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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投资方法论范文1
股市一年来深度调整，连一贯表现稳健、被誉为股市“中流砥柱”的蓝筹股也未能幸免。近日，一只以蓝筹为主要投资标的的混合型基金――中海蓝筹灵活配置基金正通过农行等渠道发行募集，其基金经理杨大力认为，受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通胀因素影响，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呈缓慢下行态势，但从最近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政府调控手段成效显著，中国经济在不远的将来将逐渐复苏，而根据股市往往提前反映经济的经验判断，A股市场目前已处于调整的尾声阶段，从大的资产配置角度看，投资者应该把债券资产和股票资产的配置比例逐步由3:7变为5:5。而中海蓝筹灵活配置基金最大的优势在于产品设计合理，股票投资比例为30％～80％，债券投资比例20％～70％，基本可算一只“全天候”基金，可灵活应对各种投资环境。
关于如何做好投资，酷爱足球的杨大力认为，投资必须要“知行合一”，而投资之道完全可以从足球中找到一些答案。
获胜永远是第一位的目标
在杨大力看来，基金这个行业和职业足球很像，结果是第一位的，过程的漂亮与否在其次。对于投资而言，像马拉多纳那样过五关斩六将进一个载入史册的球，还是利用对方后卫乌龙得一分，收益率是一样的。所以搞清楚了目标之后，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中国股市如何不成熟，和国际市场无法接轨，巴菲特式的优秀投资方法无法应用不是我们应该抱怨的。也并不是说你用巴菲特式的投资方法，你就是优秀的。我们要做的是，如何用适合中国市场的方法，追求巴菲特那样的骄人业绩。
要踢自己擅长的位置
杨大力坦陈，刚改行做投资的时候，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最初的想法是事必躬亲，觉得要想做好投资，什么报告都要看。但是效果一般，而且很累。后来逐渐明白，每一个人资源禀赋不同，我们要做的不是补短板，而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每个基金经理都应该通宵达旦地看各种报告，我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既然足球不是一个球星和十个球童的运动，为什么我们在做投资时不把宏观判断交给你优秀的同事，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行业配置或是个股选择上?”
盲目地长传冲吊效率低下
杨大力认为，蓝筹股是基金最佳的投资标的。有的投资者会简单地认为，像贵州茅台、招商银行这样的大白马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很难有超额收益。要想获得超额收益，必须要去挖掘小黑马。在杨大力看来，这样的看法背后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如果能够在两三百家的蓝筹公司上面研究深入，获得超额收益，那么就基本能够完成公募基金的目标了。相反，要从1000多家的中小公司中大海捞针，要求你更多的投入。而且去研究那些信息披露语焉不详的小公司的难度要大得多，就像在足球场上，盲目的长传冲吊效率低下，而短传配合的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尽量发挥出训练水平
每个基金经理都有自己的投资风格，或激进或稳健。杨大力表示，如果用一支球队来比喻他个人的投资风格，那一定是他最喜欢的AC米兰队。“我喜欢攻守平衡型的球队，不犯大的错误，积小胜为大胜是我的投资哲学。”
策略投资方法论范文2
这条用以标识新兴技术成熟度的曲线出自美国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Gartner曲线将新技术在媒体上的曝光度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演进过程，大体划分为触发期、期望膨胀期、幻灭期、复苏期、成熟期5个阶段。
刘芹指了指曲线的最高点：“等到整个市场被完全感知，大家可能反而会觉得，现在人工智能有点被大家高估了。其实任何一次创新都是这样，唯有泡沫破灭，才会进入到平稳增长的周期。”他认为，目前国内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也许正处在过高期望的峰值。
最近几年，晨兴资本陆续投资了包括地平线机器人、图普科技、追一科技、康夫子在内的多家人工智能公司，但这些动作仍未能消解刘芹对人工智能行业现状的担忧。
担忧来自过往经验。早年间，刘芹以投资搜狐、携程、九城、迅雷、YY、UC、小米等企业闻名，在VC行业已被媒体高度曝光的今天，刘芹并不以善于和媒体打交道见长。
刘芹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直言，现在人工智能行业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创业者大部分是科研背景出身，只掌握算法和技术，但要做成一家伟大的公司，最重要的是要将技术与商业相结合。
确切地说，刘芹加入晨兴集团已近18年。晨兴资本的香港办公室，就在位于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恒隆中心内。恒隆由出身富豪家庭的港商陈曾熙及其弟陈曾焘于二战后创办，时下两家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均为陈氏家族企业。1986年陈曾熙去世后，弟弟陈曾焘接任至1991年，后陈曾熙长子陈启宗从卸任的叔叔手上正式接管父业。
恒隆投资内地始于1992年，而在更早前的1986年，陈启宗和弟弟陈乐宗即在美国创立晨兴集团，用家族资金投资大陆新媒体等产业。2008年年初，在陈氏家族支持下，刘芹和石建明开始对外募资，成立了专注于互联网行业早期投资的晨兴资本。
早在2011年，晨兴资本就投资了易到用车，尽管后来易到案例以纷争收场，但刘芹对此并不回避。“我们在中国投资易到的时候，Uber在美国还没开始做。倒不是说我们先知先觉、目光如炬，但客观讲，我们对于共享经济的确有先于行业的判断。”
直到滴滴、快的出现，刘芹开始意识到VC行业的巨大变化，并把二者的合并称为一个经典投资的演化过程。
事实上，专车之战中晨兴资本也曾入局。2013年2月，晨兴资本投资大黄蜂打车A轮数百万美元。但案子做完，刘芹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当时的公司竞争已不再只是创业者和VC的对局，它甚至演变成为产业资本甚至是二级市场的角逐。最终，大黄蜂被快的并购，快的则被滴滴收编。
@并非没有遗憾。事后，刘芹在团队内部反思认为，大黄蜂未能脱颖而出的核心原因在于，晨兴资本的投资方法在过去两年碰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其战略战术是否适用于当下仍需探讨。
晨兴突围
“我们的投资方法，对比当时市场的特点，碰到了系统性的挑战。”对于任何一位经验老到的风险投资人来说，讲出这番话并不容易。
刘芹总结称，过去几年，晨兴资本多半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趋势时就进行了布局。相比后期进入的投资人，晨兴资本的投资都先于市场。晨兴资本习惯在非常早期进入，去支持一些当时还不是很热门的公司。以秒拍、快手为代表的公司都曾在晨兴资本投资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相对默默无闻，抑或是爆发后引起争议，而后逐步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追捧。
梳理晨兴资本所司，不难发现，它们大多不以广告或营销著称，通常用很少的钱，通过产品和用户口碑完成原始积累。它们往往会在某一年，在用户数量上有一个20～40倍的爆发式增长的过程。刘芹表示，晨兴资本对同质化竞争的公司并无太大投资兴趣。
但过去两年，市场上备受追捧的公司更多仰仗的是资本，差异化并不明显，这跟晨兴资本过去秉持的投资理念是相冲突的。
刘芹并不讳言此等变化带来的各种不适。早年间，VC更多的是拼敏感，在“风起”之前布局，去陪伴那些并不被人看好的小公司慢慢成长，而不是一群资本去追一些高风险的事情。
刘芹坦陈，迅雷、UC、YY、快手、小米等公司，晨兴无不是从早期几百万美元甚至几十万美元开始投入的，基本上是这些公司的首轮投资人，而这些公司都不是靠砸钱做起来的，在早期都经历过曲折发展。
晨兴资本内部总结过这类优秀公司的投资方法论。比如，首先，并非所有不确定性都能带来高回报，投资得做减法、做筛选，要寻找成功特征；其次，要看市场需求和创新度，看它是否具备所谓破坏性创新并打破行业现有格局的潜力；另外，技术上或模式创新上是否具备非常强大的原动力，是否有竞争壁垒。
但如今，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每个人都在讨论的热门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却不高，因为要做大量的补贴，而当烧钱成为一种行业惯性，太多的热钱去追逐一些有限的机会时，本质上讲，创业门槛已不高，创新度也不够。
“这让我们非常焦虑，因为这和我们早期熟悉、擅长的投资方法是背离的。”刘芹直言，这些变化令他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升级投资能力的重要性“。必须不停地学习和成长。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接受市场的评判，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面对市场的变化，学会管理和驾驭这种变化。”
刘芹分析认为，晨兴资本的压力和焦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团队内部也处在一个升级迭代的过程里，且二者形成了合力。
显而易见的是，之前以埋头做事、低调潜行为独特风格并将该风格传导至被投企业的晨兴资本，特别是刘芹等核心高管，这几年开始愿意对外分享和交流了，他们在努力投入资源和时间，为机构也为所投项目制造影响力。
“但是总体上，我们是在做口碑，而不是做PR。”刘芹表示，战略战术确需调整，但这种调整绝非全盘否定，晨兴资本在投资上的基本面是没问题的。“过去两年，整个市场的波动对晨兴的投资团队而言，无疑形成了困扰和挑战，但我们这种投资方法也同样具有可持续性和长期性。它也能穿越和抵抗住这种市场的波动。”
2008年以前，作为家族基金，晨兴资本团队一度只有3个人，变为开放式基金后，团队规模仍不算大，即便目前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而晨兴资本的投资精髓基本可概括为以下8个字：长考、少投、精做、长期。
2007年年底，当晨兴资本开始从家族办公室剥离时，很多LP找到刘芹，提出了一个关注度极高的问题：这个基金到底是想做一两个人的精品办公室，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机构化品牌？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美国很多一线的基金都已经有20～40年的历史了，经历了几代基金几代人的变化，它们在市场上长期保持着较好的口碑。
“以前很强调‘点射’，即精准投资，但是年轻人来了之后，他们对‘点射’这个技能的掌握存在很大问题，因为需要经验，需要眼光。”刘芹说。
刘芹带领团队花费了很大精力用以适应新的创投形势，但效果起起伏伏。比如在团队内部，大家不仅要关注如何做具体的投资，也要思考和讨论如何帮助基金找到长期发展的方法。再比如，梳理过往成功的投资方法论，分享给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成长空间，同时话语权向年轻人转移等。
“以前我们在总结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投的这些项目，怎么面临这么多的挑战，是我们错了还是市场错了？”刘芹有过这样自我叩问的时刻。“后来发现，我们和市场都没错：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你的投资方法有时候会碰到跟市场合拍的时候，会共振，它会放大你的价值；有时候是反^来，它会抵消你的优势。不能因为这个东西，你就怀疑自己的方法是错的；也不能因为这个东西，你就自大地认为你的方法永远都是对的。”
“当市场是顺风的时候，你要加快跑；当市场是顶风的时候，你不要翻船，要抵抗风险，然后要寻找自己，坚持自己所擅长的东西。”
“我们过去两年焦虑是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市场会不会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而且按照我们这种有效的方法投出来的公司，是不是抵抗不住整个这种风向？”尽管如此，刘芹仍对滴滴式成功赞誉有加，“我尊重他们，并对投资和创业保持相当的敬畏感。”
刘芹解释称，这种敬畏感，有助于创业者在低潮期确定自己的位置，在爆发期则不至于陷入迷茫。为此，刘芹常提醒被投企业创始人和自己要时刻保持初心和危机感。“要审视自己，其实在有钱、有品牌、有安全感时，恰恰是最危险的。”
“互联网行业，每三五年就有一次格局上的变化，每10年就有一次巨变，任何你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其实正是公司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你首先必须要做的是，梳理自己的战略，看到危险在哪里，什么东西会颠覆你。”
做局AI
晨兴资本合伙人张斐是刘芹在中欧商学院的同学，刘芹入职晨兴资本尚不满1年时，就赶上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彼时很多人快失业了，投资变得很冷清，张斐和刘芹那段时间都很闲，没事了就相约一起打网球，成了球友。后来没过多久，张斐也加入了晨兴资本。
张斐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很多低回报的事情都被大家追逐，这是非常典型的在技术末期的表现，但好处是，所有的技术末期都有新机会在酝酿，酝酿的过程可能需要更多耐心，因为这些机会其实不是那么“性感”。“对于晨兴而言，我们正在耐心做一些AI方面的布局，即使现在不被所有人认同，5年后再回头看，也许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方向。”
作为快手的早期投资人，在其董事会上，张斐更关心如何帮创始人找人、搭团队、做建设，而很多后期进入的投资人，可能更关心的是数字。
张斐对刘芹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而且无形中在影响着周围人如何去跟人打交道。这也是《财经天下》周刊记者接触到的所有采访对象对刘芹的共同评价。
原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余凯记得，一次董事会后，刘芹跟他分享了自己在《乔布斯传》里读到的故事。乔布斯再次回到苹果之后，为了请人，不惜放下与比尔・盖茨的个人恩怨，请微软支持苹果Office，并说服比尔・盖茨向苹果投资1亿美元。余凯说，刘芹在用这个故事提醒创业者，要放低身段。
不只如此，刘芹偶尔会提起，创业之初，在一众大佬参与的论坛上，只有雷军赴会时坐的是经济舱。
按照余凯的理解，好的投资人一定需要一个撬动世界的创业者，并与其形成互动，而刘芹的高明之处则在于，“他其实想拿鞭子抽你，但是你感觉不到。”
追一科技创始人吴悦在项目第一次过会时就曾遭遇刘芹的尖锐提问。彼时，吴悦还没有完全离职。刘芹问，为什么不先辞职再去创业？
“有创业者说要创业，实际上很多是嘴巴上创业，从来没去选择，因为每个人对收益的敏感度不同，有些人对短期收益和短期损失的感觉太强烈了。并不是创业者比那帮人厉害，其实是创业者对短期损失的感觉特别愚钝，所以他们创业的决定下得就特别简单。这是对创业者的第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所以我会问，你为什么创业，准备什么时候创业？”在刘芹看来，吴悦的能力甚至商业上的很多思考都已经足够优秀，而在当时，他还属于风险敏感型的创业者。
那是吴悦第一次听人提起关于创业的单细胞动物和高级灵长类动物的区别，感觉很新鲜。刘芹担心吴悦还给自己留后路。“这也是他常说的，如何区分创业爱好者和创业者的区别。刘芹有一种能力让人在比较舒适的情况下讨论问题。”吴悦对《财经天下》周刊记者说。
荔枝FM创始人赖奕龙在做183社区时，曾在深圳富士康蹲点，派传单，做线下推广。刘芹就和赖奕龙一起逛富士康周边的手机店，和卖货的年轻人聊天，了解现在打工仔用的是什么手机，会花多少钱买手机，用什么互联网服务等等。聊完之后，刘芹判断小米其实还有很大的市场。
彼时小米刚刚开始售卖手机。在富士康密密麻麻的下班人潮中，刘芹穿过人群，显得异常兴奋。刘芹的这一举动令赖奕龙印象深刻。“很多投资人愿意在五星级酒店大堂和创业者反复讨论商业模式在逻辑上的可行性，但真的很少有投资人会到富士康工厂这样的现场去看一看。”赖奕龙后来忆及此段经历时感慨称。
2017年2月，国内首家系统性关注人工智能的科技媒体“机器之心”宣布完成Pre-A轮融资，今日头条领投，源码资本、讯飞产业投资、晨兴资本跟投。机器之心创始人赵云峰说，在一次晨兴资本内部周会的讨论中，刘芹的专业和严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刘无意中提到的“傅里叶变换”，令他颇感惊讶。要知道，这种在机器学习里才会用到的专业数学名词，赵云峰很少听其他投资人提起，他们最多会和创业者聊行业聊公司。而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刘芹，不仅精通创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且能够对所投项目及领域深入钻研。
不仅如此，刘芹还热衷于和创业者做沙盘推演。最近一次，余凯和刘芹探讨了十分专业的关于自动驾驶的问题，关于供应商、设备商、服务运营商三者之间的竞合关系。投射到未来自动驾驶这个新的战场上，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借鉴关系或路径依赖？余凯很好奇这中间的演进过程以及企业自身要采取怎样的有力应对策略。
刘芹早前曾看过与汽车有关的项目，也曾看过与互联网、电信等有关的项目，而这些项目所在行业以往的发展格局和未来自动驾驶或有相通之处。
余凯说，刘芹热衷于这种推理，讨论常持续几个小时，且热情不减。余凯和刘芹的第一次碰面是在北京亮马桥的四季酒店，谈话持续到凌晨3点半，刘芹仍觉得不尽兴。
静待收获期
接受《财经天下》周刊记者采访的被投企业创始人普遍表示，他们最常听刘芹说的话是，你这个模式这样走不行，我觉得这个价值可能不够厚，不足够击穿商业生态。
或许可以把这看做是赌性的一部分。晨兴资本另一位合伙人程宇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晨兴资本对所投项目运用杠杆要求很高，本质上就是以小博大，获取超额回报。“最好是百倍以上回报，但我们也可能因此错过一大批机会。比如在电商领域，晨兴就曾错过一些机会。”很多人知道，晨兴资本很早就接触过京东，但最后并没有投。
刘芹认为，眼下人工智能已经过热，但真正的机会可能就在后面。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这一次呈现的特点，与上一轮科技革命类似，将会改变未来非常多的行业，就像互联网现在已经改变了非常多的行业一样。
“这一行的创业人才太稀缺了。所谓创业人才是说，你要找一个懂算法的人不难，你要找一个特别懂商业操作的人也不难，但你要找一个既懂算法又懂商业操作的人就特别难。”基于此，刘芹不断向晨兴资本投资的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强化一种观念：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要落地，必须脚踏实地地找到一个商业的结合点。“有人说，眼下出现人工智能泡沫的原因是行业内涌入了大量的人，其实不然，这主要是创业者对技术与商业相结合考虑不够深入导致的。”
在面技术优秀的创业者时，刘芹很少夸赞，更多时候，他选择的是泼冷水。他最常对创业者说，我知道你的技术积累非常好，但是有那么多细分领域，我们怎么来选择当下，每一个细分方向上的策略是什么，风险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独特性优势，公司的长期价值、护城河效益到底是什么。
这种战略性思考蔓延开来就是从10年、20年后的愿景出发倒推眼下3个月、6个月所做的具体工作，并以此为基础，逐步迈向伟大公司。
“一定要把自己从一个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转变成为一个真正有商业能力的创业者。如果你仔细看美国的IT、互联网行业，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优秀的企业家，都是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工程师或科学家，和产品、和用户的需求、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做了非常完美的结合。”刘芹希望以此提醒所有在人工智能行业里面创业的创业者，不必第一天就变得非常优秀，但必须第一天就具备这种强烈的意识。
策略投资方法论范文3
在道合金泽中国总裁葛琦看来，Capital Dynamics丰富的运作经验，在分析方法论、数据库建设、管理系统、个人专业经验上丰富的积累，以及碰到任何情况都有几十个专家团队在背后支撑，提供各种建议和看法的智库优势，都是中国本土FOF所不具备的。毕竟本土FOF还处于成长中，专业经验的积累、体系化方法的建立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Capital Dynamics合作，可以借助对方的国际化平台，更好地发展本土母基金，更好地服务客户。因此，经过半年多的沟通后，双方于2013年4月8日正式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Capital Dynamics在巴西、日本、中国香港等地都有办公室，不同区域设置有不同的发展策略和方法。在中国内地，我们之间是全面战略合作关系，致力于全球化运营和真正本地化的投资，”葛琦说，“部分投资人对海外投资感兴趣，即使是特定行业和特别领域，我们也能有所帮助。道合金泽全球所管理的基金直接、间接持有1万多家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公司。如果投资人对某一个行业或者区域感兴趣，我们可以给他们带来投资机会。”
《投资与合作》：人民币FOF在募集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
葛琦：期限问题，母基金的期限比一般的VC/PE基金期限长。中国的LP，尤其是个人或者具有私营背景的LP对期限很敏感。他们平时接触到的各种投资产品期限往往比较短，主要以融资性产品而不是投资管理型产品为主。融资产品时间短，计利息，所以要定好时间期限和回报率。而PE属于投资管理性产品，流动性较差，一般需要三四年后才有回报。事实上，优秀的PE能为企业提供很多价值增值服务，带来更高的回报率，但可能期限更长。
《投资与合作》：在募资困难的情况下，道合金泽的资金来源有哪些？
葛琦：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募集资金，这类资金是通过我们自身的渠道进行募集，也是在国家监管下进行募集；另一类来自与我们合作的机构，也是道合金泽未来募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投资与合作》：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养老金和保险资金都要通过专业的PE基金去筛选GP，国内的情况如何？
葛琦：目前还没有社保基金、保险资金投资FOF。一方面，由于保监会才把保险资金的投资范围放开，目前各家机构还在制定内部操作和业务发展的方法和规则。另一方面，中国FOF还处于发展初期，真正能提供专业化、优质、有价值的投资管理服务的FOF很少。去年下半年，保监会专门出台细则，规定保险资金如何在PE行业中使用，同时把配置比例从5%提高到10%，这有助于PE行业的健康发展。
从全球范围内看，国外一些优秀的PE基金能够实现20%甚至更高的年化投资收益率。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在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基础上，优秀的PE基金有望达到更高的回报水平。此外，PE的投资期限一般是5～7年，这一点比较契合养老金的长期投资策略。FOF作为投资优选PE基金的基金，将会进一步分散投资风险，并且实现与普通PE相当的收益率，更适合稳健型的养老金投资。
《投资与合作》：母基金期限比一般基金期限更长，如何进行收益分配？
葛琦：假设一只母基金投了10个基金，每个被投基金又都投资了10个项目，这样一共投了100个项目。比如第三年有退出项目，不同基金表现不一样，假设平均下来每个子基金有两个上市项目，第三年上市的项目可能第四年卖掉一部分，第五年再卖掉一部分，同时在第四年、第五年又有上市的项目，大量的回报就是这样分阶段体现出来的。这些回报的资金，在GP交付给母基金之后，母基金就会及时交付给LP。
如果LP非常了解PE的资产类别和回报分配方式，他最关心就是在哪个阶段能够拿回本金加上合理的回报。对于不太熟悉，没有与这种资产类别建立信任关系的投资人而言，就可能用一种债券投资方式了。比如每年向LP支付利息，或者到期时一并支付利息和本金。
《投资与合作》：市场上质疑母基金管理费过高，所以投资人兴趣并不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钱军（董事总经理）：FOF在GP的基础上，还要再抽一成费用，但FOF也有直投，也有二级市场交易。直投就是客户把钱交给我们，我们帮他投资，这种方式并不是收3%的管理费，而是收1.5%的管理费。如果客户把钱直接给GP，GP会收2%的管理费，所以FOF的管理费并不一定高。
《投资与合作》：你认为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在管理费上有哪些不同？
石卧龙（董事总经理）：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基金有一半收2%的管理费，六分之一在2%以下，三分之一基金收取的管理费在2%以上，美元基金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基金管理费下跌幅度很大，美元基金的平均管理费收入持续降低。
但人民币基金的形势相对较好。2010～2011年，收取2%以上管理费的基金很多，但去年开始人民币基金也备受影响。不同机构面对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客户，都在做出不同的调整。管理费取决于GP与LP之间的供求关系，如果大家都要投值得信赖的基金，但是这一类的基金数量又很有限，这种情况下双方就比较容易谈条件。如果没有人投，LP就会觉得2%的管理费太贵，管理费就往下走。
《投资与合作》：道合金泽怎么筛选GP？
葛琦：我们会对每一只基金做详细的分析，作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横向主要是比较不同基金之间的差距，纵向主要分析每一个基金的团队、策略、历史业绩等，业绩甚至需要细化到对每一个投资项目的分析，之后综合评估一只基金的表现。
策略投资方法论范文4
某日在杭州回沪的火车上，笔者之一正在修改关于对冲基金的尽职问卷稿，不意吸引了邻座的注意力，我们就海外对冲基金与中国私募基金的话题聊了起来。这位浙商的一句话让人至今记忆深刻：“前两天我投了一只私募基金，听朋友说挺好的，就跟着他投了。可我也不敢多投，毕竟对这个私募到底如何运作不甚了解，心里挺没底的。”
这个对话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私募基金的两大现状：一是私募基金的规模及其投资者基础正在急剧扩大；二是很多投资者其实对私募基金停留在听说但不了解的阶段，该如何投资无时不在困扰着他们。其实，随着融资融券试点和股指期货的推出，这些认知有限的投资者恐怕需要对私募进行一次革命性的知识体系更新，以便与中国私募基金对冲的时代同步前进。
不同对冲基金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各异
许多人会顾名思义地认为，对冲基金是运用对冲工具套期保值的一种投资产品。诚然，这正是对冲基金一开始出现的原旨所在。但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现代西方的对冲基金已演变成投资于二级市场的另类投资的总称。它们很多时候不仅仅运用对冲工具或者策略锁定风险，还通过不同程度的杠杆率来博取较高的预期超额回报率（表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认为放大了风险。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多数投资者关于对冲基金的知识和信息来源于媒体，而以吸引眼球为盈利途径的媒体，往往只报道复兴科技（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LLC）等业绩近于神话的基金，或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等清盘的问题基金，从而导致人们单方面地认为对冲基金就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方式。事实上，专注于不同交易策略的对冲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各异，就近些年的市场表现而言，股市空头策略之外的其他策略基金，整体上比股票市场具有风险更小、收益更高的优势（表2、图1）。
正视中国私募业的两大乱象
尽管中国的私募基金（尤其是阳光私募基金）行业近几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是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看，依靠自身力量作出是否以及如何投资私募基金的决策，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投资者的相关知识和经验相当欠缺，也没有真正合格的机构或者个人提供专业的咨询或者顾问业务；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私募基金缺乏行业标准，相关的信息披露既不够规范也不够充分。为了共同的利益，步入对冲时代的中国私募行业必须通过自律行动尽快解决两大乱象。
―投资策略不明。我们都知道，公募基金通过调整组合的系统风险来获取相对回报率，而私募基金追求的则是在尽可能规避系统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冒非系统风险来获取绝对回报率。无论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要长期取得超额回报率，其投资经理必须有一个独特的投资管理策略或者方法论。遗憾的是，国内多数的私募基金未能清晰明了地界定和披露自己的投资策略，相关的绩效评级、评价机构也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目前许多私募所发行的系列信托产品可能实际上是同一个投资策略，都适合特定的投资者群体，因此在评估时可以也必须合并计算。
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正式出台，为私募基金在多空方向和杠杆程度上提供了发挥自己专长的空间，也为私募基金通过细分投资策略来完善产品线提供了条件。无论出于投资绩效评估和归因分析的需要，还是出于私募基金针对投资者具体需求提供适当产品的目的，对私募基金投资策略的清晰定义和行业分类的标准化都迫在眉睫。
―净值披露日期凌乱不堪。除了“将苹果和苹果一起比较”的策略界定以外，专业的投资绩效评估和归因分析还要求被分析的对象具有相同的起止时间点和等长的时间区间。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中国的私募基金还不能够像公募基金或者海外对冲基金那样在几乎相同的时间节点上以相同的频率来公布净值（图2）。这意味着，尽管名称和计算公式一样，但是不同基金的收益和风险指标并不具备任何的可比性。基于此所开发出的所谓私募基金绩效评级评价体系和基金对比分析模型，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对投资者也缺乏必要的专业责任心。同样，基于这些不规则时间节点编制的私募基金指数也存在严重的算法缺陷，其结果不仅不能够准确反映市场的晴雨状况，反而会误导投资者。
策略界定的不清晰和同类策略的未合并计算，导致私募基金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不足，让投资者无法真正有效地认识私募基金的庐山真面目；而净值披露日期的凌乱则导致私募基金绩效评估缺乏必要的横向或纵向上的可比性，让投资者在选择私募基金时无从下手。因此，要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长期参与，国内私募基金业界必须一致行动起来，整治上述两个乱象。
个人投资者该如何投资对冲基金？
我们一直在强调，个人投资者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就必须遵循现资组合理论指导下的资产配置、多样化组合和低成本管理等基本法则。同时我们也承认，受人性缺点的制约，完全理性的投资管理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并不切实际。因此，个人投资者在投资时，需要在战略上以现资组合理论为指导，在战术上吸收行为金融学的精华。具体而言，投资者要讲究配置，配置，再配置！
1、资产配置是长期投资成功的基石
多项基于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历史数据的研究都表明，投资组合的长期收益和风险特征取决于资产配置，而非投资者的交易策略或是挑选投资品种能力。因此，为实现长远的投资目标计，投资者应该将绝大部分资金配置在直接跟踪股票、债券等收益和风险均可预期的传统资产的指数基金上，只将不会威胁自己长期财务健康和安全的少数资金，投资在追求绝对回报的私人资本基金（PE）和对冲基金等另类资产上。如此，投资者既可以不用为能否实现长期投资目标而寝食不安，又可以享受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刺激感和兴奋度。
2、策略配置可助投资者进退自如
尽管对冲基金的亮点主要体现为它们在熊市里抗跌乃至获取正收益的能力上，但是，不同投资策略的对冲基金在牛市和熊市里展现出的不同收益风险，更值得投资者关注（表3）。我们不难看出，熊市中可获得较好收益的主要是股票空头策略、宏观策略和股票市场中性策略基金；而牛市中收益较高的主要是股票多头策略和事件驱动策略基金。由于无法预测未来到底是熊市还是牛市，我们在投资对冲基金时，应该尽量选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来对冲方向性风险。
3、经理配置是多样化的关键
由于监管相对松懈，私募基金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都远逊于公募基金。因此，私募基金的投资者面临极大的人风险。要想避免重蹈马多夫骗局受害者的覆辙，选择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一定要牢记“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忠告，将配置到不同投资策略的资金进一步配置到策略下的不同投资经理。
如果实现了资金在资产类别、投资策略和经理人等层面上的合理配置，投资者的整个投资组合就实现了长期战略和中短期策略的有效结合。只要投资的长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期与控制，短期市场的波动也有一定的参与机会，投资者还有何求呢？
策略投资方法论范文5
实践出真知。江萍说她是一个接地气的创投者，她的经验绝大部分来源于从事创投的点滴摸索和行动实践。而北大哲学学士的背景，使得她总能把自己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而演变成为指导实践的方法。这也成为江萍区别于其他创投家的特点，并因此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创投这条路上，江萍是一个积极的开拓者。在她眼里，创投并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市场中赚钱致富的工具，更多地还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
江萍曾经很深入地思考过创投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大崛起过程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它对中国当前转型的现实借鉴意义。与许多挚爱创投的人一样，她急切憧憬着创投早日在中国成为发达的产业并成为全民推崇的理念。她坚定地相信，当每一个孩童、每一个百姓都乐于参与创新并以此为荣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为期不远了。
江萍于2006年开始接触创投行业，那时她担任中汇道明金融集团投融资部董事总监。2009年10月，她开始着手筹建中央财政引导下的湖南盛坤创投（低碳产业）基金，同年11月，江萍正式加盟创投行业。2011年，江萍成立北京路得资本，并于同年成为中金创新资本合伙人。这期间，她还参与筹建了中华创投家同学会、湖南省创业投资协会（筹）、中华女创投家联谊会，并在这些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创投轻模式
在成立路得资本之前，理性的江萍对中国创投行业做了大量调研，全面掌握了中国资本市场运行态势。新入行的她将众多投资机构成长壮大或遭遇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了对比，又仔细权衡了自己的优势、劣势、长处与不足，最终决定了轻模式的创投经营策略。
江萍很清楚，在创投这个狼烟四起、群雄争霸的战场中，自己的短板是从业时间不长、专业经验程度低，但同时优势也很明显，那就是募资能力，另外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与政府、国企、机构投资者之间紧密的关系，以及多年积累的广泛资源。
如果成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基金投资管理机构，从零开始招兵买马，打造一个崭新团队的话，走完看项目、投项目、退出这样一个完整轮回的平均周期大约是5年。其间，路得资本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新团队磨合过程。更有甚者，由于新团队缺乏管理经验和抗风险能力，公司还会随时面临倒闭的危险。很明显，这种传统模式不是路得资本应该选择的策略。江萍还考虑过另外一条路。如果自己以个人身份加入到某家成熟的投资机构（这种机会之前有过不少），风险会很小。但是，自己多年来拥有的市场和资源的积累以及很多很有创意的想法，都会被过于微观的操盘行为统统忽视和过滤掉，由此也难以尽快获得一个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高端发展平台，这是已经具备创投素质和能力储备的江萍所不愿看到的。经过多方权衡，她为路得资本选定了以打造资金池、资源池为核心竞争力的创投之路，轻装切入了创投业。
江萍介绍说，相对于重模式而言，创投轻模式是指路得资本以参股、控股的方式与其它专业程度高、经验丰富的投资机构团队合作经营的方式，即不搞团队重复建设，资源优势互补，利益风险共担。路得资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弥补其他投资机构在募资渠道、项目渠道乃至增值服务方面的不足，从而形成路得资本与其他投资机构共生共荣的发展模式。
选择这样一种经营模式，与路得资本在行业的定位、在基金的定位密切相关。成为创投行业合伙人的路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从基层慢慢做起，经过投资经理、投资总监、风控高管，最后成为合伙人。这种凭借专业经验积累入伙的方式，比较适合年轻的新人；另一种就是带着资金入伙，要么自己很有钱，要么是有能力募到钱，从而每当机构成立基金的时候都能快速融资，确保资金保质保量到位。而有过创业切身体会和投资经历的江萍，恰恰发现了自己在募资方面的优势。当别人为募资一筹莫展的时候，她却总能马到功成。这种本领也确实为江萍在创投圈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基金规模的快速扩张，让路得资本野蛮生长，但江萍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这个本领而飘飘然。她非常赞同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的观点：一个刚入行的新手，最重要的是学习基金管理经验，增长自己的专业知识，然后再加快发展速度。IDG进到中国后，熊晓鸽也是用了长达七八年时间才落定第一只基金。创投基金的发展不在于速度快和规模大，而在于谁走得更长久。基金要想走得长久，就需要具有远见卓识的创投者在进入行业时做出精准定位。
“有些基金发展的速度很快，规模做得很大，但最后却都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它们没有明确自己在行业里的定位。”江萍这样发表着对行业的看法，“不是基金发的越多就越强，而是要看你在创投江湖的定位是否准确，根扎得是否深厚。”
在给自己的基金寻找定位时，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可持续发展性。任何人成立一家投资机构都不想昙花一现，如何才能不被淘汰？基金内部的资源是不是能得到强化？如果这些问题得以解决，不管基金内的人员如何更迭都不会影响到基金发展。反过来，如果基金投资机构的团队或主要合伙人不稳定，那足以说明基金的核心竞争力有问题，不是股权设计不合理，就是资源匹配不合理。而所有这些，都是一只基金设立之前首要考虑的问题。
在江萍的眼中，创投是备受上帝青睐的行业。不同于实业之处在于，它既可以打造出基金管理机构的品牌，也可以打造出合伙人的个人品牌和知名度，并让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总之一句话，创投是个人荣誉和机构利益紧密相联的行业。所以行业内经常会出现几位知名合伙人共同打造一只基金或成立一个基金管理机构的现象。
对于路得资本而言，创投轻模式的设计是为了成功、迅捷、稳当地打开一个进入资本市场的窗口。“我是从一个高点进入这个行业的。先从募资做起，再渐渐成为资深专业投资人，最后把路得资本打造成为高端的‘资金渠道方’、‘平台架构方’和增值‘资源共享器’。”铁定要在创投行业干一辈子的江萍，有着自己的打算和有条不紊的步骤。
外表柔弱却壮志凌云的江萍，为路得资本规划出了一幅长远发展的蓝图。作为一家专业资本管理服务机构，未来的路得资本会沿着基金业务和公益事业两条脉络向前发展。其中，基金业务由两块组成，一是发起和募集以投中早期项目为主的政府和国企背景基金，即经典的创投基金；二是基金产业链延伸形成的多元化组合，如地产基金、并购基金、美元基金，以及国企LP资源与其它专业母基金（FOF）机构之间的对接和合作。
对于公益事业，江萍一直投身其中，积极组建各种与创投相关的社会组织并为此不辞劳苦地奔波。现在，由江萍倡导创建的中华创投家同学会、湖南省创业投资协会（筹）已经在业内小有名气。前者是“创投二代”的大家庭，充满活力和生机，不断涌现出行业黑马和江湖才俊后生；后者则汇聚了创投湘军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和机构。江萍介绍，对湖南省创投协会（筹）的打造，意在回馈家乡，同时弘扬创投湘军驰骋海内外“创新无边界”的精神。
有基督教信仰的江萍一直坚信，自己只是上帝挑选的一个合格的、能够胜任的财富管理者，所拥有的财富和荣耀归于上帝，而不是尘世间的个人。所以在江萍的规划中，公司将至少会拿出10%的收益去做公益，回馈社会和百姓。江萍说，成立路得资本的初衷就是为了满足捐赠资金的管理需要。
学习成就未来
在创投圈里，江萍应该是学习经历最丰富的人之一。北大学士、清华-香港中大金融财务工商管理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传媒投资学博士，虽然有着如此丰饶的学习经历，但初到创投圈的江萍还是抱定了从头学习的态度，而她的勤奋好学在创投圈也是有口皆碑。
江萍说自己并非是一个盲目的学习者，她总是围绕着自己将来打算从事的行业学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意识也越来越明晰。
“我这个人对职业的选择比较慎重，都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但在现代文明社会，女性同样面临择业的问题，并且对人生影响深远。”江萍向记者谈起她的择业观。
在朋友的眼中，江萍是一个冷静的智者，无论学习还是生活，她都不是一个被动的人。她总是那么有方向感，有目的性，总是积极主动地把握着自己人生的走向。对此江萍并不否认。
江萍告诉记者，本科的哲学专业以及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金融，对她而言都是一种工具，目的是通过这些工具把自己导向一个喜欢的行业或者产业。最后她如愿以偿，进入到创投这个行业，并认定创投就是值得自己一生追随的事业。
江萍来自湖南一个美丽的小镇，那里也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思想家魏源的家乡。她出生在一个省重点国企干部的家庭里，14岁即旁坐列席企业董事会，对企业和产品有一份天然的熟悉和感觉。北大毕业后，江萍成为了北京市委机关的一名后备干部，两年后又进入一家出版集团工作。上世纪90年代中期，江萍辞职与伙伴们下海创业。虽然有着每年将近百万元的盈余，但与海外类似产业比，出版行业的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受行政垄断制约，向上发展空间很小，难有作为。有抱负的江萍不想在这样狭窄的领域里耽误人生最宝贵的黄金阶段乃至终其一生，遂开始考虑未来职业生涯的走向。
在怀孕生子期间，江萍并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安享育儿的快乐，而是用这段时间完成了清华-香港中大金融财务MBA的学习。与此同时，她已进入金融行业工作了两年。拿到MBA学位后，江萍又在金融领域工作了4年。这期间，她认真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比较了传统金融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随着对金融业的深入了解，江萍感到自己金融专业知识依然匮乏，遂决定考博。她选择了当时在国外很热门的传媒投资专业，准备向纵深发展。几经转折，江萍此时已经有了进入资本投资领域的打算。
“有的人学习了这个专业，就会一辈子去从事这个专业。也有的是家传，所以去学习这个专业，然后从事与此相关的工作。”江萍谈起她在学习和职业选择之间的一些心得，“对我而言，我是通过多年的学习与工作的实践摸索，才慢慢找到自己的兴趣，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与中小企业打交道，而做创投恰恰可以满足我的这种兴趣。”
从事创投使她放弃了许多机会，而这些机会是许多人趋之若鹜想要得到的。博士毕业后，江萍可以去高校做一名教师，也可以到英国牛津大学去读博士后，深圳广电集团也向她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她去博士后工作站做资本市场相关研究工作。虽然有诸多诱惑，但是经过再三考虑，理性的江萍还是放弃了这些机会。她觉得相对于这些机会，直接投身到创投行业更务实，不仅可以继续研究分析传媒文化产业，更能通过资本市场为行业和社会做出许多具体事情。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创投这个行业确实在强烈地吸引着她。
江萍经常说她很幸运，赶上了创投行业的第二春。中国创投行业的起步在1999～2000年间，这一时期进入创投业、并历经一个5年以上经济短周期的群体被称为“创投一代”。像深创投、同创伟业中的早期创业者都属于这一行列。而2008～2009年间，由刘健钧博士亲自带出来的一批创投家，至今成长、投资、退出的时间累计不超过5年，这个群体被称为“创投二代”。
与创投一代相比，创投二代更有进入资本市场的自觉、自知意识，对未来创投行业的发展更加敏感，更有业绩成长的激情和动力，并正在这个行业中发挥着日益深远的作用。江萍恰恰赶上了这个创投蓬勃发展的时代，跻身创投二代并成为其中的一名尖兵。
让江萍感到意外的是，她这个人不追求名利，却进入了一个名利双收的行业。在这个行业里，个人的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的。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收益总是能与个人能力、勤奋和汗水向对应。“我此生不敢懈怠，唯有勤奋努力，来回馈社会对我的厚爱。”江萍对创投行业充满感情。她笑道，人生总是充满选择，而自己则是专为创投而生！
创投的哲学思维
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如果不与具体的事物结合，哲学就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当用它来分析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时，它的恢弘能量才能完全显现出来。哲学讲求透过表象看本质，有着北京大学哲学学士背景的江萍，把自己所学的哲学方法淋漓尽致地用在了创投事业中。“刚进到创投行业时，这个行业中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扑朔迷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历练，才这个行业有了阶段性的直观认识和切入，但这段时间对我而言，却有些漫长和难捱了。”江萍这样谈起哲学知识对于创投实践的意义，“后来，我用自己所学的哲学知识去剖析创投行业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很快就掌握了创投内在的一些规律。”
首先，对于募资而言，主要有四种易持续的主流范式：第一种是由政府或国企控股的，像深创投、达晨、建银国际财富管理等。有这种资源平台的，行业称其为含金而生；第二种是有外资背景的，这种基金不论在资金（LP成熟度）、经验、历史，还是团队、人才配备方面都具有先天竞争力，如IDG、软银赛富、红杉资本；第三种是拥有雄厚资金池或源源不断项目渠道的，如硅谷天堂、浙商创投、天图创投、中金创新资本（CFII）。这些机构一般是以民间财团、上市企业家、投行券商背景等为代表；第四种是有国企背景但由管理机构主导的，像中科招商等。
这四种类型是经过多年创投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的募资范式。如果一个机构想成立基金，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基金属于哪个门类。如果设立的基金与上述类型一致，那么OK，恭喜你，这个基金已经具备了成功的条件，可以大胆地去运行，直到看到收益。但如果自己成立的基金与上述类型毫不一致，这可能是个冒险的征兆。因为事实证明，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在既定基础上的一种有步骤的改进和提升。与上述四种募资范式毫无路径和血缘关系的基金，会蕴藏着较高的风险。
其次，投资机构组织结构要合理。投资机构合伙人之间的能力一定要互补，并且理念要一致。一个好的合伙人既能保持自己的个性，独当一面，又能与团队协作。因为一个投资管理的过程包括许多阶段环节，各个阶段环节要自然衔接，不能出现漏洞，更不能出现前后对抗。LP与GP之间的关系要合理科学，强强联手，目标一致，若彼此有一定制衡，对于风险防控和稳健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当一个投资机构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并借此组合资源时，这个机构一般会非常稳定，除非股权激励机制出现严重偏离，否则不会发生拆伙现象。
第三，创投要符合价值规律。创投是资本产业链中很专业的一环，而且处于核心环节。创投的核心价值，正是通过投资中早期阶段的企业，对这些企业进行增值服务，创造增值财富。企业在早期发展的时候，缺资金，缺资源。正因为企业有这种需求，创投机构才有存在的价值。为了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创投机构以股权方身份嫁接进去，不但给企业以中长期的发展资金，更能企业给引入能够持续并扩大发展的资源和平台，还能通过提供增值服务，帮助企业提升价值。而在企业做强、做大的过程中，创投机构也将得到应有的回报。
但许多人仍对创投行业有一种误解，认为创投没有门槛，只要有钱就能进入。2010年“全民PE热”风卷全国，连卖白菜的大妈都投身到创投行业。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野蛮增长难以持续，行业必定要重新回到应有的价值区间。2012年行业洗牌之时，也是众多滥竽充数者被淘汰出局之日。
扎根在创投的土壤中
“我让自己扎根在创投的基层，因此更能直接体验一些东西。”江萍说自己是一个接地气的创投者，她没有留在金字塔的塔顶守着成功睡大觉，而是一直在塔底和一线的投资经理们并肩战斗。
也因此，这个在琴棋书画诗酒茶的优雅环境中长大的知性女子体验到了创投的艰辛。在这个行业里，“女人要当男人用，男人要当牲口用”。辅导一个企业上市，就像手把手带孩子，要时刻关注企业的变化，要不断为企业解决问题，要给企业许多支撑，要引导它向着现代企业制度不断迈进。而且，一般情况下一只基金不可能只投一个项目，也许是五个，也许是十个，这就相当于同时带大几个孩子，辛苦可想而知。每天工作到深更半夜，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是投资人常态的工作方式。创投确确实实是一个以精进和服务论英雄的行业。
当年盛大游戏与韩国传奇发生纠纷，传奇要收回版权，这对于盛大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因为当时网络游戏《传奇》在中国卖得正火，这相当于掐断了盈利源头，损失可想而知。在盛大与传奇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的危急关头，盛大的投资方、软银亚洲合伙人阎炎亲自出马。他飞到韩国，通过各种关系，最后与韩国传奇高层实现会晤。阎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陈之以利弊，经过艰难谈判，盛大与传奇的合作最终得以延续。这个在投资圈广为流传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了投资人在企业发展中所担负的责任，那一份“成亦忧，败亦忧”的担当，打破了人们对于投资人投下钱后就可一劳永逸的误解。
这个案例对江萍的触动很深。她指出，企业在需要钱的同时，更需要能够使企业自由伸展的资源和平台，投资人只有这一方面做得足够好，才能真正做到增益其所不能，让企业的增值空间由此变得更加广阔。并且只有这样，投资方才能在项目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了解到增值服务对创投的重要性，加入到中金创新资本（CFII）的江萍开始加大力度建设与募、投、管、退各个环节息息相关的资源平台。“我是一个资源平台的架构者，我做的是资金渠道、项目渠道、人才渠道，并将这些渠道有机整合起来。”
经过几年摸爬滚打，江萍逐渐成熟起来，并且开始用自己的经验和习得的理念，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金创新资本的发展。
中金创新资本是一家纯专业主义导向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公司，尽管成立时间只有短短4年，但凭着勤奋耕作和可观的业绩，已经在业内名声鹊起。目前，公司旗下管理着20余只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近30亿元人民币，先后获得清科集团“2012年私募股权投资机构50强”、中华创投家同学会“2012杰出成就奖”，目前正在申报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委会“2013年度中国股权和创业投资优秀机构奖”。
江萍介绍，中金创新资本有着很强的“湘财”背景。“湘财”是最早进入资本市场的一股创投力量，其影响力可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银行界的地位比肩。中金创新资本拥有一个中西文化合璧、技术与管理背景相结合的高效团队。2012年，中金创新资本并未因为行业洗牌而影响到自己的投资节奏和频率。这与团队成员具备敏锐的眼光、客观自视的心态、应对自如的资源配备能力及快速调整投资方向的能力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进入中金创新资本后，我与团队也发生过碰撞，有过争执。”深谙创投价值规律的江萍主张，中金创新资本应当尽快做中早期的项目，而当时许多合伙人却主张以投pre-IPO为主。不过，中金创新资本的企业文化中有着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即“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氛围以及灵活的股权创新机制，给了中途加入的江萍发挥优势、与企业共同成长并脱颖而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碰撞，其他合伙人也开始渐渐认同江萍的观点。
随着投资逐渐向中早期项目倾斜以及IPO停闸的影响，2012年起，中金创新资本将中早期项目的比例调整到20%，在今年正在运作的“中关村留创基金”中，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40%。“中关村留创基金”是专门投资中早期项目的基金，尤其关注新三板，目标是捕捉一些未来具有纳斯达克上市水平的有爆发性的高科技公司。这只基金正是由江萍负责打造。
策略投资方法论范文6
1、投资体制规范化。按照WTO规则，世贸组织的所有协议将成为我国政府行为的规则，与WTO规则相关的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律法规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等都将规范化运作。而这些因素又必将影响到我国现行投资体制，即要求改变已往的政府“一元化”投资格局，鼓励民间资本共同运作中央基建项目，减少政府投资压力。因此，加入WTO要求我国投资体制规范化，一方面有利于解决我国中央投资项目在信息上存在不对称、对项目缺乏有效控制和公开透明性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政府计划内资金紧缺、投资目标与资源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等问题。
2、投资环境复杂化。入世使我国投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金融环境，表现为更多人和更大程度上参与金融交易，政府控制金融交易的比重将逐步下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控制的金融交易将会逐步增加，金融交易的形式也会更加多元化。其次是法律环境，表现为税收合理性的不断完善上，特别是随着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变化，税制将会得到不断的修订和完善。最后是会计环境，表现为各国会计事务处理方法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一定程度的趋同化，要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会计理论的构建、会计技术的完善和会计体系的建立与WTO规则相一致，将我国会计融入世界会计的发展轨道，实现会计信息全球间的标准化和通用化。
3、投资主体多元化。入世后，投资主体多元化已成必然趋势，境外金融机构和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市场以及境内金融机构改革和证券资本市场发展将为企业的理财活动提供多种新的投资方式和渠道，民间投资将会冲击政府投资“一股独占、一股独大”的地位，很大程度动摇政府控制投资目标、投资规模和投资收益的局面，特别是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大量涌入，给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必将带来严峻的挑战。
4、投资行为国际化。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经济要进入全球经济之中，全球化表明了以国家或区域为界的市场必将逐渐开放，世界统一市场终将形成。世界统一市场不仅是全球性的竞争市场，也是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势互补的市场。投资行为的国际化程度越是显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越是有效。因此，加入WTO要求我国企业投资行为逐步向国际化靠拢，使我国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为经济的一体化、协同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5、投资风险广泛化。加入WTO会使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融资市场的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将进军中国资本市场，向我国企业提供服务；外国证券公司将逐步进入境内，从事股票债券承销业务；企业竞争加剧，我国企业将直接与境外金融机构打交道，参与资本与货币市场交易；电信等产业的进一步向外资开放，高素质人才争夺将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关键。
6、投资决策市场化。长期以来，我国许多企业尤其是国企缺乏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不少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理财观念淡薄。加入WTO，企业投资决策活动将通过金融市场业务进行投、融资，在投资管理上表现为要加强财务预算管理、加强现金流量的管理，通过科学、定量的财务管理方法，预测资本成本，改善企业资本结构，增加资金投资收益，从而实现企业投资决策的市场化目标。
加入WTO后我国投资审计的新特点
1、在审计目标上，应强调投资绩效审计。加入WTO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原则性和方向性的要求，一是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防止政府越位；二是要求政府强化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三是要求提高政府工作效能。为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顺应WTO的要求而进行有效转变，必须采取包括绩效审计在内的一系列监督措施，促进政府职能的真正到位。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行为，通过实施投资绩效审计，可以促进政府组织正确决策、科学理财、提高服务效能。
2、在审计程序上，应倡导风险基础审计。投资具有风险，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以后，投资风险将越来越大。因此，适时提倡风险基础审计，可以把风险量化，最终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所谓风险基础审计，是指通过审计风险模型，把风险量化，最终来决定抽样的样本量的一种审计程序。倡导投资项目风险基础审计，一方面可将审计资源投向相对高风险的审计领域，通过降低检查风险，进而把审计风险降低到审计人员可接受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节约审计成本，提高审计工作效率，有利于审计职业的生存和发展。
3、在审计策略上，应提倡计算机信息系统审计。实现计算机信息系统审计，一方面提高了审计信息处理与传递的效率，另一方面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因此，审计机关要着力进行计算机知识的普及培训，争取在审计系统培养一批IT审计师，使他们掌握编程知识和数据库知识，能够在审计现场开发辅助审计的小软件、小模块，甚至能够独立开发通用的审计软件。同时，要不断增强审计人员学习计算机应用的自觉性和紧迫感，把计算机信息系统审计作为今后审计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投资项目审计中实现远程网上审计，才能与国际审计资源实现互享。
4、在审计方法上，应适时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相结合的审计。事前审计是指审计主体对被审计单位投资的立项、评价、可行性研究和决策等实施审计，判断其投资收益的可靠性，鉴别长期投资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化程度和互补性，以便约束投资的盲目性，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事中、事后审计是指审计主体通过监督被审计单位的资金营运和利润的分配等情况，加强对被审计单位投资项目的控制力度，促使企业健康发展，保证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不受侵害和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5、在审计内容上，应进行投资项目的价值审计。依据西方新投资决策方法论者Ross（1995）的观点，任何投资项目的价值无外乎来自项目的盈利价值、来自项目本身所形成的内含期权价值、因资本成本和价格运动所带来的期权价值。在进行投资项目的价值审计时，审计人员应当充分考虑这三种价值的来源，而不能仅按传统方法的NPV来进行审计评价，否则会造成评价结果的不真实。
加入WTO我国投资审计的应对措施
1、规范审计行为、明确审计工作重点是前提。加入WTO后，要求审计行为更加规范。首先，要改变我国现行的“国家审计为主体、内部审计为基础、民间审计为补充”的“三位一体”模式，将国家审计范围定位在财政审计、金融审计、重点国有企业审计和社会保障系统审计方面，使其放弃对非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行业的审计，以实现国家审计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民间审计的作用地位。其次，要改变国家审计“双重领导体制”，实行垂直领导模式。最后，要进一步健全法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减少审计行为的随意性、盲动性，为投资绩效审计创造条件。
2、不断提升审计结果透明度、建立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是关键。根据WTO规则中政府行为要公开透明的要求，我国审计机关要依法公布投资审计结果，不断提高审计结果的透明度。特别是涉及政府投资项目的，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公布中央投资项目中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比重，政府投资项目的投、招标情况，以及投资收益预期、投资风险警示等信息，以便社会更多地了解审计工作，监督政府行为。
3、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素质是基础。广大审计人员要充分认识加入WTO给我国现行投资体制和投资审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审时度势，切实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首先，要认真学习WTO相关知识，正确认识我国加入WTO的意义及对我国投资体制和投资审计的影响；其次，要加大对审计人员的审计业务、法律知识、计算机知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协同意识，以适应加入WTO之后审计工作的新形势。
4、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规避审计风险是归宿。入世后将使我国投资审计承受的风险程度加大，如何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估、预警、监测、防范机制，规避审计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应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对我国金融、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清理，及时制定新法规；另一方面，应提升传统投资审计理念的转变速度，积极引入价值工程学中的价值、成本和功能概念，并结合西方新投资决策论有关投资期权价值观点，将事前预测、事中监测和事后控制有机结合起来，极大限度降低审计风险，确保审计工作质量。
加入WTO后我国投资审计的方法和程序
由于加入WTO后我国投资审计更多地涉及到投资价值即投资绩效审计，为提高产品或作业的价值而着重于功能研究的有组织活动，依据价值工程工作程序进行投资审计，其工作程序不外乎以下三个阶段：
1、审计准备阶段――提出问题。选择审计对象和重点，进行投资项目可行性审计。确定选择审计对象的方法、收集审计情报、进行投资活动可行性审计。此外，把经济论证作为投资活动可行性审计的侧重点。
2、审计实施阶段――分析问题。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投资项目功能价值评价。所谓投资项目功能价值评价，是指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功能分析。功能价值评价在形式上虽然最终表现为经济的评价，但实际上它是技术替代与技术创造成果在经济上的反映，其核心是技术替代与创造。如果没有技术替代与技术创造，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最低成本及进行有效的经济评价。
3、审计终结阶段――解决问题。（1）方案的最终评价。一般分为概括评价和详细评价两个步骤，而且，每一步骤都包含技术评价、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其中，技术评价是围绕“功能”所进行的评价，经济评价是围绕方案经济效果所进行的评价，社会评价是针对方案给社会带来的利益或影响进行的评价。（2）投资业绩评审。常用的评价指标主要有：投资报酬率、剩余收益、现金回收率。审计人员可以利用检验投资评估指标的实际执行结果，并进一步查找有无为争取投资而夸大项目获利水平的现象。
加入WTO后对我国现行投资体制的影响是现实的，必然的。借入世带来的“外逼机制”，将国际上通用的投资决策机制与规划引入国内，洋为中用，与时俱进，从理论上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能与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对接的投资审计方法和程序，用来指导审计实践，是当前我国审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可回避的课题。
参考文献：
1、李学柔《国际审计》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2002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指定辅导教材 财务成本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3、李纯波《价值工程新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