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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1
生命的繁衍及人们对长寿的渴望，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突出。中国是宗法社会，社会关系多靠血缘纽带来维系。子嗣问题关系宗族命运，所以，历来受到人们及大的关注。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了父母及家族的命脉，这是人生的重大罪恶。而子孙的繁衍昌盛，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有了生命的诞生，人们随之又希望能健康成长，获得长寿。围绕着人的出生，成长与长寿，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由此产生出了太多的思想信仰与巫术。用镜祈求子孙繁衍，祈求寿命长久，就是人们为了实现此理想而做出的努力。
人们以祈求子孙繁衍，这在镜的早期纹饰铭文中就有相关的表露。从铭文的产生来看，有专家认为：“铜镜上有文字，目前最早的例子是1979年陕西凤翔南指挥西村46号墓出土的一面铜镜，上有一字似为‘车’字简化，时代是西周中期。在传世品中，还看到过有秦国文字的东周铜镜。但是，镜铭的流行还是始于西汉，正式镜铭的这一起点，当不早于文帝后期。”而现在通行的观点认为铭文出现于战国末，西汉初期镜铭也只是作为点缀，武帝后才渐成为镜背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汉代――我国铜镜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产生了一类极为流行的，被后人冠以“长宜子孙”之称的铜镜，其铭文反映的正是祈求子孙蕃昌的内容。《广西出土古代铜镜选介》中就有一面长宜子孙镜：“主题纹饰为四个成熟的石榴，自纽座向外伸出。石榴之间夹以篆体铭文‘长宜子孙’。”而石榴自古以来就是多子的象征。
此后的铜镜中，与子嗣相关的内容显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可以说，在镜铭中对求子心愿的表露已成为历代铜镜的惯例，这种做法直至明清仍很盛行。如清代有喜生贵子镜，“主区饰儿童，宝瓶，金钱和花朵等。镜钮处饰吉祥语‘喜生贵子’四字”。其中，强调的主题就是子孙的繁衍。
总的来看，镜中对祈求子嗣愿望的表露呈现出发展的趋势。至清代甚至产生了一面镜中有三十二个童子的样式，人们称之为“清代百子图镜，”镜背饰三十二个形态不同的天真稚童，其中，有五子夺盔，意为“五子夺魁”，有三重三元，莲生贵子，榴形百子等，寓意都与子孙昌盛有关。在清代还有明显体现祈求意义的送子图形镜：“纽上方和两侧饰有人物，两人作送子交接状，一人手指送子者：下方饰宝瓶。”这些镜中对童子的强调，夸张，渲染，无疑是人们祈求子嗣繁衍思想的集中体现。
镜与婚嫁
婚礼中对镜的运用，已成为古人的生活习惯，因此，人们似乎多对之视而不见，文献中的记载也极为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为数不多的记载中看出中国传统婚礼中对镜的重视。唐代杜佑《通典》之“后汉纳采礼物”中有阳燧，宋代郑樵《通志》“纳徵聘礼三十物”中也说后汉聘礼三十物中有阳燧，而在古人的认识中，鉴，燧完全是同属的。人们并未注意到二者在形制上的区别，认为阳燧之所以能取火，是因为炼于午日午时火盛之时。
在这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们对镜的运用，表现在婚礼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以镜为聘礼。其次是夫妇其结镜钮，以表同心。第三是共拜宝镜，尊其为神圣。第四是新娘佩带或手捧宝镜。第五是以镜照新娘。第六是以镜遍照喜轿或挂于喜轿之上。
人们不仅在婚礼过程中强调用镜，即使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示婚恋关系时也常用到镜。从古至今，人们都广泛的以镜为恋爱婚姻的信物，以此表达双方真挚的情感。以镜为情感信物的最早最确切的记载，当见于汉代镜铭中。汉镜中有一种小型平边镜，镜体厚实，铜质泛黑，铭为“见日之光，长毋相忘。”此铭表明西汉初年社会中已起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的表记，并相互赠送作为纪念。
除了汉代镜铭所记之外，文献中对此的记载较早见于汉代的《神异经》，其中有一则故事说：“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为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这表明镜与婚恋中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此后分镜或破镜就指夫妇分离，镜重圆则指夫妻团圆。对此，我们的考古发现也能说明问题。在《陕西安寨县王家湾发现汉墓》中出土有王莽时期的钱币和汉中期的陶器及一件昭明铜镜，“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一半放置于男主人头边，一半放置于女主人头边”。可见汉代不仅有夫妻以镜为信物，分离时分镜的做法，还有合葬分镜的习俗。这表明夫妇二人生生死死以镜为信，永不分离。
统观婚恋与镜的关系，我们认为，镜之光明能照明一切，洞察一切，能见证婚恋关系双方的心迹，是信用的象征，故而人们多以镜为信。而且由于镜能无所不照，定然也能照见一切妖邪，镇压邪恶，成为人们安全吉祥的保障，于是人们才在婚礼这一重要时刻佩镜照镜，用镜驱赶一切妖魅，求得吉祥。这虽从表面上看来是两个方面，但都是对镜之光明照鉴功能的扩大延伸，都是顺势巫术的体现。即便是分离，团聚时以镜为信物，这也是顺势巫术的表现，即希望分开的镜能够凭借其神力而重圆。
镜与道教
道教是我国本土文化中孕育而生的成熟宗教。其创始时代旧说不一，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太平道和三国蜀地的五斗米教是最早的道教。道教是以老庄等道家学说为思想基础，以神仙之说为中心，糅合各种古代民间思想信仰，崇拜方术(道，易，阴阳，五行，巫祝，天文，占星等)形成的宗教。其产生的源头是巫术，在道教对巫术的大量吸收中，在民间有雄厚信仰基础的镜，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其充分引入来为自己服务。
镜同样是以巫术中功利形态之“用”涉入道教的。如用镜书符招仙，役使鬼神，祁情求雨，禳灾去祸等。因为道教最为注重的是修道成仙，长生不老，多强调天道，法器的神异性，所以镜的神异性在道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道士进山往往佩镜，道教法器之一既是铜镜，道教科仪中也少不了铜镜。在道家传说中，镜甚至成为上天玉帝之宝物。
在我国的各种宗教中，道教素以其完备的法术著称。在其施行的各项斋醮仪式中，镜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法器。这一特殊的镜，在法术开始前坛场的布置准备中，在施法的各项过程中，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科仪中的法镜，多作为斋醮之坛的布置作用。而且与坛场安置铜镜有关，还有一套极为详尽的科仪，要念诵一系列规范的咒语。如其“点灯立镜咒”曰：“明灯照出千年鬼，古镜照出万年精，太阳正照，阴鬼当衰，神光耀目，光露太微，我今所照，从恶皆摧，七气成斗，三气成台，五星洞照，万劫咸灰。符到速捉，符到速追，急急如北帝律令敕。”与此同时，道士以左手煞文安镜，右手放纸捻点灯。仅仅是安置铜镜这一项，就有这么多复杂程序，足见道教科仪之发达。
其次，在实施法术的各项过程中，镜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器。关于其作为法器能够对付妖邪的作用，东晋葛洪早已有较明确的阐述。其《抱朴子-内篇-登涉》中说想要成仙，必须寻仙学仙，而这一切要入山才可得到，然而山中是充满凶险的，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才能入山，为了入山的顺利安全，镜成为了道士入山寻仙必备的器具之一，用之可以防妖镇邪。道教信徒们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对镜镇压妖邪的功用大加发挥。为了增其神力，取信于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繁杂的仪式规范。如为了对付妖魔鬼怪，先要建狱建台，以助其捉妖。《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五载有“建五狱法”，其天狱法式就是要用“大明照子”一面，上面朱书山精野怪符一道，著在盆心，点长明灯一碗，浮于水面上，盆上再横法剑一口。另外的木，金，土，火，四狱则只用照子放灰上，灯一盏虚架照上。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2
[论文摘要]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古代学者以其丰富的思维智慧提出的各种管理思想对我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用于生产实践，同时与世界的先进管理理念接轨，已是目前企业所需要探讨和考虑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120- 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3]巨天中，李放.孟子智慧今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9.62-63.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3
论文摘要：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类型，建筑与文化关系密切，建筑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儒家礼教、道家“天人合一”思想、民俗文化等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长春.中国古代建筑设计与传统文化思想[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4
关键词：中国 美术文化传统 特点
中图分类号：J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92-02
中国美术文化传统历史悠久，蕴含了我国上下几千年的精神文化，对我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美术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特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外显，对我国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是世界著名的四大古国之一，我国的传统文化包含多个方面，美术文化传统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自己独到的表现形式和感染能力不断为我国的文化发展贡献力量。我国美术文化传统是建立在我国古典美术和古代美术内容研究之上的，是两者的有机融合。
一、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概述
美术文化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体现，其通过自身独特的记录方式和表现手法展现了人们对社会的寄托、批判等思想，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我国古代的文化可以追溯到祖先时期，而我国古代的美术文化也是由此开始。人类在没有发明文字之前，就是通过简单的绘画来交流的，这作为我国美术的发展溯源，对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我国的生产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国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得到了很显著的发展，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也使得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特点不断丰富，美术文化不断融入新思想，逐渐由古典美术向现当代美术发展。
中国美术文化传统作为我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是一个动态流向，是美术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思想、理念、形式等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类社会改造世界、创造世界的一种表现，对我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中国美术文化传统是探索中国文明的重要工具，美术作品具有记录、写实的作用，传统的美术作品和美术文化正是人类文明探索最有效的工具。
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美术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有力保证。中国美术的种类繁多，画法独特，闻名于世界，对世界美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社会文化因素对美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社会发展历程的曲折性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美术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为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对亚洲国家美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特点
（一）人本和时代相结合
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源于人类生活、服务于生活，美术作品的创作和美术思维的灵感都是本着“人”的思想进行的，所以我国的美术注重“人本性”的突出，尊重“人”的价值。我国美术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岩石刻画，这是对生活的一种记录，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美术逐渐从岩石刻画发展到纸张绘画，同时美术的功能也发生着改变，记录生活、陶冶情操、物质来源等都是创作者美术绘画的意图，但无论出于何种意图，绘画者的美术作品都遵循“人本”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对人类的影响深远，所以中国人注重自身素质、自身修养的提高，而中国古代小农思想也使得中国文化受到相应的影响。由此人们经常将自己的人本思想寓于绘画之中，通过美术作品来表达创作者对社会、自然、人类的某些思想，也正因如此丰富了我国传统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儒家、道家、佛教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对我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国传统美术也不例外。儒释道三种文化，分别通过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深深地影响着我国传统美术的绘画形式和表达手法，由此可见，我国美术文化传统深受时代文化的影响。例如：道家“无为”的思想为我国山水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调，山水画集自然之精华，天地之秀气，阴阳、晴雨、昼夜等都蕴含着无尽的乐趣，表现出画家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之情，以及豁达的胸襟，与我国道家的思想十分相同。
（二）现实和思想相结合
我国美术文化传统注重绘画的形式和思想，形式主要是指对社会现实的记录和写实，而思想就是创作者所富含的想法和情意。所有的美术文化作品都是现实与思想的结合。但是中国美术文化传统思想与现实的结合，不仅注重在绘画中蕴含自己的思想，更注重绘画技巧的提高。其注重作品的内外合一，不过于拘束作品的现实表达，注重作品的情感表现。因此中国美术是虚实结合的，美术创作者一般会将对社会的想法通过美术绘画虚实结合的特点表现出来。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现实和思想在美术作品中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但对现实的描绘较为随性，更加注重表达“真”情感。我国社会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现实都是不同的，而人们的思想也是不同的，所以美术作品的表达不仅是客观现实的展现，同时也是自己内心思想的内化。
中国美术讲究形与意的结合，美术作品中通常都是以意显形的，也可以说是情景融合，这种表现方式在山水画中较为常见。中国美术不追求真似，而注重神似，这种神似的特点也显示出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主观特点，即美术创作不拘于形式，较为随性。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现实和思想的结合充分体现了我国美术文化的无拘束特点，其注重的是创作者的创作思想，而不过于拘束创作者的创作形式和对客观事物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类型的美术创作中将创作者的现实情感物态化，不仅表达了创作者的创作思想，丰富了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内容，而且还在创作的过程中突破了现实的局限性。
（三）情感和理法相结合
中国美术讲究情和理的融合，情主要是指美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和创作者的主观思想，理则是自然事理。作为一个千年古国，我国的文化影响十分的深远，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多变性，也对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是我国美术文化传统无论发展到什么阶段，依然注重情感与自然的结合，因为美术创作就是源于自然，始于情感的。美术作品的创作离不开自然规律的作用，美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来源于生活，所以美术作品的创作和美术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然规律的制约。只有将自然与情感结合起来，才能赋予美术作品更深的内涵，美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意境才能被真正的理解。由此可见，美术文化中的情与理是同等重要，并且相互影响的，只有将情与理结合起来，才能使得美术作品富有内涵，才能充分表达出创作者的感情。
中国美术文化传统更加注重创作者的内在思想和主观精神，其不局限于客观现实的刻画，而注重美术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也使得我国美术文化传统形成了情感与自然相结合的思想。随着我国美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美术在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法上的要求也相对严格，逐渐提高了对理法观念的重视，因为“理”对于美术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理法的约束，美术创作就会失去方向，失去艺术价值。因此，中国美术文化传统注重情感和理法相结合，这样才使得我国的美术作品在画里画外都具有丰富的感彩。
（四）文化的包容性和继承性
中国美术文化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一起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对人类的思想束缚较为严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美术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美术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部分，通过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充分体现了其对文化的包容和继承，因此文化的包容性和继承性是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特点之一。我国美术文化传统继承了中国古代绘画思想和形式，并且结合了时代的发展特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我国的社会形态经历了很多次变化，所以我国美术文化传统也继承了不同时期我国绘画的思想和形式。我国唐代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并且唐代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顶峰，因此唐代时期我国的美术文化吸收了外国文化的精华，并为之后的美术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爆发，我国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外国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如今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逐渐趋向一体化，外国文化也不断涌入中国，并对我国的美术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补充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美术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是不同国家的文化是存在差异的，我国的美术文化在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时，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效吸收和借鉴符合我国美术文化发展的外来文化，不断丰富我国美术文化的内容。中国美术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也不断将自身的美术传统加入到外来美术的形式上，使得外来美术更加具有中国特色。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使中国的美术文化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也使得中国美术文化与世界接轨，实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美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精神的写照，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重要的精神食粮，更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美术文化传统已经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其具备的人本思想、情理统一、继承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对我国美术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要在继承美术文化发展的基础上，结合世界文化，加强对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研究，推动我国美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吕文艺. 浅谈中国美术文化传统的特点[J]. 大众文艺，2015，02：121.
[2]李峰. 中国美术传统文化的特点[J]. 芒种，2012，23：177-178.
[3]陈海强. 美术文化的传统内涵研究[J]. 美术教育研究，2012，19：36-37.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5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时常发现教师累到腰酸背痛讲解文言知识，学生还叫苦连天，觉得文言文离我们太远了，太难学习了。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学习文言文呢？撇开为了应付高考考试原因不说，另一方面从一个伟人的话语中就知道了：“不会善待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力倡导高效课堂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寻找合适的方法进行文言文教学呢，笔者想从“文到”和“言到”两个方面谈谈。
先要搞清楚“文”与“言”的不同，言是文言字词句、句式等基础知识。文是文章的内容、结构、主体和情感等。“言”与现代文的差异，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而作为文章，“文”又是不能完全抛弃的。
一、夯实文言基础知识
首先，教会学生积累知识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知识积累是能力提高的基础，有计划地进行积累，不仅可以丰富学生古汉语的语言材料和知识，使之形成系统，而且也能转化为能力，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我们要求每位学生都准备一个笔记本，建立“文言知识库”，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整理。例如在一次复习课上，教师列出这样一系列词——负、任、担、荷，让学生比较异同。经过讨论，学生将这些词归为“携带物品”的系列词，教师接着启发学生回忆、整理出其他的系列词，结果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一下子整理了不少。有：“生病”系列词——病、疾；“土山”系列词——丘、山、陵、阜、阿；官吏升降系列词——除、拜、擢、拔、迁、贬、谪、黜、左迁。还有关于词的引申义问题，利用学过的文言文去整理一些词的古今意义变化，比如“兵”——兵器、士兵、军队、战争、兵法，“问”——询问、追究、音讯、问候、审问、命令。通过比较归类，学生既了解了古代词语的变化，又提高了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词语辨析能力，让课文这个“例子”真正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体现学会积累带来的极大益处。
其次，注重诵读，增强学生的感悟能力。诵读是我国语文学习的传统方法之一，只有反复诵读才能品味辨析，增强语感，对语言的优美才会深有体会。在诵读时，应注意加以指导，如读准字音、读准句读、读准语气等。朱熹在谈读书时也提到过要眼到、口到、心到，所以让学生在阅读时，眼、口、心、耳并用，逐渐培养语感，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准确的理解课文。
二、注重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培养阅读古今中外各类小说、戏剧作品的兴趣，从优秀的小说、戏剧作品中吸取思想、感情和艺术的营养，丰富、深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提高文学修养。”因此作为语文老师要启发和引导中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提高学生对我国古代经典文化传统的认识，加强学生对优良文化传统的热爱，并增强学生阅读和分析古文的基本功，培养学生把握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
比如，阅读必修五中第二单元的四篇文章《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逍遥游》、《陈情表》，作者时代不同，文章体裁也不尽相同，所以教师在教授时应特别注意让学生恰当把握文中所抒发的情感；有回归田园的乐趣，有士人不遇的凄情，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感慨，有奋力前行的壮志酬筹，也有依依不舍的友情和暖暖的亲情。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情的理解和体会，披文入理，对学生进行人文的熏陶和感染，激发他们内心的情感经验，并能够学以致用，符合新课改标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另外，文言文中蕴涵了大量的古代文化信息，包罗了天文地理、星象历法、宗法礼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所有这些信息，不是系统的，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学过的文言文的字词句中。比如古代姓氏文化：上古贵族有姓有氏，如贵族男子，或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郑文公（郑捷）；或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屈完，或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如孔丘。如古人的座次：在《鸿门宴》中我们知道，座次代表着尊卑，皇帝往往是坐北朝南，朝臣们一般面向北而坐，并按官位高低从东往西排列，这样，官位高的居右，官位低的居左，这也是古代右为上的原因了。还有古代年号问题：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第一个年号出现在西汉汉文帝刘恒时期，年号为“前元”。一个皇帝在位时，可以进行多次改元，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武则天在位21年，有18个年号（光宅、永昌、天授、垂拱等），明朝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因此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世宗被称为嘉靖帝。以上都是中学生从文言文中学习到的我国古代的一些文化知识，这样就不用单独开课程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了，这就是文言文学习的“文到”意义。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6
（一）城池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的紧密结合首先表现在其城池建设上。事实上，中国古代尤其长江以南的城市中，人工建设与自然形势的紧密结合是非常普遍的，例如温州、福州、常熟、绍兴等都是城建史上的经典案例。但若论其天然形势于人居环境建设之便利，永州却是颇为突出的！永州古城的选址——此处不论在大尺度区域地理格局中基于军事、交通等原则的战略性选择，而仅论在下一尺度上对城市基址（天然条件）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首先，潇水绕城几乎环其三面，形成天然的防御屏障、便利的水源和交通运输条件。其次，在潇水环抱的东岸台地上恰恰有一座南北向狭长的东山，与潇水一起限定出一个适宜聚居的范围，并构成东部的天然防御屏障。第三，在潇水与东山之间，又恰恰有一北、一南两座山丘，成为历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坐标（或“生长点”）。此两座山丘，北为万石山，南为千秋岭，在柳宗元的文章中都已有明确记载，其残存地形今日也仍清晰可见。但以往研究中对这两座小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永州古城基址上最早兴建的汉代侯国城，虽然目前尚缺乏准确的考古发掘证据，但根据文献记载，大约就在万石山一带。唐代永州有“子城”，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和地形推测，也约略就在东山、万石山、千秋岭与潇水形成的天然围抱之中，甚至可能就是依山而建。宋代城池扩展，向东沿着东山山脊筑城，向西沿着潇水筑城，因为地形狭长而南北收束呈枣核型，这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天然地形优势，减少人工修筑成本。因此宋人吴之道的文章中早有总结：称永州是“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①——说的正是这一天然地形是多么不可多得。再看城内建设对天然地形的利用。汉代资料太少姑且不论。从唐代开始，文献记载中可以确定位置的所有最早的公共建筑（包括衙署、寺庙等）都选址在这三座山丘之上或山麓地带，依山势而建，以利防御和水患；后来用地不足才逐渐向山下平地发展。宋代以后形成的城中道路格局，主要有二纵五横（或七横）。横向（即潇水与东山之间方向）街巷多，正是充分利用潇水岸线和滨水界面的表现。历史上临水城门曾多达5座，现存之清代格局中也有4座；这也说明了古代永州城内的生活与潇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因此我们可以总结，永州城规划建设的特点正是“随形就势”、“依险设防”、“因山为城”、“凭溪为阻”。之所以称其巧，就是因为它以最少的财力、最少的人力，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禀赋与优势，来实现最大的效果。这种巧，是因为人们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价值；也是因为在规划营建过程中，人们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改造和修补自然；虽朴实无华，却真可谓大智慧也。而事实上不仅仅是零陵古城，宋代以后永州地区下属诸县城——如祁阳、宁远、江华、道县、新田等——的规划建设也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
（二）文化环境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二个特色，是在当地的文化环境建设与道德人文追求。这也形成了永州历史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即古人是通过“自然”来“作文章”的。这一特色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在永州“悟道”的先贤皆从这片广阔丰美的自然之中获得灵感。不论远古的舜帝、唐宋的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以及后来众多的明清名士，无不如此。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思想，皆从对自然的观察和感悟中生发出来；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永州的自然，也恰恰得益于永州的自然。以唐宋两代永州的大量贬官为例，贬谪对他们的人生而言乃莫大之不幸，但这里丰厚美好的自然山水却又抚慰了他们，陶冶了他们，成就了他们；而他们也为永州创造了深远的文化。其二，文化的传播在永州也是通过“自然”。永州以“天然碑林”闻名，被称为“石头上的文学史”②。何以会形成这样的特色？正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墨客以其石奇石多而愿将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文追求以石刻的形式永远留在自然之中，永不磨灭。因此“自然”也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传播媒介。后人慕名而来，看到前人的印记，读到他们的思想，有感而发，撰文刻石；后人再来，再读，再刻。如此往复，精神一点一点流传，文化一点一点累积和创造。因此可以说，永州的文化、精神与道德，不仅仅是用书本传播，更是通过自然——准确地说是千百年来不断被“人文化”的自然——来传播的。其三，历史上永州的文教设施建设也充分表现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结合；这也说明文化教育事业在当地极受重视的历史传统。永州古代的学宫、书院数量巨大，笔者曾专门论述这些文教设施的选址和建设是如何苛刻地追求理想的地势、水形，以及对周围自然环境要素的充分利用与契合③。其中，清代邑人樊名世对在一风景极为美好之地——东溪——兴建书院的阐述令人印象极深。他说：“其形胜如此，匪惟于禅居宜，而于吾儒之游亦宜。……旷与奥与，于吾儒心性之学实有所裨。……旷与奥与，于吾儒技艺之学，更非无补。后之学者游于斯，必于斯有起不徙。形胜娱观己，此所以为最也，所以难已叠葺也。”④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风景如此美丽之地，不仅适宜建设寺庙，当然也适宜建设学校。美好的风景对儒生的心性之学有益，对技艺之学也有益。后人在这里学习，如何会没有所得、没有成就？这么美好的地方，如何能不建学校呢？事实上，类似的文章在永州地区明清府县方志中比比皆是，这恰恰说明永州前人深谙优越的山水环境对于教育人、教化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说明他们懂得应该把最好的地方用来兴修学校、进行文化建设。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将原来萍岛上的萍洲书院整修重建，作为永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场所，算是对这种文化传统的延续，值得提倡。综上，永州的文化传统是与它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层面上来认识，才能体会永州的文化特色。然而在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全国很多地方政府和规划设计从业者忽视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环境建设，造成了许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文化传统的断裂、城市环境缺乏整体的精神文化追求等问题。当然这也更突显出永州历史文化传统的珍贵。尤其在本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形势下，永州更应该充分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创造性地继承与发扬。
（三）风景发掘建设永州历史上人文与自然紧密结合的第三个特色是在风景的发掘与建设。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两个事件，乃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与宋代的《潇湘八景》。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山水游记的经典之作，也是柳宗元在永州从事风景开发与设计的完整记录。如果说是《永州八记》使永州之名终为天下人所知，那么这“名声”正在于当地奇异之山水、及柳子的慧眼识珠、非凡发掘之功。后者乃明清风靡全国的“八景”文化之源头。为何“潇湘八景”会有如此广博深远的影响？以前不甚理解，但当第一次亲临潇水之上，耳边回荡起北宋欧阳修“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①、南宋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②的感叹，则略有所懂。“潇湘八景”，开启了后世地方以“八景”形式整合当地风景资源、并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模式。上述的事实足以说明永州在中国古代风景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州的风景发掘历史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人文精神？从元、柳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发掘风景的：这是一种“不忍”——不忍心美好的自然无名地淹没在荒野中，所以“不能不”将其发掘，为其命名，施其建设。这一方面因为永州的自然风景资源实在太美好、太丰富；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儒家思想中“人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精神，即人有责任及能力帮助自然之化育，发现其美，点化其神。元、柳的行为后来在永州地区也形成了相当深刻的风景发掘传统，历宋元明清，大量的风景地被发掘和建设，并伴随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③。因此，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只看到永州的自然环境如何之美好，而更要看到它们如何吸引诸多名士将他们的情感、思想、信念都一点一滴融入到这个自然之中。这个“人文化”的自然、丰富厚重的自然，才是永州自然独有的魅力与特色。综合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永州传统人居环境营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其人文与自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因“巧”而“妙”。从现实的角度看，这正是古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财富。今天永州的城市建设如能继续巧妙地选择自然，充分地利用自然，适度地修补和加强自然，那么其文化传统之精髓即得以传承和发扬；反之如果今天忽视对自然环境应有的尊重与协调，一心只想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景观，那么永州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被弱化甚至消失。
二、名城申报不是终点，未来城市建设更应侧重文化环境创造
今天永州能珍视自我的历史文化价值，积极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并作了许多相关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非常值得赞许。但名城申报绝不是一个终点，而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的新基点、新起点。如何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今天需要慎思而笃行。在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由国家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吴良镛院士针对历史文化城市保护与发展问题提出了“积极保护，整体创造”的八字原则④。这一观点针对过去的单纯保护而言，强调应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和文物建筑本身，更要维护历史文化环境的整体秩序，使新建设尊重所处环境的历史文脉，并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技术方法上，整体创造并非复旧，而鼓励在尊重历史、尊重整体秩序的前提下适度创新。吴氏常常谈到绍兴“兰亭”与武昌“黄鹤楼”的案例。兰亭因王羲之而久负盛名，然而今日兰亭早不在东晋旧基，而是明嘉靖十七年在原天章寺北择地重建；本是“伪古董”，然“经康熙乾隆之游幸与题记，今日已成地地道道之真古董矣”⑤。武昌黄鹤楼历史上更是九毁九建，每次设计均依当时之审美与创造有所不同，但并不损伤其作为重要文化地标之真实性与深厚价值。此二例旨在说明，文化环境不仅是前人创造的，更需要后人的继续创新。所欲“整体创造”的正是一个既延续历史文脉又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环境。这也正是永州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过程中及申报成功之后，需要不断思考与着力之处。并且，必须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与文化环境的创造统筹考虑，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因为文化经营与文化环境营造不仅是永州历史上的宝贵传统和突出特色，必须继承；也是永州未来城市经营与发展的巨大优势。
三、对名城申报相关工作的其它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