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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法律关系范文1
【关键词】共同财产；民间借贷；合同效力；救济权；公序良俗
张某在明知薛某已婚的情形下发生同居关系，并在相处中薛某通过微信红包、银行转账、赠送物品等形式先后向张某赠送上万元，且张某以怀孕为由要求薛某买房进行安定，薛某也先后转账一百多万，其后双方感情破裂，薛某以民间借贷为由要求张某返还因购买房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薛某提供了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及聊天记录，张某抗辩该款项系支付给其和腹中胎儿的补偿费用，但提供的微信及短信记录无法证明其主张事实，亦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存有其他法律关系的意思合意及法律事实，法院最终未支持张某主张的该款项系侵权行为补充的抗辩理由，依据民间借贷关系认定证据及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相关法律支持薛某的诉讼请求。该案件中不仅体现了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中的盖然性原理，同时也体现出张某的律师在深知“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后，意欲回避将薛某的财产处分行为认定为赠与，并试图帮助张某维持所获得财产现状的情形。但实务中，婚外情关系破裂后，其财产纠纷更是复杂，有必要进行对比分析。
一、利用合同效力的相关法律追回财产的情形
2008年刘某与张某订立协议约定，刘某借给张某百万用于购买房产，张某用其所有房产作为抵押，并承诺终生不嫁他人只做⒛车那槿耍如果张某违反协议需要返还借款，如果刘某提出解除情人关系，张某有权不归还借款，且将该笔借款冲抵做精神赔偿款和生活补助款。同年，刘某与张某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刘某已出资70万元，以张某的名义购买房产且按揭付款由刘某负责，张某自愿做刘某的情人，如果张某违反承诺需退还70万元以及按揭款；如果刘某提出解除与张某的情人关系，则张某有权不退还以上款项，并约定双方以情人关系相聚期间，张某在没有专属生育协议之前不得生育。后因双方关系破裂，刘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之间的协议无效，并且返款借款。一审法院认为，刘某与张某之间的协议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民事行为无效，所得财产应返还。宣判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称，双方对协议无效均由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判决将责任全部归于张某，有违合理，显示公平。二审法院认为，刘某与张某无视我国的婚姻制度，企图用金钱维系不正当的情人关系，其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德，损害了社会的公序良俗，故双方所订立的两份协议内容，法律均不予保护，以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某的。本案显然比第一个案件复杂，既有借贷协议的内容，也有附解除条件赠与协议的体现，其中情人关系决定着该案系争款项的返还。一审法院以公序良俗原则否定协议的效力，再按合同无效的处理方式要求返还款项，可能存在间接引导发生婚外情关系后行使财产赠与撤销的情形，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导向；二审的判决不仅表明对违背公序良俗转化为借贷的行为不予支持，同时以委婉的方式兼顾法律与社会舆论导向，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也为法院处理的民事纠纷设定必要的界限，也表明法院对非正常的财产权益采取的谨慎态度，但此判决并未意味着财产纠纷已经解决，刘某擅自处分婚姻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意味着刘某的配偶仍有财产损失的救济权。
二、利用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相关法律追回财产的情形
现实中，追回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也甚是常见，主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但法律实务中，法院对于该条款的运用也相当谨慎，如某法院判决中“本院认为，根据婚姻法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朱某（第三人）在明知或应知门某（妻）不同意赠与，而仍接受门某（夫）赠与款项的情形存在。在此情况下，门某（妻）要求宣告赠与合同无效，并索回款项的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门某（妻）认为其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其可向门某（夫）主张赔偿。”，该案虽然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利用配偶追回赠与财产的行为，但将婚外情关系中财产处分涉及的第十七条第二款“善意第三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显然对原告的举证责任略微严格，有类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之嫌疑，虽然法院判决配偶可以向有擅自处分财产一方主张赔偿，但婚姻关系仍存续意味着原告财产救济权的丧失，若婚姻最终破裂此时原告向婚姻过错方主张赔偿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显然仍属于法律空缺部分。也有法院将夫妻一方擅自处分财产行为中“善意第三人”的举证责任结合正常人的判断能力确定，显然从法律及社会效果上更加具有说明力，如“李丙（夫）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李甲，既未征得蒋乙（妻）同意，也未事后取得蒋乙追认，其行为已侵害了蒋乙的合法权益，属无权处分，赠与行为应属无效。同时，李甲明知李丙已婚的事实，作为成年女性，应当具有相当的判断能力与社会经验，明知李丙支出钱款用于其购房、购车将会侵害李丙配偶即蒋乙的合法权益。因此，李甲无故接受李丙的赠与，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常理。蒋乙要求确认李丙与李甲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并以其共有权人的身份主张李甲返还夫妻共同财产，于法有据”。
综上，在婚外情财产纠纷的法律实务中，其掺杂法律众多，且案件的社会效果影响极大，为了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权益，有必要对其离婚后主张赔偿的情形进行细化。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2
内容提要: 德国民法上的责任是违反债的责任,是债法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法上的责任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责任超出了债的范畴。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是德国民法上责任理念的反映,造成我国民法体系矛盾。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思路,即多种侵权责任方式否定说、侵权责任与物权请求权竞合说、物权请求权变革为侵权责任请求权说。笔者主张后说。德国民法上的请求权附属和服务于“基础权利”体系,我国民法上的请求权附属和服务于“权利一义务一责任体系”。本文进一步阐述了将保护性绝对权请求权变革为侵权责任请求权的理论根据和立法方案。
责任与债结合的民法体系的典型是《德国民法典》,责任与债分离的民法体系的典型是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这两种民法体系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责任理念。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请求权是德国民法上责任理念的反映,和《民法通则》、《合同法》与《侵权责任法》反映的责任理念相矛盾,对此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不仅是理论观点的分歧,而且直接涉及民事司法实务,需要深入讨论。
一、德国民法上的责任理念及责任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德国民法上责任的内涵
德国民法上的责任有多种含义。《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第1款规定:“损害赔偿义务人必须恢复假如没有发生引起赔偿义务的情况所会存在的状态。”这是德国民法关于责任的核心条文。有学者指出,责任指承担损害赔偿义务(如:“A向B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即“A对B承担损害赔偿义务”)。[1]“法律责任的后果是产生某种损害赔偿义务。”[2]这是责任的第一种含义,说明责任是义务的组成部分。但是,责任作为一种义务仅指“损害赔偿”义务,不同于通常的义务,诸如买卖合同的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义务、租赁合同的承租人交付租金义务等。损害赔偿义务是债务人违反基于债务关系而发生的义务(《德国民法典》第280 条第1款前段)。以上说明“损害赔偿”既是义务,又是责任。
责任的第二种含义是指,债务为应为给付之义务,责任为此义务之财产的担保(德语为Einstehen)。[3]债务人对其债务原则上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4]关于责任的这种含义源于古代日耳曼法。日耳曼中世纪法往往称责任为保证或担保,认为责任系为担保债务而存在,二者纯属不同之概念。[5]关于责任的这种含义说明民法上的责任是财产责任。
责任的第三种含义是指,义务人受强制执行的财产范围。[6]或者说责任具有强制性,得强制执行。[7]
由于责任是债务人以全部财产为其担保,有债务即有责任,是为常态;无责任的债务为例外,如诉讼时效期限届满后的债务。故德国民法上的债务与责任是结合关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亦同。“在现行法上债务与责任互相结合,原则上并属无限财产责任。申言之,负有债务者,于不履行时,即应以其全部财产负其责任;有债务即有责任。”[8]根据德国民法理论,虽然责任与债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强调二者的结合,甚至在法律中以及其他场合,“负责任”有时与“负担债务”同义使用。[9]
另外,损害赔偿责任,以恢复原状为原则,所谓原状是指引起赔偿义务之前的状态,包括修复被损坏的物品、恢复名誉、夺物者还物、骗钱者还钱等,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二)责任是一种债
前面已经讲到,损害赔偿义务是债务人违反基于债务关系而发生的义务,而不包括违反债务以外的民事义务。因此,无论损害赔偿作为义务还是作为责任,都属于债法的组成部分。“损害赔偿”一词有时是指损害赔偿义务,有时是指损害赔偿责任,有时是指债的一种类型,即损害赔偿之债。既然责任是债,就会有债务人和债权人,即损害赔偿债务人和损害赔偿债权人。[10]因此,“损害赔偿”这个概念有时还指损害赔偿债权,由此说明“责任”有责任、义务、债务和债权多种含义。
德国民法上债务与责任的位置不仅可以互换,而且可能循环。“损害赔偿责任相对于其因以发生之债务固为一种责任,惟其本身亦为一种债务,其不履行与其所自之债务一样可受履行强制及损害赔偿责任之保护。”[11]有学者对债务与责任的关系作了如下图示[12]:
从严格区分义务与责任的观念来看,这种债务与责任循环反映的是概念混乱,逻辑矛盾。为什么以概念准确、体系严谨着称的《德国民法典》会形成这种状况?有学者指出:如果将权利受到侵害的效果视为新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产生,则显而易见的一种“逻辑循环”必然会使相关结论陷入逻辑困境。德国民法理论对于形式逻辑方法的运用,其实并非如其所称的那么严格,在必要的情况下,基于形式对称以及体系化的需要,其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都适度背离或者超越了严格的逻辑规则。但是这样就使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因此而得以明晰,以权利类型化为基础的民法典体系从整体上因此得以形成。[13]
(三)从德国民法体系的核心看责任在民法中的地位
在德国民法体系中显示不出责任的地位,这是由德国民法体系的核心观念决定的。德国民法体系的核心是什么?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关系在萨维尼私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律关系居于德国民法的核心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民法典》的结构是以主观权利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后一种观点的根据也是萨维尼的理论。为了分析德国民法体系结构的核心是什么,首先需要搞清楚萨维尼建构私法体系的基本思路及其基本内涵。
萨维尼在其名着《当代罗马法体系》中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和法律关系,以及国家法关系(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区分作了简要阐述。萨维尼讲法律关系是从人们所处的法律环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开始的,他指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围绕且弥漫于我们周围的法的状态,那么我们在此之中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个人所享有的一种权力:一个他的意思所支配的—并且经过我们认可而支配的一一领域。我们称这种权力为该人的权利,它与权能意义相同。”[14]简而言之,萨维尼将权利界定为个人的意思所支配的领域。
萨维尼不是孤立地就权利论权利,而是强调权利有其深层次的基础。他指出,权利的存在和范围会通过法官的判决被承认,“但更为准确的考察使得我们确信,判决的逻辑形式只是通过偶然的需要而产生,它并未详尽说明事务的本质,而是本身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基础。我们在法律关系中发现了这个基础,所有个别的权利都只是描述了法律关系的特别的、通过抽象而分离出来的一个方面,这样,即使是关于个别权利的判决也只是在以下范围内才是真实的和令人信服的,即它以对于法律关系的整体直观为出发点”。[15]这里讲的法律关系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关系。
萨维尼对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作了简单的交代以外,他讲的法律关系都是指私法关系。他在阐释私法时指出,生物人处于外在世界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是他与其他人联系,“如果现在在此联系中,自由本质应当并存,应当在其发展中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妨碍,那么这只有通过对于以下这个不可见的界限予以承认才可能实现,在此界限之内,所有个人的存在和活动都获得了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据以确定上述界限和自由空间的规则就是法”。[16]
萨维尼在讲私法关系时指出:“通过法规则而进行的界定在于向个人意志制定了一定领域,在此领域之中,个人意志独立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而居于支配地位。” [17]萨维尼强调“法律关系的本质被确定为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18]。
萨维尼根据其确定的法律关系的本质是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认为探求个人意志可能作用的对象,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法律关系可能具有的不同种类的一个梗概。萨维尼对法律关系种类的论述的结论是,存在三个我们意志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同心圆:①原初的自身,与此相对应的是所谓的原权,我们根本不将此权利作为一个真正的权利;②在家庭中扩展的自身,由此构成了家庭法;③外部世界,由此构成了财产法,分为物法和债法。由此产生了法的三个主要类型:家庭法、物法、债法。[19]换言之,法律关系有三个主要类型,即基于家庭、物和债产生的法律关系。萨维尼从个人的意志的支配领域出发,归纳出了法律关系的主要类型,并在分析法律关系种类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制度的最为合理的安排是:物法、债法、家庭法、继承法。这就是萨维尼安排的“法体系内容”。 [20]
萨维尼还论述了总则部分的建构,他认为在论述具体法律制度时必然会涉及许多在每个制度中都同样出现的本质方面,具体有:法律关系主体的性质,特别是权利能力的性质;法律关系的产生和消灭;对于法律关系的保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变更。将提取出的这些共同点列于特别的法律制度之前,通过这种方式,在具体制度中,就能将适用于具体制度的修正与上述共同的基础联系起来。[21]
有学者指出,萨维尼的私法体系也就是一个“私法律关系的体系”[22]“法律关系在萨维尼私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23]。认为法律关系在萨维尼私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主要理由是: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一进入正文(第二章“法律渊源的一般性质”),就对法律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第四节“法律关系”),而其开始论述具体法律制度的第二编则以“法律关系”为名,该编第一章“法律关系的本质和种类”即论述了其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构想。[24]《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二编第一章“法律关系的本质和种类”,分为八节,其题目分别是:法律关系的本质;法律关系的种类;家庭法;家庭法续;财产法;财产法续;法律制度概览;关于分类的不同观点。由此即可看出萨维尼的私法体系也就是一个私法律关系的体系,法律关系居于私法体系核心地位。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3
关键词：财产权，民法典总则，无形财产，人身权
引 言
自法典化运动以来，权利是民法无可争辩的核心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将会引起很多困难，对此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①]在以形式理性和体系建构为特征的近现代民法中，民事权利和法律行为成为民法最基本的工具，若缺少其中之一，传统民法体系便很难建立。事实上，各国民法典无不以权利为线索来进行体系建构，自罗马法以来的物权和债权二分法在近现代各国的民法典中发挥了中枢作用，这种权利立法结构至今仍牢如磬石。在权利思维模式下，民事法律关系的兴变无疑也是以权利的扩展为标志的，如随着社会的发展，诸如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等权利的出现，使民法的触觉进一步深入现实生活，此一现象仍日益激增。在此过程中，关于民事权利的分析和描述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新的民法领域的钥匙。但由于权利是法律的创造物，因此在法律上必须对权利作出详细的规定，以获得正当的定证法基础。其原因在于，“虽然人们存在着实定法之外的权利，亦即这些权利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规范活动，但是权利的具体内容却总是由实定法确定的。”[②]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采传统潘德克顿式立法模式国家的民法总则中，仅在权利的行使和保护的相关规定中涉及到权利，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在民法典总则中找到关于民事权利的一般界定，至于有关权利的形态和权利冲突解决的相关规定更是付之阙如。[③]通行的做法是，民法总则不规定各种具体的民事权利，而是将其放入各编中予以规定（如物权法规定物权关系，债权法规定债权关系等）。这样的立法编排模式导致大量新型民事权利缺少与民法典连接的纽带，不得不以单行法的形式游荡在民法典周围。单行法与民法典之间、民法和商法之间以及民法典内部的权利制度之间缺少一个整合的空间和过渡地带，物权和债权的顽固性挡住了其他民事权利进入民法典的路径。
上述现象使人们产生了疑惑，民法总则为何对权利的规定力尽微薄？民事权利在技术上的整合是否可行，其限度在哪里？关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结构，目前学界已有充分的讨论。权利体系问题与日前流行的人法与物法的争论、以及民法和商法合一原则如何体现等重大理论问题密切相关。基于此，作者拟对传统民法总则和权利体系进行一番审视和检讨，试提出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设立财产权总则编的建议，并阐述其理由和基本构想，以供同仁商榷。
一、 权利一般规范在民法典总则编的地位及其解释
（一）民法总则中权利一般规定的缺失及其后果
民法总则立法模式肇始于德国的撒克逊民法典，是近代潘德克顿法学的产物。[④]总体来说，民法总则是法学家们基于概念法学的需要，为了得到普遍的、基本的原则和规则，利用非常抽象的推理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应地，民法典在结构上遵从先一般后特殊的原则，形成了总则、编、章、节的层次结构，从概念法学“提取公因式”这一特点出发，民法总则必然是概念层次结构的最终一环。依据这种逻辑体系，民法总则包含的是被提取和抽象的一般内容，并且体现为可适用于各编的规则。基于德国民法总则的“优越性”，其后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借鉴了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相继采纳。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草案起草中，也是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进行设计的，所涉及的问题也主要围绕德国民法典的相关内容而展开。
尽管如此，民法总则设定的价值还是一直为学者所怀疑。[⑤]在此我们不从法律技术和法律适用上去探讨，仅从内容上进行剖析。基于法律调整的是现实生活关系，民法总则的统领性也应着眼于法律关系，亦即真正的总则是对法律关系的各项要素进行最大限度的抽象，从而获得普适效果。只有这样，当新的民事关系出现以后，通过民法总则就能顺利地进入民法典的调整领域。事实上，从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进行分析，它大致也是以法律关系为线索设计的，如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和变动等几个必备要素，在总则中体现为人、物和法律行为制度，只是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民事权利制度却付之阙如，其他各国的民法总则亦然。仅此一条，民法总则的统领性便令人怀疑。除此之外，人法、、物等制度均似民法的具体制度，并非“提取公因式”的产物，很难说有足够的统领性，只有法律行为制度当之无愧地成为总则的内容，而成为民法总则的核心制度。[⑥]
权利内容的缺失影响了整个民法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法各编与总则多有脱节。民法典主要是以权利为线索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物法、债法和人身法等。但我们却无法在总则里找到物权、债权和人身权对应的权利抽象物，总则与各部分之间没有真切的联系，使人产生民法总则仅为规定民事权利以外的法律规则这一感觉。
2、新型民事权利和民事关系很难通过总则进入民法典的领域。如知识产权制度、商事财产权制度只能在民法典之外以单行法的形式游弋；同样，人格权制度的安排之所以争论激烈，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总则对此没有留下空间。在此前提下，甚至知识产权法和商法为民法的特别法这一说法都缺少有力的实体法依据。
3、没有民事权利的抽象，财产关系法和人身关系法在民法典里无法整合。值得注意的是，总则的绝大多数内容并不适用于人格权法、家庭法和继承法等人身关系法，我们只能从民法总则中嗅到浓厚的财产法的味道。因此，民法总则是否涵盖了人身关系，值得探讨。在体系上欲解决此一问题，必须在财产法和人身法上进行区分。
4、民法典对于财产权定位的缺失，使学界在新型财产权利的理解和设计上，往往陷入新型权利是“物权”抑或“债权”这一思维惯性的泥淖。以物权和债权来衡量新型财产权是民法理论的一贯作法，权利的“性质之争”一直是中外法典化国家的通病。
上述四个方面的困境足以使我们对民法总则的内容产生困惑。民法是否存在一个真正完整的、逻辑意义上的总则？就目前各国民法典现状来看，不采总则的占多数，包括修改过的荷兰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也未采总则模式。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总则，分则中的许多内容并没有能在总则中得到体现。反之，总则的内容也不能一以贯之地适用于分则。[⑦]如就人法而言，我们并不能从其中获得一种适用于所有民事关系的人的形象，传统民法的人的形象的设计是否完全适用于亲属法、人格权法甚至商法，存有疑问。如德国学者（Diter Medicus）梅迪库斯认为：“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人们几乎不可能从这些规定中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毋宁说，要研究这些规定，还必须考察我国法律制度中其他具有人法内容的领域，特别是《基本法》的基本权利部分、著作权法和商法。”[⑧]就物的规定而言，不难发现，“物”仅是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一部分，只是物权的客体，不能充当整个民事关系的客体。事实上，单独就“物”作为客体进行规定在价值上、技术上也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在法律上对物的规定与对物的归属的界定是同步的，与法律权利和义务相脱离谈客体并没有实际意义，民法总则中有关“物”的规定实际上全然属于物权法的范畴。至于民法总则的其他部分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情况，这容易使人产生民法总则是融合抽象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大杂烩这一感觉。另外，民事权利内容的缺失，使民法里常有的民事权利的界限、民事权利冲突的解决这些重要问题就缺少一个基本规则，而在民事权利日益受到限制以及权利冲突日益频繁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应该认为，在民法总则中“法律行为”制度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人们对民法总则的肯定和溢美之辞也主要集中于此。
（二）传统民法总则权利制度缺失的解释
对于传统民法总则的全面评价可能超出了作者的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民事关系内容的缺失对总则的统领性构成了根本冲击，民法总则在结构体系上并不全然是运用“几何学方法”采取“提取公因式”途径而得出的产物，其中多为相对独立的民法制度规范，与其后各编中的具体法律规范之间并无统领和指导的关系。下面我们尝试找出传统民法总则结构形成的历史因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时德国人基于潘德克顿法学方法，对罗马法进行创制的途径和目标是建立彻底的、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民法典。在此前提下，真正理想的结果是，民法典为运用法律逻辑对生活事实进行完全加工和制作的产物，历史上基于生活事实而逐步发育的传统法律体系将被摒弃。相应地，民法总则将成为人的总则、权利总则、行为总则、民事责任总则和人身关系总则的汇聚，民法具体制度则为人法、权利法、行为法、责任法和人身法等，这些内容对于有机的生活关系具有相当的普适意义。但可以发现，立法者并没有采取这一理想的模式，而仅是对传统民法体系进行适当的逻辑改造，即在保留物法和债法完整性的前提下，民法总则只是容纳了物法和债法以外的其他规范。也就是说，除了法律行为制度外，德国民法上的人法、、物、时效等制度都主要是沿袭了传统民法，只是以一般性规范的外在形式包容于总则之中。由于物法和债法则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因此总则并不能直接对其有所指涉。
考察原因，不能忽视历史传统因素。首先从德国民法典制订时的情形看，自古罗马法至法国民法典，民法所调整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即民法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的法律，民法典必须以权利为线索来构建，关于这一点理论上几乎没有争议。基于罗马法的核心制度表现为相对完整的物权和债权制度，并已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制度预设，德国立法者似乎很难拆解这一坚固的规范群体，无法对于物权和债权既定体系进行有效的抽象和改造，也无法在总则中进行规范。也就是说，无论设立总则与否，物权和债权仍是民法典体系的主干，总则是不能对此有所关涉的。因此，民法总则能够包容的只能是游离在物法和债法之外的人法和行为法等制度了。
以法国民法典为参照进行分析也可获得有益的结论。回顾德国历史上有名的法典化大争论可知，以蒂堡为代表的法学家曾一度想制订与法国民法典相似的法典，只是萨维尼以立法技术不足为由阻挡了这一进程，萨维尼所说的立法技术其实就是概念体系，他并不完全反对制订法典，只是认为缺乏严密的概念体系，法典不可能建立。因此，他回到古罗马法，竭力找出适用于所有社会关系的概念体系，后经学者如温德夏特等的发展，形成了概念法学。在此基础上，后来的立法参与者开始尝试以概念工具对古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予以改造。但显然，前面述及的彻底的逻辑改造模式也许超出了德国学者的心理承受力，因为他们的概念源自罗马法，所以自然不能背叛罗马法的基本体系，不然自已所运用的概念的正当性将受到质疑。因而立法者在技术上适时地采取了第二种策略，即以概念法学为工具，对法国民法典进行了一番体系化和概念化的改造。但同时一个结构性的矛盾开始显现：依潘德克顿理论体系，最终必然要有一个总则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以统领民法典其余各编，而依传统罗马法体系，物法和债法这一权利体系已经固定，学者对权利的抽象和物权、债权一般规则的创设受到极大限制。最终立法者通过将人法、物、行为、和时效等内容纳入民法总则，完成了潘德克顿学派的使命。[⑨]
从理论基础看，罗马法固有的人法和物法结构也给德国民法典打上了烙印，这在民法总则规制的“人—物—行为”结构上表现得至为明显。在罗马法中，人法和物法是民法的主干，但罗马人并不是从权利角度去理解财产，而是从物的角度来拓展，这从罗马人将用益物权和债权都看作无形物这一规定上可见一斑。法国民法典仍沿袭了这一观念，整个民法典也可描述为“人—财产”这一结构，其中财产仍是从物的角度去定义的，如债权、用益物权和其他财产权仍被定位为“无形物”。可见，物不仅充当了客体，在近代民法上对物的界定也一直充当着“权利界定”的角色。[⑩]德国民法典也不例外，尽管在理论上意识到民事权利与物是不同的概念，在总则第90条对物的界定中，将“物”限定为“有体物”，意识到了权利与物的区别，但罗马法“人—物”结构仍未有突破，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创设了行为制度，而将法律关系意义上的权利和财产一定程度上仍置之度外。
综上所述，民法总则中权利制度的缺失是具有其历史原因的。自罗马法以来关于财产的“物化思维模式”已根深蒂固，犹如顽固的堡垒，即使潘德克顿学说也无法拆解。与此相对应，物与财产的血缘联系阻碍了无形财产的扩展，限制了民法科学权利体系的建立，也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生动、灵活的以行为为纽带的生活关系世界。
二、设置民法财产权总则的基本理由
权利制度的缺失对我国目前民法典的体系设计提出了挑战。但可否在立法技术上对所有民事权利作一有价值的抽象，将之归于总则，以达到体系的统一？答案是否定的。民事权利本来就是法律关系类型化的产物，种类繁复，相互之间形态迥异（如物权、债权、人格权、身份权、无形财产权等），很难找到相通点。也就是说，权利本来就是关系概念，是法律关系的本体和实质，对权利的描述无异于揭示整个市民成员的生活。如基于权利形态的不同，民法自罗马法以来发育出了泾渭分明的物法和债法；基于授予权利的社会关系基础的不同，民法又形成了世人公认的财产法和人身法的分野；基于财产权配置和交易的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民法又形成了普通民法和作为特别民法的商法的格局。上述权利关系复杂的程度与民事关系的复杂程度是一致的，在民法总则中任何欲对权利进行本质的抽象无异于仅给民事权利下一定义，操作上的困难和抽象结果的价值不言自明。在这一问题上，总则和权利法律关系出现了两难：如果制定一些非常一般的规则，那么一般规则的普适性必然受到限制，总则对具体关系的指导作用就很难实现，反之，如果对相对具体的关系进行次一级的较高程度的抽象，那么总则又会有许多例外。人们也许从权利一般制度的困境中，可以最好地理解民法总则是否真正能够胜任统领民法的任务。[11]
这样一来，《德国民法典》总则中民事权利制度的缺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立法上欲通过一般权利规范的界定来统领所有民事关系并不是理想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权利关系的整合是不必要的，如果置当代民事权利的扩展于不顾，民法典不仅自身无法完整调整各类民事关系，而且是否可以统领特别法也令人怀疑。应当明确的是，在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并非只是两者选其一，非此即彼，在法典万能主义和几何学公式式的方法被打破以后，民事权利的适度整合是民法典在当代的发展要求，这种适度整合是法律碎裂化和法典功能保持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关于适度整合对于未来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在此不谈，但对于法典中的权利关系问题，我们认为，设立财产权总则是适度整合的可行方案，对于民法典的体系化和发挥民法典制度的最大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拟从两个方面提示财产权总则设立的必要性。
我们所称的财产权总则主要是基于下列参照系，而构成财产权总则设计的基本理由。
（一）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结构性分野
目前，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结论已为世界性的学术通说。但是迄今为止，在民法典结构上，却很少看出这种区分的份量。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成为民法象征性的核心内容，而人身法却大多蜷缩在民法典的最后部分或人法的云隙之间，甚至有时立法上将家庭法和亲属法的相关部分单行立法，不纳入民法典。即便如此，这种分离的立法模式并没能使人怀疑民法典的完整性。但是学者却不能想象，如果现代民法缺乏法人制度、物权制度或者债的制度，民法典将会出现何种状况。这似乎揭示出，自德国民法典以来，传统民法的人法、物法和债法，具有内生的同质性，是在同一语境下对同一类社会现象的概括，从而形成一套稳固的、以逻辑为纽带的规范群。[12]显然，这种规范群体现的是一种财产逻辑关系，而非人身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构成民法主体结构的概念体系，在近代实际上是以财产法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相反，概念法学所创立的概念系统对人身关系并没有引起相同的重视。然而在学说上，学者却大多倾向于将财产法的一套概念体系同样用来套用于人身关系，以致显得疑虑重重。简言之，在社会关系多层化、复杂化的今天，能够构成“民法”这一词的特殊内涵仍是以财产法规则系统为标志的，如果缺少财产法上的人、行为和权利这一套话语系统，当代民法便会被彻底解构。
值得注意的是，对罗马法的直接继承和借鉴，之中贯彻了近代市民社会所要求的人格平等、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但在人身关系上则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的等级性人格制度和家庭制度。直到上个世纪二战以后，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兴起，各国才逐步进行了人身法的改革。由此可见，民法上的人格一律平等原则实际上是对财产关系主体的抽象，这在各国民法典中是一致的，而在人身关系主体地位的规定上却存在着相当多的差异，这是因为人身关系与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民族习惯、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它不是单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所以在德国民法典中，几乎完全脱离了家庭法而设计民法总则，家庭法只得退居到一种独立地位。应该说，财产权与人身权的人格基础、权利形态和调整手段具有质的区别。基于此，财产权和人身权应是民事权利系统最基本的分类，对于财产法和人身法在体系上应有一个明确的区分，并在民法典上直接体现出来。但实际上，立法者可能基于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忽视了此两部分的人格基础和运行逻辑互为不同这一事实，所以没有加以深究。另外，由于民法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家庭法一直是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在设计近代民法结构体系时，各国民法典并没有刻意将其与财产法严格分开。
从权利体系而言，财产权和人身权成为民法权利系统的基本界限。梅迪库斯认为，亲属法和继承法规定了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类似的生活事实。而物法和债法规则体系则不是基于生活事实的相似性，而是法律后果层面上的相似性。[13]换句话说，人身法的社会伦理性与财产法的形式理性之间是有严格界限的。在此前提下，财产权与人身权具有诸多本质差异：就权利形态而言，财产权表现为是一种行为模式和外在资源的分配方式，而人身权主要表现为一种人身利益的认定，这种认定不是以物质载体为基础的；财产权对所有主体是同等的，而人身权则主要因人而异；财产权可以转让，而人身权具有专属性。近代以来的民法其实围绕财产关系已形成了一套独立的主体、权利和责任体系，这种体系的各项制度是同质的，并在整体上与人身法相区别。所以，在设计民法典体系时，应首先正视这一事实，在体系设计上应有崭新的思路。
（二）民商合一的体现：财产法体系的整合
近代以来，民法和商法关系之微妙，难以言说。虽然理论和立法上有两种主张，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但两者均缺乏实质意义上的说服力。就民商合一而言，倡导者虽然能列举出数条切当理由，但无法提出有效的途径使商法和民法在规则上相通，在立法上商法事实上并不完全顾及民法原理和制度而自行运作。比如，证券和票据的规则在民法制度上就无从归宿；又比如，关于股权的性质，在民法上也是无法推断。如果说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那么即使在具体规则上无法体现，至少在总则中也应为其留下一定发展空间。在此情形下，民商合一只能成为一种理论和名义上的解说。就民商分立而言，倡导者也很难抽象出商法独立于民法的基本理论体系。虽然各国商法学者不乏努力草拟商法总则者，但都收效甚微。细言之，一则是由于商法本身是由相互不大关联的、独立的法律所构成，本来就不易从规则上找出共同的总则；二则是由于商人和商行为的本质界定，似乎又是建立在民法中人格假定和法律行为假定之上。至于其他如商业登记和商业帐簿的规定，似乎又是操作规程，不构成总则的本质内容。因此，民商分立之说也是一个理论和名义上的解说。
我们认为，民法和商法的称谓从规则而言，也不外是调整现实生活中各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以形式理性为基本特征的法典立法上，两者的合一或分立，均离不开法律的规则基础。不可否认，民法和商法的起源和功能有很大不同。然而在现当代社会，在财产占有和运行这一领域内，两者日趋统一。但在规则上如何使民法和商法融为一体，对大陆法系国家而言，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倡导法典全面性的近现代法国、德国和日本，在民法典之外，仍就保持着商法典这一事实就是例证。[14]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4
一、信托当事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第三条的规定，信托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该分别是：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我国立法机关对此所作的释义是：“信托是一种特定的理财制度，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三个，即：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这是信托制度的一个特点。在信托法律关系当事人中，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管理、处分财产的，这又是一个特点。 ”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以下简称“信托法释义”）]
具体而言，信托当事人中的委托人是信托财产原本的所有权人，他通过将信托财产委托给受托人，从而达到了对财产所有权权四项权能的处分和管理、并实现受益人受益的目的，受托人取得其中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能，受益人取得其中的受益权权能。即：“受益人的权利和受托人的权利加起来等于是所有权。” [见：台湾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谢哲胜的《信托的法律关系》]
虽然在自益信托中的委托人也享有信托权益，在指定受托人为受益人的信托中受托人也可以享有信托权益，但上述两种情形下，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均是以受益人的特定身份享有信托受益权的，并不能表明是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身份享有信托权益，显然，在信托关系中：“受益人成为信托当事人中不可缺少的一方，这是信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信托关系就是以信托财产为中心，由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面组成的法律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见：《信托法释义》]
上述信托法律关系中确立的当事人及其对财产所有权权能的分配，“体现了信托的特点，反映了信托的本质属性。” [见：《信托法释义》]
二、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信托当事人分别具有如下的权利和义务：
（一） 委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 知情权，即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见：《信托法》第二十条]
（2） 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权，即委托人对设立信托时未能预见的特别事由，致使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 [见：《信托法》第二十一条]
（3） 撤销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即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并有权要求受托人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者予以赔偿。 [见：《信托法》第二十二条]
（4） 解任受托人权，即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解任受托人，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 [见：《信托法》第二十三条]
2、义务
信托法并没有以单列规范标明委托人的义务内容，根据信托设立的基本要求，委托人应该承担的主要义务可以归纳如下：
（1） 保证信托财产合法性的义务，即必须保证设立信托的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见：《信托法》第七条]
（2） 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义务，即委托人设立信托不得损害其债权人利益。 [见：《信托法》第十二条]
（二）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 取得报酬的权利 。 [见：《信托法》第二十六条]
（2） 优先受偿的权利，即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见：《信托法》第三十七条]
2、义务
（1） 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这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 [见：《信托法》第二十五条]
（2） 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 [见：《信托法》第二十五条]
（3） 不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义务，即受托人除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 [见：《信托法》第二十六条]
（4） 不混同信托财产和自有财产的义务，即受托人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的，必须恢复该信托财产的原状；造成信托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见：《信托法》第二十七条]
（5） 不擅自利用信托财产进行关联交易的义务，即受托人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的义务，除非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的除外 [见：《信托法》第二十八条]
（6） 对信托财产独立财务处理的义务，即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 [见：《信托法》第二十九条]
（7） 保存处理信托事务完整记录的义务，即受托人应当每年定期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及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 [见：《信托法》第三十三条]
（8） 向受益人支付支付利益的义务，即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见：《信托法》第三十四条]
（三）受益人的权利和义务
1、权利
（1） 享有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 [见：《信托法》第四十四条]
（2） 放弃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通过放弃信托受益权导致信托终止或者重新确定信托受益权归属的法律后果。[见：《信托法》第四十六条]
（3） 转让信托受益权，即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见：《信托法》第四十八条]
（4） 受益人可以行使委托人的法定权利，即委托人同时享有《信托法》第二十条至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人享有的权利。[见：《信托法》第四十九条]
2、义务
受益人的法律地位在信托法中被确定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受益人主体及权利确立与信托文件的规定有关，信托文件无论是以信托合同或者是其他契约形式的法律文件表现，根据契约当事人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的基本缔约原则，受益人只能是单纯的受益人，而不能对其附加义务，根本上说，受益人的法律地位正是由于他所享有权利决定的，或者说，受益人身份和他所享有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信托受益权是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不能附加任何义务的权利。
三、信托文件和普通合同的区别
首先，法律关系主体的区别：根据《信托法》第九条的规定，信托文件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作为订立人设立（签署）的，而受益人并不作为订立主体体现在信托文件当中，即信托文件契约订立主体和信托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除自益信托外，但自益信托中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法律主体身份依然是要区分的）；而合同作为当事人合意的契约性文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其契约订立主体和合同当事人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财产权利确立基础的区别：信托当事人与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承载的依据是不同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财产权利（债权）实现是以契约形式约定的方法取得，即通常所说的合同自由原则；而信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内容、信托财产所有权及所有权权能的分配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实现的。比如信托财产独立性的问题，突破了我国传统合同法、民法对契约取得财产所有权方式的理解，即：“信托法以强制性的条款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以及信托当事人对外的有限责任。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信托当事人对外的有限责任使信托财产具有主体性格，使信托关系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信托法对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规定无法用契约取代，所以成为信托法的核心和功能所在。” [见：《信托法释义》]
第三，法律关系生效条件的区别：根据合同法的原则。依法成立的合同即为契约法律关系的建立和生效，合同所确立的财产法律关系即成为有效的法律约束文件；而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法律关系的生效并不与信托文件成立一致，信托法律关系的有效建立是以信托财产的合法交付作为判断依据。
我国信托立法的创造性成就在于：“以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推行信托制度开辟了道路，中国信托法的制定，明确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信托关系，规范信托行为，也就是在法律上确立信托制度，使这项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和经济事务中能有效地运用。”[见：《信托法释义》]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5
一、物的概念现存的理论困境
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之一，在民法上一直承担着积极而重要的角色。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权利、行为、智力成果、有价证券、非物质利益等等，尽管物仅仅是权利客体之一，但是其他权利客体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指向了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物在权利客体中的基础地位，进而对物的界定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传统民法一直将物界定为有体物有其理由，若非如此，恐难将其加以确定，并加以占有、支配和掌控，无法达致物权的基本属性——排他性。但是面对生活中日新月异的变化，新的物的种类的不断涌现，使得有体物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故此我们应该对物的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和界定。
(一)传统的物的概念和特征
1.物的概念
物是存在于人体之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且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具有稀缺性的物质对象。物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最主要的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一般对物在总则编中加以规定。
2.物的特征
传统意义上物具有以下特征：物限于有体物;物须存在于人体之外;物能满足人的需要;物必须具有稀缺性;物必须能为人支配且物须独立成为一体。
(二)现有概念的理论困境
现有的物概念将物的外延限定在有体物范围，并且将人类不可支配对象、不可确定的对象和不具有有用性的对象排除在客体的范围之外。这种界定和财产法的基本理论有很多冲突，带来了物概念的理论困境。主要困境有以下几个：
第一，物的范围过窄，使得财产法体系过于封闭。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无体物的日益增多已经构成了现代物的重要部分。典型的例子即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各种权利等等，但是传统物的概念称物限于有体物，使得这些新出现的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无体物被排除在外，进而造成新兴财产权利不能进入现行财产权体系的途径，新兴财产权利不仅得不到及时的保护，与此同时，还间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现在已经存在的知识产权难以实质的进入到财产法体系，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科技进步发展提出了难题。
第三，物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过窄，导致法律及其理论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去做了一些概念的变动。这些变动都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而非一劳永逸，出现新的状况，法律又要疲于应付，从而形成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使得法律显得过于被动而没有前瞻性。例如：“准物权”和“债权物权化”概念的出现。
二、物的发展趋势
(一)民法上的物呈现出扩张性
1.传统的有体物的扩张
(1)自然的物化。在罗马法上，物是自然人和神灵的财产的组成部分，不能被人控制和支配的东西、不能作为财产和财富的东西，便没有法律上的意义，即使能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也不是法律上的物。在那个时代，太阳、海洋、空气、流水等都不属于法律上的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控制、支配能力，原来一些无法被人类认识和控制的自然现象、自然物质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逐步进入了人的控制和利用范畴，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变成了可为人类控制和利用的社会财富。
(2)人体的物化。人的身体非物，不得为权利客体，对人的身体及其一部分不能成立排他的全面的支配权，是近代民法持有的一个坚定信念，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观念亦受到了挑战。
20世纪对生命机体的解剖和分析已经进入了分子水平，从此生命不再神秘。分子生物学证明，人的生命是DNA(去氧核糖核酸)的一种，也就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和动物、植物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而这个世界并不仅仅属于人类，它实际上为所有生物提供了物质基础。
2.新兴无体物的物化
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无体物，随着知识产品权利化和其他财产权利的证券化，其权利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愈来愈大，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知识产权如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证券化的各种权利，如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等，又如土地使用权、债权等，或者成为所有权、占有权、持有权的客体，或者成为合同关系的客体，或者成质押权的客体，等等。
当代财产权形式和种类的膨胀现象被一些法学家称为“权利的爆炸”，无形财产的数量也随着这个趋势大量涌现，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典型的无形财产，网络社会的兴起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也丰富了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的种类。同时网络也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财产交易环境，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财产种类的增加。第二，商业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如：知识产品(商誉、商号、客户资源、商业秘密等)的物化，肖像权、名称权的物化、知识产权的物化。
(二)民法上的物呈现人格化
1.人体的分离物具有财产与人格的双重属性
脱离人体的人体组织和器官，其性质究竟是什么，是有争议的。学者认为，随着输血和器官移植行为越来越重要，“现在必须承认献出的血以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且首先是提供这些东西的活人的所有物。对于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移转，只能适用有关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规则。当然，一旦这些东西被转植到他人的身体中去，它们就又丧失了物的性质。但是，人体的分离物由于其产生的特殊性，使得其兼有财产与人格的双重属性。
2.动物也逐渐被赋予人格，有学者将其称为“物格”
梁慧星认为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确认动物的法律物格地位，规定对动物的特殊保护措施，尊重它们的生存、生命、健康，使它们成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之外的最重要的生灵，实现对动物的完善和良好的保护。
3.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
学者认为，某些特定的财产具有人格利益，侵犯该财产权利，权利人除可以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外，还可以基于该财产上的人格利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将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分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财产、源于特定人身体的财产和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识产权四大类。豍
三、物的概念的重新界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物”的概念做扩张性的解释将是一个趋势。物本身的蕴涵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较为深刻，对“物”的理解若拘泥于传统的看法，将不利于民法的发展。在社会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恰逢我国要制定物权法与民法典。就更有必要重新审视“物”。由此我们认为，应在将来民法典的总则编规定广义上的物，在物权法中规定以有体物为主，无体物为例外的原则。结合《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由此可见物权法中的物，特别是所有权的物以有体物为原则，无体物为例外，即他物权的客体可为权利。这恰好印证了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对《物权法》中物的设想，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民法典的编纂中规定广义上的物。
鉴于大陆法系各国对无体物即权利的认识已约定俗成，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且各国均认为物必须具有能为人力所控制，对人有用的特点。故而，我们认为宜将广义简单物界定为：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并具有一定价值的客体。广义物的概念顺应了民事权利客体呈扩张的趋势，同时也可以解决物的概念现在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财产法律关系范文6
关键词：土地；信托登记；制度；财产
在《信托法》实行的过程中，对土地管理制度有着一定影响，为了构建我国土地信托登记制度，需要将土地看作是信托财产，然后进行信托登记。在登记的过程中，需要参照《信托法》相关登记流程。由于我国土地信托存在不完善的问题，信托法中对土地管理缺乏约束规章制度，所以，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无章可依的问题，这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发挥职能出台相关政策，这样才能保证土地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性以及有效性。
1 信托、信托财产以及土地信托
1.1 信托与信托财产
信托是指财产委托人为了保证收益人的利益或者信托目的，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然后由受托人负责看管这一信托财产。受托人必须按照信托设立的目的处理这笔财产，这一过程体现了法律关系，而且具有法律效力。信托有一定特征，首先，信托是以信托财产为信托目的，体现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法律关系；其次，委托人需要通过一定手续将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或者受托机构；最后，受托人需要按照之前设定的信托目的对信托财产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及合理的处分。信托财产需要建立在对受托人信任的基础上进行委托，委托人是自愿将自己的财产转交给受托人，并且最终将产权转交给收益人。信托财产需要建立在信托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只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保证信托的有效性。
1.2 土地信托
土地信托是指将土地作为信托财产，按照信托的流程对土地产权进行转让。土地信托是建立在相关信托法律基础上的，所以土地信托财产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其具有可转让性，也具有物质替代性。我国土地制度具有特殊性，与其他国家的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土地信托制度也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将土地信托的客体看作是土地权利，而非土地本身，所以，土地所有权并不能作为我国信托财产，只有具有独立财产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才可以作为信托财产。
2 构建我国土地信托登记制度的思考
2.1 土地信托登记的范围及内容
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规定，只有具有独立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才可以作为信托财产，所以，相关工作人员一定要考虑土地信托登记的客体。信托是建立在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的财产转移制度，所以，只有具有可转让性的土地财产才可以进行转让，在信托的过程中，还要核实委托人是否具有处分土地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能进行转让，所以，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时，一定要考虑土地所有权关系。集体土地所有权一般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在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只有具备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才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土地信托登记的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设立信信托可作为信托财产的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是信托业务进行时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
土地信托登记的内容不仅包括权利主体的变更登记，即信托当事人，还包括信托目的、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方法、信托关系消灭的事由、其他信托条款。一般的土地登记是关于土地权利的登记，其目的是公示土地权利的主体及土地权利的内容。土地设立信托后，土地的权利主体发生变更，因此土地信托登记首先要进行土地权利主体的变更登记，但是土地信托登记的目的不仅仅是公示权利主体的变更，而是公示信托法律关系，其核心是公示信托财产法律关系。
2 土地信托登记的主体
2.1 登记机关
因为信托是以“财产权转移”为根本特征的，因此财产权转移需办理登记的财产作为信托财产时，到有关登记机关办理财产权转移登记是必经程序，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信托登记制度，这类财产作为信托财产时也必须办理财产权转移登记。实际上财产权转移登记是信托登记最主要的内容，需要办理信托登记的财产，也都是依法需要办理财产权转移登记的财产。
2.2 登记申请人
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土地权利变更登记是以土地权利变更的各方当事人持有关权利变更文件共同到登记部门申请登记为原则的，因此，土地信托登记也应遵照此原则，并由土地信托法律关系中涉及财产权转移的主要当事人即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到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登记，信托法律关系的另一当事人即受益人因和财产权转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应不作为土地信托登记的申请人。
3 土地信托登记的程序
土地信托登记应采取土地登记与土地信托登记同时办理的原则，登记既作为土地权利的公示方式，也是土地信托法律关系的公示方式。土地信托登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土地权利主体的变更登记，这与普通土地登记的内容是一致的。因此，土地信托登记与土地登记的程序可以合并进行，进行土地信托登记的程序可以原则上等同于一般的土地登记程序，办理土地信托登记时，同时办理土地登记。但是二者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在具体办理土地信托登记时，除应遵守一般程序外，同时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容，应就土地信托登记作出特别规定。如对信托登记申请的要求，包括提供信托合同、信托遗嘱等信托证明文件等；对信托登记申请人的要求，如是委托人、受托人共同申请还是受托人单独申请；对信托设立、变更、消灭登记的要求，即何种情况下为设立登记或变更登记及注销登记等；对具体登记的要求，如在登记簿中如何对信托财产进行标注；对信托登记查询的要求，如应建立专门的信托登记簿，将信托合同或信托遗嘱汇编成册供公开查询等等。
结束语
土地登记是土地管理中一项重要的措施，《信托法》实行以来，对我国土地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相关部门为了实现土地信托管理，构建并完善了土地信托登记制度，这为人们转让土地使用权带来了便利，而且可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在制定土地信托登记制度时，一定要加强土地管理，还要保护委托人以及受益人的合法权利，土地信托是将土地使用权作为信托财产，在制定相关制度时，需要考虑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岳意定，王琼.我国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模式的可行性研究及构建[J].生态经济，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