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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范文1
关键词：结构主义 视角 英语翻译 等值范式论
随着结构主义的相继出现和发展，其对英语翻译的影响也逐渐体现，而对于英语翻译来说，由于翻译者对其本体的认知不同，而导致不同英语翻译范式的产生，在结构主义视角下，翻译等值理论根深蒂固，翻译者坚持以等值理论为指导来进行英语翻译工作，对于结构主义的本质实际是一种思维，将结构主义列入本体范畴，承认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可以并存并互相影响。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的引导者， 索绪尔被誉为现代结构主义之父，他使结构主义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影响了如布拉格和马丁内等地区学者，叶尔姆斯列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观点中体现出语言是价值的系统，研究者应从完整的语言资料出发，在形式，实体，表达以及意义的范畴下，依据组合成分的横向组合关系与关联聚合关系，对话语进行研究分析，从而得到基本不变的单位语符，而美国的结构主义学者则对结构形式的描写十分重视，他认为结构主义的宗旨就是将某种理念升华为形而上的本体，结构主义者认为文本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其语义单位应保持不变。
二、结构主义对英语翻译的影响
在结构主义之父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诗学和其相关学科不断涌现，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越来越多，这一研究通常以现代语言学做为基础，以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可译性为理论，从实践的角度，它更关注语音，单词，语法以及段落的转换问题。这种翻译观具有以下特点（1）由于语言本身有存在普遍的共性和自身调节特性，因此不同语言之间具有转换性，从而使语言有可译性。（2）在依照符码转换的前提下，翻译实现对第二种语言的解码和重新编码，可以实现语言的转换。（3）具有确定的意义，它是由研究者通过语言规律设定意图的，所以，翻译过程可以获得等值效果。威尔斯认为现代翻译理论界有三 种翻译等值方案，第一： 依据语言学的观点，所有语言都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代码系统，具有明显与其他语言有区别的单词和句法以及社会文化特征，所以无法实现意义上的对等，而是要在克服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的同时。第二：翻译是一种语际交际，它必须充分考虑交流这个最终目的，才能实现翻译等值。（3）待译材料暗器可译程度可分为几个等级，根据这些等级可制定对应的等值水平标准。针对以上3三种方案，我首先分析源语言的文法，词汇等特点，联系上下文的语境进行翻译，然后进行回译，确保翻译语后的语言与原文等值，也就是说，翻译等值是结构主义翻译家的追求，这种追求已经升华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得等值变成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范式。
三、结构主义在英语翻译中的实质
我们对结构主义的本质就行了探究，所谓结构主义就是一种有关世界的思维模式，它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实质上，这种结构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本体论，将结构升华为本体，并因此定格了研究者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结构是指其内在的连贯性，语言能够把多样化的基本句子转化各种新的语句，并将这些话语留存在它本身的结构之下，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实行转换程序，它不向本身以外求援，而且将本系统进行封闭，所有转换的目的在于赞同与维护内在规律，这些内在规律是他们产生的条件，从结构主义的概念里，结构主义者有一种可以完全被认识与再现的结构，这种结构被称为永恒结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结构主义翻译者将等值作为其必生追求的目标，这种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很深，使翻译学称为一门被认可的独立的学科，不过，从方法论来讲，结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过于机械化，没有历史文化背景的烘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忽略了历史意义和经济意义，当然，我们更应该将机构主义视为本体论的范畴而不是方法论的视域，对于后现代学主义学者来说，符号具有很强的本体论意义，导致符号学研究正朝着从方法论回归本体论的方向发展，与其相对应特征就是从结构主义转变到后结构主义的过程，因为片面错误的理解解构主义，使人们误以为解构主义完全是靠是暴力摧毁等方式来破坏一切的结构，从而以为解构主义是结构主义的代替者，将他们进行强制性的分离，但实际上，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并没有特别大的分歧，可以同时存在并互相影响，解构主义并是想象中的只以暴力为手段来破坏一切，而是提出所有结构都不会永存，所有结构都一定会逐渐失去活力，最终走向消亡的状态，而不是被暴力等手段强制瓦解，再者解构主义承认结构的功能，所以，我们说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可以共存的，二者同时存在并都对翻译有一定的影响。
四、总结
结构主义坚持以语言为本，实施等值翻译的理论，强调了结构主义在翻译中的影响，将翻译升华到本体论的范畴，使等值变成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一种范式，从而实现翻译，英语翻译等值范式论的存在推进了翻译行业的发展，为英语翻译提供了有力条件。
参考文献：
[1]李彬.符号透视： 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101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范文2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范文3
关键词： 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 能指 所指 镜像理论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主要采取对比的方式来阐述两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由此来加深两者之间的理解，使两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兴起于20世纪中期，是起源于欧洲的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它缘起于世纪之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符号理论，经由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最后于60年代在法国获得空前的胜利。二战后统治法国哲学界近二十年之久的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所谓的“意识”哲学，而结构主义这股强大的人文科学思潮的代表者宣称，他们的思想是与其相对立的。因为这个思潮的代表者都使用“结构”及相近的概念来从事相关的文学研究。于是得名“结构主义”。从理论上来说，结构主义是反人本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论。
后结构主义既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也是其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它的标志是“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既是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其“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它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指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作了新的阐释，形成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它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
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认识对比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一种心理概念。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所以这种关系是任意的。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会被看作语言系统中相对稳定的静态结构。
后结构主义则对这种稳定的静态结构不能予以认同。他们认为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化和变化的，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诗体和修辞手法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对比于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后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留物，它们通过不断地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文学作品的光泽。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一品质的。
三、两者共同的影响者――拉康
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影响了结构主义阵营的一些人，例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仅阿尔都塞借用了许多概念：想象的、转喻的因果性，以及偶然的隐喻的和修辞的文体。还有“回到”的整个设计，显然是以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的设计为模型的，正如拉康企求把弗洛伊德从其门徒的错误解释中拯救出来那样，阿尔都塞旨在把的基本原理从其庸俗化和曲解中解脱出来。
另外，阿尔都塞在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时也运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把拉康的镜像理论运用于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之中，把意识形态的“询唤”过程看作是一个“镜像化”的过程，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所说的“误识”就是个体认识意识形态的方式，但又要保证这一“误识”不被发觉。
拉康对德里达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德里达对于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否认了真理的存在，而这一挑战主要来源于对拉康的能指和所指论述的借鉴。在拉康看来，能指在语言链中不断地滑动，能指和能指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能指永远也不可能到达无意识的所指。写作过程就是无意识中的语言经过意识的审核而产生变形的一种活动，因此，文本中不能存在真理的意义。德里达进一步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文本，而文本中并不存在真理，这样德里达就否认了超验真理的存在。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主要是一种方法，是认识和理解对象的思维方式之一，在人文科学中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一股研究潮流或倾向。其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即“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永恒的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转变，源于对所谓的文本一致与意义、微卡尔学派的统一的人的主体观念以及基础主义的启蒙观念的全面批评。其次，后结构主义借用了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概念，声称“自我”不可能完全知道它自身的同一性，因为它的“自我”形成完全不是在意识状态下完全产生或加以揭示的。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
参考文献：
［1］萧俊.结构主义的文化思考［J］.中南大学学报.
［2］杨大春.文本的世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Agger，Ben.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M］.London：Falmer，1992.
［4］Rose.A.No Respected：Intellectuals and Popular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1989.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范文4
与文化研究相类，审美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审美是哲学意义上的审美，而狭义的审美是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的审美。而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之一的审美，却是文艺学中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对象是文学，所解决的问题是作家头脑中审美意识物质化过程，以及形象的美学意义。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和纯文学的观念，是关于艺术审美的最早系统理论。在康德那里，审美的感性的艺术要么是快适的艺术，要么是美的艺术。它是前者，如果艺术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随作为单纯感觉的那些表象，它是后者，如果艺术的目的是使愉快去伴随作为认识方式的那些表象。康德的美学观念无疑对后来西方文艺理论中唯美主义产生了很深影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观念，也是导源于康德对审美的定义。真正审美的无功利性指的是审美只有不关涉目的性才能称之为审美，真正的审美艺术是高于一切、超乎一切之上的。如果审美沾染了任何功利的因素，它就丧失了审美之所以为审美的条件。
而中国的文化语境，也造成了对文学审美内涵的极大推崇。尤其是左翼文学时期，对文学批评方法的大力推崇，对坚持纯文学立场作家的打压，使这一极具排他性的文学思潮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发展的多样化。到后来的时期，文学性的成分更是极大收缩，基本上已经沦为了政治口号和政治鼓动文本，再也谈不上什么审美了。这些过往的历史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对工具论色彩的文学批评的警惕，同时对纯文学和审美性的向往。审美批评这一文学批评方法在东西方都源远流长，且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诉求。不论是中国古典小说评点中所体现的对小说审美因素的咀嚼和回味，还是西方形形的有关文学作品形式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英美新批评，都是将研究文学的眼光聚焦于文学内部，阻断了文学外部的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审美性的干扰。文学研究的存在意义在于研究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东西。不只是审美批评，其他的批评中也会有审美价值判断的内容，证明了审美价值判断的不可或缺。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就是立足于对《哈姆雷特》剧本的解读，只是从剧本中获得的审美体验最终让渡给人的潜意识的发掘。
二、文化研究与审美批评的关系
文化研究代表着对文学研究中语言论转向的反拨，是文学批评向社会历史批评回溯的标志，更多关注与文学相关的外部社会历史环境。文化研究更多的是用一种政治的眼光看问题，而且把种族的、性别的眼光再次带入了文学批评中，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盛行，不能不归功于文化研究。不过，文化研究绝不是一种庸俗的社会学批评。文化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都承认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但文化研究又不完全是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的意义是指向文学外部的，文学的价值在于其历史意义。而文化研究认为文学的意义在于当下，文学的意义并不是完全取决于社会历史，同时也是文本自身特点、读者的反应和评价等合力共同作用的产物。文化批评之于审美的关系：文化批评对于所谓纯粹的“审美”、“文学性”本身持有解构的态度。
布迪厄大谈各种不同的审美趣味（比如对于高雅艺术的趣味与对于大众文化的趣味等）是如何与一个人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如何被用作与他人进行“区隔”的武器，却从来不谈不同的审美趣味是否真的存在高低之别。不能进行审美价值判断，或者把审美价值判断还原为政治判断，既是文化批评的特色，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局限。文化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政治评判，通过对文学作品审美趣味的分析比较而得到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审美判断是一个桥梁和可借用的工具，文化研究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存在着所谓纯粹的审美。文化研究和审美批评的天壤之别并不妨碍文化研究对审美批评的借鉴。文本的形式就是文学作品审美生成的场域，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关注，就是对审美批评的一种主动和积极的吸收和利用。文化研究中就存在着结构主义的倾向。斯图亚特•霍尔指出文化研究中存在着“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两种范式。而这种结构主义所吸收的理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大师。而结构主义本身是代表着文化转向发生之前的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文化研究大胆汲取前人的理论精华，既在一方面说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包容精神，也说明了文化研究不是一个外部研究的代名词。它是兼收并蓄的，既有社会历史研究的成分，同时也吸收了结构主义内部研究的有益部分。文化研究从结构主义中借用了话语的概念，这便是明证。话语本来是一个语言学领域的常用术语。它是“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Text），通常限于指单个说话者传递信息的连续话语”。由此引申出“话语分析”理论：“对比句子更长的语言段落所作的语言分析（Linguisticanalysis），旨在找出带有相似语境（对等类别）的话语系列并确定其分布规律。”
而文化研究中批判性话语分析这一方法的引用，便是对语言学中“话语”和“话语分析”的创造性使用。语境不只是实在意义上的个别句、段、文，更是一个大的文化语境，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对语境中的话语进行批判分析，从而能把握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但是，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都不能独占文化研究领域。霍尔就二者的同异展开了精彩的论述：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都把侧重点置于“上层建筑”的具体性和效果、构成前提的相近领域，使它们超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指涉术语。他又分别指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活力。结构主义是对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倾向独断性的打破，而结构主义又不能完全取代文化主义。
三、结语
纵观中国和世界的文学批评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学批评方法都不可能长期占据独断地位，片面推崇某种文学批评方法都是形而上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在作祟。本质主义，乃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灵魂和肉体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中，就能看到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子。此后，西方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统治了西方2000多年，直到解构主义的出现，才最终完全瓦解了西方对于本体论的执着。同样，在文学批评领域，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表现于对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推崇，尤其认为审美价值判断为中心的审美批评，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所必须坚持的一种方法，这显然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研究和审美批评不会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批评方式，在文化研究中会有借助于审美批评的因素，而审美批评也会借鉴文化研究的独特视野展开，使曲高和寡的审美批评能更贴近大众和日常生活。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范文5
关键词：古诗翻译；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冲突与结合
中国古诗是中国极具特殊性的一种写作文体。由于古诗的创作时间年代久远，语言结构及表达习惯与现代白话大相径庭，要在理解原文基础上转换成目的语言，使译文丝丝入扣，句句忠实，引人入胜，对译者来说则是一个挑战，并非轻易之事。当前比较适用于中国古诗的翻译的理论要数功能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前者强调以原文本为主，从文本深层结构出发，而后者强调译文意义既是独立的，但又与原文保持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古诗翻译是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翻译观之间的一场“博弈”，相互兼顾，互有牺牲，这样才能最大化保证古诗词译文的形神兼备。笔者以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为切入点，对作者与译者的关系、结构形式与思想意义、现在意义与过去意义的四对关系展开论述，阐述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在中国古诗词翻译过程中如何发生冲突后有效结合。
一、理论基础
1.结构主义之于翻译
结构主义主张从源语言表层结构提取核心信息，源语言深层结构转换为与之对应的目的语言的深层结构，最后浓缩目的语深层结构，最终以目的语表层结构的形式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翻译领域提出的思想理论和具体方法颇为严谨，使得翻译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准确复制，意义是确定的，意义和结构都应忠实原文，原文作者处于权威的至上位置，强调原作者和译者的主仆关系。另外，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共时性，认为语言过去的意义，包括作者本身写作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历史因素等没有研究价值，因此结构主义翻译观着重于源语言的字面意义。
2.解构主义之于翻译
解构主义的出现为翻译理论打开了全新的理论维度。解构主义可以说颠覆了结构主义对原文形而上学的“愚忠”。解构主义在翻译领域提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原文和译文之间既互相独立也有联系，译文是原文意义的拆解。与结构主义不同，解构主义否定了原作者的权威地位，确立了译者的主导地位。原文意义能否有效表达，或者表达得如何，则取决于译者，于是译者不再是依附于原文的“仆人”。解构主义颠覆了文本本身的地位，它的意义由译文决定，在翻译和阅读译文时，译者和读者对译文不断解释和理解，才能重现和补充原文有效的信息和意义。诗词翻译是极具文化特殊性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做基础，它是利用特定语言的结构特征联系所在的语言文化背景实现的。诗词自身的语言特征和功能成就了其特殊性，因此译文必须兼顾其特殊性才能达到形神意兼备的翻译效果。
二、中国古诗词翻译中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冲突
笔者以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为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Known will the hills be if fairies dwell，no matter high or low；and charmed will the waters be if dragons hidden，no matter deep or shallow.
斯是陋室，惟物德馨。A humble abode though this is，my virtues make it smell sweet.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Verdant are the stonesteps overgrown with moss，and green seems the screen as the grass seen through it.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I chat and laugh only with great scholars and have no intercourse with the ignorant.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I can play lute and read my sutras.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No unpleasant music to grate on my ears and no red-tape to make me weary and tired.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Just like Zhuge’s residence in Nanyang and Ziyun’s inhabitance in Xishu，
孔子云：“何陋之有？”As Confucius quoth，“How could it be humble？”
1.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范文6
牛虻 爱 信仰 抉择 结构主义
一、引言
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继存在主义思潮之后西方最为重要的学术思潮之一，文学结构主义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它以结构语言学为理论前提和论证基础，推动了文学进行符号和叙事的研究；第二，强调文本自身独立的转换规则和内部结构系统。总的来说，“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范型尽管多样，但都习惯于将其研究的对象分为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有联系的、排列的或转换的关系，以求认识文学结构的复合性与复杂性。具体讲来，就是把结构成分分为历时和共时、横组合和纵组合、语言和言语、代码和信息、所指、能指与意指以及秩序与序列的关系。”
在充满着冲突和矛盾的《牛虻》中，我们可以看到整篇小说叙事结构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其内在结构的完整性、统一性，这些冲突不是因为坚持爱，就是因为坚守信仰。这为应用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提供了可能，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艰难选择注定了小说的悲剧主题。
二、二项对立与《牛虻》的深层结构
根据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在《牛虻》中找出以下16个片断，把它们作为结构要素组合成四个纵列，构成如下两个二元对立项：
经过一番结构分类之后，《牛虻》背后隐含的含义被揭示了出来。第一纵列表达的是“对爱的坚守，包括爱情和亲情”，第二纵列表达的是“对爱的否定与放弃”，第三纵列是“对信仰的坚守”，第四纵列是“信仰的破灭”。
第一纵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亚瑟与蒙太尼里之间的父子情，蒙太尼里悉心呵护儿子，却又极力守住秘密。即便牛虻知道蒙太尼里欺骗自己，但当蒙太尼里出现在自己的枪口下时，他还是选择了放弃，这注定了牛虻的失败。除了感人至深的父子之情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琼玛之间的爱情。
第二纵列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内心由于爱而引发的痛苦，最终迫使他们不得不选择逃离。牛虻接受不了突如其来且带有罪恶的父爱，因而选择离开；再次与心爱的姑娘相逢，发现她也依然爱着自己，牛虻完全可以告诉琼玛他就是亚瑟，但他却选择继续隐瞒；绮达深深地爱着牛虻，但牛虻只是把她当做消遣对象，绮达最终选择了自由；被捕后的牛虻面对主教蒙太尼里好意的探望，忍受力紧张到快要破裂，明明是父子却不能相认，为了斩断这次会见，他野蛮地嘲讽蒙太尼里，因为“他再过五分钟，就要哭出来了。”目的达到了，他却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神经激动状态中，痛苦和矛盾达到了高峰。
第三纵列中，牛虻和蒙太尼里都在为各自的信仰努力着，他们对自己认定的事业都是那样固执那样忠诚。蒙太尼里为了追随上帝可以远离儿子；牛虻分饰两角，一边是立场坚定的革命者，一边是善良主教的拥护者，自己与自己在刊物上论战，这种信仰上的坚持导致了牛虻情感和性格上的分裂；最终蒙太尼里选择了上帝，把自己的儿子贡献给上帝赎罪，他对信仰的坚守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制造了牛虻的悲剧。
第四纵列中，亚瑟因为在神父面前忏悔而被揭发革命动向，并连累其他同志，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当看到虔诚的信仰并不能为自己赎罪，甚至连儿子都成为牺牲品时，蒙太尼里的痛苦终于爆发了，他在祭坛上的演说正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控诉。信仰的破灭导致了父子二人的悲剧。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牛虻》反映了特殊时代环境下人类对“爱”和“信仰”这两个古老命题的深思和探究。当爱与信仰背道而驰时，舍谁弃谁便没有了道德标准，因而自古以来人们孜孜不倦地探寻冲突背后人类的情感需求。
三、结论
通过对《牛虻》的结构主义分析后我们发现，简单的英雄主义革命故事背后有对人类古老命题的思考和探究。尽管结构主义分析法有封闭性、随意性和主观性的缺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没有哪一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发挥其特有的价值和作用。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的抉择时刻、独一无二的历史背景、深刻透彻的情感反思，这些都是《牛虻》值得我们研究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