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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的估值方法范文1
【关键词】企业投资；风险投资；基本价值估值；成长价值估值；投资策略
现代企业的发展通常会经历初创、成长、成熟、衰退4个时期，而作为投资者在企业的生命周期里也会存在天使（Angle）、风险（VC）、私募（PE）、投行（BI）、上市（IPO）、并购（MA）这些投资阶段和方式。风险投资是指企业在没有稳定的收入，产品处于研发阶段，可获利客户群尚未成形，倒闭风险随时存在时投资人给予的投资。风险投资一般包括了Angle、VC、PE的投资，投资的目的都是为了规避风险，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收回本金和获得最大的收益，1976年，瓦尔丁向苹果计算机公司投入2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1980年收回了1.34亿美元，超额收益670倍。2000年日本软银孙正义以2000万美元投资了阿里巴巴，2014年变成了500多亿美元，超额收益2499倍，彼得蒂尔2004年投资FACEBOOK公司50万美元，6年后获利10亿美元，超额收益1999倍，可以这么说风险投资的回报率是无上限的，但是也会存在投资失败无法收回投资本金的风险，据美国硅谷投资协会的项目失败统计，风险投资者平均项目失败率为85%，如软银、伯克希尔哈撒韦、长江实业等最有名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保证每年投资收益扣除损失能达到25%的收益率就算相当不错的投资回报了。
一、对投资企业的基础价值估值
投资企业的基础价值是由企业的创始人和团队对可变现有价资源的创造、控制、增值能力所决定的，这些能力的来源离不开企业创始人和团队对行业、技术、管理、法律、营销等知识的深刻理解，对这些认识的了解可以通过与被投资企业的会谈、尽职性调查的方式取得。
投资企业的基础价值=a×b×（c+d+e+f），a为创始人道德和三观水平因素（若发现有不诚实的言行，沟通存在障碍，过度自我评价，缺乏行动能力等负面情形为零分，否则为1），b为从事业务带来的不可克服因素（若发现有技术根本无法达到，法律造成损失很大，可控资源无法取等负面情形为零分，否则为1），c为企业发展创意因素（若属开创性给予100万元的估值，若属改革性给予80万元估值，若属竞争优先性给予50万元的估值），d为良好商业模式因素（若能很快的发展稳定客户群具有可持续获益能力的商业架框给予100万元估值，否则为0），e为产品和服务的未来适用性因素（若产品和服务颠覆和独创性并能广泛得到市场运用给予100万元估值，否则为0），f为企业团队运营水平因素（若企业团队有良好的凝聚力、应变能力、管理水平、高效执行力给予100万元估值，否则为0），对c、d、e、f的估值可以根据投资人对被投资对象实际情况进行赋值，但每项上限不宜超过150万元。
二、对投资企业的成长价值估值
投资企业随着业务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的投入，企业进入VC或PE阶段融资后，将会产生收入、利润、现金流等历史指标，基础价值估值的方法将不太适用，按著名的投行摩根斯坦利的统计数据50%以上的投行选择乘数估值法（市价率法P/S、市盈率法P/E、市增率法P/EG、市净率法P/B等），30%以上采用剩余收入估值法（EVA），不到20%采用现金流量现值法（DCF），乘数估值法公式简单，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容易计算，相应乘数也可以由相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取得，而EVA和DCF不仅计算复杂，而且涉及很多不可控指标取得，所以对于企业估值适用性较差。所以在成长价值估值中首选P/E法（企业市值/利润）、P/S法（企业市值/销售额）。首先要挑选与非上市公司同行业可比或可参照的上市公司，以同类公司的股价与财务数据为依据，计算出主要财务比率，然后用这些比率作为市场价格乘数来推断目标公司的价值，比如目前在国内的风险投资（VC）市场，P/E法是比较常见的估值方法，上市公司市盈率公式有两种：
历史市盈率（Trailing P/E）-即当前市值/公司上一个财务年度的利润（或前12个月的利润）.
预测市盈率（Forward P/E）-即当前市值/公司当前财务年度的利润（或未来12个月的利润）。
投资人是投资一个公司的未来，是对公司未来的经营能力给出目前的价格，所以他们用P/E法估值就是：
公司价值=预测市盈率×公司未来12个月利润
公司未来12个月的利润可以通过公司的财务预测进行估算，那么估值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预测市盈率了。一般说来，预测市盈率是历史市盈率的一个折扣，比如说A股或创业版某个行业的平均历史市盈率是40，那预测市盈率大概是30左右，对于同行业、同等规模的非上市公司，参考的预测市盈率需要再打个折扣，15-20左右，对于同行业且规模较小的初创企业，参考的预测市盈率需要在再打个折扣，就成了7-10了。这也就目前国内主流的外资VC投资是对企业估值的大致P/E倍数。比如，如果某公司预测融资后下一年度的利润是100万美元，公司的估值大致就是700-1000万美元，如果投资人投资200万美元，公司出让的股份大约是20%～35%。
对于有收入但是没有利润的公司，P/E就没有意义，比如很多初创公司很多年也不能实现正的预测利润，那么可以用P/S法来进行估值，大致方法跟P/E法一样。 投资企业的成长价值=a×b×乘数估值数，a和b的赋值与基础价值估值a和b相同。
风险投资的估值方法范文2
（一）国内文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不断壮大，国内学术界对风险投资过程的研究也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金京淑、臧良运、尹来武（2009）提出了风险投资是一种特殊的产融结合方式，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对调整经济结构有积极的影响。我国风险投资还处于发展上升阶段，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随着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善和发展，风险投资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广泛的支持，并且未来前景一片光明。陈中园（2010）比较各国各种组织形式的形成和其对风险投资发展的推动作用，认识到一个国家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政府政策的供给，都会影响其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构建，而组织形式又会带动风险资本的投入，同时对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以及资本结构进行分析并提出系列方案。王彤伟（2010）通过对风险投资的各种退出方式、退出时机的比较得出风险资本在不同情况下的退出策略，过有效案例证实其的现实意义。肖瑞宇（2010）以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结合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系统研究、实证分析、逻辑法等方面对风险投资主体法律制度、风险资本渠道法律制度以及风险投资鼓励制度、退出制度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对我国风险投资现今实施的法律体系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二）国外文献 Bernard Guilhon，Sandra Montchaud（2006）描述了欧洲风险投资产业的动态性，论证出了了这种动态性下不遵行一个单一的途径。研究的相应数据模型证明了制度变量和经济变量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将风险投资的形成放在一个动态的情景模式中进行探究。David Ahlstrom， Garry D. Bruton （2009）建立了进一步理解风险投资在新兴市场中的结构框架，关注在新兴国家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变化的不同环境对于风险投资的影响。Babara Cornelius（2006）提出了对风险投资的发展的一系列相关的探究，论证了风险投资的制度化的演变过程。John H.Cochrane（2009）主要分析了风险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的衡量方法，从而扩大整个风险投资市场的收益性。Dean A.Shepherd，Andrew Zacharakis，Robert A.Baron（2005）指出经验与风险投资家的决策过程的关系是曲线性的。风险投资家需要具备相应的风险投资经验，经验少者与多者相比，其作出的决定的可信性要小的多，但造成两者业绩较低的原因却不相同。
相关文献的研究从我国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法律制度、退出机制等多方面的了解了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对高新科技的发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力，同时也对风险投资发展中存在的缺失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而本文是在以上各位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对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及在漫长的风投发展中，我国所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并对这些挑战作出相应对策的研究。
二、 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风险投资的概念 虽然风险投资在国内外发展了很多年，但是依旧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说法。我国学者成思危（2011）对风险投资做了如下定义：“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危险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获得成功后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
（二）我国风险投资现状及发展特点 2010年国际经济走势因为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下出现了良好的反应。而各国的经济总体上出现回暖状态。在这样一种良好的世界环境中，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其持续稳定发展。
2010年10月～2011年1月，对597家风险投资机构进行了有效的数据调查，其中外资的166家，本国的431家。最终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风险投资的特点表现在：
（1）基金募集幅度增长，风险投资热情高涨。2010年，世界经济大环境处于良好走向，我国宏观经济也处于稳健发展状态。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下，新兴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也在逐步进行。受以上环境的影响，风险投资的热情迅速膨胀，如图1所示市场基金募集程度呈跨越式增长。
图1 2003年～2010年基金募集概况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下同
（2）VC/PE投资表现异常活跃，单个投资强度跨步式提高。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成熟，风险投资渠道的拓宽，国家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些背景前提下，我国VC/PE投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如图2显示，共合计有1225个内地项目进行投资，相比2009年增长了1倍多；其中知晓的1000多个项目的投资资金有976亿元，是2009年的3倍多，投资市场表现异常活跃。
图2 2003年到2010年风险投资规模对比
从披露投资规模的1055个项目来看，平均单个项目的投资金额为9257.11万元，投资强度处于最近几年以来最高点，如图3所示。
图3 2003年～2010年投资强度对比
（3）上市成为机构主要退出方式。2010年开始，在创业板的进一步发展、国外资本市场的复苏，实施企业融资多渠道政策这一系列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上市呈现出勃勃生机的景象。据相关资料统计，2010年进行退出的投资项目有440个。其中，上市退出项目达317个，股权转让退出项目数为112个，清算项目1个，未明确披露退出方式的项目10个，上市已成为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退出方式，如图4所示。
图4 2010年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分布
三、我国风险投资面临的问题
虽然2010年来，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在退出、募资、投资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进步，但未来我国风险投资仍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调查，我国风险投资行业多数人认为，“项目估值过高带来较大的退出风险”与“优质项目源缺乏”将是排列最前的两项问题。本文主要分析“项目估值过高带来较大的退出风险”，“优质项目源缺乏”，“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匮乏”以及“税收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四方面的问题（见图5）。
图5 2011年我国风险投资面临的挑战
（一）缺少优质种子项目源 项目源的主要内容是由风险投资开始的时间决定的：在投资初期，项目源就属于萌芽阶段的企业和技术；在投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项目源就比初期的有所发展；在投资成熟阶段，这时候的项目源已经成成熟了。因为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项目源的风险较低，所以其对风险投资的作用也随着风险的降低而减少。为了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必须要关注于种子期的项目源。种子期项目虽然在政府的扶持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所跨越式发展， 但是数据显示2010年依旧是成长期和扩张期企业备受关注（见图6）。
（二）缺少优质种子期项目源的原因 具体如下：第一，风险投资具有较高的风险性。风险投资的风险性远远超过传统的项目投资水平，成功率较低，种子期的成功更是不能再低。而大多数企业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超高的风险水平。第二，超高的投资金额，使得企业机构怯步。种子期不止风险极大，在资金的投入上也是非常庞大的工程，并且这一高额投资，必须经过多个阶段的持续性投资才能完成，大多数企业根本无法承受。第三，由于风险性较高，高额投资性，导致开发者少。虽然种子期项目源具备高风险，高投资额这两项难题，但是如若种子期项目源成功开发，不仅是个人的高收益，同时也会带给社会许多积极的正面作用，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可见，风险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和正外部性决定了风险投资种子期项目源缺乏这一问题是无法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解决的，而政府应该承担起一定的作用和责任。导致我国现阶段种子期项目融资水平不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培育种子期项目源应当由政府完全承担，但政府并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发展种子期项目源在目前仍未受到政府的正确对待。政府总是希望市场能够在这方面做出协调，但是市场并非万能。如面对市场失效的同时“政府失职”，那未来之路必然很艰难。
（三）缺少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 被称为“风险投资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General Georges Doriot认为：一流的团队比一流的项目更加重要。这也可以看出，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的重要性。 因为第一流的管理团队往往会依据市场客观情况不断改正原来的计划，使之具备执行效益。相反，一个出色的业务任务由一个平庸的团队去施行，往往难以胜任。而我国目前正缺乏这样的专业风险投资人才，没有人才导致专业的管理技能亦不足，在一定的方面也阻碍了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风险投资家的培养也是我国未来将要进行的一向巨大的工程。事实上风险投资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这个人不止是指具有风险投资的专业性知识人才，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四）税收优惠政策不全面 随着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在我国新兴科技产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能满足于我国实际的风险投资发展现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我国风险投资的蓬勃发展。
（1）风险投资相关的税收法律并不全面。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明显不够完整。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也出台过许多税收优惠法律，也相对的实行了减免税收的优惠，但就从风险投资全部环节来看，缺乏具有专项针对性的优惠政策。
（2）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具体导向作用不明显。依据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将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对比，税收优惠限制在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和税额的定期减免为主要优惠方式，在方式上受到了局限，而且优惠程度较小。
（3）税收优惠政策过于简单。依据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定期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是我国高新科技风险企业的主要偏重的税收优惠方法，间接方式被忽略，税收优惠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
（4）目前的税收制度并不适应风险投资的发展。首先，缺少直接鼓励风险投资者的具有完整明确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相应的优惠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对机构投资者来说遭受的损失能否抵所得税等问题进行规定；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积极性无法被调动，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不够完善。其次，缺少鼓励企业的税收政策，在一定方面风险投资的运作发展。最后，风险投资和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利于企业即影响风险投资。
（四）高项目估值，等于高风险 日前，经过相关数据表明，大多数的投资人表示由于2011年较高的项目估值，带来了相应的投资风险。数据表示，未来风险投资发展的两大主线依旧是科技主导的新兴科技与大众消费主导行业不变。2012年调研报告显示，多数人表明市场“估值过高，有一定风险”，占总比例的71.9%（见图7）。
图7 2012年中国VC/PE投资人调研报告
四、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对策
（一）开拓优质项目源 通过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对我国缺乏优质种子项目源这一问题，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进行一系列的探讨。目前我国也在积极的进行种子期的阶段投资，逐年都有所上升（见图8）。
图8 2008年到2010年种子期项目数量
首先，培育优质项目源必定需要财政和金融的连接。由于投资种子期项目的风险是多数机构难以承受的，所以即使能够预见良好的预期，很多机构也不愿投资此类项目。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培育这一项目源的重担。其次，在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下，建立起适合与我国国情的种子期项目源方法。依据了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我国近几年，“孵化器”模式悄然出现在不少企业中。但是，“孵化器”模式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太相符，无法成功。创建“孵化器招标”制度，或许可以和我国现阶段国情相匹配。在此制度中，由政府担任招标组织人，为每一个种子期的项目创建适应其的招标标准和计划书，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进行招标。当然这一系列的想法还不够成熟，还需要经过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完善。
（二）培养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 一方面要引进海外的高层次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培育适应本土市场的创投人才，进一步开展行业内部的各类人才的合作交流。
专业的风险投资人才除了具备财务学和风险投资学知识外还需要具备以下素质：第一，具有明确的市场观念，风险投资家应仔细的调研目标市场。第二，具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如果风险投资家对市场持轻率的态度，这种态度将是对风险企业的致命冲击；关于现金流的重要性，专业的风险投资家也应当理解。风险投资家应懂得缺少资金就代表着企业的失败。第三，具有内控尺度。真正风险企业家是从理想和现实结合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认真制定并切实实施计划；尊重现实；选择正确的合作者；具备奋力拼搏的精神；学会苦中作乐；具有激情。
我国应当加强对风险投资人才的培养。笔者认为，首先，实践是最主要的办法，在管理实践过程中，发现其潜在能力；其次，有计划地通过国外的专业培训来训练风险投资人才；第三，高薪聘请国外华人专家归国；最后，建立有效的奖励机制，可以招揽更多的风险投资家。目前我国的专业风险投资人才也在逐年上升，但在现在缺乏专业人才的年代，仍然是不够，所以我国必须积极的开展各项测培育优秀的风险投资人才（见图9）。
图9 2004年到2010年专业风险投资人人数
（三）完善税收政策 具体措施如下：
（1）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制定税收激励政策，是为了使区域类的风险投资活动增加，同时风险投资水平得以提高。必须从以下方面考虑：收激励形式；税收激励程度；税收激励时间；税收激励目标；收激励成本；税收激励范围。
（2）完善相关原则。首先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计划必须适应我国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的实施。第二，整体性原则。在规划税收政策时，子系统和主系统要相互协调工作，才能使税收政策有效的发挥出其作用。第三，适度原则。根据国家经济实力，税收优惠政策应当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不能超过，否则国家难以承担。第四，间接和直接优惠相互融合，以间接为主；将行业性优惠与区域性优惠相联合，慢慢减少区域性优惠的原则。
（3）完善配套措施。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依据风险投资的发展要求，为了完善风险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还需要对以下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首先，如若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税收优惠政策也无法实行，所以应当完善现行的风险投资法律政策；第二，将退出机制建设加以完善；第三，税收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四）项目估值降温，风险减少 首先，从我国目前的国情出发，应当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项目估值体系并且加强科学研究，使其更具备现实实施意义。其次，建立高效的网络信息交流系统。这样可以加强投资各公司的必要的交流和联系，建立起健全的网络信息库。最后，中介机构在项目估值中作用较大。由于风险投资过程涉及太多，过于繁复，所以为了风险投资的安全运作，应当设立专业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
五、结论
风险投资在经济上作用巨大，能够促进高新产业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的紧密发展，风险投资的作用越加显现。我们应当了解我国现实国情与风险投资的现状，并吸取其他各国的经验教训，加强人才的培养，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政府积极培育优质的项目源。当然随着宏观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风险投资行业仍然存在各种阻碍，国家积极做出相应的政策，促进风险投资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增臣、许建亮：《我国风险投资的筹资问题及对策研究》，《财会研究》2010年第3期。
[2]金京淑、臧良运、尹来武：《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商业经济》2006年3期。
[3]孟宁：《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财会研究》2008年第18期。
[4]潇逸：《风险投资种子期项目源培育途径探索》，《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第3期。
[5]龚荣：《回望那些杯具的VC》，《新经济》2010第12期。
[6]成思危：《2011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年版。
风险投资的估值方法范文3
然而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关于中国风险投资机构联合投资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本文利用来自ChinaVenture数据库从2000年4月至2012年12月的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5316条投资事件的详细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基于中西方情境的比较，对中国风险投资机构联合投资的动机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二、文献回顾
风险投资机构联合投资的动机可以从风险投资机构和被投资企业两个视角进行分析。从风险投资机构角度进行考察，辨别风险资本通过联合投资追求的特别利益。Manigartetal．(2006)认为有四类动机:(1)财务动机，如降低风险和多样化;(2)交易流(dealflow)动机，联合投资的功能体现为增加交易流渠道，也就是拓展项目源的一种机制;(3)估值动机，因为联合作出的投资决策能够提高对被投资企业估值的准确度;(4)增值动机，指联合投资伙伴投资后给被投资企业带来的附加贡献。Manigartetal(2006)实证分析了瑞典、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英国的317家风险投资机构，认为比起那些较小的公司，交易流和估值动机对于规模更大的、专注于早期的风险投资机构更加重要［3］。Maeseneire＆Halder(2010)通过对1964－2006年间英国风险投资案例的研究，认为联合投资动机包括财务性动机、资源性动机和交易流动机［4］。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机构参与联合投资的动机不仅体现在联合投资的决策过程中，也体现在联合投资的结构、构造和效果上。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风险投资机构会选择联合投资来达到这些效果，换句话说，联合投资的初衷是什么?在现有的研究中，投资组合多样化往往被认为是出于财务性动机，但这不能解释多样化能否为有限合伙人的利益或者风险投资公司的战略性目标服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风险投资机构采取联合投资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最大化单个被投资企业或单一基金的业绩表现，而更多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生存机会。从被投资企业角度来看，现有的文献认为被投资企业寻求或接受联合投资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1)信息不对称和问题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2)与企业特征相关的动机。首先，风险投资契约的研究指出，联合投资可能有助于解决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第一轮的联合投资或者在后面几轮中联合投资的承诺被认为是对创业企业的一个可信承诺［5］［6］［7］，并且联合投资减轻了创业企业商业机密可能被投资机构窃取的忧虑［8］。其次，从被投资企业自身特征角度来看，在交易中它可能需要参考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的估值，借助其他风险投资公司的专业知识和契约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并通过降低单一投资机构股权比例来保障企业未来控制权配置。相关实证研究显示，被投资企业越年轻［9］、阶段越早［10］、投资规模越大［11］，企业越有可能接受联合投资。Cumming(2007)［12］认为不同国家的法律、政策环境、文化背景以及商业运作方式存在差异，因而风险投资交易和契约安排在不同国家市场有不同的策略。目前，学者们利用欧美国家数据对风险投资市场的联合投资动机的研究较多，本文主要是基于中西方情境的对比分析，探究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联合投资动因。
三、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一)假设提出
1．融资规模根据现资组合理论，大量的资金在多个相互不相关的投资间进行分摊可以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借助联合投资，风险投资机构可以将资金在多个项目间分配来降低内部风险。中小规模的风险投资机构也可以借助联合投资参与有融资规模限制的投资来获得更高的回报。Cumming(2007)通过研究加拿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实证数据证明融资规模与联合投资倾向有正相关关系，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假设1:融资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联合投资。2．被投资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构对于被投资企业的风险非常敏感，被投资企业风险越大，风险投资机构运用联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激励就越强。风险投资机构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于被投资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过程，在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时，联合投资常常被用作分散风险的策略，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假设2: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机构更加倾向于联合投资。3．被投资企业规模理论上，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的破产清算风险就越小。尽管我们不能说企业规模越大越好，甚至是“大而不能倒”，但从风险投资视角来看，接受投资的企业一般均为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中，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较小。本文用被投资企业的总资产来表征企业规模。由此，我们提出假设3:假设3:被投资企业资产规模越小，越倾向于联合投资。4．投资阶段风险投资由于其不能随时变现出售资产而具有较高的流动性风险，信息不对称也使得这一风险加剧。由于处于发展早期的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究开发工作，面临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等多种风险，且这些风险相较于后期的企业要高，因此我们认为信息不对称以及投资的低流动性等问题对于初创期的企业来说要更大。相关研究表明，联合投资可以使风险投资机构充分利用其他成员的信息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这类风险。我们定义变量Stage描述被投资企业的发展阶段(早期=1，发展期=2，扩张期=3，获利期=4)，并提出假设4:假设4:投资于早期公司的风险投资机构更加倾向于联合投资。5．投资机构国别通过联合投资可以使风险投资机构获得二次选择项目的好处，从而增加获得优秀项目的机会［13］。国外的风险投资机构由于对中国的法律、政策环境及文化背景等特有的国情不熟悉，因此更加倾向于同本土风险投资合作进行联合投资，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更好地筛选项目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等级，并利用联合投资中其他本土成员的信息、资源优势更准确地评估投资项目的发展潜力。因此，我们提出假设5:假设5:国外风险投资机构相较于本国机构更倾向于联合投资。6．投资轮次投资轮次是指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对同一家企业进行投资的次数。风险投资机构往往会采取分阶段投资(stageinvestment)的策略。如果投资轮次较多，说明风险投资机构对该企业的业绩表现较为满意，从而追加投资。因此，第一轮投资的投资风险最大，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进行首轮投资时更倾向于参加联合投资来分散这种风险，我们定义变量Round来表征投资轮次，如果是首轮投资(VC-SeriesA)，变量值为1;次轮投资(VC-SeriesB)，变量值为2，以此类推，最后一轮投资(VC-SeriesE)，值为5。然后提出假设6:假设6:VC投资的轮次越早越倾向于联合投资。
(二)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ChinaVenture投中集团旗下数据库CVsource，选取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为从2000年4月到2012年12月，在剔除一些有明显错误的数据后得到5316条有效投资数据。实证模型中，我们定义了七个变量来探究中国风险投资市场联合投资的动机。其中，因变量Syndication为二值虚拟变量，表示企业是否选择参加联合投资的决策，如果选择联合投资，变量值为1;否则，变量值为0。其余六个变量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设计:一是关注投资事件本身的性质;二是关注风险机构的性质。
四、数据模型的估计与检验结果
为了避免变量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运用SPSS19.0计算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从表2看，所有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4，说明变量间无相关性或相关性很弱，从而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存在。总体上，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基本印证了最初的设想，结合前面的实证结果，作出如下分析:
(一)融资规模
假设1认为融资规模与联合投资倾向有正相关关系，包含融资规模变量的回归模型1、2的回归结果中系数为正，并且显著性指标(Sig.)远远小于0.01，从而接受了这一假设。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融资额越大，联合投资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假设1成立。
(二)被投资企业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假设2认为若被投资企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特有的高风险性，联合投资发生的可能性将增大。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包含该变量的模型1和2均运行出正的变量系数，尽管模型2中显著性指标(Sig.)接近0.5，不显著，但是在考虑所有变量的模型1中显著性指标(Sig.)远远小于0.01，因此我们认为假设2仍然被接受，结论如下:高新技术产业受中国政府的扶持，政府引导资金流向该类企业，但其所固有的高风险性导致联合投资发生可能性要高于对其他行业的投资。
(三)被投资企业规模
假设3认为若被投资企业规模越大，其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投资该类企业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联合投资倾向就较低。包含该变量的模型1和3回归结果中，系数符号相反，且显著性指标(sig.)接近于1，说明数据回归结果不支持我们的假设。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法律、政策环境及文化背景等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因此企业的发展潜力、盈利能力、破产清算的风险等仅由企业的规模来衡量是有失偏颇的。例如，有政府背景或者业务获政府扶持的行业的企业，即使规模有限，也很有发展潜力，值得投资。相反，有些企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属于夕阳产业或国家不鼓励的行业，仍然具有较大的投资风险，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这类企业时依然可能借助联合投资来分散风险。其次，仅仅用总资产来衡量企业规模也有失偏颇，还应当包括其他的社会资源，如社会影响、政府关系、人脉资源等。
(四)被投资企业所处阶段
假设4考察的是被投资企业所处阶段对联合投资倾向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包含该变量的模型1和3给出的系数符号相反，且显著性指标(Sig.)均大于0.6，实证结果不支持该假设。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因此中国的创业企业除了在早期阶段面临市场风险外(早期、发展期)，在成熟期和Pre-IPO阶段(获利期)也面临一些政策和制度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创业企业在IPO之前为了确保IPO的顺利进行，往往会引进一些声誉高、业绩较好、管理资产规模较大的优质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从而增加企业人脉、政治资源以获取政策寻租的可能，增大IPO的胜算。根据回归结果结合中国市场现状，我们认为不同于欧美国家，中国的联合投资主要发生在企业创业早期和末期，这是由中国市场特有的情况及风险所决定的。
(五)投资机构国别
假设5考虑的是投资机构的国别，认为外国投资机构由于其对中国市场的不熟悉，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投资过程中面临额外的风险，从而更倾向于借助联合投资来应对这一问题。根据回归结果，包含该变量的两个模型1和3均给出了正的变量系数，且结果显著。因此模型运行结果与假设一致，该假设被接受。
(六)投资轮次
假设6考察不同投资轮次中联合投资的情况，认为首轮投资风险最大，联合投资倾向越强，后面几轮的投资，往往是对公司有肯定或认可的情况下才会追加，从而风险相对较小，联合投资的倾向下降。而回归结果显示了这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包含所有变量的模型1不显著，但是包含部分变量的模型3非常显著。因此，假设6被拒绝。我们认为这同样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市场状况所决定的，如最后一轮融资往往是在IPO之前，会吸引许多有声誉的投资机构参加来增加IPO的胜算，从而导致联合投资较多。
五、结论
风险投资的估值方法范文4
（1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080 ；2上海诚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80 ；3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200020）
【摘要】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并已具备较大规模的行业——PE 行业在会计实务处理上严重滞后，传统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会计计量方法受到市场的质疑和挑战。文章从PE 行业特点和会计计量模式应用现状入手，提出对PE 投资应按“可供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并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在此基础上，对市盈率（P/E）估值模型的应用思路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PE 会计计量 公允价值 估值
一、问题的提出
（一）PE 行业发展现状
私募股权投资是通过私募形式对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通过上市退出、股权转让等方式出售股权获利。自2006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推出中小板以来，国内PE 投资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来源和有效的退出渠道，大批机构成立。尤其是在创业板推出后，PE 行业得到井喷式增长，在2011 年达到高峰，行业当年投资总金额达到276 亿美元。截至2012 年年底，国内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数量已达到7 511 家，披露可投资总额共计8 073 亿美元。PE 投资在缓解资金市场资本流动性过剩压力、提供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等方面的作用，使其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
随着PE 行业规模的急剧扩大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各方需要准确的PE 投资业务的会计信息。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行业监管部门有必要对PE 行业的会计核算进行统一规范，以准确反映PE 投资价值，为投资人和资本市场提供更为准确的会计信息，促进PE 行业的健康发展。
（二）目前实务中PE 业务的会计分类和计量
根据原《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股权投资的会计核算通常可以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工具。2014 年3月，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自2014 年7 月1 日起执行），基本明确该类私募股权投资应该分为金融工具。
1. 会计分类。目前实务中，国内PE 机构通常是将PE 项目股权投资分为“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主要依据是：（1）PE机构作为财务投资人，一般在被投资企业持股比例较低，对被投资企业基本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2）PE 投资项目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前受到流动性限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持续、有效的市场报价。
2. 后续计量。基于对PE 投资业务会计分类的上述判断，目前在会计实务中，对PE 投资业务的后续会计计量一般都按“成本法”进行核算。在股权投资持有期间，如果不出现较大风险因素，则账面价值基本是保持初始投资成本。
（三）按成本法核算的弊端
PE 投资的标的企业通常是处在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会导致企业价值波动较为频繁。而对PE 投资项目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会计计量，则会导致：（1）不能及时和准确地反映PE 投资项目的资产价值变化。（2）不利于项目投资后管理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当发生对标的企业估值出现较大不利影响因素时，企业不能及时地发出预警信息。（3）不利于对项目责任人进行考核。
二、PE 投资业务的会计后续计量模式选择
（一）PE 投资业务的特点分析
PE 投资业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1）PE 投资业务是一种风险投资，价值波动相对较大。（2）投资持有的目的是获取股权价值增值收益，通常不会控制企业，退出意愿相对明确。（3）投资持有期不确定，退出时间取决于企业增长是否达到预期，或者是否需要提前退出规避风险。（4）投资人的关注和风控要求高。
（二）会计分类和后续计量
1. 会计分类。PE 投资从性质上划分属于权益性投资，但由于其具有风险投资特征，且对被投资企业基本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因此，PE 投资业务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应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根据PE 投资业务的特点，决定该类投资不是为了近期的出售、回购或赎回，再加上其持有期限不确定，没有明确意图将该项投资持有到期，因此，PE 投资持有的股权可直接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 后续计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公允价值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是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因此，PE 机构应当在股权投资持有期间，按照公允价值对持有投资进行后续计量，以准确核算和反映各个会计期间企业的价值。
由于PE 投资持有的股权在没有完成上市前，其标的企业的股权交易不可能很活跃，其公允价值很难通过活跃的交易市场取得。理论上确定公允价值可以选择的模型有很多，但大部分模型的可操作性存在偏差，参数的设定和数据的取得存在太多的主观性，因此，如何选择合理的估值方法对标的企业的价值进行估值，是会计实务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公允价值估值模型的选择
（一）常用的估值模型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需要合理、操作性强的估值模型作为应用基础，以保证数据的相对可靠性。基于收益法和市场法的评估原理，实务中较常用的方法有现金流折现法和相对价值法。
1. 现金流量折现法。现金流量折现法是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进行预测，选择合适的折现率，将未来现金流量折合成现值的方法。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p 代表企业的评估值；n 代表企业的经营期；CFt 代表企业在第t 年产生的现金流； r 代表折现率。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理论上可以反映行业趋势、公司策略和经营管理的变动，较少受市场波动和会计政策调整的影响；缺点在于基于大量假设和主观判断，无法相对准确地估测企业未来现金流，偏理论化，可操作性较差，计算出的数据质量不高。
2. 相对价值法。相对价值法，也叫价格乘数法或可比交易价值法，是利用可比企业的市场定价来估计目标企业价值的方法。该类模型基于市场法原理，它的假设前提是存在一个支配企业市场价值的主要变量，并根据这个变量找到一组类似企业，通过相关指标求得目标企业的评估价值，通过比较来判断目标企业价值的合理性。主要模型有市盈率模型(P/E)、市净率模型(P/B) 和市销率（也叫收入乘数）模型(P/S)。
这里主要介绍市盈率模型，基本公式为：
企业价值= 标的企业实际净利润× 可比市盈率倍数(P/E)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变参数只有一个，且其取得是基于公开市场的上市公司数据、交易数据和行业数据，公允性程度和透明度较高；缺点是难以找到大量真正可比的公司和交易，易受到信息披露、并购和交易量的影响，且并非各个方面均可比（如法律结构、协调效应、管理层变化），会计政策的差异也可能影响比较基础。
（二）PE 估值模型的应用思路
1. 方法选择。由于现金流量折现法所需要的参数基于大量假设和主观判断，并且对大多数标的企业来说，其未来现金流量的准确估测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在PE 投资项目估值实务中应用意义不大。而相对价值法却能弥补现金流量折现法的不足：一是可变参数少，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主观因素的影响；二是标的企业最近一期私募所确定的P/E 倍数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反映了标的企业的市场价值，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三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其可比公司或可比交易的数量规模、数据来源不断扩大，市场对标的企业行业估值倍数的变化也相对容易获得。因此，运用相对价值法对PE 投资项目进行估值在实务中比较可行。由于PE 投资的企业多数为处于细分领域的成长类公司，个体差异较大、收入增长较快，很多为轻资产公司，资产账面值波动相对较大，市净率（P/B）模型无法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差异，市销率(P/S) 模型又会受到收入大幅波动的冲击，因此，在国际和国内并购市场，尤其是对成长型企业，普遍是采用市盈率（P/E）模型进行估值。
2. 操作思路。PE 估值模型的两个参数中，企业的实际净利润是确定的，难点在于对可比市盈率（PE）倍数的确定。具体到PE 投资的标的企业，我们建议采用该标的企业最近一次融资或股权转让的P/E 倍数作为计算参数，即市场价格。主要是因为：（1）目前国内的PE 行业发展已相当市场化，项目信息在市场上已相对较为透明，通常一个投资标的项目，会有多家PE 机构参与竞标，并会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该类投资交易是“公平自愿的”，且交易双方是“熟悉情况的”，交易价格是经过市场竞争和商务谈判得出的，其交易确定的市盈率倍数最具有公允性。（2）与业内常用的行业市盈率相比，采用标的企业最近一期股权交易结果，能够规避个体企业价值与行业平均水平的差异，最能体现标的企业的实际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标的企业的价值会受到企业经营战略、资产业务结构、核心团队，以及市场对标的企业所处行业估值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务中我们可以通过估测一个调整系数对之前确定的市盈率倍数进行修正。基本公式为：
企业价值= 标的企业实际净利润× 市盈率倍数(P/E)× 调整系数
上式中由于是采用标的企业最近一期股权交易形成的市盈率倍数，在企业内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调整系数的运用只需考虑外部大环境因素的变化，复杂程度显著下降。如果最近一期交易间隔时间较长，可以考虑结合企业业务结构、核心团队、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因素，对调整系数进行修正。
外部环境影响系数主要体现外部环境变化对标的企业所处行业的估值变化。实务中我们可以通过计算二级市场可比公司在相同会计期间的市盈率倍数变动来确定。
参考文献
[1] 国际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估值理事会. 国际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估值指引[S].2010.
风险投资的估值方法范文5
培养认同、支持和帮助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文化,是优化大学生创业社会环境的重要任务。首先,应经常性地表彰大学生创业新星,推广风险投资经验,弘扬天使基金模范,树立高校培训榜样,培育实训基地模型,逐步形成一系列扶持创业的优秀理念,使创业文化浸润我们的社会。二是媒体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打造中国的创业榜样,宣传其创业精神,介绍其商业模式,对其创业过程中蕴含的人生观、事业观和价值观进行挖掘与传播,形成颂扬大学生创业的文化氛围。三是工商联等社团组织可定期和不定期地举办大学生创业讲座和经验交流会,总结推介各种案例,传递大学生创业文化,暖化社会帮扶温度。总之,社会联动,齐心协力,携手营造创业文化环境,必将强有力地激发大学生创业理想和热情,助力大学生获取创业成功。
2优化高校创业教育资源
22.1调整创业教育教材内容创业教育教材的选用要做到东西方创业文化的融合。以西方管理学为蓝本的教材固然能提升大学生创业者的商业能力,但其也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产生诸多困惑。这是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实践脱节的具体症状,必须认真加以解决。这里最重要的是,明确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对于西方经济管理经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就借鉴,反之就抛弃。尤其要对当代一大批优秀中国企业,例如,华为、海尔、联想等进行企业文化再过滤和再取舍,取其精华,传授学子。这两个方面,以传授中国企业的优秀理念为主,以借鉴西方企业的优秀理念与方法为辅。另外,对中华古代文化的精华,比如,《孙子兵法》在西方被奉为商界圭臬,《论语》被奉为日本商人共同的实用箴言[1],重新赋予其商业价值,做到古为今用;对中国“晋商”、“徽商”的创业经验进行整理与提炼,萃取精髓,滋养学子。总之,通过科学发展观指导,传授中国特色企业文化,使大学生对创业使命、核心价值、核心能力、管理理念和企业战略等方面有着清晰的理论把握,从而解除心头困惑,使创业活动的发展更加健康顺利。
22.2创新创业实训基地建设可在校企合作的框架内,完善创业实训基地,采用类似于创业孵化器的运作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实训或实践的机会。区别于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实训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更具针对性,从大学培养专业人才和服务经济的战略出发,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结合当地经济龙头行业,以高校科研优势、专业特色与企业相互结合,从服务产业链的角度寻找和实践创业机会,以嵌入产业链的方式完成创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实训基地建设和大学生创业实训的有机结合,从根本上把实训基地建设好。
2.3丰富大学生创业社团模式鼓励大学生建立多种形式的创业社团组织,在社团中强化创业愿景、寻找创业伙伴、优化创业构想和得到创业培训。将创业社团企业化,在社团中完成领导力的培养,实践融资与赞助的财务活动,实践招聘与辞退的人力资源管理等企业活动。组织创业大赛等活动,借助外部商业资源和自身优势来锻炼创业项目执行能力,实践提高项目运营效率和成本控制,达到在社团内通过创业项目实践提高创业能力的目的。总之,诸方并举,多策齐用,使创业社团成为生动实际而丰富多彩的创业课堂。
3整合社会资本更新指导方式
3.1扩大天使基金扶持力度天使基金对于大学生创业孵化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今,天使基金在数量和资金规模上还远远不能满足大学生创业的需求。因此,应当鼓励社会中富有且有爱心的人士以回报社会之心,从公益的角度设立更多的天使基金或从资金上支持天使基金,扶持种子期企业有效孵化。据报道,现阶段天使基金的数量远小于风险(股权)投资的数量[2],这种情况对于创业早期的扶持是远远不够的。天使基金给予大学生创业出生和成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天使基金与社会资本成立合资创业加速器公司和“接力基金”,利用创业加速器平台引进社会资金参与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投资,扶其加速成长,利用接力基金切实解决创业企业快速发育阶段所面临的资金及运营管理双方的问题[3]。以上这些都说明,天使基金对创业早期的扶持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实现整合社会资本的酵母剂。因此,应千方百计把天使基金规模做大、效益做佳。
3.2引导风险投资基金扶持早期创业当今,风险投资基金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做股权投资,其投资阶段、投资规模和投资理念向创业后期转变,即只选择成熟企业或即将成熟企业进行投资。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起到了促进企业加速发展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孵化器中更多优秀但弱小的创业企业却陷入无资可融的生存窘境。这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而要改变这种现状,通过优化孵化器管理制度,引导风险投资回归创业投资本源就极为重要。要使优化创业企业股权投资准入制度成为有效手段,在创业企业进入孵化园时就规定创业投资基金进入的时间段、估值水平和股权持有年限。对不符合条件的风险投资基金,实施抬高估值水平,增加股份锁定年限等举措;对符合创业早期介入的风险投资基金,给予降低估值水平、缩短锁定期限、定向融资优先权等优惠,使其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凭借收益的倾斜政策,引导风险投资早期介入,对解决创业企业融资难题是非常有效的。
风险投资的估值方法范文6
风险投资在中国是个新兴的行业，中国企业对于风险投资最直观的认识可能就是风险投资能给企业发展的初期带来资金，帮助企业上市，对于风险投资的进入究竟能给企业自身的管理机制、长短期绩效有什么样的作用并不是很了解。其实，风险投资的进入单就企业IPO的过程来说，带来的也不仅是发行价格上的影响。
长久以来，学术界关于VC给企业IPO带来的作用有着不同的看法，比较早的是Megginson和Weiss的研究，他们在1991年的论文中指出，1983年至1987年的美国股市上，VC投资的企业IPO抑价率比没有VC投资的企业要低，由此提出了“证明说”，即风险投资家为了保护自己作为IPO市场投资者的声誉而把IPO的价格定得离企业内在价值更接近。这个假说认为，VC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他们想把IPO的价格尽量定高，以获取较大的短期收益；另一方面，太高的定价会损害VC在投资者和金融市场上的声誉。所以，VC在市场上的声誉越高，或者说，它想维持的声誉越高，越会将价格定的离企业内在价值更近。与Megginson和Weiss不同的是，Barry在1990年的论文中由1978年至1987美国股市上，VC投资的企业IPO抑价率较低的问题提出，VC投资的企业比同期上市的其他企业质量要好，即“筛选说”。另外，他们认为即使在VC加入之前这些企业不一定比其他企业质量好，但在VC加入企业的管理之后，VC的监督监管作用会使这些公司的质量得到提升，即“监督说”。
《支持IPO的风险资本的作用：证明、筛选还是市场力量？》（The Role of Venture Capital Backing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Certification, Screening, or Market Power?）一文的作者为波士顿学院的Thomas J. Chemmanur副教授，他曾在多份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一系列旨在研究IPO定价问题的文章。该文中，作者想要探讨的是VC的加入究竟能为企业的IPO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用丰富的实证数据和严谨的分析方法证明了VC的加入对于企业的作用是明显的，在IPO中，优秀的VC可以带来一流的承销团队和机构投资者，在IPO之后的企业经营中，通过对企业管理的监督，也使得企业的绩效进一步提高。
该文首先从经验上把风险资本在IPO背后的角色分成三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证明说”、“筛选和监督说”之外（“筛选说”和“监督说”对企业IPO价格的影响是同向的，在本文中将其称作为“筛选和监督说”），作者引进了第三个假设，即“市场力量说”，是指风险投资家尤其是声誉好的风险投资家会吸引其他高质量的市场参与者，比如：承销商、机构投资者和股票分析员来加入这次IPO，这使他们投资的企业的IPO获得更高的价值，这个假说认为，风险投资家的目标就是获得最高的IPO价格来保证给自己的资金来源――投资个人和企业留下良好声誉。而“证明说”则是指，风险投资家为了保护自己作为IPO市场投资者的声誉而把IPO的价格定得离企业内在价值更接近。这两个假说从根本上就是对立的。“筛选和监督说”认为VC投资的公司是经过他们筛选的，所以应该比其他公司质量更好（筛选），另外,即使在VC加入前企业的业绩平平，也有理由相信由于风险投资家在IPO前对管理层的监督使企业的业绩提高（监督），这两种效应都使VC支持的企业质量比一般企业要高。
作者认为IPO抑价不是衡量风险资本在IPO背后角色的最合适的方法。因为通用的抑价算法是拿IPO发行价和第一天上市交易的收盘价进行比较。这样就等于假定了第一天上市交易的收盘价跟VC的支持没有关系，是企业内在价值的体现，而在前人的研究中，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股票第一天上市交易的收盘价反应了持乐观态度的投资者的估值，而不是所有投资者的平均估值。如果二级市场首个交易日收盘价不是企业内在价值，而是内在价值之上10%，那么VC投资企业的抑价率将会表现得比非VC投资企业的抑价率更高，参见IPO抑价示例图。
这与“证明说”的结论正好相反，并且其他很多相关文献中的实证研究正是表明了VC投资企业的IPO抑价比非VC投资企业的IPO抑价要高。作者认为这说明了以抑价率作为衡量VC给企业带来的作用是不合理的，也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结论。
取而代之，作者采用四种更直接的方法来比较风险资本支持的IPO和没有风险资本支持的IPO，以及高声誉的风险资本和低声誉的风险资本之间的差别。作者主要采用了“比较公司方法”（Comparable Firm Approach）来估计企业的内在价值，用计量回归方法来考虑各个变量与溢价之间的相关性。
实证研究否定了“证明说”，对“市场力量说”给与了极大的支持，同时也为“监督说”提供了一些支持。作者发现风险投资家能吸引到更高质量的市场参与者来参与他们所支持的公司的IPO，并增加了这些公司投资者信念的多样化，进一步使得这些公司在IPO和紧接着IPO的二级市场上的股权价值增加。
作者发现风险资本支持的IPO比没有风险资本支持IPO的首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比发行价高出更多，并且这两种企业的股票在二级市场上刚开始交易的时候差价最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趋于相等，在IPO三年之后差价消失，参见不同类VC支持的IPO抑价的时间变化图。这部分溢价很大程度是因为风险资本支持带来的更好声誉的承销商、机构投资者更大份额的持有以及分析师更大范围的推荐，即该文中提出的“市场力量”。
该文中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在研究IPO之后企业的绩效方面。这一方面的研究证明了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企业质量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企业质量要高，更为明显的例子是高声誉风险投资支持的上市企业。这个结论为“监督说”提供了一定的事实依据。
文章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是它最大的亮点。在方法论上，作者否定了运用首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和IPO价格来计量抑价，提出了自己的四个衡量标准，首先是两个会计指标。
第一个是OP/IV，即IPO的定价比上内在价值。那么在“证明说”和“市场力量说”两个不同的指导思想下，理论推导出的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证明说”认为有VC支持的企业的IPO价格离企业内在价值更接近，且声誉越高的VC制定的价格越接近，那么以上比率应该接近1。如果“市场力量说”成立，那么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并且声誉越好的VC制定的IPO价格越高，作者通过收集数据，计算指标，实证研究证明了“市场力量说”的正确性。
第二个指标是SMP/IV，即首个交易日二级市场的收盘价格比上内在价值。“证明说”认为，这个指标对于所有企业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它认为SMP代表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但在“市场力量说”中，VC支持的企业这个指标应该高一些，并且随着时间的延迟会有相应地变化。实证中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VC支持的企业这个指标慢慢趋于和普通的企业相同，因为高质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估价效应将随时间推移而消失，高质量市场参与者的参与效用只能维持在IPO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参与可以带来市场上其他投资者对于新发行的股票有更好的预期，并且高质量市场参与者在IPO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选择持有这支股票，这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利好信息。
这两个会计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创新性，不同于一般的文献里所运用的已经存在的会计指标，作者根据需要证明的结论提出了两个新的指标，容易在数据处理上简化问题，并使得结论简单明了。
首先，在以上两个指标的分析中，作者对于企业IV的估计运用了比较公司方法和“基于评分的比较公司方法”（Propensity Score based Comparable Firm Approach）。这是2002年由几个美国学者提出的公司配比的办法，用已经上市很多年的公司的价值来模拟刚刚上市的公司的内在价值，先将企业按照相应的行业进行分组，使目标公司和配比公司的行业范围一致，再选取企业上市前的销售额（衡量公司规模）和EBITDA／销售额（衡量营运现金流）找到对应的同行业的已上市公司，最后根据已上市公司的股票市价和销售量确定目标公司的内在价值。在基于评分的比较公司方法中，作者在配比变量中加入了销售额增长的预期及其他几个衡量企业增长率的指标，使得找到的配比公司拟合程度更高，得出的内在价值更为科学。这种方法在相关文献中运用得并不常见，它有其可取的创新之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缺陷。 第一，企业的主营业务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按照美国数据库的两位代码的行业数据进行配比，企业的业务之间仍然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样找到的配比公司并不一定与目标公司有很深的关联，比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和电子产品的销售都属于IT行业，但是这两个行业从商业模式到利润增长点都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样大的行业范围内,寻找到的销售额和息税前利润类似的配比企业并不能使我们相信这样得到的内在价值是准确的。第二，已上市企业的股价是否就能真正体现企业的内在价值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可以把美国市场看成一个半强势有效的市场，但是具体到某支股票的价格，其影响因素就有很多了，并不一定代表企业的内在价值也不一定只包含内在价值信息，股价包含的是市场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并不是目标公司和配比公司共同拥有的，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配比方法的有效性。对于股价信息的处理，作者并没有具体说明，没有阐述其运用的是什么样的价格数据，如果是10年加权平均的数据可能对企业的价值信息能有所体现，但这样必须要求配比公司的存在年限大于10年，而存在了10年以上的企业的内在价值能否反映现在我们所研究的刚上市企业的内在价值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三，对于加入增长率因素的基于评分的比较公司方法，虽然比最基本的比较公司方法增加了新的变量，衡量了企业的增长潜力，更好地反映了企业的内在价值，但正如前述，不同的公司增长点千差万别，即使在会计指标上的增长率相同，在市场预期上或是企业发展前景上各个公司都不尽相同。即使作者能在数据上找到各方面都拟合得很好的一个企业来对目标企业进行配比，现实中由于主营业务的不同、增长预期的不同，我们都很难准确地找到一个目标公司的翻版公司，用其股价来计算目标公司的内在价值。
其次，作者也运用了现金流折现模型：残差收入模型（Residual Income Model）来确定企业内在价值。比较公司方法要求IPO的企业有正的销售额和EBITDA，贴现现金流模型不作要求。这是比较通用的用预期收入和资本成本对企业的现在价值进行估算的办法，但是作者的现金流贴现模型中的投资回报率13%的得出方法并没有详细说明，无法确定它是否代表了企业真正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而模型中增长率的估计也是作者根据经验得到的。因此，现金流贴现模型所估算出来的企业内在价值只能作为我们对企业价值判断的一个依据，可能并不能综合地表现一个企业真正的价值。
除了上述的两个会计指标，作者采用的第三个分析方法是利用计量回归确定承销商声誉、分析员报道和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对于IPO溢价的决定作用。在回归中，作者将VC的支持、VC的声誉以及承销商声誉、分析员报道和机构投资者的持有的股份数作为虚拟变量。计量回归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在资本市场相关文献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它能较为直观地反映数据之间的正负相关性和显著性。作者运用计量分析的目的也是为了反映市场参与者的质量是否影响到IPO溢价，计量结果也证明了溢价程度和承销商声誉、分析员报道和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有正相关的关系。并且，由高质量的参与者带来的投资者信念的差异性也被证明和IPO估价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