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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教育的理论依据范文1
关键词： 终身教育理论依据 教育思潮 教育思潮
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国际教育思潮，是指人在一生各阶段中所接受的各种教育的总和，是人所接受的不同类型的教育的统一和综合。21世纪，“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逐渐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终身教育的提出与实施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对终身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的分析将大大提高终身教育的正确性和说服力，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及其顺利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一、终身教育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终身教育最初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欧洲。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思想早在英国1944年教育法令中已有反映。法国1956年议会立法文件中首次使用了“终身教育”一词。70年代，终身教育思想几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认同。终身教育思想和理论直接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学者保罗·朗格朗（PaulLengrand，1910-）。但是，终身教育思想的萌生，却是古已有之。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除了在道德教育、教育心理、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建树颇多外，还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思想，并且严于律己，身体力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认为，学习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不受年龄的限制。“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认为，学了知识以后经常温习是一种悦情怡性的事情。把学习视为人生的一大乐，孔夫子应该是第一人。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种“好学”而“不厌”、“不倦”的精神鼓舞着历代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后来发展演化为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活到老、学到老”，而且在当代被进一步发展为最富于创造性的教育思想与终身教育思想。由此可见，虽然孔子没有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而且在2500年前孔子所理解的终身教育的内涵不可能像现在那样全面、丰富而深刻。他用自己的言论和一生的时间，践行终身教育思想。因此，孔子应该是世界上最早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纵观历史，一切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杰出的或一般的知识分子，有所建树者几乎都有终身学习的习惯。例如，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政务繁忙，挤时间读书的绝招是“三上”（枕上、马上、厕上）；蒲松龄一生读书、教书、写书、终不离书；钱钟书人如其名，姓钱而不爱钱，一生“钟”情于“书”；一生可谓手不释卷，晚年干脆以书为伴，床的一半用来放书。其实不仅大人物如此，而且普通的知识分子大凡业务过硬者无不是终身学习者。
二、终身教育思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同志曾指出，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国家。只有教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家才会具有国际竞争力。教育在经济增长在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功能，这是教育为人们所密切关注和重视的基本原因。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与功能越大，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越强。发展知识并促进学习已成为各国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目标，在此形势下，贯彻并实践终身教育思想成为一种必然。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人类拥有的知识总量迅速增长，人们在学生时代从学校中获取的知识已无法适应工作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急需更新知识。
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学习的社会，学习将成为一切活动的核心，学习将成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本要素。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只有通过终身不断的学习才能满足工作和生活对新知识新技能的需要。
我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和学习与创新能力，建设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化社会构建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人的发展和为了人的发展，而大力发展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对于消除贫困，维持公正、平等、生存权、发展权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终身教育思想是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的必然结果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2002年前的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只有3%、4%。1999年大学扩招之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8%，而到了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这是国际公认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标志。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1%，2009年为24.2%，到2020年将达到40%左右。
197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主任R·达夫在其所著的《终身教育与学校的回顾》一书中将终身教育的特点概括为20条，其中一条就是终身教育与拔尖教育相反，它具有普遍性与民主性。这是教育观念的重大变化，它反映了从少数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化，职前和职后教育向终身教育的转化。没有终身教育就不可能有大众教育。
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场深刻革命，表现在教育观念、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学过程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实现了传统教育体制新的超越。终身教育所包含的不仅是教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而且体现了教育理念的更新。
四、终身教育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
2002年，同志在北师大百年校庆发表讲话指出，当今时代，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知识挑战的严峻程度有目共睹，我们随时面临知识危机，每个人都需要加强学习、终身学习。学习一切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知识，学习做好工作所必需的一切知识。
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教育以满足多数人相同的教育要求实现了规模与效益的双重增加。大工业的标准化社会赋予了人们相同的发展需要，人们可以在同时间内通过一次性教育满足这种相同的需要。在这种僵硬的学习制度下，人的发展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多元化被压抑，更谈何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发展。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一个战略选择，要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重视建构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理念源于适应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学习不仅是谋生的需要，而且正在拓展成为人的发展的要求。终身学习的过程是知识积累、运用和创造的过程。在面对新的难题和挑战时，人们应该能够应用自如地学习各种新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具备学习的机会和能力。理想的学习型社会应该是一个处处学习，时时学习，人人学习，一生学习的社会。
21世纪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新的知识不断涌现。据科学统计，2000年人类知识的99.4%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的，只有0.6%的知识是80年代以前积累的。预计到2050年，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届时只占知识总量的1%。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拥有应对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的足够多的知识，而知识的掌握不仅需要教育，更需要个人自主学习。学习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终身学习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适应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参与市场竞争。
五、终身教育思想是机会均等原则的主要体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提出：“机会均等原则对所有致力于逐步确立终身教育各个方面的人来说是一项主要标准。”
终身教育的倡导者保罗·郎格朗认为：终身教育是通过学习、训练、专业进修等形式获得资格，反对考试制度造成的教育的不平等和社会资源与人才的浪费，抑制课程和教学方法改革等。
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对于机会均等原则的解释是“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响”。这一解释将终身教育要求的“机会均等原则”提供同样受教育机会加以扩充，增加了获得成功前景的机会平等的内容。这应该是对终身教育思想更完整的理解。
我国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主张“教育为公”，继而“天下为公”。他积极倡导教育机会均等，指出：民主教育应该是民有、民享、民用的教育，也就是人民大众的教育；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信仰各异、城乡远近，均应有享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以增强人民大众的活力。
国家提出终身教育思想的初衷就是希望全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理想的终身教育首先在时间上打破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中固定的课堂教学时间，使得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时间在任何时间接受教育；其次，终身教育突破了空间上的限制，使全社会都成为可供学习的场所，这些都需要政府提供物质上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陈乃林.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刘红霞.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动教育可持续发展[J].教育探索，2009（9）.
德育教育的理论依据范文2
【关键词】外交特权;豁免;理论依据
一、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概述
外交豁免是指根据国际公约或双边外交关系条约，接受国给予派遣国的使领馆和外交及领事人员的特权与管辖豁免。通俗地说，豁免权就是享受特殊待遇，外交豁免权也就是外国代表和外国使馆在驻在国享有的特殊权利和优惠待遇，又称为外交特权。
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内容包括使馆的特权与豁免、外交代表的特权与豁免以及使馆其他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等方面。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豁免权包括司法管辖豁免、诉讼豁免、执行豁免。具体来分主要有：1.使馆馆舍及财产、档案不受侵犯，驻在国人员不得进入使馆采取行动或实施法律程序;2.通讯自由，外交邮袋不受开拆或扣留;3.使馆馆舍免缴各种捐税，使馆公务用品入境免关税;4.外交代表人身不受侵犯，不受逮捕或拘禁，驻在国司法机关不对外交代表进行诉讼程序、不审判、不作执行处分;5.外交代表的私人用品准予进口并免关税。
此外，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特别使团团长及使团成员、途经或作短暂停留的驻第三国的外交人员等，也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外交特权与豁免本质上属于代表的国家，个人无权自行放弃。
特权与豁免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且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它包括着相互对立、互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侵犯特权与豁免，严重损害了派遣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滥用特权与豁免，违背了有关人员对东道国应负的义务，严重侵害了接受国的和国家利益。两者均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国际交往。因此，国际法上的特权与豁免制度涉及到两者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此项制度运用的合理将会加速两国关系的进步，反之，如果这项权利被滥用，则不仅损害接受国的利益，而且不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外交交往。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依据加以讨论，进而理清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边界，规范权利的使用。
二、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及其发展
（一）治外法权说
治外法权说产生之初，使节的主要职能搜集情报，这种工作让使节在接受国面临间谍罪的危险，而不服从，又会受到叛国罪一般会受到死刑的处罚。虽然大多数使节并未从事颠覆接受国政府的活动，然而，有相当多一部分的使节却参与了这种活动。所以，当时的使节处境十分棘手。治外法权说为这一外交现象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阿德尔在1929年得出结论：“从现有资料来看，在整个16～17世纪中，还没有任何一位大使因为犯罪而被（接受国）处以死刑，或者处以长期监禁”，除非他是接受国的国民。在1620年，格老秀斯就提出治外法权的概念。1753年，瑞士国际法学家瓦泰尔写道，“至少在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大使的寓所，如同其人身一样，被视为是处于接受国领土之外的”。1883年，国际法研究院创始人之一，在其国际法著作中更明确地指出，“英国大使及其家庭成员和随员在国外执行职务时就是在英国居住”。奥格登认为，管辖权中的属地概念显然是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出现的，由于当时的一般观点是国家拥有绝对的属地管辖权，因此，即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受益者并不处于接受国的属地管辖权之内，而是仍然处在自己国的管辖属地之内，这种概念是治外法权说产生的基本前提和区别于代表性说的重要因素。该学说从15世纪开始出现，一直流行至今。
该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外交人员处于接受国而非派遣国的领土之内，但是认为他们处于接受国的领土管辖之外。它包括两个内容：（1）就使馆而言，驻外使馆是派遣国领土的一种延伸，因此处于接受国领土之外;（2）就外交代表而言，他们处于接受国领土管辖之外，犹如没有离开派遣国领土。因此，对使馆及其人员的治外法权地位的侵犯，就是对派遣国领土的侵犯。
但是，治外法权说对一些问题仍然没能给出解答，如外交人员要尊重接受国法律法规的义务以及接受国保护外交人员的义务等。从20世纪开始，治外法权说在国际法学界和司法判例中的价值降得越来越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方面，从实践上来说，治外法权总是与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逐渐把治外法权作为其在北非和亚洲国家设置的所谓的“国际区域”中的“领事裁判权”、“ 混合法庭”和“ 国际飞地”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由于治外法权说不仅为使节及其仆人的私人行为提供豁免，而且为在使馆周围形成庇护罪犯的特权区域找到借口，故而阿德尔评价说“实践对于使节的待遇过于慷慨，而这是理论所不能及的。
不过，笔者认为至少在两种情况下，治外法权说具有某种实用价值。一种情况是使馆内的政治庇护。尽管现代国际法并不承认外交庇护，但是，外交庇护的确存在，在拉丁美洲特别普遍。而有的国家在特殊情况下也会采用类似实践对相关人与加以庇护。这种庇护与其说是一项法律权利，不如说是一种人道主义实践。另外一种情况是对于使馆内所发生的事件，适用的是派遣国而非接受国的法律，而这也是适用治外法权理论的结果。以上两种情况目前仍然存在，并且都是从治外法权理论中推论出来的，尽管人们已经逐渐抛弃其原来的理论依据即治外法权理论。治外法权说的进一步衰落是在联合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国际法学者与学术团体在对国际法进行编纂时都摒弃了这一学说。同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外交关系公约时对治外法权说也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二）职务需要说
职务需要说认为，给予外交代表和使馆以特权与豁免的理由和目的在于保障其在法律上和实践上的独立性，以便它们能履行职能。国际法委员会在起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坚持他们的特权与豁免只能够建立在职能需要的基础之上。有关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中明确了使用职能需要的措辞。《联合国》第104 条规定：“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执行其职务及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法律行为能力。” 依据第105 条，“1、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2、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样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所必需之特权与豁免。3、为明确本条第1 项和第2 项之施行细则起见，大会得作成建议，或为此目的向联合国会员国提议缔约。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中关于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条款均明确规定这种特权与豁免是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所必需的。
职务需要说理论亦非一种新的理论，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职务需要说认为，使馆及其人员享有特权与豁免的原因在于，如果没有这些特权与豁免，他们就不可能有效执行职务。换言之，就是根据职务需要来给予使馆及其人员以特权与豁免。使馆的职务，除其他事项外，包括：“1、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2、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之利益;3、与接受国政府办理交涉;4、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5、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与科学关系。”此外，使馆还可以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执行其他职务，其中包括执行领事职务;委托保管与接受国断绝外交关系或使馆长期或暂时撤退的第三国的使馆馆舍以及使馆财产与档案。正是为了履行上述职能，接受国负有义务给予使馆执行职务之充分便利，应确保所有外交人员在其境内的行动与旅行自由。
不过，职务需要也有其缺点。首先，使节的独立不应变成一种毫无拘束的许可证;使节是独立的，然而并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外交特权与豁免不应该是一种绝对的特权与豁免，即使在行使外交职务时，外交人员享有的特权与豁免也绝不能达到破坏接受国的公共秩序、妨碍其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程度。其次，外交人员应该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干涉接受国的内政，危及后者的国家安全。即派遣国不得令其外交人员对东道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外交特权与豁免不应该是一种绝对的特权与豁免。第三，关于接受国的哪些行为构成对外交职务干预的问题，各国的立场与态度并非总是一致，结果就造成各国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内容与程度存在不同的做法。第四，职务需要说不足以解释在同一接受国中存在差异的使馆及其人员却享有相同的特权与豁免。使馆之间存在职务上的差异，却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使馆及其人员，而对于由于职能的紧迫程度或重要性而产生对特权与豁免的需要在所不问。因此，职务需要说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的使馆享有相同的特权与豁免。
（三）代表性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采用代表性说和职务需要说两种理论作为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其中代表性说一直与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联系在一起。国家的尊严概念不仅是国家豁免的基础，也是外交特权与豁免代表性说的基础。如果说使馆及其人员的使命是代表派遣国并保护其利益的话，那么，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使馆及其人员本身的安全与自由行使职务。代表说认为， 外交代表是国家的代表， 是派遣国的化身， 他代表国家的尊严， 而国家是平等的， 依平等者间无管辖权， 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代表也无管辖权。代表说在早期的国际法学说中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也是国际法学界一个比较公认的解释外交代表特权与豁免的学说， 虽然它不能全面地回答这一问题， 但至少说明外交豁免与特权体现的是国家平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而且这一学说符合外交实践。
纵观国际法学的发展历程，不少学者坚持外交特权与豁免代表性说的基石是外交人员所代表的国家或君主的尊严，赋予外交人员以特权与豁免正是为了维护国家或君主的尊严。从历史上看，使节被视为君主的个人代表，对使节的侮辱或伤害被视为是对君主本人尊严的侮辱。即使东道国有权行使领土管辖权，使节也享有管辖豁免，否则会危及派遣国或君主的尊严。17、18世纪的司法判例继续强调赋予使节以特权与豁免，这对于维护派遣国或君主的尊严至关重要。20世纪初期的司法判例和学者学说确认，保留代表性说作为外交特权与豁免理论基础的惟一目的在于继续维护派遣国的尊严，确保外交代表自由、不受妨碍地执行职务。1961 年的维也纳会议不仅继续依赖于代表性说理论，而且一些国家代表团甚至对职务需要说提出质疑。这表明，继续保留代表性说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派遣国尊严要继续得到保障。
总之，继续采用代表性说作为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之一，是为了维护派遣国的尊严。但应该注意的是，与以前不同，今天的外交代表是代表国家而非统治者本人。因此，仅仅代表性说不足以成为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说使馆馆长是派遣国的代表，那么代表性说可以解释其公务行为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但是，它却不能够解释为什么对于外交代表，特别是非使馆馆长的其他外交人员的私人行为也给予外交特权与豁免。何况今天即使是使馆馆长也不能够被视为国家及其元首的化身，更不用说使馆行政与技术人员和领事官员。第二，使节权是从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固有的独立权和平等权两大基本权利所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不论是国家元首的积极使节权抑或是其消极使节权都是国家元首作为国家机关的行为而非个人的行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是国家的固有属性，君主个人却不再被视为者。总之，代表性说理论在现代外交法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并与职务需要说一起构成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根据。
作者简介：杨荟（1992.6-），女，天津武清人，汉族，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参考文献：
[1]黄德明.现代国际法特权与豁免制度理论依据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国际法评论）：第1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德育教育的理论依据范文3
理查?谢克纳是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阿尔托之后最重要的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家，其一系列的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对于当今的戏剧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与维克多?特纳共同倡导的把人类学与戏剧学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不仅推进了戏剧学与表演学研究，开启了一门新学科――人类表演学，更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域。谢克纳在戏剧上打破舞台与现实、观众与演员、台上与台下、幕前与幕后、剧场与外环境的做法与20世纪中期以来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消弭相表里，使戏剧逐渐还原到史前的观众、演员、幕后、自然环境之间浑然一体的“环境戏剧”状态，还戏剧于日常生活，使戏剧艺术与日常生活日趋融合、同一。谢克纳环境戏剧及其戏剧理论的是非功过，笔者无意评价，然而，谢克纳打破观众与演员、台上与台下、剧场内外、幕前与幕后、戏剧与现实生活之间界限的做法，对于打破当前我们在艺术教育中“以讲台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及“以教材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和现状，促成艺术教育理论创新、改进艺术教育体制与教学方法，完善艺术教育评价机制都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学界对于谢克纳的戏剧理论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其“环境戏剧”和“人类表演学”，却很少有研究者注意谢克纳的戏剧理论对于戏剧教育、艺术教育提出的挑战和启示，这不免是个遗憾。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谢克纳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环境戏剧的观点，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一、打破墙壁枷锁，突破空间限制
谢克纳要打破“第四堵墙”，认为“所有的空间既是表演区域，又是观赏区域”，“活生生的空间包括剧场中所有的空间，不仅仅是所谓的舞台”[1]。这样的戏剧观点提醒我们，在艺术教育中需要打破以教室为中心、以讲台为聚焦点的授课模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以“主角”的身份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第四堵墙”的观点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中叶，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无论你写作和表演，不要去想观众，把他们当作不存在好了，假想在舞台的边缘，有一道墙把你和池座的观众隔离了。”1887年3月30日，剧作家让?柔琏在评价根据左拉小说改编的《雅克?达摩》时，明确提出了“第四堵墙”的概念：“演员必须表演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要去理会他在观众中所引激起的感情；他们鼓掌也好，反感也好，都不要管；舞台前面必须有一面第四堵墙，这堵墙对观众来说是透明的，对演员是不透明的。”[2]在这样的戏剧思想中，观众与演员遵守着“看与被看”的默契，台下与台上是“虚拟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与距离，传统戏剧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演员在“第四堵墙”内体验“当众孤独”与“规定情境”的“体验”派，还是布莱希特强调通过“间离效果”以引起表演者理性参与、观众批判介入的“表现”派，“舞台行为与日常行为之间以及演员与观众之间都会有距离产生”[3]。舞台与现实、台上与台下、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戏剧与生活、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它们是两个空间、两个世界。“戏剧既是一个展示空间也是一个论坛”[4]4，课堂亦是如此。正如传统戏剧中观众与演员之间隔着“第四堵墙”一样，教师独坐教室一面、面对学生的空间布局亦使师生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在一个教师占据教室四面之一面、学生分布其余三面的空间里，师生似乎存在于两个决然不同的空间，师生之间很难产生情感的交流、思想的沟通、灵魂的共鸣，仿佛隔着无形的“第四堵墙”，这“第四堵墙”，既是物理上的客观距离，更是心理上的主观距离。正如传统以舞台为焦点、以演员表演为核心的戏剧一样，以讲台为聚焦点的教室往往导致以讲台为中心，这又导致以教师为中心。于是目光汇聚的讲台成了教师一个人的舞台，这样的课堂往往成了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因为缺少汇聚注意力的“舞台”，学生很难“进入角色”，无法“深度卷入”，始终“置身事外”，缺少台上与台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出现“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台下一片昏昏欲睡”的尴尬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理论强调打破“第四堵墙”，“所有的空间既是表演区域，又是观赏区域”，如此，观众也就不仅仅是观众，而是成了聚光灯下备受关注的“演员”，成了高度卷入的“戏中人”。谢克纳打破台上与台下空间区隔的戏剧尝试对于我们革新教室的空间布局与教学方式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打破以一面黑板为焦点的教室布局，尝试多面墙壁、“圆桌会议”等教室布局。然而，打破以一面墙壁为焦点的传统教室布局仅仅是个起点，更重要的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教室不再是教师一个人的舞台，让教室每个角落都能成为聚光灯下的“舞台”――同学们注意力的焦点，让每个同学都能成为课堂的主角，成为“戏中人”，从而胜任“学生”角色，达成良好学习效果。
谢克纳不仅要打破台上与台上、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空间距离，他更进一步要打破剧场内外的空间区隔。“剧场本身是剧外的大环境的一部分。这个剧场外的大空间是城市生活；也是暂时的历史的空间――时空的一种方式。”[5]也就是把戏剧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和社会环境里来看待戏剧。打破剧场内外的区分，实际上意味着打破戏剧与生活、舞台与现实、虚拟与真实之间的界限。一句话，谢克纳要还戏剧于现实生活，要让自己的戏剧寓居于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如史前时期的戏剧一样。人们观看“环境戏剧”不再是到剧场寻找一种逸出日常生活的特殊艺术体验，而是在日常的环境中遇见“戏剧”，就像遭遇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发展、结束一样，始终身处其中。谢克纳绝非是想要把戏剧与现实生活完全等同并以此取消戏剧，他强调的是返回现实，关注、体验、感知日常生活。艺术教育的灵魂始终不是课堂上僵化的知识、概念与体系，而是对于自然、社会与内心生活的认知、感受、理解与传达，也就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体悟。就此来讲，谢克纳的环境戏剧理论不仅对于改善当前的戏剧教育非常重要，对于当前的艺术教育也很有指导意义。环境戏剧理论启发我们，给学生更多的走出狭隘教室的机会，让他们到大自然去，到现实生活中去，毕竟，书本里的知识和经验依托于现实生活，也要返还于现实生活，艺术的学习、传播与创新更是如此。
二、打破本本中心，回归现实生活
谢克纳“剧本可有可无，剧本既非演出的出发点也非目标”的戏剧观点，既挑战了传统以剧作为中心的戏剧演出，更颠覆了以教材为中心、照本宣科的艺术教育模式，它提倡学生观察现实生活、体验现实生活、介入现实生活。
一般认为，戏剧的创作人员、尤其是主创人员是一部戏剧的核心，也是一出戏剧核心价值及其理念的幕后推手。“谁是戏剧表述的主体？两千年来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以编剧为主’、‘以演员为主’、‘以导演为主’、‘以制作人为主’等四个阶段。”[6]无论是编剧、演员、导演还是制作人“当家作主”，在传统戏剧中，他们都必然地以剧本为文本、基础、创作的起点。然而，谢克纳却要打破以剧本为中心的戏剧创作，他直接贬低剧作家在戏剧创作中的地位：“吹嘘‘剧作家’权威主要是十九世纪的导演们为了把导演和演员控制在手中而杜撰出来的。记住，戏剧那时候处于一个很坏的境地。”[7]262谢克纳认为：“文本不是演出作品的出发点也不是终点。……剧本只不过是一个以此来构成一个演出的借口而已。”可以想见，在一个没有焦点、没有固定舞台的剧场，所有的幕后人员都可能走向前台，所有的现场观众都可能成为主角。这样的戏剧，即使有了剧本，也是形同虚设。在打破幕前与幕后、舞台与剧场、虚拟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之后，观众就是演员，幕前就是幕后，台下就是台上，真实就是虚拟，戏剧就是生活本身。反之亦然。可以说，谢克纳的环境戏剧打开了生活之流的闸门，让源源不断的现实流进了戏剧的虚拟之中，让动态的生活破门而入，进一步涌进到戏剧现场，这样，戏剧就充满了更多的即兴性、动态性、可能性，也充满更多的创造性、丰富性与不可预知性。剧本反而成了僵化的、腐朽的东西，退出戏剧舞台，甚至也退出幕后。幕后与幕前融合为一，台上与台下融合为一，只剩下一个正在上演的、流动的、充满创造性的戏剧现场，于是所有人员都可能成为编剧，导演和演员，成为一部戏剧的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戏剧作品本身的一部分。
在艺术教育活动中，完全摒弃“剧本”――教材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亦不可行。但是目前教育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固守教材，甚至是死守教材。教材为了考试而设置、编排，老师为了考试而教，学生为了考试而学，而考察师生教学成果与学习效果的标准又是考试成绩，考试成绩的优劣得源于对于教材的掌握程度。于是，教材成了师生共同协作，达成教育目标的“圣经”。固守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展开教学，对于以掌握客观的规律、命题、公式定理为目标的理工科来讲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对于文科尤其是艺术教学来讲就有了很大的问题。目前的艺术教学，尤其是中小学的艺术素质课之所以长期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素养、取得进展，就是因为固守教材，以传达固定的知识体系、掌握僵化的艺术概念为目标和评价体系，忽视了学生对于文化艺术知识背后的情感、心理等微观、主观世界的体会与领悟，忽视了学生对于自然、社会、内心世界的观察与感知。正如谢克纳所说：“文本不是演出作品的出发点也不是终点。”我们也可以说：教材不是课程的出发点也不是终点。现实生活才是。教育作为一项需要持续、长久耐心与付出的系统工程与社会科学，有其特定的规律。每个阶段的学生都有其特殊的心理、行为、思维结构，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所以，教材必不可少，与教材相符的考试考核也必不可少。然而，怎样在现有教材基础上融入现实生活，让课堂学习充满生活气息、求知趣味与人文艺术气息，或许才是目前的教育思考的重点。这对艺术人文课程尤其重要，即使理工科亦不例外，他们也存在一个艺术化、人性化教学的问题。所以，目前的教学无法像谢克纳的环境戏剧完全摒弃剧本那样摒弃教材，完全进入到一种师生打破间隔、没有距离的自由交流和充满创造性的游戏状态。实际上，即使是不重视剧本的谢克纳也并非对于自己的戏剧完全没有筹划、调度与安排。谢克纳轻视剧本的环境戏剧对于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的真正启示是，重视现实生活，强调学生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与内心生活的体验、感知与传达，而非一味固守教材，传授僵化的知识体系与客观的识记知识。
三、打破中心主义，提倡多元互动
谢克纳否定演员、导演等剧作人员的中心地位，强调“剧场活动是演员、观众和其他剧场元素之间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戏剧观点对于我们打破以教师为中心、主导的艺术教育模式，构建教师、学生与环境三者良性互动的教育机制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谢克纳的环境戏剧强调打破以编剧/演员/导演/制作人为核心的创作模式，打破台前与幕后、展现与被展现的固定关系，认为所有创作人员以及观众都是一出戏剧的主创人员。既然舞台不是一个剧场的焦点，那么剧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舞台；既然“所有戏剧因素都可以平等地获得表现，一个因素并不屈从于另一个因素，演员也并不比其他的音响和视觉因素更为重要”，那么剧场就不是演员的剧场，而是演员、观众与剧场音乐、视觉元素等剧场环境共同构建的一个“场域”；既然“观众不是戏剧的旁观者，而是戏剧的参与者”[8]，那么观众就是演员，演员也就是观众，都是一出戏剧的主角。谢克纳强调打破台上与台上、幕前与幕后、剧场内外空间距离的主张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传统的幕后主导幕前、台上主导台下、演员带动观众的传统戏剧模式的解体。在教育当中同样如此，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倡导“教师中心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则提倡“儿童中心论”。然而，无论“教师中心论”还是“学生中心论”，都是以一方为中心，谢克纳的环境戏剧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打破中心论”，既非“以教师中心”，亦非“以学生为中心”，而是让课堂成为一个教师、学生与学习环境三者相互激荡、相互沟通的良性求知“场域”。
德育教育的理论依据范文4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脱离语言外壳；顺句驱动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7-0069-02
作为一种新的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胡庚申，2004，2011）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该理论从翻译生态环境入手，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其“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基本理念，为同声传译“脱离语言外壳”和“顺句驱动”策略的运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同声传译的“脱离语言外壳”与顺句驱动
以赛莱斯科维奇为代表的巴黎释意学派的“释意理论”认为，口译是以意义传递为目的的交际活动，为了实现此目的，译者需对源语内容进行释意；其过程是：理解原文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用目的语表达理解了的源语内容。其中“脱离源语语言外壳”是释意理论的核心概念，其脱离的能力和程度决定了翻译结果是否成功。
然而，同传中一味坚持“脱离语言外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源语中术语集中，信息密度大，发言人语速快等，同传译者单纯使用“脱离语言外壳”策略，反而会使自己思考过度，从而带来不必要的毫和负担。试看以下例子：
Optical fiber sensors can be either single-point or multi-point， so multi point at fixed point along a fiber or ful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fiber. And a lot of work has been done using multi-fiber sensors to develop OFG， while the optical fiber sensors are operated by being expanded 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 and change the wave-length of the light that returned.（光纤大会现场录音）
这段文字涉及科技内容，术语集中。译者如果运用“脱离语言外壳”策略，花时间思考其中的意义，将会影响同传输出效果，导致言语输出的卡顿乃至停滞。所以译者采取了“顺句驱动”直译策略，助其在没有完全理解源语内容时依然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译文如下：
光纤传感器或是单点或是多点，多点可以固定在一点或完全分布。目前很多时候用多点光纤传感器来开发OFG，光纤传感器的操作原理是通过互动作用而放大，这样回来的光波长就会改变。
由此可见，“脱离语言外壳”虽为同传的基础，但在术语集中及信息密度大等情况下，会拉长译者的听译时差（ear-voice span），干扰译者对下文信息的提取，影响目的语的输出效果；而在此情形下采用“顺句驱动”直译策略，虽然会产生翻译腔，却比“脱离语言外壳”更为奏效。李春怡（2009）也认为同传中应结合运用顺句驱动和非顺句驱动两种策略。
二、生态翻译学与同声传译
同声传译言语输出的内在机制可以在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环境和翻译适应/选择理论中得到合理的阐释。
1.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构成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4：128）根据该理论，同声传译也有自己特殊的生态环境。这个环境在硬件方面可以指译者所处的会场，发言人；软件方面可以指译者的专业知识储备，发言人的语速、口音，源语信息密集度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译者需要适应的生态环境。这个环境随着会议的进行，语篇内容的更换而不断地改变；而这也是译者要不断适应的翻译生态环境。
2.翻译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中的又一个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选择”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翻译批评的标准也从“适应/选择”的视角做了相应的表述：最佳的适应是选择性适应；最佳的选择是适应性选择；最佳的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胡庚申，2011）在同声传译中，译者经历着不断适应/选择的过程，即译者需要不断地适应包括源语文本变化的翻译环境，并且根据其变化不断地选择运用“脱离语言外壳”或“顺句驱动”的策略，这样才能迅速高效地译出目的语。试看下文的翻译：“我们要和一切与蓝莓的一种倡导的生活方式，与蓝莓的一种爱和沉默的价值观相匹配的应用场景，形成新的产品，新的SKU，它会是新的定制，它会是新的解决方案，它会是基于新的场景的一种超高的毛利率，它代表了消费者的想要。所以在跨界和衔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形成我们的引领能力。我们会形成我们新的定价依据和定价的能力。我们也可以有机会通过蓝莓去定义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世界蓝莓大会现场录音）
这段源语录音的特点是语言信息支离破碎，需要依据其形式和内容，运用脱离语言外壳或顺句驱动的策略灵活处理，其译文如下：
Bluberry represents a new lifestyle， the value of love and modesty. We need to find out a new scenario for blueberry industry （脱离语言外壳―意译）and establish a new product， a new SKU and a new solution. The blueberry can bring us profits based on this new scenario. （顺句驱动―直译） That is the blueberry the consumers want. And that is the way through which we can lead this industry and determine the price. In that scenario， the blueberry will become a fashion icon in the world. （脱离语言外壳―意译）
如上所示，译者在同传的过程中。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首先选择了脱离语言外壳策略，再根据文本生态环境中较大的信息密度而选择了顺句驱动策略，然后根据环境变化又做了新的选择。译者在变化的翻译环境中，不断优化自己地选择，最终顺利完成任务。
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的程度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顺句驱动”可能会导致翻译腔，但这也是译者在特定环境下使交际维让步于语言维的最佳适应性选择。总之，适应选择程度高的翻译也是最能体现口译质量标准“准确、完整、通顺、及时”（仲伟合、王斌华，2009：4）的翻译。
三、结语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同声传译的言语输出过程是以简化高效为最高原则；译者在言语输出的过程中，不断地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或是选择“脱离语言外壳”或是选择“顺句驱动”策略，并最终完成任务。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德育教育的理论依据范文5
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了解学生的学习背景，包括学习环境、学习资源、学习机会、学习动机等。调查发现：家长只是有帮助子女的意识，但在能力上却有心无力；有提供给子女学习物质资源的欲望，但在实际中却无法提供；在家庭的学习中有提供英语语境的欲望，但在实际中却无从实施；家长有将子女送入社会教育机构的机会，但是在经济和交通方面有较多问题。
根据调查问卷，笔者认为学生出现的问题与教师（教授方式）、学生（学习态度）、家长（重视程度）的参与和有效性相关，也与目前的教学现状有着密切的联系，既有的教学模式可能不适用于本校的英语学习。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寻求新的方法和策略，从而提高学生的真正的实际运用水平，使学生能在以后的长远学习中克服困难。
一、支架式教学模式的简介
笔者尝试运用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广州市版小学英语四年级上册Module 3 “Occupations”的教学中进行运用，探讨如何利用练习卷逐步搭建支架，让学生形成句子学习的概念―框架―自己生成的系统学习过程。并在此过程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习效率和教学结果，并形成相关的教学资源库。
支架式教学（Scaffolding Instruction）是建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使学生有效地建构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的教学方法。为了引导学习者由现有的智力水平发展到潜在的智力水平，支架式教学需要从以下几个基本环节展开教学：搭建支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索，合作学习，效果评价。
二、设定难度递增的课时目标
三、搭建课前、课中、课后语言支架
根据知识点难度划分4个课时，每个课时设计三份练习卷作为学习支架，从课前感知，到课中操练，及课后运用，难度逐渐递增，最后学生能习得语言。例如，在第四课时中，课时目标要求学生能理解和区分两种询问职业的句型，并能正确使用两种句型来谈论他人的职业。根据课时目标，笔者设计三份练习卷构建语言脚手架。
支架1：课前搭建支架，输入语言，感知语言
学生在第四节课前完成练习卷10，阅读对话练习，在对话情景中感受语言的含义、结构、用法。
卷10练习原文如下：
课前练习：阅读对话，判断句子是否与对话相符，如相符写“T”， 否则写“F”。
Miss White： What’s your father’s job？
Xiaoling： He is a factory worker.
Miss White： What about your mother？ What does she do？
Xiaoling： She is a teacher.
Miss White： D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you grow up？
Xiaoling： Yes， I do. I want to help children to learn. What’s your father’s job？
Miss White：He is a policeman. He helps to catch the criminals.
Xiaoling： Great！
（ ）1. Xiaoling’s mother is a factory worker.
（ ）2. Xiaoling’s father is a teacher.
（ ）3. Xiaoling wants to be a teacher when she grows up.
（ ）4. Miss White’s father is a policeman.
（ ）5. Miss White’s father can help the sick people.
支架2：课中搭建支架，形成语言，操练语言
通过支架1，学生对两种询问职业的句型有了感性理解。在课中，笔者通过练习卷11构建支架2，学生通过老师引导解析，在听说读写中充分操练两种句型，从而对两种句型的结构（form）、意义（meaning）、用法（function）形成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卷11练习原文如下：
Task 1. 根据句子意思，填写职业单词在横线上。
1. A ________can build house.
2. A ________can get news.
3. A ________can help sick people.
4. A _________can help children to learn.
5. A_________can help people.
6. A_________can help sick people.
7. A_________can cook food.
8. A ________can drive school bus for pupils.
9. A ________can make machines.
10. A _________can draw pictures.
11. A _________can grow food.
12. A _________can write stories.
Task 2. 听录音，把人名与职业图片连线。（图略）
Task 3. 小调查，四人为一组，询问组员的父母亲的职业，并进行记录。
Task 4. 阅读短文，完成判断题和填空题。（文略）
支架3：课后搭建支架，输出语言，运用语言
学生在课中已经掌握了句型知识，接下来笔者在课后练习卷12构建支架3，通过补全对话的形式强化该知识的运用。
卷12练习原文如下：
课后练习：根据上下文，从方框内选择恰当的单词填空，把对话补充完整。
father’s，about，grow，favorite，do，there，don’t，he，she，get
A： Hello， what’s your_______ job？
B： _____ is a policeman.
A： What _______ your mother？
B： ______ is a teacher.
A： D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you grow up？
B： No， I__________.
A： What _____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______ up？
B： I want to be a reporter.
A： Do you ________ news？
B： Yes， I do.
A： Are_______ any news books in your study？
B： Yes， there are.
A： What’s your _______ subject？
德育教育的理论依据范文6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产业集聚；经济增长
一、文献回顾
贸易自由化让具有成本、技术和准入优势的国家获得更多的机会，吸引生产企业和生产要素集聚。贸易自由化还可以通过企业集聚降低所在地区的R&D研发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Amiti （1999）和Brulhart （2001）在研究欧盟经济时发现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产业地理集中和区域专业化发展。Forslid等（2002）通过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亦证明了欧盟的产业集聚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笔者将由贸易自由化引起的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作为贸易政策研究的新视角，从理论上剖析贸易自由化过程到底会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产生怎样的效应。本研究的前提依据是Glaeser等（1992）和Henderson 等（1995）的观点，即贸易往来引起的非单一产品的行业集中度或产业集聚效果越明显，对当地的研发及技术贡献越大。笔者沿用Martin 等（1999）的模型，同时考虑外生增长影响及地理分布框架（Grossman et al，1991）对模型进行扩展，试图从一个动态及更广义的角度出发，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影响进出口成本的政策进行估算。
二、基础模型框架
笔者将整个市场上从事贸易往来的国家分成两种基础类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彼此进行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其初始资本财富及实行的贸易策略不同：假定发达国家的初始资本水平为K0，发展中国家的初始资本水平为K*0，且K0>K*0。两类国家中的代表性家庭均由消费者、工人及科研工作者组成，每类国家都是由L个家庭组成的。劳动力在各国内的行业部门可自由流动但在国与国之间无法自由流动。
如果只增加产品的数量生产而不考虑产品多样性时只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且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中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大家都熟知当前很多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低附加值进口生产（中国沿海地区已演变为世界工厂就是最好的佐证），表面上看，缘自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会为当地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带来益处，但随着学者们近些年来的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单一的低附加值贸易不但很难推动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一国的产业结构，甚至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娄朝晖，2011）。因而笔者对于只增加产品生产数量的生产不赋予产业集聚的技术进步，同时假设生产的规模报酬保持常数。
有差别的产品生产是笔者重点考察的变量参数。假定不同种类的产品是在垄断竞争环境下以规模报酬递增情形生产的，在开始新产品的生产时，需要1单位的资本投入，这也是规模经济中固定成本的来源，假定γ单位的劳动力用来生产1单位的有差别新产品。垄断竞争的标准法则决定了任一种类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成本除以劳动力成本，即p*=p=γσ/（σ-1），厂商的经营利润可表示为
三、产业聚集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一）经济增长
根据消费者的跨期最优模型问题的求解，在均衡状态下，B·/B=B·*/B*=r-ρ，由于资本流动是自由的，那么r=r*，同时两类国家中消费增长率也是相同的。从式（13）也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生产企业数所占比重Qe在给定时间内也是常数，因此，o、o*和O的增长率也为常数，并满足g=O·/O=o·/o=o·*/o*。
如果一国国内的技术研发R&D部门还存在技术溢出，当然前提是多样性产品的规模聚集生产才会产生技术溢出，也就是说，越多的企业在同一国内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他们在R&D活动中所付出的成本就越少。依据Grossman等（1991）的观点，η/o是发达国家的研发成本，发展中国家则是η/o*。出于效率的考虑，该方程的当期解即最优的技术溢出效应会发生在两国中的一国，也就是说其中一国会拥有更多的企业进行多样性产品生产（一般而言将是富裕国，即发达国家）。如果允许知识在国际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扩散（Hirose et al，2007），R&D工作更会集中在较低技术创新成本使用的国家，不过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得这种倾向发生改变。
企业的价值取决于资本的投入，如果市场保持完全竞争，则企业价值v就表现为投入资本的生产成本，即v=η/o=η/OQe。因此，当O增加时，v会同比下降：v·/v=-g，即随着市场上生产产品种类的增加，企业的利润和价值会随之减弱。考虑到资本市场和无风险资产市场之间的套利存在，无风险利率和资本价值之间的回报表示为
r=vr+φv（14）
对于两国总体资源的约束，则有B+B*=2+（rη）/（LQe），在整个期间的资源约束保持不变时，稳态参数为r=ρ。另外，在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约束条件下，劳动力会在不同种类产品的生产、产品的生产数量及R&D活动间进行分配，即
ηgQe+σ-ασL（B+B*）=2L（15）
K及K*（两国是一样的）的稳态增长率为
g=2Lη·ασQe-σ-ασρ=g（Qe）（16）
（二）两国的收入分配
根据最初的假定：发达国家在一开始是相对富裕的（K0>K*0）。由于每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就是其单位劳动力收入的回报加上资本收入，资本收入为平均财富价值乘以均衡利率。因此，以发达国家为例，则有B=1+r（Kv/L）=1+ρ（Kv/L）。如果将（14）式中的v根据（4）式的均衡利润并结合（12）式中的最优生产规模，B可以表示为g的函数。
四、贸易成本的产业集聚效应
在之前的分析中，通过假定两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笔者获得了方程式（16）和式（20），这两个方程将经济增长率和企业集聚分布联系到了一起。方程g=g（Qe）是线性的增函数：当一国的产业集聚越高时，技术溢出越多，因而会使得技术研发成本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增长率。方程Qe=Qe（g）则是一个凸的递减函数。方程还包含了收入非均等性：Qe=Qe[QB（g）]，当g增加时，企业的垄断利润减少，产业集聚现象随之减弱，但收入非均等状况会缓解，即两国的收入差距会减少。如果收入差距在降低，说明相对富裕国家的产业集聚和市场规模在降低，该方程可表示为图2。
任一类型贸易成本的变化都不会影响线性方程g=g（Qe），线性取决于模型的参数结构，会影响曲线Qe=Qe（g），改变曲线的位置和倾斜度。
下面是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不同类型贸易成本减少产生的效应分析。
（一）国内贸易成本政策
当一国采取减少国内贸易成本的形式时，一般是指政府采用鼓励增加内需的策略（国内消费者相对承担较低的交通运输等成本）。例如发达国家会拥有相对较大的市场，更多企业将会试图移至发达国从而取得规模报酬递增的优势，这样Qe会随之递增。产业集聚改善了经济增长率（如图3所示）。更多的企业选择在发达国投入生产，这样相对来说技术研发部门支出的成本会减少：[Qe/δD]>0，[g/δD]>0。
相同的原理如果运用于相对贫穷国家，也是通过减少国内贸易成本的形式：更多的企业也会因为有效的国内需求刺激政策将生产移至发展中国家。但是此时的增长率效用却和发达国表现不同：由于企业移至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产品的多样性减少了，此时产业集聚的减弱使得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的成本增加了，这样对整体经济产生的技术溢出减弱，从而导致经济的增长率减少了（如图4所示）：[Qe/δ*D]
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是，资本的流失价值减少，或者说保存了技术优势，垄断利润得以保证，当然其中还暗含着（19）式所表达的两国的收入非均等性增加，收入差距拉大。
（二）进口成本政策
如果一国降低进口成本，该国将相对容易接触到国外市场。如果发达国家采取这样的措施，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对于产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有效需求将增加，所以就会有更多的发达国家的企业试图搬至发展中国家从事这些商品的生产。对这些企业而言，这样的迁移有两点好处：一方面，当原来在本国进行生产时的贸易成本（τXτCτ*M）由迁移后的国内成本（τ*D）替代时，这些工厂由于成本降低（τ*D
当发展中国家采取类似的策略试图减少进口成本时，生产企业将移至发达国家，获益于发达国市场较易进入所引致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其有效需求的增加以及对发达国家消费者而言的贸易成本的减少（由原先的τMτCτ*X变为τD，而τD0，[g/δ*M]>0。此时，由（19）式观测到，两国间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减小。
总之，如果一国决定降低关税壁垒，将会导致其流失本土企业，所以很多国家并不愿意单方面地采取降低关税的贸易策略。但发达国家在运用此策略时似乎技高一筹。发达国家并不在乎降低那些初级产品、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的进口关税，也乐于让更多这样的企业移至发展中国家从事生产，因为这部分企业很难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而同时却能保障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垄断优势。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会试图减少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的进口关税，因为本国的技术确实有限且他们似乎更相信这样的进口带来的技术溢出会推动本国经济技术的发展，但很多实证结果却发现事与愿违（张全红，2008）。
（三）出口成本政策
该政策试图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从而以更低廉的成本优势渗透他国的市场。例如，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鼓励手段促进出口，开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如果发达国家实行这样的策略，那么全球更多的企业将会从发展中国家搬至发达国家，因为现在将产品从发达国家出口至发展中国家再不会那么昂贵，同时在相对富裕的国家获得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更容易。随着发达国家企业的增多，研发成本随之降低，这得益于技术溢出效应和随之递增的经济增长率（见图3）：[Qe/δs]>0，[g/δs]>0。
结果显示，当发达国家的进口成本降低即δD由0.95变至0.96时（意味着τD的下降）以及出口成本降低即δXδCδ*X由0.7变至0.71时，会引致相对富裕国家更强的产业集中度，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将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将会同时得到改善。当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成本和出口成本降低即δ*D由0.8变至0.81、δ*XδCδM由0.6变至0.61时，发达国家的产业集中度降低，使得生产逐步移至发展中国家，而且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会得到改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福利增加的关键参数是资本的分布，这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地理分布均衡，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和国内及国际间的交通运输成本。从（20）式可以看到，当QK越接近1/2时，对任何贸易政策引起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分布比例带来的影响越不显著。当QK越接近1/2时，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越有可能得到改善。因而，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选择可能是适时加大相关行业的资本投入。
这样的结论强调了统一合作的贸易政策可能给贸易双边国都带来好处，但同时也反映了贸易双方也可能为了获取更大的世界需求市场而展开贸易大战。
六、结论
贸易自由化过程可能导致产业集聚加强、经济增长，但它们之间的这种正向关系却是不确定的，它还要取决于各国具体采取的贸易措施及哪种特定的贸易成本被减少。如果相对富裕的国家减少了国内及出口成本，或者相对贫穷的国家减少了进口成本，那么富裕国家的工业集中度加强，同时两国的经济增长率及收入差距均会得到提高和改善。然而，当相对贫穷的国家减少它们的国内成本或者实行出口改善政策，或者富裕国家减少它们的进口成本，这种贸易策略会导致工业集中度的降低及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尽管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带来较低的福利，但笔者发现这也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因为此时发展中国家会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现象会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均衡与公平。
目前中国对低附加值出口贸易进行出口补贴与扶持，同时倾向对高技术产品进口适当给予关税减让的政策值得再商榷，这两种政策的并行有可能引致更脆弱的国内产业结构，影响国内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不能简单地说贸易自由化进程是如何影响对产业健康及可持续发展有益的产业集聚状况的，它的最终效应必须对具体实施的贸易政策降低了哪一类贸易成本进行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娄朝晖. 2011.加工贸易、发展效应及其偏差成因：中国1991～2007＼[J＼]. 国际贸易问题（5）：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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