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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则的含义范文1
「关键词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冲突规范
一、引言
冲突法的理论应该是建立在法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的。对冲突法的界定离不开对其法理学基础的探讨。但是冲突法理论和传统法理学理论却互不相容。
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性的法律规范。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结构，包括“范围”和“系数”两部分。同时，它既不是实体规范，也不是程序规范。它是一种间接的规范，因而缺乏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明确性和预见性。
而传统法理学理论却认为，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适用范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法律规范可以划分成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具有明确性和预见性。可见，冲突法理论与传统法理学理论处处相左。冲突法理论虽然把冲突法界定为一种法律规范，但是它的特征却没有一样是符合一般的法律规范的特征的。
造成这种不相容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冲突法理论界对法理学挖掘不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传统法理学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的相对滞后。冲突规范不符合一般法律规范的特征这个矛盾就是由于我国法理学界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认为法律规范等同于法律规则而造成的。
因此，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对于认识冲突法，乃至认识整个法学体系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二、法律规范
探讨法律规范的本质含义及包含的要素，必须先从社会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谈起。
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定社会规范的存在。人们总是希望相互之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每个人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并且作出根据某种理由被认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因此，客观上需要人们依照一定的行为模式行事。
可是，如果只提出某种行为模式而不提供动因，可能不会有人遵守。动因就是指在遵守时赋予某种利益，在违反时施以某种惩罚。深信某种动因的存在是人们遵从某种行为模式的必要条件。信仰宗教的人认为他的行为会导致来世的赏罚；遵守道德的人认为他的行为会引起社会上的正面与负面的评价。正是因为宗教和道德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行为模式，而且还提供了遵守的动因，所以它们才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可见，人类社会之依赖于社会规范，不单单在于它提供了行为模式，还在于它提供了遵守行为模式的某种动因。
行为模式和动因构成社会规范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行为模式为人的行为提供范本，使人的行为有章可循。动因是这一规范效力的源泉，为人们遵守行为模式提供动力。只有在这一动力的驱使下，人们才会遵照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社会规范仅仅是指某种行为模式；社会规范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即规定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规则①；动因可以放在规范以外的范畴去讨论。然而，我们看到，人们对于生活中的各种社会规范，都是作为行为模式及其动因的统一体来看待的。在人们看来，从事某种行为必然伴随着从事这种行为的理由；一种行为模式能够取得人们的服从，必然伴随着它的动因。而且，如果仅仅从行为模式的角度去理解社会规范，忽略动因的因素，就根本无法认识法律规范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区别。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在于：首先，法律规范明确地规定了行为的后果。而道德对行为后果的规定却是模糊的。法律上规定杀人者抵命。而在道德上杀人的后果又是什么呢？没有人能肯定；其次，法律还为这种后果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宗教虽然明确地规定了行为的后果，但是却没有为这种后果的发生提供社会基础。虽然《圣经》里规定犯下某种罪行的人要下地狱，但是人间却只有监狱，没有地狱。可见，只有从动因的角度，才能正确地认识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分别。如果社会规范仅仅是指行为模式，那么就不会有法律、道德、宗教规范的分别了。
法律规范的动因由法律后果和社会基础两部分构成。这里的社会基础也可以理解为法律的效力范围。法律后果产生的社会基础是指法律规范在多大范围内能够得到人们的遵从。这其实是指法律在多大范围的时间，空间，和人群中是具有效力的，即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
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往往容易和法律规则所描述的“适用范围”混同。 “适用范围” 是法律规则对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描述。它有时候并不能反映真正的效力范围。例如已经被废止的法律虽然也规定有“适用范围”，但是它实际上已经不发生效力了。总之，“适用范围”是一种主观规定，而效力范围是一种客观存在。两者不可混同。效力范围是法律规范的必备要素。正如凯尔森所说：“与法律的约束力或效力内在地联系着的，……是法律作为规范的性质。”①可见，具有一定的效力范围是法律规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属性，是它与法律规则的本质区别。
因此，法律规范是指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力的将某种后果赋予某种行为的社会规范。法律规范包括行为模式、法律后果、效力范围。三部分缺一不可。冲突法显然不具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这两个部分，所以，它不是法律规范。
三、规则
既然冲突法不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那么它就仅仅是法律条文中对法律规范“支离破碎”的描述。冲突法与规定在法规、法典中的其他法律规则一样，是对法律规范某一要素的描述。这些描述法律规范的法律条文或者习惯法规则被统称为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的概念在我国法界鲜有讨论，多数学者认为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是一个概念。造成这种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习惯用静态的描述法律规范。而描述的方法往往被误解为是与法律规范等同的东西。对于一个法律规范，立法者在法典中一般先是描述人的行为模式，然后表明遵守或违背这些行为模式的后果，通常还在法典的开始处规定法典里所有条款的适用范围。除了法典之外，法官对习惯法规范的发现和认可也是通过这样的静态的描述。这种对法律规范的静态描述就是法律规则。
法律规则同法律规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规则只是对行为模式、法律后果以及效力范围的描述。立法者的职能是制定法律规范并通过颁布法典即制定法律规则让人民知晓。法律适用者的宗旨是通过这些法律规则的描述来适用法律规范解决争议。法院适用的也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仅仅由于具有描述意义而被法院用来做“”（Reference），读者在英美法系的文章中会经常看到法院“参考”某一法律规则来作出判决，用“参考”而不用“适用”一词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法律规则的描述意义。法律规范如果被废止，法院便不会再去适用，人们也不会再去遵守，尽管描述它的法律规则在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改朝换代之后，前朝的法律已经全部失去效力了，只留下几部法典供后人在博物馆里瞻仰。因此，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是能够严格区分的。正如凯尔森所说： “法律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规定性的（prescriptive），法律所陈述的法律规则却是叙述性的（descriptive）。”①两者不可混同。
四、冲突法是描述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法律规则
冲突法其实就是关于“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则。与小说对事件的描写相似，“适用范围”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行为四个要素。所不同的是，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的行为是特定的。故事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物，和特定的行为。而“适用范围”是抽象的，它所规定的是一定范围的时间，一定范围的地点，一定范围的人物，一定范围的行为。人的行为如果同时在这四个范围内发生便要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例如某人的行为如果是在领土上施行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做出的、其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且是在刑法生效之后发生的，那么，刑法就对这一行为发生效力，并将一定的法律后果赋予行为人。那么前述刑法的属地、属人、属事、属时范围就是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法律规则对其的描述就是“适用范围”。
冲突规则里的“范围”和“系属”其实就是对“适用范围”的规定。冲突规则的“范围”是指所要调整得民商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这其实是规定了所要适用的法律规范的属事范围和属人范围等。例如有冲突法规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婚姻效力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其中“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婚姻效力问题” 就属于“范围”的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属人范围，婚姻效力问题是属事范围。而“系属”是规定冲突规范所应适用的法律规则。冲突法就是指明某一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①这其实就是对某一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的描述。例如上面那条冲突法就规定了“婚姻缔结地法”的属人范围和属事范围。它其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②这条法律规则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两者都是为某一法律规范设定一定的适用范围。因此，冲突法是描述法律规范效力范围的法律规则，也就是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则。 “范围”和“系属”这两个概念是没有必要采用的。它们非但没有使冲突法的本质明晰化，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混淆。
在法理学界未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规则作出区分之前，冲突法一直被误解为一类法律规范。学界还因此发明了许多“特殊”的概念来解释它的“特殊结构”，但是始终不能使之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规范的真正的融为一体。其症结也就在于它根本不具有法律规范的属性。本文就通过对法理学理论的重新发掘，试图区分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这两个概念，以便使冲突法理论与法理学理论相吻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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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则的含义范文2
【关键词】 法律实证主义规则原则自由裁量权
一、 概述
德沃金认为英美目前有广泛影响的、占主导地位的一般法律理论的概念部分是实证主义理论。实证主义理论认为法律的真理性就在于规则是由特定社会机构制定的事实，而不是由其它因素决定。实证主义认为在法律制定以前没有权利和义务。占主导地位的一般法律理论的规范部分是功利主义的理论，即法律和法律机构应当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一般福利。德沃金批驳了主导法律理论的概念部分一一实证主义法律理论，并且找到了以哈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法学理论的缺口。
二、 思考路径
（一） 原则的概念
德沃金是这样来界定原则的：“我把这样的一个准则称为一个‘原则’，它应该得到遵守，并不是因为它将促进或者保护被认为合乎需要的经济、政治或者社会形式，而是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它道德层面的要求。”德沃金认为原则就是法官在处理案件中适用的标准，它不是由立法创造的，它有时表现在法规的序言中，有时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它往往没有明确的陈述方式，我们可以从宪法精神、法规、判例以及人们的道德直觉中推导出来，它最终来源于社会的政治道德原则――个人权利至上和平等。
（二） 德沃金对法律原则的思考路径
1. 法律原则与法律
德沃金建立了一套“规则――原则――政策”的法律模式。他认为法律应当包括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有约束力的，在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受到法律原则的约束。德沃金对法律原则的论述始于同以哈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论战。以哈特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在德沃金看来有三个“核心和组织性的命题”：
A、法律是由一套特殊的规则组成，也就是哈特所说的基本规则和它的二级规则“承认规则”构成。这些规则有一系列的检验标准，以区别于非法律的社会规则。B、规则并非面面俱到，它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官走出了法律以外，以某种标准创设新的法律和法规，或者对旧的法规加以补充。C、“法律义务”是指在一条有效的法律规则的范畴中，法律规则要求他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在缺乏法律规则的前提下，也不存在法律义务。
德沃金从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件和亨宁森诉布洛菲尔德两个疑难案件中，指出了法院对于案件的判决实际上是在适用某种哈特的承认规则以外的准则。这种准则包括法律原则和政策。原则显然不是法律实证主义所谓的规则，他或许没有由立法确立，没有以任何条文形式才存在，甚至他的约束力也和规则不同。“但是，在类似里格斯和亨宁森这样难办的案件中，它们（法律原则）似乎最有力量，最有分量。在这些案件中，在对特定的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做出判断的理由方面，原则起着根本的作用。”德沃金由此对实证主义的三个核心观点逐个进行了攻击，并得出以下三个相应结论：
A、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总是概括地使用‘原则’这个词汇，用以指法律规则之外的其他规则的总体。”B、法官在使用实证主义所谓“强烈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时，要受“法律原则”的约束。从自由裁量权来看，法律原则对于法官是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法律规则适应社会变迁开拓了道路。对于法律原则而言，没有一条确定的检验标准来确定什么是原则。C、如果法律原则是法律的一部分，那么，法律义务可以由法律规则设定时，同样可以由法律原则来确立。他说：“但是，一旦我们抛弃这种学说，并把原则看作法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下述的可能性，即一项法律义务可以由一群原则设定，正如它可以被一项已经存在的规则设定一样。我们可能说，根据各个种类的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原则，只要支持这样一项义务的理论比反对的理由来得强大，法律义务就存在。”
2. 法律原则效力的思考
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批评实证主义关于自由裁量权的观点时，指出了法律原则有约束力。在分析了自由裁量权的各种含义后，德沃金指出实证主义的自由裁量权是在“强烈的意义上”使用的。首先，原则的约束力是一个客观事实，法官在判决时考虑原则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原告有权要求他们这么做，有权利要求法官保护以原则形式体现的个人权利。其次，原则作为整体来说，对案件是有约束力的。最后，德沃金指出，一般情况下证明一个特定原则的权威和约束力没有办法像规则那样把它放在国会的立法当中。
（三） 法律原则的检验标准
德沃金分析了哈特的“承认规则”，并认为承认规则无法作为原则的检验标准。首先，德沃金指出在制度上没有确定法律原则的尺度。德沃金认为这个系统的检验标准对里格斯和亨宁森案判决依据的原则不适用。这些原则不是来源于某些立法机关或者法院的特殊规定，而是来源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的一种“职业和公共正当意识”。其次，有些法律规则不是被一个立法机关或者法院明确地创制，德沃金认为与奥斯丁不同，哈特认为一条规则不仅可以检验由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是法律，也可以检验习惯法是法律。德沃金的最后结论是：如果我们把原则看作法律，我们必须否定实证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即通过一条以基本规则形式出现的某种检验标准，把一个社会的法律同其他的社会规范区别开来。
社会规则的含义范文3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05-02
冲突法是国际私法的特有研究范畴，是国际私法的核心和灵魂。国际私法是调整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而冲突法就是一种主要的调整方法，通过适用冲突法规范找到该民商事法律关系应受何国实体法调整，从而确定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之所以称之为冲突法，是因为它的适用在于解决各国之间（包括各区域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冲突问题。在国际私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冲突法理论的重要地位和深厚基础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若将冲突法纳入整个法学体系中，它的法理学基础似乎就不那么清晰明确了，以至于法学界各学者观点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现有的关于冲突法性质的理论观点进行再认识，旨在探寻冲突法真正的法理学基础，明确其法理地位，以求抛砖引玉，求教于专家。
一、问题的提出与现有观点
传统冲突法理论认为，冲突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是指明某一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何国法律的规范，因此又被称为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它具有特殊的逻辑结构，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要素构成。
而传统的法理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社会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具有特定内在结构并以法律条文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一般行为规则。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大类，规范本身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假定、处理、制裁，它们构成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可见，传统的冲突法理论虽然把冲突法界定为法律规范，但是冲突法本身的特征却没有一样是符合法律规范的，甚至是相左的。试问如此认定冲突法性质的法理学基础何在？一个没有法理基础的冲突法理论又如何能在博大的法学体系里站住脚跟，在理论乃至实践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呢？有鉴于此，笔者也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形成了如下几种主要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规范所包含的范围已经不全面。在法理学中，应该把法律规范分为法律规则和特殊的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就是那些包括规定权利、义务、责任标准和准则的规范，而特殊的法律规范则包括法律选择规范、法律适用规范，还有一些定义性、解释性的法律规范，冲突规范就是其中的法律选择规范。
另一种观点虽然也否认现有法理学理论的不足和相对滞后，但是却认为冲突法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法律规范，而就是一般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作为逻辑上周延的冲突规范，仍然具备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三要素：“假定”体现在“范围”部分，同时还包括隐含的“涉外因素”；“处理”体现在“系属”部分；“后果”则体现在其他法律条文之中。
最近几年，似乎又有一种新的认识日趋成为主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冲突法的性质不是法律规则，而是法的技术性规范。法的技术性规范是指那些不能单独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即本身并不规定权利和义务，但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则适用所需的那些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并不否认冲突法是法律规范，只是不是法律规则或者什么特殊的法律规范，而明确其为法的技术性规范。
二、质疑与再认识
综合以上几种主要的关于冲突法性质的理论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理论上的纠缠不清是源于学界并未深入研究有关冲突法的一些法理学基础问题，比如究竟冲突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法？是法律规范？法律规则？法的技术性规范？抑或是其他性质？只有搞明白了这些基本问题，才能为冲突法找到其法理学基础，从而更加完善我国的国际私法乃至整个法学体系。而若只一味关注部门法内部关系，却忽略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法律之间关系，则自然阻碍了我们对冲突法性质的法理思考。因此，我们有必要先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然后再更好地重新认识冲突法的性质问题。
（一）法律概念的再认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规范一词的含义是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如技术规范、行为规范。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的标准，即为法律规范。由于法律对于一般人的行为的规范性、普遍性以及强制性等特征，人们往往把法律称之为法律规范，并用法律规范来代指整个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法与冲突规范往往被人们等同视之。然而从法的构成要素角度来说，简单地把冲突法视为冲突规范的表述是不尽严谨合理的。笔者认为，学者们习惯将冲突法表述为冲突规范，仅仅是在肯定冲突法的社会规范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冲突法在性质上就是法律规范。因为法律规范是一个法理学概念，它有自己的法理意义和逻辑构成。
规则的含义则是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条例和章程，如行为规则，游戏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出来的规则就是法律规则。从汉语本意上，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甚至在我国的相关法学著作中，这两个词语也往往是相互通用的。而在西方法理学中，法律规范则是法律规则的上位概念，西方法学界不仅将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而且认为法律规则仅仅是法律规范中的一个要素。凯尔森就提出：最好不要把法的规范与法的规则混淆起来，因为法的创制权威所制定的法的规范是规定性的；法学所陈述的法的规则却是叙述性的。近年来，受现代西方法理学的影响，我国学者也多主张法律规范是由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三要素构成。
（二）法律性质的再认识
在法理学上，冲突法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定义和构成，因为它既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也不是抽象的法律原则，更不属于法律规则，它应该是法的技术性规定。
首先，冲突法一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或一个仅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只是对法律用语所进行的立法解释，法律原则是调整某一领域或全部社会关系的概括性的，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而冲突法则是源于不可避免的法律冲突，一般来说，只要两个法律对同一问题做了不同规定，而当某种事实又将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联系在一起时，法律冲突便会发生。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加剧了人们在法律上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也加剧了这种法律冲突的凸显。为了解决法律冲突 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难题，法学家们早在13世纪的时候就创造出了这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冲突法，即规定当出现法律冲突时应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法。因此，冲突法远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或法律原则所能涵盖的，它是法学家们创造性地应用法律的具体体现，反映着法学本身的发展变迁。
其次，冲突法也不是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是对某种事实状态的法律意义或法律效果作出的明确规定，是具体规定当事人的某种权利、义务或责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规范，具有极强的明确性和普适性。法律规则还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结构，尽管国内外学者有“三要素说”（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两要素说”（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新三要素说”（假定、处理、法律后果）等不同见解，但都不外乎承认法律规则有其特定严谨的逻辑结构。比如《合同法》第10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就是一条包含完整的三要素逻辑结构的法律规则，其中当事人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是假定条件），一方不履行合同或履行不合约定是行为模式，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是法律后果。而在冲突法理论里，冲突法是知名某一国际民商事关系应适用何种法律的法，是选择适用法律的法。以我国为例，2011年新出台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是我国的冲突法，它用以指导我国在涉外民事关系存在法律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法律的问题。如该法第23条规定：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也就是说，当法官处理涉外夫妻人身关系案件时，在法律适用方面，首选的应该是夫妻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其次才是共同国籍国法律。至于法律如何规定夫妻双方的具体权利义务则不在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冲突法里类似这样的法条占绝大多数，从性质上说，它更像是为法官设立的裁判准则，缺少法律规则具有的普遍性，同时多了一些专业性，这也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普及性远不及《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的原因所在。从结构上说，它是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前者是该法条所要调整的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如上例中的“夫妻人身关系”；后者是该法律关系或法律问题所应适用的法律，如上例中的“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和“共同国籍国法律”。这和法律规则的“两要素”或“三要素”的逻辑结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假定”体现在“范围”部分，同时还包括隐含的“涉外因素”还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在冲突法的法条里实在找不到所谓的“行为模式”或者“法律后果”部分。
最后，冲突法应该属于法的技术性规定。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指创制和适用法律规范时必须应用的专门技术知识和方法，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的内容主要有法的生效时间、法的溯及力问题、法律解释权、宪法中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等的规定。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它不同于法的技术性规范。虽一字之差，但它们二者所属的法理学范畴已大不相同。在法理学中，法的概念要高于法律规范的概念，而法的技术性规定是与法律规范一样，同属法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法的技术性规范则是法律规范的下位概念，仅属于法律规范的一种。之所以说法的技术性规定是法的要素之一，是因为如果没有法的技术性规定，法律规范在执行和适用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有损法律的尊严。比如几乎每部法律的附则部分都会规定该法的生效时间，这种法条当然不是什么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等法律规范，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也会使该部法律的适用出现各种问题，因此它也是法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是法的技术性规定而已。这种条文一般在一部法律里面所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往往会被人们忽略，并不足以影响整部法律里大多数法条法律规范的性质。所不同的是，在冲突法里，这种规定技术性事项的法条则是占绝大多数的，因为冲突法本身就是通过“系属”中的“连结点”的指引，指导和辅助法官找到该“范围”所应适用的规定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法。正是“连结点”的这种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冲突法素有“桥梁法”之称，而这也更体现了冲突法法条的技术性特点。因此，冲突法的性质应当由其中的大多数法条的性质决定，它是法的要素中的技术性规定。
三、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冲突法既非法律规范中的法律规则，也非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或者叫法的技术性规范，从法的构成要素上来说，它就是一种法的技术性规定。学界之所以叫冲突法为冲突规范，并非是从严格意义上的法理学基础上分析得出冲突法就是一种法律规范，而仅仅是从承认冲突法作为法律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角度来说的，确切地说，我们应该称之为冲突法规范可能更为合理，以区别于法理学中的法律规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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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则的含义范文4
诚信有“诚”与“信”的双重含义，“诚”即诚实、真实，实事求是，做到以诚接物，以诚待人，以诚律己。“信”即守信义、讲信用，并由此建立起信誉、信任等。“诚”和“信”的区别在于：“诚”更多的是指“内诚于心”，“信”则偏重于“外信于人”：“诚”更多的是指对道德个体的单向要求，“信”更多的是指针对社会群体的多向要求；“诚”更多的指道德主体的内在德性，“信”更多的是指向“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中国传统诚信伦理规范一般规限于以宗法制为基础的部落内成员间、村落内成员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而在部落以外、村落以外以及家庭以外诚信则被弱化。而现代社会则将“诚信”拓展为个体的人对其所面对的社会、所从事的职业的诚信，因此，诚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对规则的诚信，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责任的体现，一种道德品质的体现，也是一种法律意识的体现。
基于对己、对人、对规则的“诚信”思想内涵的解读，笔者认为，诚信教育指向对人“真诚、诚实、守信”的个人德性、品性人格的教育，指向对“信任、信用、信托”的社会伦理、社会公德的教育，指向“契约、规则、法律”等法律精神、规则意识的教育。在学校开展诚信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德性基础性价值。“人无信而不立”，道出诚信是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是人的基本德性。因此，诚信品质是其它优秀道德品质形成的基础。二是德育方法论价值。“知、情、意、行的统一”和“自律与他律的融合”是德育方法的两条基本原则。诚信要求主观愿望、语言承诺与实践行动的一致，通过语言承诺等自律行为，使主观愿望得以表现，同时，接受他人或社会的监督，最终实现自己的诺言，诚信得以达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是一种德育内容，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三是品性综合化价值。诚信作为一种基本德性，还是其它优秀品德综合化的体现，除诚实、守信、信任等品质外，还含有规则意识、法律精神、责任感、自律、理解、对别人的尊重等等优秀品质。
(二)视域扩展，把握诚信教育的丰富内容
一是诚信人格的培养。反思学校诚信教育缺乏实效的原因，主要在于诚信教育价值取向的功利性色彩过浓。现实生活中的不诚实也有可能获得诸多好处，如赢得赏识、获得高分等等。如果诚信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世俗利益的维护与增加，就很难有说服力和约束力。“教导受教育者讲诚信，并不是为了维护与增加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尽到做人的本分。”因此，诚信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关注学生诚信人格的培养，正确认识诚信的人文价值与功利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的关系，认识诚信与坦率、忠诚、友谊、信任等个人德性和公民品德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基于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诚信意识、品性和人格。
二是规则意识的培养。现代社会的诚信不仅指向对人的诚信，也指向对规则的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必要将对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列为学校诚信教育的内容之一。规则既可以是一个人对于社会共同行为准则的遵守，又可以是一个人与他人或群体之间形成的某种契约的遵守。对规则的诚信，是遵守规范、执行制度的基础，也是履行契约、恪守诺言的基础。基于规则意识培养的诚信教育，就是让学生知道在学习、生活及社会活动中哪些事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是不可以做的：就是要让学生知道当自己的需求与社会规则、对他人的承诺产生冲突时，怎样对自己的行为作适当的控制和调整。
三是责任观念的培养。诚信的动力机制在于责任。如果一个人缺乏责任意识，就谈不上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对他人负责、对他人的信用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社会公德与法律的负责。因此，对学生责任观念的培养是学校诚信教育不可缺失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把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作为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的、实践性的德育工程，纳入学校诚信教育体系之中，引导学生秉承诚信品性，学会独立思考、判断、选择，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逐步形成强烈的责任观念。
(三)路径探寻，提高诚信教育的实施水平
一是注重学科课程渗透。我们应充分挖掘学科课程中的诚信教育资源，有针对性地将诚信教育寓于课堂教学中。一要加强政治、品德课程中的诚信教育。如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可以把市场经济与诚实守信结合起来，明确“诚信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黄金法则”。二要加强其他学科课程的诚信教育渗透。如充分利用文科类教材中诚实守信的人物、事迹，让学生感悟人物诚实守信的良好行为：在数理化学科教学中，让学生理解“科学求真”理念中折射出的诚信品质等。
二是推行班级契约管理。在班级中实施契约管理，让学生参与班级规范的制定，形成“班级公约”，并由学生付诸于行动，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热情，发扬民主与平等的精神。由学生制定“班级公约”的过程就是契约形成的过程，充分尊重了学生的权利，体现了民主的本质与特性：学生在履行“班级公约”时，具有内在动力，是学生自律、责任及自治精神的体现，其实质是一种诚信品质的体现和诚信教育过程。
三是强化诚信实践活动。德育活动是开展德育工作的有效平台，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让学生真正地理解、体验、实践诚信，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形成诚信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让学生走上社会，了解目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讲诚信或缺失诚信的事例；开展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班队教育活动等，加强学生的诚信自律意识，完善学生的诚信品格。
社会规则的含义范文5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的概念提出以后，受到了语言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后经塞尔等人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言语行为(speechact)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vski)于1923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马林诺夫斯基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观察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来研究语言的功能，认为与其把语言看成“思想的信号”，不如说它是“行为的方式”。在语用学兴起后，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言语行为被理解为人类实现目的的一种活动，构成人类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们的行为总要受到社会规约的支配，言语行为也就被看成受各种社会规约支配的一种行为。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后经塞尔(Searle)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现代语用学核心内容之一。它为哲学、语义学、语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一、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行为是动作，言语只是说话，算不得行为。但奥斯汀指出，说话本身就是行为。言语行为是人们在进行交际时的语句(utterance)，一个语句可能是语法上的一个或几个句子。奥斯汀认为，语句有两种意义:
(一)命题意义(prepositionalmeaning)或表述意义，这是语句的字面意义，由语句里的特定的词汇和结构来表达;
(二)施为意义(illocutionarymeaning)，又叫施为作用(illocutionaryforce)，是指语句在听者方面产生的效果。
例如，It''''scoldhere这句话，其字面意义或命题意义是指说话者的生理感受，而其施为作用则指说话者所希望产生的效果。表面上这句话是陈述句，但真正的目的也许是要求别人关上门窗或打开空调。
奥斯汀认为，人类交际的基本因素不是单个的词或句，而是人们在说出词或句时的特定的言语行为，也就是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acts或illocution)。在这个意义上，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理论看成语言行为总的语用理论的一部分。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是源于对三个哲学问题的探索:日常语言与哲学研究的关系、行为研究的方法论，以及述谓句与施为句的划分，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决语言使用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当时困扰哲学界的“意义”问题，并为他本人的行为研究建立理论根据。在哲学研究转向之前，哲学家们一直认为陈述之言或描述事物的状态，或陈述某个事实，二者必居其一，而且陈述句必须具有真假值(truthvalue)和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但奥斯汀认为许多陈述之言只不过是些伪陈述(pseudo-statement)，人们所说的某些话貌似陈述，但它们却不是以记叙或传递有关事实的信息为目的，或仅仅是部分地以此为目的。语言除了表述作用之外，还有许多非表述作用，说出的话语不只是表述，同时也实施一种言语行为，而言语行为并不总是要区分真假。奥斯汀的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施为句”(performatives)和“指陈句”(constatives)的区分以及“言语行为三分说”理论之中。奥斯汀认为它们的关系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他认为施为句有以下的特征:说话本身就是做某事;不使用语言说出来就不能做某事;施为句是一个肯定陈述句，句子以施为动词作为主要动词、第一人称、现在时、主动语态。
奥斯汀把词典中的施为动词检索出来，并归出五大类:裁决型(ve记ictives、行使型(exer-citives}、承诺型(commissives、表态型(behabi-tives、阐述型(expositives。
以言行事三分说包括以言指事(locution),以言行事(illocution)和以言成事(perlocution)。在奥斯汀看来，说话人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如何正确地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是研究语言交际的中心问题。
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塞尔完善和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放大了奥斯汀的“语言乃是人类用概念认识世界的媒介”这一思想基点，并把它作为自己语言哲学的构架。他全方位地从心智(mind)、语言(language)和世界(world)三方面多维度地进行语言哲学研究，致力于探索心智怎样通过语言将人类与世界相关联。语言分析由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成为了语言哲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塞尔不是简单地继承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理论对孤立的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许多别的活动一样是一种受到规则制约的有意图的行为。这些规则区分为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和构成规则(consitiverules)。调节规则调节先前存在的行为形式，这种活动的存在逻辑上独立于规则的存在;构成规则不仅调节而且创造或规定新的行为方式，这种活动在逻辑上是依赖于规则的存在而存在的。奥斯汀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假设:一种语言的语义学被视为一系列构成规则的系统，并且以言行事的行为就是按照这种构成规则完成的行为。塞尔继承了奥斯汀和格赖斯(Grice)的“意图”论，认为说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言语活动，每一个言语行为都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为了阐明这个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他偏激地认为，表达和理解话语的意图是格莱斯会话含义理论的全部内容。
塞尔在研究和继承的基础上，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修正为以言行事理论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把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改造为命题内容和以言行事。他认为，要成功地实施某一言语行为，除了一般的输人和输出条件外，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本条件(essential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通过说出一个语句，使他承担实施某一行为的义务;
第二、命题内容条件(contentconditions):说话者在说出一个语句时表达了一个命题;在表达命题时，说话者断定了自己将来的行为;
第三、预备条件(preparatoryconditions):A,听话者愿意说话者实施某一行为，并且说话者相信他所要做的事是符合听话人的利益的，但这件事并非是他经常做的;B、讲话者在事情的正常进程中将去实施某一行为，这对讲话者和听话者来说都是不明显的。以言行事要有一定的要旨(point。语言中有一种最小努力原则在起作用，体现为以最小的语言努力去获得最大的以言行事结果的原则;
第四，真诚条件(sincerityconditions):说话者打算从事某一行为。
在这四个条件中，第四个条件具有构成规则的范式，而第一到第三条件则与调节规则相对应。
在将“合适条件”(felicityconditions)(保证言语行为得以成功实施的条件)作为使用恰当的以言行事指示语的规则的过程中，塞尔还提到“表达原则”，认为它可以单独地使基本上是语用上的言语行为的分析与字面意义的语义分析相一致，这样就可以把言语行为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为偏重于语义的言语行为理论(seman-tically-oriented)，另一类为偏重于语用的言语行为理论(pragmatically-oriented)，前者关注显示言语行为特征的表达式的分析，而后者将交际过程作为其出发点。
塞尔将言语行为重新分为五类，他把他的分类建立在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与语法(grammatical)指示词和不同的言语行为所确定的不同的“词语”与“世界”的关系上。这五类言语行为是:
A、断言类(assertive)，以前也称描述类(rep-resentatives)，指描述世界上的状况或事件的言语行为，如断言、主张、报告等;
B、指示类(directives)，说话者想使听话者做某事，如建议、请求、命令等;
C、承诺类(commissives)，指说话人表示将要做某事的言语行为，如许诺、恐吓等;
D、表达类(expressives)，在这种言语行为中，说话者表达自己对某事的情感和态度，如道歉、抱怨、感谢、祝贺等;
E、宣告类(declaratives)，指能改变世界上某种事态的言语行为，例如法庭上法官说:"Guil州”，被告便成了罪人。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acttheory)。在“间接言语行为”一文中，塞尔一开始就指出:“意义最简单的情况是说话者说出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说话者打算在听话者那里产生某种以言行事的效果，他打算通过让听话者领会产生该效果的这种意向来产生这种效果，他打算凭借听话者所具有的有关语句表达规则的知识来使听话者领会这种意向。”然而，不是所有意义的情况都这么简单。例如暗示、暗讽、反语和隐喻中，说话者的表述意义和语句意义是以各种形式分离的。其中一类很重要的情况是，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意指他所说的东西，同时还意指其它更多的东西。这里有两种情况:
其一，当一个包含着一个用于以言行事为语力指示者的语句被说出时，它能够另外完成另一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
其二，说话者说出一个语句且意指他所说出的东西，但同时还意指具有一种不同命题内容的另一种以言行事。这第二种情况就是间接言语行为。
这里的难题是，听话者是如何判断出这样一种另外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塞尔认为，在间接言语行为中，说话者依赖他们彼此分享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背景知识，加上听话者一方的一般推理和推断能力，说话者和听话者所交流的要比说话者实际所说出的多。因此，说明间接言语行为的间接部分所必须的条件包括:一种言语行为理论、合作会话的某些一般原则、说话者和听话者彼此分享的事实背景信息以及听话者一方的推理能力，而约定俗成则在某些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
另外，塞尔还认为，间接言语行为除了关系到意义和言语行为理论外，它也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
社会规则的含义范文6
【关键词】日本；可爱文化；可爱商品
一、引言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现代年轻人热衷可爱的文化氛围势必孕育出“可爱商品”。其中最大的成功例子首数Kitty猫。这只没嘴巴的小猫从30多年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世界各国女孩的追捧。它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两万多种不同的商品上，行销40多个国家，每年为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创造近百亿美元的利润。宠物小精灵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热潮，其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1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2.可爱文化改变日本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