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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范文1
【关键词】中医基础 理论教学 研究性教学 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212-01
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能否了解其他相关临床知识。夯实的基础知识能够有效辅助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传统教学模式之下，教师在课堂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学生的参与度低、配合度低，严重阻碍了学生中医专业课学习的进程。那么，在新课改的背景之下，究竟如何才能切实推进研究性教学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的应用，是任课教师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一、关于研究性教学的概述
（一）研究性教学的内涵
基于研究性学习，在教学领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性教学的理念。研究性教学是指通过科学研究途径与情境在课堂中的创设，为学生的自主探究、自主学习提供可能。研究性教学开展的目的在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探究的方法，让学生在中医基础理论学习的过程中更具主动性。研究性学习并不是单纯强调探究，而是在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研究性教学。研究性教学的切入点可以是简单的中医知识，也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假设，通过引人入胜的教学设计让学生在课堂中感受到满足与快乐。
（二）研究性教学的优势
研究性教学的优势在于立足于科学精神，通过明确的研究目标的设计，实现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知识的创新改革。研究性教学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而是将研究的理念与课堂教学融会贯通，并在核心的中医学科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指引下，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中医基础理论知识，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并有助于学生良好品质意志的树立，为综合型全面发展医学人才的培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研究性教学的缺陷
不能否认的是研究性教学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如研究性教学与学科教学之间的隔阂、教学体系构建不完善等，这些都需要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的深入探究才能进一步解决。从根本上而言，研究性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所以在中医学基础理论教学中还是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二、研究性教学应用的设计与分析
（一）基本教学资料
为了探究研究性教学方式的实际教学效果，笔者特在2014年9月到12月这四个月期间选取了我校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共30名，其中男同学20名，女同学10名，将这30名同学随机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即实验组与对照组。同学的性别、年龄以及其他因素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保障了此次教学试验的科学性。
（二）方法设计
实验组与对照组需要保障教学进度的统一，以“五行学说”相关教学内容为示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课堂中占据主导地位，以教材内容为核心进行讲解。实验组则采用研究式教学，采用问题的提出、问题的讨论、问题的研究以及答案的总结。学生在研究式教学中能够领略到不一样的活跃而灵动的教学氛围，学生能够将自己的看法主动地表达出来。教师在研究式教学中处于引导性的辅助地位，对学生看法与认识中的偏差进行及时的纠正，让学生能够随时进步。
（三）结果分析
经过为期四个月的教学试验，现将结果分析总结如下：研究式教学中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更加牢固，教学质量与效果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而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的对照组教学成效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异。
三、推进研究性教学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的措施
（一）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呈现
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单一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需求，因此，在研究性教学方式的引导下，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的方法涉及到以下几方面：首先确立好教学目标，为教学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其次是注重教学中记忆的重要性，中医基础理论涉及到庞杂的专业知识，只有做好记忆工作才能应用自如。最后则是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进行有机结合，在完成课堂研究式学习之后，能够对相关中医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合作研究式教学的应用
中医基础理论涉及到中医学视角下的疾病认识及防治方法、中医中蕴含的哲学原理以及人体生理等内容，合作研究式学习首先需要划分好课堂讨论小组，同一小组的同学制定出共同的学习目标，探讨最佳的学习方法并就中医基础理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与协作精神。
（三）完善科学教学评价体系
当前的教学评价单一，以学生考试成绩的提升来评判教师的教学效果。而在研究式教学中，评价体系应该更加科学、完善，包括课堂氛围、学生综合能力提升以及学生的课堂参与度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性教学方法能够切实提升中医基础理论教学的水平与质量，教学效果显著，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转变以往沉闷的课堂教学氛围，为学生深入地理解医学基础理论与知识奠定坚实的基础。笔者相信，随着探究性教学方法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应用的推广和深入，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综合型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严灿，潘毅，邓中炎.《中医基础理论》多媒体组合教学设计与研究[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1（4）.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范文2
关键词：藏象经络；基因组；蛋白质组；辨证论治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7)09－1909－02
中医基础理论是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中医药学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化，用先进的生命科学和信息科学技术来充实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本文拟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信息科学等的角度对中医藏象经络理论作一探讨。
1 精气与基因组蛋白组
人之初是从一受精卵的发生发育开始的，父母之精包含了宏观人体整体的全部信息，包括五脏整体、形神整体的全部信息。即使在宏观人体形成之后，全息基因组包含的信息分化为全身各细胞特异信息的基因组，特异信息的基因组的信息集合与全息基因组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特异信息基因组仍然通过其分化的蛋白组在对细胞对周身起着调节控制作用。基因组是人体赖以存在的微观分子基础，是宏观人体的内在根据。基因组的功能与中医学精的功能是同一或者是一致的。
蛋白质组根据细胞时空环境或者周身调控物质的刺激由基因组演化而成，蛋白质组根据其氨基酸排列的不同，其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蛋白组是构成生命的另一种基本物质。蛋白组与气的功能是一致的。基因组信息不同，所演化的蛋白组也将不同。周身蛋白质组通过体液、血液在周身细胞基因组中相互调控而使全身成为一个统一整体。脏腑蛋白组与相关物质作用而形成各种气。
2 藏象系统与基因组
中医学的五脏系统是功能性的，也是由具体结构的组织、器官综合而成。五脏在宏观上是以五行式功能形态而构成统一整体的。各脏腑内部的细胞基因组是含该脏腑该细胞特异信息的基因组，这些含脏腑特异基因组信息的细胞通过所演化的蛋白组与该脏腑系统其他细胞基因组相互作用保持着该脏腑系统自身的稳定性，该脏腑所有的特异基因组信息的集合构成了该脏腑特异的基因组信息集团。该特异脏腑基因组信息集团又通过特异蛋白组(激素、酶等)对其它脏腑基因组调控作用而保持着人体五脏整体的稳定性。这些特异蛋白组的功能与特异脏腑的气的功能是一致的。五脏的气是相生相克、制化胜复的。人体是由五脏所构成，五脏各自的特异脏腑基因组信息集团本身也就是相生相克、制化胜复的，它们构成了全息的基因组。因此，笔者断言人体基因组是由五脏基因组集团所构成，各脏基因组信息集团是由诸多基因所构成的网络调控集团。因此可以将人体比拟为一个大细胞，五脏基因组信息集团对细胞的功能起着调控作用。
而细胞基因组作为基本调控单元，自身基因组也必须保持自身信息基因组的稳定性，这也可能是通过内含的五脏特异脏腑基因组信息集团的相互作用而保持稳定的。曾经有报道说基因组内有稳定的染色体地理形态。
3 经络系统与基因组
经络理论作为中医基础理论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络系统起着沟通内外，网络全身，运行气血，协调阴阳等作用，它的运行与脏腑气血和全身细胞基因组分化演生的蛋白质组有关。既然脏腑有自己特异的基因组集团，那么经络系统在基因组内也应该有自己的微观功能路线。在受精卵演化成宏观人体后，而自己本身演化为经络系统。微观基因组的经络系统与宏观的经络系统的特性可能是一致的，也是沟通基因组内外、网络全部基因组结构与功能、运行更细致的微观物质(可能是基因片段等)、协调基因内部的阴阳作用机理等，这有待于科学的继续探讨。运用大规模的基因筛选基因芯片技术对脏腑、穴位以及官窍等细胞基因组进行研究，可能是破解基因组密码的手段之一，期望有基于基因组作用的某种基因针灸的出现。
4 中药的基因组作用机理
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作用是基于某种中药对人体特定的生理作用，一方面是中药的整体特性，成分组成；另一方面是人体自身对中药的反应，升降沉浮与性味归经等理论是前人对中药作用的总结，表面上是中药化学组分与人体蛋白质组或者其他物质成分的相互作用，实质上其深层次的也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对基因组的作用，促使基因组内部微观经络系统的某种反应。中药的复方作用是对人体整体的证候状况而采用的整体调节，实质上也最终对基因组的整体作用。
中药、针灸的对人体的整体作用在传统上是基于对人体气的调节作用，但是对于基因组内部的稳定性调节这是传统中药、针灸没有论及的或者没有直接达到的，中医药学结合基因组的其中一个研究重点就是对基因组内部的稳定性的整体调节，现代许多疾病但是由于基因组的整体变异而导致，比如癌症、艾滋病等。由此扩大中医药的作用范围可以治疗现代出现的许多由于基因变异而出现的疾病。也可以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制造出中药化的分子药物。
5 基因组基础上的辨证论治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范文3
1.1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中医基础理论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知识，语言晦涩，理论深奥，思维抽象。传统教学模式以老师滔滔不绝讲授为主，学生多坐在台下默默聆听。教学方式枯燥、单调、生硬，课堂气氛沉闷、乏味，整个教学就像一首催眠曲，使人昏昏欲睡。这种以教师讲解知识，学生被动接受为主的教学方式，忽略了学生的个体感受，剥夺了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机会，不利于学习兴趣的培养，也无法发挥出学生自身蕴藏的巨大潜能。久而久之，学生丧失学习兴趣，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放弃学习中医。不仅影响以后中医课程的学习，也不利于中医药事业人才的培养。1.2“学导式”教学模式的特色“学导式”教学模式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老师处于引导地位，不同于传统教学“一支粉笔一堂课”的灌输方式。教学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学生，老师是引导者，带领学生步入中医殿堂，循循善诱开启学生的智慧和潜能，师生之间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学导式”教学模式重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传统教学模式只注重知识的讲解和灌输，忽视了学习兴趣的培养和学习方法的指导，学生似乎得到了知识，但却没有自我学习知识的能力，渐渐失去学习的兴趣。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导式”教学模式中，老师不仅给予知识，还要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当学生获得自主学习能力后，学习的兴趣会大大提高。
2“学导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
“学导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案是多种多样的，如PBL法、案例法、讨论法、演讲法、多媒体法、实验法、临床见习法等等。教学中可根据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建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现举例以问题教学法为主，综合案例法、讨论法、演讲法等实施“学导式”教学模式的步骤。2.1教师设计问题教师围绕教学大纲精心设计问题，所设问题要紧密联系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中医理论跟临床实践紧密相连，为了让学生体会理论如何指导临床，问题设置可以来自临床病案。当学习完藏象章节后，可向学生布置如下病案讨论分析:李某，男，40岁，2013年5月20日初诊。主症:咳嗽，痰白，痰粘难咯，疲倦，头晕，食少，腹胀，四肢无力，便溏，恶心欲呕，情绪低落，喜叹气，舌苔白腻，脉缓。自诉1周前感冒后咳嗽输抗生素4天，具体用药不详。问题:①运用藏象理论分析病案所涉及脏腑。②阐释每个症状发生的机制。③试述病变脏腑之间的关系。2.2学生讨论问题让学生根据所学的藏象知识分析讨论病案提问。讨论分组进行，讨论前每组选出主持人和记录员，主持人主持讨论，要求每位学生发言，记录员记录讨论情况。讨论过程中，务必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位学生都参与到讨论中来扮演“临床医生”的角色，体会临床诊治过程。这样也有利于培养团体意识，发挥团体能量。2.3组织学生发言讨论结束后，每组主持人代表该组发言，本组同学补充，其他同学可以提问、发表意见。老师要仔细聆听学生发言情况，从中了解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2.4讨论老师总结讨论结果，正确的鼓励表扬，不足之处指出，同时给出问题答案。①病变所涉脏腑为肺、脾、胃、肝。②肺失宣降则咳嗽、咯痰;脾虚健运失职则食少，腹胀，气血生化乏源可见疲倦，四肢无力，清阳不升则头晕，下趋大肠则便溏;胃气上逆可见恶心欲呕;肝气郁结则情绪低落，喜叹气。③肺脾共同参与宗气生成和水液代谢，肺虚导致脾虚，脾虚引起肺虚，可造成机体气虚和水湿潴留，出现咳嗽，痰多，食少，便溏，疲倦，四肢无力;脾气以升为健，胃气以降为和，脾升胃降，共同运化水谷完成消化，脾不升则头晕，便溏，胃不降则恶心欲呕;肝主疏泄，促进脾胃运化水谷，肝气郁结，疏泄失职，累及脾胃，则脾失健运，胃失和降，表现为情绪低落，食欲下降，消化不及等。脏腑在生理上的密切联系，决定了病理上的相互影响，运用整体观念，分析病变脏腑之间的关系，体会中医整体思维对临床诊治的指导作用。采用提问方式引导学生分析讨论病案，综合了所学知识，提高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潜移默化中也锻炼了学生的中医思维。
3“学导式”教学模式的意义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范文4
关键词：变译；伦理；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范文5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范文6
关键词 激励理论 学生管理 应用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7-0039-02
一、激励理论应用的原则
激励是高校学生工作中的一种重要方式。为使激励取得效果，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对学生的激励教育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公平公正的原则：所谓的公平公正就是让每个大学生都有得到奖励的均等机会。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做到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要让每一位学生都明白自己和其他同学在老师眼里都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处理学生综合测评、评奖评优、确定奖学金和对学生进行处分等问题时，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民利，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做到公开、公正，而不能徇私情、图私利，侵害学生的权益。在对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激励中，比较多的是采用奖励的方式来进行，但奖励必须根据大学生的实际表现，根据客观的考核标准来决定是否给予奖励或奖励到什么程度，要完善奖励制度并做到等级明确、执行公平。奖励不是少数大学生的特权，学生管理工作者不能凭个人好恶来决定奖励的对象，如果每次奖励的都是同样的几个学生，奖励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如果教育管理工作者没有把握公平公正的原则，反而总是把“三好学生”、“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等名额给予与他关系好的、比较喜欢的学生，那这个奖励不仅不能起到激励作用，反而会导致更多学生的不满，降低班级的凝聚力，也使得这样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在众多的学生面前失去威信。
2.立足于多数学生的原则：为了增大奖励的激励范围，调动更多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的积极性，激励机制的运用应把握立足于多数大学生的原则。一般来说，管理者比较重视对典型人物的奖励，但对大多数人的奖励重视不够。奖励典型优秀大学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但如果奖励总是与大多数大学生个体无关，那么奖励产生的激励效能就会大大削弱。在一个大学生群体中，优秀大学生是少数，大多数学生则处于中间状态。而在很多情况下，大学生群体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的好坏往往取决于这些中间状态的大学生把自己的积极性发挥到什么程度。运用激励机制要达到的效果就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激励，使这些中间状态的大学生上一个台阶。在大学生群体中奖励几个典型并不困难，而关键就在于让许许多多的中间状态的大学生能够拥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努力学习、工作的劲头。
3.奖与惩相结合，物质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原则：强化有正强化和负强化之分，激励也有两重性，即奖励和惩罚。奖励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培养人的积极情感和坚强意志，激发创造力和竞争力，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促使整个社会风气好转。同样，惩罚也能达到激励的作用。惩罚是社会对人们不良或不正确行为的一种否定的反馈信息。惩罚得当，不仅能够消除人们的不良行为，而且能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为了鼓励先进、树立正气、鞭策后进、抑制歪风，应该把奖励和处罚手段结合在一起合理地运用。除此之外，为了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学生管理工作者还要注意无论是赏还是罚，要使用同一尺度和标准，而不能前后矛盾，不能因人而异，要注意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
在奖与惩相结合的同时，由于物质与精神激励是互为前提与条件的，它们各有特点与作用，不能相互代替，不能孤立运用，所以应该统一、综合地运用。在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作为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的各项措施要综合进行，交叉、融合使用，使之发挥更大的激励力量。
二、激励理论应用的措施
1.角色激励：角色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和团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一个人如果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如何适应这种角色的行为。从心理学知识我们知道，需要是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变化的原动力，其外在表现在于对某项事情的积极性，需要越强烈，积极性越高。在实践中，学生管理工作者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安排相应的工作，让他们进入角色，去完成一定的任务，达到一定的目标，从而亲身体验成功过程中的行为要求和心理感受。让大学生个体参与到大学生群体或班级管理活动中有很多方式，如轮流来当学生干部，轮流来当班主任，亲自参与某项具体的活动等。让大学生有亲身经历的感觉，同时体验到班干部或班主任工作的艰苦性和挑战性，体验到参与活动成功后的喜悦，从而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群体凝聚力。
按照心理学的原理，当一个人进入新的角色，必然引起外部和内在的心理变化。从外部因素来看，学生管理工作者让学生产生一种“角色期望”，即期望他们能够按照优秀学生的标准去做，这就使得要求提高了；从自身来说，需要进行“角色学习”，即对新角色的适应，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同时克服以前自身认识上和行为上的不足带来的角色冲突，达到对新的角色的认知。同时，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进步的行为，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努力塑造完美的自我，争做新时期的优秀大学生。
2.榜样激励：人与人之间在思想上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一面旗帜，使人有目标、有方向。生活在集体中的大学生，政治上还不成熟，世界观还未完全形成，在思想上受周围人物的影响十分明显。大学生善于学习，竞争意识强，对周围同学的表现十分敏感，常常私下比较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表现和能力的差异。当认识到自己与别人之间存在差距时，受自尊心的驱使就会产生一种迫切感，在思想上督促自己奋发努力，积极进取；在行为上调整方式，甚至效仿他人，力求尽快赶上。在高等医学院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应巧妙采用榜样示范这一实际、生动、形象的方式引路，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要求他们在学校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感染一部分人，从而在大多数人的心理上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提高广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增强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功立业的信心。
3.尊重与赏识激励：现代大学生的独立意识和反叛意识都很强，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理解、尊重和信任。所以学生管理工作者不仅要尊重大学生的人格，尊重其个性和主见，而且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使每个大学生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关注，得到了尊重，觉得自己是重要的、有价值的，从而增强其自信心，激发其自主向上的积极性。同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都对自己的将来和发展抱有期望，都希望自己在各方面能得到提高和完善，毕业时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在工作中能表现突出，能自我实现。这就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者应在充分了解大学生个体的基础上，向每个大学生提出切合实际的期望目标并给予一定的赏识。一方面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注，产生期望效应，使其有明确的学习和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对那些后进的大学生，不要让他们觉得被学校和老师抛弃了，而应该给予鼓励和赏识，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肯定，看到自己的长处，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激励机制的实效性。
4.情感激励：大学生是重感情的，而且大学生的感情也是很纯真的，师生间有很质朴的感情。教育内容和要求真正能被高等医学院校学生所接受，一般都要有感情的催化。当师生感情融洽时，学生就容易接受；当双方感情对立时，学生往往产生抵触情绪，道理讲得再充分也听不进去。因此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者不仅要晓之以理，而且要动之以情，善于抓住时机，加以引导，激励学生奋进。有一部分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因为家庭贫困，需要申请助学贷款、助学金等资助，此时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就应该耐心地了解情况，从心理上让这部分学生感受到老师会和自己站在一起，帮助自己解决困难，而不会嫌弃自己。同样，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学生管理工作者也一样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博大的胸怀和一片爱心来关心学生，帮助学生分析问题，找出问题存在的根源，进而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学生管理工作者还要把握学生的心理健康，为学生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德.组织行为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