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理解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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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理解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1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2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礼治”主义: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③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颠峰时期。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概述及其作用结构

企业文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被明确的提出来了,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企业文化是什么?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方法,也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的生活取向。美国《幸福》杂志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战略经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哈弗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对207家典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他们完全可以转换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统一员工的思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弥补管理的不足,突出企业的特点 这四方面 .企业文化的结构 当前最流行的企业文化的观点是“四要素说”是指将企业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它们分别表示 表层文化,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不仅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架构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影响

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论被提出并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很多企业渐渐认识到建立和重塑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在中国逐渐由理论发展到管理实践。知名学者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企业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发展,塑造过程中,必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本文拟从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这三方面来阐述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现代企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

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人性观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 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干头;在企业内部创建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要求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

2.“以和为贵”—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3.“天人合一”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人的生命的理性,全面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先进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李桂荣.儒家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J].管理世界,

2002,(4).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8).

[4] 周施恩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6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3

关键词:儒家;企业社会责任;义利观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流传了两千多年、经历了若干重要发展阶段,包含着许多不同学说和学派的复杂思想体系,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影响。因此研究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更具有本土适用性。本文将从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阐述观点。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儒家思想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义利”之辨是根本的问题,它与经济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期的亚当・斯密企业利润最大化理论,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西方传统经济学家大多数认为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法律允可的范围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需要承担多余的社会责任。Friedman(1970)说过:“企业是拥有该企业所有权的股东的私产,企业管理当局只应对股东负责,不必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只要以‘经济人’的观念努力为股东赚取利润就可以了。”虽然至今“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的观点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流派认为企业需要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长期的财务绩效,有积极的影响,并已有许多实证证实了这个观点。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利”之辩并没有就此结束,如今依旧有许多企业家认为企业唯一的目的就是盈利。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就是在这矛盾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

我国的经济体制有我国的特殊性,是逐渐推进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这一过程中经济是提高了,但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如三鹿集团“三聚氰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酒鬼酒“塑化剂”等,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使得有人为了利益而钻了空子;另一方面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所说,伴随财富的增长,人们的倨傲、愤怒、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和对生活的渴望也呈同样比例增加,对财富的享受会引发游手好闲与屈服于肉体享乐的诱惑,使人们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滋生放纵与懈怠。如一些掌权者,在苦难辉煌的岁月中不曾被枪支征服,却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逐步走向腐败,从追求社会进步沦落为追求个人和集团利益,逐步走向与人民对敌的方向,放弃了原本的人生追求。对此,我认为儒家的“义以制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具有借鉴与指导的意义。

二、儒家义利观

(一)义以制利

儒家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其中对中国经济伦理最大的贡献,就是“义利之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君子义以为上”、“利者,义之和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等等谚语都充分的说明儒家是门重义轻利的学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虽然重义,但并没有片面的认为利是不重要的,这与汉代后儒董仲舒主张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存义去利的僵化教条是不同的。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认为君主在主持国政时应把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而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可见孔子比较看重人民的物质生活。因此儒家中“义”与“利”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利”并不是无关重要的,它关系到了人民的生存基础,如果脱离了“利”只空谈“义”,只流于形式而不符合实际。因此儒家思想重视“利”,认为“利”是基础,但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将支持“义”,不接受为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要求大家做到“见利思义”。在肯定追求“利”的求富动机的同时, 认为求富这行为是要建立在不违反“义”的基础上的,这便是“义以制利”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提倡“义”压制“利”。

企业的取利手段要合理,不取不义之财,在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基础上追求利益,这就是“义以制利”给予我们的借鉴。

(二)义以生利

儒家义利之辨“义”与“利”孰轻孰重的问题容易让人进入一个误区,认为他们是对立的,是呈负相关关系。而事实上,儒家的观点提倡的是一种双赢的思想,认为义可以带来利润,是“义以生利”的观点。《国语・晋语一》所言:“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义”作为至善道德必然带来广泛的社会利益,这是春秋时期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也是原始儒学的基本主张之一。事实上,如今很多的实证已经证实了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使得公众了解到该企业,提高它的信息披露度,另一方便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能得知在这个追求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获得社会资本,而通过社会资本使得企业绩效得到提升。

另外儒家在强调“义”的优先性时,还给“利”的合理存在以必要的保证,如果这个“义”不能带来利益,那么这样的“义”肯定不是原儒所需要的。因此儒学虽然认为“义”比“利”重要,但他们追求的是能够提升“利”的“义”,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义”。这就好比一个企业,并不是承担越多的社会责任对他越好,而是要在他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承担能够让他带来效益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彩霞.陈学中.儒家思想视域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观[J].济南大学学报.2013.(23)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4

关键词:中学语文 课堂教学 文化传承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的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①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振兴中华民族大业的责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认同、继承至关重要,语文教师的责任在于引导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理解、认同,把他们培养成有国家有民族有文化归属感的人。一个人,只有血液中流淌着民族基因,只有骨髓里渗透着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萌生起由衷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为此忠贞不渝。②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她是中国人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华夏各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文化衍生思维模式又衍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中国的先哲们的宏大的思想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语文教师肩头自然而然要承担对中华文化传承的责任,虽然不是全部。因此,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目的,除了传授给学生语文知识,培养语言运用和思维能力还应该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就是文化传承意识。

细心研究教材,探索文化教学点。教材中的文化看点不是系统的。集中的,而是散见在各篇文章中。需要我们教师有意搜寻,注重积累。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儒家思想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思想。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提倡积极投身社会,建功立业,“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在教材中到处可以见到。如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杜甫的“呜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李白的“俯视洛阳穿,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些寒士们在自己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想到的却是比自己更为困窘的老百姓啊!我们在教读这些诗歌的时候难道不感受到厚重的中国“仁”的文化意识吗?教学中找到文化教学点,让学生领悟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对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氛围很浓。在中学教材中,常常有所体现,教学中不容忽视,注意了则会使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如《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樊哙从良坐。”从坐席位置来看,项王、项伯东向最上,次之亚父,再次沛公,最下张良樊哙。在项羽的心目中,刘邦的地位远在己下,眼里并不觉得刘邦是自己的对手或劲敌。目无对手,其势必败。在鸿门宴上,原已定好的杀刘计划被项羽随意改变,他不杀刘邦并不是心软,而是觉得刘邦不是自己对手,即使发展了也不会成为劲敌。所以,尽管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结果让刘邦轻易逃脱。在教授这一段课文时结合文化常识,学生容易理解,学习效果也好。相反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一段,曹操与刘备只二人对饮,感觉就两样了,显得曹操大气魄。课堂上对这些问题适当的讲析有利于学生对古代作品的深刻了解和进一步感悟。进一步理解性格与命运的辩证关系,从而引导学生注重自己的修养,养成懂礼讲礼的习惯,对将来从事社会事业有积极地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好多独特的东西值得去探索,这对学生理解作品思想内容和情感都有帮助。如“阴”“阳”之分。我国古代,山之南,河之北都称“阳”。反之,山之北,河之南都称“阴”。原因是,山的南坡,河的北岸都能晒到阳光;山的北坡,河的南岸不易晒到阳光。“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愚公移山》)。又如“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其中“阳”解释为“北面”“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登泰山记》)其中“阳”解释为“南面”,“阴”解释为“北面”。再如“直通豫南,达于汉阴。”“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柳毅传》)“阴”解释为“南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阴阳之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男的为阳,女的为阴;人间为阳,死后的处所为阴,……等等,文化传说很多。如果不向学生讲解明白,“阴”“阳”具体用法的话,学生只能糊里糊涂,不知所云。

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发现中国文化继承的思想。传承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并不断发扬光大很有积极意义。“和”是中华文化中一个核心理念。古老的中国就提倡各民族平等,共同发展:孔子就提倡打破种族之见,对当时的所谓蛮夷,都给予平等的看待。他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在孔子的意思,陋是出于小人鄙狭之心,与九夷并无关涉。所以《春秋》华夷之辨,乃决于文化而非决于种族。中国主张和平崛起,正是中国文化心理使然。重德思想也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思想。立德则须追向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立德重内省,亦即是自己认识自己的反省。以“主忠信”作代表。而其极致,则归于“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指的是孝弟忠恕;所以立德行。而此处所说的忠信,乃绾带着文行两方面,为两方面所必不可少的共同精神。曹操自己奸诈,但对忠信之人还是佩服有加的,对关云长上马金,下马银,又赠宝马又送美女,除了政治目的还离不开敬重关云长忠信的品行。司马昭算得歹毒了,但对李密的孝顺祖母之情还是感喟良久,不仅暂缓征召李密,使其陪伴祖母,还让县衙供给使用,并配备佣人。中国古典文化中提倡的“忠孝节义”“仁义礼至信”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总体是值得继承的,不能一律冠之以“封建”二字而加以批判或抛弃。难道现在一些人,忘恩负义,不忠不孝就是现代社会要提倡的道德操守吗?中学语文教材中渗透了许多文化精髓,我们语文教师引导学生继承之责无旁贷。

适度拓展,激起学生继承中国文化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两极性,才使得我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中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独有地位以及现代社会对中学语文课程特点要求:我们在中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多多探索,把课堂教学的内容丰富起来,不能仅拘泥于一些具体知识,还要有文化传承意识,担负起更为重要的文化传承任务,并使之发扬光大。适度拓展,激起学生继承中国文化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民族文化教育重在探索与坚持。只要我们教育者自身加强“民族文化”的意识,就一定能够在“民族文化”教育工作中找到最佳途径,并获得越来越好的教育效果。

注释:①引自《在八届政协会议上的讲话》

②焦永生《浅谈民族文化教育在高中美术教学中的渗透》

参考文献:

[1]、《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1日出版王军,董艳主编;

[2]、《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1日出版缪家福著;

[3]、《中学教育整合模式――教学模式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1日出版林华玉著;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在经历了简单模仿之后,开始重视民族传统元素的应用。文章通过对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历史源流和核心意蕴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其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启示与应用。

关键词:

传统色彩;企业形象设计;五色观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的设计理念也受到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色彩作为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重要载体,也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整合与创新。如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继承和应用传统色彩,实现基于传统色彩文化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是国内企业形象设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统色彩文化概述

传统色彩对中华民族审美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中华民族色彩文化中的“无色体系”,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家思想对传统色彩文化综合影响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重要文化因子。我国的传统色彩文化起源于远古时期,不仅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是进行宗教活动不可缺少的元素。例如,原始人在进行狩猎和战争时,动物和敌人的鲜血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故而产生了对红色的原始崇拜。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西周时期,产生了“正色”与“间色”的概念。人们将不能由其它颜色混合得到的青、赤、黄、白、黑五种基本颜色定位正色,而其它颜色则为间色。人们逐步将五色与社会事物乃至文化观念相联系,不断延拓,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五色文化。到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不同的文化代表派别持有不同的色彩文化理念,这些观点为中国色彩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又形成了佛家色彩观。其中,儒家文化注重色彩的象征性,将色彩视为人伦现象与“礼”相契合的象征色彩,并赋予色彩德行、等级、伦理、秩序等丰富的内涵。道家文化崇尚黑色和白色,认为这两种颜色并未刻意着色,体现出道家崇尚的自然之美。佛家的色彩观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格,注重对色彩感情的直接抒发,同时又糅合了儒家与道家的色彩理念,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佛家色彩文化。这些特色鲜明的色彩文化贯穿于民族色彩审美意识之中,对中国的服饰、绘画、艺术设计等领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对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启示及应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企业形象设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色彩作为包装设计的重要载体,面临着转同色彩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的整合与创新。将传统色彩文化的内涵和象征意义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重视红色系的应用

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首先应该重视象征生命之色和红色崇拜的红色系的应用。这不仅是传统色彩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需要,更是红色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直到今天,在婚嫁和节庆活动中还需要穿红衣、挂红灯,足以说明红色是中国人的偏爱之色。因此,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要基于国人对红色的偏爱,将其与色彩的基本原理相结合,积极利用它与其它色彩的搭配原则,塑造具有传统文化韵味的形象设计。例如,红色与朱红和深红等同类色的搭配,可以彰显企业的高雅、文静、朴实的文化意蕴。

2.重视原色的应用

自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人提出“原色”理论以来,“五色”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色彩文化观念。因此,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并不是指五种原色都要用到,而是指使用明度和纯度较高的几种原色。将原色理论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合理利用色彩的面积对比,以恰当的对比体现色彩整体的和谐美;二是利用色彩形状的对比,以构造适度的视觉冲击效果;三是利用色彩的位置对比,例如不同属性的颜色距离越近,对比效果就越强烈。总之,我们可以利用临近或互补色搭配、面积对比和位置对比,塑造鲜明的色彩感染力,延续我国传统色彩文化的独特魅力。

3.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

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十分重视色彩的象征作用,而这种象征作用的源泉就是色彩的心理效应,这也启示我们将传统色彩文化用于现代企业形象设计时要重视色彩的心理效应。儒家将五色体系中的正色赋予尊贵的象征意义,而间色则被赋予卑贱的象征意义。同时,儒家还将色彩比附人的德行,用于暗示人的美德。现代色彩学也十分重视色彩本身的生理和心理效应,这种认识虽然于儒家色彩观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当然,重视在企业文化形象设计中的心理效应,并不是间色不能使用。例如,茶叶企业的形象设计就可以使用古朴的青灰色,再辅以文字和符号,凸显茶文化的内涵,并给人一种传统、醒目的心理效应。

4.重视无彩色系的应用

道家通过虚实、动静、黑白之间的阴阳相生相克的关系,来利用无彩色系来诠释色彩缤纷的天下万物,这也启示我们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对无彩色系的运用。现代社会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社会,但是,艳丽、繁华的五颜六色也会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基于无彩色系的企业形象设计,在现代社会可以避免囿于同质化,从而起到一种标新立异的创新设计。这种设计可以将现代设计理论和传统道家色彩理念相结合,摆脱色彩应有属性的束缚,显得更具自然、淡雅和永恒之美。当然,在以无彩色系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点缀一些面积很小,但是纯度极高的色彩,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总之,无彩色与彩色的相互作用和巧妙运用,对于丰富现代企业形象设计的色彩元素具有重要作用。

5.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

佛家十分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他们凭借对色彩的独特认识,塑造出富有异域特色的佛家世界。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需要色彩与图形相互配合。在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中,更需要色彩与形状联袂,以抒发创作者的思想感情。此外,重视色彩的情感表达,还需要色彩与材质的合理运用,材质不同色彩所表现的情感也有所不同,合理运用色彩与材质,不仅可以创作出传统艺术氛围,还可以塑造不现代时尚气息。虽然设计作品本身传递的是现代思想,但是这种“情充于内”的色彩情感表达方式依然闪烁着传统色彩文化的光辉。

三、结语

我国的传统色彩文化是五千年传统文明的重要表征,其蕴含的丰富的象征意义和哲学思想,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设计师应该深入理解传统色彩文化的核心意蕴,并将其融入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使传统色彩更好的为企业形象设计服务。

作者:彭光荣 单位: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燕.中国传统色彩文化对企业形象设计的启示[J].新闻界,2009(3):186-187.

[2]王静.基于传统文化元素的企业形象设计研究[J].科技与管理,2011(4):93-95.

[3]张媛媛.传统色彩意象在企业形象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大众文艺,2015(14):68-69.

儒家文化理解范文6

【论文摘要】由传媒全球化所促成的东西方跨文化传播一直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在东西方跨文化传播的进程中,日益凸显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成为传播的主要障碍,而文化亲合性则促进了跨文化传播的区域性跨文化传播。本文试图引入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并从历史背景、现状分析、意义和问题3个角度出发,深入剖析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形成、发展以及面临的亚文化争端问题。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