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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1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流派众多，形成了儒家、佛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文化流派。
1.儒家
“中庸之道”、“和谐”作为儒家文化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追求把握事物的规律，做到天人合一。
儒家文化的最高目标为“内圣外王”。“内圣”指的是修己，指人的主体的心性修养。精髓在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几方面意思，做人要有爱心，讲规则，懂礼貌，求知识，重诚信；态度上要温和，善良，恭敬，勤俭，礼让；另外还有“忠、孝”，要忠于国家忠于组织，而孝则是每一个中国人背负一生的责任。“外王”指的是安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修己到推己及人，成己成人，成行成业，由“内圣”转为“外王”，经世济国，造福社会。
2.佛家
佛家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深远，提倡清心寡欲、三道轮回、因果报应，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演化，与中国的道家文化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产生重大影响。
3.道家
道家的最著名的人物为老子，《道德经》是其著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宇宙的本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由以形成的最终根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无为，则无不治。”倡导顺应“道”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的自然规律，无为而治。
4.兵家
兵家文化以“道胜”为宗旨，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目的，强调战略战术的综合应用，达到战争的胜利。《孙子》一书开篇说：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 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把战争看做大事，通过“举贤授能， 不时日而事利”、“贤人所归， 则其国强， 圣人所归， 则六合同”的人才，对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因素的收集分析应用，来决定战争的胜负。
5.法家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由商鞅发扬光大为秦朝的治国理念及强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6.墨家
墨家主张“尚贤”即不分贵贱唯才是举，“兼爱”即完全的博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
7.阴阳家
阴阳家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克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8.纵横家
纵横家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就是战国时期的外交政治家，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分合之策游说于各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人物一般分属合纵连横两派，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
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深层意义
1.儒家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庸》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由于儒家文化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和合理规范，更贴近于现实生活，使得传统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主要文化对于管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2.道家
“无为”是道家管理文化的最高原则，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不论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都概莫能外。“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反对法令滋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大道废，有仁义”，反对以礼教作为治国手段，倡导“绝圣弃知”， “绝仁弃义”。管理者应该“清静为天下正”，“我好静而民自正”，“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本，躁则失君”，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管理者应该“寡欲”，看作是实现无为之治的一个先决条件。
现在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被各个企业管理阶层重视，提倡民主式管理，“有所为，有所不为”，管理者和员工各自干各自的事情，相互独立，给彼此最大的信任。
3.法家
法家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主张“法”、“术”、“势”三者合一，"势"，是权力，权威；"法"，是法律，法制；"术"，是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文化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的活动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法家的基本治国之道就是制定法律，企业基本治企之道也是法律，但是企业法律绝不同于治国法律。企业的法律实际是在国家法律范围内的企业规章制度。例如，股东在合作的时候，必须谨慎认真做好《公司章程》，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就不会出现乱象。法家提倡“ 循名而责”，类似于现在的“问责制度”，管理者要挑选适合在某个职位工作的人并使其明白职责，并且赏罚分明，就可以有效管理。比如，某人屡次违反公司规定且没有正当理由，就可以根据公司手册给予相应的惩罚。
当然，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制度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区别。企业管理不仅需要制度支撑，更需要以人为本、以德治企，两者并行，才能做好管理。法家对于管理学的贡献在于提倡一种制度化、规范化，以制度来管理企业，把管理上升到一个理性的高度。
4.兵家
兵家是以战争决策和管理为核心，管理思想运用在战争领方面，主要包括安危论、谋攻论、胜战论、速决论、虚实论、情报论六个方面，比较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安危论：兵家主张居安思危，谨慎对待战争。管理者要理性，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把握时机，做决策要谨慎。谋攻论：兵家主张战争应讲究谋略，讲究从全局出发，多方考量，周密谋划。管理者的要考虑周全，多谋善断，避免内耗和用强力，用“四两拨千斤”获取最大收益。胜战论：兵家主张胜战，认为消耗战不可打，应力求歼敌，从而获取资源、鼓舞士气和支持战略实现。同时，认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强调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管理者要做充分的准备，严谨务实，注意效果，提高获胜的概率。速决论：兵贵神速，是兵家首重之语。速度，是产生力量和把握先机的关键因素。只有先人一步，才能占据主动地位、以逸待劳；只有速战速决，才能避免久而生变、减少消耗、战略制胜。管理者要对外界的变化反应敏捷，推行政策做出决定要快，力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获得效果。虚实论：兵家由来重视形势，讲究虚实，主张因敌而变，奇正结合，集中兵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管理者要根据情势的变化，灵活的做出决定，因势利导，出奇制胜，虚实结合，分清主次矛盾。 情报论：兵家重视情报，强调用间，强调知己知彼方能百胜百胜，认为虚实、形势所体现出来的都是情报，情报是胜战的关键因素。管理者要全面的收集信息，做好情报的管控工作，信息要顺畅，准确，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为决策提供依据。
总之，现代企业管理要真正做到以兵为锋，有效应用兵家思想，还必须把握好兵家思想六大方面的结构关系，充分认识到：安危是意识，谋攻是战略，胜战是目标，速决是方法，虚实是策略，情报是手段，只有真正做到居安思危，谋划好攻伐战略，立定必胜目标与决心，把握好速度与效率，注重虚实形势结合，抓好信息情报管理，才能真正地制胜竞争、笑傲商场。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炼的现代企业管理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管理思维特征，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种。
1.宏观整体性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强调认识自然的整体性；道家更强调以无法用语言表达出的“道”作为宇宙的整体，兵家也重视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客观因素的整体性，都重视以普遍联系、相互影响、渗透、制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对于企业来说，首先是一个整体，其次，又要考虑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受社会环境、文化等因数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内部个人间的相互影响、制约的因数。
2.阴阳分解
道家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两种力量对立和变化，相生相克、刚柔并济。作为企业发展中看到隐患，艰难中看到希望。
3.中庸和谐
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处理问题执两用中，考虑问题周全，“中庸”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万物生长，欣欣向荣。在企业的管理中，在不同领域和地方，要符合实际，不冒进、不迟滞，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讲求双赢，更能有效推进企业的发展。
4.务实理性
“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主张为人处事求大同存小异，理论联系实际，踏实务实，认识并践行符合企业所处环境的发展规律，少争论，努力追求利益，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实践。
参考文献：
[1]《中庸》子程子曰
[2]郑文斌.《治国平天下--中国组织领导者修炼五步曲》.
[3]张培合.《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现实影响》.
[4]老子.《道德经》.
[5]范仲淹.《岳阳楼记》.
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2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旅游;发展;管理
一. 引言
文化管理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旅游业在逐步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贴近文化底蕴这一深层次的东西。而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旅游业发展较为迅速,并从多个方面得到了支持与发展。但是,发展就会带来相关的问题。文化的渲染逐步被商业化所取代,一些传统文化在旅游业的发展与带动下变得偏离了主旋律。这些现象表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旅游需要进行适当妥善管理,从而保证文化与旅游的双重保障。
二. 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发展
文化旅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结合传统文化的旅游模式能够在某种意义上带动传统文化的发展,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上分析,其更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以吸引游客的目的,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内涵。而从能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也正是因为作为游客身份的国民对于传统文化也有着非常大的兴趣,才促使了这一新兴文化旅游形式的发展。从基本形式分析,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文化旅游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众多较为成功的文化旅游的案例。北京故宫作为封建王朝的历史遗产,对于我国国民而言,充满着莫大的吸引力。故宫是清代君王生活、从政的地方,人们都有一颗帝王之心,都憧憬着这一代表着权利与地位的圣地。因此,这一简单的理由,就足以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鱼参观。如此,文化旅游的游客源就有了保证,对于其发展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
要真正发展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拥有了游客源这一基础后,还要进行文化的结合以及文化的旅游式传播演示。仍然以故宫为例,游客来到了故宫必然是有目的性的去探寻这里的奥秘。但是故宫的奥秘众多,如果没有一定的秩序性供游客参考,必然会如走马观花般毫无收获。因此,作为相关的文化旅游管理人员,应该从传统文化结合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故宫的整体脉络进行必要的划分。例如,将故宫的整体景致进行分块处理,在进行游览的时候就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游览。这样目的性较强,也能保证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了解最多的文化内容以及文化魅力。让游客真正有不虚此行的感觉,并在游览过程中体味其中的文化底蕴。
总体上可以这样总结,即文化旅游的发展首先要保证有值得游客游览的文化景观;在拥有了这一基础的情况下,再进行相关内容的搭建与设计,从而大力发展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业。
三.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管理
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得以大力发展,在收获利益与效益的同时,却也伴随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复杂而多样化,无法从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但是,却可以从管理的角度去分层解析,避免一些弊端的发生,减少问题的出现,从而保证文化旅游的健康发展。
(一)文化旅游带来了文化的破坏。文化旅游的文化破坏主要体现在一些实体传统文化,例如洛阳的龙门石窟等这样的文化圣地,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举动,造成文化古迹的损坏。很多传统文化的旅游景点经常会遭受一些有意或者是无意的破坏。因此,相关部门就要重点加强对文化古迹的保护。在一些重要的景区添加游客提示牌,提示以及警示游客注意对这些重点景点的保护。
(二)文化景区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旅游出行游客必然会携带一些用品,而这些用品就成为了景区的主要污染源。游客往往在游览的过程中,会因为比较劳累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而随手扔掉这些垃圾,造成了文化景区的污染。对于此类问题的管理,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景区内垃圾箱的分布密度,在各处路口以及不同的景区节点处安置垃圾投放设备。并采用一些劝导式话语,提醒游客要保护景区自然环境,注意环保。
总之,妥善合适的管理对于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发展非常有利。
四.结语
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是未来旅游业发展的大方向,从文化传播以及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文化旅游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信息爆炸和物欲横流的时代,能通过旅游的方式来传递我国的传统文化,并以这样轻松的方式去让游客们感悟文化,其长远意义非常明显而重要。因此,大力发展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旅游是顺应时展,切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的事情。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也要注重发展规划,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必要而有效的管理,保证其文化旅游正确的发展方向,使其始终向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彭建平,菏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径初探[J],菏泽学院学报,2012(01):44-47
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3
[关键词] 现代管理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 未来管理模式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⑴具体而言，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和安置，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现代管理既然以人为中心，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反思。
最早研究企业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的，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L.Barnard）和菲尼普.塞尔茨尼克（P.Selznik）。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戴维斯（S.M.Davis）在《比较管理—组织文化的展望》中，明确而系统地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等角度研究管理理论。1971年，德鲁克把管理与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⑵遗憾的是，当时这一论断未能引起美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应有的重视。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才迫使美国管理学界认真研究和分析日本的企业管理，发现两国企业在制度、结构、战略等“硬件”方面并无不同，差别只在人员、技能、作风和最高目标等文化的“软件”方面，从而证实了文化和价值观比管理理论方法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后，有关管理差异的文化背景和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本文通过审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2 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⑶在这一方面，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先生把中国古代无行说同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C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⑷。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传统管理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2.1 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5)。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2 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6)。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1)：
1. 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 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5)。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6)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6)
2.3 领导理论与中国传统激励方法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1)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见表1）
表一 西方激励理论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 激励理论 基本主张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2.4 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3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基本预测：
3.1 决策方面
中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7)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3.2 组织方面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3 领导方面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4 控制方面
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7)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将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⑴ 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P9、P102、P333-335、P441
⑵ 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6；
⑶ 彼德.圣吉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⑷ 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P37;
⑸ 吴坚，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初探，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3期（总第50期），P9;
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4
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传统习俗，风俗，习惯等的文化现象。传统，就是随着历史的足迹流传下来的，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的对现代仍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事物。当然，这种影响力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优秀的传统对现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必须与现代社会的具体情况结合作一个修改。现代企业管理中，传统文化的作用表现亦在于此。
1.现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应用
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管理的作用首先在于悠久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具有利用价值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百家争鸣，所提倡观点复杂多样。但从整体来看，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有人将儒家代表的人生价值取向特征作了归纳如下：群体本位，中庸之道，强调集体，以和为贵，人情关系的重视，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等。这些特征与西方所倡导的个体主义和极端的思想相抗衡，成为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大亮点。利用传统文化，需要首先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内容，并对其进行分析。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有优秀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一面，所以，在看待传统文化的作用时，我们应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观点。从微观上看，现代企业管理仍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应用。
2.现代企业管理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批判地继承，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应用。
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文明和现代化企业文明也向传统文化发起冲击。此外，现代企业的分权化和社会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提出了挑战。面对多重文明冲击的背景，传统文化还能一帆风顺吗？当然不能。现代化的企业管理，需要与社会接轨，与市场融合，与法律统一。为此，我们在利用传统文化管理现代企业时，必须保持适合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基本价值观念不变，加以改革其形式特征，且对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进行摒弃。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所在
1.法制与仁制结合
法家倡导的依法治国和利益驱使与儒家倡导的仁德至上的观点成为了历史上自相矛盾的话题，但其思想对后来的君王治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将二者集合起来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又“大一统”的他礼法并用，阳儒阴法，创造了汉朝大一统时代。直至唐朝时期的“礼律并重”，二者思想的融合还得以体现出来。国家治理如此，企业管理亦是如此。法学思想表现了管理中的“不成规矩，不成方圆”；儒家思想体现了管理中的“仁义道德，民主平等”。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可以总结为：制度法律法家化（严格，专制），态度方法儒家化（开明，亲善）。
2.和谐思想
佛教与儒教的“天人合一”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都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观念。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在其中表现了一个道理：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人类做什么事情，必须遵循这种规律，顺应自然的发展。除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外，和谐思想还重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谐在企业管理的运用使得员工与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发展的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
3.无为而治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思想体现了一种自然的管理模式，没有过多人为的参与性。无为，即不为，不做事情。无为而治，这是管理模式中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通过自觉性或是一种无形中存在的道德法则约束自己，恢复人的自然属性。
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5
关键词：关公崇拜；传统社会；文化心理
千百年来，关公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符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关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被以各种形态世代传承。关羽是三国时蜀国的大将，死后享尽各种尊荣，历代统治者都对其进行加封，甚至被尊为“武圣人”。关帝庙宇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甚至每个村庄都至少有一座关帝庙。与关羽有关的事迹不仅史书多有记载，而且也广泛流传于民众口头艺术。人们记录关公的事迹，想象他的英姿，期盼他显灵庇佑。在中国历史上，关羽崇拜影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无人能出其右。关羽崇拜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内圣外王的完美理想人格
中国历史上，尽管学派纷呈，尽管“内圣外王”一词是在《庄子·天下》里才出现的，但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无论儒家、道家、甚至佛家，其思想均是相通的：都推崇“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都将理想人格的最终目标锁定在“内圣外王”上。在孔子儒家看来，“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是智、仁、勇三者的完美统一。据《论语·宪问》记载，孔子曾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认为仁者泛爱众人而不忧，智者富有知识而不惑，勇者果敢刚毅而不惧。受此思想的影响，孟子在《告子上》里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是天赋的、人所固有的，它既不是别人给予的，任何人也不能予以剥夺。儒家重视仁义忠信，视其为天授的品质，任何人不能剥夺。这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一旦被设计出来，就得到文化的认可与推崇，经过教化与传承，理想人格一旦形成，必然会对人们的人格产生深远影响，否则，就得不到人们甚至文化的承认。[1]
关公崇拜就体现了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一方面，他忠义仁勇，重情重义，这是他最突出的道德品质。关羽的“忠”主要体现在他对待刘备的态度上，作为弟弟他敬重兄长；作为将领报效主公；作为臣子他效忠君王。关公的“义”最是为人津津乐道。毛宗岗称赞关羽“义绝”，实是其忠义冠绝天下，让人不得不佩服。如义释曹操，就最能体现关羽的义。关公的“勇”也是众所周知，为人称道的。忠义仁勇，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更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关羽所表现出的这种忠义勇武，正是各家都推崇的“内圣” 。另一方面，中国人推崇“内圣”，希望通过自己的崇高人格来达到感化他人之心以成全“外王”伟业的目的。关羽生前为三国蜀汉名将，汉寿亭侯，五虎上将之首，是刘备的左膀右臂。死后更是步步高升，其封号经历了庄缪侯、佛教的护法神、武圣人陪祀、崇宁真君、义勇武安王，到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掌管神鬼人三界。至此，关羽已经成为道教中的重要神了。顺治九年（1652年）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后，最终成为与文圣孔子平起平坐的武圣人。从此，关帝庙开始遍布全国。清光绪五年（1879年），更是加封了一个长达26个字的封号，用尽了赞美文词，可谓登峰造极。封建王朝对关羽的封谥，正契合了通过“内圣”来达到“外王”的完美人格理想，体现了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文化心理。
二、崇拜神灵的社会文化心理
原始社会早期时逐渐产生神的观念，当人们无法认识、理解自然时，这种观念其实是自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形式虚幻，本质内容却真实。同中国人崇拜鬼神，认为世间存在神仙和妖魔鬼怪，或相信某种生物具有超乎自然的灵魂或精灵，它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的生老病死都有外在的控制力量。神灵崇拜“深刻地渗进中国人的血肉，甚至已经达到获得了大地性，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食粮”[3]。
（一） 落后的农业区
在人类由无知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底低下和科技水平的落后使得人们面临着各种困境，生存的艰难使人们迷茫困惑，焦躁痛苦。于是，人们不得不寻求另一种异己力量的帮助，来满足自己战胜困难的愿望，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安宁。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偏僻落后地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时，有恶势力仗势欺人不得申诉时，医疗条件落后不得不承受病痛的折磨时，人们就会依附于自己头脑中幻想的神灵，期望得到神灵的保佑以改变生存现状。忠义仁勇的关公很容易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保护神，成为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关公死后被封封王封侯，固然有统治者借助信仰麻痹民众思想的意图，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神灵在心理上的需求和依赖。人们将他视为天神一般，虔诚至极。民间常常有关公显圣救助百姓的传说，几乎遍及历朝历代全国各地。由此可以看出，在人们心目中，关公代表了正义的力量，他总是能帮助人们战胜邪恶，是人们在走投无路之时的唯一精神寄托。《三国演义》中说：“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4]这些都充分表现了关羽崇拜对普通民众的心灵抚慰作用。
（二）发达的商业区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经济逐渐成为过去，商品经济正式走上历史舞台。随着商品的产生，逐渐有了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有了专门用于交换的商业区。商人们追逐利益，却又担心稍有不慎做了亏本生意。于是，他们便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幻想有一种神灵专门护佑信徒们财源滚滚。基于这样的心理需求，关公逐渐具有了另一种神职，即财神。为了区别于中国传统的财神赵公明，人们称关公为“武财神”。在这一神职中，本身并不是财神的关公却香火鼎盛，受人崇信的程度并不亚于赵公明。原本的纵观历朝历代关公身负的各种神职，我们会发现，关公的神性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复杂多样。如今，商品经济时代，作为财神的关公神职渐渐化复杂为单一，原本的附属神职反而成为主要神职，这就说明神灵的作用往往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变化。人们将希望放在关公身上，希求精神上的抚慰和解脱，这些都体现了市民百姓的崇神文化心理。
三、总结
英雄崇拜是人们希求获得安宁生活的产物，它能激发人们的积极心态，促使人奋发向上。在我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关羽一样得到人们的极度推崇和虔诚信仰。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历代中国普通民众的思想感情，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封建社会时期，人们饱受战乱之苦，颠沛流离，渴望拥有安宁的生活。关羽作为一个不同于普通人的英雄人物，武力高强，智力超群，他有能力成为结束灾祸改变民众命运的人。这是他能成为武圣人的基础。同时，他为人忠诚义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些都使得他有了成为全民信仰的条件。人们崇拜他，就是希冀他能改变民众的生活，关公的职能由于人们的需要相当复杂。而在当今社会，关公职能趋于单一，其深层原因及文化心理却更复杂了。关公信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彻底弄清它，以上浅显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对关公崇拜的研究，我们应该开拓思维，多角度思考，或许能找到答案。（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韦政通：《儒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24页。
[2]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560页。
传统文化与管理范文6
当前，人们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还相当陌生、隔膜，人们对国语、国文、国学，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常识还不甚了解；体制内的，从幼儿到博士的受教育的制度安排，基本上是西化的，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时间与精力大大超过了学习母语、国文的时间与精力，而体制内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又非常薄弱；所谓"传统文化热"并非真热，其实是假热，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已。有的只是敲敲边鼓，只是自发与偶然的现象。
其实，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常识层面、学术与技艺层面、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魂与族魂的层面。而且，传统文化还具有平民化的特性。传统文化资源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形成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有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地位及文化输出。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廉耻等价值在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还将继续起着良性的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转化、洗汰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可以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整合起来。
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小、中、大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守旧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