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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1
一、传统精神文化对原始农耕文化的影响
在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把这些同样能走路、能发声，有四肢、有五官的动物和同样能冬枯春荣、春华秋实有着旺盛生命力、繁殖力的植物，当成同自己一样的生灵，但同时又具有神性，加以崇拜，并通过巫术与祭祀的方法获得他们的帮助。不同的民族其宗教崇拜对象会有差异，但在崇拜对象上毫无疑问是非常广泛的。怒族信奉的鬼神主要有13种，分别隶属为氏族神灵、自然鬼灵、灾难鬼灵和民族鬼灵四类；布朗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80多个；基诺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60多个；独龙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50多个，分为天上和地下两大类。
在他们众多的神灵崇拜中，不少民族把自己民族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这在他们的传说中也有反映：独龙族传说中的猎神、山神“仁木大”就是上山打猎失踪的猎人变成的。他管辖着山林里的各种野兽。以后，人们进山打猎，都要首先祭一祭保佑多打野兽的“仁木大”。德昂族传说《天王地母》中说，在很古的年代，世上没有人类，只有花、草、树、木。一天，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刮下102片树，变成人，结为夫妻后，才有了人类。(2)
这说明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而且产生了祖先崇拜。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首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民族把自己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并具有同其他自然神一样的神效。这表明本民族祖先与自然界神灵之间存在的相互转换关系。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耕作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不是人们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和祖先神处获取食物的过程。收获也不是人们的耕作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而是本民族的祖先神或上与祖先有密切联系甚至就是二位一体的自然神的赋予。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作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崇拜的基本行为基础。”(3)因此，耕作和收获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和二位一体的自然神赋予食物的过程。对祖先神以及动植物等自然神灵的祭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而贯穿于万耕火种的整个过程，形成一套完整的以农业祭祀为主的农耕礼仪。以布朗族为例，农业祭祀中对大自然的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就十分突出。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几乎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总共有1、选地占卜；2、砍地祈祷；3、烧地祭祀；4、播种仪式；5、薅草仪式；6、割谷仪式；7、打谷仪式；8、叫谷魂。
农业礼仪在刀耕火种中的灵魂地位，恰恰反映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刀耕火种这种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并且对于实行刀耕火种的民族而言，也是他们的坚定不移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支柱。其次，对实行刀耕火种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对家庭、氏族血缘关系的保持是实行刀耕火种的客观需要，而农业祭祀活动是保持农业生产中血缘性有效存在的主要方式。通过研究布朗族种植旱稻的生产过程发现，其旱稻的种植从选地到装仓共有十一道工序，其中选地、砍地、烧地、播种工程浩大，单家独户难以完成，一般都要互相帮助。互助者多为同一嘎滚的成员，所以地中常常排开多达十余对的男女一同劳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使得刀耕火种的生产活动还必须依靠集体，以血缘为纽带来得到近亲家族成员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互相援助。这种物质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对血缘性的客观需要，必然在精神文化中有所反映，要求在传统精神文化的体系中增加相应内容，通过系统化、制度化和各种行为规范、仪式来强化这种物质生产中客观需要的血缘性，使血缘组织观念渗透于生产生活领域，以保证传统生产方式的需要。布朗族在选地时要请佛爷念经，请寨神、地神共同来决定种哪几块地，此后在砍地、下种、割谷、薅草、装仓几个过程中，按习俗都是要举行祭寨神和家庭神的仪式。这正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而目的是满足物质生产中的对血缘性的需要。另外，如前所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万物有灵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刀耕火种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鬼神存在，也就都需要相应的祭祀仪式。无论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还是通过神化的方式来突出了血缘关系对生产耕作收获的影响，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作用于农业生产的表现。
二、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其精神文化所强调的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和具有强烈血缘色彩的氏族文化，以适应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同自然环境作斗争的需要，其蕴含和体现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选择机制的本质也应与之相同。所以无论是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还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在向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播时都会因传统精神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选择机制的原因出现部分拒绝甚至完全排斥的文化选择结果。例如，在独龙江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负载量增大，使刀耕火种地的轮歇间隔缩短。相应的，土地肥力也有所下降。为提高土地肥力，曾教授独龙族使用农家肥和化肥，但按照独龙族的观念，土肥的肥瘠，粮的丰收全在于谷神卜拉，每一粒粮谷的种子从播谷、发芽、长茎叶、扬花、结籽到收获，周而复始、延续不绝，全在于卜拉。在粮谷处于发芽或结实阶段，独龙族都要祭鬼护住卜拉。因此，直到现在绝大部分独龙族仍是习惯于种没有施过农家肥的卫生田。
这一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不能完全离开传统精神文化构造出来的文化模式，只有符合其传统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指标才对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实际作用，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正体现于此。
刀耕火种是人口较少民族适应其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农业类型，同时，万物有灵观念、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这一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也是刀耕火种民族坚定不移地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刀耕火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耕火种不仅是适应自然界的产物也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直把刀耕火种定性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和原始农业，成为必须改造的对象，而以内地的固定耕作的农业模式予以取代。“一是改土造田，凡是稍微平缓的地方都开成水田，改变了独龙族不种水稻的历史。二是固定耕地，坡改地，打破轮歇制度。三是使用良种。四是施肥和使用牛耕。五是推广地膜覆盖等农业科技。这些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独龙江峡谷收获不大，一些措施还造成局部生态破坏。”(4)当地干部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工作力度不够。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是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于发展内地固定耕作式的农业。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居住的怒江州，这一区域纵横着担当力卡刀、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奔腾着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因此，全州土地基本以高山峡谷为主，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76.3%。而且地表可耕层薄，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深挖深犁的精耕细作短期内就会耕尽土壤肥力，并且还加速了土壤流失，土质劣化的过程。从主观上分析，刀耕火种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因而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在农业活动中受这种观念影响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和节制开发自然的行为，以表示对自然谦恭的的态度。如“为了减少水土的流失和为了不伤害土地中树木的根系，而尽可能地采用粗放的刀耕即免耕技术；为了顺应不同森林植被的生态状况，而对土地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耕作技术；为了持续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亦即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森林资源以资利用，而实行形式多样的土地轮歇制度等”。(5)由于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当地民族一般在沿河流两岸的玲散土地上从事刀耕火种的简单农业，其生产工具简单实用。由于新式的农具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农田开垦，故在当地多无用武之地。因此，建国以来，不仅他们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简单农业加采集为主的生计类型模式也没有多大变化。
有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独龙江地区推行内地的农业模式收效甚微是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经过不断摸索和对刀耕火种的研究，开始在独龙江地区推行经过改进的多种混林农业模式和刀耕火种的轮作技术。混林农业“实质上是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模式”，由于混林农业“是刀耕火种民族熟悉的传统技术，又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利用的途径”(6)，在模式上突出了刀耕火种模式中的合理部分，也符合了刀耕火种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因此在经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后成为这一地区独特有效，切实可行的生存发展模式。
显然，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封闭、社会变迁缓慢，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发展模式仍有很强的限定性。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精神文化的这种限定性以及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因为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就否定他在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然后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
三、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弱化
对比50年代的相关记载发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有了很大变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祭祀活动最为典型。以布朗族为例。传统社会中，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而据笔者2005年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的调查显示，目前在老曼娥寨中还保留的农业祭祀活动只有8月份的播种仪式、薅草仪式。见下表：
1964年对老曼娥寨解放前农业祭祀情况（《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传统社会中的农业祭祀活动是对大自然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的表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下，耕作、收获对于他们不是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的过程。因此，繁琐的农业祭祀的社会功能正是在于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笔者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农业祭祀活动变化的调查正反映了传统精神文化――农业祭祀对农业生产活动控制功能的弱化。其原因之一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
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理论培训和现场指导培训。以布朗山乡为例，205年布朗乡举办各种科技培训40期，受训人数达9530人。(7)笔者对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中，有21户参加过科技培训，19户通过向培训过的农户学习的方式掌握部分农技知识，6户通过书报自学掌握相关科技知识；有31户从未学过相关农技知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有400多户独龙族、怒族，由于采取了多种培训方法，使这个村50%的农户基本上掌握了1至2门农村实用技术，培育科技示范户62户，农村党员占24户，同时还成立了水稻、养牛、蔬菜等研究会，会员达400多人。(8)一定规模的培训无疑加快了村民接受并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对比怒江鹿马登乡赤恒底村的情况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该村氮、磷、钾、复合肥以及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分别从40276吨和1010吨增加到126960吨和2029吨，(9)每年分别以21%、12%的平均速度增加。此外，生产工具的变化也很快。布朗族传统的农业主要有长刀、斧、镞、锄、犁、弯镰、木齿钉钯等，所代表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截至2005年布朗乡已拥有了一批现代化生产工具，其中拖拉机215辆，碾米机295台，摩托车4223辆，农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随着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这一趋向对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1）随着对现代农具、农技术知识学习、掌握和运用，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产量增加以及对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技术的掌握。详见下表：(10)
作为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明显增加，在粮豆播种面积有所下降的情况下（1999年为32732亩，2004年为29829亩），依靠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的增加全乡农业总产值从1999年的1371.34万元增涨为2004年的2585万元。同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人均经济纯收入比实施“素质教育”工程前增36%。在掌握运用新工具、农技知识――产量增加――收入增加这一形成连锁效应的因果链中，越来越多的村民对现代农业、农技知识与提高生产效益的关系有了直观正确的认识。而随着这一认识的加深，其结果就是传统精神文化各种原始宗教的农业祭祀活动对农业活动的功能的削弱。
据对布朗山乡新曼娥寨的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宗教祭祀对经济生活有所促进的约为38%，认为没有影响或有所妨碍的约为46%，而有96%的被调查者肯定了科技知识对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11)
（2）这一时期生产领域技术的科学化所形成的物质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化系统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其中必然引发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因为一定的观念形态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总是一定观念形态文化的客观化。如此，则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文化，他规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意识的类型，对民族文化意识的发展具有导向，或者说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形成，必然引起反映这一物质生产活动自我调整需要的观念形态文化向特定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凝聚沉淀。具体而言，新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为大量吸纳与之相应的观念形态文化创造了条件。正是这一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巩固发展完善的要求形成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在这种需求效应的作用下，加速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现代文化的吸纳。
据统计，截止2005年布朗山乡已有电视机1773台，影碟机1560台，收录机262台，电话177部。(12)对老曼娥寨抽样77户家庭的调查，表明76户家庭均把看电视作为业余休闲方式之一，有12户家庭既看电视又收听广播。基诺山乡信息化程度更高一些，截止2004年已安装电话748部，移动电话1274台，87%的村民看上电视。41%的村民安装有线电视，乡政府已开通互联网，(13)其2010年的目标是，以乡民族中小学为重点建立信息化网络，建成卫星教学收视点，建立乡、校基础教育信息网络，开设信息课，计算机人机比中学30:1，小学40:1。(14)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他们作为文化传播途径的作用也将不断发挥。而与传统精神文化相比，主流文化通过信息途径传播的条件更为成熟，主流文化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资源信息化的途径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主导地位，相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更大优势的强势文化，冲击改变着他们的传统观念，而逐渐被少数民族由羡慕而模仿学习。以基诺族为例：“基诺青少年传统的审美情趣正在或已经消失，就人体审美而言，象征祖先崇拜的发型已经消失；象征勤劳勇敢的耳环眼只有年长者的耳部才存在；漆齿染唇也只有部分老人保留这一习俗，青少年中绝少有把这些作为美的象征。从服饰审美来看，只有中老年人还经常穿本民族服装，其他人则很少穿，有不少青少年则公开认为，穿本民族服装‘不好看’，完全改穿汉族地区的流行服装。从文学艺术审美看，传统的文学作品除老人继续讲唱外，大多数年轻人则更欣赏影视节目和通俗书刊。影视明星成了他们的崇拜对象。”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思维发展、成就动机、审美情趣，都产生变化。(15)
简言之，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使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发展完善，其所产生的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的文化选择机制的产生。新的文化选择机制呈现出对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盲从，而对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相对弱化的特点。在这种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同喻文化传承方式与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并存，而且同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传承形成冲击。所以，在同喻文化占主导传承地位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青少年更热衷于看电视、接收流行文化，而主动选择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向老人学习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歌曲、舞蹈的则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精神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文化载体，更不可能对其社会和生产活动产生作用，发挥其社会功能。
注释：
(1)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地区，其中，云南有七个：德昂族、基诺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独龙族、怒族，总人口23万（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综合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101页；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0页。
(4)侯远高：《独龙家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5)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
(6)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7)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8)云南省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工程”典型经验材料选编。
(9)根据鹿马登乡1998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0)根据布朗山乡1999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1)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朗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12)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13)数据由景洪市统计局提供。
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2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城市传统产业；产业链；西安市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6106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各国家和地区都越来越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会大大减轻因发展经济带来的资源储备压力，也能在极大地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转变传统产业的原有增长方式，把文化内涵和创意理念融入产品设计、产品生产、产品流通和产品消费，带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向产业链的高层次方向发展。因此，自2009年以来，在国家各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指导推动下，各地陆续出台了符合当地特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努力将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为支柱产业，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产业链理论阐述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机理，并对西安市3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过程，并由此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经验启示。
一、文献回顾国外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早，学者们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时，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Piore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意，使传统产业构建新型商业运营模式而保持竞争力优势[1]；Lawrence等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的高渗透性将创意渗透到工业产品加工生产过程中，通过对文化元素的创意设计，以高附加值带动工业经济发展，实现产业链的延伸[2]；Richards把文化创意融入传统旅游业中，认为这种结合产生的新产业模式的好处在于游客具有体验型，有助于个人效用的满足和经济发展[3]；Christopherson认为手工业的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作用有关，且对两者的就业有相互促进关系[4]；Banks在研究英国产业发展时发现手工业发展能够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5]。
国内学者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作用问题。有部分学者主要讨论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提升改造的关系，如金元浦指出文化创意对于传统文化创意产业的改造、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6]；王艳等通过对新经济与传统产业关系的研究，认为新经济将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革、资源整合优化，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7]；孙学文认为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上急需 “上档次”，在自身健康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与其他相关传统产业相融合渗透，以文化创意产业去提高传统企业文化、引导传统产业发展、提升传统产品内涵、提升传统产业经营策略等[8]。更多的学者则是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李运以宽窄巷子为例讨论文化历史街区发展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9]；谢涤湘等以广州红专厂文化创意产业园为例，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如何通过挖掘工业遗产，延伸提升工业生产价值问题[10]；荆爱珍等以河北省部分企业为例，分析了将文化创意融合于传统产品创新企业生产产生的效果，并提出两者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11]；郎富平等以浙江达利丝绸工业旅游区为例，分析了传统工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动因与过程[12]；李荣菊等通过对某动漫公司成功案例的分析，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可以促进产业升级[13]。
现有文献较少从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角度去研究二者如何互动促进传统产业发展的问题。本文从两种产业的特点出发，结合西安市的区域特征，运用价值链理论构建文化创意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机理模型，并将其运用在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厘清两者在发展中的协同发展关系，总结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启示。
二、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产业升级
改造的机理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已经突破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传统产品形态、产业形态、传播与流通形态和消费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可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第一，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通过对传统产业原有价值链某些环节进行内容挖掘、技术融合和重组融合，升级优化其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如传统农业经过创意改进设计，演化成为乡村旅游、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传统工业经过加入新的设计理念和新材料，改变优化生产工艺，生产出新型产品，如汽车款式的变化、布匹花色的复古典雅等。创意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不仅增加了制造业的附加价值，也使产业结构趋于柔性化[14]。传统商业经过创意性改造，成为现代化购物商城，并与饮食、娱乐相融合，成为城市新的商业亮点。第二，文化创意产业还可以将传统产业价值链分解，打破原有价值链各环节，提取原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通过建立新的价值通道，形成新的价值链。如将城市旧工业厂址建成工业博物馆、创意设计坊和体验坊，重现工业发展史和生产工艺流程；在传统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农作坊（伏茶作坊，炼油作坊），让城市市民通过亲身参与农业生产，体验农业生产的特点、增加农业知识等。
（一）内容创意――改变传统的文化元素设计
任何一个传统产业的发展历史，都是其产业文化内涵积累演化的历史。任何文化的传承都需要物化、固化的载体，并通过物化与媒介化的过程进行有效的传播与价值消费，才能实现传统产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就是用创意去解读传统产业的文化，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和现代表达，根据现代人的喜好和需求等特点，改变传统产业产品的文化元素设计，实现传统产业蜕变式发展。
如在照金镇建设中，将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与“红色文化”融合，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增加观光文化、休闲农业、度假文化、养生文化内容，将农业活动与极具文化创意产业的旅游结合起来，综合二者优势协调发展。既满足了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愿望，实现了城市人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愿望，又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能够改善产业生态，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因此，为传统产业附加更多的文化色彩，不仅能够提升品牌形象，形成产品差别化，创造经济效益，而且通过文化元素创意设计融合产业链其他环节，吸引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通过产业关联优化产业环境，整合产业链，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平台。
（二）生产制造――改变传统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
生产制造是将设计、构想或理念转化为有形的产品，是内容创意的具体落实过程。它可以通过改变传统产品形态或产业形态和延伸产业链等途径，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文化创意就是将文化和创意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产品创意性研发设计，为产品融入丰富的文化创意和文化内涵，在原有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增加文化元素，在不影响产品功能和效用的前提下改变其价值，用不同创意表现形式与创新意识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改变传统产品形态，使产品变得更具有吸引力和实用性，给消费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思想上的充实，拓展消费可能与市场空间，进而使改变产业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关系，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同时，文化要素通过与科技的嫁接融合，将会催生企业内部科技创新，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开发新的产品，赋予消费者感官上的震撼和功能上的享受，优化产业产品架构。
文化创意植入传统产业之中，使产业的文化内涵发生改变，进而传统产业形态发生变化。如传统工厂的旧址经过文化创意的改造可以变为博物馆展览业，传统的作坊式商业经过文化创意的改造可以变为符合现代商业模式且带有文化底蕴的商业综合体，传统农业经过文化创意内涵的挖掘植入，形成新的乡村旅游业态，延伸了原有产业的产业链。可见，文化创意元素和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环节，逐步改变了传统产业的价值链。
（三）营销与传播――改变传统的传播与流通形态
文化创意的成果之一是新媒体和跨媒体营销渠道的不断涌现，并通过新的营销渠道提升和加强传统产品的认可度和购买度。因为与传统媒体营销渠道相比，新媒体营销渠道具有充分利用人们休闲时间，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信息传播成本相对较低等特点。如随着微信交流工具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商家将微信作为主要的营销渠道。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也创新性地采用各种方式进入新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形成跨媒体营销。跨媒体营销以其多种媒体的互联互补，形成了媒体平台的集聚效应，可以最大限度地覆盖受众的视听等层面，媒体之间的视听优势互补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信息的传播效率，集聚经济效应明显。如智慧旅游、智慧农业、智慧医疗，都是将传统的销售渠道与新媒体相结合，以文字、图片动态变化向分散的消费者传递相关信息。
文化创意的成果之二是广告创意提升产品与消费者的沟通质量。广告创意通过文字和图形的引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情感和兴趣，激发消费者对产品内涵的想象和幻想，加强消费者对产品的理解，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实现产品或品牌被消费者选择的最大可能。因此，广告创意已超越了传统的广告，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和诱导购买，而是与消费者进行交流，洞察挖掘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意向和关注，带动消费者行动。
（四）消费者――改变传统的消费形态
文化创意产业因其独特的创意元素和文化元素赋予产品新概念和新价值，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产生高增值性，并从3个方面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进而改变传统的消费形态。
第一，通过增加精神消费需求比例，改变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当人们的物质消费得到满足时，人们开始转向精神层面的消费，文化消费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人均GDP在3 000～5 000美元之间，文化消费的增长速度加快；人均GDP大于5 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爆发式增长。如2014年西安市的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达到10 394美元，文化创意产业已具备了高增长的产业发展基础。西安市的文化消费群体大、消费意愿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正在由“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模式转变，传统的物质消费习惯逐渐向精神层面的消费习惯转变，精神消费比例逐步超过物质消费比例，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
第二，体验式消费日渐兴起。根植于传统产业的历史文化、农耕文化、养殖文化、工业文明等，往往由于历史久远或生产条件约束，无法以“活的”、趣味性的手段展示，仅能以一些静态或直观的产品表现，使得消费者无法通过参与、体验、互动以想象、感受和理解相关文化的内涵和本质。因此，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体验式消费，通过参与整个消费环节，从感官、情感、思考、行动、关联5个方面体验相关文化，实现精神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产生消费的“情感共鸣”，使大众消费需求发生质变。因此，只要实现生产供给符合消费者体验消费的需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可以达到提升传统产业的效应。
第三，消费偏好反馈效应不断增强。在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市场已演化为买方市场，物质与精神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下降，消费者对传统产业产品文化消费偏好增强，强化了其对传统产业生产的反馈效应。如消费者喜欢由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产品，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微电影、微课堂、手游等新型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同时“倒逼”传统企业深度挖掘产业链中的文化资源，提供更多的产品与服务，向更多的方向和行业发展等。
三、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传统产业
升级改造的案例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历史虽不长远，却出现了许多文化创意产业的经典案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本文选取西安市文化创意产业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3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每个案例的成功，都有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和改造机理，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传统商业的升级――三桥老街
三桥老街位于西安市城西，自古以来就是商贸核心地带，一直保持较传统的商业服务功能，市井民俗文化丰富，集市型商业氛围浓郁。随着周围空间的拓展规划和现代商业的发展，昔日热闹繁华的三桥老街日渐衰落。
2014年，陕西旅游集团与沣东新城合作，基于三桥老街是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以三桥老街为核心，以“老西安”为文化主题，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融入丝绸之路文化意象，开始对三桥老街进行改造，并定位为“西城往事三桥老街”。目的是建立一个园林型休闲古城镇，以包含历史事件、人文情感的典型建筑还原老西安的城市记忆。借用商业规律和商业手段创造一种特殊的商业文化与文化商业。用文化创意产业改造传统商业，使商业和文化相互交融，提高在商业运作中的文化含量。
重新定位后的三桥老街采用集餐饮、娱乐、休闲、商务、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复合型商业模式，充分利用具有2 000年历史的三桥老街机理，萃取明清、民国、解放初期老西安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和特征，基于现代服务业，打造古典与现代混搭、文化内涵与古今民俗相容，“讲老西安故事”，重现三桥历史上“长安西大门”和“西北第一大镇”的商埠繁华胜景。
今天的三桥老街已经聚集了4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中外大型商业巨头。既有展示西安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和历史风貌的西城往事项目，还有表现澳门人文特色和欧陆古典气息的澳门施美兰广场，还有彰显现代建筑和现代时尚的保利国际广场、大明宫沣东国际、沣东CBD广场、搜宝中心、瑞典宜家家居等。2015年8月27日宜家家居开业当天进店人数逾4.5万人。三桥新街车水马龙、人头攒动的画面再一次重现了千年前三桥商埠重镇的繁荣景象。
（二）传统工业的改造――“大华・1935”
大华纱厂始建于1935年，是近代西北地区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纺织工厂，承载了西安纺织工业的历史，展现了近代民族工业在西安地区从无到有、从形成到兴盛的整个过程。1936年，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1954年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陕西省第十一棉纺织厂，因为经营不善于2008年宣布政策性破产。
2010年，西安曲江大明宫投资（集团）公司创造性推出“大华・1935”项目，主要对西安大华纱厂原生产厂区进行改造，把历史文化、工业遗产、旅游商贸等资源有效整合，最大程度地将原有的历史建筑风貌与现代城市功能相结合，融合现代的灯光设计技术，重新发掘大华纱厂的文化元素，在创意中让老纱厂的历史更清晰，使游客在怀旧的空间里体验近代工业遗存的独特魅力。
“大华・1935”的博物馆、餐饮区、小剧场和购物区等建筑，均是在大华纱厂原有建筑基础上修葺而成，并将历史、文化、艺术、科技、实验室、社交、自媒体、论坛、创客、定制等概念输入其中，制造一处跨界融合的体验地带。在这里，消费者可以通过具有工业文化气息的建筑、厚重历史感的Logo、各种主题产品，以及小剧场的表演享受属于大华纱厂独有的文化盛宴。大华工业遗产博物馆运用大华纱厂大量珍贵的历史实物和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透过大华纱厂70年的兴衰变迁，展现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近代民族工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让消费者了解西安近代工业兴起和发展的艰难历程，产生对大华纱厂文化和纺织工业发展历程的怀旧情感。该博物馆是西安第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其旧址已入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同时，游客通过现场体验织布、服装剪裁制作等传统纺织项目，走近纺织职工的工作和生活，体验曾经的纺织工人生活，感受那个已经远离的时代，以及现代交互科技所制造的活力与激情。“大华・1935”不仅为西安市众多近代工业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一个有益实践，同时，为旧工厂改造活化为跨界商业综合体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三）历史街区的升级――书院门仿古街
书院门仿古街是西安为数不多遗留下来的古街道，既有明清民居的特色，也有关中书院――明清时期西北第一高等学府。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变迁，街道两旁的店铺不见踪迹，房屋街容十分陈旧，书院门已变成一个年久失修的古旧街区。2003年12月，书院门核心区开始大规模重新改造――这就是西安市第一条历史文化步行街――书院门仿古街。
书院门古文化街堪称西安的“雅集”，建筑风格与物品陈列充溢着文化气息。为重塑历史街区，仿古街采用陕西传统民居形式，以街巷、低层小院作为住宅的主要空间组织模式。许多传统的院落为西安市书画名家所设计，以加强文化底蕴。区域内有大量的街心商亭，经营着各类旅游商品。步行街中有古玩城、古玩街等，使文化街把有限的地域面积扩容，也产生了更多商业价值。书院门仿古街既是商业区，也是一个传统居民区，文化、生活、艺术在这里浑然天成。在这里，有街头地摊，有高雅之堂，有名人字画，有文房四宝。仿明清的关中民居建筑中，也有能工巧匠现场制笔、剪纸、皮影等民俗文化的展示。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创新融合现代时尚元素，因此，仿古街之旅可谓是一次融合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深度体验之旅。这种融合在展现西安十三朝历史文明的同时，让游客体验到真实的西安市井文化生活。传统的老街区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将城市的历史、生活与商业融为一体，使得老街区在文化与商业的互动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
像书院门这样植入文化空间的做法，是西安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再造中的一类，属于历史街区更新模式，是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对传统街区改造的成功典范。和钟鼓楼一起被视作代表西安城市精神和生活样态的历史文化街区书院门，在创意改造后已变身为西安的“城市标记”。
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3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题发掘、重视传统文化，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首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生发新的思想理论的源泉，是国家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的传承、演变史。其次，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经主张与传统决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把线状书扔进茅坑里，后经实践证明是过度极端的。再次，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都是与中国国情、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最后，正确认识两者的联系，正视传统文化，在实践中进行有机结合，不仅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重新彰显活力，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否得到顺利的发展，将二者对立或分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势必起到阻碍作用。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正确诠释传统文化，对其给予重、深度研究，以崭新的视角对其看待剖析，才不至于将“洗澡水与孩子一同倒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基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崭新形态的文化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结出硕果的。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起了源头和内生性动力的作用。正是有了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成功地做到了集大成，达到了历史的高度，超越了传统文明。其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文化多样性、包容性。炎黄子孙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开疆拓土，继往开来，不断传承着历代的优秀文化成果。我们曾试图走过“全盘西化”，但实践证明行不通。最后，我们选择将自身放入历史的进程中，与传统巧妙地融合、依存发展，才形成先进的文化。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是因为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和谐的思路、中庸的适度而为、以人为本位的价值观、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爱国精神等等，都是当今先进文化构建所不可或缺的。新时期新文化在儒家文化积淀、道家与法家等传统文化的浸润中不断生发，最终成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建设的实践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发展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自身内部的蜕变、上升，另一层是外部的供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除了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更是吸收了世界其他民族优秀的文明成果，使其更具有时代性、开放性、包容性。主席说:“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时代的呼唤下，在传统文化的厚土中应运而生。它能集大成，必然克服了传统文化成长于农业自然经济、君权至上条件下所与生俱来的弊端，剔除了传统儒学残留的封建遗毒，诸如小农意识、等级制度观念、宗法思想等。与此同时，保留、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正确的理念，如关注内在修为、自身修养、尊师重道、热忱关注国家命运、积极的处世哲学和献身精神。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实现开拓式的发展，保持时代性，既要不脱离中国内生文化这个主体，不断践行去民族文化之糟粕，取民族文化之精华，又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展现包容精神、时代精神;既要关注中国国情、中国人民的思维传统，又要关注世情、时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超越是必经之路。
(三)以为指导是二者结合的契合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传统文化的基石上、的指导下成就了自身，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要传承传统经典，更要运用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将其不断丰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指导作用。近代伊始，传入中国以来，经过文化的撞击、实践的检验，引领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正是因为有了的指导，我们才得以克服自身文化的缺陷，实现了民族的复兴;正是因为有了的引领，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不受干扰、少走弯路。总之，的指导使我们能够在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适宜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经典，是我们能够“古为今用”、不断创新的钥匙，是中国人民主体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灵魂指引。
三、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有之义
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4
关键词：传统文化；网络文化；冲突；融合发展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化以其不可阻挡的威力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华名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在接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同时，也以自身的厚重积淀和顽强的生命力对网络文化产生着深远影响。准确把握二者的冲突与融合发展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界定及特征
（一）传统文化的界定及特征
1、传统文化的界定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传递下来的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文化，形成了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
2、传统文化的特征
（1）人文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与社会的人文之化，这种人文之化的品质就是经世致用，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
（2）时空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都有所不同，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也有差异性。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西北文化、滇黔文化、东北文化和岭南文化等等。
（3）群体性。文化是超越个体的，只有被社会的某个群体所共享的行为、价值等才能成为文化。如“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老话有“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等，这与中华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类型有关，人们的温饱问题是生活中的首要问题，这就是具有群体性的普遍文化现象。
（二）网络文化的界定及特征
1、网络文化的界定
网络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划时代成果，广义上说，网络文化就是网络时代的人类文化，狭义上指知识和信息以计算机可识别的代码形式记录下来，并依赖网络进行传播和交流的一种文化。
2、网络文化的特征
（1）虚拟性。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提供了网络文化虚拟性的可能，它使现实的客观世界转换成了文字、声音、图像等数字化符号。在网络文化世界中，人们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限制而设计出了虚拟的自我、国家和社会。虚拟性是网络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
（2）开放性。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开放系统，实现了地域文化向全球化文化的转变，任何民族的文化、任何群体的意识形态、任何人的思想观念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是这种开放性使网络文化得到快速膨胀。
（3）快捷性。网络技术极大地压缩了文化传播的物理时空，实现了文化传播的高时效性。网络信息几乎可以在瞬间到达分布在各个地区的用户，网络技术可以实现文化传播的零距离。此外，网络文化还具有功能的多样性、使用的普及性及影响方式的渗透性等等。
二、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冲突
“冲突”指“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性质的互相干扰”，文化上强调的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网络文化是和传统文化相对的新文化，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从严格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的新旧，新的文化都会和已有的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之中，旧的文化要么消失，要么得到改进，和新的文化相融合成一种更新的文化获得发展。冲突同时也是对新文化的检验，新的文化是否就是先进文化，是否优越于旧的文化，在冲突中得以检验，其结果要么新的文化消失，要么吸收旧文化的精华而壮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从时间来看，有先后之别；从本源看，二者的冲突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问题。
1、语言冲突
网络文化倡导方便、快捷和实时性，网络语言作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是网民在交流的过程中对传统语言简化再创造的产物。它的出现具有客观现实性，但是会造成对传统语言文化的冲突。一方面，汉字的信息化会造成书法艺术的消失。汉字的信息化以敲击键盘代替了传统书法写作中的用笔，敲击键盘生产出统一的铅字，从而会使苦练多年个性化的书法艺术消失。另一方面，网络语言创造出许多新的文字及表达方式，会造成传统语言文字的失范和混乱。如把“妹妹”说成“美眉”，把“变态”说成“BT”等等。青少年长期使用此类语言的话可能会造成中华民族整体汉字运用水平的下降。
2、价值观念的冲突
传统文化是历经几千年的历史锤炼才得以形成的一种集体智慧，是历经学习和灌输才形成的文化心理。而网络文化却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心灵，以致传统的价值观念大厦瞬间倾塌。传统文化中形成的许多观念都受到虚拟文化的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婚恋观念、朋友观念、交往观念等等都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改变。思想观念的改变根源于人生价值观念的改变，价值观的冲突是网络文化和传统文化冲突的内核。传统文化有助于人们产生较强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网络给人类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但是网络文化的盛行使人们更加倾向于将情感诉诸于互联网并试图从中找到精神寄托。当前，网络中的个人主义抬头、泛自由化突出，产生了道德虚无主义和人生虚无主义。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无处不在地动摇着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从而造成人们价值标准的混乱和精神困惑。
3、民族文化的冲突
西方文化在网络文化中处于强势地位，形成了新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美国是世界上传媒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它使用一百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昼夜新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占到了国家互联网用户的70%以上。信息技术等高科技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文化的优势，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输出国。网络文化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文化，网上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世界观、价值观都是西方化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宣扬价值观念和政治准则的重要渠道。文化霸权的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主张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文化帝国主义无疑给全球的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影响，威胁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文化霸权推行的文化同质导致人们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我国当前网民趋向低龄化、低学历，2009年网民所占比重最大的是10到20岁的人群，比例为31.8%；小学及以下网民群体增速超过整体网民增速，比例为8.8%。可见，网络文化中缺乏文化建构与引领的精英阶层，网络时代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堪忧。随着网络的发展，强势文化借助网络载体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其他国家的文化认同、文化安全，也就是网络时代国家的文化发展问题成为各国的焦点，民族间的文化冲突将会愈加激烈。此外，因特网可以说是美国的语言俱乐部，也是美国文化的倾销市场，中国文化应该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融合发展
网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在新世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着社会稳定、民族素质提高等重大课题，是意识形态最为活跃、争夺最为激烈的媒体，是传统文化的新型载体，是新时代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化的本质是技术文化，只有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网络文化才能走得更远。传统文化要实现现代转换，发扬其优良部分，在时代条件下创新。二者各有所长，优势互补，融合发展是二者发展的未来走向。
1、发挥网络的媒体功能，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技术平台。
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实现文化的教化功能和获得传承发展。互联网作为媒体承载了文化传承和教育的功能，并把这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网络可以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甚至以更丰富的技术方式，比如论坛、微博等新技术来对文化传统加以传承和发展，对人们产生感染和影响。网络传播的形式、方式的丰富，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换代，恰恰成为了传统文化和网络文化融合的基础。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利用这种新技术形式来加以发扬光大，和新的技术进行融合，来促进其传承与发展。在网络时代，要辩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彻底否定，也不能全面复兴，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人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换言之，越是具有民族国家内涵的网络文化才越是真正的网络文化。传统文化必须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任何具体的特殊的传统文化，只要它能够使自己数字化，就可以转化为网络文化。而使自己数字化，这应该是任何传统文化自身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所具有的意向性，任何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都将在网络时代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2、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倡导文明上网。
传统文化能为网络文化提供精神寄托和价值旨归，要建设网络文化中的精神家园。网络文化交织于科技，最大限度的张扬工具理性，把自由开放自我推向极致，结果产生倒错的道德意识，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被无限放大，而传统文化主张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对建构网络文化价值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中的“自律修身”和“慎独养性”等观念，有助于营造网络道德责任感，增强网络主体的道德意识和自律意识，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道德理性的自觉维护，防止网络行为中的滥用自由、放弃伦理责任和道德约束的一剂良药。
3、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构建网络伦理秩序。
要积极探索，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整合传统伦理资源，从自律入手，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责任、义务意识，共同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的网络伦理和规范，并在实际的网络行动中自觉地遵守规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在道德垂范、伦理观念、修身意识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道德潜力，使其在网络文化中发挥作用。
4、利用传统文化的优良资源，打造网络文化精品。
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宝贵财富，在网络文明的塑造中，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网络文化也会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内在根据，文化霸权、殖民主义便有了可乘之机。而传承传统、引领网络文明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打造具有传统文化魅力的网络精品，用精品文化积极主动地占领网络阵地，不断推出人们喜闻乐见、生动鲜活的文化形式，让健康文明的文化产品去主导市场，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人类文明之花在网络文化的园圃中绽放。
总之，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的不仅是挑战，同样也是机遇。可以说，这是中华民族在信息领域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一次良机，我们完全有可能借助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信息化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振邦.从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王维，张健.浅谈网络文化[J].文化研究，2008（8）.
[3] 曹学娜，蔡静静.冲突融合中的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J].理论与改革，2011（5）.
[4] 陶春.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党政干部学刊，2007（8）.
[5] 宋楠.浅谈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J].辽宁师专学报，2008（2）.
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5
关键词：产业融合；陕西；因子划分；发展策略；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5-0023-02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的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产业支撑，并展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陕西作为具有丰富民俗和体育资源的大省，如何借助产业融合的春风，加快传统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之间的融合，成为目前思考的重点。要理清楚这个问题，需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陕西具有何种体育文化。为解决该问题，从次一级机能文化区入手，结合不同的文化因子对陕西体育文化特征进行总结；二是目前传统文化和体育文化融合存在的问题；三是结合陕西文化特征和问题，从政府角度提出相关的策略和对策，从而促进两者之间的融合。
一、文化产业与产业融合关系
产业融合通常是文化产业不断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和其他的产业相同，都是在市场大规模生产下的一种产物，并具有精细化、大众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的特点。而从文化产业的字面意思可以认为文化产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对文化的产业化；二是产业的文化化。其中，认为文化产业是文化的产业化的观点，其主要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产业的内涵，这主要反映出在文化和产业中的不同元素之间的融合；而产业的文化化则更加强调泰罗制的生产方式，更注重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使得其他的产业也逐步具备文化的内涵。因此，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是一种内涵，而产业则是一种形态。文化必须要依附和寻找新的载体，从而促进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
同时，对产业融合来讲，是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任何的事物在其演化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伴随着相反的活动，并在矛盾和促进中不断发展。而在分工更加专业化的前提下，必然会使得不同的专业产生融合，并促进不同文化资源的整合，扩大各自内容的来源和呈现的形式，以此实现文化产业自身的不断壮大。
二、基于因子划分的陕西体育文化特征
要加快陕西体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就必须要理清楚目前陕西体育文化呈现的特征。对此，为更好地研究陕西体育文化特征，奠定产业融合基础，从一级和次一级机能文化区的角度，将陕西文化资源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以传统体育项目作为因子划分，可以将整个陕西看成文化区，在这个文化区中，包含武术、摔跤、骑射、举石等体育项目。而这些体育项目的与陕西行政区域文化划分有很大的关系，并通过行政区域机制加强了不同文化的融合。
第二，以娱乐性体育项目作为因子划分，可以将陕西体育文化区分为关中体育文化区、陕南体育文化区和陕北体育文化区，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造成差异的原因，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等有着很大的关系，如陕北地区干旱，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而这种气候使得陕北地区的人们长期以游牧或者是半游牧进行生活，让人们形成了一种豪放、浪漫的性格，由此产生了如秧歌、二人踢场等具有体育形态的体育活动。又如关中地区，关中地区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古代重要的行政中心。因此，对于关中地区来讲，其体育文化多以游戏体育为主，如“跑马城”游戏。
第三，以民俗体育中的龙舟竞渡作为因子划分，可以将其分为岭南和岭北体育文化区，特别是安康地区。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体育文化的原因，与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陕北和关中地区相对空旷，多以放风筝作为主要的民俗项目，但是在陕南地区，由于人口变动大，地理位置相对以茂密的树木为主，从而让这些地区的民俗活动带有很强的迷信色彩。而龙舟竞渡则以祭祀为主，并兼具身体锻炼。
由此，通过对陕西体育文化的划分，可以发现陕西体育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健身性和娱乐性。如地域性来讲，由于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使得陕西形成了以陕北、关中和陕南为主的独特体育文化区域；健身性则是从体育自身的功能出发，任何的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健身作用；娱乐性则与陕特的历史和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三、陕西传统文化与体育文化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
第一，缺乏对传统文化与体育文化融合的自觉意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延续和发展的保障。随着全球化和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淡薄。而意识的淡薄，也使得陕西传统体育文化地位逐步下降。在陕西当地，很少有人参加舞龙、舞狮、赛龙舟等传统体育项目，取而代之的是篮球、足球、跆拳道等西方体育。正是人们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忽视，导致文化断层和文化自觉性的缺失问题相当严重，有些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已经失传。因此，提升对陕西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程度，加强人们对传统体育文化融合的自觉意识，成为制约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
第二，融合市场化程度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给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的冲击。通过对目前陕西体育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陕西具有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包括武术、礼射、赛龙舟等体育项目。但是，结合自身的工作和对陕西部分地区的走访调研发现，目前在陕西西安、渭南等地传统体育项目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以健身培训为例，目前在西安市内的健身俱乐部主要是以瑜伽、有氧训练、跆拳道等训练为主，特备是在一些青年群体中，这几类体育项目更是大受欢迎。而在少儿培训方面，跆拳道项目开展程度更是要远远优于传统的武术项目。对于陕西传统的体育项目来讲，无论在社会的关注度和广告效应方面，都严重滞后于上述的几个体育项目。由此，“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而我们可以看出，陕西传统体育项目的市场融合程度很低，不利于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
第三，传统文化和体育文化融合相对封闭。陕西作为我国中部的一个重要省份，拥有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文化渗透和融合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和主流方向。但是，受传统农业文化思想的影响，陕西传统文化和体育文化之间的融合还相对保守和封闭，很多文化之间的交流仅仅局限在某个小范围的地域，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品牌和模式。由此，正是这种相对封闭的思想，让陕西传统的体育文化活动之局限在西部地区，如那达慕大会。而相对于西部来讲，陕西东部地区的体育活动更少。因此，加快陕西传统文化和体育融合模式，成为目前加强陕西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重点。
四、文化产业发展下的陕西传统文化与体育融合策略
第一，加大对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针对陕西传统文化和体育融合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要充分发挥好政府对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作用。通过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并鼓励社会化资本进入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持中，从而提高传统体育文化的的市场化程度，并激发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活力。同时，通过社区、街道等力量，宣扬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如通过社区的作用，通过广场舞、社区活动等方式，宣传陕北秧歌，以此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第二，加强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融合模式的创新。借助上述分析的陕西传统体育文化的地域性、娱乐性等特点，结合目前陕西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强传统体育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如将陕北秧歌编制成具有特色的迎宾舞蹈，并在各大景区、娱乐公园等开展礼射、摔跤、武术等表演项目，以此大大促进传统体育文化和旅游业的融合。除旅游业以外，陕西还需要进一步拓展思路，加强与特色农业、居民健身活动、外来体育文化的融合。如借助现有的那达慕大会，在原有大会的基础上，丰富体育活动类型，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大会，在加强不同产业融合的同时，加强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同时，编制具有陕北特色的秧歌广场舞蹈，加快与现代健身理念的融合。
第三，加强传统体育项目文化品牌和集群建设。借助陕西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建立三大产业集群，并通过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体验性来做大和做强陕西传统体育文化品牌，全面发展陕西体育文化产业。借助陕西三大文化区域――陕北、关中、陕南，建立以西安―榆林―汉中为中心的文化产业集群城市。如将西安作为关中地区的一级“点”的传统武术项目为主，同时辅之于闹社火、踩高跷等特色传统体育文化表演项目，从而辐射整个陕西经济；在陕北，形成以安塞腰鼓为主，以秧歌为辅的体育项目，并主打陕西红色旅游；在陕南，以划龙舟为主要项目，配合游泳等，从而构建集合休闲、观赏和娱乐的特色旅游。由此，通过这种三点一线的方式，实现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产业集群建设。
第四，加强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人才培养。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文化继承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充分发挥陕西高校的作用，培养更多传统文化人才；另一方面，加强对加强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教练员和社会指导员队伍的开发和建设，从而为陕西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五、结语
总之，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只有不断地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播的自觉性，并通过政府、社会等的广泛参与，通过丰富融合模式等，才能更好地对陕西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进行保护，并推动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1] 张杨.陕西区域体育文化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7.
[2] 刘志敏，连殿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与发展模式研究――以阿瓦提县“刀郎体育文化”为例[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5，（1）：
79-81.
[3] 王晓燕，林小美，赵寒治，等.吴越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以温州南拳为研究对象[J].浙江体育科学，
农业与传统文化范文6
一、生产生活习惯
劳动产生音乐。粤乐扬琴音乐不可避免地带有岭南地域内生产生活习惯的痕迹。粤乐扬琴音乐风格中极具流动感的悠扬旋律、有条不紊的明快节奏以及舒缓平稳的速度与岭南土地肥沃、水网交织的生产生活习惯密切相关。
在当地人们日常的生产作业和生活中，多以舟船作为交通工具，从事农业及渔业生产。与生产生活劳作相关的步行、划船等，节奏平缓、有条不紊，这就让粤乐扬琴音乐在旋律、节奏、速度上受到生产生活习惯的影响，促使其带有岭南地区生产生活习惯的印记。轻快的节奏、平稳的速度以及流畅似水的音乐旋律正是岭南生产生活习惯在粤乐扬琴音乐风格中的文化反映。
二、音乐审美观念
粤乐扬琴的音乐风格深受传统文化审美、地域性审美观念以及艺术家审美个性的影响。
1.传统文化审美。我国民族音乐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讲究高雅的韵味和情调，以“和”为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倾向。粤乐扬琴崇尚优美、和谐、乐观向上的音乐格调，与传统文化的审美精神一脉相承。它注重写实，属于具有鲜明平民化、大众化特质的扬琴流派艺术。粤乐扬琴音乐节奏的轻快平和、旋律的优美柔和、速度的悠缓温和都无不体现出“和”之美的音乐风格基调。
2.地域性审美观念。岭南地区具有以“自然为宗”的地域审美共识。它追求自然，反对矫揉造作，主张直抒胸臆。在此审美观念的“熏陶”下，粤乐扬琴音乐推崇自然，追求细腻、华美的音调以及直观的情感表达。其音乐作品中与自然相关的题材为数不少，作品通过描绘自然风光和景物来抒感，具有自然清新之风味。
3.艺术家审美个性。演奏是再创造，艺术家个人的性格、爱好、审美追求会直接反映在其演奏中。同样的作品，不同的人来演奏会出现不同的效果，甚至会出现某个人专属的演奏版本。同时，这种个性还受到传统文化审美的浸染，并与自身的审美个性相互作用，产生统一的艺术审美认知。
三、地方方言声调
地方方言的声调变化是构成不同地域音乐风格的基本依据和前提。民间器乐的音乐风格最易受到地方方言语音的影响，形成一种特定的音乐形态。粤乐扬琴音乐只有运用岭南本地方言才能表达其独有的风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