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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启示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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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启示范文2
通讯作者：马九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发展经济学。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农民工低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编号：2012M520497）。
摘要 在讨论了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之后，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并结合其他控制变量建立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10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5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大规模产生，城镇化进程也大大加快。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所拉动，那么流动本身应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观察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大多数年份却不断扩大。这让包括蔡在内的很多学者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究竟是这种劳动力流动没有遵循追求更高收入的经济理性，还是这个流动规模还不够？[1] 因此，本文拟在讨论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困扰学界已久的“迁移谜题”进行解释。
1 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被劳动力市场扭曲大大削弱；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抬升了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Khan和Riskin通过对中国1995-2002年家庭收入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将迁移者计入城镇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差距[2]。陆铭、陈钊通过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并且考虑了城市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刘学军、赵耀辉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4]。
包括户籍制度因素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削弱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王美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部分，39%应该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5]。Lin、Wang和Zhao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确实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还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6]。蔡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即由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目前的劳动力流动不能根本性地完成农村劳动者居住地和职业身份的改变，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7]。孙宁华、堵溢和洪永淼用一个包含两部门间不同程度扭曲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成正比[8]。
少数学者认为若劳动力流动导致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提升，将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钟笑寒的研究发现中国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以及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 城镇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农村劳动力从事“蓝领”工作，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种不平等加剧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坏的结果，因为它是经济理性的自然选择，来源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劳动分工以及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出于再分配政策（例如“税收”政策）扭曲效应[9]。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些先决条件。沈坤荣、余吉祥发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得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在分工合作中实现共赢，因此，农村移民可能会有益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不过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难以获得最佳配置，这又不利于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分工合作关系的展开，从而抑制了农村移民溢出效应的发挥；农村移民能够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只有在那些市场化发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才成立，若没有市场化改革，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将是负向的。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缩小了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确定的[10]。此外，许召元、李善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通过引入资本的外部性、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城市经济学中的拥挤效应，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了由于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这主要取决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11]。
此外，我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也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被高估或低估。Sicular等认为，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生活成本方面的空间差异，如果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地区，真实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像文献表明的那么大；大多数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排除了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员，剔出这个低于城镇居民但高于农村居民群体，意味着高估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12]。李实、罗楚亮用帕累托分布修正了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较大程度上被低估[13]。
上述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表明：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议题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将劳动力流动当成了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不同阶段（类型）劳动力流动的差异性以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2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框架
2.1 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一般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任何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都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考虑到统计因素同时存在高估和低估城乡收入差距的倾向，在本文的分析中，假定统计因素的影响是中性的。
由于城镇化过程的劳动力流动既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水平，因此劳动力流动通常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最受关注的方向。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一般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从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然后流动到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到最后获得城镇户籍、彻底成为城镇的一员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可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劳动力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第二类是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第三类是迁移取得城镇户籍劳动力。处于不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特征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总体来说，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具有时间的先后逻辑性，但对于劳动力个体来说，并不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可能跨越了其中一个或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了农村常住人口范畴，属于农村的流动和潜在流动人员。其基本特征是：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工作地点变化较大，甚至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无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无固定城镇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不确定，收入绝大多数带回农村老家（扣除基本生活费）。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开始流动并在城镇临时工作，从事的多是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参与的条件艰苦、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的建筑、帮佣、保洁、贩卖等工种，因此不会对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产生挤压效应，而且，即使这些人在城镇中连续工作超过6个月，也会由于其经济与农村家庭连为一体，不会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另一种情况是仍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尚未开始流动，但这批已经离开第一产业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或正在实施流动准备但未找到合适的流动去向，属于农村的潜在流动人口。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有将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分的统计数据，而且这两种情况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影响方向是一致的，故而合并在一起考虑。因此，第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且未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会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较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有较固定城市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一部分带回老家（另一部分在城镇消费）。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阶段，而且会长期就业，将会对原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由于这部分人的收入被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分离出来而被列入城镇居民收入，将这部分劳动力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将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假定原有m个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r，其中1个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其收入金额为r′（显然r′>r），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为r″（显然r′>″），则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mr-r′+r″）/（m-1）=r+（r-r′+r″）/（m-1）。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高于原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取决于r-r′+r″是否大于零。由于r-r′肯定为负数，r-r′+r″是否大于零也就取决于r″能否够弥补r-r′这个负数。现实意义就是，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r″能否弥补因其原来对农村总收入的额外贡献r-r′。若能，此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将会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反之则会降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我国目前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主要由农民工组成，而农民工中的“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行为差异很大，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将收入带回老家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在城市消费，二者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因而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负向的影响，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迁移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固定工作单位，有固定城市住所，稳定在城市工作，收入主要留在城镇消费（一部回流到农村）。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和第二阶段，而且也会长期就业，也会对已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属于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也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通过获得户籍转化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与第二阶段的情况类似，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也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由于获得城镇户籍能够明显改善农村已转移人口在城镇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但由于今后要长期在城市中生活，第三阶段的劳动力能够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通常要低于第二阶段劳动力，因而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也不确定，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正向的影响，即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劳动力流动因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外，通常认为以下因素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工业化的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影响、金融发展强度的影响、金融支持农业的影响、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财政科教文卫支出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影响、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影响和宏观政策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与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分析，选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Urg）的变量和代表性指标进行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变量与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城镇户籍人口数量，1981年及以前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城镇人口数， 1982年起按《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99-2011）》中的城镇户籍人口为基础进行调整。财政农业支出额，从2007年起采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数据。其他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1）》。
根据理论确定的指标影响方向，L1、L2、Am、Fu、Fa、Rt为逆指标，需要取倒数进行转换，统一为正向指标，即随着指标数值的增大，将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各指标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要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
2.3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在上述变量中，Urg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收入差距，L1、L2、L3是解释变量，代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流动，Id、Am、Fd、Fu、Fa、Fe、Ft、Rt是控制变量，代表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D1、D2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1978年至1984年、2003年至2010年宏观政策的影响。根据已有变量设置，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方程，对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的差距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分析：
其中：c为常数项，μ为残差。
控制变量为
虚拟变量为
3 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和已确定的数据来源，在SPSS17.0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估计。各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方程的方法为“向后”，删除变量的标准为统计显著性大于0.1。最终方程的各项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最终得到的多元回归方程调整R2达到0.961 8，F统计量达到135.196 5，说明多元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极高，拟合度也很好。三个解释变量L1、L2、L3最终都留在了方程中，但系数差异很大，显著性也不相同。
L1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127 3。根据之前的设定，L1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1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27 3个单位。因此，与之前的预测方向一致，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流动（L1）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在尚未获得城镇就业机会的时候，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入非农领域工作，也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L2在0.05水平显著，变量系数为-0.026 6。根据之前的设定，L2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2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26 6个单位。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以 “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的低龄化趋势改变了城乡收入转移模式，进而影响了第二阶段劳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钟笑寒[9]所提出的劳动分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L3在0.01水平显著，系数达到-0.117 5。随着L3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17 5个单位。这说明以获得城镇户籍为主要标志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与原有城镇户籍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待遇，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向农村转移收入的能力，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八个控制变量中，Fd、Rt、Fu、Am、Fa由于显著性水平太低被依次排除，方程回归结果表明这几个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也很小，说明金融发展强度（Fd）、转移性收入（Rt）、金融支持农业（Fu）、农业现代化（Am）、财政农业支出（Fa）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只有Id、Ft、Fe三个控制变量仍旧留在方程中。
Id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249 6。随着Id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249 6个单位。表明工业化（Id）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非常明显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三个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总和，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原因显然在于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收入提高主要惠及了城镇居民。
Fe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91 7。随着Fe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91 7个单位。表明财政科教文卫支出（Fe）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城市的偏向的科教文卫支出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Ft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48 5。随着Ft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48 5个单位。表明对外贸易（Ft）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对外贸易带来的福利增进也主要被城镇居民获得。
两个虚拟变量D2、D1由于显著性水平不高也被方程排除，说明从1978年到201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看，1978年至1984年的农村改革和2003年以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影响不大，另一方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施加了相同比例的影响，而导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
4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陆铭、陈钊 [3]等学者的主要研究结论一致。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原因在于工业化过程、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等与劳动力流动无关的因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与家庭禀赋情况参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重点发展与本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局部优化；第二，应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妥善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落户问题，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第三，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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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启示范文3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你们《北京市关于调整原行业统筹企业单位2002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的请示》（京劳社养文〔2002〕5号）收悉。经审核，同意你市提出的原行业统筹企业2002年费率调整意见（见附表），请严格按照执行。
附表：北京市原行业统筹企业2002年批复费率表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劳动教育的启示范文4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就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连续发表了《学做一个人》（1925年）、《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6年）、《行是知之始》（1927年）、《教学做合一》（1927年）、《在劳力上劳心》（1927年）、《手脑相长歌》（1931年）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陶行知先生就明确指出：旧的教育与社会、实践人为地割裂开来，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这种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强烈地反对，并号召要革书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的口号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可叹的是，时隔这么多年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镜头一：十来个高中生打扫几个平米的包干区，往往在聊天、追逐、打闹，几分钟的事，半个小时还完不成。镜头二：每到周末高中住校生回家时，往往是大包小包的，里面装的大部分是脏的衣服、鞋子甚至是袜子。镜头三：走进一间学生宿舍，一股臭气扑鼻而来，被子不叠、衣服乱放……这些现象应该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基础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笔者认为，陶行知先生所阐述的丰富、精湛而又实际的劳动教育思想，对我们当前的高中生劳动教育有很大的启示。
一、加强劳动目的性教育，激发学生劳动需要心理，增强教育的可接受性
陶行知先生在劳动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目的性教育。他认为：“劳动教育的目的，在谋手脑相长，以增强自立之能力，获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劳动者之甘苦。”同时，他力主手脑并用，在劳力上劳心。1931年，他在《手脑相长歌》中写道：“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先生的这些有关劳动教育的目的和意义的阐述，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对当时青少年的劳动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我们当前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现在的高中生对待劳动教育问题普遍存在着茫然感和不知觉性，存在着怕苦、怕累、轻视厌恶劳动的思想情感。虽说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劳动教育的目的认识不清。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加大教育的力度。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就劳动教育的目的、意义进行讨论，把劳动教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专题，以主题班会、团队活动等形式来进行教育，激发学生劳动的需要心理，以达到自觉接受教育的效果。
二、寓教育于具体的劳动之中，以劳促教
毋庸讳言，当今高中生劳动教育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做”，这与陶先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思想是完全相悖的。“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其特别强调学生要在“做中学、做中教”，而关键是“做”。陶行知先生认为“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他所办的学校，学生入学后，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如晓庄师范学生上午大部分时间是学习、阅读，下午主要是从事具体的劳动。包括建校劳动、美化学校环境、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学生自我服务劳动等。这给我们现在的劳动教育一个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劳动教育必须在劳动中进行。任何脱离具体劳动的劳动教育都是纸上谈兵，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时代不同了，在劳动的内容上应有所区别。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求学生进行一些自我服务的劳动和学校公益劳动。比方说，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一些一般性的劳动技能的训练、交流和竞赛，如叠衣服、钉纽扣、整理内宿、植树、公共卫生的打扫等。
三、教师身体力行，以“行”取胜
劳动教育的启示范文5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粤法民字〔1989〕138号“关于监护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请示报告收悉。
关于梁剑文等4未成年人盗窃财物被劳动教养，受害人翁舞慧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能否作为民事赔偿案件受理的问题，经研究认为，鉴于此案情况比较复杂，现行法律对此类问题又无明确规定，如何适用法律，需要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研究。因此，此案不宜采用提起民事诉讼的办法解决。
劳动教育的启示范文6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02
一、日本传统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本土文化与理论
1、靖国神社。靖国神社起源于日本最早的宗教神道教，神道教的理论教义包涵：神国观念。日本以神国自居，大肆宣传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吹嘘上天赋予了日本统治时间的权利。靖国神社就是当时日本社会为大力推行神国观念教育而确立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爱国”场所。
2、武士道精神。日本人崇拜一切形式的武士道精神。武士以刀剑效忠君主为职业生活、社会生活，以修文练武为业，自幼接受超斯巴达式的严格军事训练和忠诚及献身等思想教育，以培养实干能力、尚武精神和奉献精神。
（二）外来文化和理论
1、儒家思想。当初中国儒学传人日本时，它得到了古代日本历朝的统治者的高度推崇。日本对儒学的吸收绝非照搬照抄，而是结合日本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对儒学进行了日本本土化的改造，改造后的日本儒教强调忠、义、勇、信、俭五种美德。
2、民主主义思想。在美国占领日本后，教育领域也要清除战前军国主义教育为指导思想，而要求推行民主主义教育。民主主义教育的要求是：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真理和正义，注重劳动与责任，提倡独立自主的精神。
二、日本思想道德教育内容
（一）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包括爱国、爱家乡、热爱国土山河、热爱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并且要效忠天皇，忠诚于国家和民族，为国尽忠。“要有纯正的爱国心，即忠诚于国家，致力于它在国际事务中价值的提高。”这是日本在中小学道德指导纲要中对忠诚于国家的教育的具体要求。当代日本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这一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实施。如今在日本学校，挂国旗、唱国歌现象已十分普遍，这透射出日本国民强烈的效忠国家的思想和行为。
（二）集团主义教育。日本人总是以集团为重，集团主义是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集团主义主要表现为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个人对集团的忠诚。集团主义教育目的是提高人的团结性、协调性，培养对集团的归属感和责任心，树立集团精神。
（三）个性教育。个性教育就是尊重个人的尊严、自由自律、尽职尽责的教育，它是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首要问题，也是当代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与核心。1947年3月31日公布的《教育基本法》第一条指出：“教育必须以完成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尊重个人的价值、独立自主、身心健康的国民。”教育基本法的制定为实施个性教育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日本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在1985年的第一次咨询报告中详细论述了个性教育问题，指出：“希望能在现实的教育中实现以尊重个人的尊严、创造出丰富文化为目的的教育。”这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独创精神，培养高尚的觉悟与丰富的个性，达到自我觉醒，成为一名“独立”的人，从过分崇尚集团意识而丧失自我中解放出来。
（四）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日本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树立一定的人生目标，以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日本的学校进行人生观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树立人生目标，寻求人生意义，体验人生乐趣，以实现对社会的贡献。日本在幼儿园时期就教育儿童热爱大自然，体会大自然的鸟语花香、清新的空气以及对大自然的拥有，教育儿童彼此间相互关心，体味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寻找生活乐趣。日本小学教育目标是：“注意身心健康与安全，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事诚实生活愉快，崇尚美的事物。”中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热爱真理，追求真实，严肃对待现实。”
（五）劳动教育。在日本，劳动教育的目标是通过树立劳动观念培养劳动意识，通过劳动体验养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与他人合作的好品质。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有着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离不开劳动教育。为了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日本仍然把劳动教育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我国思想政治改革的途径
（一）德育地位日益突出。奉行“教育立国”国策的日本，不断进行教育改革，他们提出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应当是具有宽阔的胸怀，健壮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具有自由、自律与公共精神的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为此，德育应成为学校教育的首位。不只是在学校，德育已成为日本全国朝野上下的自觉行动，家有家规，校有校规，公司有章程。
（二）将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培养作为德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是一种激发人向上的原动力，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很典型，也很强烈，它已渗透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如何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感，将国际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一直是日本高校德育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三）德育内容日益扩大，以满足和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在道德教育中，不仅注重共同的价值观教育，而且根据学生实际讲授某种特定的文化价值；既允许不同宗教教义讲授，也可以学习世俗道德内容；既进行有关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的教育，又把德育推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即进行宗教教育、伦理教育、纪律教育、法纪教育、民主教育、人道主义教育、消费教育、保护环境教育等，无所不包，同生活紧密相联系。
（四）道德育形式的社会化、网络化和开放性。建立学校、家庭、社会整合一致的德育系统，在发挥学校德育主体作用的同时，争取家庭和社会的配合和参与，调动学生主体参与德育活动的积极性，开阔眼界，活跃思维，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作为与日本有着悠远的文化历史渊源的邻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祥地，我们难道不应该从日本的道德教育中悟出点什么吗？以寻找我国高等院校的德育改革的出路。
四、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借鉴别国经验，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效益。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提醒我们，务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现在各国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我国现代化比发达国家晚了近一百年，我们已没有时间重演别人的悲剧。必须借鉴别国成功的经验，汲取其教训，加强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注重对教育效益的研究。
（二）坚持“意识形态化”，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各个国家都在旗帜鲜明地宣扬本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美、英、法、德、日都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优越，新加坡、韩国则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建国理念，一方面又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所以我们绝不能忽视政治性和传统性。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且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西化”和“分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对西文文化，应当分清精华和糟粕，政府和媒体应当有正确的导向。
（三）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学校德育的任务是向学生灌输社会的主导思想意识和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以往，我国的学校德育特别注重观念的灌输，在方法手段上缺乏灵活性，学生的道德思维得不到培养和发展。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学校德育的方法，把教育对象置于一定的认识情境，帮助他们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提高处理问题和矛盾的能力，要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培养基本思维模式，达到使他们独立自主地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道德观念的建立到道德行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只有重视。发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维，培养道德实践能力，才能保证受教育者真正具备较高的道德素质。
（四）加强社会大环境和其他方式的配合。国外非常重视社会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思想教育对象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也必须树立“大政工”的观念，调动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和大众传媒，注重营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强烈的渗透性和持久性，使人们在良好的大小氛围中经受精神的洗礼，提高思想境界。而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形成又要靠公民的自觉性、社会良好的控制手段、专业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参考文献：
[1]朱永新.当代日本道德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