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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范文1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26（2012）12-0571-01
1 毒驾“入刑”的现实根据
近年来，我国毒驾行为频高发态势。因此，毒驾“入刑”应是一种现实的诉求，是有其现实根据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新罪名的产生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行为的危害性在立法上的反映。当前，毒驾行为引起交通事故频发，使得民众对自己生命财产安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担心。此种背景下，毒驾行为的处理需要刑法的介入顺其自然了。事实上，毒后驾车的危害后果一旦发生，采取任何补救措施都为时已晚，因为无辜的生命已经被飞来的横祸夺走，因此，在充满风险的现代社会，有必要将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纳入刑法的射程，这是民众的普遍要求，也是现实生活的急切需要。
第二，毒驾行为的司法规制有限，需要刑法的介入。从总体上看，我国对毒驾行为的治理效果和力度仍然有限。目前，我国对毒驾行为的司法规制仅限于我国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第二条之规定。我国原《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八条对吸毒驾驶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是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拘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毒驾”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与毒驾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和严重危害性相比，这些处罚措施的力度难以实现责任与行为的均衡，需要刑法的介入。
第三，目前，我国惩治毒驾的刑法规范还是空白，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尽管根据1997年刑法典，对部分毒驾行为也可依照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进行处理，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关于危险驾驶的刑法规定仍然存在明显缺陷。毒驾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往往会导致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失，如果仅以交通肇事罪来定罪处罚，显然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正因为此，毒驾人刑就成为了我国惩治毒驾行为、完善刑法立法的现实需要。
2 毒驾“入刑”的理论根据
第一，“毒驾”入刑符合刑法目的性。法益的保护是制定刑法规范的理由以及诉求的终极目标，刑法所保护的利益相应的也就成为刑法法益。而刑法的任务则是对主观权利的保护，并相应保障公民的自由。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多数行为是因为其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而被刑法苛责。从保护法益角度看，以往的交通犯罪的构成必须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侥幸心理，因此，仅对那些造成实际侵害后果的交通事故判处刑罚，并不能促进社会上其他人的警醒，起不到良好的境界和预防效果。[1]
但是毒驾行为作为一种危险行为就属于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那么毒驾入刑正是免除正当法益受损害的可能与危险。毒驾行为具有的法益侵害性也正是其入刑的基本原因。
第二，“毒驾”入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毒驾行为导致恶性事故以及肇事后逃逸又导致多人死伤的情况，大多以交通肇事罪量刑，导致对于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量刑出现司法上的轻刑化的重大弊端，刑法对于吸毒后驾驶的行为人不能起到有效的预防与震慑的效果。因此，毒驾“入刑”是罪行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只要这样，才能严惩“毒驾”行为，对于“毒驾”行为人也能够起到强烈的威慑力，大大有效的减少毒驾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三，“毒驾”入刑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代替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在行政处罚的价值中得以体现并不宜舍弃。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违法与犯罪的衔接已经有所体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飞速发展，机动车持有量在迅速增加，交通安全事故也随之出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毒驾等危险驾驶的行为案件更是屡禁不止，单单依靠“一阵风”类的严打活动不能保护相应法益。究其原因，还是惩治力度不够刚性，光有行政处罚已经起不到有效遏制作用。从刑法的谦抑性的特点来看，第一、有效性。指对某一危害行为，规定其为犯罪并处以刑罚，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达到惩罚和预防该危害行为的效果。第二、不可替代性。对某一危害行为除了运用刑罚，其他的手段如思想教育、道德约束、民事或行政制裁都无法达到惩罚和预防的效果时，才应该运用刑罚手段。第三、经济性。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法节俭，这里的节俭也就是所谓经济。
从“毒驾”入刑有效性来看，对于危险行为的预防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能在行政惩罚与刑事处罚之间搭建一个很好的连接点，弥补法律的空白。而如果我们一再坚持“毒驾”的非犯罪化，即使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后果，也无法予以惩罚打击，只能通过对于金钱上的惩罚与告诫，但是这样“温柔”的制裁已经无法满通安全事故频发的社会现状。从刑法谦抑性的不可替代性的特点来看，“毒驾”行为所危害的不仅仅是民众的生命健康权，另外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团结，这样一种危险的社会状态的制约仅靠道德来约束是不可能的，靠行政法规、民法来调整保护，也显然是不够的。从刑法谦抑性的经济性特点来看，该原则运用是有限度的，当一种社会危害严重的行为经常性发生时，再一味强调打击成本高，是不妥当的，相反只有及时将之入罪，才是真正符合法经济性原则的真谛。
3 结语
愈演愈烈的“毒驾肇事”案件和其他“毒驾”危害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公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现行刑法对其缺乏有针对性和有力度的规范，对此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充分重视，积极寻求并统筹规划刑法立法完善的对策。必要时，还可考虑建立危险驾驶案例指导量刑制度，发挥对于类似案件指导量刑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家一，《酒驾入刑的立法分析》，重庆大学法学院2011年硕士论文，载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
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范文2
【关键词】环境听证；政府权力；行政理念
一、环境听证的简要介绍
环境行政听证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做出环境决策时的一种听证制度，属于行政听证的范畴。即在一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主持下，在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特定问题进行论证、辩明的程序。当国家行政机关的环境决策可能危害到公民的环境权益时，公民有要求该听证的权利。
完善的环境行政听证赋予了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充分体现了民主和人民原则。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赋予公民的参与权，具体来说，就是从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这两个方面为公民政治参与途径的畅通提供法律保障。i环境听证也体现了行政公平与行政效率的统一，制度耗时间，但制度一旦确定下来，它将会持续稳定地带来良好的效益，从而节约时间。总之，环境听证制度反映了一国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化程度，是文明、法治的象征，马克思曾指出：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
同时，环境听证也体现了自然公正的原则。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在普通法中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任何人不能成为与自己有关的案件的法官；第二，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的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
二、我国环境听证的现状
我国的环境行政听证制度起步较晚，但《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都对听证制度有着规定，尤其是《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听证笔录的排他效力，这是值得肯定的，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以上法律规定的听证制度要么过于原则，比如代表的选取和质证，要么法律位阶较低；在环境行政听证相关法律中，最关键、最致命的硬伤缺少无自由裁量权的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度。
总之，环境听证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制度缺乏，而是缺乏执行，是一种理念上的缺乏，具体来说政府执政理念需要继续改进和进步。
三、政府权力理念的改进及制度建设
1、转变、改进政府执政思想
我国的经济水平还有待提高，柴米油盐是我国老百姓的头等大事，以及经济决定上层建筑，我国人民的参政意识和能力是不足的，所以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缺乏公民的参与与监督。首先，作为一个人，政治权利是其基本权利，是一个社会人与生俱来应该享有的权利。人天生也是一个政治动物，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利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阶段，人都应当具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政府应该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地对人民的政治权利进行保障，因为明天美好社会、美好权利的展望不能成为限制当代人，而且是有限生命的人的权利。其次，政府要努力培养有参政能力和参政意识的公民。
政府应正确理解群众参与的价值和必要性，只有深刻认识普通百姓在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百姓参与的优势。“最好的政府，最大的服务”理论要求政府在行政过程中积极听取公民意见，了解公众所想，吸收和利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组织和管理。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问题上，强调在广泛公众参与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标准，建立对环境违法行为的严密监控体系，保证环境法律和政策的有效贯彻。
政府的透明化是百姓接近政府的基础，是听证会制度全面彻底推行的必要条件。政府还要发展民主参与精神。国家权力的终极目标是公民要求越过有关机关直接参与行政过程，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实现真正的民主。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才能避免听证会中的走形式的现象，百姓的建议才能真正进入政策的制定之中。这同时也解决了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民行参政议政权、言论自由权，也是行政机关获取信息的途径。
2、理念指导下的制度构建
健全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建立健全阳光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监督管理制度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点：
（1）听证代表的选举，笔者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是抽签方式：提前通知利益相关公民，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抽签，这是一个范围最大、最好的民主；
（2）专家的选举，专家应该受公民代表委托。因为政府相关部门既然处在决策位置，自然应该具备环境相关知识，如果真需要专家从科学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那他应该代表的是环境相关知识欠缺的公民代表，这样才符合力量的平衡，自然地正义与公正；如果牵涉事项不涉及相关科学知识，也可以不要专家。
（3）落实责任制度。尤其落实专家与政府的责任，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具体责任构成与比例有待研究。
（4）决策过程公开。决策公开是一切制度的基础，没有信息公开，一切都成为空谈，都有可能成为暗箱操作。尤其涉及广大公众环境利益的行政事项，一定要强制性规定网络公开，公开之前不准决策，这虽然牺牲了行政效率，但行政的目的不就是服务广大公民吗？ 牺牲是值得的；而且牺牲行政效率是暂时的，一旦制度构建成功，深入到执法人员和公民的意识中，按照公开制度进行的行政行为具有了稳定性，反而，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
注释：
i丁煌.论行政听证制度的民主底蕴[J].武汉大学学报.2001（1）
【参考文献】
[1]叶必丰.行政法原理[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207.
[2]王名扬.英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87：152.
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范文3
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府监督，是我国财政部门面临的一项新任务，目前尚无成熟的国际惯例可资借鉴，即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在安然事件后才真正重视和确立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政府监管。正如《意见》中所指出的，财政部门应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监管机制。行政监管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的目标与职责创新，做到监管与保护相结合。财政部门行政监管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从长远来看，与其说是政府监管，还不如说是政府保护。其职责应限于监督和指导，而不是直接进行管理。监管的重点应主要关注行业环境（如法律环境、执业环境、税收环境）、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注册会计师违反相关行政法规的处罚。
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应以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为依据。凡是违反了行政法规、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行为，应该受到行政监管，触犯了法律的还应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凡是可以在职业道德范畴内解决的问题，应充分发挥行业的自律作用，通过行业协会的诚信评价、执业质量水平的考核等，对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进行约束和监督。前者解决合法性问题，后者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
2．监管的思路创新，应该重在监控和预防。目前，监管大多在“事后”进行，往往使监管工作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应发挥好业务报备制度的“探雷器”作用，实行跟踪检查。如某一家会计师事务所通过专业判断拒绝了某客户的委托，而其他会计师事务所违背职业道德为这家企业出具了审计报告，监管部门只要掌握相应的线索，就可以利用“探雷器”进行有效的“排雷”。其次，应发挥好关注函、约谈、行政管理建议书、谈话提醒制度的作用，对未发生的事件，通过事前警示，防患于未然。
3．监管的手段与方法创新，监管要以高效率和低成本为原则，努力实现监管工作的高效率。
首先，在日常检查中，应推行例外管理，即对经常发生的、例行的、程序化的事件予以较少关注，而对例外发生的、非程序化的事件予以较多的关注，以提高检查效率。
其次，做好“两个协调”。一是财政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由于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罚涉及证券监管部门、银行监管部门等，财政部门应大力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努力构造畅通有效的协作机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明确界定各部门检查权限，确定各部门检点；沟通协调检查计划和检查名单，通报检查情况和检查结果；研究落实部门之间的案件移送问题；联手对有关案件进行调查和处理；接纳有关部门参加案件处理的专家论证会。二是部门内的协调，明确责任，分工监督。主要解决以下问题：①明确地方财政厅（局）和中央财政部门驻当地专员办事处的分工，切实从源头上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和权力“寻租”行为；②不同部门的检查方式、检查内容应具有同质性，检查结果应具有同样的效力，避免导致双重认定；③两套机构的检查人员对于发现的共性问题，应及时通报，实现资源共享，必要时也可以互派观察员，以达到互相学习和监督的目的。
再次，发挥政府监管的权威和宣传作用，做到监管一处，警示一片。政府监管应重点抓好大案要案，树立政府监管的权威。同时加强政府监管的宣传力度，大力做好舆论导向工作。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密切与新闻媒体的沟通与联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曝光，增强政府监管的影响力、威慑力和社会效果，达到严惩少数、教育多数、弘扬正气的目的。
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范文4
计量就是要把环境成本数字化、具体化，企业一般会根据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计量。比较常见的计量法有公允价值法、市场调研评估法及重置成本法等。公允价值法多用于企业自愿支出的诸如材料，资源的核算时，因为这一部分的东西有其市场的公开价格，不必深究。市场调研法恰恰相反，为了收集各种污染的指数，破坏的程度，企业的支出必须通过市场调研才能进行有效的评估。而重置成本法就是在现实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评估对象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经济性陈旧贬值后的差额，以其作为评估对象现实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2企业环境成本会计存在的问题
2.1成本标准分类过多，导致计量困难在企业环境成本的会计计算中，首要影响计算质量的就是环境成本的分类标准过于繁杂。有的企业按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把环境成本分为事前环境成本、事中环境成本和事后环境成本；有的企业按环境成本的形成过程将其分为直接降低排放污染物的成本、为预防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成本、有关环保的研究开发成本；等等。成本标准分类过多，造成企业很难选择一个合适的计量法去计算评估。而对于新经济背景下的碳成本研究，就更加不成系统，少之又少。2.1成本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实用受阻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意识到了环境成本的重要性，但对其的披露却显得畏手畏脚。不少企业虽然将环境成本纳入了会计核算之中，却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处理。也就是说，企业在处理成本问题时，往往把环境成本和普通成本费用混为一谈，既不设置单独的环境成本报表，也不明确环境成本的报表项目，这就使得成本信息的披露朦胧化、混乱化，不能严格地起到对环境成本的评估作用。
3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的发展建议
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范文5
现代企业内审工作更应该认清形势，更新思路，探索适应内部审计欲有所位必先有所为，欲有所为必先利其器的新思路，将内审项目管理作为内审工作质量提升的重要武器。为此，内审项目管理应从三方面入手：项目的计划部署、项目的选择和项目质量控制。
（一）内部审计项目管理法宝之一———针对性的计划部署。
内部审计具有监督职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管理，内部审计就应把监督这把仞剑指向哪里。审计工作要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应按管理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详细布置项目开展数量，确定项目类型，规划项目开展时间，明确项目最终效果。
（二）内部审计项目管理法宝之二———多管齐下的项目选择。
企业年度审计项目选择的核心思想包括三点：1、将实施传统审计作为内审项目选择的必须，是审计工作的基础；2、将开展管理审计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要求，是审计工作的趋势；3、将探索创新项目作为内审工作的亮点，是内审工作向前推进的体现。内部审计项目选择时应该坚持审计项目有为有位的观念，以提升审计价值为终极目标，谨慎选择项目。在坚持传统审计项目推进的同时重点从以下几类项目开展工作：1、增加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力度，坚持三年审计全面覆盖原则，将事后审计向前推进，避免离任再审带来的重大潜在经济风险，充分发挥审计监督检查的作用；2、针对管理需要，开展适当层面、合理范围的管理审计。如，针对某部门的新产品研发基金管理，从制度设计的健全性与执行的有效性、账务核算的真实准确性、预期与实际经济效益差异分析等方面入手开展管理审计，改进新产品研发基金的管理水平；3、配合内控与风险管理工作的推进，实施风险防范审计，在充分了解审计内部环境的基础上，选择高风险事件开展风险防范审计。如，为强化资金安全，对现有资金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进行全面梳理，以加强单位资金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为目标，开展风险防范审计，使内部审计工作与风险管理相融合，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内部审计项目管理法宝之三———拧紧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阀。
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应贯穿于审计项目全过程，它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关系到审计价值的实现。过硬的项目质量控制应做到三先三后：1、调查在先方案在后。高质量的审计项目应建立在充分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基础上。包括了解单位机构设置、所有权形式、财务状况、经营情况、投资情况、筹资情况、制度建设等等，切忌无调查就急于制订方案的做法；2、取证在先结论在后。审中阶段审计证据的取得、底稿的记录应客观规范，做到在保持职业怀疑态度的基础上未获得证据的事项和提出问题的事项不表态，确保所有审计结论均是在充分获取审计证据的基础上形成；3、制度在先执行在后。审计机构应建立适应本单位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制度，明确项目质量控制责任人，质量控制复核程序、内容，在审计人员思想上树立质量至上的观念，并将质量控制落实到工作开展上。
二、审计项目管理应注重项目实施时间，必要时将审计关口前移，开展全过程审计
传统的内部审计通常是静态的事后工作，如财务收支审计、离任审计、经营业绩审计等。全过程审计则可以将审计工作转为动静相结合的工作，实现过程跟踪，实时监督。这类审计项目在对象选择上多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投资回报备受关注或者无投资回报与职工利益息息相关的大型建设项目。这类项目的审计应从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三方面入手，重点应沿着项目“决策———投入———管理———产出”过程检查制度贯彻执行有效性、决策审批流程的完整性、资金使用的真实性、项目合同的风险性等。
三、实施双层面的跟踪整改审计
行政处罚的终极目的范文6
内容提要: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法律实践的难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眼于两者相衔接的程序机制，建立和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受理与处理机制，证据收集与转换制度以及相配套的信息交流机制、联席会议机制和提前介入制度。
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下，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是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动我国刑事法治改革与行政法治创新的重要方面。随着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相继出台，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各项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工作中还存在信息沟通不畅、案件移送不及时、协作配合不规范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建立起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相互配合的长效工作机制，无疑是一个系统的治理工程。对此，本文从分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内在逻辑关系入手，针对目前困扰两者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着眼于两者相衔接的程序机制设计，试图探求切合现实需要的解决方案。
一、程序机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核心
执法，即国家机关对法律的执行。从广义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都属于执行法律的活动。只不过两者在实施的主体、程序、法律依据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行政执法的主体主要是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而刑事司法活动则是专指拥有刑事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依法查处刑事犯罪案件、追究刑事责任的专门活动，其主体主要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尽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两者均是国家实现统治的重要职能方式，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决定着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
1.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内在逻辑关系
追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理论根源，可以溯及国家权力学说。根据国家权力制衡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司法权对行政执法活动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行政权对刑事司法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监督与制约功能。但主要是前面一种监督与制约[1]。可以说，这种权力制约关系直接决定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衔接关系。但是，从具体法律制度上考察，两者之间的衔接关系则主要取决于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方面，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在行为表现上具有同一性，即它们都具有行政违法性特征（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具有社会危害性且妨害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和行政权运作规则，它们都发生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即行使行政职权或与行政职权有关的活动过程中。另一方面，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如两者的违法性质和危害程度、违反的法律规范、违法情节的轻重、违法构成的主观要求和主体要件以及应受的惩罚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不同[2]。正是两者之间的这些共同和相异之处，决定了两者之间具有多方面的衔接性。例如，在社会危害性方面，“判断某种行为究竟是行政违法还是行政犯罪，就要具体分析行为的危害程度是否已经符合刑法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质和量的规定”[3]160。这说明，只有行政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或者达到了比较严重的危害程度，才能认定为行政犯罪行为，两者正是表现在社会危害性的质和量的区别上，这同时也就昭示了两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衔接性。
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在行为表现上的同一性和社会危害性等方面的相互衔接性，进一步决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衔接的切实可行性。既然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都是危害行政法秩序的行为，作为分别追究这两种危害行为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制，其功能和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正常的行政法秩序，维护正常的社会发展。从这一终极目的上看，两者基本上都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之下发挥着作为控制社会手段的机能，在统制社会的层面上，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之间的相互衔接性，又要求在法律制度上将这两种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机制有机地衔接起来，以有效地实现两者共同维护行政法秩序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和目的。
2.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核心是程序问题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下，对于危害后果比较轻微的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刑法一般不会主动介入，而主要通过行政制裁的方式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4]8。但是，如果行政执法机关发现某种行政违法行为通过单纯的行政制裁不能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而且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这种行为已经属于情节严重或者后果比较严重等情形而构成行政犯罪时，就需要将这些行为移送刑事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来履行法秩序维护的最后一道保障职能。这样，就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使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维护法秩序统一体的功能下，实现两者之间有效的衔接。而就其衔接的核心来看，无疑就是程序问题，即行政执法机关如何将涉嫌犯罪的案件进行移送、刑事司法机关如何受理并对案件进行处理，这是隐藏在衔接背后的、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尽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毕竟行政执法是行使行政权的具体体现，而刑事司法则是行使司法权的具体体现，两者的实施过程分别代表了差别较大的执法权与司法权的实现过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这种跨部门性质，说明也有必要重点考察两者之间的衔接程序。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对于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程序性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01年4月国务院的《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2001年7月国务院公布实施的《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200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等相关规定上。如果单纯从数量来讲，这些程序性规定也不能说少，但关键是这些规定的实际操作性太弱。正如有学者对这些规定的评价一样：“原则规定多，实务规定少”[5]。另外，从我国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现状来看，难点也在二者的衔接程序问题。因为实体法上的规定已经基本明确了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而如何使涉嫌犯罪的行为从行政违法领域进入刑事司法领域才是问题的关键。譬如，当前我国对于很多经济犯罪领域的行为均以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即一般都是以严格规则主义的方式确定了两者的范围，问题的症结在于衔接的程序，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法律规定的衔接问题。正因为程序上的规定不明确，使得一些案件在操作上出现了“四多四少”①、“以罚代刑”的不正常倾向。因此，要真正实现执法与司法领域的顺畅衔接，真正地实现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构建一套健全的程序衔接机制。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主要程序机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制度层面上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只有从制度层面才能得到顺利解决，制度层面的外在反映即在于法制的建立与健全。针对目前困扰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程序问题，其解决的思路应当既包括对现行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严格执行的执法理念，也包括对衔接程序上的制度性阙如进行补充的思维。而其中主要解决的程序机制是案件的移送、受理与处理，以及证据的转化。
1.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程序
案件移送，即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行政违法案件过程中，将涉嫌行政犯罪的案件及时、主动地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依法按刑事司法程序先行处理。这是“刑事先理”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首要环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2条明确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制度。但是，这些都仅仅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有关移送的具体问题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由此导致行政执法机关在实践中移送的随意性很大。为了更好地协调移送中行政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坚持刑事优先原则，应该将移送程序法定化，譬如受移送的机关、移送的具体条件、移送的期限以及不依法移送和不依法接受移送的法律责任等都应当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以建立系统完备的案件移送制度，规范移送行为。
首先，关于受移送的机关与移送的具体条件，或者说案件达到一个什么标准就必须移送以及向谁移送的问题。由于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的移送直接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立案侦查阶段相衔接，因此，受移送的机关应当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对此，《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3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根据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等规定，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依照本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第18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贪污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等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比照本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这两条规定事实上也界定了案件移送的标准，即“发现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机关的立案标准为“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比较这两者的标准，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执法机关所移送的案件毕竟只是刑事侦查机关进行立案的材料来源之一，是否达到立案的标准，是侦查机关的职责所在；而且行政执法机关检查权的力度也无法与刑事侦查权相比拟，要求行政执法机关证明案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也是相当困难的。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以行政执法机关代行侦查机关的职责，违背了权力运行的正常规律，同时也会导致大量应当移送的案件不能进入到刑事诉讼程序。因此，行政执法机关案件移送的标准应当适当低于侦查机关的立案标准，可以不必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对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事实查证属实，只需有证据证明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即可。
其次，关于移送的期限、不依法移送和不依法接受移送的法律责任等问题。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对应当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即指定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行政执法机关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应当自接到报告之日起3日内作出批准移送或者不批准移送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应当在24小时内向同级公安机关移送；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对于行政执法机关逾期不依法移送，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移送，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安机关不依法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或者逾期不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决定的，除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实施立案监督外，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对其正职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司法机关对移送案件的受理及处理程序
与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的移送程序相衔接的另一重要程序机制，是司法机关对案件的接受程序。对此，《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分别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接受移送案件程序中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7、8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其中，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在24小时内转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并书面告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同时，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受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之日起3日内，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立案标准和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规定，对所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决定立案的，应当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依法不予立案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相应退回案卷材料。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5、6条的规定，对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及时做出立案决定；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立案决定；对于需要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的，可以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其中，人民检察院无论作出何种处理，都应当将处理结果通知先前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
上述规定基本上明确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接受和处理移送案件的程序。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民法院在依据刑事诉讼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审理之后的处理程序，这其中仍然存在着一个与行政执法的反向衔接问题。对此，可区分不同情况建立如下几条规则：其一，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行政犯罪的，无论是给予刑罚处罚还是依法被免除行政刑罚，都应当将犯罪性质和处理结果通知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其中，对于需要相关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执法程序追究行政责任的，还应当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由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追究行政责任。其二，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违反或可能违反行政法规范的，应当及时转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机关，由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机关依行政执法程序追究其行政责任。其三，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违反行政法规范，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的，如果属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犯罪涉嫌案件，也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通知先前移送案件的行政执法机关[6]。
此外，在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追究行政违法责任的行政执法程序有时会发生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先。这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行政执法机关无法判断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但又需要及时对行为人追究行政责任，而先行适用了行政执法程序；二是行政执法机关定性错误，将行政犯罪案件作为一般行政违法案件而对行为人先行追究了行政责任；三是行政机关明知行政违法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而故意作为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对行为人先行予以了处理。
行政执法程序因上述原因先于刑事诉讼程序时，主要应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好案件移送与刑事案件立案时的衔接关系。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行政机关先行追究了行政责任之后，如果发现该行为已经构成行政犯罪，应该立即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立案再处理。对于上述第二种情况，由于是行政机关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所导致的，行政机关往往不会主动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但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司法机关依法以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最终认定，所以司法机关一旦发现行政机关定性确系有错误，罚不足以治罪，虽予以行政制裁但还须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有权要求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作为刑事案件予以立案或者自行决定立案处理。对于第三种情况，由于是行政机关故意不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而造成的，对此，应当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6条的规定，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或者实行垂直管理的上级行政执法机关，责令限期移送，并对其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保证行政执法机关严格将查处行政违法活动中发现的犯罪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程序中的证据收集与转化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程序性设计，必须考虑的一个基础性因素是证据的衔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也就是说，我国法律只承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具有收集、调取刑事证据的权力，除此之外，任何机关都不具备这个权力。
那么，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存在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应当如何对待行政执法机关收集、调取的证据？行政执法机关获取的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刑事证据的诉讼效力？对此，有人指出，“作为权利最后保障的司法程序，公正应是其基本价值，即使是效力先定的行为，司法机关也应审查质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不能免除证据审查责任。”[7] 但毫无疑问，这样的详细审查制度，势必破坏司法的效率原则。据报道，在一起非法传销案件的庭审活动中，公诉人将一组工商执法人员对证人的询问笔录向法庭举证，法庭采纳了该组证言，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他们认为行政执法证据只能构成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依据，司法机关认为其中的证据对刑事案件有证明作用，还必须按照刑诉法的规定重新收集固定，比如重新询问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按刑诉法的规定扣押物证和书证等，才能用于刑事诉讼中的法庭举证和质证[8]。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允许行政执法机关代替侦查机关进行刑事司法活动中的证据收集工作，势必违背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但是，如果对于这种比较常见多发的证据收集活动进行全面的否定，又会违反诉讼的效率原则。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两难推理的最好解决方法就是具体的证据必须区分不同情况采取具体的分析。因为证据的种类毕竟达七种之多②，其中有些证据确实要司法人员的专属执行，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些证据一般均为直接证据，可能直接对案件的定性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且这类证据在获取时难以排除提取人的主观因素，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证据一般应当由司法机关重新提取后才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以充分保障嫌疑人的人权。但是，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上述材料，可以作为司法机关获取证据的重要线索。而有些证据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原始资料，一般不具有可回复性，如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因此，这些证据的收集并不专属于司法机关，只要经过司法机关的核实即可作为刑事审判的证据。由此可见，为了充分保证刑事诉讼的效率，并充分体现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机能，司法机关在对行政执法移送的证据材料等应该有分别地加以利用，以充分实现证据的转化。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明确行政执法人员及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即借鉴国外的专家证人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把行政执法人员归入证人行列。因为他们对于案件事实的陈述，可以当作证言使用。这样可以保证行政执法人员有明确的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进而保证了案件处理的连续性[9]。这一看法为解决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证据转化难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将行政执法人员或者其他人员纳入专家证人的范畴，而且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角度来讲，目前我们也没有足够的依据赋予其证人的法律地位。
三、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程序配套保障制度
尽管案件的移送、受理及处理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关键程序问题，但是这些程序性的设计还必须有合适的配套制度来加以有效的保障。这些配套制度包括信息交流机制、联席会议机制和提前介入制度等。
1.畅通信息交流机制
信息是建立沟通的媒介和“剂”。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各种程序机制要真正得以良性地运转起来，必须畅通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一方面，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将相关执法情况及时向公安、检察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通报。另一方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也要与各行政执法机关建立充分的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即公安机关要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移送案件的受理、立案、查处情况；检察机关要定期向行政执法机关通报立案监督、批捕、起诉有关行政犯罪案件方面的情况等。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除了要建立情况信息通报制度外，还必须建立数据平台、技术资源等方面紧密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步实现各行政执法机关信息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信息联网共享，做到信息共享、密切合作[1]。
2.健全联席会议机制
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研讨和交流，对于加强相互之间的工作联系与协调配合，切实解决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存在的突出问题，使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有效衔接，促进执法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工作效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部和公安部2007年通过的《关于在农资打假中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的意见》就专门规定了农业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案件会商制度：“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应加强案件进展会商协调。对重大复杂的案件，要召集农资打假各成员单位一起参加讨论，并成立专案组，共同开展调查。在调查取证和案件定性方面，必要时可征求法院、检察机关的意见，避免因证据不足或定性不准而导致应移送的案件无法移送。”
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定期召开不同层次的联席会议，沟通情况，统一认识，共同研究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并形成集体合力，协调解决疑难问题，这不但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针对抽象的问题作出相关的规定，而且也可以更加便利于两者对具体行为的恰当解决。但是，联席会议要真正发挥实效，关键是靠制度作保证。一般来讲，联席会议应当由处于衔接机制结构中心的人民检察院负责组织和主持，由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采取主题明确的定期举行方式，以建立长效的“一体化”工作机制。
3.倡导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
在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过程中，为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案件定性、证据把握的优势，对于行政执法机关查处可能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主动派员提前介入，以引导行政执法机关围绕案件的定性进行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前介入权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从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后向移送前拓展，从刑事诉讼环节向行政执法环节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1]，也可以增大行政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同时，在行政机关查处相关的可能涉嫌犯罪的违法案件时，也可以主动邀请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工作，即进行联合执法，以实现对案件的正确定性，也能保证收集的证据的法律效力，大大提高案件的衔接效率。
当然，倡导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制度，并不是要使行政执法权与刑事司法权的界限模糊化，而是为了更加便捷地处理衔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顺利实现两者的衔接。工作的“一体化”并不排斥公、检、法三家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检察机关介入行政执法活动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检察机关与行为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而只是一个消极的参与者、积极的执法监督者，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积极的行动。
注释：
① “四多四少”，主要是指，即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实际发生多、查处少；行政处理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少；查处一般犯罪分子多、追究幕后操纵主犯少；判缓刑多、判实刑少。参见李和仁：《形成打击经济犯罪的合力——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座谈会述要》，《人民检察》2003年第12期。
② 《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六）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也有很多，主要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当事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勘验笔录、现场笔录、鉴定结论等。
【参考文献】
[1] 徐燕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机制研究——兼谈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J].犯罪研究，2005(2).
[2] 杨解君，周佑勇．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相异和衔接关系分析[J].中国法学，1999(1).
[3] 张明楷．行政刑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4]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5] 周腾．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6] 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7] 江西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J].税务研究，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