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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事例范文1
关键词:成人教育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分割
如果把成人教育机构比作一个工厂,那么它的发展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材料市场,即生源市场;另一个是产品市场,即劳动力市场。当某类职业的价值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认同时,这个信息会使潜在的受教育者产生到成人教育机构学习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的吸引力;而成人教育机构通过自己的培养手段,使其毕业生得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从而形成了成人教育机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
一、成人教育要为劳动力市场服务
成人教育要围绕着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种类和数量的需求量来展开,根据市场需求有计划的确定人才供给和人才培训。就人才市场而言,任何一类人才短缺,都只能是暂时的。这就要求培训机构要及时的经常性的搞一些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并根据劳动力市场上各专业工种的供求关系变化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培训计划和科目设置,市场环境下的成人教育机构有着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特殊性,它既是服务机构,又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它既要取得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的社会效益,也要谋求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成人教育必须要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有计划,有理性的开展。离开了劳动力市场,成人教育就成了无源之水、无土之木,闭门造车,必然会走向失败。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众多的培训机构不约而同的搞“扎堆式”的教学,即社会什么类型的人才最抢手就从事该类人才的培训,早开始的自然会收到一定的效益,跟风而上的只能是赔本赚吆喝。本世纪初,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专业技术人才一路走红,譬如数控机床、汽车维修、焊工等高级技术更是抢手,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已有人开出年薪15万的天价。正因为社会有对这方面人才的需求,于是各类培训学校,培训机构应运而生,着实火了一阵子。然而,好久不长,随着各类培训学校的不断涌现,优胜劣汰的法则逐渐显示出它是无处不在的,火爆的培训行业亦是如此。一些规模小,培训项目单一的学校由于找不到学员而纷纷倒闭。
二、劳动力市场对成人教育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就业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统包统配制向劳动力市场转变的过程。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目前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自身的局限,再加上一些计划经济的痼疾还没有得到完全根除,因此,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许多分割状态。主要表现为:一是城乡分割。由于城乡居民在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还享受着不同的待遇,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居于低端的状态。二是行业分割。一些高待遇的行业或企业人为设置障碍阻止非本系统的人员自由进入。三是体制分割。一般在企业内部存在着两种用工制度:一种是工作相对稳定的“正式员工”,另一种是“临时工”。这两种员工在工资、福利、医疗、退休等方面都享受着不同的待遇。四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我国劳动力市场在整体上被分割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是由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人才市场,另一部分主要是由工人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由于设置了高文凭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经堵住了其他人员的进阶之路,从而构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可逾越性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城乡分割、行业分割、体制分割等现象应该说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都带来了影响。但相比而言,对成人教育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因为由这些分割所造成的低端工作领域的劳动者大都是农民工和城镇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及其子女正是成人教育的教育或培训对象。另一方面,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则直接在教育领域内部造成了分化,形成了对成人教育的歧视,使成人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成为二流教育。
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成人教育吸引力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进入机制来说,目前由于人才市场设置了极高的进入门槛,事实上已阻断了成人教育毕业生进入的可能。但是,普通教育的毕业生却可以以“高职低就”的方式通畅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借助于社会的“学历偏好”,还可以取得好的工作或者高的薪酬。这样就形成了普通教育对成人教育的“挤兑”效应。
由于市场分割所造成的上述种种现象,不仅使农村和城镇弱势群体通过接受成人教育来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希望破灭,反而给成人教育带来了有可能成为“阶级再制”工具的危险。人们对成人教育丧失信心后,反过来又会把希望寄托在普通教育身上,这样会进一步加剧已趋病态的“文凭热”,造成教育过度与浪费,给受教育者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机会成本。因此,市场分割不但对成人教育本身造成了歧视,而且还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与效率,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吸引力。
正确对成人进行评估,正确看待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的相对地位,正确取舍公平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急需的“职业教育理性”。只有具备了这个理性,才能知道劳动力市场和成人教育自身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何者眼前可为,何者长远可为。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为成人教育的发展找出现实的路径。
三、对成人教育发展的几条建议
1、适当控制发展规模,稳步提升教育质量。
劳动教育事例范文2
一、树立以群众满意为目标的教育幸福观
近期，国家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相继发文，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学生快乐、教师乐业、家长满意、社会公认”为目标，以实施“学生快乐成长行动、教师爱生乐业行动、家长满意提升行动、教育内涵推进行动”为重点，大力推进“幸福教育工程”，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幸福指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要切实实现教育工作的“两个转变”，即把教育由基本满足适龄人口的就学需求，转变到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各类教育全方位发展”上来；把教育由追求提升人的知识水平，转变到以“享受幸福”为标志的“幸福教育”上来，使教育成为学生、教师、家长体验幸福的美好过程。
从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进程来看，幸福教育要求我们更加关注“人的教育”，更加关注教育过程和教育途径，更加关注人的终身发展。
首先，我们要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核心目标，积极开展“三贴近”活动，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广泛沟通学校和家长、学生的联系，不断加深社会对教育的了解和理解。进一步实施“家校合力育人”工程，聘请家长代表担任学校安全工作的义务监督员，定期邀请家长委员会成员及部分家长代表到学校进行安全巡视，进一步强化安全教育管理，不断听取家长和社会的批评与建议，形成人民监督、人民支持的办学环境。
其次，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我发展的空间。控制学生在校时间，按新课程标准开齐开全课程，减少考试次数，不滥发讲义、复习资料。尤其要重视体育、艺术课程的教学，让学生充分感受校园生活的愉悦。积极倡导义务帮辅，关爱学生的学业、思想和心理，做到在思想上引导、学业上帮助、生活上关心，促使学生健康成长。要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校管理，认真倾听学生的呼声和要求，千方百计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学生参与管理、自我管理，在组织、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培养学生干部方面要有实质性的提高和进步。
再次，还要努力优化教师的人格水平、学术水平、教学艺术水平，大力加强师德建设与师德学习，强化每一位教职员工自我学习、终身学习的紧迫感，形成工作研究、工作反思的习惯和能力，全面推进有效的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工作，通过教育思想引导、职业素养导向、公共行为准则约定三管齐下，进一步规范、优化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要鼓励教师弘扬教育人文精神，真心实意地热爱每一个学生，欣赏每一个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关注并帮助每一个学生发展，努力把学校建成爱生学校，让学校成为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放声歌唱的乐园。要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文体娱乐活动，丰富教职工业余生活，引导教师建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提升自身生活品位。
二、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
提高各类教育的教学质量，是一个永远的话题、长期的任务和永恒的主题，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教育的主要矛盾。面对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强烈要求，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品牌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优化每一个管理环节，优化每一个教学过程，应成为所有干部和教师必须时刻强化的意识并自觉实践。这就需要我们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需要有强烈奉献精神、崇高师德、精湛教育智慧和艺术的教职工成批涌现，需要各级各类学校、各部门、各学科、各岗位拥有群体性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者，创新发展工作的领军智者，岗位工作实绩显著的品牌强者”。
“质量是生命”的意识要反映在学校每一个工作细节之中，要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以往的印象里，很多学校往往注重的是迎接检查、通过验收、评上先进。现在，我们更要追求全社会的信任度、知名度、美誉度，追求学校长期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每一个学校都应该把教育教学质量看作学校形象的完美展示。
1.确立先进办学理念，建设良好教风学风
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良好的教风学风是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和保证。我们要努力积淀人心向上、人心向善的学校文化，大力营造教师爱生勤业、学生勤奋攻读、师生团结和谐教学相长的育人氛围。牢固树立“生活中处处有榜样”的基本德育理念，创建“润物无声”的德育文化。要积极组织讨论、总结、提炼学校的核心精神，努力把学校建成物质层面的生态公园、文化圣园，精神层面的生命乐园、温馨家园。
2.加大名师和特长学生的培养力度
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的成果客观反映着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施状况，反映着师生的基本素质。所以，我们要扎实办好每学期的体育运动会、艺术节等各类群众性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为载体、做平台，通过活动推进工作、培养能力，通过活动提高水平、扩大影响，让每一个师生的个性与特长在学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全面提升他们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和水平。
3.切实提高中考高考成绩
每年中考的各项成绩指标直接向社会展示了学校教学水平的状况。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各年级、各班级都应在教学过程中大力夯实升学质量的基础，力争每届毕业班都取得优秀的升学成绩，向上一级高中学校输送更多品学兼优的学生。要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号召力、影响力，来积累学校品牌的分量，真正让人民满意，全方位展示基础教育的丰硕成果。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视昨天为过去，视今天为落后”，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在成绩中寻找差距，在反思中寻找超越，增强质量的危机感与责任感，每一位教师都要成为提升办学质量的贡献者。
三、树立以解决问题为共识的教育研究观
成功的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许多困惑，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明晰思路；在工作机制改革中，还面临种种困难，需要我们不断研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措施；在学校发展中，还会遇到很多挑战和机遇，需要我们组织课题攻关；在每个师生的发展中，还感觉到自身的潜力与不足，需要我们反思与剖析。以上这些，都需要我们每一所学校、每一个部门、每一门学科、每一个人不断强化学习与研究意识，在工作中学习，在实践中研究，真正做到“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学习，哪里就有研究”。要充分发挥好调研的基础作用、研究的梳理作用、科研的先导作用，进一步贯彻落实“科研兴校，科研兴教”的战略方针，按照“抓规范、抓研究、抓推广、出成果”的“三抓一出”工作思路，加强教育科研规范管理，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各级各类学校要坚持以校为本，把教研、科研有机地统一到学校的研究工作之中，坚持“校本教研是教育科研的基础和土壤，教育科研则是校本教研的深化和提高”，以教育科研为引领，积极开展校本教研，坚持教、科、研一体化，提高研究的实效性。要着力构建较系统的研究体系，强化“工作即研究”的意识，在问题意识中寻找超越和发展的增长点，按照“问题即课题，分析即研究，解决即成果”的思路，本着“常态化研究、全员性参与”的原则，让教师切实围绕课堂教学改革和自己在教学中的困惑选择课题，并认真分析思考，不断在实践中得出结论和验证结论，以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通过扎实研究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要进一步加强对教师小课题研究的筛选和管理，及时总结成功的做法，推广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激发教师的科研意识，形成学校独特的教学特色。
学校教学管理要更加凸现“诊断、服务、引领”功能，所有行政人员、年级组长、教研组长、备课组长都要切实强化“教学为中心”的意识，积极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千方百计推进“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力，如何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如何有效提高作业、考试等重要环节的实效性，如何有效形成培养优秀学生群体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激情，如何更多更快地产生名优教师”等重要课题的研究，努力探索教学工作从“时间加汗水”走向“智慧与艺术”的幸福之路。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将教育科研工作纳入对学校办学水平的综合督导评估之中，并建立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优秀成果等评审奖励制度。及时召开教育科研工作专题会议，表彰在教育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积极开发、收集、整理校本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本校的教育科研资源库，努力创造条件，加强教科研阵地建设，大力推广先进的教科研成果。
四、树立以特色鲜明为亮点的教育品牌观
当前，以“一校一品、一师一格、一生一长”为核心的特色教育已成为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合格加特长”也成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总体目标要求，这就要求所有学校更加重视自身发展，办有特色学校、打造学校品牌。
学校特色来自历史资源的积淀，来自名牌教师的声誉，来自本校课程的凝聚，来自学校教研的开发，来自学校文化的创建，还来自校长办学的理念。办特色学校、打造学校品牌涉及的都是“怎样把学校办好”的问题，特色和品牌原本一脉相承，只是学校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特色是品牌的基础和标志，品牌是特色发展层次和水平的体现。那么，特色教育应具备什么条件及实施哪些内部环境建设呢？
1.要有一个专业知识强、懂科学、会管理、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
领导班子整体素质水平，能反映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班子成员的自身素质、办学思想、事业心及理论修养，直接影响着学校特色教育的实施。没有大胆创新、执著追求、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信念和实施教育过程中的独特构想，没有先进的教育理论作指导，没有现代管理知识和能力以及科学的预测、果断的决策、娴熟的领导艺术、是无论如何不能实施特色教育的。不能想象，一个涣散而又低素质的领导班子，一个知识平庸、管理乏术、故步自封、不思开拓的校长，能领导一所学校办出特色。所以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实施特色教育，又是衡量一所学校领导班子开拓进取精神及校长水平的重要方面。因此，好的领导班子是实施特色教育的关键所在。
2.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特别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在某一方面有独特优势的教师。先生说：“有特色的教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当然，特色教师还应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及先进的教育观念和广博的知识修养，尽量做到一专多能，用他们的开拓意识，创造性思维去培养学生的能力，使之鼓动起智慧的双翼。
3.要有一个实施特色教育的内部环境和氛围
学校应注重校园文化建设，特色学校更要努力创造一种直观的文化环境，使学校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目标。例如，校风、校训、标牌、墙饰、永久性雕塑等，使它成为师生的心理行为及推动力，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教风。特色教育不能离开社会的支持和家长的理解，要有充分的宣传力度，让社会、家长真正理解办学有特色、学生有特长的重要意义，并取得他们在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持。
4.实施特色教育还必须有相应的“硬件”建设和经费投入
没有足够的校舍和教学仪器及相应设备，特色教育也无法开展，所以，作为学校应全面实施规划，多方筹集资金，给特色教育准备足够的条件。
5.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和运行机制
学校应加强对特色教育的管理，强化各级职能。要成立特色教育领导小组，在校长领导下，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工作计划和目标，协调部门工作和专、兼职教师的工作，对教学研究、课堂教学、专业训练、实习操作等，统一进行检查、考核，实施监督。要制定一套适合于特色教育的激励竞争机制和评估机制，使之与学校的整体工作相适应。
劳动教育事例范文3
1.意识维度
意识是人们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要思想和基本看法，在人的行为中通常以潜在准则或标准的方式指导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根据“市民性，和“现代性，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群体特点，教育与培训应该在意识维度着重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法治意识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以人人平等、尊重民主、维护秩序为主要认识依据，它是现代城市社会秩序平台建立的基础现代社会活动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人的权利和应得利益，每一个生活于现代城市社会的人都必须通过大家认可和共同遵守的秩序平台来沟通交换、创造财富。把法治意识的培养纳入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教育与培训的内容体系之中，不仅能够为他们的城市社会认知提供精神支持，还能为他们的城市社会活动提供方法指导，使他们能够了解、认可和遵守现代城市社会各项活动的秩序平台，做到主动学法、认真守法、遇事靠法其二，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意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这一相对保守且强调血缘、等级关系的社会结构下，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自我需求和自我价值更容易被忽视，当他们进入城市，面对更加民主、开放、自我、平权的现代城市社会时，他们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归属感的不适性就会显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教育与培训激发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体性，帮助他们消除对城市的隔离感，使他们能够形成“我也是城市主人”的自我意识，能够自觉将个人发展与城市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能够以主人翁意识和姿态融入城市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其三，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公民意识受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先赋性身份限制了其权利的平等享有，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都受到身份性限制，整体缺乏话语权虽然，目前农村转移劳动力公民意识有所觉醒，其经济和社会权利上的平等性追求己经成为他们关注的内容，但是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公民意识仍然十分薄弱，消极参与大量存在，这严重阻碍了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实现教育与培训必须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城市一员的平等政治参与意识，使其能够主动寻求话语权只有农村转移劳动力充分享有公民权利，才能有效承担公民义务，从而消除城乡隔离，进一步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
2.知识维度
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是形成个体素养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力量在社会生产生活日益知识化的今天，劳动力的整体规格正在逐步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整个结构日趋扁平化，即随着社会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劳动生产过程所需的经过训练的劳动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数量比重逐渐增大面对城市社会知识化的快速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作为城市社会一员，必须通过教育与培训实现个体素质的不断提升，成为知识型劳动者根据我国城市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现有知识水平，教育与培训要在知识维度着重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 20年，而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 33年；城乡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为20:1，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为4: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为0. 91 :1，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为0.37:1教育程度偏低和文化知识的缺乏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面对城市现代化生产方式时，往往会表现为学习能力较弱、技能掌握性较差、工作无所适从的不足，急需获得文化知识补偿性和提高性教育与培训其二，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专业知识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传统手工劳动的产业和部门逐渐升级改造，岗位知识科技含量的提高要求工作人员实现知识化、专业化生产力发展对劳动者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使得大量缺乏专业知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难以满足工作岗位需要，有些人即使获得了暂时性工作，也难以应对生产岗位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挑战而最终被淘汰，因此教育与培训必须使农村转移劳动力具备在现代城市二三产业工作所需的各项专业知识，如工作岗位知识、安全生产知识、法律维权知识、求职知识等，使他们逐渐从体力型劳动者转变为知识型劳动者其三，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化知识我国社会的发展己经进入信息化时代，过去不会读、写和算的人被称为“文盲”，在现代社会即使会基本读、写、算，但不能识别现代信息符号，无法利用现代化生产生活设施的人，会被称为“功能性文盲”因此，教育与培训必须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化知识水平，使他们不仅能够利用信息技术便捷地获取工作信息，而且要能够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学习、消费和体闲娱乐等，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劳动教育事例范文4
关键词:劳动力;比较优势;优化升级
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144-02
1 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即每个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H-O理论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了扩展,指出各国生产某种的相对成本不同是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即一国应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根据这一理论,我国是劳动力要素丰裕的国家,所以应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2 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
(1)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验证。实践证明,中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实行的政策有助于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极大的刺激了贸易和经济的增长。
Chang和 Ping(2002)用RCA方法度量了中国(1980-1998年)各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结果表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他们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中国整体情况的测度,而是深入的度量了我国不同省份之间比较优势的差异,有意思的是,排名靠前的十个省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排名靠后的十个省份竟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充分表明,按比较优势原则安排生产的省份经济比较发达,而后十个省份本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却一直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按比较优势原则安排生产,所以经济比较落后。
(2)在现阶段,我国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仍是积极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要当心“比较利益陷阱”。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是我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应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缺乏资本、没有出口产品的情况下,以“三来一补”等方式利用劳动力,进而又发展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都是已被证明了的可行道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至今,几乎占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现已发展成为一种以外资企业为主体,以进料加工为主要经营模式,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以资源大国和中高端中间技术产品制造国为主要进口来源地,伴以本地加工贸易采购比重不断增加的贸易方式,对我国国民经济、城镇就业,国际收支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均做出了贡献。引进外资与我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我国必然的现实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以丰富劳动力资源吸引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流入,不仅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且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和当地企业界的“学习效应”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了产品加工向上游和下游延伸的趋势。
但是,就国家整体而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启动模式。当这一战略取得了一个阶段的成就以后,是否全国所有地区应普遍长期坚持这一战略,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充裕,也因此价格低廉,这可能是长期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但如果因此认定中国在劳动力价格赶上发达国家以前就只能采取劳动力加工制造的发展战略,则是片面的,这样就容易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利益陷阱”认为,比较优势学说过去长期给落后国家带来灾难,今天仍然在起破坏作用。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适合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它的许多假设和前提都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性质的,是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服务的,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换往往不是互利的。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将永远成为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反而会导致进口漏出和储蓄漏出。
(3)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如上所述,在当前,我们确实需要继续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长此以往,我国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永远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不会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呢?
2.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该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固守静态的比较优势战略,容易使国民经济锁入低端产业,并产生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但劳动力收入增长缓慢,国民经济结构恶化等问题,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而一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2.2 我国的比较优势转化
比较优势战略在国际经济学中集中体现为资源禀赋论,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而其中,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而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在国家之间也并无太大差异;所以唯一可能有巨大差异的资源就是资本了。有的国家的资本增长率可以达到每年20%-30%的速度,而有的国家却不到10%,甚至更少。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并由资源禀赋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变化。
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发挥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同时,我们可以积累资本,加快技术创新,技术改进,以争取比较优势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2.1 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一,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较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则产品的成本必然较低,因而有很强的竞争力,利润作为资本积累的量就大。而伴随着经济的较快发展,资本相对来说会比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其他生产要素增长得更快,经济体系中的要素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比较优势也处于自然内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逐步实现按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资本积累十分迅速,2004年末,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居民储蓄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在当前,按照比较优势安排生产是实现资本积累,进而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最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第二,开放条件下国际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促使一国资源禀赋得以直接调整。跨国要素的逐利行为总是使该种要素流向稀缺的地区,以便于获得较高回报。因此,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一国快速改变其国内的资源禀赋提供了现实条件。
中国与世界的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的流动。自然资源的流动主要以国际间初级产品贸易的形式进行,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广泛的引进自然资源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人口流动受国家间的移民政策等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较大,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国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劳务输出体现了整体对外输出劳动力的形势。第三,国际资本流动。资本流动是要素跨国流动的最主要形式,也是体现一国国内要素供给变化情况的主要指标。国际资本流动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由于中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和人民币的资本项目下部可自由兑换使得国家间的以证券投资为重要代表的间接投资以及热钱对中国的投资成本高昂。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持续上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从1983年的9.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535亿美元。2002年中国的吸引外资规模更是超过美国。
由此可见,中国国内的要素供给优势在逐渐向资本丰裕方向转化,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向资本密集方向转化。
2.2.2 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技术改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有两个,一是资本积累,上已述及;二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有两种途径:一是相对简单的技术引进;二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所以往往把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放在一起讨论,而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所以,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途径,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而由2.2.1可知,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既是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过程(在当前是劳动力比较优势),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生产,企业和产业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最大程度地积累资本,进而不断实现技术进步,最终获得最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那么实现资本的初步积累后,如何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呢?克鲁格曼等人认为,企业获得先进技术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干中学。技术创新是通过R&D活动来获得的。一方面,通过R&D所产生的技术创新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生产函数,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边际生产成本,在生产过程中,同样的要素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其表现为因素生产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这样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就不断下降,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垄断优势。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从学习曲线的角度阐述动态的规模经济。假定边际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函数。累计产量越多,生产经验,销售经验和管理经验越丰富,边际成本就越下降,这就是“干中学”。一般而言,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其技术,而是在贸易、投资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输出了技术,即所谓的“技术外溢”。广大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多是通过第二种途径获得。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直接表现在它等同于生产要素的扩张,它与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个替代的关系。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国内技术创新的差别是作为国际贸易流量的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是实现比较优势升级、转换的重要途径。总之,技术进步会导致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动态变化,从而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化,进而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总结全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当前,我国还必须继续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这是提高我国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其次,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努力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提防“比较利益陷阱”;最后,是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是我国的比较优势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才能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劳动教育事例范文5
关键词 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转移；职业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1-0049-04
一、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定的就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必由之路。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华东区域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在内的江苏苏北地区、安徽、山东是华东的经济洼地，也是华东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最重的地区。职业教育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紧密，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人力资本配置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研究，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策略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杜睿云、安树伟（2012）基于比较优势的视角，在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方面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比较，归纳出职业教育具备应用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等特点，提出了“契合农村劳动力成长特点、降低受教育者成本与风险、满足转移劳动力城镇就业需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理论观点，并据此指出职业教育可以成为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教育补偿的有效方法[1]。李敏（2015）分析了苏北职业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的“三个保障”“四项建设”“五个统筹”等相关策略[2]。阚大学，吕连菊（2014）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促进了中国城镇化建设，推动中国城镇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结构升级[3]。
另一个领域是职业教育服务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提升路径方面。唐瑾（2014）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的就业压力出发，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机理，并从宏观制度和具体策略两个层面提出了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4]。马建富（2014）从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困境的角度提出了职业教育制度配置和政策创新的培训策略[5]。
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多基于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方面进行理论突破，多基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尤其缺乏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方面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以华东六省一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为样本，整理和收集2003―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给予实证分析，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研究结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职业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平稳时间序列中，如果变量（A，B）之间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则需要判定是变量A的变化引起了变量B的变化，还是变量B的变化引起了变量A的变化，或者是两个变量A、B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从统计学意义上可以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判定因果关系的方向，从而判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变量是果，或者互为因果关系。
从上述对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对一个时间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时有一个前提条件，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所以首先要对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看出本文中的时间序列是同阶单整的，这时需要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
采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招生人数这两个变量表示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和成人中专几类学校的数量之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也为这几种院校的招生人数之和；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数据从华东六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山东）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中获得。其中，职业教育规模用职业教育部门费用支出代表，收录于我国华东六省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中的教育统计，职业教育及培训人数的数据获得于华东各省市教育部门和农业部门，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来源于华东各省市农业部门。
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取自然对数（Lsc：代表职业学校的数量，Lst代表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Lmp代表劳动力转移人数）。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先对统计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和Lmp的水平值都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对三个变量取一阶差分后，各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可以判断三个变量皆为一阶单整变量。这样变量之间就可能具有稳定的协整关系，为进行下一步检验提供了可能性。
2.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从表2的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Lsc，Lst 和Lmp 在1%显著水平和5%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没有协整关系和最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在1%显著水平下接受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了最多两个协整关系的假设。
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职业学校的数量、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需要进一步确认。首先，对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3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数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不是职业学校的数量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数量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其次，对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4给出了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承认了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格兰杰因，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也是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格兰杰因，即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相互之间产生了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规模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促进作用：职业学校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积极影响；反过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也会促进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首先，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扩大，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增加，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好地获得就业准备知识。这些就业准备知识包括相关工作岗位的基本知识、专业知识和必要的安全知识等，就业准备知识对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职业学校的数量增加，会使得农村劳动力获得相关知识更全面，可以更好地适应各种职I需求，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从而转变为市民。因此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对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市民这一过程产生了积极影响。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会增加需要获得相关知识的需求，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需要扩大职业教育规模，这时主要是促进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而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对于获得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更好地融入市民生活。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更多种类的职业学校就会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就促进了职业学校数量的增加。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增加促进了职业教育规模（职业学校的数量和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扩大。
三、提升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水平策略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产生了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捷、准确的方式，同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对于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镇化进程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考虑到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会促进华东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进程中，要发挥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首先，各地政府要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体制的投入。在思想上要有前瞻性，通过政策的及时跟进，对各类职业教育与培训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对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要实施严格的监管与评价体制，“完善和推广第三方监管机制，切实将监管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培训资金使用、培训内容及培训满意度、培训师资等多方面的监管”。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加大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实力度，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培训和取得技能证书的积极性。第三，各地政府还要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宣传工作，提高他们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积极性与意愿。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渠道，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培训以及创业培训的相关政策；大力宣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和创业的典型案例，报道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好处，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氛围。
（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各地政府要加强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教育的软硬件投入。在硬件方面，要加强教育与培训基地建设，提供强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硬件设施。各地要利用现有的职业院校、各街道社区、工会、妇联等各类培训资源，改造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各地政府要主动承担培训任务，购买培训需要的各类设施设备，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软件方面，要开发适合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内容，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开展多形式、多样化的培训。坚持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等形式，通过课堂教学、电视广播教学、网络课程、移动端微课等教育方式，全方位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
（三）提倡多主体协同机制
劳动教育事例范文6
通讯作者：马九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发展经济学。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农民工低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编号：2012M520497）。
摘要 在讨论了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之后，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并结合其他控制变量建立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10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5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大规模产生，城镇化进程也大大加快。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所拉动，那么流动本身应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观察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大多数年份却不断扩大。这让包括蔡在内的很多学者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究竟是这种劳动力流动没有遵循追求更高收入的经济理性，还是这个流动规模还不够？[1] 因此，本文拟在讨论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困扰学界已久的“迁移谜题”进行解释。
1 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被劳动力市场扭曲大大削弱；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抬升了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Khan和Riskin通过对中国1995-2002年家庭收入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将迁移者计入城镇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差距[2]。陆铭、陈钊通过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并且考虑了城市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刘学军、赵耀辉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4]。
包括户籍制度因素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削弱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王美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部分，39%应该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5]。Lin、Wang和Zhao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确实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还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6]。蔡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即由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目前的劳动力流动不能根本性地完成农村劳动者居住地和职业身份的改变，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7]。孙宁华、堵溢和洪永淼用一个包含两部门间不同程度扭曲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成正比[8]。
少数学者认为若劳动力流动导致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提升，将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钟笑寒的研究发现中国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以及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 城镇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农村劳动力从事“蓝领”工作，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种不平等加剧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坏的结果，因为它是经济理性的自然选择，来源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劳动分工以及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出于再分配政策（例如“税收”政策）扭曲效应[9]。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些先决条件。沈坤荣、余吉祥发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得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在分工合作中实现共赢，因此，农村移民可能会有益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不过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难以获得最佳配置，这又不利于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分工合作关系的展开，从而抑制了农村移民溢出效应的发挥；农村移民能够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只有在那些市场化发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才成立，若没有市场化改革，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将是负向的。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缩小了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确定的[10]。此外，许召元、李善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通过引入资本的外部性、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城市经济学中的拥挤效应，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了由于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这主要取决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11]。
此外，我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也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被高估或低估。Sicular等认为，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生活成本方面的空间差异，如果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地区，真实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像文献表明的那么大；大多数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排除了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员，剔出这个低于城镇居民但高于农村居民群体，意味着高估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12]。李实、罗楚亮用帕累托分布修正了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较大程度上被低估[13]。
上述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表明：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议题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将劳动力流动当成了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不同阶段（类型）劳动力流动的差异性以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2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框架
2.1 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一般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任何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都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考虑到统计因素同时存在高估和低估城乡收入差距的倾向，在本文的分析中，假定统计因素的影响是中性的。
由于城镇化过程的劳动力流动既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水平，因此劳动力流动通常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最受关注的方向。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一般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从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然后流动到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到最后获得城镇户籍、彻底成为城镇的一员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可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劳动力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第二类是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第三类是迁移取得城镇户籍劳动力。处于不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特征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总体来说，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具有时间的先后逻辑性，但对于劳动力个体来说，并不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可能跨越了其中一个或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了农村常住人口范畴，属于农村的流动和潜在流动人员。其基本特征是：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工作地点变化较大，甚至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无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无固定城镇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不确定，收入绝大多数带回农村老家（扣除基本生活费）。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开始流动并在城镇临时工作，从事的多是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参与的条件艰苦、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的建筑、帮佣、保洁、贩卖等工种，因此不会对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产生挤压效应，而且，即使这些人在城镇中连续工作超过6个月，也会由于其经济与农村家庭连为一体，不会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另一种情况是仍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尚未开始流动，但这批已经离开第一产业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或正在实施流动准备但未找到合适的流动去向，属于农村的潜在流动人口。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有将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分的统计数据，而且这两种情况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影响方向是一致的，故而合并在一起考虑。因此，第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且未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会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较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有较固定城市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一部分带回老家（另一部分在城镇消费）。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阶段，而且会长期就业，将会对原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由于这部分人的收入被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分离出来而被列入城镇居民收入，将这部分劳动力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将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假定原有m个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r，其中1个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其收入金额为r′（显然r′>r），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为r″（显然r′>″），则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mr-r′+r″）/（m-1）=r+（r-r′+r″）/（m-1）。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高于原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取决于r-r′+r″是否大于零。由于r-r′肯定为负数，r-r′+r″是否大于零也就取决于r″能否够弥补r-r′这个负数。现实意义就是，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r″能否弥补因其原来对农村总收入的额外贡献r-r′。若能，此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将会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反之则会降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我国目前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主要由农民工组成，而农民工中的“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行为差异很大，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将收入带回老家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在城市消费，二者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因而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负向的影响，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迁移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固定工作单位，有固定城市住所，稳定在城市工作，收入主要留在城镇消费（一部回流到农村）。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和第二阶段，而且也会长期就业，也会对已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属于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也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通过获得户籍转化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与第二阶段的情况类似，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也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由于获得城镇户籍能够明显改善农村已转移人口在城镇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但由于今后要长期在城市中生活，第三阶段的劳动力能够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通常要低于第二阶段劳动力，因而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也不确定，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正向的影响，即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劳动力流动因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外，通常认为以下因素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工业化的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影响、金融发展强度的影响、金融支持农业的影响、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财政科教文卫支出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影响、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影响和宏观政策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与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分析，选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Urg）的变量和代表性指标进行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变量与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城镇户籍人口数量，1981年及以前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城镇人口数， 1982年起按《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99-2011）》中的城镇户籍人口为基础进行调整。财政农业支出额，从2007年起采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数据。其他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1）》。
根据理论确定的指标影响方向，L1、L2、Am、Fu、Fa、Rt为逆指标，需要取倒数进行转换，统一为正向指标，即随着指标数值的增大，将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各指标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要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
2.3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在上述变量中，Urg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收入差距，L1、L2、L3是解释变量，代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流动，Id、Am、Fd、Fu、Fa、Fe、Ft、Rt是控制变量，代表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D1、D2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1978年至1984年、2003年至2010年宏观政策的影响。根据已有变量设置，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方程，对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的差距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分析：
其中：c为常数项，μ为残差。
控制变量为
虚拟变量为
3 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和已确定的数据来源，在SPSS17.0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估计。各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方程的方法为“向后”，删除变量的标准为统计显著性大于0.1。最终方程的各项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最终得到的多元回归方程调整R2达到0.961 8，F统计量达到135.196 5，说明多元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极高，拟合度也很好。三个解释变量L1、L2、L3最终都留在了方程中，但系数差异很大，显著性也不相同。
L1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127 3。根据之前的设定，L1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1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27 3个单位。因此，与之前的预测方向一致，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流动（L1）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在尚未获得城镇就业机会的时候，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入非农领域工作，也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L2在0.05水平显著，变量系数为-0.026 6。根据之前的设定，L2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2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26 6个单位。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以 “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的低龄化趋势改变了城乡收入转移模式，进而影响了第二阶段劳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钟笑寒[9]所提出的劳动分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L3在0.01水平显著，系数达到-0.117 5。随着L3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17 5个单位。这说明以获得城镇户籍为主要标志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与原有城镇户籍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待遇，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向农村转移收入的能力，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八个控制变量中，Fd、Rt、Fu、Am、Fa由于显著性水平太低被依次排除，方程回归结果表明这几个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也很小，说明金融发展强度（Fd）、转移性收入（Rt）、金融支持农业（Fu）、农业现代化（Am）、财政农业支出（Fa）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只有Id、Ft、Fe三个控制变量仍旧留在方程中。
Id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249 6。随着Id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249 6个单位。表明工业化（Id）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非常明显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三个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总和，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原因显然在于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收入提高主要惠及了城镇居民。
Fe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91 7。随着Fe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91 7个单位。表明财政科教文卫支出（Fe）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城市的偏向的科教文卫支出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Ft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48 5。随着Ft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48 5个单位。表明对外贸易（Ft）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对外贸易带来的福利增进也主要被城镇居民获得。
两个虚拟变量D2、D1由于显著性水平不高也被方程排除，说明从1978年到201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看，1978年至1984年的农村改革和2003年以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影响不大，另一方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施加了相同比例的影响，而导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
4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陆铭、陈钊 [3]等学者的主要研究结论一致。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原因在于工业化过程、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等与劳动力流动无关的因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与家庭禀赋情况参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重点发展与本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局部优化；第二，应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妥善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落户问题，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第三，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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