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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绩效的制约因素范文1
关键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影响因素；改善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041-01
1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问题
1.1客观经济上的制约
因为需求旺盛，但是供给渠道单一，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不能够及时跟上。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投入将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资金受到很大约束，资金不足，资金缺口大。政府公共服务资金分配结构也存在很大问题，不能够按照最有利于居民福利发展或公共产品需求的角度进行资金分配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导致资金的使用力度较低，还存在很多投入高，效益差的现象，这也导致了部分资金的浪费。这些都是客观经济上的制约因素。
1.2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不科学
政府在开展公共服务供给项目时，因为没有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导致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意识薄弱，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慢。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中，对于具体的实施环节却没有制定完整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对于行政绩效的管理是十分欠缺的，政府内部系统进行的绩效评价，对于公共服务的对象、服务内容、资金来源、服务方式等都没有一套具体的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也没有权威性的来自民间的客观评价组织对政府公共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1.3公共服务政策制度执行不到位
政府垄断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工作，却在公共服务的具体实施和投入力度上不够，在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上没有存在很多的暗箱操作和贪污现象，没有建立开放公正的竞争投标制度，对于公共服务中很多基本的保障性措施都没有办法落实到位，公共服务水平无法取得大的突破，这都是政府公共服务执行不彻底导致的。
1.4公民参与力度不够
公民本身就是组成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公共服务缺乏公民的有效参与，公民的参与力度不够导致很多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缺少社会性，实施过程中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进程，水平都没有了解，也没有成为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共同维护公共服务的秩序和建设。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缺少互动导致对于公共服务的不了解，也会制约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因为公共服务本身就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共同活动。
2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改善对策
2.1调整经济扶持策略
要实现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要创新供给模式，增加服务渠道，让公共服务的模式和渠道更加多元化，更加细化更加具有效益，让地区的公共服务事业更加平衡，减少单一和失衡的现象。其次，要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减少资金缺口，对于公共服务资金的分配也要更加现实有效，能够根据人民实际需求进行资金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对于公共服务的具体实施情况也要进行管控起来，避免投入大，见效小的情况出现，要将政府的公共服务有效开展并全面落实到人民生活的实处上。
2.2完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
要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考核机制，对于公共服务工作的各因素包括服务对象、服务方式、资金来源等等所有具体因素和环节进行标准设定，与行政工作人员形成绑定方式的问责制考核办法，有压力有方向有步骤的进行公共服务的迈进工作，可以更好的实现政府行政工作人员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应当有客观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外部监督和评价，帮助公共服务工作质量更好的实现。
2.3加强公共服务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度
要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就必须提高政府权责对等性，对于公共服务的建设项目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招投标制度，全面杜绝的现象发生。健全机构设置，对公共服务工作的开展进行管理个项目跟进，加大公共服务的基础利设施和保障的建设程度。保证政府工作的权责对等，保证公共服务是现实存在落实到位的。从政府管理工作上抓紧落实，推进公共服务的进程。
2.4加强公民有效参与
公民作为公共服务的主体之一，是来自社会的力量和支持，是公共服务有序进行供给能力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加强公民的参与力度是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高的的必须要求。公民结合自身的政治、思想文化能力，与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建设，有助于政府与人民更好的互动，形成好的良性循环，有助于政府工作能力和水平的提高。
3结语
要实现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就要创新供给模式，增加服务渠道，加大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并进行合理供给资金分配；加强政策的执行力度；采用政府绩效考核问责制进行全面监督；并加强公民的有效参与力度，促进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刘影.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09.
［2］张传叶.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失地农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
行政绩效的制约因素范文2
关键词：服务经济；现代服务业；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24-0003-0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逐步从“工业驱动型”向“服务驱动型”转变，现代服务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我国在经济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就曾强调，要大力发展金融、信息、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大城市要逐步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十二五”期间又将其现代服务业确定为转型升级的主要产业。
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快速增长的现代服务业给一、二产业的转型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并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步伐。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现代服务业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存在的差距依然较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仍不能适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要求，分析加快我国现代服务业阻碍因素，梳理这些因素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将为提升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1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必要性
从世界范围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越高，可以说，服务经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是国家或地区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当服务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0%以上时，一般将其称为“服务经济”，也可以用服务业所吸纳的就业比例来衡量，即当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比例的60%以上时，说明这一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了“服务经济”的态势。
经统一考查，2011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1%，我国的服务业跟发达国家来比水平还比较低，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一般要占到70%～80%。由于比重比较低，所以在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相应比较低，仅为35.6%。
可见我国的服务业与发达国家的服务经济的业态形式差距依然较远。因此我国强调要优先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因为可以通过现代服务业增强产业竞争力；是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是产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的必要条件。
2 现代服务业制约因素
在世界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今天，服务业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我国的现代服务业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总体比重、结构和品质方面，与发达国家甚至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有差距，影响我国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2.1 思维层面的障碍
中国自古有轻商的意识，认为商业本身不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只是实现了财富的转移，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在建国初期，我国仍无意识地把服务业看成不创造新价值的非生产性部门，将其看作是生产行业的从属性行业，过分强调生产行业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将服务行业的价值性以及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忽视掉，而亚当斯密早已阐述过，通过商业交换可以实现价值的增值，因此服务性行业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能够通过促进消费而带动生产。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我国服务行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难免会较为偏颇。主要体现在更多地突出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模式也主要向重工业领域倾斜，而忽视对商业服务类的设施的投入，这种严重扭曲的投资结构既限制了服务行业的供给，又阻碍了有效需求。同时，由于早期的国营商业供给模式，也由于缺乏有效竞争而抑制了服务行业发展的活力，造成资源浪费和服务品质低下等问题。
2.2 投资欠缺，基础薄弱
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多年来政府主导的资源绝大多数都向制造行业倾斜，不仅中央政府对于服务领域的资源较少，而且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往往以大项目的引入和经济增长总量准则，使得各地方政府往往一味地追求GDP快餐政绩效应，通过上一些制造项目而达到在短期内迅速提高GDP的目的，而服务业由于收效慢、建设周期长等因素，往往被政府投资放在最后考虑的范围内。
虽然国内全部企业法人中，私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一半以上。但是就占经济总量比重而言，国内服务业投资仍然以国有投资为主，占60%左右，而民营资本投资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难以进入现代服务领域。这种市场准入门槛维护垄断利益并阻碍了社会优质企业进入现代服务行业，也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市场化不足也体现在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上，出于对国内企业的利益保护和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国内服务行业开放率仍低于80%的平均水平。这种对内和对外的准入使得现代服务业难以形成有效的资金、人才、技术的流动，从而延缓了发展进程。
3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对策
3.1 深化服务行业的市场改革
市场需求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首先，要弱化行政干预力度。长期以来，政府一直作为经济发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这使得城市往往体现政府决策者的个人色彩，缺乏合理的供需体系。因此要弱化政府干预力度，营造公平的内外部竞争环境。其次，可以通过市场化改革，完善现代化服务的专业分工。重点在于突破体制障碍，降低进入壁垒，增大私有经济主体在现代服务业行业中的比重，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尽可能地增加资金进入渠道，形成多元经济主体参与竞争的局面，弥补目前现代服务业投资不足、人才欠缺的问题，通过引入多方位的竞争，也有助于提高服务创新意识，促进现代服务业的专业化分工，从而满足多元的社会需求。
3.2 推动城市化进程
现代服务业往往在中心城市的商业区集聚的特性，通过集聚可以实现其产业互补、共享等效应，因此，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城市现代化、城市国际化的重要指标。所以只有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推动经济的大发展，才能进而将自己纳入世界经济大格局当中，为本国创造社会财富。从长远来看，城市化的推进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唯有实现城市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才可能实现资本的集聚和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和，进而实现现代服务业总量的提高。因此，要以城市化为依托形成中央商务区，完成金融商务服务、娱乐服务、休闲餐饮服务、高新技术服务为集群的产业聚集。
3.3 强化技术创新服务
现代服务业一部分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它具有新技术、新业态、新理念、新方式以及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性，因此技术创新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驱动力，我国现代服务企业领域内研发类人员所占比重平均不足1%，而欧盟的知识密集型企业研发人员比例则达到14%以上，非知识密集型企业也达到3.5%以上，因此我国应运用代技术创新手段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奠定技术基础。另外，服务创新不仅仅是服务方法、手段、工具层面的技术创新，也有如金融服务中非技术性的功能性创新。进行服务创新首先要具有先进的服务理念，然后采用技术创新将服务理念加以实现和完善。
3.4 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化
互联网已经使现代服务行业日趋国际化和一体化，许多外国企业已经将在信息技术、金融、人力资源、保险、会计等方面的服务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务的国际化，既要放进来，也要走出去，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开放水平，制定规范有序的开放清单。积极接纳国际服务业转移，通过引入跨国服务机构，吸纳人才，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的管理制度及其伴随而来的网络、人才、管理、制度等。虽然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距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今后仍需更多地引入国内缺失的服务类型、具有聚集效应的服务类型。
参考文献
[1] 熊尚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661-863.
[2] 李钢.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与前景[J].中国经贸，2012，6：20-23.
行政绩效的制约因素范文3
[关键词]政府效益审计；效益审计的必要性；效益审计对策
20世纪9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审计行业完成了从传统财务审计为中心向绩效审计为中心的转变。绩效审计是对政府事业、项目、组织是否经济、高效率、有成果运作的情况进行独立评价和检查，目的是为公共措施的执行和后果提供相关信息。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审计主要以真实和合法性审计为重点，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审计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审计署已经做出实行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与效益审计并重，并逐年加大效益审计分量的战略决策。我们国家的效益审计，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绩效审计，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绩效审计。由于条件所限，我国的效益审计主要是审核国家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效益，不搞全面的效益评估。为了推进我国的效益审计，必须跳出就审计论审计的思维模式，从更加广阔的领域深刻认识我国开展政府效益审计的必要性，并探索出我国开展政府效益审计的对策。
一、深层次理解开展政府效益审计的必要性
（一）开展效益审计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国家审计恢复至今，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环境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府的职能逐步转变。同时，公众对政府行为也提出了公开、公正、公平的要求。
因此，审计机关不但要在规范财经纪律、促进廉政建设、创建高效率的市场环境、健全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发挥作用，也要在确保社会公平、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强化对权力的有效监管、保证公众权力的正确使用等方面有所作为。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审计环境，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原则，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按照审计发展的一般，积极开展效益审计，实现审计监督重心和审计目标的转移。深入开展效益审计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
（二）开展效益审计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需要
根据公共选择，政府官员更容易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在于：
1.政府官员头脑中已没有利润的概念，再加上所受约束比私人所受约束要小得多，因而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其自由度要大得多。这种条件使得政府官员在许多活动中不计成本，使其为社会服务的费用超过社会本应付出的限度。
2.由于政府官员有着强烈的追求个人威信和政绩的强烈动机，因而使得政府部门具有提供过多公共服务的倾向，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3.由于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工作业绩进行监督的机构和人员所需的信息通常是由被监督者提供的，因而很容易使真实情况被掩盖起来，从而使监督者的监督行为常常无效。同时，由于监督者不一定是被监督者所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因而监督者对于监督政府工作质量缺乏热情。
4.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爱做表面文章，其决策的着眼点往往不是去增进公众的实际利益，而是去扩大自身的。
官僚主义的实质是滥用权力，其结果是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常规的真实、合法、合规性审计已不能满足对官僚主义实施有效监督的要求，需实行效益性审计，从根本上挖掘官僚主义的弊端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建议。
（三）开展效益审计是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需要
从民主的发展进程看，人们对民主的要求是不断提高的。在民主启蒙时期，人民只要求取之于民的资产能有一定的限度，过此限度，人民有权拒绝。至于取之于民的资产如何花费、使用，人民并不过问；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意识的增长，人民逐渐要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官员不按人民意志来使用公众资产，人民就要求他们负政治责任；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主权利的进一步增长，人民进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因此，当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到达一个更高境界的时候，人们不仅要求政府自身要廉洁，而且工作要高效。如前所述，政府官员有产生官僚主义的倾向，民众对政府的高标准要求仅仅依靠政府本身很难实现，必须有一定的机构对之实施、合理、专业、独立的监督，审计机关开展效益审计就可以较好地实现这种监督目标。如果能对政府工作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经常性的审计监督，那么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就会少一些，经济决策就会更科学、更合理，国家的经济损失就会减少，社会效益也会大大提高，为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
（四）开展效益审计是有效利用资源和财力的需要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所占有的自然资源较低，资源短缺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财政实力大大增强，但与的投入、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发展仍需要大量的资金，现有的财力很难满足需要。要解决上述问题，最佳方式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展效益审计，有助于提高决策水平，以最少的资源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收入，解决我国自然资源和财力不足的矛盾。
二、开展政府效益审计的对策
从我国的审计环境看，审计主体和审计客体都还没有完全树立效益审计的观念，政府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和审计体制尚不完善，相关法规还很不健全，效益审计方面的理论研究还很不深入，这诸多原因都影响到效益审计的顺利进行。当前，要逐步推广和切实开展效益审计，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对效益审计重要性的认识，为效益审计的进行扫清障碍
人们的观念指导着人们的行为，要使效益审计在我国顺利开展，必须大力宣传实施效益审计的意义，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审计和被审计单位对效益审计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审计机关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对效益审计重要性的宣传。既要教育审计人员，也要向被审计单位做宣传，使他们认识到效益审计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二是审计部门要运用所取得的效益审计成果，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效益审计的重视。三是通过宣传教育，使全国审计系统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明确效益审计中所要承担的职责，增强审计人员开展效益审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二）遵循三条原则，勇于探索
在开展效益审计时，主要应遵循如下原则：
1.重要性原则。由于我国政府审计的人力资源有限，开展效益审计必须切合我国实际，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部门进行，不断经验，逐步推广，这样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全面铺开都进行效益审计，可能在表面上很热闹，轰轰烈烈，但易流于形式，走过场。
2.实效性原则。审计机关的法定权限和审计手段是有限的，效益审计的任务十分繁重，而审计力量与繁重的审计任务相比较显得很薄弱。因此，必须把与当前中心工作紧密相关的热点项目作为效益审计的重中之重，将有限的审计资源用到关键项目上，以切实提高效益审计的质量，对其他项目起到一种示范作用。
3.可行性原则。从理论上讲，效益审计应对被审计对象的效益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评价，提出可行的审计建议。但就目前我国的国情看，要达到这一目标有一定难度。因此，应该侧重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容易操作，又具有重大借鉴价值的项目。对于一些重要的而目前审计难度大的项目，则要通过理论研究和积累经验后逐步加以解决。
只制定原则不勇于实践，这些原则只能束之高阁。
只有在实践中政府效益审计才能不断深入和完善。2002年，我国首次在深圳实行政府效益审计，并取得一定成效。2003年又对一些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进行效益审计，公开效益审计工作报告，并提出了审计意见和工作建议，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引起强烈反响。现审计署已将效益审计作为今后审计工作的重点。因此，各地审计部门应勇于开展这项工作，在工作中探索和积累经验。
（三）优化审计人员结构，提高审计人员素质
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相比，效益审计要求更高，需要审计人员掌握管、机、工程学、宏观学等方面的知识，而现在许多审计人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需要在以下两方面改变现状。
1.优化审计队伍的专业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效益审计的比例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这就需要多学科的人才，甚至需要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从现在起就应注意充实一些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改变的审计队伍结构与效益审计不相适应的状况。
2.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的素质。作为一名合格的效益审计人员，不仅要有的思维方式、较强的宏观意识，而且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是知识全面的复合型人才。
这就要求加强对现有审计人员的培训，以提高其素质。
（四）完善和制定与政府效益审计相关的法规
我们要避免先自由发展、然后再去规范的老路，适时做好效益审计的有关立法工作，明确效益审计的法律地位，使效益审计有必要的法律保障。另外，要抓紧制定效益审计的有关规范，以明确效益审计准则、效益审计质量控制办法、效益审计结果公告办法，从而保证效益审计规范有序进行。
（五）加强对效益审计技术的和开发力度
要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开发出一套实用的效益审计技术方法，加强对先进审计技术和方法的。目前，要加强“金审”工程即审计信息化系统建设，加强计算机开发应用方面的投入，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效益审计。
（六）制订科学的政府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不同部门和单位，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差别很大。
各级审计机关应在积极探索的基础上，按项目分属的不同行业和财政资金的不同用途，采取以相似性进行归类的办法，逐步探索和完善效益审计评价标准体系，量化评价指标，为效益审计的顺利进行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状，在建立指标体系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定性标准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定量标准应包括政府预算、计划的各项指标，各项业务规范和经济技术指标。
2.效益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
不同利益主体对效益和公平各有偏好，因此，在评价政府效益时，应坚持独立性原则，不能偏于一方，力图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3.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长期效益往往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难以在短期内见到政府工作政绩，而短期效益政绩明显，但多要通过一些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体现。制订效益指标评价体系时要在兼顾考虑两者的同时尽量使短期效益服从长期效益，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制订效益指标评价体系时不仅要关注投资本身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且要关注投资对地区经济、就业、环保等各方面的，更关注投资的社会效益。
（七）不断经验，加强对效益审计的研究
政府效益审计的理论研究在我国仍很薄弱，已成为制约我国效益审计的实践的一个突出。没有科学的效益审计理论，也就没有科学的效益审计实践。为了更好地开展效益审计，必须加强对政府效益审计的理论研究。目前，要加强对如下问题的探讨：效益审计的手段、开展效益审计的制约因素、实施效益审计的程序与方法、审计环境对效益审计的影响、效益审计的规范化建设、效益审计的对象、职能、范围等。
（八）深化我国政府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和审计体制的改革，从深层次上解决效益审计存在的问题
要想从深层次上解决我国效益审计面临的难题，推动效益审计的开展，跟上国际审计界绩效审计发展的步伐，必须从我国的政府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和审计体制等多方面进行彻底改革，这方面难度很大，但不做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深化我国政府体制改革
深化我国政府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政府部门人浮于事、投资大却效率低下的状况，以利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经济，促进政府审计由纯粹的监督机制向完善的公开财产激励约束机制转变。从而全面解决制约我国政府效益审计的深层次问题。
2.构建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巩固和完善各项财政改革成果
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创造公平、公正、透明、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促进公开与效率；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管理，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和部门预算管理制度，为效益审计的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审计环境。
3.加快政府审计体制的改革
我国现行行政型审计体制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产物，虽然它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此应改革现行审计体制，创造条件，逐步向立法型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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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全民，杨秋林，李建新。中西方政府绩效审计环境比较[J].审计研究。
行政绩效的制约因素范文4
[关键词]知识管理 吸收能力 科层制 政府
[分类号]G203
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复杂环境下，知识的有效获取、生产、转移、共享与应用，是政府部门实现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理的重要前提。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将知识管理引入公共管理领域，强调其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也开展了很多实践活动，例如：OEDC从2002年起出版年度成员国政府知识管理的调查报告，并通过网站了近300个案例；美国国防部开发了针对隐性知识转移与共享的“Project Exodus”；欧盟建立“Good Prae-tice Framework”以推动成员国政府间知识共享等。政府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
然而，对于政府知识管理如何实施的问题，由于涉及领域广、层次多、较为复杂，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框架。一些研究忽视与情境的结合，简单移植企业知识管理模式，主张在政府部门导入扁平化、柔性化及虚拟化的组织结构，通过流程再造等方式打造“学习型政府”；实践中也存在着“唯技术论”的倾向，强调IT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忽视相应的制度与机制设计。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政府知识管理的目的出发，结合当前中国历史情境，分析在科层制约束条件下，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并引入吸收能力的框架，在比较两种知识价值实现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吸收能力理论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型。
1. 学习型政府及其存在的问题
学习型组织作为知识管理典型模式与主要形式，其提出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而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则始于1990年Peter Senge的《第五项修炼》。该书提出企业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外在环境，组织的结构要力求扁平化与弹性化，并强调终生学习、团队学习，通过不断自我再造，以维持企业竞争力。学习型组织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传人中国。2001年5月18日，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高峰会议上提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相继出现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府”等新颖的概念。应该说，“学习型政府”是从“学习型组织”衍生出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政府行为方式的改变，建立一系列组织学习机制，来增强政府在知识获取、转化和创造上的能力，提高行政绩效、实现科学决策与组织创新。
诸多因素都会对组织学习的能力与效果产生影响，如组织结构、领导风格、组织文化、成员个人素质和信息技术水平等，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组织结构与流程。传统科层制是一种权力按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上下级之间有着明确的职能和权限的区分，命令自上而下地延伸，强调严格的隶属关系；在组织的各个层次上，通过程序、规章和制度控制其成员的行为。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理性与法律相结合的等级制度，“纯粹的”、“理想化”的科层制具有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的特点，在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和法治条件下，科层制的出现是对大规模社会系统管理需求的理性化与高效率的反应。同时，韦伯也认识到科层制也存在着容易导致“”以及对个人自由及人性的漠视等不足。
随着社会环境复杂性的日益提高，现代社会对组织适应性与灵活性提出新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已充分证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结构，由于强调命令、控制和服从，缺乏授权、分权和自主性，强调纵向管理，缺乏横向知识共享，强调组织内学习，忽视跨组织学习，强调效率，忽视创新，强调稳定性，忽视灵活性，而对组织中个体、团队、组织内和跨组织学习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因此，针对传统科层制的不足，导入扁平化、柔性化、虚拟化的组织结构，实施流程再造等组织变革措施，就成为研究者与实践者普遍认同的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关键手段。
虽然近20年来工商企业的实践对这一取向的有效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验证，但是企业与政府组织不同。在市场环境下，企业可以较为灵活地调整其治理结构，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则事关全局，影响深远：宏观上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民族、人口因素；中观上涉及行政权力划分、政府职能配置、行政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建设；微观上涉及公务人员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发展。所以，对于一个长久以来“行政－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科层制是我国政府知识管理所面临的客观历史情境。
目前，中国保持着纵向科层制和横向职能制所构成的二维模式：纵向上，行政组织系统由中央、省、市、县、乡镇等4―5级层次构成，整个系统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科层结构；横向上，由若干部门构成，部门的设置一般按业务职能划分，每一部门行使不同的但多是单一的管理职能，各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这些系统内部则实施金字塔型的层级领导。政府部门中，由于不具备开展“充分授权”、“非等级权力控制”、“自主管理”、“容忍试错”、“学习共享与互动的组织氛围”、“持续的组织再造”、“无边界行为”的条件，组织学习会因为系统层面上缺乏组织结构、行为和文化的持续变革的保障，往往流于空泛与形式化。
因此，延续工商企业领域知识管理的思维惯性，本末倒置，一味地强调政府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与观念变革等情境转换，并非最优的选择；而应该从科层制情境约束出发，寻求新的知识价值的实现能力，并以此为导向开展政府知识管理实践。这并不是要排斥或放弃组织学习，而是情境约束条件下的“次优选择”。
2. 组织的吸收能力与学习能力
政府的组织目标在于提高绩效、实现科学决策和组织创新，不同层级与职能的部门在侧重点上可能不尽相同。当前，知识已成为政府核心战略资源，组织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利用知识资源、实现其价值最大化，而开展知识管理目的就是使组织在系统层面上具备某种知识价值的实现能力。
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由Cohen与LevinthM在1990年提出，现已成为组织理论中的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框架和工具，其概念模型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Cohen与Levinthal的吸收能力定义强调三个
构成要素：评价知识、内化知识与应用知识；Zahra与Georg认为吸收能力有四方面的要素：获得、内化、转换与利用，其中获得与内化可归纳为“潜在吸收能力”，转换与利用则归纳为“显性吸收能力”；Todorova与Dufisin进一步完善了该模型，提出一个包含“社会一体化机制”、“制度可实用性”与“权力关系”反馈回路的吸收能力动态模型。此外，对其前因、后果与过程的相关研究也相当活跃。虽然表述上存在差别，但概括而言，吸收能力是指组织在原有知识基础上，通过对内外知识资源的价值评估、获取、吸收、转化与开发，提高组织绩效的能力，其真正价值不在于战术上的可操作性与实证检验，而在于为组织提供战略指导。
组织学习能力与吸收能力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Levinson与Asahi指出吸收能力不论是对组织内部学习或是组织间学习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吸收能力的提升，组织就越能消化利用外部新颖的信息，进而有益于组织学习的迅速成长。但同时，在知识价值实现途径上，吸收能力与学习能力有着不同的取向，如表1所示：
学习能力关注组织内部的技能，是一种以组织内部资源为基础的能力；而吸收能力则是一种边缘性的相对能力，更加关注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合作情景，是一种情景嵌入性能力，存在于合作对偶关系中的社会网络当中。学习能力具有较明确的方向性，即多主动聚焦于某些特定的知识，并进行延伸；而吸收能力则更多是一种发散性能力，即向外扩展以获取更多知识资源，是提高能力的主要途径。学习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源于组织内部，因而对组织变革依赖性强；为建立吸收能力而进行的投资往往是一种关系专用性投资，基于对偶关系的知识互动而具有伙伴专属性，以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识的效率，着眼于组织外部，因而对组织变革依赖性弱，是组织自身吸收能力与组织间关系的函数。在科层制条件下，相对于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的形成对组织变革的依赖性弱，并以相似组织间互利性和对偶性关系为基础，切合我国政府部门在知识生产、转移、共享与应用上的需求，更符合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与行为特点。
3. 科层制下基于吸收能力的政府知识管理模型
作为重要的社会部门，政府知识资源类型多样且来源广泛。在知识输入到价值输出的整个过程中，科层制固有的僵化、机械化、官僚化的特点，会对知识价值的实现会带来负面的作用；但同时，对于“显性知识”与“独立知识”而言，科层制却具有很强的系统化构建能力、传播能力、整合能力和协调能力。因此，在情境约束条件下，政府部门能否有效获取知识资源的价值，依赖于组织在多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发挥出科层制的正向的结构性优势，规避内在制约因素的限制，而这也是基于吸收能力模式设计的出发点，具体如图1所示：
在这一模式下，组织首先需要区分与识别不同知识的编码程度及系统嵌入性程度，并对其类型与价值进行有效评估，识别与评估的标准取决于两个方面：①环境变化所引发的社会需求，如改善政府职能，优化事务流程，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增强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等；②由“前期知识”所决定的组织的认知结构，知识价值的实现不仅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改善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还会对组织“前期知识’’及认知结构带来积极的影响，形成正反馈效应。
行政绩效的制约因素范文5
[关键词]转型经济；制度环境；多元化战略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他认为企业竞争战略的选择由两个中心问题构成：一是产业选择问题；二是竞争地位问题。也即是选择有吸引力的行业并在行业内建立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到了90年代，战略学者的研究视角从产业选择转移到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上来，这时涌现出了资源学派、能力学派、知识学派等。进人21世纪，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日新月异、环境的不连续和不确定性占主导的时代，随着战略差异性的研究诞生了制度学派。早期以Scott为代表人物，主要从组织层面对不同制度下的战略进行分析。现代的制度学派以Mike W.Peng为代表人物，主要从制度、组织、战略的关系整合上进行综合研究。制度学派的战略管理范式则偏重于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选择产生的影响。从对亚洲商业组织的研究中，Mike W.Peng总结了目前现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企业战略差异性问题的观点――基于制度基础观的企业战略选择理论(Institutional-Based View of Business Strategy，IBV)。企业战略的制度基础观把制度看作是战略选择的自变量，聚焦在制度和企业动态的交互作用上，而且把战略选择看作是这一交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指出，战略选择不仅是由传统战略研究所强调的产业状况和企业特殊资源能力所决定的(Porter，1980；Barney，1991)，而且还表现为决策者所面对的一个特殊的制度框架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约束。新兴的制度基础观(IBV)给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不同制度的国家企业战略选择的差异性问题带来新的诠释和启发。
在西方，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战略一般出现在企业发展壮大以后，企业无论在资源上还是能力上都有余力进行多元化，通用电气公司(GE)就是这方面的突出典型。比较而言，中国的企业是普遍地“多元化”，不论是规模比较大的发展相对成熟的企业，还是创立不久的规模很小的企业。在专家学者强烈呼吁要谨慎实施多元化、警惕多元化“陷阱”以及目前“归核化”、打造“核心竞争力”理念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驱使中国的企业如此热衷于多元化经营呢?中西方企业战略选择差异性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试图从制度的新视角给予深度剖析以作出合理的诠释。制度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以何种机理来影响企业行为并产生绩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我国企业做出合适的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我们理解企业与环境的关系、企业竞争战略的研究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制度、企业与战略选择
(一)制度转型：企业战略选择的基本情景
转型经济可以概括为从以关系主导的非正式经济制度转型到以规则为主导的正式经济制度。我国的制度转型是一种渐进式的、自上而下式的、供给主导型的转型。“转型经济”具有和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背景。第一，大范围、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是“转型经济”的首要特征；第二，不确定性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经济和政治的急速变化，制度要素缺乏(熟练劳动力短缺、资本市场薄弱、基础设施问题等)，产权界定不明晰，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缺乏稳定性、难以实施，等等。处于转型经济的国家往往都缺乏对低交易成本经营运作活动起支撑作用的正式制度框架，如可信度高的法律体系、稳定的政治结构以及有效运行的战略要素市场等。这些特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处于其中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和战略选择。
事实上，转型经济特定制度背景的特殊意义还不仅如此。转型过程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之中，制度框架处在形成之中，市场结构不完整、不成熟，主体的行为在变化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变化、变迁并不是同质的、同步的，不同领域、产业及其竞争态势由于受到不同质制度变迁进程的不同影响，而表现出差异化特征。这些变化、变迁以及表现出的独特性质对于战略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二)转型时期企业战略选择的特殊性：制度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一般而言，战略管理研究大都倾向于把“制度”理解为组织行动所赖以存在和展开的客观背景，也就是说，是与组织相对应而存在的情境、环境、约束集合等。这种观点实际上体现了传统制度理论中的认识，即制度是一种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制约性框架或规则体系。比如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将制度理解为企业主体选择和行动的背景，实质上仍然属于一种静态的、外在的制度观。
在以往企业战略选择和战略行为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任务(技术)环境”的观点，即主要集中于研究诸如市场需求、技术变化、产业竞争等经济性变量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现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对战略选择和制度框架之间的特定关系很少论及，战略研究者对于制度、企业以及战略选择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仍相当薄弱。事实上，在西方战略管理研究者的视野中，以成熟市场为基础的制度框架仍然有意无意地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事先给定的假设前提。应当说，做出这样的假设在西方战略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是合情合理的。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背景下，由于不存在大规模、急剧变化的制度转型特征，大的制度环境可以作为相对稳定的企业成长与运作的场景而“淡出”(如图1所示)。
然而，对于处于大规模制度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这一假设前提就失去了现实意义。由于鲜明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背景，企业的战略决策者所表现出的战略行为具有不同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下的差异化特征。和西方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情况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转型经济中制度变迁与组织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常态，制度的选择、建构和塑造本身必须作为至关重要的“内生变量”来加以考虑，企业的战略行为与战略选择则是这种多个复杂的内生变量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产物(如图2所示)。尤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及其变化过程中，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战略行为和战略选择不仅仅象传统的战略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单纯由产业条件和企业特定资源所驱动，而且是战略决策者面对特定的不断演进的制度框架下各种正式、非正式约束条件的一种主动反应。
针对这一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西方战略学者认识到制度因素在战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对战略管理的传统理论基础进行反思。传统的战略管理研究被很多学者指责为“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或忽
视背景的，强调战略管理研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产业条件和企业资源。Hoskisson et al.进一步指出，当人们开始研究亚洲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战略问题时，制度分析方法将成为探求战略本质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强调制度变量在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仅仅是第一步。更为重要和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于，制度因素对于战略特质为何重要，制度因素和变量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对企业战略行为和战略选择产生影响，如何将制度因素整合进入现有的理论架构，以对企业战略行为和路径做出更为强有力的解释(Powell，1996)。因此，探寻制度因素对企业战略选择所产生影响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制则是接下来更为重要的一步。
三、转型经济下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成因及其绩效
(一)我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以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企业多元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有利于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二是能够产生“1+1＞2”的协同优势。除了这两个共同的原因之外，中国企业热衷于多元化经营还与我国独特的社会制度环境和市场特点密切相关。企业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因素和交易费用的高低。
1．正式制度的缺失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通常被理解为人们所应遵循的正式制度(如法律、规章和规则)和非正式制度(如规范、文化习俗和伦理道德)约束的总和。正式制度具有法律和行政上的强制执行性，往往依靠国家权力机构的力量得以实施。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认同”影响着人们行为实施的选择和后果，但对人们的行为不具有强制约束性。Peng and Heath认为，转型经济中的制度缺陷(如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法制环境的不足)、可靠法律框架与稳定政治结构的缺乏、战略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如资本市场)导致了我国无法为低交易成本的业务运作提供正式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同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价格体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统，从定价和法律执行的角度出发，交易成本将十分昂贵。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无疑使得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制度转型中由于在正式制度上存在缺陷，管理者之间所产生的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关系似乎正在替代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在规范我国企业经济交易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的非正式制度约束有三个方面：(1)高层管理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成为有价值的管理网络的焦点。转型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政治不确定性指由政治氛围和政策的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确立而逐渐降低，但政策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行政管理的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不透明性和不规范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目前最重要的影响企业的非市场环境因素，它时时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2)高层管理者和关键股东，尤其是与政府官员的外部连接也是非正式制度约束中的一个关键部分。Peng and Luo研究发现，对中国企业来说，企业高管人员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和其他企业高管的人际关系网络相比更能影响企业的绩效。在不稳定的环境中，政府官员或许能为企业提供重要的“政治资源”(Boddewyn & Brewer，1994)和“制度资本”。因此，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在企业经营战略中居于重要的地位。(3)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声誉是降低顾客和投资者不确定性的一个非正式但非常重要的信号装置。由于有关政府组织的低效使得消费者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或者得到保护的成本太高，这使得消费者不太信任和购买新的品牌。于是，已建立起良好品牌声誉的企业可以利用已有品牌进入新的行业从而顺利步入多元化经营。
2．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妥协迁就。中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时期，制度理论认为，政府虽然对企业的作用已经削弱，但是市场化程度、规制水平等方面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一定差距，政府仍在许多层面上对企业进行干预。因此，处理好本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企业经营运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的特殊性导向和中国的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处在一个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由于转轨经济时期政府控制了企业所需的很多资源，这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审批、对企业进行范围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等。企业为了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对政府妥协和迁就。张维迎(2001)认为这与政府主导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具体来说，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有企业的萎缩，政府官员的家人、亲戚、朋友等可能面临失业，这时政府官员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要求企业为他们解决工作。很多企业为了解决这些人的工作，往往涉足(兼并或兴建)一些与企业核心业务不相关的产业，比如餐饮业和娱乐业等。张维迎在谈湖北幸福集团的遭遇的时候，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企业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有企业的改革被推到前台。一大批经营管理不善的中小国有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或拍卖。由于企业的破产倒闭涉及大量人员的失业，从而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各地方政府都希望、鼓励、甚至要求经营比较好的：企业兼并这些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这样，由于政府主导下的“拉郎配”使很多企业兼并了与自己产品不相关的国有企业而进入多元化经营。另外，为了迎合和满足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有些企业不得不经常投资新项目、新工程。
3．政策多变与管制放松带来的市场机会诱惑。中国企业的多元化还与政策的多变和市场的诱惑有关。转型时期政策的多变，一方面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处于单一产业的企业更可能遭受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这时企业就倾向于进行多元化经营。另一方面，政策的多变也使市场不断出现获利机会，比如中国所经历过的股票热、房地产热、期货热等等，诱使企业涉足这些领域，从而使企业多元化的盘子越拉越大。
政府的管制体制仍然被我国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是最有影响力、最复杂和最不可预测的环境因素。在我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探索、跟进放开的市场、产业，获取机会利益，具有明显的时间性。产业内原有企业的畸形行为、与市场不适应行为，原有市场的垄断性、低竞争性，产业放松与管制之间的时间差，“政策公共汽车”或产业特别优惠政策的时间性，企业竞争能力的相对平均，形成了市场放松机会面前的企业进入机会平等，形成了抓住时间“脉搏”，获取以时间为基础的竞争优势的突出的战略性意义，造就了放开市场机会的显著的“孤波”性质。由于这种产业利润“孤波”如此巨大、诱人，冲击、兑现这种孤波利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短期利益，所以，探索、跟进市场管制放松带来的新机会，进行以寻租为基础的多元化，迅速拉平产业放开带来的暴利――畸形利润，就成了
自然选择。
(二)我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绩效
我国企业从事多元化的时间虽不是太长，但发展迅速，特别是一些强势企业(如海尔、联想、海信、春兰集团等)以自己的多元化经营方式不断地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取得经营上的成功。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元化是企业不断开拓经营空间，分散经营风险，开辟新的效益增长点的一种有效战略，是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鉴于中国的很多企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禁不住周围市场不断出现的利润机会的诱惑，过早和过多地进行多元化，并因此而导致失败的企业比比皆是，如巨人、三九、德隆集团等等。
企业要不要搞多元化?这是中国理论界争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个普遍性的看法是：多元化经营是柄“双刃剑”，是“馅饼”也是“陷阱”。鉴于中国企业实施多元化众多失败的案例，一些学者呼吁企业界要谨慎实施多元化，警惕多元化“陷阱”；更有一些学者把多元化标榜为企业经营失败的“罪魁祸首”。西方媒体和咨询顾问们也认为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做法实际上在破坏价值并导致得不偿失，转型经济国家的企业应该停止多元化集团这一做法。经验表明，事实却并非如此。最近对中国、印度、韩国等国家所做实证研究表明，非相关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对企业绩效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姜付秀和刘志彪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多元化对企业价值具有正效应，多元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价值；企业的多元化对企业收益的波动具有负效应，即多元化降低了企业收益的波动程度。此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为什么普遍采取多元化经营这一模式的动机。
从制度的视角来看，企业多元化(集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这种战略及其与绩效相对积极的关联性，同这些国家制度(欠)发达的状况或许存在正相关的函数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多元化战略是一把剑，“剑本身并不伤人”，关键在于使用剑的人。对于制度转型时期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多元化(集团)经营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它既是企业规避风险的一条理想途径，也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一条可行之道。
四、结论与建议
众所周知，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有个哈佛学派，该学派提出了著名的SCP范式。它的基本分析思路是：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如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如价格或产品策略)，并进而影响市场的绩效(如利润率或技术进步水平)。虽然这种范式的逻辑思路被后人修正或，但其提出的一些基本分析概念和要素对我们还是有诸多启示。
行政绩效的制约因素范文6
家族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相应地，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就构成了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相对于市场行为，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谋取企业自身利益的行为。在西方，政治行为的总体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企业生存和持续成功的公共政策结果。同时，家族企业创始人为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会更有动力与那些控制着政策及物质资源的政府部门打交道，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为了应对上级的政绩考核及自身的税收利益，也会有动力向有盈利能力的企业提供相应的政策及资源支持。对于中国的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而言，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政治战略在企业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基于管家理论及利益相关者理论，本研究拟以体育用品民营企业中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对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分析，研究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之间的关系，对创业者控制下的企业是否更易于从政府处获得支持和帮助加以探讨并检验。
1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
在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争取获得政府扶持的过程中，涉及2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管理者(如创始人)和政府官员。以往相关研究表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企业竞争地位的形成与改变，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水平，因为政府控制着能够塑造企业竞争环境的重要资源。企业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企业管理者所占有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企业获得较多资源，提升企业业绩。对于我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而言，在其谋求获取政府控制的资源过程中，往往有三方面的问题要面对:①虽然政府在经济运行及对国有资源控制上有较大变化，但是在关键性资源及行政审批权的控制、对企业运营的干预方面，与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仍有很大差距;②政府对于自己的职责权力边界认识较模糊，这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在规则上呈现模糊和不够细致的特点，同时在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同一些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这种状况使得执行者在执行时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大，这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双方均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③政府行为不够规范，任意性和随意性普遍存在，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政府的服务仍在相当程度上根据关系的亲疏而存在差别，甚至政府产品和服务还存在买卖关系(腐败)。
创始人创业的经历使其对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对政府政策或管理的不确定性有清醒的认识，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也使得政府更容易影响到社会经济的运行，故在很多时候他们会更留意与政府的关系。有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层次高低不一，政治需求的内容多种多样，但大多数均与其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关联有利于企业获取较多的高质量信息和优质的稀缺资源。许多研究也表明，政府政策对企业获取资源和提升竞争地位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始人从企业成立之初及后续经营过程中，有必要妥善管理与政府的关系。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家其战略灵活应变能力也越强。高社会认知水平有助于创业者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中进行准确定位，并快速确定适合企业自身的行为模式。对于企业的创始人而言，相对于那些学历层次低的人，高学历不仅意味着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也意味着企业把握所需的关键资源。假设1创始人控制下的体育用品企业更易获得政府扶持。假设2创始人学历与体育用品企业获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设3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规模与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正相关。假设4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业绩与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正相关。
2研究设计
为深入全面了解我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和政府扶持现状，本文以文献研究为理论基础，通过专家审查、企业界高管把关、问卷测试等步骤，形成本研究问卷。以2014年在全国举行的6次大型体育用品展览会，即第24届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上海)、2014(上海)国际运动休闲用品博览会、第11届上海户外旅游用品及装备展览会、2014中国(上海)国际健身保健康复器材展览会、第32届中国国际体育博览会(武汉)和长三角国际体育休闲用品博览会暨第3届中国户外用品博览会(宁海)的企业名录为样本目标，广泛收集数据。在展览会组织方的帮助下共发放了500份调查问卷，收回380份，占发放总数的76．0%;剔除不完整的问卷，共有353份有效问卷，占发放总数的70．6%。所有有效问卷的数据在进入数据库前都被核对2遍。虽然相对于全国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庞大数量，353家企业的样本过小，但在缺少其他更优数据来源的情况下，可作为国内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不完全反映。另外，国际上相关研究的企业样本数在7～306家不等，其中，大多数研究的样本数在100家左右，因此本文研究样本总体达到了研究所需数量。本文在参考以往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深度访谈和专家咨询对关键变量进行选取。以政府扶持为因变量，创始人控制、创始人学历、企业规模、企业绩效作为自变量，以企业经营时间、企业家性别、企业家年龄、企业所在地域为控制变量。
3实验结果与分析
3．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结果为验证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采用SPSS19．0作为主要数据分析工具。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被调查的353家体育用品企业样本中，企业创始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85%的创始人为男性;大多数创始人在30～50岁，占总样本的65．2%，其中近1/3(30．3%)的创始人在50岁以上，这意味着部分企业面临着管理者交接班的问题;在创始人的学历结构中(多选题项)，16．15%的创始人只有中学及以下学历，23．51%的创始人有高中或中专学历，23．23%的创始人有大专学历，32．01%的创始人有本科学历，5．1%的创始人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创办企业之前，6．50%的创始人为农民，22．6%的人在企业务工，36．0%的人为企业高管，40．5%的人有经商经历，89．4%的人有创办企业经历。这在总体上反映了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创始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从样本企业的经营年限看，其中有67家样本企业经营时间少于5年，113家企业经营时间为5～10年，129家企业经营时间为11～21年，44家企业经营时间在21年以上，由此可见，大部分体育用品样本企业(81．02%)的经营年限超过5年，基本上处于企业的稳定发展时期，因此，本研究的样本分析结果更具稳健性。表1所示为相关研究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扶持与创始人性别(r=0．42，P＜0．01)、创始人年龄(r=－0．30，P＜0．05)、创始人学历(r=－0．19，P＜0．05)、企业成立时间(r=－0．24，P＜0．01)、企业规模(r=0．21，P＜0．01)部分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结果与研究假设的部分存在一致性，为假设的验证提供了初步的证据。
3．2回归结果与分析为检验前文提出的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关系的假设，在控制企业所在地域、企业创办时间、创始人性别、年龄的基础上，将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对家族企业是否由创始人控制、创始人学历、企业规模、企业绩效等变量的影响进行回归检验(表2)。从表2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创始人控制对企业获得政府扶持的影响假设未获得数据支持(假设1:β=0．00，P＞0．1)，对于政府而言，其在选择企业时，更看重企业的经营绩效(假设4:β=0．16，P＜0．01)，并且创始人的性别(β=－0．10，P＜0．05)及学历(假设2:β=0．11，P＜0．05)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同时也看到，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的扶持(假设3:β=0．36，P＜0．01)。从数据可以看出，创始人控制下的体育用品企业更易获政府扶持的假设1未通过验证;而创始人学历、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规模及企业经营绩效均与体育用品企业获得的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设2～4得到验证，而本文未发现政府扶持在省份之间的差异。根据本研究理论分析及相关数据结果，基于管家理论对创业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认为，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家族企业成长的实质是企业融合社会人力资本、社会金融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过程，其中华人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有经济占主导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相较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拥有政策优势的国有企业而言，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家族企业为谋求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政府交往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互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利益诉求。(1)对于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既要创造财富，又要维持社会秩序。尽管以往有研究表明，与政府之间的私人关系往往会给企业带来相关的经济收益，但给予那些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更多的政策扶持，不仅有利于政府利益，如高的政府可支配税收收入、地方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大部分有决策权力的政府官员自身利益，如可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等。因此，当面对政策扶持选择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更倾向于扶持那些能够促进当地政府业绩、经济效益更好的企业。对于政府而言，这也是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但是对于企业来讲，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2)对于体育用品家族企业而言，政府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是企业获取最重要外部资源的关键。中国的发展道路反映了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互动”。企业家最根本的目标是创造财富，通过与政府部门的联系，不仅可能获得与企业发展有利的重要资源和讯息，更有可能获得相关的政策扶持，从而扩展企业的组织边界，谋取无法从市场活动中得到的一些利益。因此，体育用品企业谋求政府政策的扶持是现实环境使然。企业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谋求外在的政策利益，这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当外部环境变化时企业调整的时间越长，相应企业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就越强，这使得企业不得不谋取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减轻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同时，创业者的性别在谋求政府扶持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差异性，男性创业者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而创业者学历也对获取政府扶持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后续的社会资本研究不仅应关注以往研究中所强调的私人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影响，还要重视企业创业者及企业自身的社会资源对企业的影响。
4结论、启示与展望
4．1结论以体育用品企业中的家族企业为样本，基于管家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分析，研究体育用品家族企业发展与政府扶持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创始人控制下的企业是否更易于从政府处获得支持和帮助加以探讨并检验。发现在体育用品家族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互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利益诉求。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可知，创始人控制下的体育用品企业更易获得政府扶持的假设未通过验证;而创始人的学历、体育用品家族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业绩均与企业获得政府扶持成正比，假设得到验证。
4．2启示①在现有条件下，体育用品制造业家族企业如何妥善处理与控制着政策及物质资源的政府部门的关系，已成为企业战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重要方面，企业应积极应对政府之于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制约因素，改善自身对于社会资本的吸收能力，以帮助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作为民营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的创始人，应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改善对社会资本的吸收能力。②地方政府应主动扶持规模性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特别是在体育产业集聚效应培育上给予更多的政策和人力资本扶持，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