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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功能范文1
多年来，神雾集团一直蝉联“中国节能服务产业十佳品牌企业”；2012年12月，德勤在上海“2012中国清洁技术企业20强企业”，神雾排名第一；2013年7月，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上的“2013中国节能服务公司百强榜”，神雾排名第二；是中国专门从事化石能源节能技术研发与技术推广的最大高科技企业之一。
神雾集团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等各类荣誉、奖励或称号50多项，承担国家、省部级科技课题23项，拥有国内国际专利102项，正在审批专利113项。
创始人与其创业团队
吴道洪博士，男，生于1966年9月，湖北仙桃人。1988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专业并获博士学位；1995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毕业时创办了北京神雾集团，至今任董事长。他是中国烧嘴式蓄热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的发明人；作为第三代燃烧技术的引领者，他带领其自主创新团队，自筹资金5亿多元，在中关村科技园建成了全球少有的化石能源节能与低碳技术大型实验室；多年来这一创新团队的科研成果一直引领着中国先进节能燃烧技术的发展方向，已在化石能源与矿产资源高效清洁利用领域开发出多项全球首创或国际领先的高效节能、低污染的颠覆性新工艺，正在为我国化石能源的节约和大气污染的治理发挥重要的作用。
神雾集团长期注重科研投入和创新团队建设。神雾企业技术中心拥有一支240余人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创新开发能力和技术协作精神很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科研队伍，拥有博士后4人、博士36人、硕士76人，高级工程师14人，享受政府津贴专家3人。已被命名为“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北京市劣质铁矿石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中心、“北京市低变质煤与有机废弃物热解提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蓄热式高温空气燃烧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核心技术与主导产品定位
神雾集团主要以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及工程总承包为商业模式，向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高耗能、高排放工业企业推广其自主创新的高效节能燃烧技术、直接还原炼铁新工艺、低阶煤炭提取石油、天然气及提质煤新工艺、能量系统优化等技术与装备。
目前已在非常规化石能源、非常规矿石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三大领域、二十六个高效节能工艺技术及装备上取得重大突破，引领着我国工业节能环保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多项工艺及装备已经权威学术机构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凭借多年的自主创新积累和市场实践，神雾集团已具备跨国界、跨行业、多领域综合节能技术推广及工程化能力，2012年底资产45亿元，全年节能技术订单52亿元。大型蓄热式工业炉、蓄热式锅炉、蓄热式转底炉、蓄热式中低阶煤炭热解炉、氢气炼铁竖炉等核心技术产品成熟，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13.95亿元，实现净利润1.44亿元；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18.34亿元，实现净利润2.09亿元；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24.85亿元，实现净利润2.35亿元。2013年呈现快速迅猛增长态势。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与核心技术
神雾集团拥有六项具有全球主导性、颠覆性的核心节能工艺及装备：
1、化石能源的高效节能低污染燃烧技术及装备
神雾集团开发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烧嘴式蓄热高温空气燃烧技术”，解决了传统工业及民用燃烧中燃料消耗高、有害气体排放大、余热浪费严重等问题。神雾集团蓄热式高温空气燃烧器已广泛应用于800余台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等行业的各种工业炉和锅炉中，平均节能30%以上。该项技术2008年8月27日通过了中国金属学会组织的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鉴定结论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技术被国家发改委（公告2008第36号文）列入首批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被工信部《工信规（2011）480号》列入钢铁行业“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重点。
2、劣质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的转底炉高效清洁冶炼工艺及装备
神雾集团开发的煤基转底炉直接还原炼铁新技术，能够为我国储量丰富的广大低品位铁矿石、难选铁矿’复合共伴生矿及冶金有色固体废物等原料提供高效、低成本清洁处理的提炼方案，既解决了我国钢铁行业多年来70%以上的铁矿原料受制于国外三大矿业公司、经济效益低下、矿石价格无谈判话语权等问题；又解决了高炉冶炼工艺中长期对焦炭作原料的依赖，只需使用普通的动力煤就可以炼铁。2012年7月15日中国金属学会对应用该新技术的沙钢集团转底炉直接还原炼铁生产线的国家级成果鉴定意见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2009年直接还原冶炼转底炉被认定为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2012年，蓄热式转底炉荣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称号。
5、氢气竖炉直接还原清洁炼铁技术及装备
神雾集团开发的氢气竖炉直接还原清洁炼铁新工艺是炼铁工业的一次革命，该工艺不用焦炭、没有烧结、没有焦化，对比传统的高炉炼铁工艺能耗下降20%以上，CO2、NOx、SOx、PM2.5等污染物的排放可降低90%以上，能够彻底解决钢铁工业对我国大气雾霾造成的严重影响。同时对我国增加废钢炼钢比例、推动我国逐渐向优质钢生产国转型、从钢铁生产大国变为钢铁生产强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神雾集团正在建设的“山西中晋太行矿业公司30万吨/年焦炉煤气竖炉直接还原炼铁项目”是全球第一条使用焦炉煤气的示范线，也填补了我国氢气竖炉直接还原铁技术和产品的空白；正准备开工的“江苏连云港神圣公司200万吨/年煤制气竖炉直接还原炼铁生产线项目”是全球第一条煤炭制气竖炉直接还原炼铁示范生产线；同时也正在筹建全球第一条“通辽200万吨/年煤制气竖炉直接还原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4、褐煤、长焰煤、油页岩等热解提质新工艺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产业。中国的褐煤、长焰煤占中国煤炭总储量的55%以上，神雾集团开发的褐煤、长焰煤、油页岩等热解提炼新工艺，可从中低变质煤炭中，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取20%以上的人造石油、人造天然气资源，同时获得优质的提质煤炭。此项工艺完全不同于目前的煤制油、煤制天然气技术，投资少、投资回报快，能耗低、耗水少，污染物排放少。2012年中国煤炭消耗总量为36.2亿吨标准煤，利用此技术可从开采的煤炭中每年提取近7亿吨以上人造石油、人造天然气资源，可缓解我国石油、天然气供应过分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我国的能源独立，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
该项技术已于2012年10月通过了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鉴定意见为“此项技术解决了褐煤及低变质烟煤热解的诸多世界性关键技术难题”，鉴定结论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神雾集团目前正在实施的生产线有内蒙鑫瑞煤化工公司120万吨/年长焰煤热解及焦油制汽、柴油生产线；印尼Saka集团100万吨/年油页岩热解生产线、通辽扎鲁特煤化工园区100万吨/年褐煤热解生产线等。
5、城市生活垃圾、生物质变“油、气、煤”技术及装备
该技术将城市生活垃圾、生物质烘干后从中提取出30%左右的油、气资源和50%左右的固体碳资源，既减少了垃圾填埋占用耕地、污染大气和地下水，也消除了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二英等二次污染。相比垃圾发电不到20%的能源转换效率，神雾垃圾热解技术的能源转换效率可达到80%，对绿色低碳经济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未来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会使每个乡、镇、社区成为一个小型的“油、气、煤田”，真正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有机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目前，正在实施上海宏博可再生能源公司5万吨/年废旧轮胎热解提取石油生产线和科技部重大支撑课题：“北京市南口镇80吨/天城市生活垃圾热解生产油、气、生物炭示范生产线”。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2
一、整体性原则，即从国有经济的整体出发，搞好搞活国有经济。
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调整，不能仅着眼于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状态，而应在这一过程中，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机制。通过新机制的建立，推动企业的优胜劣汰，使优势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劣势企业能够及时被兼并和破产；通过新机制的建立，使国有经济能够及时进入必需进入的领域，及时退出不必进入的领域。因此，对存量国有资产的调整，必须遵循创新的原则，着眼于新机制的建立，使增量国有资产的进入，不是对不合理的存量布局进一步强化，而是一开始就依托新的机制，具有自我调整和优化功能。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3
一、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领域，国有经济要保持垄断地位
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工业、造币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新闻和广播影视业、金融业、重要物资储备部门及农业中的某些特殊领域。从现实情况看，这些领域的产品或服务功能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中作用无可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保持垄断地位是国家对其实行绝对控制的必要保证。
二、在基础设施和重要的基础产业领域，国有经济保持支配地位
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电力、邮电通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业、铁路运输、航空和港口等。在这些领域中，一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影响面大，非国有经济无力或不愿投资这些领域，应主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并保持支配地位，由此可以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在这些领域中亦应逐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在有些领域中甚至可以占到较大的比重，只要国家能通过法律、行政和政策手段控制得住，就可以尽可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由此可能为国有经济提高控制能力、发挥主导作用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在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国有经济要集中力量支持发展一些大型企业集团
当今世界，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技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能力的主要标志。至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这与我们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现阶段，只有靠国有资本的参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潜力，才可能在一些资金和技术密集性高、竞争激烈、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部门培育发展出一批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从目前情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有电子、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和建筑业几个支柱产业。
四、在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投资力度，推动其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早期投资大、风险大，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分难以进入，需要全面促进其发展。这些产业是代表着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新兴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的发展能直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有资本要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加大在该领域投资的力度，引导和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投向该领域。这些行业主要是指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产业等。
五、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应与非国有经济进行平等竞争
对这些行业中规模经济效益比较明显、技术水平较高的产业，国有经济要从中小企业中撤出，集中支持国有大企业，使这些大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由于目前我国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实力还不强，在规模经济效益明显的领域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因此这些产业在今后一段时间还是国有经济的优势所在。这些产业主要包括部分机械、电子、化工和原材料加工业。对规模经济效益不明显、资金投入较少、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低、适合于分散经营的产业，国有经济的经营效率一般相对较低，应从中逐步退出。这些产业包括食品、纺织、家具、造纸、文教体育用品等制造业以及中小规模的商业和服务业等。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4
[关键词]机会成本；宏观效率；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1-0005-05
[作者简介]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宏观货币金融
理论。(北京100872)
一、基于机会成本的宏观效率分析框架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宏观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的资源量，一是单位资源取得的国民收入量。我国改革开放前，政府直接控制和支配了几乎所有的资源，按照对经济发展轻重缓急的判断和政府偏好进行资源配置，在这种条件下，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实际上受到双重约束，一是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效率递减的约束，一是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从第一种约束看，如果我们以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来表示政府效率的话，那么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数量的增加，微观经济中存在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将会在宏观上再现，表现为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减少。我们利用图1来说明这一问题。图1中横坐标表示政府通过行政性手段控制的资源量，纵坐标表示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以此反映效率)。图中BA线表示随着政府控制的资源量的增加，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递减，当政府控制的资源达到OB时，其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变为零，这意味着政府配置资源达到了效率边界(这里没有考虑机会成本)，再继续实行这种政府对资源的集中配置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我们把BA线称为政府配置的效率曲线。
这是否意味着在社会资源量为AB时，完全由政府控制资源是合理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里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或者假定非政府部门控制使用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为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政府配置资源不仅存在效率递减的约束，而且存在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政府集中控制和配置资源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政府集中使用这部分资源能够带来的国民收入，民间部门通过使用同样也能带来国民收入。因此，我们可以把机会成本看作是由于政府集中控制和配置资源而使民间部门不能使用该资源而损失的国民收入。一般说来，在国民收入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粗放经营，民间普遍缺乏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较低，也就是说，依靠民间部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集中和配置获得的收益低，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民间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情况将会改变，进而导致政府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的上升。图2中我们用DM表示政府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的变动情况。
把图1和图2合在一起可以得到图3，图3中政府部门的效率曲线与机会成本曲线相交于E点。E点意味着社会资源根据机会成本在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之间分配的均衡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整个社会资源，将导致巨大的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即国民收入损失，在图3中就是由MEB围成图形的面积。这说明，政府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会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因为政府配置资源要受到自身效率和机会成本的双重约束。
由图3可以看出，在政府效率曲线和机会成本曲线既定的情况下，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均衡分配。而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既定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总体效率取决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效率曲线的形状(图中表现为BA曲线和MD曲线的形状)。效率曲线的形状主要取决于技术、管理和制度安排等。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都受制于制度安排，因此，制度是影响效率曲线的主要变量。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效率曲线，反之则会降低效率曲线，或使效率曲线过早的倾斜，造成效率损失。在长期的动态分析中，只有引入制度约束，才能对总体效率作出科学分析与判断。我国原有的体制或制度安排，不能说一开始就是低效率的，在机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无疑是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一方面受到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另一方面受到制度约束，如果制度不能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不能获得适应性效率，将会极大压缩政府合理配置资源的空间，引起效率曲线的下移，导致效率的损失。我国传统体制下低效率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长期不能对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作适应性的调整和改革，不仅不能获得制度适应性效率，而且由于体制或制度矛盾的不断累积导致效率曲线下移和效率损失。
可见，只有引入机会成本和制度约束，才能对社会总体效率作出合理的解释。基于上述分析，提高总体效率的改革，从理论上讲涉及两方面的任务，一是重新划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资源控制权，这种划分要保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相等，就是要保证资源根据机会成本原则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图3中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分配的均衡点为E点，与此对应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支配的资源分别为OF和FA)；二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适应性效率的体制和制度，提高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效率曲线。改革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总体效率取决于这两方面的进展情况。
二、增量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资源分配包括纵向分配和横向分配。所谓纵向分配是指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所谓横向分配是指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无论是资源横向分配，还是纵向分配，都要根据机会成本原则来进行，否则就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纵向分配，意味着政府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和非政府部门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在边际上带来的国民收入相等，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要求社会资源要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这种均衡分配包括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的均衡分配。
增量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是由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决定的。我们知道，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都能利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投资活动带来国民收入。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用于投资的资源来源于国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剩余即国民储蓄。国民储蓄由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构成。在储蓄主体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按何种比例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直接决定了储蓄的部门结构。可以说，储蓄结构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储蓄结构反映着不同所有者能够支配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关系。储蓄结构从资金供给方面制约投资结构。所谓投资结构是指投资的主体结构和部门结构。投资主体结构即投
资决策主体的构成；投资的部门结构即投资的部门分布。投资的主体结构和部门结构都受制于储蓄结构。在储蓄集中于政府的条件下。企业和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投资的部门结构将直接取决于政府的投资决策。例如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政府既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家庭的少部分储蓄也被通过银行系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的储蓄决定和投资决定能够同时进行，直接决定着部门的投资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得储蓄投资的配置不再完全受制于政府，政府只能控制部分储蓄投资活动，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储蓄资源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配置再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控制的储蓄投资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储蓄投资只有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均衡分配才能保证增量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国民收入需要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从理论上讲，存在着与储蓄资源均衡配置相适应的国民收入均衡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一旦偏离均衡点，将会引起储蓄资源配置的非均衡，从而降低储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决定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传统体制下，由于政府集中控制着国民收入并成为国民储蓄投资的唯一主体，基本上排斥了民间储蓄投资，使得增量资源不能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配置再配置，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调整和改革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进而调整和改变了国民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使居民和企业成为重要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实现了储蓄投资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问的重新分配，把机会成本原则引入了增量资源的配置再配置，从而提高了增量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尽合理，特别是近些年来政府收入和垄断性企业的收入增长过快，使得增量资源过度向政府和垄断性企业集中，这不仅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均衡分配，也不利于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资源配置过程看，增量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的储蓄投资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而且还取决于增量资源能否按机会成本原则在不同生产部门和领域进行配置。储蓄投资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分配既定的情况下，储蓄投资能够按机会成本原则在不同部门和领域之间进行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渠道能否有效地沟通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联系，实现储蓄资源的竞争性、高效率分配，这一点对于我国特别重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一方面改变了储蓄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使储蓄与投资决策分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储蓄投资是重要的，而且储蓄投资之间的金融沟通渠道特别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储蓄要借助于金融沟通渠道转化为投资，而且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过程，因而既影响储蓄投资流量，也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随着我国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国金融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革，直接和间接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拓宽储蓄投资渠道，促进了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实现竞争性分配和再分配，这对于提高我国储蓄资源的配置效率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畅通的金融渠道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都存在着功能性缺陷而难以有效协调和平衡储蓄与投资；金融的结构性矛盾还非常突出，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和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造成企业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的限制。所有这些方面，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建立起畅通的金融渠道和合理的金融结构，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存量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带来的增量资源的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储蓄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源的分配状况。就资源存量看，按其控制权划分，有政府控制(或国控)和民间部门控制两部分。存量资源整体效率，显然既取决于政府和民间部门各自控制的存量资源的效率，也取决于存量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分配状况。在政府和民间部门控制的存量资源效率一定的条件下，存量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决定了存量资源的整体效率。
存量资源在不同主体或部门之间的分配受制于所有制关系。就其在政府或国家部门与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来看，这种分配则是由国有或国控的企业与非国有制企业的构成状况决定的。把国有或国控的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都看作是一个整体，并非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因为国有和非国有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如国有制可以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效应推动经济发展，但由于其利用外部经济效应，使其经济活动当事人难以与经济活动结果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系从而往往弱化其经济活力；非国有制则能够建立起直接的利益联系从而激发经济活力，但不利于利用外在经济效应，甚至导致严重的外在不经济而使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或代价。既然如此，国有制和非国有制就只有在其适应的领域才有效率。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讲，国有制与非国有制应合理配置以确保整体效率。根据机会成本，国有制的范围既不是愈大愈好，也不是愈小愈好，而应使国有与非国有资源在国家或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假定国有制资源为利用效率曲线为图4中的MG(图中纵轴代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和机会成本)，非国有制资源利用效率为ND，也是国有部门利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曲线，这种情况下，国有制控制的资源为OF，非国有制控制的资源为FG，这时所有制结构为效率最大的所有制结构，因而是最优的所有制结构。所以，盲目扩展国有制或实行非国有化改革不仅不能提高效率。相反可能会降低效率，阻碍经济增长。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就是明证。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国家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如图相当于OG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有制企业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假定这时非国有制效率曲线为图4中的DN的话，那么单一的国有制企业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在图中相当于损失了NEG的国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有选择的退出，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均衡发展，本可以消除这种效率损失。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盲目地推行私有化改革，以牺牲国有经济为代价发展非国有经济，这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私有经济的发展面临机会成本的约束，从而导致新的效率损失。由于私有经济取代了国有经济，民间部门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尽管民间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但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减少了，原来社会资源配置带来的国民收入总量为MGO，现在则变成为NDOG，原来由于机会成本约束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为NEG，现在则变成为MED。改革前后效率没有实质性改变，不仅如此，而且会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而影响经济增长。原苏联东
欧国家的改革，固然提高了市场化程度，但却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其原因就在这里。
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同，我国渐进式改革没有对国有经济实行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而是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多种公有制经济和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从整体上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通过战略性调整和改革，使国有经济在其适应的领域和部门发挥作用，促进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均衡发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国有经济由于机会成本约束造成的效率损失，同时也可以避免原苏联东欧进行非国有化改革造成的新的效率损失。因此，盲目地发展国有制或盲目地实行非国有化或私有化改革都非明智的选择，国有经济改革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就是根据国有经济发展的效率边界，把国有经济规模控制在有效边界内。
国有经济的效率边界显然既取决于国有经济自身的效率曲线的形状(即图4中的MG曲线)，也取决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效率曲线，因为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代表着国有经济的机会成本。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主要取决于国有经济所在领域和国有经济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国有经济只有在其适应的领域和部门(比如外在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需要把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到适应的领域和部门，从那些不适应的领域和部门中退出。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取决于制度安排，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把国有经济的潜力发挥出来，否则就会缩小国有经济的效率边界。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反映了国有经济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因此，其效率曲线越高，意味着国有经济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相应意味着国有经济效率边界向左移。由此看来，国有经济的有选择退出不能不考虑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言而喻，在那些非国有经济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国有经济并无比较优势的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的退出有助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看，在一些领域和产业部门，国有经济的发展与非国有经济有互补关系，如存在外在效应的领域和产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在存在这种互补关系的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无疑不能退出，退出不仅会影响该部门和领域的经济发展，而且会对其他经济部门和领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另一些领域和产业部门的发展可能存在另一种关系即竞争关系，在这些领域，国有经济是否退出或退出的程度既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上产业成长的状况，同时要看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我们知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水平是不同的，处于不发达阶段，面临着低度化的、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有些产业生产能力很弱，甚至缺乏生产能力，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就是这样。这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门类齐全，生产技术先进，工业部门生产能力强。这种差异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维持的能力，且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生产能力强大，能够有效地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其具有产业结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能够在国家竞争中赢得主动。而欠发达国家由于其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产业结构低度化，一些产业部门缺乏生产能力，因此难以通过产业间或产品间的管理关系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同时由于其产业结构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其工业化受到冲击，而且产业安全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单纯依靠民间资本不足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因此，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依然需要有国有资本的进入，以克服民营资本进入存在的障碍。
从我国的情况看，一方面，产业结构依然处于低度化阶段，实现工业化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整体实力还很弱，难以承担起这种重任。尽管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在一些领域和部门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了较强的活力，逐渐成为一些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也应当看到，我国民营企业由于其自身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等方面的限制，进入一些领域还存在很大障碍，这些产业部门和领域需要靠国有资本来支撑。在那些民营资本迅速发展壮大的领域，国有资本退出不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多大影响，而在另一些领域，国有资本退出则会对产业发展乃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或影响。因此，国有资本决不能盲目退出，正确的选择应是有选择的进退。所谓有选择的进退，就是从那些难以发挥国有资本优势，或与民营资本过度竞争的领域中退出，退出的国有资本需要进入那些民营资本还不能进入或进入存在各种障碍的领域和部门，强化这些领域的产业竞争力。
显然，不能仅仅根据某些抽象的理论确定国有资本进入或退出的界限，事实上各种经济形式都有适应范围，在其适应范围内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过度进入或过度退出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从长期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应根据其机会成本和效率原则共同发展、均衡发展，这种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对于长期效率和长期稳定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四、制度创新与宏观效率
我国效率增进一方面来自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使得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能够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来自制度创新带来的适应性效率的提高。前面的分析表明，在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分配比例既定的条件下，社会的整体效率取决于政府控制部分资源的效率曲线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效率曲线的形状，而这两条曲线的形状主要取决于制度安排。不同制度安排下，两条曲线的形状是不同的，因而对应不同的国民收入水平。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改革，以更高效率的制度取代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并赋予制度具有适应性调整的功能，以提高两效率曲线的水平，避免两曲线过早地向下倾斜，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对此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制度创新重在产权制度创新。现代产权制度是进行有效市场交易和企业治理的制度基础。从对市场交易的意义看，有效的产权制度具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确保交易界区的明确和契约自由。交换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换。确保产权归属和交易界区的明确，交易者才能与其他交易者自由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从而有真正的市场交易及市场交易行为。第二，有助于形成公平而有效率的交易规则，约束和规范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促进交易者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和经济行为。第三，产权赋予所有者进行合作、谈判、交易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谈判、交易的对象，这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合作效率。第四，促进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提高。具有排他性的产权，能够促进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产权的可分离性，使人们拥有和行使这些权利时选择最为有利的分离和组合方式，实现其最大权益；产权的可转让性，使得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企业治理看，企业治理结构是
在一定产权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企业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产权制度的有效性。治理结构实质上是所有者为保护其权益和监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形成的权利安排。这种权利安排只有在有效产权约束下才能使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衡的机制，从而形成有效治理结构。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5
要尽快启动与“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相同步或5-10年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的编制，确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比例及减持计划，逐年增加变现收入，依托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多家产业发展基金，实现直接支出与间接支出的有机结合，通过创新国有资本预算管理手段推动国企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
提高预算收入
减持国有股，征收35%-45%红利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更多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提高。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控功能的发挥应当重点着眼于高效率、高质量和结构优化的国有经济布局的构建，而非单纯提高国有经济比重。同时，与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垄断行业企业已成为“无所不能及”的强势市场竞争主体和“经济独立王国”相伴而生的，是国有企业对主营业务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等关键、核心问题的忽视甚至漠视。一大批“大而不强”、“大而无技术创新能力”、“大而无国际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成为我国国有经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成为部分产业、行业产能过剩的罪魁祸首。
因此，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坚决制止并反对国有企业的盲目跨界扩张，推动国有企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由此，需要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而设计改革思路：应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效率与国有企业竞争力；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及时调整预算的支出方向与支出方式。
国有资本预算管理改革要从提高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收入入手，做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度规模，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近期及中长期目标实现创造条件。首先要扩大征收范围并提高征收比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前五年，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红利征收并未覆盖全部国有企业。随着各项管理工作的逐步成熟和企业上交红利意识明显增强，应当考虑逐步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征收范围，并在未来5-15年内实现征收的全覆盖。同时，还应考虑通过未来5-10年的努力把红利征收比例提高到35%-45%的上限区间并进一步细化相关分类标准。其次要以存量盘活提高收入规模。盘活巨额国有资产是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快速、大幅提高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
各级财政部门应尽快着手研究并编制国有资本变现的年度预算和中长期预算，对巨额国有资产存量盘活的规模和步骤作出全面规划并设计具体量化指标。在盘活存量国资的预算中，有针对性地出售部分国有资产与减持部分国有股权，必须落实到具体产业及具体企业上。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结构、支出方向、优先保障哪类支出以及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支出，都直接决定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用是否偏离目标、是否能够充分发挥甚至放大其效应。要站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合理调整支出方向并明确支出重点，不断创新支出方式。具体而言，应改变“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做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打破垄断、公平竞争”成为基本要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顺应这一变化和基本要求，在支出方向上打破所有制界限，实现支出模式从“取之国企用之国企”向“取之国企用之企业竞争力提升”、“取之国企用之国民经济”、“取之国企用之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转变。其次，资本性支出可以引入间接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初期，直接支出成为资本性支出的唯一方式。而这种行政主导色彩较浓的直接支出方式只能解决个别国有企业的“一时之需”，不能真正实现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应尽快改变这种单一方式的支出现状，引入以市场和需求为导向的间接支出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直接支出和间接支出的有机结合，使其在更大、更广范围内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功能。
打破利益集团掣肘
以“大预算规划”推动国企改革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化，除了要明确基本思路，重要的是如何具体推进。必须要着眼于打破部门利益及某些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突破只搞年度预算的做法，关注国有资本的经济社会效应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重视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大预算规划”及概算编制，适时创新国有经营预算管理手段。
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存在很大局限性，必须高度重视并编制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直接相关联的中长期定量规划及概算即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也可以称之谓“广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通过研究并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保证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有的放矢，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及调控。从预算编制的时间跨度上看，可以与“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相一致，即以五年作为周期单位编制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当然，也可以不受“国家五年发展规划”限制，研究并编制5-10年的中长期预算。
从预算编制的内容上看，应当与经济周期以及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相一致，围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目标定位和作用发挥，重点对中长期内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范围、构成、规模增长，支出方向和重点、支出规模及其细化内容等做出总体性规划、明确实施步骤并设计具体的量化指标。从预算编制的方法上看，可以采取逐年滚动的编制方法，并在收支内容结构上与年度预算趋于一致，把中长期预算和年度预算密切结合起来。同时，探索并建立公共财政预算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之间的对接机制，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成为国企改革深化进程中的主要成本提供者，是解决目前针对国企支出安排交叉重复与公共财政支出缺口并存矛盾的有效途径。可以依托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对二者对接的计划、实施步骤、对接方法进行总体设计并将其具体量化到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中加以执行。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必须与国有经济总量、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相适应。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征收的范围、大幅度提高国企红利征收比例，可以把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从300-800亿提高到1200-1500亿。如果国有资本经营年度预算收入规模达不到3000-5000亿，就难以实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引导及调控。
具体而言，首先要不断扩大预算征收范围，既包括横向涵盖的企业范围，也包括纵向同一企业中征收所延伸到的下级公司的范围，从现在只向中央直接管理的一级企业收取扩大到向国有企业下属的独立核算的一级子公司或二级子公司收取。其次要分类并有重点地提高红利征收比例，在未来5-10年内把资源类国有企业的红利征收比例逐步提高到35%-45%的范围；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红利征收比例可提高到25%-35%的范围；军工和科研企业的特殊职能决定了其红利征收比例不可太高，最多提高到15%。再次，依托资本市场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与超过20万亿的国资存量相比，不到1000亿的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明显太小。盘活巨额国有资产存量，是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最直接、最快捷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可以依托发展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确定减持计划，实现部分国有股的减持变现；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处置部分闲置、运行效率低下或待处置的存量资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更加重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支出方向把握与支出方向优化。应该着眼于国家产业政策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打破原有的支出限制，扩大支出范围、明确支出方向和重点。从支出方向上看，应当打破所有制和地域界限，着重支持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如军工、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和国有经济优先布局的领域与行业。坚决避免国有资本流入国家明确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落后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未来还应逐步增加在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民生领域的其他相关支出。从支出的重点项目上看，应重点加大对企业兼并重组、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竞争力提升等相关项目的支出规模和扶持力度。同时，还应该就预算支出中的资本性支出进行创新探索，依托国有资本间接支出设立各类产业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方式。
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有企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该能够引导并推动国企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的停滞，不仅会无限加大国企尤其央企的审计成本与监督成本，而且会使一些已经发展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国企成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障碍。因此，要通过创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手段，引导并推动国企尤其央企加快产权多元化改革。
首先，把国有资本红利征收比例调整与国企尤其央企产权多元化改革挂钩，按照国有经济的发展目标合理确定国有资本退出的领域和退出时间，编制5-10年的国有资本经营中长期预算，有计划、分步骤地确定国有资本的退出领域和退出时间。在明确退出的领域，可以大幅提高红利征收比例，通过这种方式有计划地收回国有资本，稀释国有股权占比，适时引入其他各类形式的优质资本进入，推动实现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多样化。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提高征收比例仍然未能完成退出任务，可以再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出售剩余资产。
国有经济功能范文6
一、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
除了通过国有化没收、征收、赎买外资企业，使之变为国有企业外，更主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重点企业和重要基础设施，并逐渐使其成为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独立比较早、工业化起步也比较早的发展中国家，战前国有经济就有了一定基础。战后，这些国家再度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使国家资本的范围和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间内，阿根廷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就从466家猛增到1478家。国内资本很快就在交通运输、金融、战略物资和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国有企业的营业额占全国营业总额的比重，钢铁工业为37％，造船业为45％，石油化工业为82％，电力、煤气、电话为95％。（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独立以后也大力发展国家资本，特别是把国有经济的经营重点主要放在投资大、建设时间长、收益慢而私人无力经营的重工业和农业部门，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业。据巴西《视野》杂志公布的调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国有企业为81家，其总资产占200家大企业全部资产的74.2％，其纯收入占200家大企业全部纯收入的56.3％。
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韩国的国有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独立之初，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该计划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应强调自力更生和实行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国家应当拥有和控制所有关键工业、基础设施和其他公用事业，同时也适当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垄断了铁路、航空运输、港口设施、邮电、军工、保险、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部门，并在钢铁、有色金属、基础化工、机床、重型机械银行等部门居于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在全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一五”计划期间，印度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6％，“二五”计划期间为7.1％，“三五”期间为10.2％。（注：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61）如此递增的工业增长速度，与国有经济部门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分不开的。
国有经济在韩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韩国，通常把由政府投资创办并由政府委派官员管理的企业称作公营企业。1960年以前，韩国的公营企业主要局限于公用事业方面：如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参、烟等实行专卖的高价值消费品以及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公营企业不仅数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经营界限逐渐消失。政府开始在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地区建立公营企业，只要它认为这些企业对拉动韩国经济增长和扩大韩国出口能力来说是必要的并且不适合私营企业来经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韩国只有52家公营企业，但到70年代中期，公营企业的数目增加到116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128）这些企业主要集中于钢铁、石油、化工、汽车、造船、航运等领域。
战后，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并从殖民主义者手中夺回经济自后，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国的具体情况，限制外国垄断资本的非法活动，对受国外资本控制的部门和企业有步骤地实行国有化，其中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做得尤为突出。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就将某些外资企业收归国有，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迈丁上台后，加快了国有化进程，多次将外资企业收归国有。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不少国有企业。到1974年底，在工业生产中，国有企业已控制了水电的96％、采矿的93％、碳化氢的78％，加工制造业的69％（其中冶金、机械工业82.7％，建材工业87.4％，化工57.9％，食品工业75.6％，木材和造纸工业64.3％，纺织工业34.1％，皮革制品32.4％）。（注：谈世中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34）
埃及从1953年起，开始对原有较大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运输企业和进出口贸易实行国有化；1956年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有化；同年10月对英、法资产实行冻结；1961年对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实行国有化，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业、全部银行和保险业以及重要的矿业、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不过，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来建立和发展本国国有经济的情况下，也有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为避免中断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原宗主国法国的联系，失去销售市场和资金来源，没有对外资实行国有化，而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办法来发展国有经济。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部门和企业，以及发展国民经济必需的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港口、码头、电力、水利、公用设施等，国有企业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政府还通过掌握多数大中型企业的一部分股份，引导这些企业围绕着政府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投资和生产。
二、国有经济所发挥的作用
从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看，各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以及振兴、发展它们的民族经济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适应了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争取经济独立的愿望。发展中国家独立之时，外国垄断资本尽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着其经济命脉，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小农经济，还是软弱的私人民族资本，都不是外国垄断资本的对手。如果还是按照早期市场经济的原则，听任它们去和外国垄断资本开展自由竞争，无异于开门揖盗，自招祸患。因此，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剥夺外国资本的特权，收回被外国公司控制的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和重点企业，同时大力扶植和发展国有企业，才能为争取经济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
其次，发展国有经济有利于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战前，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因此，要发展民族经济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资本积累，把数量有限且分散在个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由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有重点、有规划地进行国家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电力、电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及关键性的经济部门，耗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力量单薄的私人资本无力也无兴趣问津，但这些部门又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所必须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资兴办，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工业化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例如，拉美国家几乎所有的铁路、邮电、水运、航空都由国家经营；90％以上的电力企业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经营。可见，国有经济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立和经济起飞的基础。
第三，国有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由于国有经济的建立提供了交通运输、通讯、动力等基础设施，增强了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填补了国内一些关键性经济部门，特别是建立了那些耗资多、收益慢但为其他部门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整个国家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改善了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和条件，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国家投资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刺激了私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国有企业是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主力军。技术进步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进民族工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摆脱对工业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得以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从战后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来看，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往往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拥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比较广泛的与政府部门及科研单位的联系，便于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开展大型、重点科研项目的攻关活动。许多新技术的发明、新产品的开发，往往是由国有企业作为先导，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会推广。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在推动技术进步，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方面往往扮演着生力军的作用。
第五，国有经济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差异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区投资环境差，投资风险大，私人资本大多不愿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落后地区投资创办国有企业的办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工业发展，以达到改善工业布局，使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为了开发落后地区，除了采取财政、税收政策，给落后地区以财力支持外，还根据落后地区的资源状况及原工业基础，有计划地投资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个全国发展计划规定在东北部投资近1000亿克鲁塞罗，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机械和电器机械联合企业，还加强了传统工业的纺织、成衣、皮革、制鞋等企业，使东北部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被称为“东北部的圣保罗”。（注：程极明.大国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不过，市场机制虽然具有合理配置资源、自发调节供求以及激励竞争的功效，但如果完全听凭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即使这种市场机制已相当完善，也无法达到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因为，在市场自发过程中所实现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达到社会所希望的速度；市场机制主要依赖于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难以全面反映社会的利益；市场机制在强调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会导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严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存在着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观上要求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但是，要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国家就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并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重大经济活动作出直接的决策。显然，要作到这一点，必须在一定领域中建立和发展一定规模的国有经济。
三、国有经济的主要弊端
国有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也有许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国有经济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高度垄断，限制市场竞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国有经济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国家资本往往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或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国有经济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维护国家经济的斗争中，以及在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垄断性也产生了许多负作用：第一，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作到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是，由于国有经济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尽管国家主观上企图推动私人资本发展，实际上却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发展。第二，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市场游戏规则，调节社会总供求，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等等。可是，国家行政机关直接掌管生产资料，垄断许多关键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引起国家宏观管理职能的畸变，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应该履行的职能。
2.产权不清，腐败之风盛行
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属，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宪法上被宣布为全体国民所有，可是，这一原则却无法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加以贯彻。这是因为，尽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会成员在名义上都是社会财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上，由于全民财产不可分割和在传统体制下不可交易、转让的属性，使得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可能拥有一份可以明确辨认、并通过支配或出卖等方式实现的所有权。所以，在一些国家严重的场合，名为“全体国民所有”的资产，实际上变成“谁都不所有”的资产，成为越来越疏远人民群众、甚至成为凌驾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上的一种物质力量。原来意义上的产权以及它所反映的经济关系在这里已经非常淡化了，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讲到的“产权虚置”现象。由于产权虚置，再加上发展中国家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中、营私舞弊之风盛行也就不足为怪了。
3.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目标重叠
国家作为政权机构和经济社会组织，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经济目标的组织所构成的复合体。作为全体国民的资产的所有权代表，国家负有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职能；作为政权机构，国家负有组织整个社会生活的职能；而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国家又具有控制和调节全社会经济运转的职能。此外，国家作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还负有国防、外交等方面的职能。在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由于政企不分，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所具有的上述多项功能必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和多个组织机构去控制、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实现上述功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企业经营目标。例如，国家的劳动就业部门可能把增加就业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任务，因而在产业的配置上，更倾向于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财政部门则把上缴尽可能多的税收作为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而负责社会福利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部门则可能把稳定物价、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区看作是国有企业的主要功能。此外，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从政治角度考虑其他一些政治目标，如摆脱外国制约以实现经济独立和赶超战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业经营目标的重叠，势必严重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不从心，无所适从。
4.管理混乱，企业经营效益低下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国家资本控股的企业采取国有国营的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各级经济管理组织之间，以及各级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之间没有明确、具体的责、权、利的界定，对他们缺乏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约束，领导者作出错误的经济决策或管理失职而给经济带来损失，都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照旧做领导工作，甚至还能担任更高一级的领导职务；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经济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奖励。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国有化以及创办和经营国有企业的过程中，缺乏具备一定素质的经济领导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国有企业的官员，或者根本不懂经济工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缺乏必要的经济管理知识和生产技能，或者官僚思想严重，办事作风浮夸，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动辄就轻率地作出某种决策。可想而知，这种决策很少有不失误的。所以，国有企业管理不善，亏损严重，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并成为其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个国营企业中，有1／3是亏损的。土耳其公共企业在1977～1979年期间平均净亏损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9％，经过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润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1％。墨西哥国营企业（国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获利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1980年的净亏损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塞内加尔的国营企业在70年代中期尚有赢利，但在1977～1978年出现了赤字，1979～1980年亏损企业达42家（1980年共有国营企业68家）。坦桑尼亚412个国营企业中，赢利者仅9个。据世界银行测算，如果发展中国家国营企业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产生的财富，在土耳其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或年税收的10％；在坦桑尼亚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或全部卫生经费；在马里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或2／3的教育经费。（注：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75）
四、对国有经济的整顿和改造
面对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整顿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开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诺切特就任总统后，根本改变了阿连德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有计划地出售给私人。1974～1980年间，智利出售了130家企业，价值超过5亿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铜矿外，智利其他国有企业已基本上实现私有化。这些政策的实施，调动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在智利的带领和影响下，其他拉美国家也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经济复兴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把部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属于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重要部门的某些国有企业，如国家煤气公司、国家电力公司、邮政、电讯等实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将属于非关键部门的国有企业全部转让给私人经营。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私有化的还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亏损状况进一步加重，国家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不得不尖锐地被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这一时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债负担沉重，也成为促使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为外债中的相当部分是国有企业所欠的，有的国有企业欠外债达几十亿美元之多。将这些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不仅可连债务一起摆脱掉，而且出售企业的收入还可用作政府的其他开支。另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诱导和促进的作用。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各国经济调整方案的建议中，提出1981～1987年期间直接贷款的1／4和政策性贷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进有竞争力和效率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对私有化表现出明显的鼓励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股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间，巴西政府宣布，通过拍卖和合并等方式对84家中小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付诸实施的全国非国有化计划，又将钢铁、石化、电力、银行及铁路等65家企业列入私有化名单，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家钢铁公司。这些企业的拍卖收入达170亿美元之多，明显改善了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一步宣布国营企业全盘私有化，其中包括两个电视台的私有化，并批准出售电话公司、国际航空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亚洲，除东亚地区的私有化取得较大进展外，原先仿效苏联模式，国有经济规模较大、发展较快的南亚各国的私有化也进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减少公营垄断企业、提高私营企业资本的最高限额、提高合资企业中外资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谢里夫于1990年执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措施，将100家国有工业企业列入私有化计划，这些企业涉及化工、工程、汽车制造和食品饮料等。斯里兰卡也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完成了对国有电信公司、石油公司、轮胎及橡胶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国有企业结构调整、股份制改造的资金为7.5亿卢比，而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收入则达32亿卢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卢韦等.走向21世纪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当一部分推行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大力提倡国有化运动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坦桑尼亚等，也纷纷加入非国有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行列。坦桑尼亚、刚果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整顿和改造国有企业，将其关、停、并、转，逐渐减少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扎伊尔在保持国家对能源、交通、水电等关键性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将其他国营工商企业转为公私合营或完全私营。多哥从1983年开始实行私有化计划，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国有企业，并出售另外2家企业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还关闭了11家国有企业。
20世纪80年代起席卷发展中国家的这股“非国有化”浪潮，是国有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事实也证明，许多国家实施的非国有化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整顿、改造国有企业时走极端，把“私有化”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些本该由政府经营的关键性的部门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该让外资控制的企业也被出售给了外国公司。如上所述，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凡投资巨大、回收期长、有一定风险，且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垄断性部门如供电、供水、电讯、铁路等以及钢铁、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部门，宜由国家投资兴办，以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国有经济应适当退出，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拓空间。同时，应重视改革和完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如：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变多头分散行使所有权为集中统一行使所有权；建立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如通过国有民营以及承包制、租赁制等形式，将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国有资产的增值联系起来；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收入分配机制，等等。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只要通过努力，将上述几方面关系处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率，使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当前，我国正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尽管实行计划经济，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也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分布过宽、布局不合理，以及国有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此，认真学习、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整顿、改造国有经济的经验，对于搞好我国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促进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出版社.1989
2.约翰·科迪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3.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肖海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