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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生态思想范文1
关键词： 孟子； 新儒学； 生态美学
Abstract: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ncius's conception of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Du Weiming intended to continue Xu Fuguan's investigation in his “Chinese Spirit of Art” to exploit the concer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hence introducing a new subject and means of aesthetic study， that is， ecological aesthetics. Du's new understanding deserves a close concern from scholar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Key Words: Moncius;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coincidence; art of hear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日渐成为“显学”。它作为中国较早地进行中西、古今文化融会思考的学派，不仅其价值得到肯定，更成为如今学者探索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现代文论、美学、哲学等的典型个案。新儒家学者以儒统庄，以儒统佛，以儒家精神会通西方思想，完成传统文论、美学、哲学某种程度的转型，形成不同于其他学者、学派的阐释。就在这种阐释的重建过程中，有一个值得当下美学界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三代新儒家学者已经自然而且必然地完成的“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这种转向最早体现在熊十力先生提出的发人深省的自然活力论，还有梁漱溟强调以调和折中的态度对待自然。再就是后来，台湾、香港、大陆的三位领衔的新儒学思想家钱穆、唐君毅和冯友兰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儒家传统为全人类做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注: 参见杜维明《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对中国和世界的启发》，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这一结论似乎并不是什么全新的发现，但从他们对于此观念所作的阐释来看，这种发现也不是在复述传统的智慧。事实上，他们不仅是在回归那个他们钟爱的传统，也是为了当下的需要来重新理解这个传统。如果说新儒学的生态转向在一开始还不是有意识的，那么到了杜维明这里，则已完全成为一面明确的旗帜。他接着第一、二代新儒学往下讲，不仅完成了所谓“生态转向”，并且还将这一转向带进对中国美学的全新思考。
一、 中国艺术精神里的人格修养
在现代新儒家三代学者中，第二代台港新儒家的徐复观对艺术和美学探讨较多，并且有着自己较为系统的美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其《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他认为，在中国哲学和历史上，《庄子》集中体现了审美主体性在中国的诞生，而儒家思想中所确立起来的道德主体性，同样充满着深刻的美学内容。徐氏主要探讨了庄子与孔子的美学思想，但却很少提及孟子。杜维明先生正是看到了孟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特撰文接着徐复观往下讲，为《中国艺术精神》补充了一个“续篇”。
杜维明先生在《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讨》一文中集中考察孟子的修身观念是如何同中国艺术理论相关联的。他开篇即说道：“徐复观先生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指出，儒家和道家都确信自我修养是艺术创造活动的基础，这与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人们去完善道德和精神的品格的陈旧观点恰恰相反。它提出了一条解答艺术本身是什么，而不是解答艺术的功能应当是什么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不仅成了需要把握的技巧，而且成了深化的主体性的展现。”［1］280他正是顺着徐先生的这一思路去进一步阐发孟子的修身观念的。
欲了解杜维明的美学思考，先应明确徐复观是如何阐释“修养”与中国美学的关系的。徐复观所说的“修养”，乃是一种“人格修养”，是指“意识地，以某种思想转化、提升一个人的生命，使抽象的思想，形成具体的人格”［2］362。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体悟和反省，迫近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纯化，转而又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所以，徐氏认为，只有儒道两家思想，才有人格修养的意义。
徐复观强调，人格修养常落实于生活之上，并不一定发而为文章，甚至也不能直接发而为文章。因为就创作动机来说，人格修养并不能直接形成创作的动机；就创作的能力来讲，在人格修养外还另有工夫。同时文学与艺术创作，并非一定有待于人格修养。但人格修养所及于创作时的影响，不像一般所谓思想影响，常是片断的、缘机而发的，它是全面的、由根而发的影响。而当文学艺术修养深厚而趋于成熟时，也便进而为人格修养。另外，作品的价值与人格修养有密切关系。徐复观指出：“决定作品价值的最基本准绳是作者发现的能力。作者要具备卓异的发现能力，便必须有卓越的精神；要有卓越的精神，便必须有卓越的人格修养。中国较西方，早一千六百年左右，把握到作品与人的不可分的关系，则由提高作品的要求进而提高人自身的要求，因之提出人格修养在文学艺术创造中的重大意义，乃系自然的发展。”［2］363一言以蔽之，人格修养与艺术在最高境界上有其自然的结合，具有共生性。儒道两家所成就的人格修养，不止于文学艺术的根基，但也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根基，一旦发而为艺术精神的主体因素，便对中国艺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进而主导着中国艺术发展的总体方向。在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必以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解放为技巧的根本，为境界的根本，正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3］卷10。因此，徐复观在对传统艺术活动的考察中所发现的人格修养与艺术的这种微妙的关联，乃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特质所在。
综观中国古典美学，自孔子始，审美一直与修养有着根本的联系。中国美学讲境界，艺术以境界为最上。正如王国维所说：“（词）有境界则自成高格。”［4］（不惟词如此，中国其他艺术皆如此）而修养的归宿即是境界。由修养而达境界，此一境界，既是人生境界，亦是审美境界。在中国古人那里，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何以相通？在现代人的生存境域中，世俗的人生何以成为审美的人生？杜维明先生有进一步的挖掘。
二、 孟子修身观念的生态美学精神
徐复观告诉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中国艺术精神，必须从修养的工夫透进，方能得其三昧。杜维明显然认同这一结论，因而才顺着这种美学研究的方向，去挖掘孟子修身观念中所蕴涵的现代美学精神。那么，杜维明进一步阐发“修身”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是如何理解“修身”的，他对“修身”作了怎样的引申，引申的意图何在呢？
首先，他澄清，自己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探究与道家美学所不同的，或是作为道家美学之补充的儒家美学存在的可能性，而是想尽量开发这两种传统学说所共有的象征符号资源。他明确指出：“把徐先生的分析推进一步，我认为，把修身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比起人们试图系统地将传统分梳为道家和儒家来说，也许出现得更早些”，［1］296“儒家强调的人文主义，也许初看起来与道家的自然主义相冲突。但是，按照他们对自我修养的共同关注，我们不能说儒家坚持社会参与和文化传承与道家追求个人自由不相容。道家批评儒家的礼仪，儒家批评道家的避世，都体现一种对话式的交互作用，它反映出两家之间存在着更深沉的一致”［1］198。可见，杜维明并不是要论证孟子同中国美学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要借孟子思想生发出中国美学整体的特性。再者，他的直接目的是想通过诠释的重建去发现隐含在孟子思想里的艺术理论，进而指出某种衔接传统与现代的美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杜维明所用的“修身”这个概念，并不是仅仅对于人的形体而言。修身的内容实则比形体的转化要丰富得多。“身”只是一个含意有限的形象说法，非英文“body"可以代替，它其实象征了整个自我，乃儒家文化中极其丰富和庄严的符号。所谓修身，即修己，包含了自我转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过程。比之徐复观所说的“人格修养”，“修身”有着更为广阔的涵义。“人格修养”容易被人们作为纯粹的道德操练来理解。自孔孟以降，后世的一些儒者确有此一倾向。事实是，人们一直用一种不太恰当的“手段”与“目的”的用语来描述艺术与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表述却模糊了二者的共生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人格修养扩展为杜维明所说的“修身”来理解，那么它与中国艺术的特殊关联就会变得更加明朗，甚至可以说，“修身”就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根本。艺术也由此可以理解为“深化的主体性的展现”，这是传统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大艺术观”。
孟子的修身观念包含两个方面的深意：一方面，“大体”与“小体”的和谐发展。在孟子看来，心为“大体”，身体只是“小体”。修身就是要使“大体”而不只是“小体”得到发展。一个向学生传授六艺的儒学大师，必定要认识到六艺既是需要操习的动作，又是应从精神上去掌握的科目。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转化过程中的身心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人的身、心结构中，存在着将自我发展为与天地合一的真正潜能。修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体验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共鸣。“大体”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5］《孟子·尽心上》，但它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本真的人性。修身就是要将本真的人性显发出来，而美的实现则需要这种修身的工夫。所以，儒家的修身方法不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也具有美学的意义。古人通过修身所实现的人生境界，自然就有审美境界的生成。
进一步引申，修身所体现出的实质上是一种生态美学精神。生态美学本是一个现代范畴。在21世纪初的中国美学界，引起最多关注和争论的就是这个范畴。它作为美学的一种新理论或者方法，更多地凸显出传统与现代衔接和转化的可能性。因此，强调修身体现生态美学精神，其实就是对修身作一种新的现代的理解和转换。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提倡绿色的人生，审美的人生。而孟子的修身观念则明确表示，人首先要实现自身的和谐，才能与天地合流。生态美学强调整体性，而孟子在关注整体性的同时，还看到了“整体”中的“根本”，那就是人自身的生态和谐。事实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生态平衡确实依赖于人本身对待外物的态度和方式，此一态度和方式则根源于人的认识和精神境界。人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是一种重要途径，它不仅导向生态平衡，也直指审美的和谐人生。它作为自我转化、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全过程，不仅是孟子所倡导的，也是道家所追求的。《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如果我们用现代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之“修身”理念，其实它就是“精神生态”。由此，它将给予中国当代的生态美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
三、 杜维明给予生态美学研究的启示
在孟子那里，与修身一样，美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将修身作为理解美的观念的参照点，因而“美”很难成为一个完全客观化的静态范畴，它与善、与真一样，都是人不断成长中出现的品质，它们作为一种激励人心的鹄的而存在。“充实之谓美”。“当美塑造着我们的充实感时，不是作为一种固定的原则，而是作为正在体验生命的自我，和所感知的实体对象之间的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而起作用的。我们在事物当中看到了美。在描述美的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从外在的物质形体转向内在的生命力，最后达到无所不包的精神境界”。［1］297修身包含着主体的自我转化，而这种自我转化无论在美的创造或欣赏中，都是美的真正基础。在主体的自我转化这一环节上，杜维明拈出两个重要概念：“相遇”和“听的艺术”。这更加表明他在有意识地以生态美学的眼光来解读和发现古典。
相遇。杜维明说：“我们欣赏的对象可能是一棵树、一条河流、一座大山或一块石头，但是，我们感受到它们的美，使我们觉得它们并不是毫无生气的对象，而是一种和我们活生生的相遇。确切地说，是一种‘神会’”。［1］297杜维明用“相遇”来指称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来形象地表征古典美学里物我的神会，正是为了说明，中国传统美学里并没有主客二分，古人不会把自己的人格强加于外在世界，《孟子》关于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人类中心论，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它旨在表明人的自我转化首先体现为一种态度的转变，而人的自我实现则取决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正像徐复观先生所说的：欲“成己”必需“成物”，而不是“宰物”、“役物”。
20世纪著名的犹太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认为，人生与世界具有二重性:一是“为我们所用的世界”，一是“我们与之相遇的世界”，可以用“我—它”公式称谓前者，用“我—你”公式称谓后者。布伯所谓“我—它”的范畴，实指一种把世界万物(包括人在内)当作使用对象，当作与我相对立的客体的态度；所谓“我—你”，实指一种把他人他物看做具有与自己同样独立自由的主体性的态度，此时，在者于我不复为与我相分离的对象。[注: 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21页。]人置身于二重世界中，即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筑居于“它”之世界，但人也栖身于“你”之世界。人对“你”的炽热渴念又使人意欲反抗“它”、超越“它”，正是这种反抗造就了人的精神、道德与艺术。布伯说：“人无‘它’不可生存，但仅靠‘它’则生存者不复为人。”［6］布伯的学说直接针对西方思想史上两种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虽然他的目的在于阐释宗教哲学的核心概念“超越”的本真涵义，以及澄清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爱心，但他对人生态度的两种概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普遍性的。
生态美学批评现代人类的实用主义和功利性，痛斥他们将“我—它”关系加以绝对化和极端化，着眼于“我—你”关系的和谐建构和扩展，因为只有后者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无间，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如果我们把人与世界的关系概括为主要的三种形态：认知的、实践的和审美的，那么大家就会发现，前两者所体现的其实就是布伯所称的“我—它”关系，而审美所呈现的则应该是“我—你”关系。我与你相遇，“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无须有待于他物，我当以我的整个存在，全部生命和本真人性来接近“你”。最终“我”与“你”都升华了自己，超越了自己。这便是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神会”，亦是孟子修身观念的真谛所在。因此，“我”与“你”的相遇，是审美的相遇，亦是生态精神的呈现。正如杜维明先生在《存有的连续性：中国人的自然观》一文中所指出的：人心“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既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也不是主体强加于客体，而是通过转化与参与，把自我融入扩展着的实有”。［1］235“我”在展开审美体验时，渐渐忘记了“我”的存在，完全“化”入“你”的体内，以“你”的存在为自己的存在，逍遥游于“我—你”共同的精神世界，这即是审美化境，是生态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所发现的生态特征。物我合一的境界真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杜维明还指出，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互通性和亲切性的审美体验，往往是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修养的结果，“返回自然的过程不仅包含着记忆，而且也包括‘绝学’和遗忘。我们能参与自然界生命力内部共鸣的前提，是我们自己的内在转化"。［1］236这种观点与徐复观先生对“心斋”的修养工夫的解释是一致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美学是一种以修养为基础和工夫的“相遇”美学，此一“相遇”，则真正体现了深刻的生态美学精神。
听的艺术。艺术感动并影响着我们，古人们相信，它来自人与天地万物共有的灵感之源。讲到听的艺术，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音乐。这当然是没错的。但除此之外，它在这里更蕴涵深一层的隐喻。“听”具有生态层面的重要意义。
听觉的感知作用在先秦儒学中占重要地位。杜维明相信：“如果我们将眼光盯着外部世界，那么，儒家之道是不可得见的；如果仅仅依靠视觉形象化这种对象化活动，是不能把握宇宙大化的微妙表现的。诚然，像舜这样的圣王，能够通过对自然之微妙征兆的探索来洞察宇宙活动的初几。但是，我们却是通过听的艺术，才学会参与天地万物之节律的。‘耳德’或‘听德’，使我们能够以不是咄咄逼人的，而是欣赏的、相互赞许的方式去领悟自然的过程。”［1］298生态美学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抛弃西方的二分法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发掘这种主体对待自然的审美的态度。因为此一审美的态度真正消融了主客二分，体现了物我的平等、和谐、共融。杜维明先生认为先秦儒家是经过身心的修养将自己开放给所置身于其中的世界，通过拓展和深化自己的非判断性的接受能力，而不是将自己有限的视野投射到事物秩序上，才得以成为宇宙的共同创造者。
听的艺术除了可以表明态度以外，还联系着特殊的感受和表达方式。“听的艺术”里所说的“听觉”，并不是指人的生理听力，而是指人的感受能力。正如马克思曾经说的，要理解音乐，必须具有“音乐的耳朵”。那么，要听懂自然，就必须具有亲和自然、体悟自然的能力。聆听与倾诉相对，自然之中自有天籁，天籁即是自然生命的倾诉。面对自然的私语，我们只能闭目倾听，用听来交流，用耳来感受。正如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惟迦叶破颜微笑一样，听的艺术正是这种无需言语的心灵默会。所以，庄子也用“听”来描述他的“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7］《庄子·人间世》。此乃庄子的修身之法。在听的过程中，我们不再是外在于自然的主体，而成为各种生命力内部共鸣的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在听的过程中，我们成为各种生命力内部共鸣的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不仅庄子重视“听”，孔子更是以音乐这种听觉艺术来实现他的人生境界。所以孟子才会选择音乐作为隐喻讨论孔子之圣性：“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5］《孟子·万章下》而代表人格发展至高峰的“圣”字之古体“圣”，即以耳为根。可以这样说，听，体现了生态学的关系原则，“听德”其实是中国艺术共有的特点，因而中国艺术是体现着生态精神的伟大艺术。
更进一步讲，“听”在古人那里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听者无言，无言与有言相对，因此也是表达方式之一种。无言甚至更胜于有言，只有无言才不会咄咄逼人，才会以欣赏的姿态和审美的眼睛“倾听”自然。有言则容易陷入主观，破坏物我的相融、天人的合一。所以才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说。所以才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说。因为无言就是没有明确的语意，于是也就具有感受的无限可能性。有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艺术的限制，言是表达的媒介和形式，有媒介和形式便是有隔，便是有限，否则便是不隔，便是无限。
无言和听的艺术都是一致的，它们象征着精神的自由和无限，表达了“我”对“你”的尊重，体现了平等和共存。因此，“听”开启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关系原则，听的艺术则呈现了生态美学的精神。
综上，我们通过对杜维明先生关于孟子思想的诠释的分析，可以较显明地看到杜先生通过诠释所要指出的美学研究方法。首先，正如徐复观对人格修养的关注一样，杜先生进一步整理、阐发了先秦儒学、特别是孟子的修身观念，并进而得出结论：从修身、修养来理解中国古典美学，更容易触到中国艺术的本质，此处儒、道艺术精神之分则不显；再者，正如道家学说里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一样，先秦儒学、尤其是孟子关于人的思想同样开启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精神。修身这一观念本身所包含的人自身、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是生态美学所追求的理想的生存状态。这足以表明，生态学的视野和方法必定为中国美学带来更大的言说空间。
在中国大陆学界，生态美学自2000年以来逐渐成为美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美学研究的视野。然而众多生态美学的提倡者们却未曾注意到，杜维明这个海外学者早在90年代就已经提出将生态的方法运用到美学研究中来并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将杜氏观点进行整理和生发，一方面是想引起生态美学研究者们的注意，另一方面也是自己对生态美学研究的一种探索。
［ 参 考 文 献 ］
［1］ 杜维明.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M］∥郭齐勇，郑文龙.杜维明文集：第3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2］ 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M］∥李维武.徐复观文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5］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 马丁·布伯.我与你［M］.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51.
古人生态思想范文2
《马诗》是唐朝诗人李贺写的一首咏物诗。《马诗》是唐代诗人李贺的作品。这首诗名为咏马，实际上是借物抒怀，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感叹和愤慨，以及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愿望。这是一组颇有特色的咏物诗，具有寓意精警、寄托遥深、构思奇巧、用典灵活等艺术特色。
咏物诗是托物言志的诗歌，通过事物的咏叹体现人文思想。咏物诗中所咏之“物”往往是作者的自况，与诗人的自我形象完全融合在一起，作者在描摹事物中寄托了一定的感情。在诗中作者或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或寄寓美好的愿望，或包涵生活的哲理，或表现作者的生活情趣。古人很喜欢咏物。据统计，仅《全唐诗》已存咏物诗6262首，其中初唐504首，盛唐746首，中唐1455首，晚唐3557首。咏物诗最多的在晚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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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生态思想范文3
古代蒙养教育的传统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蒙以养正。古人非常重视人生的正本慎始,主张当婴幼儿智慧蒙开之际就施加正面影响,开发其智慧,促使孩子更好地成材。这包括两方面:一是胎教“正本”。古人认为,胎教是“慎始”的教育,是“立教之本原”,故而十分重视。据刘向《烈女传》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周王室就十分重视胎教。此后,汉代贾谊《新书》、戴德《大戴礼记》、王充《论衡》等着作中的一些篇目,以及许多家训都发展了周初的胎教思想。其中不仅包含优生优育的观念,而且着眼点仍是注重伦理道德的熏陶。例如家训名篇《许云邨贻谋》,对胎教提出的“五宜”要求就是“宜听古诗,宜闻鼓琴,宜道嘉言善行,宜阅贤孝节义图画,宜劳逸以节,动止以礼,则生子形容端雅,气质中和。”二是注重儿童少年期的早期教育。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学者都强调教育贵早,“以豫为先”。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提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原因是“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只有“教妇初来,教子婴孩”,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少教育家或家长还制订了从婴幼儿期到青少年期各阶段的道德教育规程,如朱熹强调,在孩子知识、性情未定时,要及早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这样方能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效果。司马光曾经针对借口幼儿无知而将教育延迟到长大后再进行的错误观念,认为这就像懒于摘除树苗的劣芽一样,等到长成大树以后再去砍那些枝杈,该费多大的力气?
第二、德教为先。古人认为,蒙养教育最根本的是“养正”教育或曰品德教育。《论语》记载孔子为学生开设有“文、行、忠、信”四门课程,其中三门都属于思想道德教育的范畴。司马光《居家杂仪》中设计的家教程序,将德育放在家庭教育的首位,从“始生”开始,对婴幼儿期、少年期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根据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施行不同的养成教育内容,对违背礼教的行为即使再小也“严诃禁之”;指导子孙读书严格选择,以免“惑乱其志”,力求“养正”。
第三、习惯养成。譬如教育家朱熹就提出,15岁以前的儿童,主要应就其日常生活接触到的“知之浅而行之小者”和“眼前事”进行教育训导。所教之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等,只教他依此规矩去做”。在我国传统家训和蒙学读物中更是对那些未冠子弟、学童的行为习惯规定得具体详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弟子规》,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就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收到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第四、环境濡染。孔子认为择邻不到风俗仁厚的地方去,就非明智之举。“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注重环境对孩子品德形成作用的典范。这一思想与实践被荀子概括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中国传统处世箴言、家训教诲中几乎每篇都有要子弟谨慎交友的训诫。此外,古人也已经注意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化的相互配合、凝成合力的问题。认为“父兄教之于家,师长教之于塾,内外夹持,循循规矩,非僻之心,复何自入哉!”
传统蒙养教育思想,剔除其中某些糟粕,对于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首先,蒙以养正、德教为先的教育理念启示我们在未成年人德育中应注重早教固本。蒙养教育是人生的最初教育,是培养公民品德的“雏形”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孩子,能否受到家庭(当然也包括托儿所、幼儿园)的正确道德观的教育、熏陶,对奠定我们社会所要求的公民道德素质基础极为必要。例如陶行知先生就认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重视品德教育从母亲开始、从人生的最初开始,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如果抓住这一阶段的有利时机,对孩子进行“养正”的教育,就能为以后优良道德品质的“成型”打下扎实的根基。
古人生态思想范文4
首先，国学教育不应该只是为学习知识而学习，还要为学生的人生和未来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为社会发展起到建设性的作用。我们不能把国学看成是一门“绝学”，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机械地照本宣科式地传授一些“子曰诗云”一类的国故。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中，文教观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文”的主要作用是化成天下，或者说，文是工具，教化天下才是学“文”的目的，只知道摇头晃脑吟诗诵文的书生一般被视为酸儒或俗儒。我们今天的国学教育要深刻地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认真研究国学与社会现实需要的交叉点，努力使国学教育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这不但对学生的未来发展非常关键，也对国学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当前的国学教育明显表现出一种重技轻道的倾向，这与国学自身的内在要求是相违背的。儒家传统文化观始终是把“立德”放在首位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圣人立言的目的是为传道，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观始终坚持文道一体论，在个别时期甚至出现重道轻文的倾向。重技术层面的“文”，忽视思想道德层面的“道”的轻道重文倾向在历史上始终是为正统儒家学者所痛斥的。重视知识层面的传授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这一层面而不进一步挖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背后的道德动力，这样的国学教育将是肤浅的，不具备可持续性。
第三，当前以课外活动为形式的国学教育多以经典阅读、学术讲座和参观了解文化遗产为主，但是教师对学生经典阅读缺乏系统地跟进指导，使得这一学习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性和不系统性。学术讲座和文化遗产参观等学习活动受制于外在资源的限制，无法把学习者的自身需求与学习活动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学习者只是被动地接受，难系统地、主动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知识体系的建构。
党和政府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十七大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社会各阶层的人文关怀。这一要求对国学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探索国学教育新方法时必须以此为基点，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
首先，国学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该更加明确地表现出一种指向人的内心的关怀。关注人的内心情感始终是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00年前的汉乐府创作即是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为原则的，从南北朝钟嵘的“滋味说”到唐代大文豪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再到明代汤显祖的“情之所起，一往而深”的主情说，这种对内心情感重视的创作主线始终不绝如缕。我们今天应该重视国学作为情感药方作用，为机器化大生产时代给学生所带来的情感垒块找寻一条救赎之路。
其次，当“和谐社会”作为当代治国理念提出之后，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理念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中的。中和为美，和而不同等观念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了二千多年，为学生提供和谐世界、和谐人生的教育应成为我们当前国学教育的题中之意。这种和谐思维既包括内心的情感和谐，也包括身外的生态和谐。面对复杂多边、压力重重的环境，君子求诸心，内心的安宁是化解浮躁、压抑心理的一剂灵丹妙药。这种思想从孔子、老庄到魏晋的玄学家，再到新儒学之濂、洛、关、闽诸学派，无论儒家还是道家的思想里，都能觅得到其踪迹。生态和谐的观念在传统文化里也源远流长，从上古时代的文化里，我们能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敬畏感；从“天人合一”的思想里我们能发现古人对和谐生存环境的孜孜追求；从山水诗派和画派的艺术作品中，我们能看出古人对优美自然风光的醉人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是国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和思维模式的变化对传统文化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当代学生基本上都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出生于一个中西方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其思想道德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多样化态势，其思维模式表现为继承中有排斥、发展中有叛逆的矛盾现象，国学教育应该把重点放在传统文化教育如何与现代文化语境在对话中交融方面，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创新找寻一条切实的出路。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国学教育方法上做了新的研究探索，总结出四种新的教学方法：
一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国学教育方法。这是一种立足传统的教育方法。古人在文道关系上多持“文者，道之器也”的观点，认为文是载道的工具，只注重“文”的学习是舍本逐末。古人认为学者立身要正，读圣贤书首要的任务是要“养天地之正气”，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只是吟风弄月的文人是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只会雕虫篆刻的人是被主流文人耻笑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说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国学教育模式是一种回归古代文化传统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方法要求：技术层面上，不以死记硬背具体的知识点位目的，而是要深入挖掘文化话语潜藏的微言大义，发觉文本背后的思想意义和道德价值，并把这些思想道德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以达到提升其道德素质的目的；教学组织上，突破传统的封闭的文化课教学模式，可以把传统文化教育与主题班会、主题团课甚至学生入学教育、就业教育相结合，以达到全方位、持续性的道德教育；师资力量上，可以尝试加强以辅导员为主体的教学队伍的建设，首先从辅导员国学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开始，然后由辅导员向学生辐射；业务考核上，可以把文化知识的考试与学生平时的操行考核、诚信档案建设等相结合。
二是以社会实践为本位的国学教育方法。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课是一门与现实生活远离甚至是隔绝的课程，只是一些摇头晃脑的老夫子煞有介事地讲授一些与现实无关的古董文化，事实上这是很错误的认识。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旅游业蓬勃兴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经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振兴经济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这种新时期的经济脉动必将给文化的发展带来绝佳的机会。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精神好文化层面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这不但要求社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也为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乃至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契机。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学生社会实践、学校和地方文化共建等方式把课堂教学向外延伸，构建以社会实践为本位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学设计要以案例教学为主，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文化需求为目标，以个案研究为主要研究方式，以点带面，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又增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组织上要以小班化、小组化乃至个人研究为主，教师由讲授知识的角色转变为活动指导者的角色，教学设计不以知识传授为主，而是以解决问题为主，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学以致用；师资力量上，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的学术素养要求较高，要配备专业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必要时可以聘请社会文化名流和学者来指导；业务考核上，以单位教学时间内指导的学生成果作为衡量教师业务能力和水平的首要标尺，辅之以教学指导成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兼顾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
三是以心灵关怀为本位的国学教育方法。当前的国学教育教学方法重点关注的是学生外显的、易于量化的课业成绩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传统文化资源对学生心灵发育和情感关怀方面的巨大作用。当前的学生成长经历中缺乏苦难和挫折经历，承受力较差，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所以在学生涯中每每遇到生活、学习、情感等方面的挫折，往往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方面都可以为缓解学生的心理问题提供情感药方，如文学是人学，是与人的心灵相关的学科，艺术是人的情感的外显和结晶等等，要充分运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心灵关怀。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学设计以交流式和对话式为主，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理解沟通，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宜以一本教材为主，照本宣科，而应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内容开展教学；教学组织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心理需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题教学，教师在解决教学问题的同时，兼顾心理辅导，这样的教学活动最适于在心理问题较多的专业和班级开展；师资力量上要以专业指导教师和心理辅导老师为主构成，可以单独任课，也可以相互结合上课，同时要加强对心理辅导老师的传统文化培训和装也指导老师的心理学知识培训；业务考核以目标学生群体的评价和单位教学时间内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和解决率为主要考核指标。
古人生态思想范文5
一、聚焦时代
文章来源于生活。优秀的文章大都具有时代的烙印，关注现实，贴近生活，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因此，作文立意应讲究现实针对性。在生活中触觉敏锐、关心时事的人，才能在作文中针对现实，准确而巧妙地切入主题，提出对时事热点、社会现象的见解，展现与时俱进的观点和理念。如，优秀作文《我们的名字叫“民工班”》写出了“民工班”学生的酸甜苦辣，表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关心与重视的主题，富有时代气息和人文情怀。
二、以小见大
所谓以小见大，就是以小题材表现大主题，用具体生动的事例说明深刻抽象的道理。作文如果空讲大道理未免显得枯燥乏味，而立意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或者狭隘的自我小天地中，又难以写深刻。因此，要想写出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佳作，就要学会“小题大做”，借助联想生发主题，表现出小事情中蕴含的深沉情感，挖掘出社会现象中折射的深刻道理。如，优秀作文《对自己负责》就是从父母反对自己学画画儿这样一件小事切入，表现了“对自己负责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义务，而是一种热爱生活的人生态度”的主题，情真意浓，平中见奇。
三、反弹琵琶
反弹琵琶指在文章构思立意时，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挑战已有定论，提出不同以往的新见解。这种立意方式，能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定论并不适合逆推出新，“反弹琵琶”非“乱弹琵琶”，不能为求新求异提出不符合逻辑或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错误观点。如，优秀作文《我厌幸，因为我不漂亮》的标题看似违背了“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这一常理，而文章实则用轻松且略带调侃的笔法，写出了“外表之美不易改，内心之美常应追”的人生道理，表现出作者活泼开朗、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合乎情理，令人信服。
古人生态思想范文6
关键词: 人文素养语文阅读教学意义
人文素养是指社会中的人建立在人文科学知识之上,通过对人类优秀文化吸纳、受人类优秀文化熏陶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和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它是现实和未来对人的需求。人文精神的目标就是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就是要教会学生怎样做人。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于未来。因此基础教育应该从更长远的眼光来定位,从根本上加强对学生的思想熏陶,提高审美能力。一些人没有社会责任感,致使当前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人口膨胀、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枯竭等,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思考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潜藏的问题。其中,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道德价值的教育是主要问题。人文素质的培养应当成为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手段,也应当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一、在语文阅读中点燃爱国激情
语文阅读教学也应成为激发学生爱国情感的最佳契机。如读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就会得到高尚的人生价值观、道德观教育。我们在解析这些范例,训练学生阅读的时候,还可以不失时机地引导他们努力把模范人物的品格移植到自己身上,借助教材中得天独厚的育人因素,优化学生的人格结构。在教学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及郭沫若的《太阳礼赞》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反复地阅读,有激情地阅读,从而深刻地体会在旧中国这些爱国文人们深深的爱国情。而我们新时代的职专生在阅读这些生硬的文字时一定要把文字读活,把文人的爱国情转化为自己的爱国情。特别是祖国六十年大庆之时,“爱国情、爱国心”更应是我们职专生永记心头的主题。
语文教学中的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不是一种说教,而是通过课程中的人物形象,生动的事例,使学生受到熏陶,逐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语文教材为我们提供了对学生渗透和熏陶这种人文品格、人文精神的丰富因素,因而学生在生动具体的形象感受中所培养起来的正确人生态度,将会比耳提面命的思想教育和道德灌输所树立起来的抽象认识要更加深入,也更加扎实,在他们今后长期人生经历中发挥的作用也将会更加持久、更加内在。
二、在语文阅读中体味亲情
亲情,就像一滴春日里的甘露,总能在悲怆的岁月里,鲜活怀旧者那风干的记忆;亲情,就像一片夏日里的绿荫,总能在炎炎烈日中,撑起迷茫者的蓝天;亲情,就像一缕秋日里的阳光,总能在萧瑟的风雨中,温暖失落者的心田。职专语文教材中所选的以“亲情”为主题的课文《合欢树》《我与地坛》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史铁生对母亲深深的愧疚与深深的爱。作者努力用心灵感悟体会生命的真谛,表达对亲情的体会与赞美,让读者产生感情的共鸣。例如在《合欢树》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它在成长,他在成长。因为她的爱,不断的成长。那棵不断成长的合欢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白。还有那个不哭不闹的小baby,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树影,他能明白那影子的主人么?只是,我不明白。她为自己付出的太多,背负的太多,还没来得及补偿,还没来得及让她为自己骄傲,还没来得及看到合欢树的花。但其实,她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求,因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意,不论是苦还是甜,是哭还是笑,不求回报。早早离开的母亲,你,还好吗?院子里的合欢树开着花,今年,也开着花。你看到了吗?”这一段中既有母亲对儿子的爱,又有儿子对母亲的爱。而这两种爱都是人世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让学生受益终生。我们应坚持塑造健康人格,要以爱为基础:屈原为爱谱写汨罗江悲壮之歌,岳飞为爱勇战杀场,杜甫为爱长夜未眠枕边湿,鲁迅为爱气壮山河、长歌当哭。
语文阅读是培养学生亲情感的最佳摇篮,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广泛的阅读材料,如《难老泉》《斑羚飞渡》等,也可以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来寻求更多的美文。
三、在阅读中体验人生、陶冶情操
在当今社会,一些学生缺乏情感,缺乏情感体验。他们不会留意春华秋实,不会注意月圆月缺,不会细细品尝成功与失败的滋味……他们的感表不够细致丰富,缺乏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古人有“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情怀,也有“落红不是无情物”的情感。正是有感于物,才会有那么多的千古绝唱流传于世。而学生的感情却如此浅谈,因此语文教师应引导学生阅读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为提高人文素养,学生应该课外多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巴金先生说:“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他们教育我们……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语文书中也有不少的经典名篇,文质兼美,古今中外,涉及广泛,不仅给学生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书海中徜徉,学生能够体验丰富多彩的人生,使学生得到精神的熏陶和思想的启发。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告知我们阅读的意义之重。治国安邦的远大理想,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道家思想,仁政爱民、医时济世的儒家信条,忧国忧民的爱国色彩,学生都可以在阅读教学中觅得。学生在培养阅读能力的同时,能塑造健康的、完善的人格,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更具有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