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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价值范文1
[关键词]电影产业 产业价值链 动态演进 持续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106-06
引言
波特(1985)价值链理论是当今研究企业竞争优势非常有效的工具之一，它蕴涵着企业竞争优势从外显成本和质量向内隐创新与知识转变的递增机制，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竞争优势的转变和升级。产业价值链是价值链在产业层面上的延伸，是多个企业价值链的整合，是特定产业不断转移、创造价值的通道，其核心在于价值创造。产业链的形成是以价值链为主导，以企业链为载体，通过企业链在空间的分布来实现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的对接。产业价值链的每个节点都是由若干同类企业组成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与上下游企业则是交易关系。
电影产业价值链是一个包含制作、发行、放映、窗口扩展及其他版权交易过程的完整链环。各个链环之间的链接关系和价值创造能力决定电影产业的整体竞争态势。价值链动态演变是美国电影产业构筑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动态演进路径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动态演变经历了20世纪20―50年代的大制片厂时期、50―80年代的后好莱坞时期以及80年代以来的媒介集团化时期三个阶段。大制片厂时期，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是在相对封闭的自体系统中强化生产、发行与放映节点的控制，效率、产能、通道是评价产业价值链运行绩效的主要指标；后好莱坞时期，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是在与电视产业的对抗、较量和主动渗透过程中构建成熟，价值链向关联产业拓展寻求新的增值点，规避产业风险；媒介集团化时期，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通过交叉生产和交叉营销以实现范围经济的目标而主动融入复合媒介集团，电影成为媒介帝国众多价值链环中一个节点。
1 大制片厂时期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建构
大制片厂制度(the studio system)是美国电影产业在20世纪20―50年代构筑早期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石。美国电影通过纵向一体化强化对上下游生产、发行、放映企业的控制以寻求行业垄断地位。纵向一体化产业价值链建构的向度既有从制片行业向发行、放映领域渗透的前向控制(如环球、迪斯尼、米高梅)，也有从放映业向制片、发行行业的逆向兼容(如华纳兄弟、派拉蒙)，还有以电影发行起家逐渐向制片和电影院两极拓展模式(如哥伦比亚)。大制片厂时期电影产业价值链模型如图1。
大制片厂时期电影产业价值链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特征：
(1)制片人控制下的生产制作链环。电影生产制作的链环是以制片人为中心的流水线产出控制系统。制片人实施控制的目标是保证电影产品按照预定的拍摄期限和精细的预算计划制作完成；实施控制的手段是将编剧、导演、明星、其他演职人员等要素资源按费用最小化原则进行整合。电影艺术创造的动机被商业诉求所消解，成为由各种可识别元素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产品，效率和风险控制是该生产系统链环的重心。
(2)寻求价值链前后向影响力的发行链环。电影发行是连接生产制作与放映的中间链：发行商通过向大制片厂本身拥有的首轮电影院提供电影产品，以及交叉发行其他大制片厂生产的超级电影实行对下游放映业的前项控制；通过市场反馈，预测观众需求订购类型电影，实现对上游制片商的后向控制。在大制片系统之外的辅助市场，发行商通过捆绑销售的发行策略向独立电影院成批发行电影，使低成本电影获得较为充分的发行市场和映出通道。
(3)电影垄断租金集中的放映链环。大制片厂拥有的首轮和二轮电影院线是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中放映链环的主要增值节点，电影院级别按照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细分，通过“映轮”和“映区”的时间和空间间隔的放映模式实施二级价格歧视，对在豪华电影院首轮和二轮上映的超级电影收取高价，以保证获得314以上的票房收入。独立电影院作为辅助的放映链边际利润的增值节点，在后轮上映过程中尽可能提升观众上座率，以达到培育国内电影观众市场的目的。
2 后好莱坞时期电影产业价值链的演化
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派拉蒙判决将电影产业价值链中的生产、发行与放映业强行分离之后，电影产业对产品传输通道的控制失灵增加了其产品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郊区化、婴儿潮、替代性娱乐产品的增加，致使电影产品的观众人数降低，动摇了电影产业传统的市场竞争优势。图2给出了后好莱坞时期电影产业价值链模型。
后好莱坞时期，美国对电影产业价值链进行了如下调整和拓展，以应对电影产业竞争空间受到的挤压以及价值链稳态结构受到的冲击。
(1)产业价值链的分化与整合。①生产制作节点寻求创新。青春片、史诗片等类型电影以豪华的明星阵容和高质量的制作水准提高银幕竞争力，通过提供差别化产品以区别初期制作水平低、内容单一的电视直播节目。②发行营销节点的风险控制与分解。大制片公司通过为独立制片商注入资金以控制电影版权或发行权，成为独立制片公司的包装商、资金提供商和发行商。③影院放映节点的技术创新。电影在技术上的竞争策略改进主要是宽银幕试验：1953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拍摄宗教史诗片《圣袍》时最先开发出宽银幕技术的电影，将银幕宽高比从原先1.33:1转换为2.35:1；1955年，6声道70mm电影(Todd―AO)技术在音乐剧《俄克拉荷马》中成功应用；60年代，Super Panavision宽银幕技术使用Ultra…Panavision70胶片投放出2.75:1宽高比的画面吸引观众注意力。
(2)电影产业价值链向电视产业渗透。①制作电视节目，为电视提供内容。1960年，美国好莱坞大公司为电视网黄金时段生产了约80％的电视节目。②出售电影在电视频道的播出权，创造新的产品增值节点。③购买电视网，延伸电影产业价值链。
3 媒介集团化时期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重构
20世纪80年代之后，媒介产业范围经济效应的凸现迫使电影产业融入多元化的媒介帝国。电影在娱乐产业中的重新定位以及与电视博弈累积的经验，使得美国电影产业呈现出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主动的姿态。媒介集团化时期电影产业的价值链模型如图3所示。
电影企业主动融入媒介集团寻求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使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在大电影产业的背景下得以重构。大电影产业是指电影突破产业边
界、成为媒介大产业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大电影产业是由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巴里・里特曼(Barry R.Litman，1998)提出来的，其价值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扩窗效应”与大电影产业价值链的联动。电影产业价值链不断向电视网、音像产业、动漫游戏、衍生产品等关联产业延伸，形成放射状的价值链联动链环；通过“扩窗”增加产业节点，寻觅新的播出窗口和平台，创造不断延伸的边际价值；同时，媒介产业价值链中上游产品供应“瓶颈”客观上需要电影产业作为“内容”提供商，以满足关联产业的产品需求。当然，“扩窗”表面上是产业价值链向下游延伸，也有“下游”产业链向“上游”逆向伸展的情形(电影《古墓丽影》便是从英国EIDOS公司的同名电子游戏逆向开发的)。电影产业与电视网、音像业等产业价值链之间是一种双向价值互动传递机制，技术上符合媒介载体传输标准和传输效果的内容产品均可进入关联产业的传输通道，电影作为多元化内容产品的属类，关联产业价值链可以与电影产业价值链实现双向对接和互动传递。
(2)电影产业价值链自体的适应性调节。寻求混合媒介的协同优势和范围经济是大电影产业的驱动力，这一驱动力促使电影产业内部价值链进行如下调整：在生产制作节点上采取大制作和类型化策略，要求大制作电影的构成元素必须具有可分解的价值(如情节的游戏开发价值、明星的复合媒体开发价值、电影衍生产品开发价值等)；在发行与营销节点上采取事件营销策略，提高电影产品潜在观众的认知覆盖率；在放映节点上采取全球同步上映策略增加前三周的票房收入(票房成败直接关系到电影相关产业的盈利状况)。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动态
演进的需求驱动
美国电影产业能够在漫长的生命周期中创造持续竞争优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电影产业具备了对电影产业外部生存与发展环境变化的内部应急反应能力。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动态演进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电影产业的外部需求环境。电影作为精神产品，需求弹性较高，经济学家估算其需求弹性系数可以达到3.70。电影产品可以通过诸如上座率、票房收入等影响因子刺激电影产业价值链的链环，从而引起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联动反应。
大制片厂时期，构成电影产业内部运行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不断完善(如电影产品的艺术与技术表现、稳定的企业组织结构、多级化的电影院类型与映轮、映区的上映机制等)，为该时期美国电影培育了大量的消费群体。以1945年为例，美国全国的电影院总量为19013家，座位数1100万个，每周观众人次接近7000万，平均12个人拥有1个电影院座位，年发行电影250部左右。产业的生存环境要求电影产业构建高效、稳固的价值链以增加有效供给，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与该时期相对稳态的、线性递增的需求结构相吻合。后好莱坞时期，电视居家娱乐的消费特征与城市郊区化运动和婴儿潮结合在一起，“蚕食”了大量原本参与电影院共同消费的观众群。电视产品的竞争优势恶化了电影的需求环境，动摇了电影产业发展的根基。在后好莱坞时期，三大电视网(NBC、CBS、ABC)禁止在黄金时间播放胶片节目。美国电影周观众需求规模从1929年的9500万人锐减至1953年的4600万人，60年代更是降至2000万人左右。产业价值链以内部优化和外部渗透的形式进行动态演化调整，以应对需求锐减和电视产业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媒介集团化时期，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重构显现出它在应对娱乐需求结构多元化时的主动调整能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票房收入在电影产业利润链中的比重日趋下降(目前电影产品票房收入仅占营业收入20％左右)，替代性娱乐产品所负载的新媒介传输技术、新娱乐体验、角色的主体参与等特征，相对于电影产品封闭式的集体消费来说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美国电影产业的竞争策略是通过向其他娱乐产品提供内容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将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各个链接点拓展到关联产业中去。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持续
竞争优势的构建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动态演化的过程是产业价值从不同部门间的分割转变为在不同产业链节点上分割的过程。电影产业价值链的链长也随着产业动态演进、渗透、拓展能力的强化而增加，单一节点的增值可引致价值链中的其他关联节点产生倍增效应，创造持续竞争优势。
(1)大制片厂时期美国电影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主要来自两方面：①大制片厂巨额资本投入和产出构筑其规模经济壁垒和行业进入壁垒，而作为固定存量资本的电影院的规模更是决定了电影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游生产制作节点上的资金获取能力。30年代后期，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华纳兄弟、米高梅、雷电华等五大电影公司拥有电影院2724家，其中首轮电影院126家，占全国首轮影院总量163家中的3/4。②多级控制体系下的行业风险规避策略。大制片时期纵向一体化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以产权为纽带、风险共担、利益共存的控制型结构模式，价值链内部价值传导与增值节点受制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多极控制系统。银行、财团形成价值链的控制层，董事会监督下的电影企业总经理管理层处于价值链中间控制层，电影产品(项目)制片人、发行商、放映商是产业价值链核心层。多层控制将电影产品的成本预算、风险评估、产出水平、发行范围、上映轮次等关键指标分布到产业价值链各个相关节点之中，由此可以提高该产业风险预期水平和竞争能力。
(2)后好莱坞时期以价值链自组织系统的优化和价值链的下游拓展，构筑产业竞争优势。产业价值链自组织系统优化以发行控制为核心，并对产业价值链各个节点的功能进行内部优化设计：发行商通过资金注入控制电影项目的筛选与制作形式，如“解构”大制片厂组织结构为各个独立的制片单元以分解企业风险；压缩产量以提高单部电影产品制作水平；运用“重磅炸弹”的发行策略尝试市场盈利能力；控制独立电影的版权和发行权拓展发行空间，降低企业风险等。其次，电影产业价值链延伸至电视产业以维持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垄断地位：50年代电视消费市场覆盖率的迅速扩大从技术上和内容上为电影提供了新的价值增值空间。1952年联邦通讯委员会解除限制电视台发展的政策催生了大量的地方电视台，频道细分更加加剧了电视播出内容的匮乏，电影片库和好莱坞一流的节目策划与制作能力满足了电视的需求。电影与电视产业的内排斥力小于外吸引力，电影产业价值链向电视产业的延伸所经历的排斥与吸引的戏剧化动态过程为美国电影产业应对媒介帝国主义的到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一步增强了电影产业应激反应能力。
(3)媒介集团化时期以顾客价值为核心的电影产业价值链“催生”出电影产业新的竞争优势。顾客价值是指顾客从购买的产品中所获得的价值与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净收益，是顾客在消费产
品过程中的感知利得(perceived benefits)与产品消费结束之后的感知利失(perceived sacrifices)之差。在媒介帝国时代，“电影观众”的概念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传统的电影院观众到电影频道付费电视的消费者，从电影录像带观众到网络视频点播的消费者，甚至网络游戏玩家都被纳入到电影产业的观众之中。美国电影产业及时抓住新媒介技术的兼容性和精神产品内容传输平台的多元化机遇，以媒介集团具备的垄断发行权为枢纽，将电影产业价值链向新媒介放射延伸，与之形成协同效应并渐进凸现范围经济效应，从而构建起新的竞争优势。该时期电影产业价值链的核心节点是顾客价值创造的观众消费点。观众消费节点既是顺向价值创造价值实现的终点，又是逆向信息反馈的起点(为企业提供成功或失败的信息回流)。美国电影产业正是通过增加观众价值链的节点数量弥补电影院线消费群的流失，并通过利用电影产品在各个价值增值节点的时滞性延伸利润创造的空间。
在媒介帝国时期，美国电影产业并没有忽视传统电影院观众的价值创造能力。票房是一部电影产品制作水平、故事结构、明星阵容、观众口碑的显性反映，票房收入的轰动效应能够降低录像带、付费电视、网络潜在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增加下游关联产业观众群体的消费数量，带来电影产业价值的倍增。媒介集团时期发行商对电影院控制的目的已经不再局限于大制片厂时期的垂直整合带来的行业垄断，而是渴求在后好莱坞传媒帝国架构下横向整合形成的“娱乐－产业统一体”(Entertainment Industry Consolidation)的辅助机制，把影片快捷而经济地送到每个家庭。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动态演化路径、动态演化的需求驱动以及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三者之间呈现的是一个价值传递的蛛网模型，如图4：
如图4所示，需求驱动因素A1要求B1的价值链与它对接，B1的价值链保持电影产业在相对稳态时间段内的竞争优势状态C1。竞争优势C1一旦因为产业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干扰出现消散趋势时，新的需求驱动因素A2将出现，并使产业价值链向B2向度演进，到达新的竞争优势状态c2，依此类推。C1、C2、C3的运动轨迹正是美国电影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结语
持续经营价值范文2
一、起源
会计主体假设。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四条：“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和反映企业本身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它规定了会计对象和报表内容的空间范围，要求会计各要素在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业主之间区分。
会计主体假设起源于经营主体的概念，其形成与经济组织的独立发展有直接联系。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了大量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独资或合伙企业，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康美达合营公司，15世纪英国从事海外贸易的冒险性公司都是合伙组织，它们客观上要求会计将企业视为独立于业主之外的经济实体，将业主个人的经济活动与企业分开。因为在法律上，独资和合伙企业不独立法人，它们的资产和负债仍被视为业主或合伙人的财产和债务，业主、合伙人对此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会计上必须假设企业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会计关注的中心是企业而不是业主、合伙人。
持续经营假设。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五条：“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经营活动为前提”。即假定每一个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面临破产和清算，因而它所拥有的资产将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被耗用或出售，它所承担的债务，也将在同样的过程中被偿还。若企业不能持续经营，就需放弃这一假设，在清算假设下形成破产或重组的会计程序。
持续经营假设产生股份公司的创建。17世纪英国的海外贸易逐渐发展成为连续不断的过程，需要永久性资本，把企业视为持续经营。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起初每次航行都作为一次独立的冒险活动，发行有限期的股票，结束后进行清算。但是船舶、贸易站和其它长期资产从一次冒险活动结转到下一次非常麻烦。161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出售为期四年的认股单，并逐步发展为拥有永久性资本的持续经营公司。可以说，股份公司的出现使持续经营观念具有法律效力。18世纪产业革命的工业生产使这一观念得到发展，到19世纪被制造商们广泛采用后，持续性就以现代的形式出现了，成为构建会计理论的一大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六条：“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帐目和编制会计报表”。这一假设规定了会计对象的时间界限，将企业连续不断的经营活动分割为若干较短时期，以及时提供会计信息，是正确计算收入、费用和损益的前提。
会计分期假设是由持续经营假设产生的。15世纪商业是一系列不相关的冒险活动，会计报表只在一个主要项目结束后才加以编制，一般不需要会计报告期间，当企业的生命经过多次冒险活动而连续存在下来时，到清算期再编制报表就不实际了。特别是18世纪产业革命带来的会计信息及时性要求，企业出现了趋势：在较短的间隔期内编制报表，最后形成了一种编制年度报表的基础。18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采用在每年业务经营的淡期结束的会计年度。因此说，公司的持续经营导致了会计报告的定期性。
货币计量假设。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七条：“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帐本位币。业务收支以外币为主的企业，也可以选定某种外币作为记帐本位币，但编制的报告应当折算为人民币反映”。这一假设规定了会计的计量手段，指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其成果可以通过货币反映。它暗含了两层意思，即币种的唯一性和币值的不变性。
尽管会计产生于货币之前，但自货币出现之后，它就成为会计记录资产和债务的计量工具。古代会计只反映商品的变动，公元前630年，希腊人发明了铸币，开始采用货币作为通用的计算单位，但以实物数量反映实物资产，以货币单位反映货币财产，而且不同城市的货币混记在同一会计帐簿中。11～14世纪随着西欧经济的发展、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商业交易开始按货币单位来记帐，并延续到今天。
二、影响
会计假设的设立是为了引申出相应的会计原则，如：
持续经营假设可说是最重要的假设，它是资产计价的最重要基准，衍生了历史成本、折旧、资本保持等会计原则。它使会计的重心转向了未来，资产计价应依据公司的长期收益能力，除非资产价值的变化对持续经营价值产生影响，否则就没有必要对资产进行再估价。加上币值稳定假设，历史成本就成为资产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固定资产的购置是为了长期使用，应采用折旧的形式，按使用期限将固定资产的价值分期转为费用；由于股份公司必须保持资本完整，才能确保经营的连续性，而为保全资本，企业只能从累计利润支付股利，又导致了精确区分资产和费用的必要。
会计分期假设首先为持续经营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其次产生了本期与非本期的区别，会计信息是否可比、会计方法是否一致等问题。会计分期以计算定期收益，使成本需要与收入配比；又由于企业在某一较短时期，各项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与现金的收入和支出是不相吻合的，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基础，即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而企业在持续经营假设下，需要采取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考虑应计和递延费用，以精确计量利润。
三、不足
上述四项会计假设的观念早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又不断丰富了它们的内涵，或者证明了它们的局限性。并且有的假设其局限性是自身造成的，如会计分期假设，因为会计期是人为划分的，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使会计信息有明显的估计性和不确定性。
会计主体假设一般指企业本身，随着集团公司的出现，母公司和子公司各为独立法人，为了合并编制财务报表反映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会计主体假设发展为合并个体，再扩展又可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政府的国民帐户核算体系。而今信息时代造就的网上公司更突破了会计主体原有的空间范围，因为网上公司属于虚拟公司，并以人力资源和知识产权为其主要资产，会计主体假设由此扩展为企业实主体和虚主体，并引出虚主体如何建立会计程序，提供会计信息的新课题。
现行的持续经营假设其运用一直是不充分的。20世纪初，迪克西就指出资产按持续经营假设估价时，对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不严加区分会引起原则性错误，流动资产应按可变现净值计价；后来，哈特菲尔德也对持续经营进行了全面剖析，得出：如果持续经营是资产估价的关键，由于固定资产不是为销售而购进，其售价是不相关的，可以按历史成本计价；存货的存在是为了销售，则应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其售价；1981年佩顿更发展了持续经营的含义，主张按资产的市价而不是成本记录。总之，理论上的持续经营假设仅仅排斥了清算价格，要求按使用目的对资产计价，即对固定资产按历史成本计价，对流动资产按变现净值计价。而现行的持续经营假设强调对所有的资产按历史成本计价，这种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已很明显，稳健主义阻止了对流动资产按变现净值计价的做法，那时开始占支配地位的收益实现原则又为历史成本提供了理论依据：任何较高的计价会产生未实现的收益。最后，政府的所得税法等强化了保守的资产计价观点，使得持续经营假设被不完整地运用于会计实务中。
而过去被持续经营排斥的清算前提，在今天则被频频运用。一浪又一浪地公司合并、重组，使任何环境下的企业必须具有资产迅速变现的能力，才能迅速改变其产品和业务经营，不仅流动资产应按变现价值反映，固定资产变现价值也决非不相关的。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电子商务产生了网上虚拟公司，由于知识以思维的速度更新、扩散，网上公司的经营活动面临着空前的风险，并呈现短暂性，而不是永久经营。因此，以持续经营为假设的传统会计的主流地位渐渐受到了以非持续经营为假设的清算会计的挑战。
货币计量假设引起的争议最大。首先，以货币计量不能表现诸如企业员工素质、产品质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等信息，使会计信息局限于货币性和定量性的。而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里，知识和企业员工越来越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因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人力资源会计，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人力资源会计将会计信息扩大到定性的信息，但它是以人力资产的成本可以和实物资产一样用货币计量为假设的。事实上，电子货币的出现强化了货币计量这一假设，会计信息本质就是数字化的货币性信息；其次，由于20世纪初通货膨胀的出现，特别是二战后，持续的通货膨胀遍及全球，动摇了作为历史成本前提的“币值稳定”假设。因为会计报表上以现时价格计量收入，却以历史成本计量费用，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则不能正确地计量收益，由此产生了物价变动会计和现时成本会计。它们与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之争在于币值变动引起资产价值的变动是否会产生收益，历史成本会计的维护者如利特尔顿认为物价变动自身是不能产生收益的。而且近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物价上涨指数普遍回落到50％以下，已可不必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各国放松了对利率、汇率的管制后，面对随时变动的货币市场，企业采用衍生金融工具，如远期、期货、期权等回避货币变动的风险，这使币值稳定的假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新晨
四、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假设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它们本身是会计人员在有限的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会计假设也需要不断修正。在通货膨胀时代，对币值稳定假设的否定产生了物价变动会计或现时成本会计；在信息时代，会计主体假设的外延被扩展。持续经营假设不再适用所有企业，对清算会计的运用渐增。当货币计量假设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人力资源会计应运而生。衍生金融工具显示人们为保持币值稳定而作出的努力。
参考文献：
持续经营价值范文3
【关键词】 会计假设；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
一、引言
会计假设（accounting postulates）又称会计假定（accounting assumptions）①。1922年，佩顿在其著作《会计理论》中最先提出会计假设的概念：“现代会计不但需要在许多场合运用估计和判断，而且整个结构是建立在一系列的一般假设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要有一些基本前提和假定支持会计人员对价值、成本、收益等作出特定结论。否则，这些结论将难以成立。”②并在此书中提出了7项会计假设。在这以后，1961年，莫里斯・穆尼茨完成了第1号会计研究文集《会计的基本假设》（ARS NO.1），其中提出3类14条基本假设。虽然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同，但是，认为财务会计必须受到4条基本假设的约束，则是比较普遍的。即：会计主体、持续经营、货币单位、会计期间（会计分期）。其中，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③。而会计分期，是指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③。从定义中可以看出，会计分期是建立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的，是对持续经营进行的人为“等分”。葛家澍、林志军（2005）也认为“由于持续经营假设已把会计主体当作一个长期存在的经营单位看待，而信息使用者为了短期决策却经常需要有关一个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种种信息。考虑到信息使用者的这种客观需要，必须提出会计期间即会计分期的假设。”持续经营和会计分期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葛家澍、杜兴强（2009）认为“这一点是‘后此谬论’”。
本文将从历史发展脉络、逻辑关系及知识经济环境下的新证据三个方面来重新思考会计分期与持续经营之间的关系。
二、从历史发展脉络的重新思考
会计的历史源远流长，按照郭道扬教授（1998）的研究，“它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时期”。然而，古代会计技术相对简陋，与现在的会计理论和体系相差甚远，所以，一般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会计起源于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以伴随当时的商业贸易活动而诞生的复式簿记为标志。因此，起源于14世纪左右的复式簿记就成为研究会计思想发展的适宜起点。而1908年斯普拉格（Sprague）出版了《账户原理》，因此在会计理论发展史上享有开创者的盛誉（葛家澍、杜兴强，2009）。
我们从会计的发展脉络中截取14世纪到1908年这一时期来看会计分期与持续经营之间的关系。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贸易的兴起，为会计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这一时期在组织形式上，以合伙企业为主。贸易兴起的开始阶段，属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大部分组织属于暂时合伙，即合伙人为了某次海上投机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而组织在一起。经过海上冒险返回，并且根据记录的报告分享收益后，如果没有更好的投机机会，该暂时合伙组织就解散。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财富逐渐积累于意大利城市，取而代之的是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伙形式。这样使得漫长的海运风险可以分担，使得资本家的财务和青年商人的胆略相结合④。这种合伙方式的特点就是长期专门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并于每次返航时向其合伙人报告收益情况，使得合伙人计算其实际拥有的财富量。从上述可以看出，暂时合伙组织形式显然不符合持续经营的条件，但是会计的分期核算（即返航时核算）已经出现了，当然，这里的会计分期并不是人为“等分”，而是按每次航海结束的时间核算。核算期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是一年，但大部分情况下不是。长期合伙组织形式具备了一些持续经营的特点（当时的合伙一般都约定合伙期限），但是会计核算分期仍然不是按照人为的“等分”来进行。
此外，根据记载⑤，威尼斯的簿记在15世纪以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巴尔巴戈里家族的账簿最具有代表性（1443―1482）。该账簿在结账的基础上，在1482年编成了试算表（即余额账户），并且进行了不定期的年度利润计算。也从不同侧面说明了会计分期不是对持续经营的人为“等分”。会计理论发展到17至18世纪，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实行在每年年终而不是在每次短期合伙终了来结算损益。……这一发展主要是这一事实的结果，即单独的一次交易或短期的合伙已日见其少，而更多的企业则是以长期持续经营、制造和买卖业务为目的而组织的”⑥。可见，会计分期出现在持续经营之前，并且会计分期不是对持续经营的人为“等分”。
三、从逻辑关系的重新思考
从持续经营假设的产生来看，“企业持续性的概念在股份有限公司产生以前就出现于合伙和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中”，“但是，股份有限公司为无限期的资本投资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⑥。这一假设产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推导出其他的会计概念。首先，企业持续经营假设带来了资本保值的需要，以及确定收益中计提折旧的需要。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收益来用资本当作股利支付给股东，而要无限期的保持其寿命是不可能的，正如早期美国和英国铁道业所做的那样。所以就要求企业区分资本和收益，固定资产的价值才有必要分期的、逐步的计入成本，从而导致了折旧的概念和会计处理。其次，持续经营假设要求资产的计价不应考虑清算。由于清算价值不适合于持续经营条件下的资产的计价，所以历史成本就成为普遍认可的计价基础。
另一方面，会计分期假设产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持续经营进行人为“等分”。由于存在着会计分期的假设，为了分清各个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经营责任，在会计产生了“应计”、“递延”、“分配”和“摊销”等特殊的程序，来处理一些应付费用和应付收入、预收项目、预付费用以及折旧和摊销项目等。也就是说，会计分期是权责发生制的基础，而权责发生制又是现在财务报表体系的基础（当然现金流量表是按照收付实现制来编制）。可见，从逻辑关系上讲，会计分期和持续经营分别推导出不同的会计概念，从逻辑关系上属于平行关系，并不是从属关系，把会计分期当成持续经营的人为“等分”有“后此谬误”之嫌。
四、知识经济环境下的新证据
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竞争的不断加剧，经营风险日益加大，企业随时都有被并购、清算、终止的可能。据统计，美国高技术企业技术项目成功率只有10%―20%，某些高技术项目成功率甚至在3%以下，而这些项目的开支费用一般数目巨大。如此高的风险率，企业面临倒闭、清算的威胁可想而知，持续经营假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无论如何，企业的资本资产仍要定期计价，收入利润也要定期核算，以保证资本保值和股利发放，而且经营者和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也需要及时了解企业的信息，因而，会计分期依然存在。而那些认为会计分期依赖于持续经营，是持续经营的附带假设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新经济已初现端倪，在新经济下，由于人力资源和知识基础对财富与经济创造的贡献越来越大，无形资产将逐步取代有形资产而成为今后企业的最重要的资源，当前竞争、技术和全球化正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互联网则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前发展。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的汇合促成了企业结构的空前变化。某些所谓企业或一连串企业或称主体串（clusters of entities），它们未来完成某种产品或作业的生产，将把全国甚至全世界某一些生产者、经营者、供应商、销售商通过互联网联结在一起，分工协作，共同分担利润和风险。一旦任务完成，该企业或企业串也就解散了，于是再捕捉其他机遇、资本、技术与人才，进行新的组合与分工，新的企业又诞生了，这些虚拟的企业投资不多，创办和停业都比较容易，它们能快速地创造无比巨大的财富。这就是Steven M.H. Wallman为我们描述的，今后可能大量出现的所谓“虚拟企业”（virtual firms）或所谓主体串（Wallman，1996）⑦。虚拟企业的出现不仅对会计主体假设提出了挑战，也加大了人们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质疑。而虚拟企业却完全可以以其目标活动为核算期间，来核算资本资产的投入运用和收益分配，为各个投资合作团体提供必要的信息，即会计分期假设仍然适用。
五、结论
包括教材在内的很多图书关于会计分期与持续经营假设的认识都存在一定的误区，他们认为会计分期是对持续经营的人为“等分”的观点，正如上述葛家澍、杜兴强（2009）所说，属于“后此谬误”，即如果我们仅仅认为因为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那么，我们就犯下了这里所说的后此谬误。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有三点：一是通过对历史脉络的重新思考，会计分期出现在持续经营之前，并不是持续分期出现以后对期间的人为“等分”。二是通过对两者逻辑关系的思考，两个假设分别推导出会计理论的不同内容，各自为会计理论服务，属于平行关系而不是附属关系。三是知识经济环境下出现的高风险以及虚拟企业，使一部分会计主体的持续经营受到挑战或者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条件，但是会计分期依然存在。
【参考文献】
［1］ 亨得里克森著.会计理论［M］. 王谵如，陈今池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
持续经营价值范文4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持股；持续经营；大股东控制；国有控股
中图分类号：F239.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传宪（1972-），男，四川南江人，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审计；黄雅宁（1992-），女，湖北洪湖人，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会计与审计。
一、引言
伴随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企业的经营环境面临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出现持续经营能力方面的问题，我国沪深交易所累计已有78家公司退市。《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24号――持续经营》中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就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得出结论，同时要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是否存在与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在审计意见中披露了该不确定性的性质和影响，则此类审计意见即为持续经营审计意见（Going-concern opinion，以下简称GCO）。
机构投资者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独立于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比个人投资者具有更强的资金筹集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自2000年“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提出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QFII、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证券公司等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多元化格局，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的扩大，机构投资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更加积极地参与上市公司的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积极的作用，使得上市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制度背景，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国有控股”的现象较为严重，大股东控制和国有控股可能会影响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不利于上市公司内部的股权制衡，而良好的公司治理又有赖于均衡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也会影响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
（一）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与公司特征
我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按严重程度不同可以分成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保留意见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无法表示意见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否定意见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我国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负面的信息含量，胡大力和王新h（2014）[1]在剔除了财务困境类上市公司后，发现在公布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当天和后一天，市场对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显著的负反应。张晓岚和宋敏（2007）[2]发现市场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非标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并且非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的负面信息含量显著小于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但是市场未能区分出带强调事项段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间的差异，这两种类型的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对于股价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区别。我国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可以为投资者的决策提供相关依据，厉国威等人（2010）[3]以财务困境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投资者认为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其公司价值和盈余价值相关性更低。
廖义刚（2015）[4]选取财务困境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面临的环境越具有不确定性，其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大，而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上市公司由于风险评估机制良好，将会缓解环境不确定性和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间的正相关性，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则不存在这种关系。周冬华等人（2015）[5]以财务困境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有内部人交易的财务困境类公司，会与注册会计师合谋，导致其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并且在有内部人卖出交易的上市公司中，事务所在经济上对该上市公司越依赖，其被事务所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越小，而股权制衡、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分析师跟进等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遏制这种合谋行为。张俊瑞和刘彬（2014）[6]发现上市公司担保规模越大，则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就越大，并且相比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上市公司为非子公司提供担保后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此外，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风险与持续经营意见之间显著正相关。
国外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负面的信息含量（Chen等，2013）[7]，并且相比于非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资本市场对于持续经营非标审计意见的负向反应更强烈（Menon和Willianms，2010）[8]。由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自我实现的预言效应，在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前，公司可能没有明显的持续经营问题，但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出具之后会令投资者对公司丧失信心，导致公司出现明显的持续经营问题（Tucker等，2003）[9]。Taffler（2004）[10]也发现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因为当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后，市场对公司的经营状况有了一定的心里预期，公司申请破产时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也较小。
（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使得其在上市公司中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机构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既改善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参与了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相比于个人投资者，Utama等（1997）[11]发现机构投资者更专业，具有更强的解读信息的能力。Allen等（2000）[12]发现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参与上市公司的监督，Shleifer和Vishny（1997）[13]发现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动机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管，从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Chung（2002）[14]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且其持股比例越大，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小。Lily X.（2008）[15]从被收购风险的角度发现了机构投资者有效地监督了上市公司的行为。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了机构投资者能够积极地参与到公司治理的环节中，并对其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善。范海峰和胡玉明（2013）[16]发现上市公司会通过减少研发支出来进行盈余管理，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使这种行为得到遏制，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显著。通过对不同自由现金存量的上市公司的研究，唐松莲等人（2015）[17]发现在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大的公司中，机构投资者会抑制现金富余的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也会缓解现金短缺的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钱露（2010）[18]发现证券投资基金能够有效地缓解上市公司的冲突，对上市公司的治理起到积极的监管作用，并显著提高公司绩效。李维安和李滨（2008）[19]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使得上市公司的成本降低，并且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越大，公司绩效越好，市场价值也越大。陆瑶等人（2012）[20]发现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规模越大，其违规的可能性越低，而其违规被查处的概率就越高，这充分反映了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监督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审计收费、审计独立性、事务所选择等问题。如张敏等人（2011）[21]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是一种能够替代法制等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要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规模越大，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选择“大所”进行审计，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低。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金友良和徐文婷（2015）[22]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越大，越有动力获取高质量的审计，相应的审计收费也会增加。王晓妍和刘国常（2013）[23]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并且能够监督审计师的行为，使得审计师能够准确传递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从而保护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王晓妍（2012）[24]通过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抑制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使得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增强，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
综上所述，机构投资者能够对公司治理起到积极的监管作用，并对其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使得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得到提升。随着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的扩大，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话语权也相应增加，其短视行为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参与公司治理会使得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大大减少，同时带来更大的长远收益，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越大，越有动力和能力对上市公司的治理进行监管，从而改善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使得其被出具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概率降低。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三）大股东控制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股权制衡理论表明当公司由几个大股东控制时，这些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公司不会被任何一个大股东所掌控，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合作，能够有效抑制内部人掠夺，形成最优的股权结构，从而促进公司价值最大化。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股东起到制衡作用，完善公司的股权结构，但是当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状态时，机构投资者难以约束大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其治理作用也难以得到发挥。当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状态时，控股股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非效率投资以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La Port等，2002）[25]；控股大股东获得的控制性资源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投资行为（Dyck和Zingale，2004）[26]。在所有权集中的上市公司，控股大股东将无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转而以控制权收益最大化为其决策目标（Aggarwal和Samwick，2006）[27]。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我国企业股权集中度普遍较高，大股东控制已是常态，这种股权结构使得上市公司大股东能够通过非效率投资获取控制性资源和控制权收益（窦炜等，2011）[28]。为了获取控制权收益，控股大股东在做出决策时不会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刘星等，2011）[29]。当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状态时，机构投资者无法与其抗衡，也无法影响控股股东的行为决策，机构投资者难以发挥其公司治理作用。例如孙光国等人（2015）[30]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只在大股东非绝对控制的情况下存在，在大股东绝对控制的情况下则不存在。
综上所述，大股东控制能够抑制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使得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治理作用减弱，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当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时，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之间的负相关性将会减弱。
（四）国有控股下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
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的现象较为突出。出于政治或经济的目的，作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着监督和控制，并显著地影响这些企业的治理和决策，机构投资者难以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因此，在这些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受到抑制。我国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所有者缺位”的情况，这不利于大股东监管公司的经营活动。目前，较多研究都认为国有控股具有绩效劣势，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相应地也会抑制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例如Wei和Varela（2003）[31]基于对中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无法左右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无法提升其公司业绩。我国学者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32]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降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程度，从而使得公司的治理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则不存在。李增福等人（2013）[33]也发现相比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更严重；机构投资者能够使得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并且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程度显著大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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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经营价值范文5
关键字： 下推会计 公允价值 持续经营
“下推会计”随着企业并购而生。从性质上分，企业并购有购买性质和股权联合性质两类。在用购买法处理的合并业务中，母公司的投资成本与账面价值的差异形成了合并价差。由于子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需要提供其个别的会计报表。这样子公司在陈报资产和负债、核算成本和利润的计价基础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母公司在收购时要对所收购的公司的可辨认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确认并购商誉，子公司还应当按照合并前的账面价值报告资产负债、核算成本利润。母公司在以后的合并报表中，要按照收购日确认的商誉和子公司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差，按一定的方法转销。另一种观点便提出下推会计的解决方法，即在合并会计报表分摊到被并购子公司净资产的价值，应当下推到子公司所编制的个别会计报表，因为企业合并足以说明子公司在编制其报表时应采用公允价值来反映其净资产。
用购买法处理企业控股合并业务,被并企业的会计基础是否要改变的问题在国际上还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不改变子公司的会计基础,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即提出所谓的下推会计。鉴于国内外对下推会计的争论，本文就下推会计是否具有可行性及我国相关情况谈一些看法。
1 下推会计（push-down accounting 或 pushing-down）
下推会计源于美国，产生于注册公司的会计实务。197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当一个公司的所有权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采用下推会计。这里的“重大变化”是指其90%或更多的股份被母公司所控制。此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从1983年起也要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在某些情况下采用下推会计。SEC提出当一个公司几乎全部被另一公司拥有时,其资产和负债的新会计基础就产生了。但是,若此公司存在重要的债券、优先股或少数股权时,SEC并不要求其必须采用下推会计。1987年,SEC又在第73号业务公告中要求:母公司因收购子公司而产生的负债或必须赎回的优先股,要下推到子公司的财务报告中。197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将下推会计定义为:“一个会计主体在其单独的财务报表中,根据购买该主体有投票表决权股份的交易,重新确立会计和报告的基础。这一交易导致该主体发行在外有投票表决权股份的所有权发生重大变更。”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下推会计的核心思想是:企业控股合并而成母子关系并且采用购买法处理合并业务时,将母公司的购买成本分配到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上,并确定子公司的固有商誉,即将母公司的购买成本下推到子公司的会计报表上。
2 下推会计在国内外的应用状况
目前，下推会计在国际上是很少使用的会计方法。国际会计准则中与企业合并有关的有两个:第22号《企业合并会计》、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对子公司投资的会计》，而在这两个文件中均未允许被并子公司使用下推会计。综观IASC的其他准则，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在美国，无论是APB还是FASB都未对下推会计给出明确的要求。公认的会计原则认为，被并子公司是作为一单独的企业继续存在的，对继续经营的会计主体不能认可其资产的账面价值提高，因此，在合并日，被并子公司不作任何合并业务的会计处理，而保持原有的会计记录。例外的是，在有些情况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要求被并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在其个别报表中按公允价值反映。新的控股股东所花的代价与所取得的账面价值的差额也应确认为商誉。具体的情形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当一家公司的股权几乎全部为另一公司所拥有(通常97%或以上)，且没有大量发行在外的债券或优先股时，该子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报送的财务报表应采用下推会计，即必须按被控股时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此后编制单独财务报表的依据。
我国对于下推会计的规定，在1997年8月财政部制定的《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提到，凡是被兼并企业(包括所有的控股合并，而不论股权比例的高低)都要进行资产重估，然后按照评估价调帐，即采用下推会计的办法。但财政部财会字1998年16号在《关于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会计问题解答》却规定公司购买其他企业的全部股权时，被购买企业保留法人资格的，被购买企业应当按照评估确认的价值调账，即要求采用下推会计。公司购买其他企业的部分股权时，被购买企业的账面价值应当保持不变—即不允许采用下推会计。两个规定有明显的矛盾。在2006年3月财政部公布的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企业合并’和‘合并会计报表’中，对于下推会计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3 对下推会计的理性思考
下推会计使得合并程序得到简化，并且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观，更客观的反映了子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能力，顺应了会计计量的发展潮流。同时，这种母子公司计量的一致性帮助信息使用者理解集团企业的财务信息。这诸多的优越性也使得国内对下推会计的呼声很高。然而,笔者认为,下推会计的推行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下推会计本身的局限和不足应该对其有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此方法的适用性分析要比方法本身的优劣判断要更有现实意义。
3.1 下推会计与会计假设之间的矛盾
由于子公司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下推会计变更了企业合并前后的会计计量基础（由历史成本改变位公允价值），这显然否认了持续经营假设，同时也动摇了会计主体假设。
3.1.1 下推会计与会计主体
从会计主体假设看，会计主体假设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应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的经营活动为对象,不能与企业所有者的经济业务相混淆。企业经营者是受企业所有者(企业主或股票持有者) 的委托而向其承担受托责任的。按照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推论子公司所有权的变动,并不包含在子公司经营者的受托责任范围内,当然也就更没有理由因所有权的变动而改变子公司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基础。并且在下推会计下，公允价值的分配是以母公司的特定观点、按母公司认为的价值进行计算的，这与子公司会计报表的的其他使用者没有多大的关系。
而且，企业间的收购作为一项交易应是股东之间的交易，而不是主体之间的交易，因此，按传统的会计模式，应在收购方作会计处理，而不应影响被收购方的会计记录。此外，子公司会因资产增值和商誉存在而产生较高的销售成本、折旧费摊销费等，使得净收益下降，这对少数股东收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3.1.2 下推会计与持续经营
应否采用下推会计，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分歧在于被并子公司是否处于继续经营状态。1989 年7 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 持续经营”的表述是:“ 财务报表的编制, 通常是根据企业是一个经营中的实体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持续经营的假设,即假设企业既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实行清算或大大裁减经营规模。如果有这种打算或必要,会计报表就可能必须按照不同的基础编制,然而要是那样做,就应当说明所采用的基础。”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到: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就要坚持“持续经营”假设;若处于非常经营状态,则会计报表须改变计价基础,按当时的市场价格而不是历史成本进行反映。经营假设下，承担的债务，会计个体所持有的资产，将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被耗用、出售或转换，在持续而其所也将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被清偿。根据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原则就得以建立在所谓的非清算基础之上，资产、负债的计算基本上按照历史成本，对其账面价值的调整是严格控制的。
反对采用下推会计的观点是控股股权转让后，被并子公司的法人地位未变，仍在继续经营中，应保持持续经营假设。支持下推会计的观点是，控股股权转让后，被并子公司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包括主营业务会发生根本变化:资产结构会采取大幅度调整:管理层人事会进行全面变更。因此，尽管法律上的法人地位仍在继续，但实质上老企业已经终结，合并日后运行的是一家全新的企业。此时，这家企业当然不再适用持续经营假设。
本文的观点，因为是控股股权发生变化，就否定企业持续经营状态，这与这种交易的经济实质并不相符。如上所述控股股东改变，使被并子公司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持续经营中的其他企业也会发生。比如，因外部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或改变主营业务方向:或大幅度调整资产结构:或变更管理层人事安排。虽然总的讲，被并子公司的变化会强烈，甚至有时会是全方位的。但具体每次控股合并情况各异，有的仅某一方面变化，也有的变化程度不大。而且有一点是必然的，就是比起清算后新建的企业，公司的经营不会间断.公司的变化也会是渐进的，是比较平缓的。因此，被并子公司不仅在法律形式上，而且在经济实质上，都仍处于持续经营中。例如我国199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的深圳宝安集团收购上海延中公司事件，股价从收购初的10元左右上升到20多元，以后又跌至10余元，很典型的说明了股价的让渡价与公司的净资产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在子公司股权交易完成以后，母公司以其买价（交易价格）记录长期投资，这是恰当的，遵循的历史成本原则；同样子公司也不股权的交易价格改变资产的账面价值，因为该交易并未影响到子公司的资产，并未给企业带来任何现金流入，也未使企业发生任何的现金流出，因此，子公司不作任何调整资产价值的会计处理也是恰当的。
3.2 下推会计与信息质量间的悖论
呼吁下推会计的学者都认为，因为下推会计使用了公允价值而使得新的计量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并且能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从而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认为这是下推会计实行的最大的优点。
但笔者认为，公允价值的取得在现实中难以达到真正所谓的‘公允’，且在操作层次上更是个难以实现的。其实在整个会计计量界上，历史成本也难以如实的反映过去，但目前而言却并不能找到能代替它的方法。而对于会计‘求真’与‘求用’上，笔者认为，会计作为一门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应是以求用为主要原则。所以对于下推会计的相关性上应从财务报表的目标及质量特征看。财务报表的基本目标在于为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决策提供有用的财务信息。而企业所编制的财务报表及其所提供的财务信息是否对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有用,能否符合决策的需要,则是财务报表所提供财务信息的质量问题。从这个角度去看下推会计,就会发现按下推会计处理的子公司财务报表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无法完成其提供有用财务信息的基本目标。
首先,除现有的最大投资者母公司以外,使用子公司财务报表的还有政府机构、企业职工、债权人、少数股权股东和优先股股东等,这些重要的信息需求者不会接受一个经营中的企业仅仅因所有者的更换而违背历史成本原则,提供难以理解的会计报表,甚至可能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母公司所需要的子公司公允价值信息,在合并会计报表中完全可以得到,根本没有必要将其下推到子公司单独的会计报表。其次,计量基础的改变不仅使子公司前后期的会计报表失去可比性,降低信息的可靠性,而且与母公司仍按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不一致。
最后,下推会计对自创商誉登记入账,也一反只确认外购商誉的传统惯例,不仅加大了子公司所提供信息的不可靠性和不可比性,而且为原本已困难重重的商誉理论又增加了难题。子公司因为资产的增值和商誉存在，产生较高的成本费用，对少数股东收益有不利影响。
3.3 下推会计与我国经济环境的矛盾
下推会计能够实行的基本条件是公允价值的计量，公允价值计量一般的方法，通常包括市价法、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但在我国现阶段，从企业的外部环境讲，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尚在培育中，金融市场中的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市场价格，从而影响资产现值的计量。资本市场对猖纵利润的行为更是屡见不鲜，资本的市场价格又有多少的真实性？而对于产品市场的价格，一方面我国地域间价格本身存在一定差别，难以又统一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合并过程中的监督我国并没有严格有效的体制，所以存在较大的机会主义风险（合并方与被合并方，或者合并方与评估单位等）。而对于类似项目法和估价技术法，更使得合并过程中人为操纵的风险加大。
环顾现实情况，我国尚不具备计量公允价值的基本条件，所以，下推会计所依托的基础也尚未牢靠。很可能出现利用内部人控制，寻租等行为来损害小股东的利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下推会计控股比例的适用范围限定在97%以上，这看起来似乎简单，且不说这种几乎完全拥有的比例在我国目前的企业并购中难以达到，即便如此，由于我国目前会计理论尚待完善，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倘若参与并购的企业间相互持有普通股时，如何确认从参与并购的企业收到普通股的相当数量；如果子公司有发行在外的债券或优先股时，或者存在重要的少数股权时，下推会计又怎样运用等等。这些都限制了目前下推会计在我国的应用。
持续经营价值范文6
关键词：森林可持续经营；空间尺度；时间尺度
收稿日期：20130528
作者简介：王厚祥（1962―），男，贵州黔西人，工程师，主要从事营林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工作。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7003002
1 引言
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开采和经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单元上的，森林资源的经营由最原始的单纯采伐利用发展到永续的利用到现在的可持续经营几个阶段，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对尺度的选择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在永续利用阶段的时候是以林分单元进行经营，这是由当时人们对森林的看法和用途产生的，永续的利用阶段的重心在于森林资源所带来的物资价值上，直到如今发展为可持续经营的阶段，人们才真正将森林资源的环境服务功能加以重视，将其放在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管理的开放性的系统中去进行有效的管理，让人和森林得到和谐的发展。
面对森林经营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很多海内外的学者都从多方面的角度对森林经营管理的尺度选择和整体性上加以研究和探讨。如1993年许慧等学者指出，森林环境的变化对景观上的河流、动植物、沉积物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为森林的管理要和景观尺度紧密的结合起来，如果延长林地的轮伐期可以使景观的结构更加的多样化，这样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基础上促进景观的发展；国外也有很多的学者呼吁人类在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中要将时间和空间尺度放的更长更宽一些。近年来我国对林业进行了系统科学的改革和规划，逐渐地增加生态公益林经营区的空间范围，对如何将时空尺度观念让人们所接受并利用到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管理体系中去，对林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就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时空尺度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以期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发展。
2 森林永续利用阶段的时空尺度
在森林永续利用的阶段，在空间上来说是采用林分或者林分组合为单元的经营方法，它的多少是由森林经营的水平、林地的生产力决定的，当森林经营的水平、林地的生产力较高的时候，永续利用的林分就会比较小。在实际的林业生产中，森林的区划是森林经营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森林永续利用阶段的森林经营都是以经营单元的实际利益为发展目标的，对森林的可持续经营根本没有考虑到，没有生态持续发展的理念。
在森林永续利用阶段都是根据树木或者林分的平均生长的数量来作为砍伐的依据的，但是普遍的规定的时期都比较短，一般20～30年，从森林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尺度来看，这个时间太短，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时间，有的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实际的经营中缩短轮伐的时间，从时间的尺度上不利于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总之，森林永续利用的阶段不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的尺度上来说，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从眼前考虑，这不利于森林的可持续的发展和物种多样化。
3 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时间尺度
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时间尺度就是森林资源可以砍伐的时期限度，通过轮伐期的限制和规划，可以为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时间，使森林资源达到最佳的利用价值。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时间尺度的确定并不是一味的以经营者的利益为前提，要遵循森林生态系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来进行确定。一般的轮伐期都是根据偏生态系的成熟点来确定的，但是在实践的利用中又要考虑森林成熟期比较长，有的甚至要跨越几个轮伐期，这不利于经营者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遵循生物发展的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实际情况重新确定时间尺度，来保证森林可持续发展。
4 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空间尺度
景观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的时间演变发展而成的面积范围广大的生态区域，其范围内存在大量的森林资源和生态生物资源。
（1）空间尺度是森林可持续经营最理想的基本空间管理单元。为了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会影响到区域森林系统内的其他资源发生变化，这是由于这些变化使得整个区域内的生态呈现出持续的形态，但是如果区域过小就很难向可持续发展改变，但是如果区域过大，受技术等外部条件的限制，会影响调节的有效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承受剧烈变化，但范围又不是很大的单元就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对象，它的范围是最理想的基本空间管理单元。
（2）生物、生态多样化的的保护和森林可持续发展的融合。将生物、生态多样化的保护工作和森林经营有机的融合起来能够促进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因为在景观生态的研究过程中，生物占据了大量重要的部分，同时生物和森林的生存和生长都有着必然的联系，为了促进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就必须对生物进行研究和保护，保护生态的平衡发展，这样才不会导致因为局部的物种和生物的灭绝影响到破坏整个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3）一区域内的景观尺度要和其他的景观尺度共同的管理。现在由于人类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得森林的分布出现了破碎化的趋势，林地和其他的土地都出现交相使用的情况，为了全面的提高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就必须将其他的景观尺度一起纳入管理的范围内，将林地的管理和其他的土地可持续的管理和利用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促进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4）森林经营活动对景观尺度的影响。由于受到森林营造、采伐等森林经营活动对景观资质中斑块的大小、形状都有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景观的格局，所以在采伐的过程中要更多的依赖于生态性的采伐，从景观的具体格局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来选择采伐的方法。
5 以流域生态区来作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空间尺度
森林的采伐无论以何种方法和方式进行都会对当地的生态产生影响，但是如果采用一定的保护措施的话，可以保证采伐流域外的生态不受到影响，这也是一种可持续。在森林经营中引进流域生态区，可以促进森林的可持续发展，流域是一个地形比较封闭的区域，对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的管理和整治可以促进流域内的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实际中一个流域可能只具有一种景观或者跨越不同的自然区域，所以不能片面地将流域生态区作为所有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空间尺度，只能在那些低于景观尺度的小流域或者景观和流域的空间范围比较一致的时候才能加以确定。
在景观管理和流域管理每个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和优势，同时也存在各自的局限和不足，所以在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空间尺度上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实现多空间尺度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
6 结语
森林可持续经营单元的时空尺度对林业的改革和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要想达到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目标就必须在更大更宽的时空尺度上去发展和改进，在空间尺度上要采用多尺度的管理体系将景观尺度和流域尺度结合起来实现尺度的扩大化，在时间尺度上要以遵循森林生态系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为规律。只有好好地把握了时间和空间的尺度，才能真正地促进森林的可持续经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