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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1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hina's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s and uses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empirical support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and the ratio of CEO holdings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state-owned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sset-liability ratio； asset-liability ratio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is the state-owned hav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apital cost， granting cash dividends，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CEO salaries，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v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 cos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the board quality， supervisory board quality and the capital cost， asset-liability ratio. Overall，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will help improve corporate value， to a certain extent， help to improve the liability ratio， and dividend policy， capit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cost have interactive effects.
关键词： 公司治理；资本成本；资本结构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capital cost；capit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1-0018-04
1 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
1.1 理论研究 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中， 简森（Jensen）与梅克林（Meckling）（1976）把成本理论引入了财务学的分析框架里，提出了最优资本结构源于成本的收益与成本的平衡，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接下来Myers的“优序融资理论”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资本结构研究，提出了公司资本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把研究方向从原来的只注重外部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转移到从企业“内部因素”来展开对资本结构问题的分析，这无疑使最优资本结构理论从原先的各种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问题，逐步变成了结构或制度设计的公司治理问题。
1.2 文献综述 国外实务界对公司治理与融资政策关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得多，国内与之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实务界与理论界已达成的共识是：不同的公司治理会导致不同的融资政策和资本成本。
1.2.1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的文献
Kim和Sorensen（1986）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较高内部人持股的公司其债务比率高于内部人持股低的公司。
Friend和Lang（1988）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债务水平随着管理者持有股份的增加而减少。
Jensen et al（1992）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内部人持股负面影响公司债务水平和股利水平的结论。
Bathala et al（1994）设立联立模型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负相关；以及Firth（1995）应用多元回归也证明了管理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负相关，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债务融资水平、管理者持股水平正相关的结论。
Berger et al（1997）以434家公司的3085个观察值为样本通过经验研究得出CEO持股比例、外部董事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CEO任期、董事会规模、薪酬激励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Short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负相关。
Brailsford et al（2002）应用最小二乘法检验研究发现：①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呈倒U型关系；②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正相关；③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比率之间的关系随着管理者持股水平的不同而变化。
吕长江和王克敏（2002）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发现，每股股利与管理者持股比例和债务比率均负相关。
陆正飞和高强（2003）采用问卷调查数据，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董事会中由控制股东推举或任职于控制股东的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越倾向于偏好股权融资。
冯根福和马亚军（2004）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人员出于自利具有调节债务水平的动机，法人股的存在对高管人员出于自利调节资本结构的能力具有制约作用，但在高管人员拥有公司股份程度较高时作用有限。
肖作平（2005）采用因子分析模型经验研究发现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更倾向于使用高的债务。
1.2.2 有关公司治理和资本成本关系的文献 Sengupta（1998）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信息披露质量和债务成本负相关；Botosan（2002）应用多元回归检验得三种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年度报告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及时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投资者相关活动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不呈显著关系。
Himmelberg et al（2002）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内部人持股集中度正相关；内部持股集中度与资本成本正相关。
Ashbaughetal（2004）检验公司治理的四个方面：财务信息质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与权益资本成本均负相关。
Anderson et al（2004）检验得出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规模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董事任期与债务融资成本正相关。
国内的学者，汪炜和蒋高峰（2004）以临时公告和季度报告的数量作为替代变量衡量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发现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沈艺峰等（2005）应用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
2 研究意义
资本结构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把学者们的目光从影响资本结构的“外部因素”转移到了“内部因素”，公司治理在融资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目前的文献，国外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之间关系的一些结论还没有达成共识，且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尚未有把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结合在一起研究的论文，因此本文就三者关系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努力克服已有文献在研究上的一些不足：①在研究公司治理和资本结构关系时，目光基本集中在股权结构对资本结构的影响，角度比较单一，缺乏对公司治理系统性的研究；②基本都从单一方面研究公司治理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没有考虑公司治理、资本结构、资本成本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即没有考虑到系统内生性问题。
3 研究假设
本文主旨是研究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及资本成本关系，对于公司治理包含内容，出于六个方面①考虑：①控股股东行为；②董事会；③监事会；④经理层；⑤信息披露；⑥利益相关者。资本成本反映企业价值，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想探讨公司治理的各方面及资本结构的选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3.1 控股股东行为
①现金股利发放。如果公司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有助于树立公司形象，提高报表的可信度及披露信息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和负债比率。假设1：企业发放现金股利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比率负相关。
②第一大股东持股及第一大股东性质。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考虑，国家持股的特殊情况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监督缺位的状况，因此国有股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价值。当第一大股东是非国家时，第一大股东就更具有“经济人”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其对管理者的监督激励会增强，管理者的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股东与管理者的成本随之降低，资本成本也因此降低。且当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不会受到威胁时，其更偏好股权融资，而不愿承担负债的风险；反之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少时，为使其控制权不受威胁，而更偏好于债权融资。假设2：非国有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与负债相关。
3.2 董事会 公司治理的最核心要素就是董事会治理问题，笔者认为把董事会规模作为目前环境下的治理要素不具备说服力，因为单从人数上去考虑一个主观上占主导的因素对客观因素的影响不科学（董事也有“懂事”的和“不懂事的”），所以文章选用了以下变量：①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监督力度越高，降低了成本。假设3：独立董事比例与资本成本负相关。②董事会整体素质。假设4：董事会整体素质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3 监事会 监事会胜任能力直接影响其监督力度，降低成本。
假设5：监事会胜任能力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4 经理层 对经理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薪酬和股份激励，特别是对于让CEO持股赋予了CEO“管理者”和“股东”双重身份，此时的CEO会有更强烈的愿望根据自己持股比例和获得利益的多少调节负债水平（调高或调低）。
假设6：CEO薪酬与负债正相关。
假设7：CEO持股与负债相关。
3.5 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可靠性、相关性、及时性。本文采用深圳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的“信息披露考评”来披露上市公司信息质量。若考评信息质量等级高则代表公司诚信度好，则有利于提升公司市价，降低资本成本。
假设8：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3.6 利益相关者 员工参与程度在一定范围内高的企业，其利益与企业利益越密切，既能起激励作用，又减少成本。
假设9：内部持股相对高的企业，资本成本低。
另外，股利政策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它不但受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理论上还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存在互动效应。如高现金股利会带来外部权益筹资机会，但负债融资会减少这种机会。
假设10：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
4 实验设计
4.1 变量与模型
①模型的设立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②
Debt=debt（Wacc，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Dividends=divi（Debt，Wacc，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②变量定义（见表1）
③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4.2 样本与数据 文章选取了深市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2009-2011年的数据，并做以下筛选：①剔除金融保险业；②剔除st、pt公司；③上市不满3年的公司；④数据不全的公司；⑤同时发行B股的上市公司；⑥资产负债率大于1及财务指标异常的公司。共得到362个公司样本，1086个样本数据。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 资本成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3）
Wacc=wacc（Debt，Dividends，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1是不加入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的线性回归结果，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有（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本成本正相关；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与资本成本负相关（接受假设1、2、8）；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CEO持股、内部人持股与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否定假设3、4、5、9）；当加入资产负债率的平方项后（为验证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OLS方程2显示资产负债率平方项与资本成本不相关，与此同时还影响了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的相关关系。同样的，笔者在联立方程中也加入了资产负债率平方项，结果显示影响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相关关系，因此认为资产负债率与资本成本不成正U型关系（即资产负债率与企业价值不成倒U关系）。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假设10成立）。其它因素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变化不大。
5.2 资本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4）
Debt=debt（Wacc，Dividends， H1，H2，D1，D2，J，CEO1，CEO2，M，N，logSize，Grow）
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发放现金股利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否定部分假设1），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接受假设2），CEO薪酬、CEO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接受假设6、7）；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成员素质、监事会素质以及内部人持股、信息披露与资产负债率相关性均不显著。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得出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变化均不大。
5.3 股利政策结构方程的实证结果（见表5）
Dividends=divi（Debt，Wacc， H1，H2，D1，D2，J，CEO1，CEO2，
M，N，logSize，Grow）
由表5中OLS方程的线性回归结果得出，资本成本与发放现金股利显性负相关，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性质（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的现金股利正相关；其它因素均没通过检验。通过联立方程的再验证，再次得出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性的互动关系，且监事会素质（10%的显著水平下）、第一大股东持股（5%的显著水平下）、CEO薪酬（1%的显著水平下）及持股（10%的显著水平下）与发放现金股利的关系都变为显著。
5.4 结论 通过单方程检验，以及考虑了变量内生性因素的联立方程检验得出：①现金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三者间存在互动效应。企业负债率既影响企业价值，又受企业价值影响，且它们之间是负相关，与最佳资本结构理论不符。在描述性统计中，资产负债率的均值是49.43%，负债率23%以上的占样本总体的90%，按其他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最佳资本结构的范围，因此可以解释此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负相关的关系。②董事会的两个要素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素质，以及监事会成员素质与资本结构、资本成本相关性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治理水平普遍偏低，独立董事呈现“花瓶”现象，上市公司内部监管效力较弱，因此加强董事会及监事会的治理是提高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的重要任务。③内部人持股及CEO持股与资本成本及资产负债率的关系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我国内部人及CEO持股普遍偏低，多为零，这一点从样本统计上可以看出，因此影响较小，其回归结果不理想。④公司治理的其它因素（发放现金股利、第一大股东持股、CEO薪酬、信息披露质量）普遍与资本成本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性质是国家与资本成本正相关，说明提高公司治理确确实实可以提高企业价值。⑤发放现金股利、CEO薪酬、CEO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我国的CEO持股比例大多很少，CEO往往会通过提高负债来增大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且由统计描述可解读我国股权形式较为集中，市场偏好股权融资。其它因素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均不显著。一般来讲提高公司治理有助于增加公司负债。
注释：
①借鉴“南开指数”对公司治理维度的考虑.
②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关系待以下逐个类型模型试验确定，其他因素与资本成本按线性模型检验.
③Kd用人民银行中、长期贷款的平均贷款利率，Kc=现金股利/净利润.
④在做模型时，也尝试把监事会规模（即监事人数）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但结果未通过检验，因此将该变量去掉，相关回归模型省略.
参考文献：
[1]肖作平.公司治理结构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证据[J].经济评论，2005（1）.
[2]肖作平.公司治理和融资政策的关系研究综述[J].证券市场导报，2007（8）.
[3]沈艺峰，江伟.资本结构、所有权结构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J].管理评论，2007（1）.
[4]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经济研究，2004（7）.
[5]冯根福，马亚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自理对资本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4（6）.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2
Abstract：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educational cost，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s and its analysi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ccounting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education cost and human resources cost constitution，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esource cost and educational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pounds the situation of the human resource and education cos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finds the problem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management existing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process， such as， the singleness of human resource cost， the diversity educational cost， more common costs in educational cost， no direct compensation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and so on.
关键词：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分析
Key words：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education cost；cost of human resource；analysis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9-0228-02
0 引言
二十一世纪已经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人力资源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已上升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源最重要的一个途径。我们接受教育或者投资教育，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促进经济的增长，可见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教育。而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多个因素共同推动和作用下获得的；其中人力资源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现实条件下，人力资源的投资作用要大于物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源投资中的核心，投资教育比单纯的物质投资显然更为有利。
从我国教育发展现状来看，当前高等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大力发展高等的职业教育，其目的是要培养高职人才。高职教育能够培养出适应不同岗位技术要求的各种技能型人才，从而促进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应用与转化。投资高职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教育投资收益率是一个衡量教育促进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指标。要想获得更好的高职教育中的人力资本投资，需要对高职教育的成本、收益开展经济分析，并要对它们进行管理，从而找到投资的最佳值。
1 教育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构成
1.1 教育成本的构成 教育成本的构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教育成本主要是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它是为了完成某一阶段的教育学校和学生所产生的各种消费之和，一般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是各类学校为了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学生所支付的所有开支与费用，第二是各类学校在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学生时所产生的不相关的开支与费用，第三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支付的所有生活费用，第四是学生由于学习而不能进行工作而造成的机会损失或者说是教育机会成本。而狭义上的教育成本则是指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学校消耗的各种物化劳动以及活劳动的价值之和，它既是在实施教育活动过程中学校为了培养一定数量与层次的人才所要消耗的人力资源以及物力资源。高职院校教育成本从经济用途角度来看通常是由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以及科研支出等五个部分组成。
高职教育成本是高职院校为了完成其特定的教育使命，在办学过程中所要投入的物资以及师资。而对于进入高职院校学习的学生而言，其投入的成本主要是学习费用、机会成本以及时间代价、劳动代价、心理代价等。
高职教育成本作为衡量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所有付出的一个尺度，它是计量高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一个前提条件，更是一个计量未来劳动者所获得报酬的重要依据。显然，通过剖析高职教育成本，并比较于其它各种类型的教育成本，从而使得政府可以对教育进行宏观的调控，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由此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1.2 人力资源成本的构成 人力资源成本的本意是在构建与实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过程中企业全部资源的投入，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人力资源成本显然是学校全部资源的投入。人力资源管理显然是把“人”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通过学习、培训等多种途径使“人”的经验得到增加，因而其价值也获得了增值，由此给学校带来了预期的收益。按照管理过程，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六个部分构成，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构建成本、人力资源引进的成本、人力资源培训的成本、人力资源评价的成本、人力资源服务的成本以及人力资源谴散的成本。
2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的重要性
2.1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要求高职院校从传统的办学方式转变为现代型的办学方式，高职院校也已作为产业而被推向市场，同时高职院校的教育资金来源也已经从单一的财政拨款转变为多渠道筹措资金。可见，高职院校需要改变办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在注重和提高办学质量的过程重还要建立起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的理念，争取少投资而多产出，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价值。因此，分析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2.2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的分析有利于加强内部管理，从而提高办学的效益 当前，虽然教育部门作为非盈利性的机构，不过教育投资却要讲究经济效益，由于校园建设等原因许多高职院校都依赖于银行贷款而开展长期的投资。假如学校内部控制不严格，导致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后可能就没有可靠的更多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上，势必会给国家产生重大的损失。可见，正确管理好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对不合理的支出进行控制，显然是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
2.3 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是高职院校一项重大的会计管理改革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下，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范围已经越来越广了，人力资源成本是一个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内容，高职院校针对人力资源与教育成本的管理传统会计无法满足管理的需要，这就要求高职院校一定要改革传统会计。开展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研究以及在会计实务中人力资源会计的运用都将使得传统会计产生重大变革。
3 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分析
3.1 人力资源成本是教育成本的主体 人力资源成本主要由人力资源的引进成本、开发成本以及人力资源的使用、管理及其维护的成本等构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理论，通常而言，人力资源成本主要包括在教育、国内迁移（为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以及保健中人类所付出的开支，接受培训的工人和教育的成年人所放弃的收入与其它各种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所有投入之和。
3.2 人力资源成本是教育成本主要内容 从人力资源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内容及其构成来看，人力资源成本是高职院校为了更好地满足现在与未来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的需要，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成本之中人工费除了发放教师工资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奖学金，把这两类费用加起来占据整个教育成本中较大的比重，更是高职院校主要的经费开支，一般都占到学校经费开支的一半以上。显然，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是一个主要的教育成本管理的内容。
3.3 人力资源成本的单一性和教育成本的多元性 人力资源成本只反映高职院校内部人力资源成本及其价值的计量，然而高职院校具有多层次办学、多专业设置的特点，除了人力资源成本之外其教育成本还包括其它各种的成本费用，这样就决定了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及其对象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它可以是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也可以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不同，而且还能够根据不同的办学方式去组织教育成本的管理。
3.4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存在较多的共性费用 人力资源成本及其管理是在招收、选拔以及雇佣高职院校教职员工过程所产生的各种开支，其全部的费用都可以作为直接的费用进行处理。然而高职院校开展的教育活动是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一个活动，它需要学校内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协调，各个专业之间紧密协作，由此决定了高职院校教育经费的支出具有较少的直接费用，而间接费用却较多，例如固定资产折旧费、报刊资料费、大修费、贷款利息等等，同时大多数的教育经费通常采用分摊计算来分配并计入到各种对象的成本中。
3.5 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直接补偿 高等职业教育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其它经济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具有不同性，高等职业教育是直接的一种消耗，更是间接生产的一种投资。高等职业教育的“产品”无法直接用市场价格进行计量，因为它只是潜在的一种生产力因素。可见，高职院校教育成本在教育过程中无法获得直接的补偿。不过，高等职业教育所消耗及其补偿在教育过程中主要由政府与学生一起承担，并把培养学生的成本作为这种补偿标准进行计算的依据，更是衡量高职院校办学效益的一种重要标准。显然，为了保证教学活动持续开展下去，就需要高职院校管理消耗的物化劳动以及活劳动的价值，从而计算出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成本与教育成本，并把它们作为价值补偿的根据。
随着不断深化的高职院校管理体制改革以及不断完善的高职院校财务管理，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教育成本管理一定会成为高职院校会计管理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强化高职院校内部管理，从而降低教育成本，由此提高高职院校办学效益都具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叶新年.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与人才成本会计[J].武汉财会，1990，06：9.
[2]陈晓静，曹修涛.高校人力资源成本核算与教育成本核算的关系[J].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1：81-82，93.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3
目前，全球竞争日益加剧，企业必须能够及时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快速高质量地生产多品种小批量产品。随着直接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制造费用的发生与直接人工成本渐失相关性，传统成本计算方法以直接人工作为分配间接费用的基础，必然扭曲产品成本信息，进而导致成本控制失控、决策失败(汪方军，万威武，王平心，2004)。
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现了卡普兰卡提倡的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成为成本会计的一项革命性的变革，ABC是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反映成本发生原因的成本动因分配经营成本，提供相对准确真实的产品经营成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成本信息在决策中的相关性、有用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作业成本法以“成本驱动因素”理论为基本依据，根据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能源耗费、作业和最终产出的关系，对成本发生的动因进行分析，以作业为基础计算和控制成本(李延喜，马琳，2004)。“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是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思路。它将企业的生产经营环节视为满足顾客需要的一系列作业集合，按照产品形成顺序组建企业作业链，以作业中心为成本库汇集费用，然后按引起费用发生的多种成本动因将其分配到产品中去。作业成本法与目前成本计算法的主要区别是制造费用的分配，作业成本以作业法以“作业”为中心，通过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和分配来计算产品成本。
目前，ABC在欧美国家中已经得到了迅猛的应用与发展。然而，ABC计算的成本信息只包含了利润表中的经营成本，不包括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这些资产负债表体现的信息，在利润表上结束于息税前利润。企业的目的在于为企业创造财富，产品创造的价值应当能够弥补资本成本。因此，忽视资本成本这一无形成本的ABC成本信息无法直接支持企业的长期决策，甚至可能误导企业决策。
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是在1991年由斯特沃德(Stern Steward)公司提出，是一种评价公司业绩的新指标，它在考虑了投资的资本成本的前提下，衡量公司为股东创造的价值，成为传统业绩衡量指标体系的重要补充(胡玉明，2002)。
经济增加值的本质是企业财务利润超出资本风险机会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和资本的风险成本)的剩余部分，资本的投资回报即企业的净利润大于资本的风险机会成本，即为企业创造价值;否则即为毁灭价值(王汝芳，杜勇宏，2005)。因此要求公司为股东创造价值，管理者必须能够使公司产生足够的价值来弥补其资金成本，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将会毁损股东财富。可口可乐公司是较早在管理上应用EVA业绩评价方法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典范。目前许多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如孟山都、宝洁、通用电气、联邦速递等大公司都先后采用该方法评价企业及内部各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财富》杂志更是将其作为“当今最热门的财务观念，并将越来越热”(胡玉明，2002)。
Hubbell(1996)首次提出将ABC与EVA指标进行集成，以改进企业成本信息质量，Cooper(1999)认为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对企业的长期决策是必要的，并注重分析了企业内资本的特征。Roztocki(1999)在Hubbell的研究基础上首次提出集成ABC与EVA的模型。集成成本系统是在运用经济增加值(EVA)原理对作业成本法(ABC)进行改进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管理会计方法，是现代企业开展价值管理、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有效管理工具。
因此，将资本成本纳入作业成本法，用来核算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使公司的成本核算和业绩考核与为股东创造财富的目标一致。在改进后的作业成本法中，除了保持传统作业成本法的精髓外，还将资本成本作为一个特殊的指标纳入业绩评价体系中，它所揭示的成本目标不仅包含经营成本，而且包含股东期望的合理资本回报率(李延喜，马琳，2004)。
二、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原理
根据EVA的基本理论，当一个成本对象(产品、工作、客户或服务)能够以高于其全部成本的价格出售时，那么从经济上来说是有利可图的。换言之，一个成本对象在经济上要有利可图，就必须能够弥补其全部成本：直接经营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间接经营成本(如管理费用、租金)和资本成本(使用资本的成本)(陈华亭，2004)。
1、 经营成本的计算。
直接经营成本由于具有明确的归属对象，因此，可以直接追溯至特定的成本对象。
间接经营成本的处理程序如下：
(1)确认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确定主要作业首先需要进行作业分析，作业分析可借助作业流程图进行，应跨越组织结构的界限和部门的束缚，一个部门可有多个作业，一个作业又可跨部门进行。完成作业分析之后就可以进行作业合并与分解，从而确定主要作业和作业中心。
(2)将消耗的资源分配到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库中。这一步的关键是确定资源动因，即决定作业中心资源消耗量的因素。明确了资源动因，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资源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3) 将各个作业中心的成本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这一步分配的依据是作业动因，即决定成本对象消耗作业量的因素。确定作业动因之后，即可根据有关资料计算作业动因率并以此为依据进行分配。
(4)计算各个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将各个成本对象的直接经营成本加上间接经营成本，即可得出其总的经营成本。
2、资本成本的计算。
成本对象资本成本的计算程序如下：
(1)确定企业资本总额。企业资本总额是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额的基础上调整得来的。一般的调整方法是从资产总额中减去无息债务(如应付账款、应计费用、应付税款等)，即资本总额由股东投入的股本总额、所有的计息负债(包括长期和短期负债)及其他长期负债构成。
(2)计算企业资本成本率。企业的资本成本率等于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成本率的加权平均值。
计算公式为：企业资本成本率=债务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成本率+权益资本/(债务资本+权益资本) ×权益资本成本率
(3)计算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等于资本总额乘以企业资本成本率。
(4)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关于资本成本向成本对象的追溯分配，最初有研究者认为应该将资本成本先分配到每个作业，然后按照ABC的成本计算程序，将作业成本分配计入各成本对象。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产品—资本相关性分析方法,直接将资本成本追溯分配至成本对象。例如，我们假定一个公司生产两种产品：一种产品是在交货时付款，另一种产品是先交货，然后开出一张票据。在此例中，公司因为第二种产品的应收账款而发生了费用。假定公司有10000元的应收账款，资本成本为8%，那么800元的资本成本就要被追溯分配至第二种产品。
3、集成成本的计算。
计算出成本对象的经营成本和资本成本之后，将二者相加即可得出该成本对象的集成成本即完全成本。
三、集成成本系统的应用条件
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是针对作业成本法对资金成本的忽视而进行的，所以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型的公司，尤其是资金成本很高的公司，在应用时要注意以下应用条件：
首先，公司必须是已经实行作业成本法的公司，公司的生产流程已经按照作业成本管理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可以适应作业成本法的要求。
其次，集成成本系统是否具有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较情况。如果资本成本相对于经营成本比重很低，则在计算产品成本时即使纳入了资本成本，对提高成本信息质量的作用也不大，当成本对象的资本成本不能忽视时就应该考虑采用集成成本系统。我们通常用资本成本占经营成本的比率来判断，国外的经验性标准0.1，即当资本成本与经营成本的比率大于0.1时，就应该考虑采用ABC与EVA集成成本系统(陈华亭，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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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成成本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案例
作业成本分析与经济增加值分析的结合是自然的，它们都是用来解决公司财务报告被曲解的问题。作业成本分析法修正了将公司间接费用主观分配进产品的倾向，也修正了没有将其他间接费用分配进产品及客户的问题。经济增加值分析法修正了以往在财务报表上的问题，即在得出获利数字之前，辨明资本成本，并将它作为经济费用。当将这两种方法一同使用的时候，管理者能得到一个清晰的获利能力与经济损失的概念，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与专业化的作业集中到发生经济损失的地方，并且他们能够维护、保护、扩展能获利的经济业务。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解释ABC与EVA的集成成本系统在资产配置中的应用。以下是某单位的利润表，如图表1所示：
单位利润表 (单位：元)
利润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毛利润 156000 52
销售费用 63000 21
财务费用 34800 12
管理费用 32400 11
营业利润 25800 9
资本占用 252000 84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经济增加值 -4440 -1%
上图表反映了一个获利能力达到边缘的业务部门，其营业利润占销售额的9%，在分配了12%的资本成本后，出现了负的经济增加值。
当主管经理面对企业负的经济增加值时，他首先的反映是寻找途径来增加边际利润。他们会要求业务单位负责人削减销售费用或管理费用，全面调整价格，削减辅助费用，降低存货及应收账款水平，以增加他们报告的经济增加值水平。但是，这些削减“浮肿”的全面调整活动可能最终会导致企业严重的生产及销售混乱，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假设一个拥有两条不同的生产线的部门，第一条生产线已经建成有效运作、生产过程集成化以及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顾客企业;另一条生产线则是为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而制造的，这是一个顾客化程度较高的业务，产品品种多样，生产期短，具有较高的销售费用及促销费用，作业成本分析将按生产线编制利润表，如图表2所示：
将作业成本法应用于经济增加值分析 (单位：元)
传统的 生产线1 生产线2
收益表 % 收益表 % 收益表 %
销售收入 300000 100 180000 100 120000 100
产品销售成本 144000 48 72000 40 72000 60
毛利润 156000 52 108000 60 48000 60
销售费用 63000 21 27000 15 36000 30
财务费用 34800 12 10800 6 24000 20
管理费用 32400 11 14400 8 18000 15
营业利润 25800 9 55800 31 -30000 -25
资本占用 252000 84 126000 70 126000 105
资本成本(12%) 30240 10 15120 8 15120 13
经济增加值 -4440 -1% 40680 23% -45120 -38%
图表2中的用作业成本法编制的财务报告说明了对于所有成本“一刀切”的危险。生产线1没有任何问题，有效的生产过程，忠实的客户使之能够取得较高的毛利润和边际贡献。任何尝试进一步降低成本或提高价格的活动都会对这个有吸引力的部门产生不利影响。这个部门的获利能力和经济增加值问题都源于生产线2，部门管理者不应致力于全部支出的削减，而应针对生产线2的获利能力开展特定的行动(Robert S. Kaplan，1998)。
由于将经济附加值分析从企业或部门水平发展到作业水平和计算单独产品或客户的经济增加值，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力量改进总体经济增加值水平。管理者站在战略的高度出发对EVA起破坏作用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的相关业务予以关闭，出售或外包。企业可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从而减少对资金的需求，降低资金的成本，带来了经济利润的提升(穆林娟，2003)。
五、集成成本系统的评价
以作业成本法为评价方法，单独考虑营业利润而忽视资本成本容易引起业绩考核结果不实，从而做出错误决策。将经济增加值的思想引入作业成本法后，一方面通过增加资本成本信息弥补了传统作业成本法信息反映不全的缺陷，提供真正的“完全成本”，有利于引起管理者对资本成本的足够重视，督促管理当局加强控制、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本，杜绝或减少资本的浪费;另一方面将经济增加值融入作业链和产品成本中，赋予了经济增加值新的使命，使资本成本与整个生产过程相连，有利于企业领导层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出发，依靠精确、全面的成本信息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帮助管理者提高公司业绩，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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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grated Cost System Based On ABC and EVA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ssigning Assets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4
关键词：工程投资成本控制核算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去，如何有效的使用这些资金，控制好工程成本，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一般的大型工程都具有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技术复杂的特点，对其管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满足进度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力求使工程实际投资不超过计划投资，把工程成本控制在合理的额度内，以取得最佳的投资效益。下面就分别从不同的阶段谈谈工程投资成本的控制。
工程投资成本失控的现状分析
1.1 我国现行的工程投资成本确定方法较为落后，往往是以定额为依据，定额单价中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价格的统计时间是滞后的。虽然各地造价管理部门同时定期一些调整系数或补差来达到对当前的工程造价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运用，但这还不能及时提供造价管理人员所需的市场信息，难以达到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实物法成本编制，因此，这种相对滞后的价格取定方法，无法满足市场经济要求。
1.2 我国现行的投资成本管理缺乏建设项目全过程综合管理的意识，基本是遵循阶段性的管理模式：不懂工程投资成本控制的建设单位参与投资决策分析，设计单位在设计阶段虽做了工程概算甚至细化到预算，但由于缺少对设计方案造价指标的控制约束，导致设计保守、投资偏高。工程监理单位往往只局限于施工阶段的质量与进度管理，很少介入投资决策分析。在工程实施阶段，由于资金短缺或者成本管理不严，导致投资管理失控。工程不能按期完成，贷款利息不断增加，原本紧缺的资金恶性循环地运行，给企业、金融机构和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3现行工程投资成本控制中，合同管理还未完全规范和法制化。一方面，合同条款自身不够严密，实施过程中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一，影响工程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执行合同的各方对合同的法律性认识不足，有法不依。如业主拖欠工程款，不按合同及时支付，施工单位不得不通过回扣等手段获得工程款，由此也造成了建筑行业中行贿较为严重的局面，同时也增加了工程投资成本。
工程投资成本控制的主要环节
2.1加强基建管理
在管理工程项目、控制投资成本的各个环节中，对基建部门实施的管理是核心所在。由此，应对基建部门合理分工，明确部门职责和权限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监督体系；提高基建人员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政策水平，建立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管理水平过关、专业知识精良的基建队伍。从人员素质和机构设置上确保基建部门的高效运转和基建管理的有效实施。
2.2重视项目设计
重视项目设计特别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的不断变化随时来修订设计，如何杜绝只重理论不重实际的纸上谈兵试设计；如何减少只重以往的惯例而不注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创新的设计。如何杜绝不调查研究想当然试设计。在正确的投资决策下，只有首先做好了项目设计特别是技术设计才能减少重复施工、重复征地。减少工程线路的改线，减少山体穿越、水网穿越。比如设计时如能很好的优化工程线路走向，避开施工难度大又可有效缩短施工标段那就可以进一步节约工程投资。
2.3规范基建程序
基本建设程序应包括建设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设计任务书编制、建设地点选定、招标文件编制、建设准备、项目计划设计、施工过程、生产准备阶段、竣工验收、交付使用等具体内容。基建程序讲究科学性和规范性，在项日实践过程中，须按照项目报批、报建、招投标等程序，实施项目全方位、全过程的质量保障体系，以确保工程项目可根据投资概算，有效控制项目成本。
2.4强化施工管理
抓好施工阶段的成本管理，是控制重大工程投资成本的根本途径。工程开始施工后，有效的现场管理。是施工管理中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从职能角度讲，施工管理主要有技术管理、工程款管理、材料管理、工程质量管理、设计变更管理、文明安全监督管理等事宜。总体而言，施工管理须以工程质量、进度、安全为中心，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相应的投资成本控制．特别是在材料选购和使用上，应在坚持查看材料质量的基础上，合理控制材料成本。
2.5 做好竣工验收和结算
竣工验收即评定上程质量，竣工结算以及竣工审计即对项目投资直接费进行最后裁定。依据建设工程合同的约定，重大工程项目承包人须完成设计文本及施上图规定的工程内容，并且经发包人组织竣工验收后，合理办理工程交接手续。在重大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结束后，承包人还应据施工图纸、设计变更、工程量变动等详情。对工程直接造价进行工程结算。在此过程中，应确认材料种类、价格清单，核算单价，对照设计，正确有效、实事求是地进行竣工验收、结算以及结算审计，严格控制工程成本。
3、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普遍忽视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阶段的投资成本控制，而往往把控制成本的主要精力放在施工阶段———审核施工图预算，合理结算建安工程价款，算细账，这样做尽管也有用，但毕竟是“亡羊补牢”，事倍功半，要有效控制建设工程造价，就要坚决把控制重点转移到前期阶段来，首先，要重视和加强项目决策阶段的投资估算工作，努力提高可行性研究报告投资控制数的准确度，切实发挥其控制建设项目成本的作用。其次，要明确概预算工作不仅要反映设计，计算工程造价，更要能动地影响设计，优化设计，并发挥控制工程成本，促进合理使用建设资金的作用。同时要对工程成本中的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承包合同价、结算价、竣工决算实行一体化管理，而这需要通过深化行业体制改革，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形成统一、协调、有序的工程成本管理体系，达到合理使用投资，有效控制成本，取得最佳投资效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国清．我国重大石化项目投资成本控制程序与方法．当代石油石化。2008(16)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5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社会复合治理;路径分析;思路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旧生代农民工落叶归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在代际更替中成为农民工群体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力量。相比父辈，生长在城市、远离农村和农业、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处于迥异时代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取向、社会心态、个人诉求、行为逻辑、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有所消减，而对进入城市社会有着较强的期盼和憧憬。
然而根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体制使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经济上、甚至在身份上融入城市，但是却面临着就业歧视、社会网络狭窄、人力资本匮乏、心理认同度低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经济上融入，社会和心理上嵌入的非实质性融入现象，传统的由户籍制度导致的二元结构正在城市内部演变成为新的二元结构，即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双重边缘，是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悬空的一代，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与城市融入的梦想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的城镇化已经取代物的城镇化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入人文关怀、需要融入人性理念，让新型城镇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彰显人性的光辉。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使新型城镇化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受到影响，而且也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不仅要跨越城乡二元制的藩篱即取得城市户籍，还要能够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拥有一定的融入城市所必需的心理资本，获得本地市民的情感接纳和社会资本，并且拥有在城市安居兴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也提出“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施居住证制度、健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无论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都从政策、制度或机制上给予外来人口更多的、更公平的享受市民待遇的机会。因此，在这一趋势下如何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彰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人文关怀和人性理念，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鉴于新型城镇化所提倡的人性关怀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独特性，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成因并寻找解决半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路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持续改进我国城镇化质量、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成因进行的问卷调查得到的抽样数据为基础，选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通过单因素卡方检验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三种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并以城市融入模型为基础，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社会复合治理解决思路与对策。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模式以及户籍制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影响，在城镇化、半城市化、城市融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外分化格局。
第一，西方学者在早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以流动人口和移民为研究对象，关注城镇化以及流动人口和移民的城市融入状况。
西方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利用归纳方法对人口迁移状况进行解释，力图发现人口迁移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其中建立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推拉理论、预期收入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都从工业化、城市化视角研究农业转移人口问题，成为现代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深入探讨了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提出了由城镇化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过度城市化”等今天依然困扰世界城市发展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人口迁移与城镇化问题研究逐渐从宏观视角转向对于转移人口个体及家庭迁移动因或迁移行为等微观层面的研究。
西方学者的半城市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对于半城市化现象的论述，后来演变成为从特征、过程的角度定义半城市化，并对半城市化问题发展机制、发展现状以及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探讨。由于不存在城乡二元体制，西方学者对于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解决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层面，如社会熔炉理论、社会同化理论提出的流动人口通过接受当地主流文化、建立社会网络并实现心理认同的同化过程。
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在与中国迥然不同的国情和制度背景之下展开，但为中国错综复杂的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深入研究的良好平台，为中国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第二，国内学者以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工群体流动为研究起点，进而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独特性以及其在农业转移人口中的主体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及半城市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开始，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诸多学者，基于各自学科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的流向、规模、人口学特征等人口流动的静态特征，逐步演变为流动过程、工作和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社会融合等社会经济动态特征，以及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经济社会影响等。
以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为标志，学界开启对农民工代际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热烈讨论。在王春光城市融入与半城市化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在三个方面就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及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广泛探讨。第一，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状态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群体特征、权益保障、心理状态、就业状况、城市融入等方面，指出虽然在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基本市民化，但非正规就业和发展能力的弱化、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以及社会认同的“内卷化”都使其处于城乡两栖的半城市化状态，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第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居于主流的观点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制度决定论”。还有学者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导致其半城市化的原因。第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状态已经呈现出结构化、长期甚至是永久化的特征，因此学界展开了对农民工半城市化的演进趋势及成本测算的相关研究。
经过修正的西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相关理论等被广泛运用于我国城镇化研究。然而，由于我国与西方城镇化在宏观场景、推动力量、历史历程、政策安排与现实后果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相关理论时，应该结合我国实践并结合时代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城镇化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在研究技术上，早期以规范研究为主，发展到目前占主流的各类实证研究，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实证方法如Logit模型、OLS回归分析、Profit模型等分析方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怎样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半城市化到完全市民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又如何避免半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以上问题的解决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意义重大。然而，纵观国内外对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相关研究，居于主流地位的“制度决定论”已经无法很好解决当前新型城镇化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的户籍制度改革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仍旧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以及无法融入城市等问题，因此，亟需从新生代农民工软实力――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打破以往研究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各种因素各自为政的桎梏，通过三种资本的协同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提出解决思路。
三、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外劳动力迁移、城市化进程和半城市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进行回顾，本研究归纳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演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面临的问题。经过文献梳理和归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
以198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大型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132份，问卷Cronbach'salpha系数=0.8647，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实证分两部分。首先，在问卷调查获得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卡方检验对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即各个影响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关系进行单因素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因素的显著性值都小于5%，可以认为这些因素单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相关。其次，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倾向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显著相关的因素，可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在其它因素影响下每一因素对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各因素的相对影响程度。由于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有市民化倾向=1，没有市民化倾向=0）为虚拟变量，且为只有两种结果的定性变量，故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模型设计中，可以假设P为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而1-P为没有市民化倾向的概率，对P进行logit转换，记为logitP，以logitP为因变量建立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Log itP = a+b1x1+b2x2+…+bnxn （1）
由（1）可以导出：P= （2）
（2）式为logistic回归模型。在式中，a为常数项或称为回归截距，bi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系数，xm为作为第i个影响因素的自变量。
本研究在选入变量α=0.05的水平上，运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被调查的1132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采用自变量组分步强制纳入法，分别就人口学因素、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制度因素五组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影响作用进行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虽然制度因素的影响更加显著，但国家一系列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措施出台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产生变化;人口学因素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确定。
四、基于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协同的社会复合治理的解决思路与对策
张红芳，吴威（2009）认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协同关系，三者的协同是开发个人潜能、形成组织竞争优势的关键。林竹（2011）认为，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协同可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张洪霞（2013）也认为，通过三者的协同可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的情况下，通过心理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三者的协同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解决其半城市化问题。
所谓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排斥其他主体参与，向多种社会主体协同以促进治理绩效优化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能力转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复合治理的治理主体强调多元参与主体的“复合型”协同参与，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参与主体在治理机制中的平等地位;治理过程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即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动作为和其他各主体的全面参与，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互动伙伴关系;治理结构强调多元参与主体间的横向互动，与传统科层组织形成网格状治理结构，各个参与主体成为连接多渠道治理路径的结点，其网络触角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需求反应更为及时灵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的解决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引入复合治理的理念，引导第三方组织和企业与政府进行“复合型”协同型参与，构建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维结构下的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模式，有利于打破单一主体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问题的解决效率。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创新行动过程中，多个不同社会主体共同参与、主动关联所构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主体网络。据此加以引申和延展，新生代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解决的复合主体则是指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复合主体，旨在打破不同主体间的“部门分体制”，塑造一种互相嵌入、功能互补的互通互联协同治理模式。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一是注重“政府―企业―社会”三维合作的组织模式，也注重不同主体的主动性和专业性，促进各主体的优势复合发挥。二是复合治理主体构建了主体间相互融通，共同分享，优势互补的互动平台，打破了治理全过程不同环节、领域的部门割裂、主体分立。三是实现主体间互联互通的内部化，对于有效整合多主体间的社会资源，加强融通协同，提高治理效率具有实然性。因此，如何在实践中构建政府与企业主体、政府与第三方组织及企业主体与第三方组织之间“双向互动”的良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和犄角支撑的耦合型治理格局，是深化和创新半城市化问题解决路径的一种新探索。在这一社会复合治理结构的支撑下，运用政策、法律、社会、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全方位培训增加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对城市居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增加其心理资本，增加其职业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通过各主体努力增加其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渠道以增加其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拥有心理归属感，并拥有更多信息渠道从而增加其人力资本;通过网络组织进行的包括心理援助和心理咨询在内的心理培训，加强对其挫折心理的疏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促进其主动融入城市以提高社会资本，激发其自身强烈的成就动机以提高人力资本。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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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6
关键词：资本约束；资本规划；RAROC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9―0024―03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2004年6月26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Ⅱ)的公布，以及2004年3月1日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在探讨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目标的基础亡，对商业银行如何在业务经营中贯穿资本理念，以及我国商业银行怎样建立资本规划的程序进行研究。
一、从银行资本功能看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目标
(一)银行资本功能
银行资本和其他公司资本的功能基本一致。资本在银行受到非预期损失和经济运行状况不佳时保护银行。银行资本就像是一个基金，吸收融资和运营损失，向存款人保证他们的存款可以得到偿还。同时，因为资本代表了股东的投资，如果银行运作成功，投资人将获得投资收益。
与其他公司不同的是，银行的资本水平受到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因为银行资本具备保护存款人的功能，如果银行受到存款保险公司保护，资本还存在降低存款保险公司损失暴露的功能，所以一国银行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作出定义，并且确定银行最低可接受资本水平。
经济资本是银行配置给资产或某项业务用以减缓风险冲击的资本。经济资本是银行根据其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自己确定的，在数额上与银行的非预期损失相等。实施经济资本管理的目的在于：主动适应监管要求，加强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水平，提高银行资本的运用效率。
由于资本是稀缺资源，因此必须对资本进行合理配置，既要达到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水平要求，又要保证有充足的资本覆盖风险，还要保证银行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盈利性业务。银行的最优资本就是满足了监管要求、覆盖银行的非预期损失、权衡了财务清偿成本和债务节税价值，使银行价值最大化的资本。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目标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资本管理的目标主要有三，一是达到或维持监管当局要求的资本水平；二是对银行资产配置相应的资本以覆盖风险；三是计量不同分支机构、业务条线的资本成本和资本收益，对其进行绩效考核。
为了达到这三个资本管理目标，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都贯穿资本理念，并且建立起自己的资本规划程序。
二、在镶行经营活动中建立资本约束机制的探讨
银行资本管理的根本不仅仅在于拓宽融资渠道，补充资本达到监管资本要求，也不应当仅仅是银行高层注重的问题。在商业银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管理过程当中，应该在授信业务、风险管理、绩效考核的各个环节综合考虑资本因素，建立资本约束机制，自上而下到每个员工都融入资本管理理念。
(一)银行授信决策
根据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对每种资产都要保留一部分资本作为准备，资本保留数量是根据其资产的风险来决定的。资产风险权重越高，所需经济资本配置越多。因为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资本要求不同，对于风险权重高的贷款，银行所需配置的资本经济资本也高。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以弥补持有额外资本的成本。因而银行在授信当中还要考虑到资产的风险权重及对资本的占用，把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到能带来的风险调整回报高优质客户上。
为了贯穿资本理念，在授信决策中融入资本管理，我国可以在授信决策中引入RAROC系统。国际先进银行通常运用风险调整的资本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m on capital，RAROC)指标来衡量信贷资产回报。RAROC表示特定资产或业务单元在扣除预期损失后的净收益与所占用经济资本的比值。在RAROC下，对每种资产都要保留一部分资本作为准备，这些保留资本数量是根据其资产的风险来决定的，风险资产越多权益资产比就会越高。
在此基础上，对贷款进行定价时，除了考虑利润补充、贷款损失准备金和其他管理费用外，还要再加上RAROC费用。RAROC费用是银行必须为这些商业贷款持有一定数额资本所带来的成本。我国商业银行可以运用RAROC模型对各地区、行业、部门、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实时的测量和管理，一旦发现某笔贷款的RAROC低于银行预定的标准，相关人员可立刻采取措施，或者提高贷款定价，或者终止这笔贷款及时控制信用风险。
(二)风险管理
经济资本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的风险特性。运用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来管理银行风险，统一了银行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通过经济资本管理，银行的整体风险和风险分布严格受到经济资本约束，并且通过内部的风险调整和资本配置能够提高股东价值。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要求银行建立可以辨识、衡量、监控其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管理系统，并计提相应的资本。国际先进银行纷纷采用内部评级法(The Internal Rating Based Appmach，缩写IRB)，来对风险进行度量和配置资本。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认可IRB在计算监管资本的有效性。银行建立内部评级法能够更精确地计算风险，进而计提更合理数量的资本，风险管理模式的风险敏感性更高。具备条件的银行引入内部评级法后，可以适当减少风险资本金额，降低资金成本。运用IRB法计算监管资本，可以鼓励商业银行持续改良风险管理措施，并促使这些方法将会随着经验与数据的累积而改良。
我国商业银行应当以全面风险管理为目标，构建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对风险的实际情况和预期指标相比较，对风险状况进行监控。通过强化资本对风险的覆盖，构建以经济资本为约束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此外，我国商业银行还应当积极创造实施IRB法的条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在历史数据库、风险管理制度、信息系统，以及风险管理人才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及早规划，按照能够实施新协议的标准建设，包括重新审视投融资政策、修改计算风险权重的相关软件、培训人员熟知新规则和相关操作规定等。
(三)绩效考核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应当将绩效考核建立在考虑到风险因素之上的资本回报。目前，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是采用按照风险调整的收益串，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用指标衡量就是风险调整资本收益率(RAROC)。RAROC即收益对根据风险调整后的资本的比率，将风险因素引入到资本回报概念中。银行引入RAROC指标体系，通过比较
不同业务、不同产品线的RAROC，确定业务扩张和收缩计划，调整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客户结构、区域调整结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使银行在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实现价值最大化。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普遍按照规模的增长衡量分支行的业绩，普遍采用股本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指标衡量盈利能力，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追求资产规模扩张和高风险利润。引入RAROC指标体系克服了传统绩效考核中盈利目标未充分反映风险成本的缺陷，有利于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改变银行忽视风险、盲目追求规模的经营方式。我国商业银行引入RAROC为基础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资本约束机制，能够约束分支机构风险资产的非理性扩张。在单笔业务层面上，衡量一笔业务的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为银行决定是否开展该笔业务以及如何进行定价提供依据。在资产组合层面上，银行可以依据RAROC衡量资产组合的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在银行总体层面上，RAROC可用于对各项业务和分支机构的绩效考核，优化资源配置。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可以对超过总行下达的加权风险资产总额计划的分支行收取资本占用费，扣减当期的考核利润。
三、商业银行建立动态资本规划的探讨
资本管理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银行资产规模和结构在不断的变化，相应的监管当局的资本要求以及覆盖银行业务风险所需要的资本也在不断的变化。同样，由于红利支付、银行利润变动，资本本身所能够支持的风险资产规模也在变化。除了达到资本充足要求外，银行还应当持有一定的资本缓冲，如果资本短缺造成的财务困难成本非常高，并且迅速获取新资本的财务成本也非常高，这个资本缓冲能够保护银行免于受到意外资本冲击，降低意外冲击使资本比低于监管要求的可能能。
因此，银行应当在动态考虑监管要求和资本成本的基础上，决定每一时期的资本水平和资本构成：银行定期做出资本计划，包括预期利润和股利水平，预期风险资产规模和结构的变动，在明确现有资本水平的基础上，预期资本可能出现的变动。
除了决定资本需求外，银行必须制定计划来为所需资本融资-银行应当在制度中加以明确，实现持续资本积累，增值和补允，保证做到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资本规模也随之增长银行可以采用――系列战略保持银行资本充足，包括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即通过保留未分配利润，或者综合利用外部和内部资本来源、出售资产或者用低风险资产替代高风险资产也能够达到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的目的。
因此，通盘考虑银行资本决策的各个环节，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以下分析基础之上建立资本计划。
(一)进行经济资本计算和配置
银行首先计算不同业务部门和各类业务的风险，将经济资本在各类风险、各个业务部门和各类业务之间进行配置，并且对各类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配置经济资本，计算银行需要的总体经济资本。
(二)计算监管资本和保留资本缓冲
由于意外的资本筹资成本比较高，因此平时有必要保留超过最低资本要求一定水平的资本，以作为缓冲。银行需要在监管资本要求的基础之上，保留一个适当的余地。在这一环节，银行计算最低资本要求，加上一定额度的资本缓冲，作为目标资本水平。
(三)与同类银行进行比较
在对银行的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进行分析之后，银行的资本比例目标应该与其他可比较的银行资本比例之间进行比较。
(四)设想未来前景和资本需要
银行在进行资本规划时还要考虑未来计划和战略如何影响资本充足状况。如果银行的问题贷款很多，而且贷款持续增长，那么就需要更多的资本来覆盖未来对资本的高要求。如果银行计划一项重要的收购，迅速扩张资产，开展新业务活动，或者扩张网点及改善设备，也需要更多的资本来支撑这些活动。此外，如果银行战略强调贷款或者集中向某些产业贷款，也需要额外的资本来弥补这些战略造成的风险集中。
银行应该考虑其目标资本水平是否适应其增长计划：如果银行识别资产增长或收购其他机构，就需要及时补充资本，这样才能有充足的资本用来满足增长的需要，达到监管当局的资本要求。
财务比率分析是评估资本状况的一个有效工具，运用财务比率法能够全面分析资本状况-财务比率法包括将当前的财务比率与历史比率、预期水平和同类银行指标进行比较。与历史比率的比较分析银行资本状况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预期指标和实际指标的比较考察银行资本状况是否达到预期水平，当期指标与同类银行的比较提供一家银行和同类银行相比资本状况如何。表1提供了通常用来监控银行资本的主要比率-前面的三个比率指标体现银行的监管资本水平，后面三个比率指标考察银行的资本需求，资本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衡量银行资产和资本增长，最后一个比率衡量银行通过保留末分配利润为资产增长融资的能力。
(五)在测算资本成本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资本组合
在资本总量决定后，银行还要考虑建立最优的资本组合，提高资本效率，降低资本成本。银行资本的构成包括外部资本来源和内部资本来源。资本组合中包括负债、优先股和权益以及混合资本债券等各类资本创新工具。对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成本进行考虑，确定多元化的资本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