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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1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2
[关键词] 重症高血压； 脑出血； 手术时机； 方式
[中图分类号] R74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2-021-01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effe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January 2005 -2010 years in December for treatment of 54 cases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time between onset occurred until th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ltra-early operation groups, time interval ≤7h, 19 cases of early surgical group, interval of 8h-24h, 15 cases of delayed surgery group, time interval ≥24h, On the patient's brain hemorrhage, bleeding and haematoma parts are broken into a computer room, choose surgery patients with surgical methods, there are open-skull hematomas cleared and boneless flap decompression surgery, small bone window open intracranial hematoma removal, single side or double side outdoor drips brain surgery.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sults I and Ⅱ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p0.05, differences of significance stating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early operation, Ⅱ and Ⅲ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compared to p0.05,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delayed surgery. Conclus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s well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for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iming; Modes
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是指经过检查脑出血量大于50ml[1]或者对患者进行格拉斯哥评分小于8分[2]，其死亡率很高，可以高达90%[3]以上。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曾应用不同的手术时机以及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过54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现将其治疗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54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均通过手术治疗；其中男34例，女20例，年龄为35岁-84岁，平均年龄55.3岁，高血压病史4年-30年。经检查出血部位有：基底节区出血19例，丘脑出血11例，脑叶出血10例，小脑出血9例，单纯脑室出血并铸型5例。根据发病起至手术之间间隔的时间分为三组，超早期手术组患者20例，间隔时间≤7h，早期手术组患者19例，间隔时间为8h-24h，延迟手术组患者15例，间隔时间≥24h，分别为I、Ⅱ、Ⅲ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出血程度等比较，P≥0.05，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法 对于幕上血肿大于70ml且瞳孔散大的患者，全身麻醉后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并视情况取单侧或双侧大骨瓣减压手术，完全清除血肿或是尽量将大部分血肿清除，在直视下进行彻底止血，最后于血肿壁贴上止血纱布或明胶海绵并放置至少两根引流管(其中一根需置于血肿腔内)；血肿在50ml至70ml之间，瞳孔变化不明显以及小脑出血的患者，采取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小脑手术尽量咬除后颅骨盖，并咬开枕骨大孔约1-2cm;自距离血肿最近脑功能哑区分开脑组织至血肿腔的部位，完全或尽量彻底的清除血肿，并把止血纱布贴在创面，然后在血肿腔内及硬膜下各放置一根引流管；对于脑室铸型患者或脑室出血为主的患者，使用双侧脑室穿刺或单侧脑室穿刺，在置管后可进行轻度负压抽吸，并适当冲洗；术后，若出现再发血肿或血肿引流不畅，可通过引流管注入适量稀释的尿激酶[4]，并将引流管夹闭2-4小时[5]后打开。
1.3 疗效判定 本组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级法：I级：肌力正常，不影响正常生活，可以独立生活；Ⅱ级：轻度偏瘫，可以部分独立生活；Ⅲ级：中-重度偏瘫，在别人的帮助下可以行走；Ⅳ级：只能卧床生活，但意识清除；Ⅴ级：植物状态生存。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试验所得数据录入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即(x ±s)，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对比采用X2检验。取95%可信区间，当p＜0.05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所有患者术后进行随访，结果：I组患者：I级患者4例(20.0%)，Ⅱ级患者6例(30.0%)，Ⅲ级患者3例(15.0%)，Ⅳ级患者1例(5.0%)，Ⅴ级患者2例(10.0%)，死亡4例(20.0%)；Ⅱ组患者：I级患者3例(15.79%)，Ⅱ级患者3例(15.79%)，Ⅲ级患者5例(26.32%)，Ⅳ级患者1例(5.26%)，Ⅴ级患者4例(21.05%)，死亡3例(15.79%)；Ⅲ组患者：I级患者1(6.67%)，Ⅱ级患者2例(13.33%)，Ⅲ级患者2例(13.33%)，Ⅳ级患者2例(13.33%)，Ⅴ级患者3例(20.00%)，死亡5(33.33%)，I组患者和Ⅱ组患者比，P0.05，差异有显著性，说明超早期手术优于早期手术，Ⅱ组患者和Ⅲ组患者相比，P0.05，差异有显著性，说明早期手术优于延迟手术。
表1 三组不同手术时机脑出血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3 讨论
3.1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对预后的影响 由以上资料得之，超早期手术治疗的预后效果优于早期手术治疗，早期手术治疗优于延迟手术治疗。提示对于重症脑出血患者及早进行外科手术可以降低死亡率。Brott等[6]研究显示，在发病24h内，至少38%的患者血肿增加33%以上，且多数见于发病后3-4h内。国内王忠诚院士结合大量病例研究认为：对条件适合的病例应早期或超早期手术治疗(出血后7h内)。研究证明，脑出血一般在发病后20-30min内形成血肿，多数自行停止，经过6h后周围发生水肿并逐渐加剧[7]。通过研究脑出血早期的病理变化得出：脑组织在受到血肿的压迫后，由最初的海绵样变性到出现坏死、直至形成不可逆性的脑损伤，大约需6h左右。所以出血后7h行血肿清除效果最好。另外，重症高血压患者病死率及致残率与血肿压迫时间呈正相关。血肿压迫时间越长，缺血、缺氧、水肿及炎症介质释放造成的继发性脑损伤越重，导致不可逆性损伤，且中枢性抑制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风险越高。因此，对于高血压脑出血，早期甚至超早期手术，迅速解除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使脑组织复位，从而改善局部血循环，减轻脑组织缺血、缺氧、水肿，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从而减轻继发性脑损伤，对改善此类患者预后至关重要[8-9]。
3.2 脑出血手术方式的选择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方式多样，可视情况采取不同术式。对于血肿较小，一般情况较好的患者，可行血肿碎吸术或钻孔置管血肿引流加尿激酶溶解术，缺点是减压不充分，不能在直视下止血，而且，使用尿激酶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大，对于血肿较大和脑疝形成的患者不适宜。对于出血位置表浅、血肿量少或年纪较大的患者，可行小骨窗血肿清除术。如果术后颅压高增高，水肿加重，还可扩大骨窗进一步减压。对于位置较深、血肿较大、已有脑疝形成但时间较短(6h)以及小脑出血患者，主张行开颅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如果血肿已破入脑室并形成铸型，建议行开颅血肿清除术，若血肿局限于一侧脑室，可行侧脑室引流术。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医院因条件及技术有限，切不可盲目追求血肿清除率。特别是位置深在的血肿，基层医院若盲目追求血肿完全清除，往往因光源、器械、技术等问题，造成止血困难或再出血，反而提高了死亡率。所以，就基层医院而言，本人提倡：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尽量早期手术；并采用适当的手术方式、术中尽量清除血肿；若血肿太深、则清除至脑组织塌陷即可,不宜追求血肿完全清除。这样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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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3
【关键词】 高血压脑出血； 内皮素-1； 肿瘤坏死因子-α； 一氧化氮
中图分类号 R54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18-0033-02
doi：10.14033/ki.cfmr.2015.18.017
高血压脑出血（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HICH）为脑实质出血，其病因主要为高血压，中老年人群发病率较高，后期致残率、死亡率极高，是严重危害中老年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高血压脑出血占到我国脑卒中发病患者的15%以上[1]。高血压脑出血的发生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有研究发现[2]，高血压脑出血存在内皮细胞功能受损及功能障碍，内皮细胞受损后的继发性炎症联级反应可能是引起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出现继发性脑细胞损伤的原因，但是对单纯性脑出血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内皮素-1（ET-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一氧化氮（NO）等影响因子的变化对比研究及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较少。本研究对高血压脑出血患者ET-1、TNF-α及NO水平变化进行了检测，并分析了其相关性，旨在探讨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ET-1、TNF-α及NO水平变化及其相关性，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间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高血压脑出血组）、单纯性脑出血（脑出血组）患者各40例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高血压诊断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相关诊断标准。脑出血诊断符合我国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脑出血相关诊断标准，单纯性脑出血时指无明确病因的脑出血[1，3]。（2）患者发病至入院时间不超过6 h。（3）无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4）排除脑缺血，未合并脑疝。（5）排除继发性高血压。（6）近期未患有过感染性疾病，无免疫系统疾病、原发神经或精神障碍性疾病。（7）预期患者生存时间在7 d以上。随机选取同期门诊体检的健康人群40例为对照组。各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脑出血组与脑出血组出血部位、GCS评分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血压脑出血组患者血压高于脑出血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1.2 方法
抽取空腹外周静脉血6 ml，采用离心机以3000 r/min转速离心处理15 min，静置30 min后取得血清，以放射免疫法测定ET-1、TNF-α，以硝酸还原酶法检测NO水平，检测试剂盒分别购自深圳晶美生物有限公司、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总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射免疫所，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多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检验基准α=0.05。
2 结果
2.1 各组血脂水平比较
各组TC、TG、HDL-C、LDL-C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各组血脂水平比较 mmol/L
组别 TC TG HDL-C LDL-C
高血压脑出血组（n=40） 4.61±1.12 1.52±0.95 1.10±0.35 2.44±0.61
脑出血组（n=40） 4.33±1.10 1.43±0.72 1.36±0.41 2.15±0.58
对照组（n=40） 4.55±0.97 1.20±0.36 1.40±0.32 2.10±0.53
2.2 各组ET-1、TNF-α、NO水平比较
高血压脑出血组ET-1、TNF-α水平明显高于脑出血组与对照组，NO水平低于脑出血组与对照组，脑出血组ET-1、TNF-α水平高于对照组，NO水平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高血压脑出血组不同GCS评分时ET-1、TNF-α、NO水平比较
不同GCS评分ET-1、TNF-α、NO水平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ET-1：U=5.32，TNF-α：U=5.40，NO：U=3.22；均P
表2 各组ET-1、TNF-α、NO水平比较
组别 ET-1（μg/L） TNF-α（pg/ml） NO（mg/L）
高血压脑出血组（n=40） 132.94±24.76 143.84±24.38 43.90±14.84
脑出血组（n=40） 103.79±19.85 94.38±21.77 58.54±15.63
对照组（n=40） 44.51±14.55 24.65±13.70 121.05±16.88
2.4 相关性分析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随着GCS评分下降而升高，呈现负相关性（r=-0.51，P
3 讨论
高血压是引起脑出血发生的主要病因之一，国内外研究发现在发生脑出血时有CRP、脂联素等多种炎症因子及细胞因子的异常变化[4-5]。ET是迄今为止临床所知作用最强的缩血管多肽，而且具有促进细胞增殖的启动作用，对血管平滑肌细胞能促进其增殖，引起血管发生狭窄性变化。NO是一种活性较高的自由基，为内皮舒张因子，对血管内皮细胞具有舒张作用，可调节血管平滑肌促使其扩张降低外周阻力。ET-1与NO均能对内皮细胞形成影响，其变化能反应内皮功能状态变化，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ET-1/NO平衡存在异常，其可能机制是ET-1/NO失衡引起内皮依赖性的血管舒张作用减弱，血压出现升高，反之血压的异常影响血管壁对内皮细胞带来损伤，形成互为因果的影响[6]。TNF-α是促炎症因子，能对T细胞产生的多种炎症因子起到促活性增强作用，在炎症反应中起中心地位，研究发现脑出血所致的脑组织受损时TNF-α会明显升高，TNF-α能诱导出血组织周围出现大量的白细胞浸润，加重细胞受损，促进内皮细胞粘附因子合成，增加脑血管通透性，促使脑出血后血管源性脑水肿的形成[7]。
Aoki等[8]学者研究发现，单纯的高血压患者及单纯的脑出血患者ET-1、TNF-α有升高表现，而NO此时则会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这一变化会更为明显，提示高血压与脑出血患者均存在内皮功能障碍。本研究对高血压脑出血及单纯性脑出血、正常体检人群的ET-1、TNF-α、NO水平进行了检测，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脑出血组ET-1、TNF-α水平明显高于脑出血组与对照组，NO水平低于脑出血组与对照组，脑出血组ET-1、TNF-α水平高于对照组，NO水平低于对照组，相关性分析也证实ET-1、TNF-α与NO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这可能是ET-1/NO失衡引起内皮功能受损所致，而且血压的异常波动及低氧血症均能进一步加重对内皮细胞的损伤，引起了单核/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粘附，相应的促使了TNF-α的增高，TNF-α可能通过TNFR I途径相应的参与了内皮细胞的凋亡，对内皮功能形成新的损伤。GCS是反应脑出血患者昏迷程度的指标，评分越低代表患者病情越严重，本研究对不同GCS评分下患者ET-1、TNF-α与NO水平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与GCS之间呈现负相关性，NO与GCS评分之间呈现正相关性，表明ET-1、TNF-α、NO水平能反应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监测ET-1、TNF-α、NO水平变化可作为预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客观指标。
综上所述，高血压脑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升高、NO水平下降，其水平变化与病情严重程度关系密切，但是本研究样本量相对较少，对内皮细胞功能影响因素较多，虽然相对控制了部分因素，仍然有遗传等因素未能得到控制，因而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增加样本量及加强偏倚因素控制后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Barlas O，Karadereler S，Bahar S，et al.Image-guided keyhole evacuation of spontaneous supratentorial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J].Minimally Invasive Neurosurgery，2009，52（2）：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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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4
一、转型期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变化。针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美学如何作出及时而有效的阐释与回应？对此，与会学者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是当前国家建设的宗旨，也是转型期美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立足点；关注人自身、重视人文价值建构，应是中国学者探寻美学出路的着眼点。曾繁仁指出，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所有发展的关键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当今美学的发展应在人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关注“人”的问题，以“人”与“人性”探索为旨归，美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人学。宋一苇强调，从“美是什么”的本体论式追问向“美如何存在”的存在式追问的转变，将美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将美或艺术视为人类生存境遇的一种呈现方式、展开方式或存在方式，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生存境遇，这就是美学的发展旨要。同这种重视美学建构中的人文价值作用、关注人的存在维度相一致，王元骧则阐明了对美学建构方向的见解，即认识论、知识论传统与人生论、价值论传统的融合。在他看来，当下美学研究应重新评估审美的内省性、超验性的理论价值，实现两大传统的融合。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有待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即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间性研究”模式。即此，杨春时认为这是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美学理论自身现展的要求。
二、当下美学的困境、问题及其转机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转瞬即逝性、娱乐现时性、美感统一性取代了传统的艺术/美学所要求的永恒性、沉思性、超越性。对此，与会学者认为，美学只有不断思考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承认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动向并及时作出回应，不断淘汰过时观念，增加历史本身所提供的新的理论因子，才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近年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就是美学研究者对美学现时困境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它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贵族性”，开始走向生活，积极关注周围现实，标志着美学开始与生活合作共存。
文艺美学研究作为寻求美学发展的一条通道，在近三十年中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同时，其所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浮现。王德胜就认为，当下文艺美学研究忽视了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现象，转型中的文艺美学应努力在跨学科研究中走出困境，而重构美学话语、尤其是文艺美学基本概念，正是一个亟待开展的学术工作，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下文学艺术的新变化，应成为文艺美学关注的焦点。杜书瀛也提出，文艺美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进行理论界说，另一方面要走出“学院派”，强化其“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对美学研究方式及美学价值的反思，同样是美学走出自身困境的契机。有学者指出，现今美学研究中理论建构与艺术审美实践的脱节，缘于“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缺乏，因而美学研究应由“外求式”为主导的创新方式转向以“自主式”为主导的方式。也有学者通过反思美学价值问题，强调文学价值是多元价值的统一体，它关注人的全部感性生活，因而不能把美学价值狭义化为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窄狭化为美学价值。
三、文化资源的利用与美学策略
转型中的中国美学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彰显当代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代迅认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全球化带来了从美学到文艺生活的一系列深刻转型，只有带着中国美学思想独特的自身经验和传统跨入国际美学领域，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策略，在于立足本土语境，对中外审美文化现象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性和连贯性阐述，寻找超越东西方的共同美学规律。胡家祥强调，将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研究的维度应用于现代美学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学家的审美观念体系和华夏美学观念的历史流变，使中国美学研究获得一种新的特性。陶礼天、祁海文等人则从微观层面，表述了六朝文艺观、古代“中和论”美育观等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意义。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5
中医学主要是应用阴阳五行理论建立起来的医学模式。其哲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方法，多以“取象比类”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制。故“有诸内必形诸外”是中医理论赖以构建的基础。这样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反映出中医哲学思想两个特点:整体和辨证。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中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整体观认为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的精神和形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是由具有不同机能的脏腑构成的，脏腑之间既存有相生相克、相辱相乘等联系，又存有阴阳协调、互为表里的联系。脏腑之间还可通过遍布全身的经络相连，使人体形成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相互联合的五体、五官、五华的统一整体［4］。阴阳五行理论又有机的将人与自然界密切结合在一起，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致使机体产生不同的生理病理变化。如人体体温会随昼夜变化，夜间较低、下午傍晚较高;大多疾病亦呈现出清晨较轻、下午加重。现代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精神心理变化可引起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是众多疾病的发病因素之一。而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传统医学通过哲学思辨的方法就以总结出“情绪致病”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将人的精神和形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基础上，精神和形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在中医理论体系中人的精神意识包括神、魂、魄、意、志、思、虑、智等，情志活动包括喜、怒、优、思、悲、恐、惊等。无论精神意识或情志活动皆由五脏精气所化生，是五脏活动的产物。故而有了诸如“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的理论［5］。辨证是中医哲学思想的另一特点，辨证的过程即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体现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典哲学思维。整体观念和辨证观念实际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从实践总结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再总结理论的科学思维过程，是中医哲学体系的基础。
2中医哲学思想对现代整体护理模式的指导意义
中医学在我国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思想和方法便于群众接受。中医哲学思想对现代护理发展亦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整体和辨证观点可对整体护理模式在我国的具体实施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和逻辑思维方法。
2.1充实现代整体护理内涵
现代整体护理实质是把人视为一个整体，从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五个方面考虑人类存在的或潜在的健康问题，并通过护理程序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医哲学思想中的整体观念不仅阐明了人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精神的整体，而且说明了这些方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机理，为现代整体护理提供了可以应用的方法论。如在进行健康教育时，护理人员应综合分析患者的生理病情、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案。在慢性病患者护理时，注重心理护理，强调情绪与疾病的关系，亦充分体现出中医哲学思想中的整体观念。
2.2延伸现代整体护理行为
中医的哲学基础范文6
1.1中医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不断在临床实践中获得完善与发展,是综合化、系统化、动态化的一门科学体系。总的来说,中医基础理论具有三大特点,分别是开放系统性、实践指导性与哲学思辨性。中医基础理论的这些特点是中医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开放系统性,能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之初,便将各种学科融合作为基础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融合社会学与自然学的研究成果,融汇成综合的理论体系,在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这些学科理论占据着理论基础与源泉的地位。中医基础理论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之所以具有实践认知性是因为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步于临床实践应用,中医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又反作用于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因而具有实践认知性。中医基础理论还具有哲学思辨性,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其形成与发展与哲学密切相关,如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等都是中国哲学的基础理论,中医也有相关的应用研究,并已发展成中医学的基础理论。1.2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创新近年来,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也不断发展,已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且多元研究方法的应用也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科学性。现阶段,应用比较广泛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其中文献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古代的医学文献解读与参考;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医基础理论及理论学科框架进行的研究;临床研究主要是病证研究、药方研究、治则治法研究等;实验研究则是利用现代化的实验设备与手段进行的药理研究与疗效研究,并基于实验进行药理诊疗理论阐述;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交叉学科研究主要是将医学与数学、信息科学、天文学、哲学与气象学等结合,并进行医学实践阐述医学理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还在不断完善,而且创新因素不断增加,信息化水平与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甚至有学者着力进行技术方法创新以不断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
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与态势研究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3.1中医基础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是整个中医学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随着近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新要求,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仍应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并在理论创新的同时加大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应用,力求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3.2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行有效的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需先进行创新途径探讨,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需遵照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医理论研究,此外,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还要加大中医理论与其它多学科的结合,加大创新宣传。笔者认为要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引向科学实证研究的方向,是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所在,以实现中医理论的实质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