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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成人 成才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态，对孩子的一生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我们注重家庭教育，努力培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抑或是为了成才成功吗？单一的教育价值取向势必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失衡，从而造就了一个不均衡的结构，这对于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往往是不利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清楚教育本身的目的，以明确家庭教育的目的，指导我们如何进行家庭教育。简单地说，家庭教育的目的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成才，而应拓展为成人。成才也只是成人的某一面的具象，而非全部。
一、成人比成才在家庭教育中更具有普遍意义
成才固然好，但大多家庭进行的所谓成才教育无疑是社会竞争的产物，只要出类拔萃，便可享有更充分的生存资源。于是，很多父母寄望于此。但大多具有盲从性，竞争中的优秀者只能是少数几个，当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菲尔普斯（2008北京奥运会游泳8金获得者）一样的人物，但菲尔普斯只有一个，因为这是竞争的产物，只能有一个冠军。那么，众多试图培养游泳天才的家庭将是失败的；当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朗朗一样的人物时，但像郎朗一样的人为数不多。那么，中国众多的“钢琴天才”的培养注定是失败的。在家庭教育中，成才教育模式实际上就是以庞大的培养基数去造就少数成功的家庭。
那么，我们换个角度，不防去培养孩子热爱体育，勇于拼搏的精神；培养孩子热爱音乐，去享受美的意境。一个天性得到健康发展的人难道不是既优秀又幸福的吗？就算用功利尺度——广阔的而非狭隘的——衡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是更有希望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吗？而从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会比相反的情形好得多。而培养孩子成为一个人，一个健康具有活力的人，是每个家庭都能担负的责任。
使孩子长大成人，实现自我价值，共享人生的精彩比使孩子出类拔萃独享生存资源更具有普遍意义。
二、成人比成才在家庭教育中更具有现实意义
在家庭教育中，即使很多人明白了其教育目的，但仍然会偏重于成才模式的培养。可能是认为成人内容过于“空泛”，似乎“实际收益”不高，不太现实。那我们就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分析一下，成人的重要性。
1.个人发展的“短板效应”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成才教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多发生着“木桶原理”中的短板效应。那如果我们把人比作一个水桶的话，那么，他的道德、情感、智力、能力等便是构成这个人的木板，而他能有多高的水平呢，或他能有多大的发展潜能，可能便取决于他最短的那块木板。水桶原理是否适用于人的发展呢？其实我们不难发现与其相关的大量案例。
西迪斯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从他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对他进行了异乎寻常的早期教育，他6个月时就会认英文字母，2岁时能看懂中学课本，3岁能用本国语流利地读写，5岁时看到家里骨骼标本，对人体发生了兴趣，从而开始学习生理学，不久达到开业医师考试合格的成绩。9岁时，他通过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两年后即1909年他11岁刚过就进了哈佛大学。入学不久，他就做了一次关于四维空间某个数学难题的讲演。可惜西迪斯在哈佛只读了一两年后因精神负担过重而休学，后在得克萨斯休斯敦的赖斯学院工作，后因为参加一些激进的游行受到拘留后一蹶不振……
据和他同一时期的神童维纳回忆，刚进哈佛大学时的西迪斯粗野无礼，没有朋友，在社交能力和适应性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大多数和他同龄的孩子。而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的儿子在学习上出人头地，这势必会导致：在家庭教育中，孩子在较多接受智力方面训练的同时，他的作为人的其他素质（如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等）的发展时间便被挤占。久而久之，形成这方面的缺陷，最终造成成长中的“短板效应”，以至于连成才都不可能实现。
我国科学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小时候也是个智力超常的神童，尤其是在心算方面，而且他很热衷于数学方面。但他的父亲担心他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便干预他与各种数学科目的接触，鼓励他读历史、地理、诗歌等方面的书籍，教导他真正地思考比耍聪明高超得多。他一生都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因此也对父亲感激不尽。他是全世界闻名的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权威，也是一位科学全才。他说：扎实而深刻的独立思考能力比智商测定的反映速度更重要。可见，家庭教育中的成人教育就是为了补齐木桶的短板，因此成人的培养决定着木桶盛水的多少。
所以《发现母亲》的作者王东华说：如果只能二者选一的话，我认为宁可牺牲一个智力上的天才，也要拯救一个社会上发展协调幸福的人。
2.家庭教育是成人教育的最佳时机
成才是从家庭教育奠定基础，到学校或专业教育中得到强化和提高，而最终在社会教育中走向成熟。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成才要在社会教育中才能完成。即一个人是否能实现他能力的价值，只有在社会的历练和选择中实现。况且在成才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能力之外的支持，如坚韧的意志，个人的魅力，不断提升的思想空间，等等。而这又与成人紧密相关。
而成人通过家庭育之、学校教之、社会化之而实现。相对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为孩子提供了一个温暖、安全的成长环境，其成人教育的时机最恰当，起作用也最明显。正如有这么一句话：习惯决定习性，习性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而良好的习惯、习性、性格的形成，正是家庭教育所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机。心理学家杨风池提出：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教育最佳时机是越小越好，等到18岁父母已不能再教育孩子，只能与他交流。由出生到18岁成人正是家庭教育时间。即成人教育的最佳时机是在家庭教育，错过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要达到再塑一个人的几率将会很低。
综上所述，我想每一个家庭都希望自己孩子的一生是健康、快乐、幸福的，但这是“人”的内容，而非“才”的结果。成才固然重要、固然好，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使孩子成人。这样才能真正成才，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即成才教育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其重要的基石——成人教育。如果根基坏了，便无以成良才，甚至不会成才。所以，成人教育在家庭教育中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东华.发现母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2\]周国平.教育的七条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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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家庭教育
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应该由家庭、学校和社会三部分共同组成。而在中国，随着孩子的出生和成长，教育的矛盾性、片面性和扼杀性已经不容忽视地摆在人们面前。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学校教育水平及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农村家庭教育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始终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一、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
分析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是解决农村家庭教育问题的关键。本文的研究基于2007年7月20日至2007年8月1日对安徽省宿松县五里中学，长铺中学，响堂小学部分学生、家长及老师进行的随机调研结果。此次调研的326个样本中，家长102人，学生224人。学生中男女比例为5:4，其中高中阶段的平均年龄为15.4岁，初中阶段为12.2岁，小学阶段为9.3岁，学生样本在个教育阶段即高中、初中、小学的所占比例分别是2:3:3，在访谈的家长样本中，其中父母83人，其他家庭成员19人。
（一）家庭教育目标——跳出农门
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农村，在这些家庭中48%是核心家庭，“农村生活太苦，农民太累”，“考大学，赚大钱”，城市中优越的生活环境和较好的发展机遇成了孩子学习的最终目标。调查显示，92.1%的家长希望子女能跳出农门走进城市，“城市最优化”成为不变的主题，有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过早的感受城市的优越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入城市的私立学校。根据孩子自身的条件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为他们确立一个正确的教育目标，这是做好农村家庭教育工作首应解决的问题。
（二）家庭教育主题——配合文化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农村高中生的父母大多出生在60年代，由于特殊历史环境的影响，他们整体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有将近一半的父母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可想而知他们根本无法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给予孩子必要的帮助；而对于初中生和小学生而言，父母已有的知识以无法满足孩子的需要。现在农村中的许多父母已认识到在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的今日知识的重要性，并努力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成为他们的弥补措施，有89.2%的家长确定不会占用孩子的学习时间，有57%的父母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干农活，有58.8%的父母支持孩子在假期上辅导班，37.2%的学生曾经有过或现在有自己的家教老师，家庭教育中智力投资增加了，孩子课余辅导的质量提高了。但相对之下，孩子的学习负担也随之加重了，学校减负，父母加压，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孩子难免会出现厌学、逃学现象。知识爆炸的时代家长们感到了没有知识的压力，高强度的学习负担下孩子也感到学习的压力，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适度的平衡迫在眉睫。
（三）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影响及地位
根据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英国医学杂志等权威媒体及学术期刊的最新报道推知，母亲的文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胎教问题。首先，文盲的母亲无从得知胎教的意义和方法。其次，低文化水平的母亲不能给与胎儿良好的语言环境，须知母亲说话的语气和内容都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语言教养。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双方对子女有教育的责任和义务，许多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指出母亲对孩子有着全面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研究表明，母亲的素质对孩子的十二项主要心理品质能够产生全面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在占12%的文盲和半文盲家庭中女性的文盲率为67%，调查的所有母亲样本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总人数的80.8%，而小学文化程度占绝大部分比例。随着中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务工，在转移的劳动力中男性占大多数，家庭教育的重任自然落在了女性的身上，照顾家庭、干农活、教育孩子等家庭负担一下子全落到她们的身上。母亲还须面对强大的压力，一方面必然导致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胎教及出生后的家庭教育；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了妇女对自身所属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认同，许多女性的重男轻女观念比男性更加强烈，这样的角色期望与角色认同的理念必然会对家庭教育产生负面的影响。
（四）对新事物的认知落差
现代社会报刊、网络铺天盖地，新文化、新知识层出不穷，易于接受外部新鲜事物的孩子由于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难免会出现错误，而对于外部新鲜事物本身就接受比较慢的农村父母们，他们也难以帮助孩子真确认清它们的本质，不免在家庭成员的之间双向学习过程之中出现子女对长辈们的误导，从而给家庭教育带来许多麻烦甚至失误。以网络为例，调查结果显示有66.1%的父母知道网络但并没有亲自用过，只有19.6%的父母表示自己曾经接触过网络，对一般的网络知识略有所知，还有13.3%的父母竟对网络一无所知。
（五）攀比——学习方向误导动力
家长相聚，谈话的主题之一就是孩子的学习，有的家长把分数和在班级或学校之中的排名作为判断孩子学习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加大了孩子的学习压力而且会误导孩子的学习方向，扼制孩子兴趣的培养和特长的发挥。
调查结果显示，有65.1%的家长对孩子考试的成绩非常重视或重视，在望子成龙心理的驱使下有许多的家长用经济手段作为孩子学习的动力，孩子的学习成绩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这无疑会加重家庭的负担。
（六）农村学校无奈的双重角色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学校教育是个体接受正规教育的开始，个体在接受学校规范教育的同时，家庭教育仍时刻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让孩子“学会做人”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共同的奋斗目标，如果二者能够很好的配合，必然对个人的成长起到促进作用。但遗憾的是，农村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似乎责任不清，一方面教师承担着学校教育的义务，另一方面农村的家长们又将家庭教育的部分职能推脱给学校，许多父母认为学校应当对孩子的成长负全责，学校一身挑两担，扮演双重的角色。
调查结果显示，当孩子犯错误后有46.8%的家长选择了立即向老师寻求帮助。帮助父母教育孩子这是老师的职责，许多老师反映有些农村家长将孩子送进学校时好像将孩子的教育权全部移交给了老师，家长对老师的信任有利于学校与家长联合起来对孩子因材施教，但农村家长对老师信任的前提值得深思。近年来随着农村进城打工浪潮的不断兴起，许多的农村家长常年在外打工根本没时间教育孩子，而对孩子的教育长辈们的教育理念又无法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学校就成了他们的求救站。除此之外许多家长还认为“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交了学费学校应该对孩子的全部负责”，“管孩子这是老师的义务”。
农村学校作为遍布城乡基层的公共机构，在培养孩子的同时还承担着面向广大农民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和创造能力的重要任务。向孩子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保证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真正要使孩子学会做人，这仅仅靠学校教育是难以完成的，家庭教育有着其它教育形态无法弥补的内容，学校如何通过提高家长的文化认识水平来引导孩子的成长，这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重要条件。实质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在教育的内容上不应该有十分明显的界限，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应尝试着将两者结合，建立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相结合的教育网络。
二、改进农村家庭教育对策
目前中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在15—64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全国有8500万文盲半文盲，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些地区许多父母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面对现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们已亲身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开始尊重知识，注重德行，试图通过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子女能够德才兼备，但是由于受客观环境——家庭教育观念及主观因素——文化水平较低的局限以至他们蹊径难寻。结合本次调查的实际及我国部分地区在家庭教育方面取得的经验，文章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一）改变农村教育教学环境
通过学校教育来引导家庭教育的正确方向。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1993年全国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差距为1.9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1492.2元：476.1元。李岚清曾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关于中国农村基础教育问题时指出。从1995年开始到‘十五’期间，仅中央财政就安排了89亿元，加上地方配套资金共198亿元，实施了两期“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2001年至2002年，中央财政投入30亿元，用于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今后还将继续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计划在4年内解决农村中小学危房问题。中央财政还拨款3.64亿元，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2002年示范试点项目”，2002年以后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缩小农村与城市教育的差距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步骤。
（二）鼓励农村兴办儿童教育机构
相对延长学校正规化教育的时间，可以暂时缓解父母家庭教育知识贫乏的压力。但现存农村幼儿园布局分散、规模小、效益低、职责不清、管理不顺。先进的教育信息得不到共享，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建立适应农村学前教育现代化需要的办园新体制，更好地推进幼儿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农村幼儿园质量，为农村幼儿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建立家长教育培训机构
在学校中建立家长学校，通过专业的学校社会工作者向家长传授正确的家庭教育信息，用学校和学生的“文明”带动家庭和家长的“文明”建设。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家长会、家访、家庭教育咨询等形式展开工作，主要工作目标应包括帮助家长树立“为国教子”的家庭教育观念；通过定期的培训来提高父母在子女成长方面所需的基本知识；提出关于家庭教育的建议，并且组织学生和班主任对家长的家庭教育进行评比；加强家长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比如组织学生给父母写信，让学生对家长的不良行有正确认识，向家长提出合理的建议；使家长认清现在的教育及就业现状；对孩子加强“三农”教育，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变不利为动力。
（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妇女联合会的作用
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当地妇女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转变她们的观念，改变她们对固有的、不正确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认同，从而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教育中作用。
（五）文化反哺——“我来教教父母”
家庭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家长与孩子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施教与受教育者之间应冲破传统的“家长改造制”模式的局限，这样才有利于教育双方的沟通，寻找合适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模式。
有77%的学生表示当自己的父母与他们的观点出现分歧时或生活中遇到什么不懂的问题时，他们愿意向自己的父母耐心的解释或与父母商讨，而大部分的父母也能接受孩子的意见。家庭教育过程中的相互学习，一方面有利于农村父母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
（六）采用“示范性教育”与“规范性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学校可邀请家庭教育比较成功的家长与其他家长分享教育成功的经验；学校不断规范家访制度，改变以往班主任负责制的固定模式，由专业的学校社工人员对学生家长进行帮助，建立家庭教育档案，定期回访，及时评估；开设家庭教育热线，方便家长进行随时咨询。
三、结论
国外有一句名言：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为“二爱型”巨人（爱迪生和爱因斯坦），就看你的耐心、信心和决心。21世纪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我国正在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农村中、小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发展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总目标的实现。本文从一个小范围对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目的是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引起全社会对农村中小学家庭教育的重视。农村地区的家庭教育，不仅需要政府在财力、政策上的投入与关注，而且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家长们的支持，“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这是当前教育永远不变的口号。
参考文献：
1、张健鹏.都是爸爸妈妈的错[M].学苑出版社,2001.
2、赵石屏.家教[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林国煽.现代社会学[M].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
4、马长英.大学生问题[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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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仲原.关于农村家庭教育思想[EB/OL].家庭教育网,20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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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建新.孩能否健康成长家长以身作则是关键[EB/OL].新华网,2004-02-05.
9、姚颖.让孩子自己选择——坐圆凳面还是小板凳[N].新民晚报,2003-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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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镇江句容市农村教育工作调查研究[EB/OL].中国妇女网,2003-03-23.
大学家庭教育专业范文3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将学校和家庭比作两个“教育者”，认为两者“不仅要行动一致，要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程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作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教师应该主动与家长交流沟通，引导家长走出教育的误区。
首先，教师应引导家长树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理念。教师可采用家长会、家访和电话交流等方式，让家长明白：在中小学阶段，学生应当全面提高素质，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片面地搞“分数至上”，不能把家庭教育单纯地理解为“辅导孩子学习”，忽视对学生的思想品质、心理健康、行为习惯、个性发展等方面的教育。因为家庭教育具有独特的功能，是学校教育所不可替代的。父母与孩子朝夕相处，关照孩子的饮食起居，是孩子最亲近、最信赖的贴心人，所以父母的言传身教可以有效地引导和影响孩子成长，可以促使孩子养成优良的思想品质、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个性化发展。
其次，教师应该向家长介绍科学的教育方法。很多家长未学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未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恰当地对孩子实施有效教育，结果引起了孩子的逆反心理。比如，有的家长本想以榜样激励孩子，随口就说“你看人家×××，学习比你强”，“你什么时候能赶上×××”。这些话语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孩子学习有了进步，有的家长本意是让孩子再接再厉，就说：“下次要争取一百分！”孩子可能会将其理解为“现在的成绩还不够好”。因此，教师应向家长介绍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和技巧，引导家长分析孩子的性格、能力、爱好等，科学地因材施教。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点滴进步，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同时，指出孩子存在的问题，中肯评价，提出让孩子自我改进的建议。切不可“恨铁不成钢”，只看孩子的不足，不看孩子的进步，要相信和引导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逐渐进步，克服缺点。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高标准”应以给孩子“鼓励”而不给孩子“加压”为前提，以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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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文化资本 农民工随迁子女 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219-02
一、研究背景
（一）理论背景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或者无形资产，指“世代相传的文化背景、知识、性情倾向与技能。此外，个体的语言能力、行为习惯、以及对书籍、音乐和美术作品的亦属之”。“文化资本理论” 是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家庭成员通过相互交流和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对学生的成长起至关重要的指引、促进，乃至阻碍作用。家庭是儿童获得文化资本的主要场所，家庭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使得不同层次家庭的孩子的教育获得也存在差异。
（二）社会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流入城镇务工，现阶段，农民工进入城镇往往是举家迁徙，这就形成了大批的农民工随迁子女。201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共1260.9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932.74万人，在初中就读328.23万人。农民工随迁子女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成为外来务工人员流动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分析
学生成长出现差异，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由于早期家庭教育的差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最关键的阶段是早期社会化，主要依靠学前的家庭教育。通过家庭生活，前辈人对后代人有意识地文化传递或者无意识的耳濡目染，使儿童逐渐形成了与家庭背景相符合的气质、品位等“惯习”。
1.客观化文化资本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文化观念和文化能力的客观化，包括“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①家庭中文化氛围越浓厚，即家庭所拥有的书籍、绘画和古董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越丰富，或者其质量越高，表明家庭拥有的客观化地文化资本就越多。具体到具体的家庭中，客观化文化资本是由家长创造并供家庭成员支配使用的物质财富，也即家庭的物质条件。家庭物质条件的高低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家庭物质条件丰富，家长不仅能为子女提供大量的可供学习或促进学习的工具，还可以有更多机会让子女外出旅游、参观学习、留学以开拓视野。相反客观化文化资本不充足的家庭，孩子的学习对象、学习场所相对单一，孩子虽也可以获得学业成功，但相对困难会多一些。创建高品质的家庭，为孩子的成长提供高品位的文化支撑。
2.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体制化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它的典型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等级证书和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布迪厄指出：“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②在家庭中，制度化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家长的被社会认可的文凭、职称，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虽不能直接被继承，但家长可以通过对子女的智力支持、言语点拨，对孩子形成正向的影响。一般意义上来说，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正向教育就越充分，教育效果也应该更好。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财富，家长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它，充分调动起自己已有的文化资本为孩子的成长打好坚实的基础。
3.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所谓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就是指通过各种教育活动的作用而储存于个体身上的文化知识、文化修养、文化技能等， 包括家庭文化氛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家长的教养方式以及亲子之间的对话交流情况等③。具体化文化资本在文化资本中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与个人本身密切相关，是其他两种资本的基础。具体化文化资本也不能直接传递给子女，它通过孩子受家长言谈举止的耳濡目染、家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孩子言传身教，让孩子在无形的熏陶和有形教育中受其影响。具体化的家庭文化资本渗透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孩子终生。
三、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文化资本的现状分析
1.客观化的家庭文化资本
课外阅读对小学生成长影响深远，如果家庭藏书量过少，或缺乏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籍，都将制约农民工随迁子女广泛的阅读需求。据笔者调查发现本校农民工家庭的客观化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绝大多数家庭均无藏书可言， 约138%的家庭只有一些供成人消遣娱乐的通俗小说或杂志，约 38%的家庭存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或技术类书籍，但是这些书籍远不在孩子的阅读范围之内，缺乏被他们“身体化”的过程， 因而无法发挥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作用。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家庭都没有为子女提供专供学习使用的书桌或房间，据调查发现很多孩子是在床上、餐桌上、椅子上完成家庭作业的，这既不能保证孩子的作业质量更不利于孩子身体的发育。
2制度化的文化资本
所谓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就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笔者对我校农民工随迁家庭的文化程度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并且母亲的文化程度略低于父亲。由于文化程度的限制，造成许多农民工家长无法在态度和认识上给予学生以必要的支持，由于对社会发展的方向不能很好把握，因而对于学生成长的方向也不能给予明确而有效的指导，造成学生徘徊于家庭固有的文化背景之中，难以超越其家庭文化资本。再者，低程度文化资本的家庭不能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不具备辅导学生的能力，当学生家庭学习有障碍时，也不能正确指导。
3.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学生除了在学校的时间，剩余的全部时间主要是和家长一起度过，家长的言行举止、文化修养等会无形中形成学生生活的文化氛围。父母的文化修养除了能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外，还直接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教育期望等。调查中发现农民工普遍对子女具有较高的期望值，超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上大学，大约十分之一的农民工甚至希望子女能获得研究生学历，他们都期望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虽然有如此期望，但调查中发现农民工和子女交流的时间明显不足，超过一半的家庭每天亲子交流的时间几乎为零。
四、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的文化资本积累的路径分析
家庭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民工随迁家庭的家庭文化资本越充足，对其子女的的家庭教育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
1.科学家庭教育意识的唤醒
意识是成功的先决条件，为了唤醒农民工随迁家庭科学、有意识的家庭教育我们发放《外来建设者子女家庭教育倡议书》，阐明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言传身教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用家庭特有的亲子沟通、互勉互爱，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随后我们又编写《外来建设者子女家庭教育手册》，针对现代家庭教育中常见的问题，给家长支招。
2.家庭教育资源互享
由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客观化文化资本相对匮乏，造成学生在继承和使用上的有限，使其在学习机会、学习工具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局限。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要使所有学生全面发展，有必要通过整合学校的客体化资本来弥补某些家庭的客体化资本缺失，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有充足的客体化资本可用。
3.提升父母的文化修养
文化修养较高的家庭在教育子女时一般也会有独到的、全面的眼光，会树立正确的教养观，能为学生的成长明确方向，能全面把握时代对学生的要求，从而为学生的成长制定相应的策略。为提升农民工父母的文化修养，学校开展“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的主体阅读活动，倡议父母也应该捧起书本，和孩子一起学习成长。以期，提升父母的文化修养，为科学的家庭教育保驾护航。
注释：
①②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 [J]社会科学， 2005 （6）：117～123
③高飞农民工家庭教育资源现状研究 [J] 中国家庭教育，2005 （3）： 14～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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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家庭教育专业范文5
[关键词]三本院校 学习积极性 原因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 G4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1-0030-02
一、三本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表现
学习积极性是指学生在学习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学生潜力的一种外在发挥。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高低，不但影响着学生学习生涯的成败，更是一所大学乃至一个国家整体精神面貌的体现。然而，近年来，关于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报道屡见不鲜。具体到三本院校中，情况则更不容乐观。高考的失利导致很多三本院校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排斥学习。“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这样的玩笑话竟已成为越来越多三本院校学生的真实写照。很多学生进校后失了学习的积极性，具体表现在逃课现象明显增加、课堂注意力不集中、课后作业不能独立按时完成。
二、三本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低的原因
（一）缺乏专业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同时表明，兴趣是人对事物的一种向往、迷恋、积极探索追求的心理倾向，是人类行为的情感动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学习行为。但是，在现实情况下，家庭影响、社会舆论、学校排名这些外部因素干扰了大学生对于自身兴趣的追求。有调查显示，大约36.1%的大学生愿意放弃现有专业，尝试其他专业。在河南某三本院校的问卷调查中，超过50%的学生表示对现有专业不满意或者不感兴趣。究其原因，三本院校的学生受制于高考分数，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不多，很多学生觉得能有学上就不错了，并不过多关注专业。可是当他们真正跨入校园接触到专业知识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所学专业，甚至自己并不适合所学专业。比如，文科生选了理科专业，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却选了语言专业，这样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学习跟不上，学得吃力不说，效果还不好。久而久之，本来就不高的学习积极性被打击得更低。
（二）缺乏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可以分为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进入大学之前，考入理想的大学是绝大部分学生的终极目标，尽管这是一种狭隘的近景性学习目标。而长期学习目标的培养，例如个人职业兴趣、未来的职业规划等这些考试大纲之外的非应试能力，没有人教，学生也没有精力学。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学生考上大学实现近景目标后，就进入了“动力真空带”，失去了学习兴趣。
（三）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
三本院校学费高的特点决定了就读的学生中有相当部分学生家庭背景比较好。著名家庭教育学家王芳认为，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家庭教育是一个孩子生理、心理健康成长的基础！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也曾说过，“父母对于子女的爱如果不够， 子女会感到痛苦， 但过分的溺爱， 虽然也是一种伟大的情感， 却会使子女遭到毁灭”。这种过度关爱， 在某种程度上是父母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寄托于子女身上的一种自私的、功利性的行为。这种错误的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响子女个人的奋斗目标和人生价值的选择。
（四）无针对性的授课方式
中国三本院校多是依托一本大学建立，与本部享有同样的教学资源，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很多教师却忽视了学生基础的不同而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授课方式。来自北京大学的高松、陈十一、饶毅等11位教授认为，虽然 “唯高考分数论”是片面的，但高考作为目前中国最为成熟的大规模人才选拔考试，在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思维能力，在对学生的智力、学习能力以及知识结构进行分类、分层区上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三本院校的学生在接受知识、消化知识的能力上较之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确实略有不足。在日常工作中，笔者也发现三本院校的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往往低于一本院校的学生。因此，一本院校的教师无差别的授课模式毫无疑问会让三本院校的学生感到更大的学习压力，长此以往，学生将很难跟上教师的教学进度，对于专业的学习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终丧失学习积极性。
三、提高三本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对策
（一）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对所学专业兴趣不高是三本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低下的最重要原因。如何提高这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鼓励学生深入了解自己专业，摆脱理解误区。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对专业存在严重的排斥，更多的是由于对专业的理解不够深入。曾有学生在与笔者聊天中笑谈机电工程系的学生就是电工，林学系就是伐木工。虽然玩笑成分居多，但是这也反映了很多对本专业不感兴趣的学生其实对所学专业并不了解，很多时候都是仅凭字面意思对专业方向进行主观上的消极定位。这个时候如果能帮助他们深入了解自己所学专业，详细解读专业前景及优势，相信能提高很大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其次，鼓励学生进行转专业尝试。在现实情况中，确有一部分学生的专业方向存在定位偏差，针对这部分学生，可以通过转专业来激励他们学习。随着高校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转专业早已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以笔者所在院校为例，学院明文规定大一第一学期成绩达到要求的优秀绩点且无挂科、无违纪现象的学生可以提出转系申请，参加转系考试。因此，针对这部分学生，笔者时常运用转专业的动力来激励他们学习。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很大一部分学生在转专业的学习动力驱动下，通过一学期的努力学习，对于本专业课程有了更理性地认识，不再盲目抵触本专业课程，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
最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人格心理学家乔治凯利曾创立了一种固定角色疗法，并用实践证明了：如果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自己假想为另外一个人，并按照他的行为方式去生活，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催眠，自己原有的行为习惯将会慢慢被现有的行为方式所取代。因此，对于这部分实在提不起学习兴趣的学生不妨部分尝试下这个方法。在专业学习上为自己找一个本专业的学习榜样，并时刻模仿榜样的学习方式，让自己扮演自己所假定的角色一段时间， 从而实现专业学习态度的改变，达到专业学习的目的。
（二）通过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建立帮助学生找到长期学习目标
大学生职业规划是一种对学生以职业要求为目标的长期目标管理，通过让每一个学生明确其预期的目标，使之自觉地按预期目标的要求开发潜能，提高综合素质。大学生职业规划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可以使得学生本人直接参与自己人生目标的设计，他们对相关教育资源的利用也会更加自觉和充分。最关键的是大学生职业规划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态度，让他们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这样毫无疑问会大大提高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积极与家长交流，共同帮助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
家长，作为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亦是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重要的一环。尤其是三本院校中很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不重视学习，认为家人日后会为他安排好一切。作为辅导员，要与学生家长做好沟通，向其阐明学习的重要性。与此同时，针对部分学生向家人隐瞒在校表现的现象，辅导员要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时让家长了解学生在学校的情况，这样可以真正做到无论校内校外都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帮助其努力提高学习积极性。
（四）教师授课方式多元化
教师在上课时要考虑到学生的基础问题。针对三本院校学生基础薄弱、接受新知识能力不足的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一概而论，要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习者，教师可以通过多变的教学模式对其进行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让学习变得更加生动，从而让学习者可以持续保持学习动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研究三本院校的学生学习特点，努力提高自身教学能力，设计出适合三本院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对于专业课上的一些重点、难点，教师也不能简单的使用“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而是应该更多的使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采取一切有效、直观的教学手段，使得学生既能保证学到知识，又能保持学习积极性。
[ 参 考 文 献 ]
[1] [美]林格伦著，章志光等译.课堂教育心理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2] 石美玲.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分析[J].改革与开放，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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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云晓.真爱孩子就得立规矩[N].解放日报，2013-3-15.
大学家庭教育专业范文6
一、相关问题的文献综述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一项调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中每年将有30%的人会面临失业，或将从事资格要求远低于他们实际水平的工作，金融危机更使就业形势雪上加霜。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三种类型，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及相匹配的相关体制（如社会福利制度）等多个角度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不仅大学生基数很大，而且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高校毕业生人数在2006年突破400万，2008年突破600万，而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大学毕业生规模创历史记录，达630余万人。但是从就业岗位供给来看，2010年需要解决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数目已超过新增就业岗位数的一半以上，加上下岗职工再就业、往届毕业生另寻职业、归国留学生回国就业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岗位需求压力，大学生整体的就业率呈逐步下降趋势，社会就业供需矛盾尖锐，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并且在未来几年难以得到缓解。对中国的农村大学生来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特别是教育权利不平等、家庭占有的社会关系和权势资源不同、继续就业机会少，导致农村大学生相对城市大学生就业更难。[1]相对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占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难以通过人脉来安排就业，这种差异无形中让很多农村籍大学生在就业时就失去了更多的机会，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农村大学生在城市就业的难度。[2]那么，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家庭的教育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方面，孙玉雄、徐艳认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使很多有子女读书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重新返贫，使社会公平缺失，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3]徐海燕则指出，农村大学生就业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导致“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盛行。[4]
另一方面，袁卫华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获取教育机会就必须有支付能力，支付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机会的取得。农村贫困家庭尤其是特困家庭教育支付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教育机会选择上只能从家情出发，选择学费较低的冷门专业，这又影响着这些学生的最终就业。[5]上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模型，许多经济学家对影响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因素做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贝克尔开创的新古典家庭模型（新家庭经济学）对家庭生产和消费活动使用了标准的微观经济分析，它扩大和丰富了家庭的作用，提供了理解人类的生育行为、人力资本生产、劳动力供给等行为的深刻见解，也为家庭的教育选择提供了基本的范式。对教育的分析，依据不同的决策主体，可以分为两类模型。一类把教育投资主要看作是个体的选择行为，以明瑟为代表，一般假定一个追求终身收入最大化的个体会不断把时间和资金投资于教育，直到现在的成本等于将来的收益为止；另一类以家庭为决策单位，经济学家依据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单期教育决策模型假定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在教育和其他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以最大化整个家庭的效用。
跨期决策模型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的约束下，家庭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做出教育选择和其他消费行为。大量学者基于西方的经验应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模型，上述文献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翔实的基础。但把这一模型应用于分析就业难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的影响，应该考虑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家庭行为未必完全符合西方国家经验，需要对模型进行一定的修正。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中国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相比在教育投资上更容易受信贷约束，就业难使农村家庭教育投入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时这也可能导致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的补偿效应更为有效。在分析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投资的收益和成本，也要注意到农村家庭自身和所在社区的特质。本文在进行模型应用时需要作相应的修正，以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二、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就业难的状况事实上提供了教育投资的外部风险，家庭教育决策就是把外部风险内生化的过程，即农村家庭特别是家长对就业难的预期及据此做出的选择。在子女升学的每一阶段，风险预期的影响也不一致。因此，本文借鉴张锦华、吴方卫[6]对中国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分析框架和基本模型，构建三阶段的Logit模型，探讨每一阶段的影响。
（一）实证模型的构建
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选择过程被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当前的就业形势下，在完成法定的义务教育任务后，家长选择是让子女上高中还是止步于完成初中教育；第二个阶段：如果子女读了高中，要不要读大学；第三个阶段：如果选择了要让子女接受大学教育，那么是否选择进一步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还是仅完成大学层次的教育。基于家长经济理性的假设，家长追求家庭效用的最大化。在每一个阶段，每个农村家庭会比较每一个可选目标，从中挑选一个期望效用最高的目标，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选择行为。设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是否上高中（highschool）、是否上大学(university)、是否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a(advanced)，子女教育给家庭带来的效用函数是：
（1）(1)式中vh,u,a为非随机部分，剩下为随机变量，i表示过程（h、u、a)，代表了三个阶段的选择。根据模型的三个阶段，设Si表示相关阶段可选的目标，当选择接受该阶段教育时是1，反之为0。本文采用三层次嵌套Logit模型，将t模型分解为三个子模型。
（2）M是一个行向量参数，表示各个因素对个人效用影响的权重，Z为包含了所有可观测因素的列向量，这里的因素既包括各个家庭的个体特征，也包括所在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其他区域环境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互作用。由于条件概率的存在，采用逆向推导，用反映该阶段所有目标选择对家庭的期望效用来表达，ρ是一个随机参数，代表相关阶段的不确定性。在第三阶段，当选择上完高中和大学，其最终决定进一步深造的条件概率是：
（3）在第二阶段，当已决定上完高中，是否上大学的条件概率为：
（4）在第一阶段，选择上高中与否的概率为：
（5）具体的推导过程请见“梯度二元融资结构下中国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一文。
（二）变量选择
依据现有文献中的分析，影响家庭教育决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类：主要分析变量，包括风险的预期，这是对子女教育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他重要影响变量，包括职业的预期和教育成本及支付能力指标；控制变量，包括社区经济文化特征和家庭的特征。具体变量的描述如下：
1、教育投资风险。尽管收益预期是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直接动机，但风险预期也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的就业的宏观数据并不能准确计量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影响农村家庭教育决策的是家长自身对受教育未来风险的预期。因此，必须把家长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自身认识作为计量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决策影响的解释变量。这里根据“很难”“、难”“、还可以”“、容易”设置虚拟变量。
2、职业预期。对子女未来工作的预期是家庭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家长很难准确估计未来的具体收益，而职业特征与收入、地位等紧密相关。这里用家长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作为解释变量。
3、教育成本及家庭支付能力。由于每个家庭为高中和大学所付出的教育成本很难计算，为了简便，这里用当地平均的上高中或上大学的成本除以家庭上一年度的年收入来表示。教育成本主要指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直接支出，包括学费、书本费和其他杂费、生活费。
4、社区经济文化特征。社区为居民的教育决策提供了选择的环境和范围。一般来说，放弃学业的家庭的子女大多选择就近就业或外出打工，但外出打工也大多由同乡带领，还是离不开社区环境。家庭教育动机的复杂性在于，对父母来说，经济的回报不是唯一的追求目标，而周边对教育的评价获得的心理的满足甚至更为重要。因此，社区的整体文化特征也颇为重要，这里用调查对象所在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经济情况主要由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状况等反映，本文用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居民从事的非农产业的比例来表示家庭所在社区的经济情况。
5、家庭的特征。本文用上一年度家庭年收入来表征家庭的经济状况，家长的个人职业是根据其需要的技能和教育程度、学历和收入按高低程度设置虚拟变量，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变量按重要程度进行升序排列。
（三）样本数量特征
表1给出了部分变量的统计特征。在三个阶段的选择中，做出不同决策的家庭在家长的职业和文化特征、家庭预计的教育负担比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以是否上大学的预期为例，选择上大学的家庭总体上看，家长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初中以下比例更低），因此，家庭所在社区和家庭的变量都可能是影响家庭教育选择的因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负担能力差的家庭往往选择更多的教育，这值得进一步思考。
三、就业风险、预算及成本约束与选择困境
本文运用SPSS8.0统计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估算结果见表2。同时，为进一步分析就业风险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在样本中又选择了部分弱势家庭进行参数估计。表2和表3显示，大部分指标都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NagelkerkeRSquare处于临界点之上①。
1、就业风险对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总体影响
无论是选择让子女接受更多教育还是放弃教育的家庭都认识到了就业形势的严峻。从表1可以看出，近80%都认为就业“很难”或“比较难”，这也说明了农村家庭教育决策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大学生就业难使原本以拥有大学生为荣的农民家庭遭遇尴尬，心理失落比所欠下的巨额债务更沉重，这样的现实也改变了周边家庭对教育投资的预期。表2给出的就业难的回归系数表明，户主对就业风险认识程度越高，对教育投资意愿越低，二者体现出来的是负向关系，这与通常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就业难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呈阶梯分布，影响最大的是对进一步深造和上大学的选择，分别是-0.312、-0.266，而对上高中影响相对较小（-0.197），这也与实际相符。就业难已经使部分家庭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我国有83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届参加高考毕业生为750万，因此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重庆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放弃高考的考生多数是农村考生②。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带来了教育投资的风险，而家长个人的偏好和家庭的特征也非常关键。对子女未来职业的预期可能是家长教育决策最重要的预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从表2可以看出，对子女未来职业特征与就业难的预期交互项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非常显著，特别是对上大学和读研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分别是0.624和0.732，超过了单独的就业难的变量。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父母希望子女生活在更大的城市、从事更好的职业，因此更愿意让子女读大学和进一步深造；另一方面，预期较高的家庭自身也是风险偏好者，他们可能对就业形势的估计也比较乐观。表2也给出了这样的数据特征，选择更好教育的家长对子女的就业预期更高，就业风险认识更乐观。家长的受教育水平对孩子的教育获得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是在贫困和教育发展落后的地区也是如此[7]。更细致的研究还表明，在教育的不同阶段，父母亲的教育有不同的影响[8][9]。本文的估算结果也表明，用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表示的家长的教育水平对三个阶段都有正面的影响，有较高学历的家长有更强的意愿支持子女进入大学深造。这反映了教育具有代际效应。因此，提高当代人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并不仅仅影响这一代人，可能还会影响下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发展水平。
2、预算约束与弱势阶层的选择困境
Parish和Willis[10]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认为，由于家庭投资决策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家庭收入和子女数目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其他相关的研究结果都表明了家庭收入对教育决策的影响是正的[8][11][12]。与我们的预期不一致的是，表2的模型估计表明家庭支付能力对教育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似乎弱势家庭对就业难并不敏感，这驱使我们进一步探求弱势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一致性。前面分析了就业难对农村家庭教育选择的总体影响，表3给出对弱势家庭的模型估算。这里的弱势家庭主要选取了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0元的家庭，大概有155户，占总样本数的17.9%。从估算结果看，一方面，预算约束具有很强的影响，家庭教育支付能力对教育意愿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分别是-0.312、-0.571和-0.654，说明家庭的教育预算约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弱势家庭对子女的未来的预期的影响又非常强（0.312、0.433和0.654），甚至由于补偿心理的存在，越是文化程度差的家长越是要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这反映在户主受教育年限对教育意愿产生负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在三个阶段，对教育投资风险的认识与家庭教育意愿呈现倒U型分布特征。
对就业难的认识对上高中的教育选择是负的，面对就业形势，很多弱势家庭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就放弃子女的学校教育，说明预算约束在上高中阶段是很强的。但一旦子女上了高中，选择子女上大学的约束比较小，甚至是正的，结果是认为就业形势越难，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越强。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尽管大部分户主认为就业形势难，但由于其他方面的限制，如收入、人脉等，户主并不能给子女很好的谋生手段，大部分户主还是认为接受教育是改变子女命运的比较好的途径，但这也是农村教育致贫的原因。到第三阶段的选择，就业困境又变成负的影响，反映了农村弱势家庭已无力承担子女进一步深造的费用。
3、教育成本与弱势社区的选择困境
随着教育各项支出的增加，教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家庭的教育决策。许多研究发现了教育的价格效应的存在，如Mason[8]的研究表明，学校收费及其相关的直接成本对儿童入学的影响是显著负的。本文的估算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教育成本对总体的样本家庭教育选择具有负的影响（见表2）；教育成本对贫困家庭影响更为显著(见表3)；在选择的不同阶段，教育成本的影响是不同的，特别是到了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选择，教育费用的负的影响显著增强。但家庭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家庭的直接教有成本产生正面的影响。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有激励和能力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证教育供给和教育政策法规的实现，从而降低了家庭的直接成本。从表2估算的结果看，在是否上高中的选择中，区域特征（所在社区居民的非农就业状况与当地人均收入）具有重要的正的影响。此外，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减少与在工业和服务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多会提高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从而使家庭更多地投资于教育。
但表4也给出了这样的信息，欠发达乡镇家庭上大学的教育意愿甚至比发达乡镇家庭都要高：76%的家庭选择让孩子读大学，高于发达乡镇的72%，远高于发展中乡镇的64%。可能的原因是教育机会成本的存在。这里的机会成本就是农村家庭放弃子女教育直接参加工作的可能收入，而这个收入又受到社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水平的制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反映在教育决策上就是不同地区教育机会成本的不同。在实证模型中，涉及社区的变量主要是社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就业比例。如果我们用乡镇作为一个社区的话，从表4的数据看，不同社区的产业特征和居民收入不同。发达乡镇居民从事农业的比例仅是欠发达乡镇的1/3，而居民人均收入则是欠发达乡镇的近2倍，这说明不同社区的教育机会成本不同。发达地区由于工作机会多，就业工资高，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更高；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更愿意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
四、弱势补偿与政策调整
在现阶段就业难的背景下，上面的研究表明，对就业风险的预期使农村的弱势家庭面临着更大的选择困境。一方面，预算约束使农村弱势家庭不具有教育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这类家庭的投资意愿又非常高。此外，对弱势社区来说，由于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而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的子女由于经济机会的缺乏，更愿意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命运，这就是教育致贫产生的根源。从社会学角度看，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可以起到社会流动和社会交换的功能，并能够弥补社会裂痕，推进社会公平；而教育分化对社会分层、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产生不利的影响。就业难对农村的低收入家庭和欠发达地区家庭投资意愿、投资预期的影响更大，由此造成对社会流动与分层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弱势家庭实施提高预期与弱势补偿机制相结合的政策，推进教育改革。
（一）改善农村大学生就业状况，提高教育投资预期
1、完善农村大学生就业市场培育。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仍是各高校举办的供需见面会，其他择业方式只是一个补充。这种就业模式突出的问题是信息缺失或信息不对称，难以发挥较好的效果。因此，政府应搭建全国性的就业信息平台，延伸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校、各企事业单位，使企事业单位和大学毕业生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或查看及时、准确的供需信息，在大范围实现双向选择。同时，在信息平台中设农村大学生专栏。我们发现，在目前国内知名的大学生就业网站，都没有农村大学生就业专栏。设定这一专栏可以引起用人单位对农村大学生的关注，降低农村大学生就业的成本。
2、消除城乡教育的不平等，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城乡教育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投入的不平等，二是教育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三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的差距，进而影响他们在就业时的竞争力。政府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既要有硬件的投入，也要保障优秀教师，使乡村与城市获得相同的教育资源，使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实现教育公正。教育公正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突破农村代际传递的前提。
3、建立农村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从政策层面上加强对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支持，为农村贫困大学生制定一系列的就业优惠政策，例如设立政府基金工程，由政府从其他经费中拨款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也可以由政府规定高校将学费的一定比例留存用于资助农村贫困生就业。还可以由劳动保障部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贫困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培训费由教育系统承担，职业技能鉴定费由劳动保障部门适当减免。政府还可以开展农村贫困优秀毕业生的推荐活动。
（二）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
1、对农村大学生家庭实行补贴。根据现有的研究，年学杂费支出与家庭收入比越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就越低。国家财政可以对农村有大学生的家庭在子女读大学期间每年给予一定学费比例的资金支持，在达到工作人员正常的退休年龄后，每月发放少量的资金作为前期对大学教育投入的一种奖励。乡镇政府、村委会在农村技能培训、外出务工机会上要优先考虑农村大学生家庭，从而增加农村大学生家庭的收入。
2、激励农村家庭对教育进行投资。根据本文的分析，有限的家庭收入是制约农村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应该制定政策来规范大学收费，控制教育成本上涨，同时通过发放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等形式来减轻农村家庭大学生的教育负担，延长农村大学生的助学贷款期限。企业设立助学金来资助贫困的农村优秀大学生，同时为农村大学生提供假期实习机会。
3、引导农村家长树立正确意识。首先，引导农村家长以良好的心态来对待子女毕业时可能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理想工作的状况，逐渐使农村家庭摈弃以前的考上大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的预期，这样当真实情况来临时，不至于过于失望，甚至产生“读书无用论”的悲观情绪。其次，引导农村家庭意识到接受教育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途径。对农村家庭的子女而言，如果接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即便一时没有找到体面的工作，也能比较快地接受新生事物，学习新的技能，从长远看对其职业生涯是有利的。
（三）推进教育改革
大学生就业难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要改变需求从短期来看非常困难。当前可行的途径是对教育体制本身进行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从长期来看，我国未来对高端人才的需求会非常大，但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特征决定了我国目前仍然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因此，高等院校有必要实现研究型教育与技能型教育的分离均衡，即少部分大学从事研究型教育和精英教育，绝大多数大学则从事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