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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概念范文1
我斜倚在窗口，任凭眼前的高速公路剪取自己的思绪，因为之前的凝眸，停驻，细览太脆弱，经不过太浓的追忆。只是因为五千多年的历史概括得太简单，五千多年前的智慧传绎的太枯槁，五千多年的遗失太伤感，让我无法调用任何词汇去延续自己的感触。良渚，一切源于这方烟渚。江南水韵缓缓流泻着它的原始，沉淀着它的深邃；幽谷草丘掩隐着它的光芒，描点着它的历史坐标。有太多的不解让它停留在笔尖的遥想，有太多的奇迹将它定位成中华文明的曙光。它的辉煌已经不在，它的高墙深苑成为了考古现场，它的文明归属仅仅浓缩于几处墓葬，几方翠玉，也许它应该流泪，文明的碎片已满是泪迹。
这是一次思虑已久的偶然，一个社团举行的一次活动，据说目的地是良渚，被历史藏了五千多年的一段文明。行程安排在星期日，只是让我们用这个没有使命的12小时去承担扣问历史大门的使命。
我们一行人打点行装，有带背包的，带相机的，更多的是一袋袋食品。我暗自发笑；对于历史的拜访是庄严的，不是藏在薯片包里的游乐，也不是溶在饮料里的惬意，而是用自己的思维去探寻历史的内涵，用脚步去丈量岁月，用低喟去召唤遗失的灵动。因此，我只带了一个包，两卷饼干一瓶水，剩下的只有一本笔记本，一支笔和一阵默冥，不希望有多少收获，只希望出发时的期待可以兑换成几丝遐绪。于是乘上即离的汽车，选择了一座临窗之位，好在窗外蔓延我的思绪。一路上，我看着车辙在现代的大道上延续，说明白点，辘轱的尽头不会是真正的良渚，通向良渚王城宫墙，陵墓的路不可能用现代的水泥，柏油，钢栏来浇筑和卫护。而这段真正的幽径应该就在不远处的荒丘低冈，枫林绿野，只有它们属于那段亘古的历史，只有它们留得住良渚人浅浅的足印。而这趟车程的终点只可能是一座博物馆，一排遗址，也许只是一片苍林。
这样的遥想和潜测被一公里一公里地稀释着，直到车子停在良渚文化博物馆时，这样的发问已是徒然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博物馆，总觉得一窗窗壁影装帧不了历史的精髓，于是便懒洋洋地拾阶而上。看到栏柱上端刻镌着一方方玉琮，心里漾起一种深度的触动，享誉世界的良渚文化竟是一件礼器来装饰自己的归处，在我眼里，玉琮是礼仪的象征，是中华礼制文明的图腾式器物，尊卑长幼，君臣之训，在这里生长着最原始的基因，而此刻它就捏在我手里。再移步向前，正门之侧，只见一尊巨型玉琮雕塑，中圆周方，暗含天圆地方之意，重分九节，亦有九五之尊的爵位；恰似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代雄主，只是宫纱殿阙把它簇拥在遥远的年代，只留下这方九节琮镇守着这片沃土，以及生长在沃土上的废墟。以我个人而言，良渚文化博物馆的所有展品均不及这石刻，它已经是对那段历史最好的注解，闪烁光泽的玉器，绸片，木屐，骨针只是一幕幕侧影见证了一份又一份没有文字的智慧，既然没有文字，也不会传承在竹简帙卷中，惟有在历史中渐渐风干，直到枯萎得无法发掘。而这块冷冰冰的石块就像一方容器，叫纳了一轮淡淡的素月，吞吐着与物休戚的平和放达。我在它身前良立许久，用所有历史知识去洗去眼前的残刻，去想象着：遥远的古代，有一族有智慧的人，他们信奉着一种宗教，名叫：和平。
偷想一阵，又跟上大伙儿的步履，他们需要的速度将这个博物馆用一眼来复印，用几闪聚光镜来剪取，然后匆匆地完成叩拜这种遥远智慧的仪式。可我深深地明白，在历史无法回忆的那个年代，人们用最纯澈的心境去祭奠自己的神明，也许是感谢苍天，有这片水驿山程来编织美好平和的生活，感谢大地，有这片万顷晴空，可以寄留一下深邃的回眸，可是五千多年后我们这些后辈都做了什么？破坏，摧毁，让这片被感恩的天地背负一目目怆然。只留下一段影影绰绰的历史，传诉着先祖们最简单的规劝，实在是太简单，简单得失去了年代。
在此，我不想用自己的拙笔去涂抹一寸良渚文化的辉煌。只知道，早在五千年前，就有一个良渚古国傍依天目山，濒临钱塘之畔。载有奇迹含义的古城墙，存有王者尊贵的反山王陵，立有宏伟巍严的莫角山王城，都默默诉说那个国度的点点滴滴，可这一些只留下一个叫遗址的考古学概念。据说，良渚文化中农耕文化，陶器制作业，纺织业，琢玉工艺都有跨时代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写在五千年前没有文字的耀眼华章，我深深钦服这些考古学证明，渊渊东胜神州，在历史的第一页不是血色的，而是绿色的，土黄色的。相比之下，伊朗，埃及，希腊这些文明的襁褓裹藏了太多的阴谋，争伐，这些成为他们永远抹不去的斑纹。我眼前的良渚就是如此静谧，如此沉煦，只有橱窗里侧灯将历史照得更加遥远。
览尽博物馆，下一站是反山王陵。乍一听这名称，觉得颇气势，于是收敛一路的憔容，挺一挺身子，踏上尘途。可之后，我越来越惊讶，似乎在等待有人告诉我，这是在开玩笑。路只有长度，渐渐失去了宽度，一直蜿进一堵院门。重门一开，只见前方一壁告示牌，反山王陵遗址。我愣住了，无法回答自己提出的一则则疑问。昔日的王者安息在这里吗？他的王座应该让三皇五帝臣服的啊！环视四周，这是一陌荒丘，长满茅草，一排荠青。一位附近的仓库管理员在一旁殷切地讲解着，“这里是一块贵族墓地，有十一座墓葬，已经5200多年了……四周都有监视器，监视器是防止盗墓的。”仰头侧望，的确许多监视器，时时刻刻监视着这块土地。我低着头，不敢俯瞰，心里酸酸的，这块积淀着历史原味的荒土原来一直由冷冰冰的电子眼盯着，连历经千年残留下来的空灵都显得不自在，监视着先祖的亡灵固然不敬，可那些欺世盗名的贼子甚是可恶。卑贱得靠挖掘始祖的积蓄谋生，这种兽性只能污浊了逝者的圣洁，可悲的是，这些盗者盗去的是另一部历史，一部更加真实更加丰厚的历史，可是全部烟散于可耻的叫卖中。
身旁的长者一直讲述着这块土地邈远的时间概念，偶尔也会提起身边的茅草，谈上一些这些草的功效。我聆听着，心里嘀咕着：中医药学发展不过2000多年，与附近5000多年前的鼾息相比，只是惊晨一现。只是长者娓娓不断，我也思绪连连……
反山遗址实在太小，比起秦始皇陵，茂陵，昭陵，桥陵，明茅陵，清东凌，只是一块植松侯柏之地，收不住王者霸气，展不开惊世伟业，更没有雕梁画栋，甚至没有眼前的茅草和枯竹，可能只有一堆黄土，几片翠玉，将朴厚和玉洁的神韵深深埋藏，躯体腐烂了，可是这些都还在，没有被岁月带走。可能是它们太重了吧，岁月带不走，王朝变迁带不走，争戈予伐带不走，留下了继续陪伴清风素月，奢求着有沉甸甸的脚步凝立在这里，可事与愿违，它总是接待着一轮又一轮过客。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2
这里主要介绍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原始文化的主要玉器类型，便于在鉴定新石器时代玉器时有一个全局观念。
东北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环境多样，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地点已经有一百多处，考古文化归属主要为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
兴隆洼文化玉器
兴隆洼文化玉器，目前主要发现于东南部地区的敖汉旗、巴林右旗以及辽宁省阜新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出土玉器总数近百件，玉器主要类型有玉块、玉管、玉匕形器、玉斧、玉凿、玉蝉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兴隆洼文化的玉块，多成对出自墓主人的耳部周围，是墓主人生前佩挂的玉耳饰，开创了以玉饰耳的先河。这是目前所见世界上最早的玉耳饰，具有八千年的历史，其线切割切孔技艺达到了惊人的水平。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块、玉匕形器与辽宁省阜新县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匕形器，成为中国最早的人工琢磨的具有完整形态特征的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市红山后而得名，广泛分布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红山文化遗址。通过对内蒙古三星他拉、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朝阳牛河梁、三官甸子等墓葬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找回了尘封地下数千年的辽河流域史前文明，初步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红山文化编年，基本划分出同黄河流域文化大体相应的发展阶段。红山文化以大规模祭坛、大量积石冢和大量玉器闻名遐迩，代表了东北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玉文化之一。
在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及墓葬中，曾出土一批具有鲜明文化特征、地域特色的红山文化玉器群，特点是既有小件饰玉及几何形礼玉，更多的是动物题材的玉器。其中有现实题材的动物玉雕，如玉鸟、玉燕、玉鸮、玉鹰、玉凤、玉蝉、玉鱼、玉龟、玉猪、玉人等，也有摹拟幻想中的神灵玉器，如C形玉龙、猪首形玉龙、兽面叉形玉器等，还有部分形制特别的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多孔联璧等。
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有一定组合，兽形块、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佩、玉鸮、玉鸟、玉龟等，都是玉器组合中的主要形制，表明崇尚鸟兽动物、神兽动物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重要特色。
在众多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中，红山文化玉器艺术特色鲜明，玉匠能熟练地使用玉材，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玉材形状特点，因材施艺，把握住玉器造型特点，仅寥寥数刀，略施技艺，就能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最大特色。红山文化玉器注重材质美，几何形玉器大多数光素无纹，玉龙、玉龟，玉鸟、玉人等动物形玉器，仅在主要部位加以形象的刻画，线条为浅凹槽纹，瓜棱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具有特殊的装饰美。玉龙躯体呈C形环状，从琢玉技巧看难度不大，但实际效果反而好，蜷曲的龙更具动感，凝聚着力量。可谓事半功倍。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刻，这样的艺术处理更能突出主题。玉人、玉凤、玉龟都注重神态的描绘，在关键处施以合适的工艺。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简捷而又得体，器物不以大取胜，却以精巧见长。
红山文化玉器创造的龙、凤等艺术形象，对中国青铜时代艺术形象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的各种艺术形式或是对其加以收藏，或是加以模仿再创造，将龙、凤艺术形象不断发扬光大，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民族符号。
江淮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江淮流域是指位于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区。这一地区水网交织，湖泊众多，在我国自然史、文化史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既是生物、气候南北的重要分界线，也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要冲，重要的文化走廊。南北文明与东西文化在这里会合，农业文明与江海文明在这里交融，由此孕育出来的文化，既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又兼有北方之雄南方之秀。
江淮流域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考古学界曾一度称作薛家岗文化、青莲岗文化。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这一地区出土玉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又有新的变化。现在考古学界普遍认同的原始文化，早期的有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晚期的是一种混合文化。
凌家滩文化玉器
凌家滩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遗址位于太湖山正南的垄岗上。凌家滩遗址已出土玉器总数超过千件，数量既多，种类也丰富。从形态上分有动物形、几何形玉器，从功能上分有礼仪玉、装饰玉、瑞祥玉、实用玉等。主要玉器形态有玉龟、玉龙、玉鹰、玉人、玉兔、玉虎等动物、人物形玉器，有玉钺、玉板、玉璜、玉环、玉镯、玉珠、玉管等几何形玉器，有玉勺等实用玉器。更重要的是，凌家滩文化玉器还包含着大量的原始文化信息，对于研究原始八卦、天文数理的起源，以及江淮流域民间巫术、葬俗的源流，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一提的是，2007年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中，在23号墓填土上方出土了一件巨型玉猪，长72厘米，宽32厘米，高38厘米，重达88千克，是目前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体形最大、重量最重的玉器，堪称“中华第一玉猪”，这表明中国玉器工艺有雕刻大型玉器的传统、能力与水平。
北阴阳营文化玉器
北阴阳营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南京市鼓楼岗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其后在江淮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早期地层中陆续有出土，表明这是一支分布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除红陶外，玉器工艺富有特色，数量较多的玉器有玉璜、玉块，还有玉管、玉珠、玉坠，甚至还有未经加工的雨花石。从玉器出土位置反映出玉器的基本用途，玉玦为耳饰，玉璜为项饰，往往长短不一的数件玉璜围成一组玉项饰。玉器材料有玛瑙、玉髓、蛇纹石软玉等。玉器装饰简洁，大多数光素无纹，表面仅作抛光处理。
江淮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面貌十分复杂，既有北方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玉器，又有南方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同时还一些自身特点的玉器，呈现出混合文化的性质，也说明在距今四千年左右，南北文化在江淮地区交流、融合、趋同的过程，也是中华远古文化多元一统的历史见证。长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理概念和区域范围，相当于现在的“长三角”，包括苏北，浙南及上海市。这里通江达海，水网密布，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良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通过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已基本搞清楚，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有崧泽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为良渚文化，而且这四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均有较为发达的玉器工艺。
河姆渡文化玉器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的宁绍平原，距今七千多年，是这一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具有非常精细的牙雕、骨雕、刻陶等雕刻工艺，包括玉石琢磨雕刻。河姆渡文化玉器种类有玉璜、玉块、玉管、玉珠、玉坠等，形态与用途较为简单，主要为装饰玉。材质有软玉与莹石。应是就地取材。河姆渡文化玉器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与兴隆洼文化相当或稍晚。
马家浜文化玉器
在距今七千年左右与河姆渡文化几乎同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发展起来了另一支原始文化——马家浜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得名。马家浜文化玉器种类与河姆渡文化基本相似，多为玉玦、玉璜等装饰玉，但成形与琢磨工艺略有进步。玉玦大多数呈环状、管状，以线切割技法切开缺口，靠近缺口的首端略厚重，相对缺口的部位要薄一些。玉璜以半环形、条形居多，数量相对没有玉块多。
崧泽文化玉器
崧泽文化最早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是马家浜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分布于太湖周围地区，分布地区有所扩大，影响直至江淮平原。崧泽文化玉器较马家浜文化有较大进步，不仅加工精，玉材好，玉器种类也有新的变化：玉块少见，玉环增加；玉璜称雄，形式多样，以倒梯形、半璧形玉璜居多，还有少量半环形玉璜、鱼鸟形玉璜。璜体宽且薄，两端平直，各穿一孔。便于系带。
良渚文化玉器
长江下游流域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文化是良渚文化，琢磨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同时期的史前文化中，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良清文化玉器的数量、质量以及品种类型也是出类拔萃的，其他地区原始文化的出土玉器很难与之相提并论。
良渚文化玉器大多数出土于大中型墓葬，玉器的数量多寡取决于墓葬的规模，墓葬规模越大，等级越高，随葬的玉器也越多，品种也较为齐全。江苏武进寺墩3号墓随葬品达120余件，大部分为玉器，其中大件玉璧、玉琮就有57件之多。浙江余杭反山23号墓内大型玉璧也有52件。而浙江发掘的良渚文化小型墓葬，只陪葬劣质的陶石制品、猪下颚骨，没有玉饰品。这表明，随葬玉器的墓主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较为富裕。
良渚文化玉器品种较多，可分为礼仪、佩挂、镶嵌穿缀用玉三大类。礼仪玉器有形式众多的玉琮，大小不一的玉璧，配置成套的玉钺、玉斧。佩挂玉器中最诱人的是由玉珠、玉坠、玉管、玉璜等近百件玉器构成的成串玉项饰。还有数量不等的玉龟佩、玉鸟佩、玉鱼佩、玉艄、玉蝉、玉兽面纹佩、玉璜等，形式多样。玉带钩是新发现的服饰玉，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玉带钩实物。玉梳背是融礼仪与实用于一体的新确定用途的玉器。镶嵌玉主要是玉粒和玉泡，用于漆木器表面的镶嵌等。穿缀用玉形状略大，形式不一，共同特点是玉器背面钻有牛鼻状孔，应是穿缀在织物或皮革制品上的玉饰件。
从总体上看，良渚文化玉器多呈圆形或方形，有一定的程式，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形成专业化生产，这是良渚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礼仪复杂、社会分化的重要体现。在良渚文化玉器高度发展的同时，玉文化、琢玉技艺（可能还包括琢玉专业工匠）大量输出，以至在四千多年前的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东南沿海地区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许多良渚文化玉器或良渚式玉器。从近年发现的一些考古遗址看，拥有大量玉器的良渚显贵，生活在方国城中，拥有较大规模的房屋建筑。
长江中上游流域
新石器时代文化玉器
大量考古发现越来越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都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长江流域除下游地区出土大量新石器时代玉器外，中上游地区也有新石器时代玉器出土，尽管目前考古发现的规模和类别还比较少，但同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目前考古发现的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主要有大溪文化玉器、石家河文化玉器。大溪文化玉器
大溪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四川巫山大溪以及川东鄂西地区，并且扩大到了湖北中部及湘北洞庭湖流域，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一支重要的文化，距今五千年左右。大溪文化发现了较为丰富的玉器，玉材、种类较多，功能比较单一，主要为装饰玉，可分为耳饰、项饰、臂饰和腰际间的佩饰。耳饰多为块形玉饰，琢磨较为规矩，还有环形、圆形、长条形等玉耳坠饰。项饰主要有玉璜、玉环，其中玉璜多为半璧形，亦有扁平桥形、半环形玉璜。一些半璧形玉璜外缘刻锯齿纹，是大溪文化独具特色的装饰技艺。具类似装饰纹样的半璧形玉璜，在江苏省南京市营盘山等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时期遗址屡有发现，说明长江流域原始文化有密切交往的关系。臂饰主要为玉镯。在重庆巫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人面形玉佩、人形玉佩、龟形玉佩，表明大溪文化玉器工艺除掌握几何形琢磨技法外，开始尝试镂空、圆雕等玉器雕刻技艺，并为日后长江流域玉器雕刻艺术的跨越式发展积累了经验。
石家河文化玉器
长江中游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为石家河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湖北天门石家河乡而得名。据近年湖北、湖南地区发现的石家河文化的大量考古资料，石家河文化显示出重要的文化特点：一是受到中原龙山文化较大的影响，越往后发展，影响越明显，因此以往也有学者将石家河文化并入龙山文化；二是石家河文化晚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文明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冶铜、治玉等手工业，制陶业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三是出现了独特的瓮棺葬制度，绝大多数石家河文化玉器是瓮棺莽的随葬品。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3
关键词：诗经；玉文化；德符；玉崇拜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07-02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古代男子讲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女子“将翱将翔，佩玉将将”，今人讲“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足证玉之文化亘古亘今。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亦是先民玉文化的真切反映，本文即对此进行探究。
一、“玉”的概念
古代讲“玉”与今人概念不一致。当代把“玉”划为珠宝一类，以亚洲宝石协会定义，玉分软玉和硬玉两种，以硬度系数区分，软玉狭义上是指和田玉，广义上包括岫岩玉、南阳玉、酒泉玉等十多种软玉，硬玉只指翡翠①。然而在古代，实则玉与玉石概念混用，今天所谓“玉”是古代玉种类中的一部分。今考古发掘成果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石之美”者已然证明古人的“玉”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若勉强定义，则它应该包括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翡翠、绿松石、玉髓、水晶、玛瑙、琥珀、珊瑚等。
当谈及《诗经》之玉文化时，有两个问题应当明确，即玉的产地和古人所推崇的玉。首先是玉的产地问题，《诗经》成书应算到春秋时代，所以谈及玉的产地就要对春秋战国及以前的玉的产地进行分析。如适才所讲和田玉即产自新疆、南阳玉即产自河南，古代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也不发达，故一地用玉最初多是本地自产的玉②，良渚、红山两处地质资料鉴定大抵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的玉也流传开来。乃至春秋战国时代，“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③，秦王嬴政更是“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④。这样推论，《诗经》所反映的年代的各地用玉不应当局限于特定的产玉区和玉石种类，这为下一步考虑古人推崇什么样的玉确定了范围。提到古人推崇的玉，《说文解字》注“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⑤，这个注解从多个方面表明玉的特质，如其触手温润、少有杂质、声音清脆、不易损坏和豁口不伤人等，这些方面既是对玉的物理性质的规定，也是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玉石的鉴别。综合上述特质，古人在以玉言美、言德时多是推崇和田玉，尤其是和田羊脂玉。
二、《诗经》中的玉
（一）祭祀用品
《大雅・朴》提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该篇是描述周文王兴师时在郊祭祀，臣子奉璋。又《大雅・云汉》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此处是讲周宣王时发生旱情，祭祀求雨，然而礼神的玉器都用尽了，神灵仍不听其言。《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⑥，璧、琮、圭、璋、琥、璜即六种祭祀的玉器，这六类玉器颜色形状不尽相同，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周礼》注解中又提到周人的祭祀习惯为祭天焚玉，祭山埋玉，祭水沉玉，祭人鬼藏玉等。
（二）等级礼制
《小雅・斯干》“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讲生男孩后的习俗是为其穿戴衣裳，并以玉璋供他佩戴把玩，以期将来能够显贵。《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葱珩”讲方叔穿着周王赐的命服，衣裳华丽，所佩戴的玉发出的声音，“葱珩”即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佩戴的玉。《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⑦，又记“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⑧，礼制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人使用不同的玉器，使得等级的区分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红山和良渚文化中可见璧、琮等而未发现等级标志明显的圭、璋，及至商周各代文化遗址中，可见璧、琮、圭、璋、琥、璜六器遗存，这说明随着历史的演进，礼制和等级制度逐渐出现并表现出来。
（三）君子美德
《卫风・淇W》“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君子的自我修养的提高如同玉器的雕磨，《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讲君子性情温和如玉。“玉符”、“玉德”是衡量玉的两大标准，古人赋予玉人格化的魅力，称其具有五德、六德、十一德等等。如《说文》中认为玉有仁、义、智、勇、洁五德，《礼记》讲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⑨。玉石是美好珍贵的，它的性质是温润且容不得瑕疵的，古人崇玉，更比德于玉。
（四）美人、美饰
《召南・野有死》“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讲女子美如玉，《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写男子之美似玉；《卫风・淇W》“有匪君子，充耳L莹”卫人以玉为耳饰，《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女子的组佩在行动过程中发出清脆的声音……《诗经》中关于以玉来比喻美人或者讲美人以玉为装饰品的例子不胜枚举。以玉为装饰品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盖因玉是石之美者，古人装饰十分看重玉符（即玉的颜色）。《四库全书・喻林卷》有“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清人《玉纪》提到“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C，蓝如靛沫曰碧，情如苔藓曰？，绿如翠羽曰，黄如蒸栗曰q，赤如丹砂曰琼，紫如凝血曰J，黑如墨光曰，白如割肪曰，（玉以雪白为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玉符”在当代使用时是表示玉的颜色的术语，然而这一概念起初却表示玉制的信物，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春秋时代无玉之颜色这一义项，但这并不妨碍先民用玉进行装饰或者比喻美人，因为玉石符合先民的审美需求。
（五）赠答、祝愿
《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以玉石为赠答之物，《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赠人以佩，《秦风・终南》“佩玉将将，寿考不忘”以鸣佩之声祝愿佩玉之人长寿安康。玉因为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美好希冀，故而作为日常生活中交流使用的物品。
三、文化内涵
《诗经》所见先民玉文化是双轨的，一是生活化的玉，一是神圣化的玉。
由于玉具有多种颜色和性质，它从旧石器时期就被当做装饰使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玉也被视为私有财产的一种，玉的馈赠也寄寓着人们的情感。《诗经》中以玉装饰人、以玉比喻美人、玉的赠答皆是源于此类。
至于玉的神圣化，古人崇玉最早可以追溯到对石的崇拜。基于先民对玉的崇拜，玉卜、玉葬、玉祭也随之出现，进而有了“玉神物”的概念。有学者对 “玉神物”进行探讨，提出“玉神物”的三层含义：“⑴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既可以是最高神灵，也可以是‘神物’，都是先民崇拜对象；⑵玉是神之享物，也就是供神灵吃的食物；⑶玉是通神之物，巫以此上飨神灵，下达神灵的旨意。不论对玉神物作何诠解，都不能背离玉为神灵之物体……崇拜玉也就是为了事神享神，祈求神灵保佑，获得福祉，以避灾难。”⑩《诗经》中所见的祭祀用玉即是先民玉崇拜的直观反映。
因为先民崇拜玉，玉在这种崇拜中地位上升，逐渐演变到以玉为尊。除了宗教性质以外，政治首领也把自己的统领地位和玉联系起来，或是言说天命神授，制作玉为玺，视之为传承；或是制定礼制将不同等级的人加以区分，以不同的类别和形状的玉的使用划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或是大谈仁义道德，以玉类比君子之德。《诗经》所见先民玉文化既是对原始文化的传承，又是对原始文化的发展，如从玉的规格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的加强等，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先民生活具有一定意义。
注释：
①即红翡、绿翠、紫春、墨翠等.
②或本地并无玉矿而从外地引入.
③战国策・秦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④昭明文选・谏逐客书.
⑤许慎撰（汉），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⑥⑦周礼・春官・大宗伯[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⑧周礼・考工记・玉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4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5
汪佳莅，JL品牌总监。IL是“佳莅”首字母的缩写，有高级西服定制、礼服定制、旗袍定制三个系列。
JL品牌融合西方高级定制与中国传统服饰手工艺，既有大气雍容的立体剪裁，也有精细耗时的中国刺绣：海外工作的经历和丝绸世家的积淀，让JL品牌充满中西合璧的妙趣。
JL工作室在杭州武林路以及上海茂名南路均有工作室及门店。
T：Travel&Leisure
W：JL品牌总监汪佳莅
T：一开始就做旗袍吗？请简单介绍一下你之前从事什么工作？
W：其实之前做的行业和旗袍完全不相干。我以前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读的纪录片方向的编导专业，那时我先后去了新疆、印度、墨西哥等地拍一些反映当地文化的纪录片，感触颇深的是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世界文明的发展史，长江流域显示为空白，其实类似像良渚文明的玉器和城邦的体制从精美程度上远超玛雅，但它却不为人知晓，非常遗憾。不过，去年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良渚的玉器时，真的热泪盈眶！我相信总有一天长江流域的文明会被证明和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璀璨。后来我将拍好的作品给到博物馆收藏，杭州的部分博物馆里至今还在播放我的作品。
T：拍纪录片是件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常人想象不到的毅力，像是苦行僧式的探求与追寻。这应该源于你发自内心的热爱，那么又是什么契机促使你离开传媒行业，创立JL的呢？
W：虽然我热爱这一行，但学术性的纪录片需要积累和受众基础，或许是因为对市场把握不定，纪录片所产生的效益并不足以支撑起这项事业，再者，不只是我个人的事业，家族的丝绸贸易也需要变革，思虑再三我决定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2008年经济危机后，外贸行业开始变化，低成本的优势开始下降，开创新局面也就成了我的使命，所以创立了JL品牌。
中国并非没有好的手工艺人，只是他们的价值没有被重视，很多手艺几近失传。JL希望能发掘中国手工艺人的价值，复兴传统技艺，例如我们会在礼服加入中国刺绣，这也是JL打开新市场的方法。我想等完成原始经济积累，有更多沉淀的时候，继续拍纪录片，赠与博物馆收藏，为记录人类文明做点事情。
T：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的品牌？创立品牌伊始，发生了哪些里程碑事件？
W：杭州宏展贸易公司前身是杭州丝绸市场的宏展商铺，于1996年开始从事丝绸加工贸易。1998年公司正式成立，主营业务为丝绸、服装贸易，是一家经营数十年的家族企业。旗下JL工作室成立于2013年，JL工作室由众多设计师构成，其中复古女装以及高定旗袍尤为突出。
2014年法国设计师Aure lie JIANG加盟JL设计，她的设计以流畅的线条感表达出女性的曲线美，其作品在Champs-Elysees有展示出售。2015年JL正式推出高定旗袍系列，我们坚持每一件旗袍都是纯手工制作，每一卷蚕丝线，每一颗盘扣，每一处细节无不体现匠人之心。
T：你们品牌只做手工旗袍吗？高级定制一般哪个年龄层做的最多？
W：不仅仅是做旗袍，我们还做衣服、手包、丝巾、扇子、刺绣类的一系列手工艺等，主要以苏绣和打籽绣为主，产品延伸到许多领域。
高级定制一般来说，每个年龄段都有，其中三十至五十年龄段为主打，他们都是中式文化的发烧友，推崇传统文化概念。
T：你觉得传统旗袍的精髓是什么？
W：我认为，旗袍的精髓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女性服饰，它更是一种载体，时代变迁流传下来的情怀。中国许多历史文化遗产被旗袍完美地诠释，比如四大名绣，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手工艺。这些传统手工艺被变成服装后，可以更好地被人们接受和传承，也不容易被遗忘。
当然，旗袍也会对行为举止约束，穿上它会让姿态显得端庄典雅。旗袍合适与否，还要看个人的修养，所谓的修养也就是一个人的文化内涵，一个人的修养和文化内涵结合起来就是她的性格，而旗袍也是有性格的，所有的性格结合起来，就是适合你的。中国近年兴起的旗袍定制行业与政治生态是有时尚趋势关系的，重塑中国传统的服饰礼仪文化至关重要。
T：JL对中国传统工艺的尊重令人感动。高级定制一般都是面向社会名流，目前JL有和艺人合作过吗？
W：上个月金星穿着JL定制旗袍录过节目，下周柳岩会到我们店里定制礼服。时尚不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JL希望将高贵时尚的衣着体验带给大众。
T：目前市场上旗袍产品非常多，在设计方面你是如何考虑的？
W：每个人的设计理念都不一样，我觉得要做好旗袍这样充分体现国民文化特征的服饰的话，相关设计师群体要有更深更广的知识面，这样的文化底蕴深厚又多元化。
T：相较于别的品牌，你觉得你们品牌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里？
W：纯手工定制旗袍才能充分体现旗袍的文化底蕴，从设计师到制版师、到绣娘和裁缝都聘用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刺绣图案需要绣娘耗时一个半月手工完成，也正是因为这样，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苏绣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长无声的岁月，娴静美好的在作品上得以呈现。
T：对于2016年，对于品牌或你个人，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展望？
W：我计划自己参与到设计面料和款式的工作中，把老的工艺面料加以改进符合时代特征。希望能新开大型的旗袍体验馆，更好地推广品牌，也期待更多的跨界合作。
良渚文化概念范文6
关键词：中国；玉器；发展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153-01
玉器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重要种类之一，最早发现于距今8000年前的东北兴隆洼文化，历史悠久的玉器在我国被赋予了某些重要的内涵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以及对文献的整理我们可以得知，我国古代玉器艺术经历了“石玉不分”、“以玉为饰”和“以玉为尊”三个阶段。
一、部落时期
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属于雏形期，早期居民并无玉石概念，原材主要为岫岩玉、透闪石等，主要为慢轮制作。从考古发现来讲，主要可以分为东北地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有些共同点，首先均为有定居的农耕地区，并且在其生活区域附近有一定数量的原石。各个地区间玉器的种类相差并不大，但在风格样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可能与不同部落的审美价值有关，当然这些差异性也是现今用来区分地域性和出土地的标尺之一。在部落时期的玉器发展中，位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和位于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显示出高超的制作技巧和风格样式。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两种文化已经渡过原始聚落阶段，产生了类似于城邦式的社会组织，两地玉器相比前者在题材上多动物表达，造型古朴厚重，代表有勾云形玉器以及著名的C字形龙玉；而后者更偏爱精美繁细的兽面纹，出土了许多兽面纹玉琮和三叉形器。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都较为贫乏的部落时期能出土如此数量的玉器，可见必有其意义，玉器产量的多少能很好的折射出部落的兴盛状况，加之在这一时期的出土物中有众多无法解释的造型与纹样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玉器制作在此时与氏族社会的权利有所联系，也是其财富的象征物。
二、三代时期
三代时期是我国礼制文化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玉器完成了“以玉为饰”到“以玉为尊”的过渡。考古发现的夏商两代玉器并不多，与部落时期并无太大差异，当然这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很可能是继承于部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夏家店的下层文化我们发现的较硬的红色玛瑙珠，这说明在制作手段上已经有了一定突破，其次玉柄形器大量出现。而在商代玉器中比较特别的就是马饰，它由海贝、玉牛头、玉燕、玉兽面以及玉马束组成，这是即墓室玉器之后的另一组合玉器。发展到西周时期，玉器得到飞速发展，正所谓“君子比德于玉”，作为礼制文化统领一切的时代，由玉器制作的“西周组配”、“六器”、“六瑞”成为了身份的象征物，脱离了部落时期与夏商玉器为原始巫术和鬼神服务的范畴，被用于礼制、祭祀、会盟、敛尸、聘礼等多方面，其中著名的西周组佩从重量与长度上来说，其明显不适用于日常佩戴，应为大型事件或场所的佩戴物，与青铜器的鼎簋制度相似。
三、春秋战国时期
礼崩乐坏带来的僭越，使得等级分明的组佩制度无法继续，组佩迅速消亡，加之诸侯国的兴起和铁器的使用，使得玉器制作从西周的数量大过渡到春战的质量好，地方性与装饰性呈上升趋势，齐国称霸之后，挂饰齐水晶被迅速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它成为了取代西周组配象征等级的新事物，这一时期多浮雕、镂雕以及与金银工艺的结合，这说明高速转动的技术已经具备，但与造型相比，其对材质的要求显然更高。此外玉剑饰和印章也是此时出现的。从韩信佩剑的故事中我们就可得知玉剑饰与身份等级有着密切联系。但在对这一时期的玉器进行鉴定时应注意中原与边地的差异性。
四、汉代
汉代是我国至于最发达的时期，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在都市里达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一般来说同一国家的基础靠上层文化建设的强调，由于汉代崇尚孝道，而厚葬作为主要考核之一，在社会中迅速普及，玉器的消耗量达高水准，这主要和刘邦请儒生礼制阶级有关，西周的组佩制度在汉代有所复兴和流传，但其只适合于皇家上层统治阶级，民间并无推广，所以，葬玉制度作为补充级别的概念出现。除葬玉之外还有日常佩戴，就葬玉来说，虽然由于厚葬带来了盗墓的猖獗，但有限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能为我们大致还原其体系，而日常佩戴则有很大出入，这是因为日常佩戴器与葬玉属于两个不同体系，从墓葬出土来看日常佩戴情况显然是不正确的，汉代的日常佩玉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是出于装饰的需要，而是方仙道谱系下辟邪的需要，玉舞人与玉翁仲成对出现，佩于腰部挂饰。同一题材玉器，从造型工艺上来讲，汉代早期的玉器造型较为写实，雕刻也较为精致。发展到后期，由于产量的需求，其写实性和雕刻的精细度都明显下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