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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范文1
问：什么是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为什么要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
答：所谓偿付能力，就是保险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实行偿付能力监管，是为了确保保险公司具有足够的赔偿和给付能力，从而有效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理念得到各国保险监管机构的普遍认同和贯彻执行。我国也在2叩1年初，制定并试行了《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基本摸清了各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为我国保险监管逐步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方式过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问：为什么要对原《管理规定》进行重大修订?
答：一是保险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偿付能力监管是促进保险公司稳健经营、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不抓偿付能力监管，就难以达到既促发展，又防风险，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另外，我国保险业的对外开放，不仅意味着保险企业必须适应全球市场经济的规则，也要求保险监管更多地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评估标准和监控方法。
二是进一步落实新《保险法》的需要。新《保险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实施监控。”这就要求保险监管部门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及时改进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的有关规章制度，确保保险监管能够适应保险业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客观要求。
三是进一步改进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水平的需要。原《管理规定》通过两年的试运行，积累了不少经验，需要通过修订予以确认，同时，对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需要及时修正和完善。
问：新的《管理规定》将对促进保险业发展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新的《管理规定》将保险监管的重心逐渐转移到更加市场化、专业化的偿付能力监管上来，不仅有利于减少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必要的干预，给保险公司的自主经营留出更大的空间，而且可以引导保险公司改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促进我国保险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范文2
关键词：银保合作；银行；保险
银行保险最初被解释为“借助银行卖保险”，是保险产品通过银行销售到银行客户的保险业务模式。但随着银行保险的发展，银保合作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表现为银行与保险公司的更深层次的合作。从银保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看，合作的范围包括代收保费、代支保险金、代销保险产品、融资业务、资金汇划网络结算、电子商务、联合发卡、保单质押贷款、客户信息共享等方面。在中国“银保合作”热潮则是在1999年开始涌现的。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到2010年上半年，全国保费收入接近8 000亿元，其中银保的表现尤为突出，银保业务占人身险业务比重超过50%。
一、银保合作对参与主体的影响
作为金融资源整合的需要，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银行看重保险代销所得的稳定、安全的中间手续收入，有利于改善其收入结构；同时有利于增加银行资本数量、提高资金准备率。从长远来看，银行更需要与保险公司合作。银行业的竞争远比保险公司激烈，这种竞争不仅是同行业的，而且是跨行业的，突出的反映即是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对客户的争夺上，开展银保合作有利于银行为客户提供终身的金融服务。
银保合作渠道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一条捷径，保险公司可以利用银行遍布全国范围的销售网络，银行渠道的公众信任度以及银行所拥有的庞大的客户信息源。只要保险公司能设计出适合银行推销的产品，确实比传统渠道更有优势。
保险公司和银行合作，各自发挥优势为客户提供无论在价格还是设计上，都更适合客户的产品。客户去做银行理财业务的时候，就像进入金融超市，由专业的理财顾问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可得到一揽子的投资理财计划，其中包括保险产品，这种方式显然比银行电话推销更容易被客户接受。当然这也给金融理财人员提出比较高的要求，需要理财人员具有全方位的金融知识为客户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意见。
二、银保合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1.从业人员保险理念不足
大多数客户经理将自己定位为销售人员，缺乏丰富的理财知识，没有为客户提供真正的保障计划服务。银行员工对银行保险业务的重视程度不够，同时员工保险知识也不足。这就造成了储户对银行保险产品的不信任，无法真正理解、接受这些产品。因此银保产品面临销售困难、退保率的双重困难。
2.产品种类趋同
现有的银保产品多为缺乏与银行业务深度结合的产品，主要是一些适合柜台销售的意外险产品和低保障、侧重储蓄分红型产品。这一方面是因为银行封闭式的柜台销售，产品不宜复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为减少“道德风险”，产品的保障功能较弱。从长远来看，银保产品创新，设计长期、期交、保障型产品，能吸引银行客户。
3.营销模式单一
银行保险主要是保险公司在银行的柜台上销售保单这样一种单一模式，尚未发掘银保合作的潜力。通过银行理财经理进行销售的方式未被充分利用，保险公司忽视了对银行理财经理保险业务的培训和激励，没有调动其积极性。同时，国民保险意识的淡薄，加上有些保险公司或人在经营上尚欠规范以及舆论不适当传播，导致了国民对保险的不信任。显然，国民在观念上的偏见以及对保险不了解、不信任、也不想了解的原因，导致国民保险意识较淡薄。
4.保险法规尚不完善
中国自1995年颁布了《保险法》，其后相继公布了《保险人管理规定》、《保险纪纪人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但仍未形成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管理规定不完备。从而使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不利于规范保险行为。另外，由于银行和保险公司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监管部门，在处理银行保险纠纷时，往往会出现责任无法明确的难题。
三、银保业务发展的建议
1.提升理财专员的服务水平
目前各商业银行网点均配有理财顾问，理财顾问为不同的客户设计资产配置方案时，应引入家庭理财概念和销售模式，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单个公司，单个产品的销售层面，而是逐渐向由理财顾问向个人或家庭提供资产配置计划或建议方向发展。重点提升保险公司银保员的专业水平，实现他们从推销保险向理财顾问方向的转变，多学习了解个人理财、家庭理财及企业理财的专业知识。从而成为为银行理财顾问提供保险方面咨询的专业人员。加强银保专员诚信教育，银保服务专员明明白白卖保险，客户明明白白买保险，降低银
保单的退单率，实现银行、保险、客户三赢的局面。
2.积极开发新产品
目前，银行保险产品以储蓄分红型为主，主要强调投资分红，消费者缺乏选择。保险公司应加强与商业银行网点的沟通，以便有效了解市场变化、产品的竞争力，及时调整产品策略。考虑到银行柜台销售的情况，保险公司应该积极改进适于直销和个人销售的保险产品，产品形式简单、操作方便，柜台投保方式必须简化到使顾客在短时间内了解产品并作出是否购买的决定，设计出更具有保障性、储蓄性、投资性的金融产品，不仅限于意外险、医疗险等产品，提供给客户更好的全套的金融服务。
3.实现双赢型营销策略
要达到银保双赢的目标，需要首先增进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员工的认同感，通过开展咨询活动和相关宣传来促进和加强银行和保险公司员工之间的沟通和认同。另外，保险公司应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仅要认真对待银行网点人员的培训和宣传，同时需要从银保业务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奖励保险业务业绩十分突出的银行员工，并给予购买保险产品的优惠等措施来激励银行及其员上保险业务的积极性。
4.加强对银保合作的监管
银监会的《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的试点方案由监管部门报请国务院批准确定，每家商业银行只能投资一家保险公司。而保监会出台的《关于保险机构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通知》则规定了保险公司投资商业银行股权的比例限制。这些规定及办法表明，相关监管部门开始放宽对分业经营的限制，但在银保合作向金融控股集团模式的转变上，监管部门仍需及时调整监管模式和监管内容，加大监管力度，加强监管的协调，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银行及保险公司应在合作过程中秉承真实、诚信原则，不能一味追求业绩而忽视了对客户负责的态度，否则不仅客户的利益存在很大风险，银行及保险公司亦不免坐上被告席。
参考文献：
[1]万祥荣.对银保合作问题的几点思考与建议[j].金融，2010，(5)：62.
[2]梁贺新.论中国银行保险发展模式的选择[j].金融实务，2010，(4)：45.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范文3
关键词：保险市场；保险人；法律监管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3-095-04
中图分类号：F840.69
文献标识码：A
根据《保险法》第125条的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的保险人包括专业人、兼业人和个人人。在我国，对于保险人的监管，无论是总体监管还是分类监管，都不够完善和到位，保险市场亟待监管和规范。
一、对我国保险人监管立法的具体分析
保险法律关系正是为了克服各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进行的制度和技术设置。但是目前我国的立法似乎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因此设置了大量条款来限制保险人，却忽视了对保险人的行为进行规制和监管。由于保险业务本身所具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保险合同的内容通常是由保险人一方制定，对于保险人制定的格式条款的内容，投保人只有接受或拒绝的权利。因此，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我国《保险法》把保险人的行为完全视为保险人的行为，把行为可能会对投保人造成的利益损失，转嫁到保险人身上。保险人在业务范围内所得知的有关订约的重要事项，即使未转告给保险人，也视为保险人已知悉。只要投保人出具保单，保险人就不能以人未告知为由拒绝赔偿。《保险法》第128条针对保险表见作了规定：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有超越权限的行为，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权，并已订立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人的责任。
这些制度设计在最大限度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对人行为的监管，成为我国《保险法》的明显缺陷。尽管《保险法》设专章对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进行了规定，但是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从中国保监会制定的规章情况来看，《保险管理办法》、《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已经分别于2005年1月1日和2006年7月1日开始施行，《保险兼业机构管理试点办法》也已于2006年11月开始在北京和辽宁两地试点，待时机成熟即在全国推广执行。唯有我国保险市场问题最多的领域一个人人的监管和规制还适用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11月30日颁布的《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尚没有专门调整个人人行为的法律规范，给我国的保险人监管造成极大的不便。
二、最大诚信原则对我国保险人的适用
最大诚信原则初期主要是保险人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至于保险人是否应履行同样的义务，各国立法通常没有具体规定。我们认为，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最大诚实信用原则应同时适用于保险人和投保人。投保人遵守该原则主要体现在如实告知和履行保证上，保险人遵守该原则主要体现在弃权与禁止反言上。而保险人却一直是《保险法》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盲点，大部分论文在论及保险行为风险时，只是单纯地分析委托一行为的固有缺陷，而忽视了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保险行为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的，《保险法》却没有要求保险人在从事业务之前提供任何诚信证明。1997年颁布的《保险人管理规定》对于保险行为的诚信问题基本上未作任何实质性的规定，2006年7月开始施行的《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11条第2款规定：因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受行政处罚未逾3年的，不予颁发《资格证书》；第45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对保险营销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保险营销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不得唆使、误导保险营销员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然而，单单这几条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一则层次太低，仅是部门规章；二则不够完善和系统，尚没有形成体系。一般来说，最大诚信原则对于保险人的要求应包括如下两点：
(一)保险人对投保人的说明义务
由于保险人的大多数展业活动都是通过保险人来完成，因而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同样适用于保险人。首先，保险人要将投保人应当知道的保险公司的业务情况及其信誉如实告知投保人。信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公司的公信力和综合实力，说明业务情况则有利于投保人在知情的基础上理性地选择该公司的险种。英国的公示制度就是这一方面的典范，其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按政府规定的格式及内容，定期将经营及其信誉情况呈报主管机关并予以公告。
其次，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格式合同，专业性和技术性强，有关具体内容投保人不一定完全了解，有必要由保险人向投保人解释清楚。因此，保险人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应将其所提供险种的利弊、保险合同的内容向投保人如实说明；并向投保人说明该险种存在的风险状况，以免日后出现纠纷和退保现象。这既是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也是保险人展业的自身要求。
(二)保险人对保险人的忠实义务
首先，保险人要如实地把投保人告知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知保险人。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其与投保人联系的主要纽带就是保险人。保险人是否诚实不欺，直接关系到保险合同的有效成立和切实履行。应当针对保险人的忠实义务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例如：在保险公司内部建立专门监督部门对重大保户的有关情况进行复核和检查，对有作假行为的人给予处分，以至于取消其保险人资格；建立人的独立责任制度：如果保险人进行欺骗，给保险公司带来严重损失，保险人应承担独立的赔偿责任；加大对保险人的惩罚力度。
其次，保险人要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守在展业中知晓的商业秘密。商业秘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保险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甚至生死存亡，保险人在展业中会不可避免地知晓一些商业秘密。无论是否已经离开其服务的保险公司，保险人都应保守商业秘密，这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险市场有序发展的前提。
再次，人应向保险人就其向投保人收受的款项完整、全面地作出交代。我国保险人在实践中早已履行该项义务，但立法中没有规定，英美法系将其作为法定义务首开先河，一旦人取得保险
费用，保险人就可以向保险人提出交代费用的要求。我国应当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并将其完善。
三、针对我国目前监管现状的对策性研究
我国目前对人的监管仍旧是分散不成体系的，《保险法》对人监管没有做出任何系统性的规定，只有寥寥数条作了笼统的概括。我国关于保险人的监管法规主要存在于保监会关于规范保险人的部门规章中。2006年新出台的《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对保险营销员的资格取得、市场准入、行为规范和晋职、奖惩标准作了系统的规定，但是仍没有厘清保险人和保险营销员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的展业助手，其管理一直是保险公司自行负责，监管部门过去很少介入，对保险人的发展没有很好研究和积极引导，造成了保险展业超前发展，而监管滞后的被动局面。针对我国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应建立起以政府的监管为规范，以行业自律及保险公司的管理为制约的立体监管模式。
(一)加强保险监督机构对保险人的监管
中国保监会及其地方保险监管机构是我国的官方监管机构，也是保险人监管最重要的主体。保监会对保险人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立法监督和行政管理之中。
第一，我国应当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建立健全对保险专业人、兼业人和个人人监管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个人人管理办法》，对个人人的市场准入、经营行为、法律地位等以规章的形式明确下来。制定严格详细的保险人行为准则，明确对保险人的责任规制原则，加大对保险人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第二，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继续完善保险人资格考试和资格证书制度，提高保险人的准入门槛，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公开大部分监管信息，例如保险人的资格申请程序，保险人有关信息及消费者对保险人的投诉情况等等。同时，针对个人人市场秩序混乱的现实，保监会应致力于建立保险个人人的信誉评价体系。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监管是建立个人人信用体系的有效手段。上海市在2004年率先实行了保险人的社会联合征信模式，向全社会公开其执业信用记录，市民可以通过电话和网络，轻松地查到某个保险人是否有骗保、挪用保费等不良记录，以免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个人信誉信用体系的建立对于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保险市场的正常运作都将发挥巨大作用。目前，保监会参考了新闻出版总署对记者的管理、公安系统对警察的管理以及旅游部门对导游的管理，开发出了网上保险营销员监管系统，目前正在山西试点。
(二)充分发挥保险行业自律协会的重要作用
即使在保险监管完善的国家，行业自律协会依然在保险人行为的监督和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制定统一的关于保险人的行为准则和奖惩规定，也可以建立统一的保险人征信系统和信用体系，以便保险公司和投保人选择。新加坡和香港的保险自律监管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在新加坡，保险业按机构类别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业协会组织体系，在金融监管局(MAS)的指导和推动下，各协会均设有不同的专业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自律和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实际工作中，行业协会与MAS建立了良好的互动机制：一方面，许多项目由MAS提出动议和要求，相关行业协会具体落实；另一方面，行业协会也和MAS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及时反映保险业经营和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
再例如香港，保险业联会是重要的自律性组织。香港保险业联会成立于1988年8月，下设三个部门，分别为管治委员会、保险登记委员会和上诉裁判处。其中保险登记委员会一方面负责登记合格的保险人，另一方面负责处理有关保险人的投诉，为保险公司、客户提供申诉途径。保险登记委员会于1995年12月配备了电脑查询系统，方便香港市民查询保险人的登记资料，并于1997年4月开始在互联网上提供即时查询服务。针对保险人的行为，保险登记委员会可采取要求保险公司警告保险人、暂停或终止保险人的活动等措施。香港保险业联会成立后，为规范会员公司和保险人的行为，提高香港市民的保险意识，颁布了《保险管理守则》和《承保商专业守则》，鼓励会员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吸收外部经验，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并详细制定了保险人的适当人选准则及其推销保险时应遵循的行为规则。
而在我国内地，行业协会尚处于起步阶段。2004年9月1日，我国首家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在深圳成立。目前，基本上各个省市都已经成立了保险行业协会组织，这些组织在不同地区，通过签订保险同业公约，起到了规范保险市场、加强保险行业自律的作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同时使保险人的活动逐步走向规范。但总的来看，已成立的保险行业协会在其监督、协调、自律以及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各方利益、建立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保险市场实力不均衡，少数先发展起来的机构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在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优势，与其他小公司谈判时地位不可能实现对等，因而难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二是目前监管部门对市场的管理不够规范，保险机构过分依赖监管部门的决定和行动，行业自律机制和自我调整机制缺少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保险同业协会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加强保险公司对保险人的监管
大多数文章在论及个人人的失信行为时，首先谈到的就是保险人素质低下、层次不高。事实上这种现状不能简单笼统地归结为营销人员的素质低下，而由此给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形象带来的损害，更不能完全归结到保险人身上。个人人信用问题的各种表现以及由此带来的恶劣后果，是近些年来保险公司只重视“圈地”式扩大经营、忽视对保险人管理培训的必然结果。从保险人的角度来说，趋利避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要使个人人做到诚实守信，严守职业道德，关键在于设立一种机制，使保险人的诚信行为能够从这种机制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利益，这也正是博弈论的基本观点。
相对于个人人的素质而言，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对提高个人人的信用程度和道德水准显得更为重要。首先，保险公司应当改变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树立长远的发展战略，制定远景规划，进行保险人考核办法和佣金制度的改革，提高人准入门槛，强化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加大保险人失信行为的成本，严把人诚信防线的第一关。其中，改革保险公司的佣金制度是保险公司迫切需要进行的工作之一。目前，产险公司的人佣金因业务的短期性往往一次性给付，寿险公司的佣金制度一般都是“期初迅速递减制”，寿险公司给保险个人人的首年佣金比例一般在20％－35％，此后逐年锐减，一般只能获得5％－10％，通常五年后就不再享有保单佣金，这种佣金制度使保险个人人对收入根本没有安全感，于是不择手段地促成新单，从而导致不当销售、劣质保单和高流失率等一系列问题。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范文4
第一条为了完善保险精算监管制度，规范保险公司内部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总精算师，是指保险公司总公司负责精算以及相关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条保险公司应当设立总精算师职位。
第四条总精算师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的规定，遵守保险公司章程和职业准则，公正、客观地履行精算职责。
第五条中国保监会依法审查总精算师任职资格，并对总精算师履职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章任职资格管理
第六条总精算师应当具备诚实信用的良好品行和履行职务必需的专业知识、从业经历和管理能力。
第七条担任总精算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中国精算师资格3年以上；
（二）从事保险精算、保险财务或者保险投资工作8年以上，其中包括5年以上在保险行业内担任保险精算、保险财务或者保险投资管理职务的任职经历；
（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取得国外精算师资格3年以上的，可以豁免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但应当经中国保监会考核，确认其熟悉中国的保险精算监管制度，具有相当于中国精算师资格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总精算师：
（一）有《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中禁止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形之一的；
（二）中国保监会规定不适宜担任总精算师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未经中国保监会核准任职资格，保险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任命总精算师。
第十条保险公司任命总精算师，应当在任命前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核准任职资格，提交下列书面材料一式三份，并同时提交有关电子文档：
（一）拟任总精算师任职资格核准申请书；
（二）《保险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表》；
（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职务声明书》；
（四）拟任总精算师的身份证、学历证书、精算师资格认证证书等有关文件的复印件，有护照的应当同时提供护照复印件；
（五）中国保监会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一条中国保监会应当自受理任职资格核准申请之日起20日以内，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20日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中国保监会主席批准，可以延长10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决定核准的，颁发任职资格核准文件；决定不予核准的，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总精算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任职资格自动失效，拟再担任总精算师的，应当重新经过任职资格核准：
（一）因辞职、被免职、被撤职等原因，不再为该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工作的；
（二）受到责令予以撤换的行政处罚的；
（三）出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
第三章总精算师职责
第十三条总精算师对保险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负责，并应当向中国保监会及时报告保险公司的重大风险隐患。
第十四条总精算师有权获得履行职责所需的数据、文件、资料等相关信息，保险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不得非法干预，不得隐瞒或者提供虚假信息。
第十五条总精算师有权参加涉及其职责范围内相关事务的保险公司董事会会议，并发表专业意见。
第十六条总精算师具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分析、研究经验数据，参与制定保险产品开发策略，拟定保险产品费率，审核保险产品材料；
（二）负责或者参与偿付能力管理；
（三）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再保险制度、审核或者参与审核再保险安排计划；
（四）评估各项准备金以及相关负债，参与预算管理；
（五）参与制定股东红利分配制度，制定分红保险等有关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方案；
（六）参与资产负债配置管理，参与决定投资方案或者参与拟定资产配置指引；
（七）参与制定业务营运规则和手续费、佣金等中介服务费用给付制度；
（八）根据中国保监会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审核、签署公开披露的有关数据和报告；
（九）根据中国保监会规定，审核、签署精算报告、内含价值报告等有关文件；
（十）按照本办法规定，向保险公司和中国保监会报告重大风险隐患；
（十一）中国保监会或者保险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七条保险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总精算师应当根据职责要求，向保险公司总经理提交重大风险提示报告，并提出改进措施：
（一）出现可能严重危害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的重大隐患的；
（二）在拟定分红保险红利分配方案等经营活动中，出现严重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合法权益的情形的。
总精算师应当将重大风险提示报告同时抄报保险公司董事会。
第十八条总精算师提交重大风险提示报告的，保险公司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范或者化解风险，保险公司未及时采取有关措施的，总精算师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保险公司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在保险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总精算师的职责。
第二十条总精算师由保险公司董事会任命。
第二十一条保险公司任命总精算师，应当在任命前与拟任总精算师签署《职务声明书》。
《职务声明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一）总精算师工作职责；
（二）由拟任总精算师作出的，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交离职报告的承诺；
（三）拟任总精算师在审读前任总精算师离职报告后作出的有关声明；
（四）中国保监会要求载明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二条在同一保险公司内，董事长、总经理不得兼任总精算师。
第二十三条除下列情形以外，总精算师不得在所任职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机构中兼职：
（一）兼职机构与总精算师所任职保险公司之间具有控股关系；
（二）总精算师在精算师专业组织中兼职从事不获取报酬的活动；
（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总精算师因辞职、被免职或者被撤职等原因离职的，应当在辞职时或者在收到免职、撤职决定之日起20日以内独立完成离职报告，并向保险公司董事会和总经理提交。
离职报告应当对离职原因、任职期间的履职情况和精算工作移交进行说明。
离职报告应当一式两份，并由总精算师签字。
第二十五条保险公司任命总精算师，应当在申请核准拟任总精算师任职资格以前，根据其要求，将前任总精算师离职报告送交其审读。
第二十六条总精算师因辞职、被免职或者被撤职等原因离职的，保险公司应当自作出批准辞职或者免职、撤职等决定之日起30日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总精算师被免职或者被撤职的原因说明；
（二）免职、撤职或者批准辞职等有关决定的复印件；
（三）总精算师作出的离职报告。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对违反《保险法》规定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总精算师，中国保监会可以区别不同情况予以警告，责令予以撤换，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予以撤换的具体适用，按照《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等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除前条规定的情形以外，总精算师违背精算职责，致使根据中国保监会规定应当由其签署的各项文件不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对总精算师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保险公司未经核准擅自任命总精算师的，由中国保监会予以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总精算师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有关事项的，由中国保监会责令改正，予以警告。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对总精算师的任职管理，本办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所称日，是指工作日，不包括法定节假日。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范文5
关键词：内河； 船舶； 污染责任保险； 危险化学品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16）09-0021-03
目前我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为12.628万公里，位居世界首位。2015年我国内河运输完成货运量34.59亿吨、货物周转量13312.41亿吨公里。同时我国内河流大多承载着生产生活用水、发电、蓄洪、灌溉等功能；城市发展中水资源的作用更为突出，城市生活、工业、服务业、公共事业及景观环境的建设和发展都与水资源密不可分。航运是高风险行业，内河船舶一旦发生污染事故，经常导致大额损害赔偿。污染损害强制保险是内河船舶污染风险的良好缓冲。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建设相当重视。相关部门尝试用“责任险”的方式，引进市场力量加强对企业环境行为监管，同时分担和降低企业风险，保障污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环境保护部就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文件《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13]10号）。2015年1月的新实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5年12月交通运输部颁布《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修订）》，并于2016年5月1日起实施。该《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十一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从制度上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的责任保险进行了强制要求。
1 设立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污染事故对第三方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其中事故单位作为投保人，保险公司承担对事故损失方的赔偿责任。环保责任险可以分为强制性保险和任意性保险。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内河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须参加强制保险。可以看出，目前参加强制性保险是解决内河船舶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必选选项。而王康（2006）认为，就环境责任保险而言，持续性环境侵权的责任保险应属于强制性保险，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应属于任意性保险。实际上，面对目前航运业经营环境的实际困难，企业难有动力投保这一新兴险种。例如江苏省曾于2007年率先推行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目的是通过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规避和转移船舶污染赔偿风险。但由于保险公司和船舶企业的积极性不高，相关配套激励措施难以发挥作用，政策并没有能够得到持续有效推行。
内河航运企业部分规模较小、事故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污染责任险的投保会降低一部分利润、增加航运业的营业负担。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整体航运业的健康稳步发展。首先，内河船舶运输公司中有许多属于中小型企业，甚至有很多的单船公司和夫妻船。小型企业普遍存在管理不正规、相关安全防污染措施执行不到位、风险较大的特点。强制保险可以增加这些企业的安全投入成本，降低其从事危险品运输等高危行业的意愿，提高危险品运输行业的门槛。其次，通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出于减少自身经营风险的目的，会积极加强对投保企业的监督，这是对行政监管的重要补充，并将会为监管部门等方面提供更为全面翔实的信息。
2 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的国际公约建设情况
针对船舶污染环境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设方面，国际公约一直将强制责任保险作为重要手段。如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简称IMO）在处理船舶污染风险方面就多采取了多种责任保险措施，形成不同层次的风险防控。其手法成熟，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内河船舶污染责任保险所借鉴。
《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LC）是一部针对散装货油船舶事故污染损害责任的公约。该公约1992年11月通过了《1992年议定书》，于1996年5月30日生效，目前已有96个国家加入。我国是该议定书的缔约国。CLC公约规定，载运2千吨以上散装货油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必须进行保险或取得其财务保证，有关当局向符合要求的船舶颁发证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LLMC）于2009年3月9日对我国生效。该公约要求1000总吨以上的外国籍船舶，必须持有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其他财务保证证书，1000总吨以上的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沿海运输船舶必须持有直属海事局签发的《证书》，证明进行了保险或取得其他财务保证。《国际海上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损害责任及赔偿公约》（HNS）。HNS公约强制运输有害有毒物质的船舶的所有人按照责任限额确定的金额进行保险或取得其它经济担保。
由此可见，为了提高经营人抵御风险的水平，并保障事故受害方的权益，为重大事故风险损害进行强制保险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做法，并已有较多采用。针对船舶污染损害赔偿问题，IMO的做法更加完善和系统――是从持久性油类到有毒有害物质，从保险（或财务担保）到基金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全面的强制补偿制度建设。
3 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的国内相关制度建设情况
3.1 《环境保护法》
新《环境保护法》第52条规定针对船舶污染环境赔偿强制保险领域进行了规定，针对海上船舶污染赔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2007年环保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推动环境污染保险的试点，并与2013年推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在环保法的修改过程中，根据控制环境风险高发、频发的实际需要，环保法增加了环境保险的规定：新《环保法》第52条规定“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一新增条文表明新环保法注重依靠经济政策和市场手段进行污染防治和风险管控。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表示：环保部将继续会同中国保监会推进环境责任保险；今后的主要工作有以下几项：一是要鉴别、筛选高风险的企业，拿出相应名单；二是逐步完善风险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的规范、方法、指标；三是推动地方环保部门、保监机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公司携手推进。从中可以看到，新环保法推行环境保险制度目的在于通过这项制度的建立控制我国环境污染风险水平、合理分散环境风险，并通过保险机制满足环境风险损害的补偿或部分补偿，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3.2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经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针对我国境内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做出了规定。其中关于保险的方面有：第五十七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携带。”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危险化学品的定义以及《危险化学品名录（2010版）》，包括持久性油类（原油、燃料油等）和化学品并进行内河运输的船舶应进行强制保险。为了达到该条例的要求，所有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需要参加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进行财务担保，参保人为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该条例虽已施行，但目前内河船舶污染保险工作还刚刚起步，与条例要求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取得强制性保险尚存一定的距离。依据我们对目前内河运输危险品船舶的投保情况的调研，基本上海事管理部门对内河船舶污染责任险没有强制性要求，各大船公司的投保意愿不高，只有少数重点航段的运输危险品船舶投保（且均为附加险）。此项业务在相应保险公司的业务中占比很小。
3.3 《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
2013年底，《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于2015年12月15日公布，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1）老版《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中没有对赔偿的制度建设进行说明，只是从财务担保上提出了要求。
（2）《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七章“船舶污染责任保险”对内河散运危险品船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第四十八条：“通过内河运输散装液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保证证书”；第四十九条：规定了船舶所有人投保船舶污染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的财务担保的额度标准；第五十条：船舶所有人应“向船籍港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保证证书”。
（3）新《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第二章、第十一条：“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投保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或者取得财务担保”。但没有明确相关管理内容，“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4）《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危险品的内河散装液体运输船舶提出了保险要求，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所有内河危险品运输船舶的强制保险要求相比，范围要小。而新的《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相一致。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律法规的分析，强调了目前内河船舶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建立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国内外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来看，内河船舶污染损害环境强制保险在我国的推行是必然的。为了应对船舶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实施发面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我们应加强内河危险品船舶运输风险、保险激励制度和监管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并实施新的方式方法，推动内河船舶污染保险工作的深入快速发展。
由于内河和海上的上位法不同，内河保险机制与沿海船舶污染赔偿制度目前应是两套机制。内河保险机制应单独设置，不具备完全照搬沿海制度的可能，但可互为借鉴。目前法律法规与现阶段内河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之间尚存在几个缺乏衔接的环节。建议在《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配套的保险管理规定中能够明确船舶污染责任保险管理方法的内容，为管理和执法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中国交通年鉴（2015版）， 交通运输部；
[2]王康，论环境责任保险的功能与价值[J]，特区经济，2006，（12）：303-304；
[3]蒋丽英，保险之手如何“治理”环境污染，苏州日报[N]，2014，12，17（A06版）；
[4]IMO，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2005；
[5]危敬添，《HNS公约》及其2010年议定书[J]，中国远洋航务，2010，（6）：66-67；
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范文6
派出机构是偿付能力监管的中坚力量
（一）法律规章要求派出机构参与偿付能力监管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是指其在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或给付责任的能力。保险监管机关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既包含正常层次的监管，即采取一定的手段对保险公司经营各环节进行严格控制，确保公司资产始终大于负债，以应对正常年度的赔偿和给付；也包含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即确保保险公司实际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经常保持在法定的最低额度上，以应对可能产生偏差的风险。
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机关的法定义务，确保保险公司充足的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机关的首要任务。
保监会授权派出机构参与偿付能力监管。监测、分析辖区内保险市场运行情况，预警、防范、化解保险业风险，监管辖区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经营活动，管理有关保险条款和费率。偿付能力监管在形式上虽然体现在对法人机构的监管上，但监管的内容涉及整个保险公司的监管，既包括总公司也包括分支机构。派出机构通过对辖区分支机构的监管，与保监会共同实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二）派出机构在偿付能力监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地方保监局通过防范和化解影响偿付能力的风险因素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四大类：一是宏观经济环境，包括GDP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等因素；二是监管法规，包括资本金规模、技术准备金、投资政策、产品及其定价监管力度等因素；三是公司发展战略，包括组织架构、内部管理、经营理念、成本费用和承保理赔等因素；四是自然环境，包括巨灾、洪水和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派出机构通过作用于经营理念、内部管理、成本费用和承保理赔等“力所能及”的因素，改变了分支机构的收入与支出，进而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收入与支出，最终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派出机构在偿付能力监管中的作用主要有：
1、导向作用，强化经营管理层的偿付能力管理意识。
各保险公司都实行一级法人制。总公司提出了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但由于其对下考核实行的是费用分配机制，分支机构只能通过扩大业务规模提取费用。物质利益是决定行为准则的原动力，在巨大的费用诱惑力面前，效益考核显得有些软弱。法人与授权经营者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异，导致了法人追求的经营目标被逐级淡化甚至扭曲，作为法人的总公司承受着由此造成的偿付能力的压力。派出机构作为当地保险市场的主管者和监管者，通过宣导偿付能力管理对公司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培育分支机构经营管理者的偿付能力意识。
2、纠错作用，确保偿付能力额度计量的真实准确。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计量数据来自分支机构的数据汇总，分支机构信息失真，也就影响风险测算结果，偿付能力额度计量就失真，监管措施也会失误。保险分支机构保费收入不真实，应收保费不入帐或长期挂帐；虚增银行存款增加保费收入，跨季度或跨年度再作退保处理；会计科目核算不真实，大量列支无真实经济业务发票的各类费用；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不真实等情况依然严重。这些情况影响经营核算的准确性，也影响了公司偿付能力。地方保监局通过日常的现场监管和非常现场监管，发现并纠正分支机构的上述现象，核实业务、财务和其他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和即时性，确保偿付能力额度计量结果的准确性。
3、揭晓作用，奠定偿付能力监管的实施基础。
偿付能力监管的实施基础是公司内控制度完善并执行到位。总公司通过授权管理、职责分工、会计控制、内部稽核、风险评估等管理机制实施对分支机构的管控，促使其在业务经营管理中贯彻总公司的指导思想，实现保持充足偿付能力的既定目标。但分支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总公司的内控制度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灵活变通”的作法，使总公司的内控制度不能落实到位，削弱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基础。地方保监局通过日常的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揭晓公司内控机制、管控措施和管控力度不完善之外，反馈给被监管分支机构及其总公司，督促公司“追根溯源”，加以整改，不断完善内控，为偿付能力监管夯实基础。
4、预警作用，提高偿付能力监管的实效性。
保险分支机构为争取业绩、套取奖金和费用而造假，通过自制保单、截留挪用保费、虚假理赔等手段建立账外账、私设小金库；为完成指标考核随意调账，通过调整未决赔款准备金虚增利润；为追求业务规模，擅自扩大保险责任、降低承保条件，协议承保、坐支高额手续费、压单退费；销售欺诈误导、服务不到位、理赔难等造成客户大面积退保等。上述行为在分支机构业务经营中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公司偿付能力。地方保监局通过日常的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将发现的分支机构严重影响公司偿付能力的行为上报保监会，为保监会对整个公司的风险关注和监测提供基础资料，提高保监会风险预警能力，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化解，最终取得偿付能力监管的实效。
保监局在偿付能力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直到2003年，保监会才出台《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实质启动的偿付能力监管时间短，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派出机构在偿付能力监管中面临许多问题。
（一）认识不充分
对于偿付能力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其防范和化解保险业风险的核心地位，业内出现一些片面和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偿付能力监管只是对保险总公司的监管，那是保监会的事，派出机构无权监管保险公司的总公虱二是认为偿付能力监管就是坐在办公室要求公司报送一些监管数据，自己编几张报表，计算几个数据，测算出偿付能力额度而已三是认为偿付能力充分与否仅仅是总公司的事，与保险分支机构无关，派出机构在对保险分支机构日常监管中无需考虑偿付能力的问题，导致为监管而监管。
（二）制度不健全
涉及到偿付能力监管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只有《保险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及相应的编报规则。《保险法》只规定了保监会应建立健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进行监控；《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只界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以及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监管措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粗线条规定了监管指标及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计算方法。这些监管制度较为笼统，并未就如何有效开展偿付能力监管做出制度安排，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特别是缺失了派出机构偿付能力监管的操作细则，降低了派出机构作用的发挥。
（三）能力不适应
首先是各保监局的人员力量不适应。人员数量少，疲于应付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和协调发展环境，未有足够的时间研究偿付能力监管并付诸于实施；监管队伍中缺乏熟悉偿付能力监管政策的专门人才，监管经验匮乏，未能以偿付能力监管统领市场行为监管，将丰富的市场行为监管与偿付能力监管有机结合起来。其次是技术力量不适应。监管技术普遍比较落后，特别是噪些技术还是沿用传统的办法，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手段运用有限，监管数据的搜集效率低，未形成一套派出机构内部各处室共享的电子化监管数据库。
加强派出机构在偿付能力监管中的作用
（一）端正思想认识
偿付能力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渗透在保监会系统对保险公司全系统的监管中，既体现在保监会对保险总公司市场准人、产品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资金运用等项目监管中，也贯穿了派出机构对保险分支机构市场准入、高管人员任职资格、业务经营、财务合规性等项目监管中；偿付能力监管是一项过程性的而不是结果性的监管工程，它不仅仅是计算几个数据、编几张报表、测算—个额度的事情，而是贯穿在保险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工作中每一个环节，是——项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监管。
（二）提高监管能力
首先要扩充派出机构监管力量，设置偿付能力监管岗位，加强培训、提高监管干部素质；建立专门的监管队伍，研究偿付能力监管，熟悉监管政策：对分支机构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从监管的角度将各风险因素对偿付能力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进而实施监管措施。其次要充分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通过保险分支机构数据导人，实现监管计算与分析自动化，减少手工报送过程中数据的失真，及时掌握经营分支机构有关偿付能力的业务、财务状况，提高风险监测能力和监管效率。再次是建立健全派出机构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结合派出机构的监管特点与地方保险市场特点，出台科学、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
（三）建立预警系统
派出机构在保监会的职责授权范围内，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及相关的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为依据，对辖区内保险分支机构经营管理状况进行监测，选取如长期险保费收入增长率、短期险自留保费增长率、险种组合变化率、短期险赔付率、退保率、应收保费率、平均费用率、风险保额增长率等具有前瞻性和预警性的指标，建立科学的数理模型，量化风险，建立预警系统，对指标进行预测性分析，动态地监控公司偿付能力的变动情况，及时监测出偿付能力风险的变化，做到早发现、早防范、早化解，切实提高监管效率与监管效果。
（四）加强现场检查
偿付能力监管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是和行为监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偿付能力监管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要保证监管实时有效，必须保证保险分支机构汇总的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目前，保监局的非现场监管数据基本上都来源于保监会《保险统计信息系统》，而系统数据都是由各总公司向保监会报送的。有必要加强基础数据真实性现场检查，一是核实系统下载的统计数据与保险分支机构实际财务数据的一致性，确保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统计口径的准确性二是检查分支机构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对接情况，防范业务经营失去财务的监督（如坐支、撕单、埋单等违规行为），确保业务核算全面性；三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统领，对分支机构擅自扩大保险责任、违规降低费率、突破附加费用率等严重影响偿付能力的业务风险点进行检查，促进公司偿付能力的稳定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