，创业板迅速壮大发展，截至10月29日创业板已合计有355家企业挂牌交易，总市值达到了8300亿元。
创业板造就的富豪，成为这三年最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据统计，三年来355家创业板公司合计造就735位亿万富豪，2500余位千万富翁。在这一过程中，风投、券商等也都赚得盆满钵满。截至2012年10月25日，上市公司总市值为8433.15亿元，其中流通市值为3134.29亿元，创业板的平均市盈率则为30.92倍。3年创业板累计扩容11.68倍。
瑞银计划到2015年全球裁员约1万人
瑞银集团（UBS）30日发表声明说，为重组其投资银行业务，计划到2015年在全球裁员约1万人。而受重组拖累，该银行第三季度净亏损22亿瑞郎（约合23亿美元）。通过此次裁员，到2015年，瑞银全球员工数量将降至5.4万余人，为公司节省54亿瑞郎（约合58亿美元）。声明还说，重组投行业务及偿付相关债务使瑞银在第三季度一次性支付了31亿瑞郎（约合33亿美元），导致银行在该季度巨亏，而去年同期，瑞银净盈利10亿瑞郎（约合11亿美元）。
对于裁员决定，瑞银首席执行官塞尔希奥·埃尔莫蒂说：“这是一个困难决定，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全部依靠员工的企业。”他同时表示，公司将尽全力减轻裁员对员工造成的影响。
贸易摩擦日趋复杂化“中国制造”亟待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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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36-02
一、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概念
私募股权（Private Equity）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投资方在投资交易实施过程中通常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者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私募股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私募股权涵盖了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前各阶段的权益投资，有时还会包括上市后私募投资、不动产投资和不良债权投资等。狭义的私募股权主要指对已产生稳定现金流并形成一定规模的成熟企业即创业投资后期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广义的私募股权投资包含风险投资，两者都是对上市前企业的投资，但是两者在投资阶段、投资规模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一般来讲，风险投资青睐技术类项目，侧重于创业初期的投资，追求较高的风险和收益；私募股权投资投资于各种类型企业，侧重于企业成长后期的投资。从规模上看，风险投资投资额一般在500万美金以下，私募股权投资额一般在1000万美元以上。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竞争的加剧，两者之间出现不断渗透的趋势，其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比如著名的私募股权机构凯雷也以风险投资的形式对携程网、聚众传媒进行投资。
2011年7月，清科研究中心首次推出《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LP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截止2011年6月，清科数据库中收录的LP共3947家，在所有收录的LP中，有可投资本量数据披露的机构共2434家，共计可投资金规模6,523.07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捐赠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公司、商业银行控股公司等，也包括一些富有的家庭和个人，但是个人投资者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一般不超过10%。
二、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逐步完善，中国企业的高成长性对股权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创业投资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投资规模也持续增长。如下图所示，2006-2010年我国创业投资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募集完成资金规模逐年都在呈上升趋势，以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为背景的IPO数量和融资金额也在不断增长。
截至2010年8月底，全国工商登记的中小企业从数量已达到4153.1万户，站全国企业总户数的99.6%。中小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GDP，50%的税收，80%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中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的的组成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对于推进科技进步与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科技型中小企业本身规模较小、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难以上市筹资，也很难从银行取得所需贷款，但是其所从事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等活动对资金的依赖程度极高，因此大部分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受到融资问题的困扰。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以创新为使命和生存手段的企业，而风险投资是自主创新的投资主体和助推器，双方的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高成长和技术更新快、运营周期短等特点，一般都有着较高的成长性，私募股权投资非常关注企业的成长性，这点使得二者具有很好的契合性。私募股权投资弥补了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之间的空缺,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融资渠道。
国内成功实现上市的很多中小型科技企业,在上市前都进行过两至三轮的私募股权融资，如PE投资无锡尚德，软银、高盛投资阿里巴巴、凯雷投资携程网等。以携程网为例,该企业成立于1999年初,同年3月获得了IDG第一笔50万元的投资，2000年3月软银集团为代表的投资商对其进行了450多万美元的第二轮融资，同年11月，携程网收购现代运通的举动引起了凯雷投资集团的关注，后者看好其市场前景和管理团队，由此获得了第三轮800万美元的融资。凯雷公司注资之后，充分利用自身的行业优势和丰富经验迅速帮助携程网从一个小的创业公司成长为一个各方面都具有国际标准的公司。2003年12月，携程网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市场上市，之后，凯雷公司以出售股权的方式退出携程网，凯雷的持股比例从30％左右降至不足5％。凯雷公司投资回报率超过14倍，实现了投资商投资回报和中小企业上市发展的双赢。
2009年10月，国内创业板的上市为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清科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2010年10月22日，共有130家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其中有73家在上市前获得97家风险投资机构或私募股权机构的资金支持。创业板的上市代表着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更加健全，解除了私募股权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三、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是连接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的桥梁，两者有很好的契合性，不仅可以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还能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升企业的价值。在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过程中，企业可以与不同层次金融资本市场发生有机联系，这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可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首先,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能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充沛的资金。资金的短缺必然会导致人才匮乏、技术滞后，这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瓶颈。所以充沛的启动资金和发展资金对于技术仍未完全成熟、前景尚未明朗的中小科技型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其次，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可以帮助改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者多为技术性人才，经营管理能力往往有所欠缺，私募股权资本进入后形成了新的的股权结构，可以有效避免投资者个人决策上的风险。私募股权公司具有在众多领域的投资经验，可以利用其声誉为创业型中小企业吸引最好的管理人才及治理机制。在现实中，私募股权投资人也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提供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专业支持，帮助企业设计一个能被市场看好的商业模式。总之，股权投资人的成熟的运作经验和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帮助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最后，私募股权公司通常具有良好的品牌、经验和信誉，未来企业在寻求上市的时候更容易获得投资银行和市场上投资者的支持。
总而言之，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作为一种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资金状况、缓解企业危机，并且能够提高公司管理水平，从而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企业价值，帮助公司迅速实现上市。同时，科技型中小企业要转变观念，积极学习私募股权投资相关知识，了解其运作方式，使企业具备获得投资的条件，努力寻求合作机会，从而发展壮大自己。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向群.私募股权投资对成长型公司的影响―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0（1）.
[2]陈家洪.江西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研究[J].求实，2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