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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文化价值范文1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
前言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德——摆正人与自我关系的准则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二、尚和——协调人与他人关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崇俭——处理个人与民族及国家关系的基础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四、贵真——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第二，品茶的环境之真。人们品茶，还须要有适宜的环境、氛围和时间，“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矣。”天趣则是指自然天成的环境。《徐文长秘集》称“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永昼清谈、宜寒宵兀坐、宜松月下、宜花鸟间、宜绿藓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妆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飘烟”。表明了品茶需要野、幽、清、净的自然环境。明代许次纾在《茶疏》中提出了品茶的适宜时候：“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鼓琴看画，夜深共话。明窗净几，佳客小姬。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等，此外，历代文人雅士选择茶境时，离不开松、竹、梅、兰与琴、棋、书、画等，这些即是人与自然沟通时，对“真”的追求，也是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交相涵摄时，对美的感悟。:
茶文化的文化价值范文2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茶文化的文化价值范文3
【关键词】 电影；《世界是平的》；印美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用了六天时间创世，在第七天休息。而使世界变平当然用了更长的时间，它是十项重大事件―政治、技术创新、以及公司全球化事件……协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这次过程中，我们一天也不得休息”（2006：50）。正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今天的世界与昨天的世界已有本质的不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信息的共享，以及全球产品和服务供应链的形成，使全球人类的命运因此更加息息相关，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更加频繁。然而，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势必导致文化冲突、文化休克、文化适应等等现象，进而影响人们之间的互相交流和理解。因此，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人们所重视的学科，尤其是在跨国公司中，成为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一环。
《世界是平的》以导演在尼泊尔和印度的旅行经验为灵感，将全球最火热的话题“外包”与爱情、文化等主题结合，整个影片贯穿着印美的文化差异。虽然他们语言相通，但是文化差异却相差甚远。在影片中主要的文化差异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权利距离高和权利距离低、人和自然的关系：外控和内控。
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陈晓萍（2009：34）提到Hofstede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定义为“人们关心群体成员和群体目标（集体主义）或者自己和个人目标的程度（个人主义）”。她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在个体主义上得分为91，而印度却只有48。其实，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也就是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所提到的群体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他指出（1997：61），注重群体取向的人们“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可以牺牲”。在做事情的时候，会考虑到别人怎么看，怎么说。言行不一致，表里不一，万事以和为贵。这种取向也就导致印度人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然而，美国人追求个人享受，崇尚自由。他们各做其事，各展其才，总是以“我”为中心。如果打开英文字典看看合成词中有多少词是以self为前缀的就可以看出“个人”在美国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以self为前缀的合成词要超过100多个，如：self-control，self-esteem，self-confidence，self-reliance，self-dependence，self-denial，self-respect，）等等。
电影中的陶德刚到阿吉姨家时，阿吉姨出于关心谈到陶德的个人问题：工资是多少？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女朋友啊？为什么不结婚啊？ 这些问题在美国人看来是自己的隐私，别人无权谈到这些。在谈到家人时，陶德又说自己与家人不在一块住，虽然有时也会想念他们，并且住的也不是很远，但很少和家人见面。这让主管普洛和家人无法理解。在印度，人们对家庭非常重视，大部分的人际交往也限于家族之内。家人之间互相照顾，甚至同一家族之间也非常密切，一家人发生什么事通常没有多久大家都知道了。陶德作为普洛的上司吃住都得到了阿吉姨的照顾，帮他洗衣服，熨内裤，这些在美国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美国人，早早离开家人独立生活，好像他们和家人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三、权利距离高和权利距离低
权利距离是Hofstede 提出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中的一种。权利距离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对权利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接受程度高的国家，社会层级分明，上司与下属的权利和义务分明，而且下属服从上司是当然之事。上司是对的，只因为他是上司，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能提供正确答案的专家。下属做事，只因为上司要他如此这般地做，而不是因为下属认为应当怎么做。这些都是权利距离高的特色。接受程度低的国家和民族，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不注重僵化的礼节、头衔、地位、性别与年龄的差异，并不是行事顺序的标准，权利距离小。（2009：35）在印度，彼此之间的称呼都比较正式，尤其是对长辈和职务高的人士。所以，无论是阿吉姨还是普洛，都尊称陶德为 “陶德先生”，尽管陶德让他们直呼其名。在工作场所，印度人的等级观念严重，决策一定是由管理层来做，低下的员工一般都惟命是从，对顶头上司非常尊敬，而且正式。还有，晚辈对长辈极其尊敬。大部分婚姻都是父母做主，很少有自由恋爱结婚的。亚莎在她四岁时，就遵照父母已经定婚了。这让陶德无法相信。还有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吉姨家有好多仆人，这让人想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它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的划分，很像对社会群体的职业划分，只是种姓的划分是按出生而定，自进入这个社会就没法改变自己的种姓。
四、人和自然的关系：外控和内控
冯・特姆彭纳斯 （Fons Trompenaars）和查尔斯・汉普顿-特纳 （Charles Hampden-Turner）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人类应该而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来控制自然；另一种则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员，应该服从自然的法则指南和力量。他们把前一种态度称为 “内部控制论”，这种文化中的人经常对环境持对抗态度，冲突和抵制是信念的表征，在环境失控或多变时感到不安。后一种态度称为“外部控制论”，这种文化中的人愿意妥协保持和平，和谐，而且他们对自然的变化没有不适应。（1997：179）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的形成或多或少与他们的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我们所知，印度教徒相信他们今生的处境是基于他们前生的行为。如果他们之前有恶行，那他们就会在今生经历很大的苦难。一个印度教徒的目标是从这个循环的律法逃出来，不必再投胎。从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息浓郁的国家。阿吉姨家的毁灭女神伽梨的画像和湿婆林迦的庙宇，办公室的神像，尤其是在电影中的牛的出现，相当迷信。
其实牛被印度教教徒视为“圣兽”，印度教徒认为，牛既是繁殖后代的象征，又是人类维持生存的基本保证。印度教不准吃牛肉，印度虽有养牛业，但只能提供牛奶、黄油及牛粪作燃料，喝牛奶是允许的。因此，在印度的一些城市、乡村里，老牛、病牛、残牛比比皆是，牛可以到处自由游荡，神圣不可侵犯。印度人举办了许多“圣牛养老院”，将那些年迈体弱，不能自己觅食的老牛收养起来，一直到老死。牛是神物，尤其是白牛，牛在大街上走车都要让开，结局是自然老死。
此外，稍微对印度有所了解的人，在和印度人握手的时候都不会伸出左手，因为这一使命只能用右手来行使。普通印度人吃饭的时候是用手抓。他们习惯把菜和米饭和在一起揉成团，然后送进嘴里。印度人的宗教观念讲究循环，更多地看到来生，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印度人的左右手也有这种循环传承的意味。既然右手管了食物的进入，那么左手就必须对食物的出来作出交待。电影中陶德刚到阿吉姨家进餐时，用左手抓饭吃，这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诧异。对于善于运用刀叉的美国人来说，左右手没什么讲究。正是这个宗教气息浓郁的国家，使人们能与大自然和睦相处，并且有认命的倾向。
基督教认为，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违逆上帝出于爱的命令，偷吃禁果，想要脱离造物主而获得自己的智慧，从此与上帝的生命源头隔绝，致使罪恶与魔鬼缠身，而病痛与死亡则为必然的结局。后世人皆为两人后裔，生而难免犯同样的罪，走上灭亡之路。人生的希望在于信奉耶稣基督为主，因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并他在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使悔改相信他的人一切的罪皆得赦免，并得到能胜过魔鬼与死亡的永远生命。贾玉新认为正是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的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得到神力，达到神人合一。（1997：60）因此，在美国，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或者由神秘的不可知因素造成；他们认为人类主宰自然。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地位，他们相信，这并不是天命，而是由于自己的懒惰和缺乏斗争精神所致，顺从命运的人受到人们的唾弃。在美国有句彦语说：“上帝帮助自助者”。
五、结语
通过这部影片，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更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印度的文化特点及印美的文化差异。当然，除了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权利距离高和权利距离低以及外控和内控文化维度上的差异，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随着全球化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和碰撞，将会出现更多的冲击和冲突，因此，跨文化交际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仅要了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更应该学会去适应不同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就像影片中的美国人陶德渐渐适应了印度的文化，觉得生活也不再那么艰难，慢慢地喜欢上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朋友、同事。当然，影片中的适应期非常短暂，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到的，或许我们得花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去学会适应不同的文化，并从中找出更好的方法去适应不同的文化。
【参考文献】
[1] Fons TrompenaarsCharles H. T. 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 [M].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1997.
[2]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M]. Oversea Publishing House，2006.
[3] 陈晓萍.跨文化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4]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 郁龙余.印度文化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茶文化的文化价值范文4
本文主要以广南县壮族传统体育花街节的现状为背景，从文化内涵和健身价值等方面出发，采用文献资料法、现场观察法、访谈法，对广南县壮族传统体育花街节的历史渊源、传承方式进行分析，了解了壮族花街节的开展现状，总结了广南县壮族传统体育花街节的实际情况，
关键词：花街节；传统文化；健身价值
1.前言
壮族手巾舞起源于原始的祭祀乐舞，每年的花街节上，壮族群众都会身着民族盛装，背着装有五颜六色糯米饭的精制竹箩、绣花挎包，带着花线、绣花布鞋、绣花鞋垫等到壮族较为密集的乡镇赶街，跳起手巾舞。
通过深入了解广南壮族花街街中对铜鼓舞和手巾操地开展现状和影响民族体育开展存在的一些因素和问题.希望唤起更多地区对少数民族体育的重视和支持，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体育队大众健身价值的对策和建议。调查了解清楚广南壮族花街节中铜鼓舞和手巾操地开展现状，今后正确规划少数民族体育的开展工作，质量规格。加强对少数民族体育系统化的管理提供一些依据。
2.研究对象及方法
2.1研究对象
广南壮族花街节是一项传统的节日，每年都按时的举行。并且在该节日中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对群众体育参与有着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因此该活动有着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活动的开展对群众体育参与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文山广南壮族花节的铜鼓舞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根据网络资料、期刊、书本等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为论文立下有利的依据。逻辑分析：根据专家、学者的文献资料的成果和不足之处进行分析研究，为论文的撰写提供条件。
2.2.2访谈法
对当地举办花街节的部门对负责人进行访问。
2.2.3观察法
通过到广南壮族花节地区现场观察铜鼓舞过程。
2.2.4调查法
到开展花街节的当地进行实地调查。
3.古代文献中关于花街节文化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一脉相承，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少数民族群众对自己民族信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一种寄托和表达。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壮族铜鼓舞的传承和沿袭着壮族的传统文化体育运动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教育手段。在没有文字和书本的人类早期社会，教育主要靠口令心授、摹描模仿等方式对文化知识进行传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启蒙的教育功能，通过娱乐游戏、舞蹈等身体活动方式来实现。在这样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培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有效方式，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传承价值 [3]。
龙夷喜欢能歌善舞的龙娜，为取得龙娜的芳心，龙夷就和龙娜跳手巾舞。之后龙夷就和龙娜成亲了。过后， 一有空闲， 龙夷拿着两块手巾， 跳上山打猎的舞蹈，龙娜拿着两块手巾， 跳栽秧割谷的动作。为此， 手巾舞才有两套动作。因为手巾舞动作优美， 热烈欢快， 很受欢迎， 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4.铜鼓舞文化
4.1广南铜鼓的起源
铜鼓作为少数民族民间的一种特殊的器乐，最根本的特性就在于从它体内发出的不同音质的声音，起到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功能，它除用于伴舞之音乐，独奏之娱乐，宗教之神乐外，更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以其声传递讯息，召集众聚。
广南壮族在解放前至解放初期，每逢村中有特殊的事件发生，如火灾、遭盗匪、械斗等需要召集村民时，就在老人厅或发事处敲击铜鼓，不同的事端分别敲击不同声律、节奏的鼓声，听到了鼓声，人们便可根据声律采取行动，现在，除尚保留的铜鼓之声以报丧的讯息外，也不再作其它传讯之用 [5]。但也不能因此而随意敲击铜鼓，这是极其严肃的禁忌。
图1 祭祀仪式中铜鼓舞的敲打次数对照表
年龄40岁以下40—60岁60—100岁备注
男7轮7或9轮11轮3遍=1轮
女8轮8或10轮12轮3遍=1轮
4.2广南铜鼓舞的文化内涵
广南铜鼓不仅仅是文物、只作摆设的陈列品，而是真正活着的乐器、凭两人或一人就可以奏出特殊的音乐旋律，是音乐的活化石。铜鼓舞是铜鼓存在的价值体现。铜鼓和铜鼓舞包含了原始简朴的天文历法、生产技能、生活方式。舞蹈提示人类要遵循四时节令规律，勤恳劳作、珍爱生命。古老的铜鼓舞尤其是彝族铜鼓舞动作古朴优雅。表现的内容展现了整个民族的历史生活画面，是研究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活化石。
广南壮族、彝族铜鼓舞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每个民族在发展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又都力图取得本民族传统体育的进步和发展 [7]。通过简单的动作队形（圆圈）展示壮族稻耕文化的场景、再现彝族古老的生活面。以不同风格的舞蹈特征，极其到位地体现了两民族的民族特性，对进一步研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和铜鼓文化有着极高的价值。
5.铜鼓舞的传承与现状
5.1铜鼓舞的传承
铜鼓舞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彝族民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老舞种之一，分布于广南、麻栗坡、富宁、西畴、马关、邱北等县的壮、彝村寨，而以广南县壮族、彝族和麻栗坡县新寨乡和富宁县木央乡几个彝族白倮支系的铜鼓舞最具代表性。
铜鼓舞是以鼓手有节奏地击鼓，由鼓点的节奏变化而引起舞蹈者的动作和队形变化的一种舞蹈。特点动作按其形式有六七种。每种动作各有不同的舞步和节拍，风格不尽相同。铜鼓舞中的集体舞以一种固定的男女青年围成圆圈队形。其队形还有半圆形、一字形、纵形、交叉对跳、四方形等。舞步矫健有力，舞姿粗犷灵活，动作幅度大，情绪饱满。跳至时鼓手还常常伴以欢快的喊和激动的呼叫，波澜起伏的情绪和动人的场面，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豪放、朴实的民族性格，抒发了他们纯洁快乐的思想感情。
铜鼓舞铜鼓舞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彝族民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老舞种之一，分布于广南、麻栗坡、富宁、西畴、马关、邱北等县的壮、彝村寨，而以广南县壮族、彝族和麻栗坡县新寨乡和富宁县木央乡几个彝族白倮支系的铜鼓舞最具代表性。铜鼓舞是以鼓手有节奏地击鼓，由鼓点的节奏变化而引起舞蹈者的动作和队形变化的一种舞蹈。其特点动作按其形式有六七种。每种动作各有不同的舞步和节拍，风格不尽相同。铜鼓舞中的集体舞以一种固定的男女青年围成圆圈队形 [8]。其队形还有半圆形、一字形、纵形、交叉对跳、四方形等。舞步矫健有力，舞姿粗犷灵活，动作幅度大，情绪饱满。跳至时鼓手还常常伴以欢快的喊和激动的呼叫，波澜起伏的情绪和动人的场面，充分体现了苗族人民豪放、朴实的民族性格，抒发了他们纯洁快乐的思想感情。
5.2铜鼓舞的现状
壮族铜鼓舞活动示范点是文山州开展项目保护和传承工作的主地，是项目实施和发展的支撑点。其中壮族活动示范点有两个：广南县那洒镇贵马村、者兔乡里玉村。其魅力所在，引来各界专家学者、游客嘉宾如寻幽探迷般采风调研，观者如潮。总之，透过铜鼓及其舞蹈的表现和传承去看其内涵，不得不令人惊叹。一种以人群形体、行动作维系“存活”的铜鼓文化竟然包含原始宗教、生产劳作、技能传授、岁时历法以及社会生产发展历程等内容。这是生命的铜鼓，是民族的灵魂，真是各乡各俗，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这是不可多得的资源优势，值得人们研究、保护和开发。
在广南、麻栗坡两县分别建立“文山壮族彝族铜鼓舞”示范点的传承活动场所（兼传习所），扶持铜鼓舞老艺人进行传习活动，培养年轻一代；以学校为示范点，将铜鼓舞蹈编入学生课间操中，使青少年学生从小得到铜鼓舞的优美音乐旋律和舞蹈韵律的感染和熏陶。
6.花街节的功能
6.1强身健体功能
壮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来自于人们的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与身体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3]。它要求人们在直接参与运动娱乐身心的同时逐步改善体质，提高健康水平，同样具备现代体育运动所具有的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开发智力和塑造体型的功能。运动锻炼能促进有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有的能力，改善和提高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调节人的心理，提高人对环境的实验能力。花街节作为一个中介，对于民族体育的参与有着激励作用，群众在该节日踊跃参与各种活动。对于老年人来说，可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可以促进其正常的生长发育，增强体质和形成正确的身体姿势。
6.2传承民族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辽阔的地域，众多的民族和多样的生活习俗，孕育了多样的文化艺术形式。文山铜鼓舞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足以证实其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和积极向上、不断奋进的精神文明价值 [9]。到目前为止，广南县已举办了五届“花街节”，推动了当地的“双文化”建设。广南铜鼓蕴含的奋进和创造精神及审美价值，是我们在社会发展中应当传承和发扬光大 [10]。
6.3娱乐身心的价值
广南壮族铜鼓舞与宗教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在发展中经历了娱神、娱人到娱己的变化，成为民族群众休闲健身的主要内
容 [11]。铜鼓舞是载歌载舞的群众性自娱舞蹈，男女均可参加，人数不限。舞蹈的风格和律动别具一格。它以胸、腰及胯部的大幅度扭摆为基调，舞风清新、纯朴。步伐不复杂，基本是一步一并脚，向前进或横走，膝部随扭摆而屈伸。男子左手抱铜鼓，右手敲击，脚步男女相同。舞蹈时歌唱，跳到时呼叫，情绪激越。
因此铜鼓舞对全民健身有很大的价值，尤其是对胸、腰、和胯等部位的锻炼有很好的帮助 [12]。特别对中老年人软化、迟钝和乏活力的肌肉重新变得充满活力和弹性。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过大，身心常常处于紧张、疲劳的状态，少数民族参与又不限性别和年龄。所以参与方式简单，也能积极的调动大众参与。在生活和工作疲劳时可以参与到其中，使人体心血管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状态得到改善，增强人体肌肉力量和关节灵活性，提高人体四肢与躯干及全身的协调能力。也能够部分自我封闭意识的人在参与中得到彻底的放松。
7.总结和建议
我国少数民族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传统体育活动，蕴涵着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民族情感的强化，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再现民族团结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以及对促进民族团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断深化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探索和推出满足云南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娱乐需要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发展模式与运行机制。正确认识，发挥政府的作用，多渠道筹资，综合的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活动进行开发，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富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的。大力发展民族体育运动，发挥壮族传统铜鼓舞在广南少数民族体育参与健身中的积极作用。为推动我省民族文化传承和壮族传统铜鼓舞与民族体育发展相结合寻找更好的切入点。提供一定借鉴与参考。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对各项民族体育的开展进行总结，在政府部门的重视下，民族体育项目能够不断的开发并传承下去。
因此，为很好推广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纳入学校体育教学中去。能让传统体育能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健身价值。第二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教材建设及民族体育场馆、器材建设也是推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因素。这些限制了传统体育的开展。所以只要政府部门重视并支持投入资金，相信广南铜鼓舞能够一脉相传下去，开展得更具特色，并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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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文化价值范文5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文化资源;价值;开发
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内涵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适应本民族的特点而形成发展的，都具有独立的民族性格和社会意识，在其一代又一代自我复制的历史渊源中，不断承接外来影响而有所变异，逐步形成并充实本民族的文化积淀。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三个层次，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知识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是这个民族财富的历史积淀，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道德所体现的与自然、与人和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及重人格的观念，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体育价值观。
“文化资源”是从文化的功能上说的，意味着它是一种可支配的资源，可以对拥有它的主体产生影响并制约其活动方式及活动的广度，这是它作为一种资源的重要方面。考虑到文化的内涵，可以将“文化资源”分为三个层次:一、社会心理和精神气质的层次，即观念层次，主要体现为哲学、宗教和道德的层面;二、文化生产的层次，体现为各类文化活动，大致包括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技术的生产两大类;三、文化品的层次，包括各种器物和成品，文化品是可以直接供各主体消费的对象[2]。上述文化的三个层次的界限是相对的，它们之间也互相依赖，紧密联系。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既包括作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也应涵括非主流的汉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体育活动[3]。它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地域条件、地域文化背景下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出现的。它可以以一定物质实体为载体，也可以是一些纯粹人类精神文化的东西，有形的载体和无形的精神文化内容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4]。为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内涵中，既有物质层面的传统运动项目，运动器械、设备、服饰、壁画、出土文物等，也有精神层面的民俗文化、组织文化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价值观念及规律。
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特征
2.1 种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中国民族体育文化以“仁”为核心思想，蕴涵丰富的东方哲学、宗教、道德、医学、习俗、艺术等社会文化因素，它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本模式，以崇高人的内在气质、品格、精神修养为价值取向[5]，它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它拥有自身的内核和特征，拥有它的合理性和价值。我国民族体育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统计，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多达977种，其中，汉民族的项目有301种，其他55个民族的体育项目多达676种。它们的延续与发展，无不与不同民族的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联系在一起。
2.2 内容的民俗性
民俗是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又是处于中下层地位的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毕业论文是各民族文化的基础和主体之一[7]。在民族传统文化中，对民族最具凝聚力的要算民俗文化。它不仅将朝夕相处的民族成员凝聚在一起，而且还能将分散于各地，甚至五大洲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团结在一起。风俗习惯既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地域因素的制约，地域经济、政治、宗教、语言的长期影响，互相依赖，铸成多姿多色共存共荣的民俗特征。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于2000年1月19日公布调查结果显示，端午、中秋、春节仍然是百姓重视、影响最大的传统节日。舞龙、高跷、狮子、太平鼓等娱乐体育活动成为超越时代存在的一种符号和民族传统。
2.3 文化的同质性
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基础的古老东方大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具有华夏文化同质性的特征。中国文化重人伦、重道德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传统体育运动，人们习惯于和谐、宁静及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不热衷于带有冒险、冲突和对抗性的竞争活动，因此在传统体育中竞技运动并不居于主要地位，而以个人的修身养性为主，保健术在整个体育中占有较大比重，其典型项目是导引、气功、武术、太极拳等。
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价值归位
3.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价值整合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民族精神又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拥有适合其生存的环境，显现出中华民族体育自身的文化传承价值。
文化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也是一种可供人类持续发展的资源。文化是有继承性的，但是光有继承而无创新，文化也就失去了活力。特别是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已经站立起来了，经济上也将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但在文化上能否立起来，关键在于文化上的创新。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多元化，需要保护不同的文化群落和文化生态，因为只有不同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硕士论文 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8]。民族文化的差异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多元化的特点。国际奥委会2000年委员会提交的改革方案指出:“未来的奥林匹克运动必须是多元化的又是跨文化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速度及发展水平取决于它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取决于它能利用的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文化资源越多样，越丰富，其发展就越迅速，越健康。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将承办2008年奥运会，为此，我们要深入挖掘“人文奥运”的内涵，向世界展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和谐，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的信心和能力。如果说文化是“人文奥运”的核心内涵的话，那么，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将是中国实现人文奥运的基石。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能够延续至今，完全依赖于她自身的民族文化资质和功能价值。她的历史性、传统性、民族性、健身娱乐性等，使她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因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要立足于世界体育之林，首先要做到文化自觉。教授为“文化自觉”作的定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方可在文化转型期取得自主能力，方可得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参与多元化世界文化之构建。与此相应的是传统体育文化也要自觉地实现现代转换，以抛弃民族传统体育中不适合奥林匹克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针对“文化自觉”，首先对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一个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挖掘中华体育文化的真精神，反省我们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并把优秀文化呈献给人类社会，赋予传统体育一种理性和人文主义精神。其次，随着奥林匹克全球化的持续，不同的文化越来越多地交汇在一起，人类文明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中分别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风格和样式。民族传统体育也需要推广和传承，让国际社会广泛认知，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去丰富奥林匹克文化，为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3.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价值回归
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发展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它需要与时代变化的韵律合拍，只有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其一，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开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进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等有着直接而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二，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13]，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是一笔特殊的无形文化遗产;其三，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等生活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特征，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是一笔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主张和，而且提倡和而不同，强调统一之中的差异、和谐之中的多样，在寻求一致的同时包容个别性，对于奥林匹克精神中西方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弱势文化的强势压迫与侵犯，是一个很好的回应与补充。今天，奥林匹克文化更应强调不同文化的和谐交流与对话，尊重文化身份、文化个性、文化多元化，这在全球化时代有着重大意义。
4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策略
4.1 注重优先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高速进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很多民族民间文化资源遇到或正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医学论文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导致了不同文化地域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的冲突，奥林匹克全球化在削弱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奥林匹克的“共同体”现象日益加剧。特别在与奥林匹克文化的横向交流与传播中，东西方的不同社会形态和民族文化背景，造成了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伦理观等方面的冲突。然而，在奥林匹克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彼此影响和相互渗透并不是自愿的，更不是等值的。为此，需要唤起人们对体育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以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体育文化传统。
一个民族的文化，绝不仅仅具有一种符号象征的意义，而是民族存在的内在基础，是维系民族生命的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含义的范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行为实践的创造物，其核心是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渗透，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已经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至今已具备了多重的社会功能和史实价值。奥林匹克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归宿感的消除，因为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首先要更加重视中华文化源流中合理的内核挖掘，重新定位和认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涵义。其次，必须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资源进行现代诠释，使我们在理论探讨和行动实践上更为清晰和明确方向。为此，应充分发掘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优先建立、健全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转化机制，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要将体育文化资源的调查、发掘、保护同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发展结合起来。
转贴于 4.2 注重层次性、适应性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各民族风俗各异，民俗风情资源相当丰富。各个民族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其鲜明的民俗民风是维系民族发展的内核。当今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不是孤立的体育文化现象，它已融入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之中，创造性、开拓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命力。
第一层次，通常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认知(包括知识、道德和宗教)传统、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精神面貌等等，它是无形的。因此这种资源是无形的。2003年少林寺启动了少林功夫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在我国文化界、宗教界以及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层次，即文化生产的层次，主要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体育产品。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丰富，形式多样，依照项目的内容、功能、形态，过滤筛选确定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价值，不断将成熟的民族体育项目推广，以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转换。“健身气功·五禽戏”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委托上海体育学院严格按照科研课题方式编创的健身新功法，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影响。第三层次，即文化品的层次，主要指人们的生活中体现民俗风情的一些活动。由于受民族因素、地域、经济、政治、宗教、语言的长期影响，互相依赖，传统体育文化铸成了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的地域民俗特征。1995年国家旅游局举办了“中国民俗风情游”大型活动，依托已有的风格独特的民俗节庆，为传承中华文明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当前，许多地区非常重视民族传统节日，以体现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竞赛和娱乐表演活动作为传统节日的重要内容，成为民族地区全民健身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制定适宜的文化政策刺激、激励、促进、创造民族地区新文化价值的扩展，唤醒人们对新文化价值的需求。为使资源的筛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在选择资源的过程中必须反映当地的文化特点，以突出民族化和地方传统格调，进一步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形成区域内的优势。政府和社会应该利用这些民族传统文化来培养民族感情，重拾文化自信以及民族认同感，实现文化上自然的传承。例如，湖北屈原国际龙舟节，以端午节、屈原、龙舟为主题找准了民俗文化最为活跃的资源，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龙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4.3 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自20世纪中期开始，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开创了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花木兰是中国历史上的巾帼英雄，而迪斯尼公司则用这个素材拍摄了动画大片《花木兰》，并融汇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化资料，又将这张“中国牌”打向世界市场，仅在上海的票房就达230多万元。在欧美，体育旅游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瑞士仅滑雪旅游一项，每年接待外国游客1 500万人次，创汇70亿美元[14]。拥有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南省，2002年旅游收入为200亿人民币，而到2004年旅游收入攀升到360亿元。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4大旅游客源输出国，第1大旅游目的国，将有1.57亿国际旅游者到中国旅游，又有2.5亿以上的中国人到各地旅游。预料到2006年全球旅游消费将支出4.1万亿美元，占居民个人总消费支出的12%[15]。
当今的体育，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的体育文化现象，它已融入到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职称论文 因此，要站在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上，制定对民族体育文化产业的财政投入，优惠政策，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体育产业不仅要把资源开发的范围扩大，而且要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力度。转变观念，把优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向市场，提高自我造血的功能和产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具有的健身、娱乐、教育、竞技性，为全民健身提供服务。
4.4 注重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承载着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伦理价值观念，而且构成了现时代体育文化建设的空间。随着中国发展步入小康阶段，社会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假日经济、休闲经济、观光旅游、健身娱乐业应运而生，迅速成长，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可持续发展”是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先诠释的观念，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中，经济发展并不是终极目的，社会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当代世界，面临由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危机，每一种文化都有义务从自身的传统出发，积极寻求克服危机的途径。奥林匹克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解，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在一个人类生态受到巨大破坏的当今时代，自然和人的和谐的共存与发展，也成为奥林匹克紧迫的课题。对此，我们应深入发掘传统理性，展开对人性、对体育的哲学上的判断和思考，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努力适应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而又不放弃千百年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对人类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诠释[16]。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加快立法，树立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制观念，福建省于200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了《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这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树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安全防范意识，应从社会发展、民族未来积极倡导、培育民族精神，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和精髓，珍视传统，才能形成我们的文化向往力。
5 结束语
一种民族文化尽管有其自恰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系统，但这一系统并不是先验的、永恒不变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既不断建构又不断解构的过程[17]。我们应站在全人类文化的高度，从人性与人生的需要，以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认识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意义和价值，从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有利于实现“奥林匹克文化共同发展”的资源，中国传统的一天人、合知行、兼内外的和谐自然观，将对奥林匹克竞技文化作出生动的补充，与自然和谐，与人类自身和谐相处，成为社会走向现代和谐的思维基点，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应体现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共同进步，体现人性的回归和社会化进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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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文化价值范文6
关键词：茶叶节；茶文化旅游；经贸展会；茶乡经济
文化旅游业是国内旅游业发展的方向。茶文化旅游业属于文化旅游业的一种，对于茶乡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简单来讲，茶文化旅游是茶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体，是一种新型旅游业。茶文化旅游业借助茶文化提升了旅游业的品质，同时也借助旅游业的形式给当地的茶文化交流创造了许多机会。由于茶叶节主要是针对茶叶经济贸易展开的，所以茶叶节中的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被人们所忽视。为了促进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组织者应该更加注重提升茶叶节的文化意蕴，将茶叶节的发展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
1茶叶节概述
茶叶节事实上是茶文化和茶业发展的产物，是茶叶行业的大型经贸活动，是茶企茶商贸易交流的平台。茶叶节的开展不仅针对茶商和茶企，其还为喜爱品茗的茶人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茶叶节的开展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茶文化和特色茶乡的推广，有利于提高茶乡及该地茶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这对茶产业快速的发展，茶乡经济的兴起有着较大的帮助。我国有着许多茶区，这些地区有着举办茶叶节的经验。比如说，凤庆县就曾经举办过21届的茶叶节。由于凤庆县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因此该地区举办的茶叶节也吸引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参展商的前来，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凤庆县茶叶的知名度，同时还使茶叶贸易变得更加频繁。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展会，比如溧阳茶叶节等。国内茶叶节的活动形式多样，特点鲜明，且极具文化意蕴。此类大型茶叶节的举办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影响力。
2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的问题
茶文化旅游属于文化主题旅游，旅游者在茶区可以欣赏茶园风景，体会茶区文化百态。当然，旅游者参加茶文化旅游主要是为了欣赏茶文化的魅力。茶叶节是茶文化与现代经贸相互融合的产物，茶叶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茶文化旅游的开展。茶叶节对于我国茶文化旅游的帮助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开展茶叶节时茶文化旅游开发所存在的问题。要是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就会使茶文化旅游开发受到阻碍，这对于茶区经济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
2.1茶叶节中的茶文化内容不突出
国内一些产茶区开展了茶叶节，当然目的主要是通过茶文化交流推动茶叶经济的发展。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有利于深化茶文化旅游的内涵。虽然茶叶节对于茶文化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地区在举办茶叶节时忽略了茶文化内容的导入，这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近年来，一些茶区举办的茶叶节主要只注重展会活动的形式，而不太注重推广和宣传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茶文化旅游要素的茶叶节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游客的减少会给当地的茶文化旅游造成一定程度的打击。文化因素是茶文化旅游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要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最本质的文化意蕴，就极有可能给茶文化旅游造成重创。
2.2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取向不明显
茶叶节不仅仅是茶业产区的重大活动，同时也是当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价值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种理念下，人们也提出了很多观点，比如“文化兴旅”等。经济发展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就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出发，经济效益应该与文化效益齐头并进。就国内茶叶节相关资料记载分析，很多地区的茶叶节对经济价值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文化价值，事实上这种形式的茶叶节并不能对当地茶文化旅游业的开展起到任何帮助。事实证明，茶叶节不注重文化价值的导入，就会使当地茶品牌的美誉度大大降低，同时也会使游客的数量减少。
2.3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
就有些地区的茶叶节情况来看，前来茶叶节参与文化经贸交流的茶叶展商主要为该地区的茶企。除此之外，很多地区的茶叶并没有登上其他地区茶叶节的舞台。这些因素都是对当前茶叶节缺乏宣传力度的有力证明。那么大家一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当前茶叶节的宣传力度缺乏？”茶叶节的宣传力度低，主要可以归为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茶叶节组织单位的投入资金较少，使得茶叶节的规模较小，而投入和收效是成正比的，小规模自然也较难换来宣传度的大幅提升。其二，茶叶节中茶叶市场管理存在许多漏洞，这给茶叶节的举办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茶叶节的推广效果。第三，茶叶节通常作为展销活动开展，这就是茶叶节的参展对象，主要集中在茶叶参展商领域。很显然，参展商的人数较少，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是有限的。
3茶叶节发展中的茶文化旅游开发
3.1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
茶叶节是茶叶展商之间的经贸交流活动，很显然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由于茶叶节对文化价值的忽视，导致很多地区开展的茶叶节活动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很多经济学家发现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对于很多行业是同等重要的。茶文化旅游业就属于这类行业。对茶叶节文化价值的不重视会使茶文化旅游的质量大大降低。该地应该在确保茶叶节经济社会效益的基础上，提升茶叶节的文化价值，确保茶叶节能够促进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当然，茶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茶区经济的兴起，同时还能够提升茶区知名度。
3.2注重茶区特色品牌开发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品牌优势对于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很多企业直接将品牌开发作为公司头等大事，因此品牌优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茶区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就是该地的茶叶，要是茶叶的质量都不过关，或者茶叶毫无口碑，那么该地的茶文化旅游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茶叶是茶文化旅游开展的基础所在。茶区应该重视特色茶叶品牌的开发与打造，并学会利用品牌优势提升茶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品牌优势与产业链的形成是相关联的，茶区管理人员应该借此积极打造特色茶叶品牌，通过推广和宣传有效提升茶叶品牌的口碑。
3.3多层次开发茶区茶文化
事实上，茶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中层次茶文化资源和低层次茶文化资源。其中，高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指的是茶艺表演，比如采茶戏。中层次的茶文化资源主要包含茶文化习俗和茶道等。相比之下，低层次茶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物质范畴，比如茶具和茶园等。传统的茶文化开发模式主要集中于中低层次的茶文化资源开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业产业链的发展。开发者应该注重茶文化的多层次开发，在开发中低层次茶文化资源的同时还应该兼顾高层次茶文化资源，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茶文化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4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
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对于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而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工作主要可以分为两点。第一，将茶区的生态环境优势与茶文化相结合，塑造出适应茶人与游客所推崇的茶文化旅游环境。当然，开发者在营造茶文化氛围时不仅应该考虑自然生态环境，同时还应该在环境中导入文化因素。第二，注重茶文化旅游空间休闲功能的开发，使游客更好的感受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茶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氛围的营造需要充分考虑茶文化要素，确保游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中体会“天人合一”的乐趣。
3.5有效结合其他旅游形式
认为，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就茶文化旅游领域而言，茶文化旅游与其它旅游形式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属于与旅游业，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在茶乡地区发展茶文化旅游时不应该限制自己的思维模式，而应该有效结合茶文化旅游形式与其他旅游形式。比如说，要是该茶区有着夏日清幽的特点，那么就可以考虑在该地茶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增加避暑旅游。要是茶乡地区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特产，比如我国景德镇地区具有丰富的茶文化和陶瓷文化，那么开发者就可以将茶文化旅游与陶瓷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旅游形式的结合对于茶文化旅游是十分有利的。
3.6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
茶叶节存在宣传力度低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区经济和茶文化旅游的发展。针对该问题，开发者有必要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首先，茶叶节组织者应该增加资金投入，延长茶叶节的举办时间，不断丰富茶叶节的内涵。其次，还应该注重解决茶叶市场管理漏洞，给茶叶节的开展扫除障碍。再次，还应该将茶叶节与茶文化旅游相结合，通过茶叶节提升茶文化旅游的档次，并通过游客推广和宣来提升传该地的茶文化和茶叶品牌。
4结语
综上所述，茶叶节开展过程中茶文化旅游开发存在许多问题，茶区管理者应该注重茶叶节的文化价值和茶区特色品牌开发，同时也应该注重茶文化氛围的营造和增强茶叶节的宣传力度，这有利于当地茶文化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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