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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求职过程 地位获得 结构模型 社会转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进行了深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地位获得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在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本文的出发点是：第一，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获得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应该区别对待；第二，将这些理论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下的微观求职过程，用求职者入职时的结构特征指标来解释其结果的差异性，从而增加实证结果的说服力；第三，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建构了体制分割下求职过程的地位获得模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求职过程与地位获得是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要维度，一直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两个学科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视角不同，因而两者关注的角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的路径也不尽相同。首先，主流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的研究，实际上源于寻求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微观决定机制，试图解释造成经济收入差异的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孤立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之外，可被统称为“社会性孤立”，或是一种纯粹个体主义的视角。无论是求职过程还是流动过程，求职者显然应当以追求更高的工资待遇、劳动报酬为目标。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定价原则，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多寡成为是否获得高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其次，相对于经济学的“社会性孤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则关注人们职业流动中的社会地位获得机制，认为任何个体的职业流动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强调社会结构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与制约。在经验研究方面，社会学的地位获得模型将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侧重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度研究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另外，经济学与社会学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经济学偏重于内生的市场分割，而社会学则关注外生的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求职既是收入获得的过程，也是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受到劳动力市场宏观结构的制约。在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建构地位获得模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本文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求职过程的教育回报率，求职过程的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机制是否相同，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其产生多大影响。
二、求职过程与人力资本模型
舒尔茨（Schultz，1963）基于对二战后德、日经济快速发展原因的考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一年后，贝克尔（Becker，1964）从微观角度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收入来自于求职者人力资本的多寡，劳动力价格或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其边际产值。当一个求职者拥有越高的人力资本，他就拥有越高的生产能力，相对其他生产者就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和边际产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或其他形式的补偿。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的测量有三个主要指标：一是接受正式教育的时间长度，指教育时间越长则劳动力本身的能力和潜能就越高；二是工作经验，指劳动者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的经验越长，则通过劳动过程得到与工作相关的相应技能和知识就越高；三是在职培训，尤其存在于内部劳动力市场，如大型企业一般都要对员工进行在职培训，旨在使员工掌握本企业特有的劳动技能，其中又以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最为常用的一个测量指标。舒尔茨（Schultz，1963）指出，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来提高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而学校教育则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关于教育水平能否测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诺贝尔奖得主斯彭斯（Spence，1974）提出的“信号理论”，认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只是其能力的外在信号，并不能直接表示其生产能力，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只是“信号传递”的手段；二是社会学将学校看作接受主导意识形态、发展人际关系的场所，从中习得文化资本并积累社会资本。学校级别越高，在校时间越长，则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就越丰实、越强化、越有效（边燕杰等，2008：27）。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理论已经得到了实证上的广泛支持。
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教育收益率（rates of return toeducation）的衡量，是对个人或社会因增加其受教育数量而得到的未来净经济报酬的一种测量。贝克尔（Becker，1964）证明了均衡教育回报率的存在；明瑟（Mincer，1974）首次对人力资本的个人回报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经验研究包括基准模型、标准模型与扩展模型等三个模型。依据明瑟基准模型的结果估算，当时美国社会的教育收益率是7%。但若在收入函数中省略工作经验，会导致教育回报率被低估，因为学校教育和工作经验倾向于负相关，在任何年龄阶段，受教育时间越长，则必然导致其与同年龄段其他劳动者相比拥有较少的工作经验；在加入了工作经验影响的标准模型中，教育收益率增长到10.7%；在扩展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2.5%。
本文采用明瑟（Mincer，1974）的三个实证模型来测算中国城市居民的教育回报率，并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研究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均以劳动者进入职业时为标准进行测量，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符合逻辑。自变量中的教育与工作经验分别指进入职业时的受教育年限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计算方法为：工作经验=年龄-受教育年限-6年；因变量为入职收入，即进入当前工作时的收入。自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物价水平的大幅上升，目前的物价水平与改革开放初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测量收入水平不能简单地直接使用问卷中得到的工资数额。问卷中测量的工资实际上是“名义工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各城市物价指数，可以计算求职者获得的“实际工资”，用此数值衡量求职者的收入获得水平。具体的计算方法是：首先计算当年的物价指数，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令其为100，则1979年的物价指数：（1979年物价水平÷1978年物价水平）×100。根据各城市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资料，笔者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居民的实际工资，即实际工资=名义工资÷该年物价指数，然后对该实际工资取自然对数得到因变量。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表2的人力资本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基准模型中，教育回报率为15.8%，由于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呈负相关，使得标准模型中的教育回报率为21.3%，在控制了交互项的扩展模型中又下降到12.5%。这一结果高于明瑟估计的美国的教育回报率，也略高于国内其他学者的估计结果（李春玲，2003a；刘精明，2006）。
三、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
（一）地位获得模型及其扩展
社会学家并不满足于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简单研究，又将两者关系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将收入置换为社会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力资本、家庭背景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复杂的因果机制，形成了著名的地位获得模型。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注重比较导致社会地位差异性的自致与先赋因素。该模型以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数1作为因变量衡量当前社会地位，以父亲教育程度和职业为先赋性因素，以本人教育程度和初职地位为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五变量的因果关系模型，认为社会地位获得同时受自致和先赋因素的影响，先赋因素的影响虽不可忽视，但自致因素的影响强度较高。
后继学者在布劳一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介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之间加入了以智能为主的社会心理变量（Swell，et al.，1969）；为了说明当时美国社会中各方面不平等的状况，尤其是家庭背景、智能、教育程度和认知能力对经济成就的影响等，在模型中剔去了初职变量，增加本人幼年和成年认知能力两个中间变量，以及收入变量（Jencks，et al.，1988）。有些学者跳出了微观层次的个体因素，将结构性因素引入地位获得研究中，探讨工业化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们强调，个人地位获得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特质的影响，还应关注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市场的特质、阶级等对社会地位的影响（Treiman，1970），如布迪厄（Bourdieu，1986）加入了文化资本因素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他的文化资本论解释了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代际阶层的再生产功能。
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当属林南和边燕杰（Lin&Bian，1991）的“单位地位模型”，该模型改造了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变量测量，使其更加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西方社会，职业声望是职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直接反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好的工作单位远比获得一个好的职业重要（李汉林，1993；李汉林、李路路，1999）。通过“天津千户调查”的资料，他们发现中国社会成员地位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成员所在的单位地位，而非职业地位。在中国社会的再分配体系中，资源获取主要是通过所在单位的地位完成的，因而，直接分析职业地位获得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基本无效（Lin&Bian，1991）。他们的办法是先分析单位地位，然后测量职业地位，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政治身份，即党员身份的测量。在传统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亲单位类型、本人初职单位类型、现职单位类型和党员身份变量，建立了更为复杂的新模型，其理论假设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可见，地位获得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忽略了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从而无法与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对话；二是在实证方面，不太重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且模型的控制变量较少，没有控制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二）求职过程中的地位获得模型
如上所述，衡量社会地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实际上来自人们对某职业的评价，虽然与经济收入有关，但也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一定的主观性，后者则属于客观指标。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职业的社会地位更多受其所在的单位级别、福利待遇所影响，外在的经济收入只是因素之一。基于此，本研究将区别对待经济地位获得与社会地位获得，并将其置于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分析求职者的先赋性和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获得产生影响的差异性。
在变量测量上，用入职时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经济地位，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用入职单位声望衡量求职者获得的社会地位。在自变量中，除个人教育水平外，增加个人政治资本即党员身份、工作经验作为自致性因素；以父亲的教育程度与父亲的社会地位为先赋性因素，其中父亲的社会地位也用其单位声望衡量。另外，选取了工作单位性质、婚姻状况、入职年龄段、性别、职业流动状况、入职年代和地区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并纳入模型中，各项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3所示。
从表4的结果可见，与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进行对比，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制约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为6.6%，与未控制其他变量之前相比，几乎下降三分之一，这一数字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李强、刘精明，2000；李春玲，2003b）。可见，社会结构性因素对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影响，教育回报率被大大高估。其次，个人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性。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代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子代的收入水平。此结果表明，父亲的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就高。在中国社会中，父亲社会地位高往往与父亲单位的性质紧密联系，这种家庭背景更加看重子女的工作单位和长远发展，而不一定在乎当前的经济收入。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均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个人的职业流动只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不能提高其社会地位，即进入体制内部门可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却只能得到较低的收入。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政治资本能够衡量个体的综合能力，从而使求职者得到较高的收入与较好的社会地位。从职业流动的角度看，曾经的职业流动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而对社会地位的获得没有显著贡献。简单讲，换过工作的人的收入比没有换过工作的人要高，而在职业地位上两者没有明显差异。依据“人往高处走”的说法，高收入比高地位更能吸引劳动者更换工作。
从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度来看，以父亲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和以本人教育程度代表的自致性因素，均对劳动者入职时的职业地位与收入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单位测量的一致性而具有可比性。在社会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社会地位上升大约1.6个单位，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社会地位上升大约0.16个单位；在经济地位模型中，教育程度增加1年，获得职业的收入上升6.6%，父亲教育程度增加1年，收入上升大约1.7%。可见，相比较而言，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强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
其他变量也显示了对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同影响。男性的收入普遍高于女性的收入，而男性的单位声望却普遍低于女性的单位声望；相对于年轻者，年龄大的求职者进入工作时获得的收入相对较少，而社会地位则无显著差异；已婚者获得的社会地位较高。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虽然地位获得模型为劳动力市场求职过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但它对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处理却不尽人意。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界出现了新的结构主义，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Wallace&Althouser，1981）。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地位获得模型都是从个体角度看待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职业流动，忽略了宏观层次上的市场结构分割因素。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进而深入研究市场是如何分割的，以及分割又是怎样形成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分为两种视角：内生的市场分割和外生的市场分割。内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分割的原因是由经济力量本身造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力量造成的弱肉强食及其引发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分；又如，高技术和大科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一跃成为高额利润产业。外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认为原因是经济之外的力量，接近社会学的观点。例如，那些显而易见的由于性别、种族等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分割因素是外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很难对其进行修复。
社会学家Kalleburg（1981）批评了经济学的市场分割理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多样性，不单纯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社会学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造成劳动力市场过程和结果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原因，劳动力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极大地制约着微观劳动力市场过程。这种结构视角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第一，经济组织具有二元性特征（organizational dualism），企业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分，大企业存在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有保护作用；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的压力，劳动力流动相对频繁。因此，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面临的劳动机会差异非常大，这种差异不是由劳动力的个人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企业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的。第二，行业分割（industry segmentation）的视角不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的社会结构角度出发，认为行业分割并非仅由经济力量造成，社会所设置的制度结构是造成巨大行业差异的重要原因，探讨社会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过程与结果的制约是社会学家的重要使命。
（二）体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在市场一体化尚未完全形成的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一直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分割不是简单的组织分割或行业分割，而是“体制”分割。由于市场制度和再分配制度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造成了在运行模式和激励机制等的制度性断裂。在市场化改革推动下，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机构、运营机制等并没有因改革带来根本性变化，非市场化的部门、机构依然存在，并形成了一道无形的“体制壁垒”。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经济回报和非经济补偿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机制形成的结构分割的封闭程度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进而对身处其中的个人地位获得的过程与结果产生较大的不同影响。体制内外成员在收入上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都是一种表象，其实质却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市场分割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分析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刘精明，2006）；通过构建收入的区域差异模型，估计包括国家垄断部门在内的政治变量造成的部门分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郝大海、李路路，2006）；以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为出发点，分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下对应的不同分配机制等（张丽娟，2007）。学者们指出，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和管理的手段，也是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主要渠道，各级单位都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社会的整合和管理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分配到各个单位，再通过单位扩展到全社会（边燕杰等，2006）。国家的这种再分配是依据工作单位在国家行政级别中的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各个单位中。这种资源配置机制显然不同于市场机制。
（三）体制分割下的求职过程
本研究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视角来分析体制分割。从横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从纵向看，劳动力市场可分为1992年之前的再分配主导时期和1993年之后的市场主导时期。根据进入单位的性质和入职时间，分别将总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揭示宏观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和差异性。
在表5经济地位获得模型的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正向影响（上升1.4%），在体制外无影响；父亲社会地位在体制内外对收入均无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程度在体制内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分别为6.3%与6.4%，内外持平。政治面貌与工作经验在体制内对入职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体制外的影响较弱或无影响，这说明体制内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与政治身份，两者均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教育水平、父亲社会地位和党员身份等均对个体社会地位的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同时发挥了作用。反观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对社会地位获得发挥重要影响作用的几乎只有一个因素，即个人教育程度。这是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唯能力论”特质的一个体现，家庭背景、政治身份都不重要，社会地位的获得只能依靠个人的后天努力，即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比较各因素在两个模型中的不同表现可以发现，在先赋性因素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表明，社会地位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内涵有明显差别。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政治面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与社会地位获得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入职时的工作经验仅对体制内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说明教育程度更好地衡量了求职者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获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政治面貌具有较强的体制分割特征，在体制内外的影响截然不同，说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含义依然存在。
表6反映的是纵向市场分割下的地位获得模型。在经济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在两个时期对入职收入均有正向影响，而父亲社会地位在两个时期对收入均无影响，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一致，但也有一定差异。自致性因素中的教育程度在两个阶段对入职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增加1年则收入分别增加6.8%与9.2%。政治面貌在市场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比非党员的入职收入高出2.5%，但在再分配时期却没有影响。此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结果比较可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党员身份的入职回报逐渐攀升。工作经验在再分配主导期对入职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多1年工作经验，入职收入增加2.5%，但在市场主导期对收入无影响。这说明再分配主导期更重视工作经验背后的资历，能使求职者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社会地位获得模型中，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社会地位对子代社会地位获得在两个时期均有显著影响，而父亲教育程度却没有影响，进一步凸现了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本质并没有受到改革进程的影响，只是影响程度有所减弱。父亲的教育程度很难对子代的社会地位或产生影响。在自致性因素中，教育水平均对个体社会地位获得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能得到更高的职业地位，与横向分割模型比较可知，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异更多表现在市场时期的体制内部门，市场改革提高了体制内党员身份的回报，此结论与经济地位获得模型有一致之处。
进一步比较发现，先赋性因素中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子代入职收入，不影响入职声望；父亲的社会地位显著影响子代的社会地位，且在再分配时期影响较大，却不影响子代的入职收入。这一结果与横向分割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再次证明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性，以及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在自致性因素中，求职者的教育程度对收入与社会地位均有正向影响，其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在市场主导期较大，对入职地位的影响在再分配时期较大。比较有趣的是，对于政治面貌的影响，无论是社会地位获得还是经济地位获得，党员在市场主导时期均有更高的回报，表明市场改革强化了党员身份在体制内的回报。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建构了基于市场分割的双重地位获得模型，研究的发现有三点。
第一，人力资本理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差异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求职过程中的教育回报率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的结果。由于因果机制的错位影响，教育回报率往往会被低估。在控制了大量的结构性因素之后，教育回报率明显下降，但仍略高于其他经验研究。
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艺术观念；人性本体；性相特征；语言选择
由于不同的“性相特征”须选择不同的“语言结构”方式，其艺术表现因形式、风格而各有不同。绘画与设计，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象，在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互相浸透与整合下，其界限趋于融汇而显得模糊不清。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绘画与设计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常常表现为被现代艺术所取代。这种现象的产生，理应归功于时代演进的人性本体精神。如果艺术都要表达个性化了的审美特性，那么不管何种门类的艺术同都属于形式各异且“个性化”了的精神产品，并同时作为客观实在的精神实体而存在。这是人性本体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决定的。毫无疑问，绘画与设计均属于艺术品范畴。其作品内涵的“立意与观念”，实质即是个体精神价值取向所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灵魂。选择这些与灵魂相匹配的语言、方法与逻辑形式(包括独创)，就成了呈现画面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无怪乎在哲学中，有其“观念形态”的名词界定之说。
一、观念与性相特征的关系
“现代艺术”除偶发性艺术、实验艺术、儿童艺术外，只要预先有实现自我精神价值取向定位的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下问题：一、创造某种客观表象的价值意义何在?二、主观上能否创建某种具有独特性精神价值的表象?三、实践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超越自我，即以此来升华自我精神?正是因为被这种纯真的“内在”精神所驾御，那么，意向性的某种特定“观念”则应运而生，如若“观念”有这样一种思考前题，性相问题的特征一经创立，就成了被精神化了的艺术作品。过去，许多理论家有“形象特征”一说，把“形象”特征称之为客观实在的外在表象，我在这里估且以“性相”取代“形象”二字，其实质是因潜藏在“人性本体”的内在精神与“感官知觉”之别。具体地说，“性相特征”则是已被内化了的精神形态(它同时也包含着抽象与具象两种类别)。从“性相特征”出发，我们能够极大地注入客观形象的精神内涵，从而强化“人文本性”的标志性特征。
“内化”了的外在形象，从心理学与生理学、物种学与形态学的角度看来，“性”有别，则“形”各异，犹如倔犟与懦弱、男人与女人、物种之类别、方圆之形态等等差异，大干世界，万物之美，大凡可说均同属于内化之“性质”不同，因而其形态各异。由此，社会现象才显得如此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新、奇、无非在于“观念内涵”的变异。
但是，假若“性相特征”是“人文”所造的价值取向，那么，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变形、理性与感性，就只是一个心理定向问题，可以理解为不同观念下的不同语言表象，出于个人特定的“性相”所造。因此作为“人文”的表现，我们从过去的“自然景观”过渡到目前的“人文景观”，其实质就是一个“质”的变化，说明人性化了的多元文化与自然文化在表象上有着“人文”特征的差异。因此，确立“性相特征”的标准，实际是在一种多元文化交织中被提取且重新整合的“新人性化”表相，即个人智能与价值取向的内在精神特性。
在实践超越自我的过程中，体验着艺术的真谛，浸透在美化了的精神实体之中，看起来仿佛是“艺术品”而纯属于唯心主义的产品，但实际是由社会滋润着艺术家个体精神的成长，因而它仍是客观的(客观精神及其产品)。因此内化了的“性相”特征，仍属于社会精神的外延。
二、性相特征与艺术语言的关系
绘画与设计同作为精神“性相”的客观实体，作为与艺术相“匹配”的绘画与设计“语言”组构方式来构建，其首要问题，即是对绘画与设计语言中(点、线、面、色彩、明、暗、形态、方法、质材、技法等诸要素)的选择与界定，从而构建其形式上新产生的“性相特征”。出于不同的人文特点(或不同性别)，对其周围事物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则大不相同，其表现在对同一客观现象的描述上，各自则存在有表达方式上的认知差异，一如演译与归纳、摸似与表现、比喻与象征。这些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界定某一现象之前的观念界入。由于各自所注入的文化内涵不同，认识方式各异，因而在所表现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定性上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与界定语汇形式上，譬如：对点、线、面某一形式的界定(定形、定色、定调)上，乃至方法与构图等，则各不相同。
目前，就绘画与设计界的传统语言的形式(单指点、线、面)而言，则有几何学的界定、心理学的界定、过程主义(即无果)的界定、错视学的界定等等。总之，同一艺术对象的客观实体可作多元的界定；认识与应用在艺术表现中各有各的定向。色彩也同样如此，中国水墨画为了求得去欲呈慧、清心雅致的审美标准，从而简略了光效应中的所有色彩，而在水墨中寻求干、湿、浓、淡、焦，即所谓的“五色”。对色彩而言，“水墨”(黑白二分，阴阳互现)就是中国水墨画的色彩语言，这是典型的士大夫文化观念所界定的，从而导致了中国“水墨”画派。在中国道家文化中，“太极”则是“知黑守白”，表阴、阳两极，并认为此两极的和谐运行，有如宇宙本体的守恒定律一样，这不能不说“水墨画”的呈现，意味着文人墨客再现了“宇宙本体”的审美特性与真实的道家文化观。而西洋画的形、光、色、质等。由于以相对客观呈现的认知方式为基准，对自然表象作客观解析与表现，从而获得有如照片似的审美效应。可见，如若绘画与设计乃致各种艺术门类，其本质是从人性特征的某点出发。
据分类学原理，知识分为“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两类，如若我们所学知识大多属于“纯粹知识”的话，那么“应用知识”的提升则成了自我认识能力的问题，立意与能力指向与观念是艺术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上述两类知识有机地结合、定性后，“纯粹知识与应用知识”方能显示出能力与观念的统一。一如对点、线、面、形态的有效界定，对明暗、色性、质地的有效配搭，对透视法、构成法(大小与方向，位置与空间，节奏与均衡，对立与统一，分解与整合、方法与技巧)等诸法则应用。这一系列的所谓“纯粹知识”，我们怎样去表现观念中的主题，就成了我们对纯粹知识的理解方能到达便通的应用。从而既不舍弃“纯粹知识”，而又合理便通地使用这些有效的艺术语言，来解决“观念”这一问题。否则，就会受到所学“纯粹知识”的制约，从而导致机械地拼凑与堆积，“纯粹知识”就会障碍自我认识能力，失去自我构建观念的主动权，在这种被动的情形下产生不了艺术的感染力，找不到个性化的艺术语言。所以，“语言”选择重在观念、重在塑“意”，即重在“性相特征”的构造与把握。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选择重在“合适”。所谓“合适”，就是选择与既然定的性相特征相关的，能最忠实地表达某种艺术观念的艺术语言。比如旨在咫尺间创造无限天地的中国山水画，正是因为他有“内化”的认识能力，并能动地运用相匹配的构图散点透视等法则，因而能突破有限，“黑”是实体，“白”是空间，创造无限。否则，没有预先“贴切”的观念界定，或不明确意境，简单的“合适”、“贴切”、“匹配”的艺术选择就难以进行，因为任何选择都，要能够经得(诸如形、色等要素整合，再现“性相特征”)起“观念”的检验。
绘画与设计艺术中“性相特征”的表象，如同文字艺术一样，语汇众多，选择各异，不同的语言塑造出不同的个性形象，不同形态色质的点、线、面，适合于不同质的“观念”要求，“贴切”与“合适”的表意，在这种意义上，方能显示其“性相特征”。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流派众多，无不是从特定的自我认识(绘画语言)界定出发，创造性的表达了某种主义；“个性化”展示并由此产生，其“人文”特性的扩充与演进方能呈现。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向前推进，创造出各不相同的、新的审美标准，也充分地展现了不同的“性相特征”的文化底蕴与“人性本体”即时代精神。
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性别；运笔特征
一、引 言
笔迹是由书写人的运笔动作所完成，故笔迹反映运笔动作，研究笔迹特征必然分析运笔特征。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运笔特征来分析书写人的性别。本文研究了单人旁撇笔、斤字旁撇笔和木字旁竖笔的运笔特征与书写人性别的关系。单人旁撇笔从左向右的方向女性与男性似然比为2.778，斤字旁撇笔从左向右的方向女性与男性似然比为2.091，木字旁竖笔下竖笔与竖笔全长的比值在区间（0.35，0.65]和 （0.90，1.00]的似然比分别为0.430和4.000，证明了性别对单人旁撇笔、斤字旁撇笔和木字旁竖笔的运笔特征有影响。
二、对象与方法
收集具有正常书写能力在校本科生的实验笔迹样本。其中，男性209人，女性120人，实验者年龄在19―23岁之间。
实验者抄写显示于投影仪的指定诗文，形成实验笔迹样本。实验者均使用统一规格的横栏书写纸及黑色中性笔以正常书写方式抄写，并在书写纸上方指定位置标明各自的姓名和性别。
剔除相关的无效样本字后，各个目标笔画选取的研究样本字数如表1：
单人旁与斤字旁字所研究的运笔特征相同，故二者实验步骤相同。而木字旁研究的运笔特征不同，实验步骤则不同。
（一）研究单人旁与斤字旁的实验步骤
判断单人旁撇笔笔画和斤字旁撇笔笔画类型方向的方法有，一是观察撇笔笔画运笔趋势；二是分析撇笔笔画起笔及收笔压痕宽窄以及墨水分布浓淡程度；三是观察撇笔笔画与下一笔画竖笔的空间位置关系。
（二）研究木字旁的实验步骤
计算得出男女在木字旁竖笔下竖笔长度和竖笔全长的比值，根据得到的比值将这些数据分到相应的区间，此时得到男性与女性的比值在各个区间的分布频数，计算频率与似然比。
三、结果与分析
（一）单人旁
通过计算可见单人旁撇笔运笔方向为从右向左似然比偏离1的程度较小，不能据此对实验样本书写者性别进行判断；而从左向右方向似然比偏离1的程度较大，可以据此初步对实验样本书写者性别进行判断。
（二）斤字旁
通过计算可见斤字旁撇笔运笔方向为从右向左似然比偏离1的程度较小，不能据此对实验样本书写者性别进行判断；而从左向方向似然比偏离1的程度较大，可以据此初步对实验样本书写者性别进行判断。
（三）木字旁
通过计算木字旁竖笔的下竖笔部分所占全长的比值反映的可靠性越大，也就说明性别对木字旁竖笔的下竖笔部分占全长的比值影响越大。
通过计算可见木字旁下竖笔所占竖笔全长比例在区间（0.65，0.80]和区间（0.80，0.90]，似然比偏离1的程度较小，不能据此对实验样本书写者性别进行判断；而木字旁下竖笔所占竖笔全长比例在区间（0.35，0.65]和区间（0.90，1.00]时，似然比偏离1的程度较大，可以据此初步对实验样本书写者性别进行判断。
四、讨论
（一）对单人旁、斤字旁的讨论
1.关于影响不同性别单人旁、斤字旁的撇笔笔画书写方式的因素猜想。女性书写撇笔笔画运笔方向为从右向左时的概率要大于男性。
2.性别对撇笔运笔的影响。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研究除行笔中笔画方向特征以外的其他运笔特征，比如起收笔特征、笔画形态特征等。
3.性别可能对其它文字撇笔笔画的运笔方向存在影响。
（二）对木字旁的讨论
1.关于性别影响木字旁竖笔被横笔所截的下半部分所占竖笔全长百分比的因素猜想。出现书写木字旁时竖笔与横笔交点以下的下竖笔占竖笔全长的比例较高且达到一定比例时，书写者是女性的概率较男性要大。
2.通过实验我们知道性别对木字旁竖笔与横笔交点以下的下竖笔所占竖笔全长的比值有影响。实验中发现如“寸”、“扌”、“车”、“中”等文字的书写均可能与性别相关，需要进一步验证。
3.通过男女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差异寻找可能与性别有关的运笔特征。我们对这个结果的因素猜想是男女的不同性格和书写习惯差异造成的，女性书写文字时较男性更注重文字的整体性且喜欢把文字的空间与框架扩大。
（三）其它讨论
1.本次实验研究了性别与单人旁、斤字旁和木字旁运笔特征的关系。黄这些目标笔画都是偏旁部首的部件，这样的目标笔画书写时使用率高，普遍性强，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继续对偏旁部首笔画的运笔特征进行研究。
2.同一目标笔画可研究不同的运笔特征。我们研究了单人旁和斤字旁的撇笔运笔方向，也可尝试研究性别与撇笔形态的关系；我们还研究了性别木字旁竖笔下竖笔与竖笔全长比值的关系，今后可尝试研究性别木字旁横笔与竖笔长度比值的关系。
3.从对单人旁与斤字旁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女性较男性更多地把撇笔写成横笔，即女性较男性不喜欢写撇笔。
4.性别与运笔关系的研究可在侦查破案中迅速判断文件材料的书写者性别， 缩小侦查范围，提高案件侦破的效率。这在利用运笔特征判断书写者性别研究中具有推广价值。
5.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陷。实验收集的样本来自广东警官学院不同年级的本科在校生，年级跨度为2005级到2015级，共收集了329份样本，其中男性209份，女性120份。
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4
摘要：企业行政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它不是国家政权，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济组织，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管理形式。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越加凸显。但是，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冲击，我国企业当前的行政管理还不够完善。因此，采取积极措施不断创新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企业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进行的细致分析，进而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创新企业行政管理的路径。
关键词：企业行政管理；特点；路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对于每一个企业都是严峻的考验。企业行政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时代的变革，就必须不断的巩固自身的竞争优势，做好企业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够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企业行政管理的含义及特点
1.企业行政管理的含义。
企业行政管理体系作为企业运作的命脉，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企业行政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不同，它不是国家政权，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济组织，它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管理形式。我们可以把企业行政管理定义为：企业在运作的过程中，为了能够实现企业既定的目标，依靠企业行政组织机构、按照企业的行政组织机构内部的隶属渠道，运用一定的法律、制度、原则及方法对企业进行职能性管理的总和。
2.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
首先，企业行政管理具有服从性。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是企业内部一个组织机构，不是独立存在的组织，因此它与政府行政部门是不同的。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只是在企业管理者授权的范围内对企业内部进行科学有效的、有利于企业良好发展的管理，所以说企业行政管理具有服从性。
其次，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强制性。企业行政管理的强制性主要体现在：在企业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要使用大量的命令、指示对企业进行相应的调整，企业其他部门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因此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方式都是具有较强的绝对性。另外，在企业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如果违背了企业行政管理指令，就要严格按照处罚条例对其进行处罚，这就体现出了企业行政管理的强制性。
再次，企业行政管理具有及时性。企业行政管理的及时性体现在行政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企业行政管理是以直接具体的行政方式来调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其手段和方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相对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管理目的，其过程快捷迅速，实效性强。另外，企业行政管理的及时性也体现在行政决策和实施的层面上，体现了行政决策运行的及时有效性。
二、企业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1.企业行政管理的意识淡薄。
首先，企业行政管理层的行政管理意识淡薄。由于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有些企业的领导层对企业行政管理的认识不够，认为行政管理工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并不能够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在制定企业相关政策的时候，企业行政管理层不能够从企业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意识淡薄。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对自己所在企业的业务不熟悉，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够从行政管理的实际出发，行政管理活动与实际相脱离，行政管理措施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企业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与联系，造成企业管理部门之间工作的相脱节，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企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尚未健全，仍需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复杂的活动，需要有整套为其量身定做的行政法规来保障。在现今大多数企业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法规的不健全和不配套所造成的行政效率低下的现象比比皆是，显现出行政制度上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当前，我们缺乏的首先是高效的制度，即能够有效地组织配置各种政治、思想、经济要素以实现行政效率增长的制度资源。其中既包括政府机构设置、职能划分、人员编制等政治方面的制度，也包括财税制度、投资制度、企业制度等经济制度，这些制度都需要不断完善，最终提高企业的行政管理水平。
3.企业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
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企业行政管理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企业的运行过程中，“一言堂”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尤其是在涉及到管理层利益的时候，他们总是会从自身利益而并非企业利益出发。同时，企业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过分地高度集中而又缺乏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一些企业工作人员严重，家长制、人身依附等封建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决策民主化、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企业员工的积极性， 最终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创新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路径
1.创新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首先，完善企业行政管理机制和保障体系。通过建立行政领导负责制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并由相关的部门进行行政监督，达到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完善保障体系，强调企业行政管理措施的执行力的目的，进而逐步提高企业的行政管理效率；其次，健全企业行政管理的领导体制。企业行政管理的科学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主，咨询机构为补充，建立有相应的行政监督部门等三个重要的方面，不断实现三者的有效结合，继而健全行政管理领导体制，保证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不断优化企业行政管理模式。随着当前企业竞争的激烈，企业的行政管理模式必须不断优化，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强化企业行政管理职能，确保企业行政管理措施能够充分落实。
2.创新企业行政管理模式。企业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企业不能建立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企业行政管理模式、制定出各项规章制度，将导致企业领导者无法及时了解企业实时的发展状况，不能及时发现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给企业后续的生产运作埋下严重隐患。所以为了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企业行政管理应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机构体制，在企业中合理有效的配合其他部门工作，使企业的各个部门在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下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在整个企业管理中，每个人员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以及在企业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样才能发挥自身的潜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建立适合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是至关重要的。
3.创新企业行政管理方法。企业要积极引入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当前企业在管理方法上陈旧僵化，一味地关注企业的行政命令和各种企业行政规章制度，行政官员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行政效率低下。企业行政管理要注重管理方法的有效性，采取适合的措施以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责任感，提高行政效率。定期评价业绩，择优使用行政管理人才。企业人事部门虽一直以业绩评价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晋升的标准，但长期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所以企业应该从人才学角度，综合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等科学手段，对企业的行政人才做出准确评价，为企业挑选出最优秀的企业行政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刘昊，中小企业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建设[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2，3。
[2]宝丽嘉.如何设计人力政策和制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3]周晶.浅析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年第21 期。
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会计监管政策研究存在问题
一、会计监管政策指导思想定位不准确
正确的监管理论指导能保证制定出的监管政策是顺应正确的经济运行方向。但在我国的会计监管实践中，政府在制定会计监管政策时，大多是干预会计市场的运行状态，政府制定并推出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未必都是恰当的。根据制度非中性观点，在转轨过程中由于部门等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存在制度“偏袒”，保护某一集团的现象。因此，在缺乏有力监管机制的情况下，政府会制定并推出一些有利于偏袒某部分市场利益主体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从而制造新的矛盾。如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的“会计委派制”制度(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会计人员，其实质是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直接监管国有企业财务和经营)及政府对民间审计的价格管制制度(由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制订)等。这些措施的推出是对会计市场运行的不恰当干预，并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会计委派制”的不良后果是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造成政府直接监管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同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宗旨、“政企分开”及两权分离的原则发生了冲突；民间审计的价格管制制度导致民间审计的稀缺或供给过剩。实践证明，政府监管政策可以有效修补会计市场失灵，适当的监管政策有助于改善会计市场，进而消除或减轻会计市场失灵。反之会加剧会计市场失灵进而降低会计市场的效率，甚至破坏整个会计市场。会计监管政策的指导思想制约着会计市场的定位、发展方向及会计人员的行为规范。我国会计监管政策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以法制、规范、自律为方针，通过规范求得会计市场的发展。因此，在制定会计市场监管政策时，应将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作为考虑的依据。
二、会计监管政策的核心不突出
(一)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不完整 构建强制性会计信息披露是由于会计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会计市场逆向选择后，无法区分好坏会计信息披露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的不良配置，即逆向选择的产生是根源于缺乏区分高低品质所需要的会计信息，解决途径只能是要求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因此，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促进资本的有效配置，必须采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目前，对会计信息披露进行强制性信息披露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上，我国已经颁布的信息披露法规有《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及其交易的披露》等。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中对重大事件的规定不够明确和完整，商业秘密和必须披露的会计信息的界限不够明确，与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相关的会计准则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等。
(二)会计信息披露范围格式规定不详细 我国现行的会计信息披露过分倚重于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而对于一些与投资者决策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市场信息、政策信息、监管信息、背景信息、责任信息等没有做出详细规定。因此，在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中，应规定各种与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其他信息，如进一步扩大会计信息范围，加强会计政策信息有效性和时效性的规定；制定统一的会计信息披露格式，实现会计信息披露格式的规范和简约，防止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利用不规范的信息披露格式对真实会计信息进行篡改，以增加会计信息的理解性、公开性和准确性。
(三)会计信息披露的时间滞后 在现有的制度下，季报与中报、年报在披露时间上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为了防止由于会计信息披露的滞后影响到信息披露的质量，应通过会计制度修订和完善，缩短年报、中报的披露时间，给季度报告留出时间。
(四)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处罚不严厉 会计监管机构对违反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行为处罚不具体，惩罚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致使会计信息虚假泛滥，社会公众对披露的会计信息普遍持怀疑态度。规定明确而严厉的处罚措施，对编制违法、违规财务报告的行为惩罚做具体规定，建立和完善会计信息不实披露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将赔偿机制置于会计监管体系的框架之中，有利于会计执法者对违规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因此，应合理设计有效的违规制裁成本，一方面，若制裁成本设置过小，对会计行为不能起到警戒作用；另一方面，若监管者对制裁成本无从规范，可能使会计行为无法做到“规则遵循”。
三、会计监管政策缺乏系统性
(一)会计监管政策制定主体不统一 由于不同领域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主体不同，使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部门只注重本领域的立法工作，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这样势必增加了会计法规之间的不协调性，使实施的会计规范监管会计市场并不统一。
(二)会计监管的职责界定不明确 由于会计监管政策并非对会计监管职责作出明确的界定，或在某类会计监管对象上指定过多的监管主体，造成大量的监管盲点、重复监管和监管冲突，甚至出现对有利监管对象的争夺和对交叉责任推委行为的现象。
(三)会计监管政策的处罚规定不一致 会计监管政策在规范市场时规定不一致。如在会计人员处罚数额尺度的确认上，《会计法》、《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税收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都做了规定，但是对法律责任界定的条款和具体解释都比较模糊，对同一违法行为其处罚数额各异。如对“提供或编制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的违法行为，《会计法》规定对违法责任人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发行人)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法》规定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商业银行法》规定，有非法所得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对违法责任者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对违法责任者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税收管理法》规定，偷税数额不满1万元或者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不到10％的，处以偷税数额5倍以下的罚款。再如对“在法定的会计账册以外另设会计账册或私设会计账簿的”违法行为，《会计法》规定对单位并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公司法》规定对公司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保险法》规定对单位处以1万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税收管理法》规定对单位处以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会计监管政策协调机制不健全 会计监管政策相互协调是指监管政策的行为标准和规范应相互适应、相互支持和相互配合，以共同约束和引导会计行为活动向着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目标得以实现的方向进行，如果相互抵触，会计行为将无所适从，会计
信息真实性将无法实现。因此，确定协调依据，对会计监管政策之间相互不协调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监管政策条文进行协调修改，以避免会计监管政策相互重叠或相互抵触的现象。
四、会计监管政策会产生寻租行为
公共选择派认为，寻租是指为了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会计监管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寻租过程往往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定会计监管政策的过程也是一个寻租的过程。无论政府采取何种类型的会计监管政策，被监管主体都会相应采取对策，以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实际上扭曲了原有政策导向和效果。政府监管俘虏理论认为，作为一种规律，监管的设计和运行基本上是以被监管行业的利益而展开的。由于会计监管政策是市场主体利益博弈的结果，会计监管政策影响了会计主体和消费者的利益分配，因而市场主体各方为了自身利益乐于去游说会计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机构，以影响会计政策的制定，以便能制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如美国财务委员会(FASB)曾出台了一些规定，对安然的一些财务方法，如未将期权奖励从利润中扣除，滥用特殊目的实体(简称SPES)转移坏账等进行限制，但这些规定大多被国会。
前SEC主席列维(A.Levitt，Tr.)曾试图禁止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客户提供管理咨询等非审计服务，以防止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因利益关系而勾结。但此举遭到国会的反对，议员们甚至以缩减SEC的预算拨款相威胁。在制定会计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寻租行为，使寻租人可以获得一些好处，如安然在成功实施了一系列的“俘虏”战略以后，在直接物质收益方面获得的税收优惠累计超过2．54亿美元。但寻租行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如安然的破产，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造成了上百亿美元的损失，导致了安达信的破产，并使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等多家金融财团几千万至十几亿美元的贷款无法收回，更严重的是，安然案重创了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而这些都是“公众利益”的巨大损失。虽然我国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的产生和授权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但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制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会有与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效用取向。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会计监管政策，不断赋予制定者新的权力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制定者的监管也同样重要。可以从完善政府监管机制、司法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
五、缺乏会计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
由于缺乏一套成熟的会计市场监管政策的目标评价体系，所以无法判断会计监管政策的优劣，从而无法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实效。在实施会计监管有利于规范会计市场的认识下，过多的权力阶层必然会干预会计市场，这不仅无助于会计市场的改善，而且还可能加剧会计市场失灵，甚至导致整个会计市场失效，这是因为政府本身也有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的问题，政府行为也可能负外部效应。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监管政策能否促进资本市场有效配置功能是反映监管政策恰当与否的重要标准，当一项监管政策无法起到规范资本市场作用时，此项监管政策就必定是不恰当的。监管政策是否促进了会计资本市场的公平也是考察的另一个方面，公平性要求信息需求者有平等地获取相关信息的机会，如果某项监管政策最终会损害会计市场的公平程度，对此项会计政策是否需要实施就应重新考虑。因此，评价会计监管政策的恰当与否，都必须以能否更好地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和富有效率为标准，凡有损于资本市场的效率和公平的会计监管政策，就应该给予改进。
六、会计监管政策制定的应循程序缺乏透明度原则
行政关系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班主任；个性特征；学生；个性发展；引导
中图分类号：G63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5-0423-01
个性主要由道德、理想和情感三要素组成，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存在的特质。在教学中，班主任作为教学的主体，一言一行对于学生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能够对学生的个性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1.树立起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十分重视教师是否能够"一碗水端平"，也就是是否偏爱哪个学生，所以，作为班主任，最基本的个性特征就是能够公平的处理学生之间的问题，在上课的时候，不偏向成绩好的学生，而是对每一名学生都进行平等的看待。如果教师能够做好公平的对待学生，那么学生会更加的新任教师，也就会向教师学习，坚持公平和正义，遇到问题的时候心中始终有一把标尺。
除此之外，教师还要不断的在班级中弘扬正确的价值观，让学生知荣辱，明是非。教师可以发挥榜样作用，始终坚持诚信，用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感染学生。还可以通过在班级内树立榜样的方式让学生不断的树立起道德意识，比如说，如果班级内的哪一名同学在道德品质方面表现图吃，就可以树立起典型，号召同学们像这名同学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班主任既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引导学生树立起了正确的价值观，又以学生本身为榜样，让学生有了更加强烈的使命感。
2.以身作则，带领学生共同进步
许多班主任在对学生提出要求的同时，自己却有着许多不足之处，这样的班主任往往得不到学生由内而外的信服。所以，要想使学生的个性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教师一定要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以身作则，在对学生提出要求的同时，自己也应当做到这些条件，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为学生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比如，许多同学因为自身的懒惰不愿意跟随班级一起进行课间的跑步，这个时候，如果教师仅仅只是严肃的将跑步的好处告诉学生，强迫学生参与进跑步当中，学生就算服从了，心中也充满了不满。所以，教师应当与学生一起参与进跑步之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学生一起运用，长期下来，学生感受到教师的良苦用心，也能够真正的将自己的身心投入进跑步当中，这样学生不仅锻炼了身体，提高了身体素质，个人的毅力也会增强，整个人都会脱离懒散的状态，这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再比如，教师如果能够以身作则，每天都提前来到班级，长此以往，学生也会效仿教师，在正常上课时间之前来到学校，短期内来看虽然这短短的几分钟对学生的好处很小，甚至许多学生因为少休息了几分钟会有一些抱怨，但是长此以往，学生的成绩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学生本身的毅力以及守时习惯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增强，摆脱了懒散的学习方式，学生的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3.由内而外的关爱学生
教师要是想用自身的良好个性不断的影响学生，将学生培养成价值观正确，个性发展良好的综合型人才，与学生之间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取得学生的信任和喜爱是十分重要的。教师要由内而外的关心学生、尊重学生、爱学生，除了严肃认真的一面之外，还要有亲切和蔼的另一面，通过对学生的尊重与爱，感化学生，让学生真正的被教师所感染。
在刚刚认识学生的时候，教师就应当主动地去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学生进行交流。教师可以对学生普遍感兴趣的话题与学生进行聊天，获得学生的喜爱，用心去了解每一名学生，记住每名学生的名字和特点，让学生感到来自于教师的关怀。在逐渐深入了解学生，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时，教师也应当用自己的品质去不断的感化学生，而不是一味的对学生进行说教。比如，班级内的某一同学因为不认真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了，教师就可以单独与这名同学进行谈话，耐心的引导学生找出自己的问题，并且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用爱不断的感化学生，让学生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在教室的带领下不断的改正。
4.对学生进行积极的评价
能够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学生，经常因为学生取得的成绩对学生进行鼓励的教师，相比于对学生要求苛刻，经常因为学生所犯的错误而责备学生的教师更受学生的喜爱。所以，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应当以鼓励为主，细心的发现学生存在的优点，并加以鼓励，让学生本身存在的优点被放大，从而影响更多的学生。比如，有的学生在班级中十分内向沉稳，乖巧听话，成绩却一般，在班级之中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教师就可以就这类学生身上的优点入手，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鼓励和表扬，一来让这类学生身上的优点得以发扬，二来也对这类学生进行鼓励，使他们产生学习的激情，在不断的发扬自身原本的优点的同时，进行更深层次的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
再比如，有的学生文化课成绩不好，但是在艺术上却有着很高的天赋，教师也要对这些同学进行表扬和鼓励，不一味的进行压制，而是在鼓励这些学生不断的发扬自己艺术天赋的同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习更多的文化知识，成为有内涵，有底蕴的人才。这样的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加容易接受，也能够起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更加完善的个性。
5.结论
班主任的个性特征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个性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班主任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在教学中的引导地位，发挥自己的榜样作用，以身作则，身正令从，不断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学生，用自己的爱与关怀感染学生，使学生不断的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个性，最终成长为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极高的新时期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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