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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包行政诉讼范文1
【关键词】行政合同 救济制度 完善措施
随着行政合同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展，我国的行政合同制度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一种基本行政手段，但在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合同制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相关立法方面，特别是在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方面，都存在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如何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进行探讨，意义重大。
行政合同的功能
行政合同之所以能在现代行政中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是与其具有的独特功能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说，行政合同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
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并保障其合法权益。在我国传统行政活动中，国家管理职能事事都由国家包办，其后果是国家没有能力办，也办不好，不利于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缺少活力和生气。在某些领域内正确运用行政合同这一法律形式，既可以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可以使政府机关从大量繁重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兼顾了两方面利益，同时又能保证国家利益的优先实现。①订立行政合同可以使当事人双方的争议上告有门、解决有据，特别是对作为相对一方的个人或组织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通过行政合同将双方统一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之中，在这种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在地位是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清楚的，在履行合同中如果发生争议或造成损失，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请求法律保护或救济。但目前，由于行政合同救济途径的不畅通，这一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有利于减轻行政负担，保证行政目标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主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愈加繁重。仅靠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已无法适应社会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当通过行政合同的方式，建立一种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共事业的建设、维护，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确保国家和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保证社会公共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此外，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柔性管理方式，也有利于保证行政相对人对国家政治活动、社会管理活动的参与，有利于增进政府与民众的亲和力，保证行政事务的顺利进行。
行政合同的救济方式
我国行政合同的纠纷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纠纷，其法律救济不应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根据目前我国解决行政争议的体制，行政合同纠纷有两种救济途径，一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明确了法院管辖权。法院是司法机关，拥有判断一切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力。行政合同主体双方的行为也不能例外，它应当接受法院的管辖。我国的《承包条例》、《租赁条例》、《边界争议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法院管辖权的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设行政审判庭，审理行政案件。”这表明了法律对行政合同案件的管辖权有了统一规定。
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法院对行政合同的保护从实体法上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不能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从程序上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不能完全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
明确了具体审判机关。在我国，目前农村承包合同纠纷、经济行政案件和租赁合同最早由经济审判庭审理，但《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的案件由行政审判庭审理。这里的经营自包括承包条例、租赁条例中规定的承包方与承租方的经营自。这类案件均属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由此可以推及其他种类行政合同案件均应由行政审判庭适用行政诉讼程序，适用行政法原理来处理。
可采用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等非诉讼方式。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除了诉讼途径以外，还可以通过非诉讼形式加以解决，主要是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两种形式。行政合同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的非诉讼途径不同于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非诉讼途径。这是因为，行政合同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行政合同纠纷有通过行政补救制度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西方国家对行政合同纠纷处理制度借鉴
行政合同在理论界普通认可其存在，但司法实践中却鲜见，法律、法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无明确规定，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在目前已成“盲区”，对行政合同的法律地位没有予以确认，有关行政合同的救济程序亦无明确规定。
西方国家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有很多，具体制度包括协商、仲裁或行政机关内部裁决等司法外解决方法或者司法途径，但均坚持司法救济最终原则。在德国，因行政合同引起的争议属于公法争议，由行政法院主管。在行政合同最发达的法国，将行政机关为履行职务所行使的行政活动视为广义的公共管理行为，为该管理行为所缔结的契约被解释为公法上的行政合同，由此产生的诉讼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行政合同作为双方行政行为，可导致通过向专门设立的行政法院提起完全管辖之诉请求赔偿救济，对于可以和行政合同分离的行为，如上级机关对行政合同的批准行为等，则允许提起越权之诉。②在英国，政府合同纠纷统统由普通法院审理，适用《王权诉讼法》，并根据行政机关签订合同时所执行的任务是否涉及管理或公共规制的方式来确定是否适用司法审查。美国索赔法院受理的合同案件与法国行政法院受理的行政合同案件相近。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行政合同性质的认识还不统一，现行法律对行政合同纠纷的救济也还未做出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大量的行政合同纠纷，如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城市建设拆迁补偿纠纷等，大多被作为普通民事案件或经济案件，通过行政机关的内部裁决和人民法院审理两种途径来解决。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中，由于未能充分考虑行政合同的特殊性，无法真正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违约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无法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同时，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探索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已刻不容缓。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思考
从西方国家经验上看，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建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协商、仲裁或行政机关内部裁决来消除合同缔约或履行中产生的争议，效果较好；二是重视通过司法审查保证行政合同的履行符合法律要求。在我国司法外救济制度构建上，应将行政合同纠纷纳入行政复议救济范围，形成以行政复议为主要救济方式，以行政仲裁为解决特定种类行政合同纠纷的模式。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文国家成熟的司法经验，重构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结构，吸纳双向性的行政合同纠纷案件，并在资格、调解原则、举证责任以及责任方式和措施上作必要的修正。
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于此同时，行政主体一方违反行政合同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行政合同争议是在双方约定条款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求解决争议的一方并不仅限于相对人，行政机关也存在要求法院裁决是非，并通过法院判决强制相对方履行义务的要求，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单向性构造显然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因此，有必要针对行政合同纠纷的特点对目前的行政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即在原有单向性构造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中针对行政合同特点建立专门适用于解决行政合同纠纷的双向性构造的诉讼结构，反映在具体制度与规则的构建上就是，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
建立行政合同制度不仅仅在于这种管理方式的灵活性，而且也在于为行政合同纠纷的解决找到了一条畅通的渠道。《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由人民法院作为一般的经济纠纷案件解决。这不但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违背了土地承包合同的性质。因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农民上缴的承包费要受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的规范，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并非由合同双方完全自由协商，而是要在行政法规的范围内协商，要受行政法规的约束和规范。对于这种纠纷采用行政诉讼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就会导致适用的法律规范不同，结果就会不同，就会造成人民法院裁判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局面亟待解决。其根本出路就在于通过立法确认行政合同的法律地位和纠纷的救济程序。（作者单位：上海电机学院）
注释
土地承包行政诉讼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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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飞，1964年生，新疆石河子人。198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1997年获法学硕士学位。2000年任职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现为兵团分院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编写《法学基础理论》（中国警官教育出版社1990年）教科书，并担任副主编；参与编写《人生的困惑》思想道德教育参考书（中国教育出版社1992年）。近年来，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应当注意的问题》《我国证券立法模式初探》等论文十余篇。2004年，主持研究了兵团农牧团场职工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在兵团各级法院中广泛适用。
改革开放以来，兵团农牧团场除了戍边固土、维护新疆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外，也和全国农村一样集中精力落实和完善以职工家庭为基础的土地承包制度。但是，农牧团场与地方农村有着明显的区别，实行的土地承包也就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没有规定像农牧团场这种全民所有制形式的土地承包。因此，新疆兵团农牧团场的土地承包如何适用法律，就成为审判中的疑难问题。
一、兵团土地承包与农村土地承包的区别
承包土地的性质不同
兵团农牧团场的土地既不属于城市市区或者郊区，也不同于农村，但从兵团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管理体制来看，兵团使用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农牧团场只是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管理权，具体则由职工与农牧团场通过签订承包合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农村承包的土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现实中存在3种形式：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权、村农民集体所有权和村内农民集体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被征收或者征用后，国家应当进行补偿，而农牧团场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存在征收或者征用的问题。
兵团农牧团场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所有制成分，即在极少数团场内存在着集体所有制连队，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所占比重很小，农户承包土地则是按照兵团国有土地的性质进行的。
承包土地的主体身份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承包方是农民。农民承包土地必须具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否则不能成为土地承包的主体。农民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只有通过承包土地，才能获得生活保障和其他社会保障。“农村居民取得非农业户口的，往往仍需以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
兵团土地承包的发包方为农牧团场，承包方是职工（少数为集体所有制农户）。农牧团场通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待，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兵团的职工以与农牧团场形成劳动管理关系而获得身份。2003年农业部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落实农垦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家属非农业户口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部将兵团职工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兵团的职工享受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并按国家政策享受工资和离退休待遇。
承包方的负担程度不同
目前，农村已取消了农业税，农民承包土地不再向发包方和国家交纳任何费用，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关于国有农场税费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要求国有农场要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减免农（牧）业税，将农场土地承包费中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费”的收费全部免除，防止通过调整土地承包费加重农场职工负担。兵团正积极制定措施朝这一方向努力。目前，兵团职工承包土地除向发包方按兵团规定交纳国有土地使用费外，还要交纳一定的社会保险五项统筹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和社会公益性费用等。兵团集体所有制农户除不交纳社会保险五项统筹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和职工福利费外，其他费用要参照全民所有制职工交纳。
承包形式和经营权流转方式不同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这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承包形式。“家庭承包主要是耕地、林地和草地，承包地具有强烈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家庭承包是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家庭为单位、人人有份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强调的是福利性和生活保障性。所以，除林地外的家庭承包中，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但承包期间取得的利益可以作为遗产继承。其他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在农村土地承包中，以家庭承包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转包、出租等形式流转；以其他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形式流转。
兵团农牧团场土地承包，因其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农牧团场职工每户所确定的“两用地”经营权可以由本团场上岗子女继承，“大田”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职工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通过转包、出租等形式流转，但必须经农牧团场的同意。农牧团场职工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包括荒地、荒沙、荒草和荒水）都属于国有土地和资源，其经营权除了可以通过转包、出租等形式流转外，不能像农村土地承包那样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流转。
承包方的种植权和产品分配权不同
农民承包土地后，种植什么作物，国家不去干预，只在宏观政策的调控下积极引导农民种植农作物。农民承包土地享有完整的种植权和产品处置权。
兵团职工承包土地要受到国民经济发展和整体利益的约束，带有较强的国家调空和浓厚的计划性。职工除了划分的“两用地”完全自主外，“大田”农业承包需按照国家政策种植农作物，每年与农牧团场订立一次“订单”合同，约定农产品必须销售给发包方，收益和风险按一定比例于合同中确定，保证职工和农牧团场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因此，兵团农牧团场职工的种植权和产品处置权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兵团土地承包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
土地承包中合同法律关系的处理
农村土地承包中的法律规范是针对农民集体所有制制定的，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的土地承包法律关系还是一个空白。因此，兵团土地承包的特殊性，决定了兵团职工与农牧团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难以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土地管理法》、《森林法》、《农业法》只是对国有企业、职工和承包经营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就单纯的土地承包关系而言，农牧团场与职工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合同关系，签订承包合同的依据是兵团的“1＋3”文件，而不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司法解释。实践中，兵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本身也突破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1＋3”文件是兵团专门规范农牧团场与职工之间土地承包关系的政策性文件，在兵团范围内实施。该文件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报经国务院同意实施的规范性文件，是对法律空白的补充。“1＋3”文件调整兵团土地承包法律关系符合中国特色，符合兵团的实际。
兵团农牧团场土地承包纠纷诉至法院以后，处理兵团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应当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参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着重适用“1＋3”文件。
土地承包中劳动法律关系的处理
综观兵团的体制和管理模式，兵团职工已完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工资和离退休待遇，因此，农牧团场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用人单位是劳动行政管理者，职工是劳动者，二者之间形成的都是一种劳动法律关系。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与农民之间形成的是一种自治的劳动群众关系，与农牧团场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牧团场与职工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往往反映于土地承包合同之中，并约定了相关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带有很强的劳动行政管理色彩。这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是不存在的。
兵团农牧团场与职工之间发生的大量劳动争议纠纷，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查。当事人请求的纠纷中属于劳动争议的，按劳动纠纷处理程序办理。实践中，农牧团场与职工之间内在的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常常与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融为一体，并订立于承包合同之中。发生纠纷后，当事人请求的属于劳动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从土地承包合同中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剥离”出来，按照《劳动法》和有关劳动行政法规处理。
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处理
土地承包行政诉讼范文3
【关键词】三权；农村土地纠纷；解决渠道；属性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79-01
一、何为“三权”
1.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指农民集体依法对其所有的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2.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户在承包期限内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经营、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承包权取得时行政机关的发证行为，只是一种主管部门对土地承包行为的认可行为，而不是行政审批才有效的行政行为。没有发放承包证，不应影响承包合同成立与效力。
3.农村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使用权”指的是农村建设用地或宅基地的使用权，而不是经营承包的使用权，其权利的取得，应依法经过行政机关审批并登记后取得。
二、“三权”产生的纠纷的解决渠道
（一）“所有权”及“使用权”纠纷的定性及处理
“所有权”及“使用权”发生纠纷，往往首先涉及的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权属是否清楚的问题，在权属明确的前题下，然后才是侵权的问题。而确定权属，就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属于行政行为性质的范畴。解决这类纠纷应该按照《土地管理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
（二）“承包经营权”纠纷的定性及处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承包权形成而言，它的取得是通过与所有权人签订合同，经行政主管机关确认（不是行政批准）成立的。虽然农户与村民集体组织在生活常态下不是平等主体，但在承包法律关系中，村民集体组织是以合同一方当事人身份出现的，发包与承包双方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是平等的权利、义务主体。而政府签证行为，是建立在承包合同成立基础之上的一种认可行为，不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因而，这类纠纷应属于民事性质范畴。解决这类纠纷，应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和第52条关于“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逾期不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3条的规定处理。
三、明确“三权”属性是解决行民交叉纠纷的重要方法
要处理好土地纠纷，应根据“三权”的不同属性定准案件性质，弄明是民事或是行政纠纷，再根据民、行案件不同的处理方法予以处理。
（一）以“三权”依赖的法律关系辨明民行交叉
辨明土地纠纷是否民、行交叉，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弄清民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是独立存在或是依赖存在的关系， 从而找到解决民、行交叉纠纷的办法。若二者是独立存在的，在处理时就可不分先后，民、行可以并行处理； 若是民事法律关系依赖于行政法律关系成立的， 就应该先行后民，反之， 就应该先民后行。
（二）以“三权”属性辨明行政批准行为的民行交叉纠纷
实践中，民、行纠纷性质容易混淆的还有一种情况，即“承包经营权”的承包合同纠纷，本来属于民事范畴，但若只单独针对行政机关不批准发证或错发证而与发证机关引发的纠纷，应属什么性质？有人认为属于民事，因为发证是对“承包经营权”的一种完善和认可，与承包权是一个整体。而有的人则认为属于行政范畴，因为它涉及的是一种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
“三权”中的“承包经营权”纠纷，较另“两权” 纠纷都多且又复杂。突出类型有侵权、承包权不明、违约等。很显然，这些都属于民事案件范围。因为侵权，是在一方取得承包经营权或双方都有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一方侵权或双方互相侵权；承包经营权不明，涉及到承包与发包主体间需要进一步明确权利义务问题；违约是承包主体一方或双方不履行合同义务问题。这些，虽然涉及行政机关的登记发证行为，但行政机关的登记发证行为是建立在承包关系之上的，沒有承包关系，也就不存在发证登记行为。登记发证，不是承包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影响承包关系的事实存在。虽然，法律规定承包经营权应该由行政机关登记发给，但这是属于承包权的一项完善，是承包权整体工作中的一项工作。
但单就针对行政机关不发证或发证不当引起的纠纷而言，属于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的问题。按照《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规定及《土地承包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精神，应属于行政案件性质，不应与前者混淆。
土地承包行政诉讼范文4
行政起诉状原告：××（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藉贯，职业，住址等）
被告：××（需为明确的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请求事项：（列明起诉的主要请求，如请求法院撤销某某单位作出的行政决定、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等）；
事实与理由：（写明案件经过及其起诉的原因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起诉人：
××年月日附：
证据××份（列明证据清单）
行政起诉状（一）
原告李X，男，蒙古族，1954年出生，内蒙古XX市XX区XX村X组，电话1891037xxxx。
被告XX市人民政府，地址：XXXXXX市政综合楼，法定代表人XXX，市长。
第三人XX市XX区人民政府，地址XXX政府，法定代表人：XXX，职务：区长。
第三人XX市XX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XX村村民委员会，地址XX市XX区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XX村，法定代表人XX，职务：村主任。
诉讼请求
1、撤销被告作出的《XX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X政复决字[2013]166号）
2、责令被告恢复对原告申请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事实和理由
2013年12月XX市XX区人民政府组织征收原告所在村庄全部耕地约1800亩，原告于2013年12月19日向被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XX市XX区决定实施征收小房村全部耕地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其停止实施违法行为，2014年1月9日，原告收到被告作出的X政复决字[2013]1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书驳回原告行政复议申请。
原告认为，XX市XX区征收小房村耕地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确实存在，被告不应驳回原告申请，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应予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一、XX市XX区XX街道XX村民委员会所的三个公告明确写明，其所正在具体实施的征地行为是“XX区人民政府征地”，公告上有XX村村委会盖章，完全可以说明问题；而被告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草率断定第三人区政府不存在征地行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二、XX村已设立“征地专用账户”，征地资金均由政府承担，小房村村委会已代为组织发放大额补偿款，每亩地补偿款9万元，共计约1.6亿左右，如不是XX区政府组织，XX村村民委员会从何处获取如此巨额资金。
综上、被告作出的X政复决字[2013]16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望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起诉状（二）
原 告：邓椿香 男 1956年出生 汉族 住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新民村14组下田心
电话：*****
原 告：肖金莲 女 1953年出生 汉族 住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新民村14组下田心
委托人：张书宝 男1955年出生 汉族 住江西省大余县南安镇新民村14组下田心系原告肖金莲丈夫 电话：*****
被 告： 大余县国土资源局 法定代表人：局长叶卫东
诉讼请求：
1、被告擅自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的操作和顺序征收原告2.75亩蔬菜地（基本农田），请求确认被告行政行为无效，并裁定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返还原告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恢复土地原状。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大余县南安镇新民村是上世纪70年代该镇唯一的农业村，由1--17个村民小组组成。原告为大余县新民村第14村民小组成员，原告所在的第14村民小组为该村的村小组之一。70年代江西省政府就将该村17个村民小组所有的耕地定为供用西华山、荡坪、漂塘、下垅四大矿山和全城居民生活的蔬菜基地。1997大余县人民政府又将该区域列入基本农田保护（详见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的1997--2012年大余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被告擅自“征收”原告具有合法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的2.75亩蔬菜地（属基本农田），隶属大余县新民村第14村民小组所有，地处于该组小地名“垄里”。
2003年，被告在向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上报“江西省大余县2003年度第4批次城市用地即大余县南安镇新民村农用地131亩转为城市建设用地”的申请中，就包括原告的2.75亩蔬菜地 （其中原告邓椿香蔬菜面积1.9亩，肖金莲蔬菜面积0.85亩）。被告在申请该批次的所谓“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行为中，不履行国土资源部国资发【2002】233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文件精神，从开始就恶意虚报该批次征地的预征材料，不履行告知义务，不召开新民村14小组及农户参加的听证会，不向土地所有权单位（村小组）和土地使用权人（承包人）公告“征地”程序，土地用途，更没有与土地所有权（小组）和土地承包人签订任何土地征收协议，在不履行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征收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的法定的强制性程序的情况下，申请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审批。
与此同时，在没有收到江西省人民政府或江西省国土厅的正式批文的情况下，被告就以内部行政审批通过的“申请表”为据，与南安镇新民村签订征地协议，实施了征收原告的蔬菜地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原告为蔬菜地，属大余县人民政府批准的蔬菜基地，隶属国家基本农田的保护范围。征收此类耕地，必须有审批权限机关的正式批文，而被告在没有获得有审批权限机关的正式批文情况下，无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公告“批准机关、批准文号”（事实上，被告至2014年3月31日止，也拿不出更有审批权限机关的正式批文），更无法告知原告有申请行政复议与听证的权利，被告这一系列征地行为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之规定，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实施的所谓“征地”行为，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法律规定，还剥夺了原告的参与权、知情权、听证权和行政复议权。导致原告等菜农土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遭受到了重大侵害，所经营的土地遭受到毁灭性破坏，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被告滥用权力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导致了2013年9月3日凌晨，地产开发商夏某以购得该批次相关蔬菜地地产开发权为由，趁着人们熟睡之机组织两台挖掘机、大型铲车一夜之间将原告及菜农们种植的蔬菜铲除，并开挖建房基础，造成蔬菜地永久性毁坏。
为此，原告为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之规定、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4条、第6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擅自征收原告蔬菜地（基本农田）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依法裁定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并返还原告集体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恢复土地原状，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土地承包行政诉讼范文5
一、农村确权赋权改革和农村妇女权益
（一）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内容
农村确权赋权改革以农村资源要素股份合作为主要内容，包括农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和发证等，是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促进农村发展和稳定的机制保障。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使得农村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交叉，通过改革，厘清村民委员会（及村民小组）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而能够形成比较成熟的《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条例》，并从中明确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内涵、外延及其各自权能，明确村民委员会及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成员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及成员资格的退出机制。
（二）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女性作为广泛民事主体中的一半，权利与男性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夫妇双方拥有平等分割财产的权利”。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不明确的，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犯妇女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等应当受到保障”；第五十条规定了责任追究，“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违反男女平等原则，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要追究责任”。除此之外，在民法通则、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等相关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保护妇女平等权利。
二、农村妇女权益侵害的现状及原因
（一）现状
从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基本法律，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规章、政策性文件，农村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现实中仍有部分妇女因性别、婚嫁或婚变不能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权益，导致法律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分配起点上公平而过程不公平的事实，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形。
1. 出嫁女权益得不到保障。农村出嫁女特指与其所在村组以外的男性结婚，无法或不愿将户口迁出的农业户口妇女，包括“农嫁农”和“农嫁非”两种形式，其中，“农嫁农”指嫁给农业户籍男性的农村女性，“农嫁非”指嫁给非农业户籍男性的农村女性。一般情况下，农村妇女出嫁后，户口即被注销或强制迁出，即使户口没有迁移，按村规民约也不再享有相关权益。以“农嫁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出嫁女在娘家的承包地被强行收回，但嫁入方又以保持土地承包现状为由，不给承包地，须等下一轮调整时才能获得。“农嫁非”虽然户口保留在原居住的农村，但往往由于未履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相应的义务，被视为“准集体成员”，允许留户口，但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土地分红和补偿等诸多权益被收回或削弱，在土地升值明显的地区尤为突出。据全国妇联对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414个县、区的调查表明，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中，有46%的村庄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宅基地，38.5%的村庄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土地分红、35.4%的村庄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土地补偿费方面应得的村民待遇，35%的村不给“农嫁非”妇女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仅有2%的村对出嫁女保留土地，而14.7%的村对外来的媳妇不给承包地。
2. 离婚、丧偶妇女权益难以保全。与城市离婚、丧偶妇女相比，农村妇女权益在离婚、丧偶后更易受到侵害。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仍旧保留一些有封建色彩的旧俗和思想，农村权益带有浓重的男性色彩，妇女权益属于从属地位，这些都为离婚中以户为单位的权益分割或丧偶妇女权益的保留带来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离婚妇女，即使村委会或农村集体组织没有采取措施，婆家也不可能让她们留下来享受“家”里的权益，而娘家则往往把她们当作外人不予分享权益。2004年的全国抽样调查发现，0.7%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土地权益。2010年的调查表明，农村妇女因婚姻变动（含结婚、再婚、离婚、丧偶）而失去土地的占27.7%，而男性仅3.7%。最近，浙江省温州地区首例被法院受理并予以立案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护案件所反映的就是典型案例。
3. 上门女婿的权益遭限制。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观念中，婚姻关系确定后，女方到男方家落户和居住，即所谓的“妻从夫居”婚姻模式。男娶进、女嫁出，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正常；反之，则被认为不正常，受歧视，并在分享村集体共有资源和利益时体现，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对“上门”女婿，现实生活中，有的村庄竟然少分配、甚至不分配土地等资源，在他们的观念中，妇女本应该“嫁出去”，结果却招了女婿上门来挤占集体资源；有的农村只允许无儿子农户家中的一个女儿招婿，为其落户江分享村集体权益，其余女儿的相关权益在出嫁后将被强行收回；有的则规定必须经村民委员会、村小组同意，并经村民逐户签名、盖章同意，男方及其子女才能享受与本村村民同等的权益待遇。否则，连女方的权益也被收回。2014年7月31日的《京郊日报》曾报道，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某村委会以村民代表会决议为借口，拒绝支付上门女婿张先生一家三口本应分到的购房补助款。
4. 未婚女性的权益受侵害。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沿袭下来的家庭父权制度，使得男性以“世居者”身份在家庭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家庭以父系血脉进行传承。有限的资源与并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驱使“世居者”常常以牺牲“非世居者”的利益来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们指望女性出嫁空出股权、土地等集体资源，对未婚姑娘及待嫁女的权益减半计算或者预先取消资格。一句俗语“姑娘迟早是别人的”彻底地诠释了这一现象，认为家庭和村庄投入到姑娘们身上的资源被转移到丈夫所在村庄，并能对其做出永久性贡献；而做出投入的家产和村庄并未获得回报。前面所述的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中，还涉及了一直未婚的杨女士和金女士女儿权益减半的侵害。
5. 性别歧视。尽管有法律及政策明确规定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但现实中女性在获得土地承包经营、土地分红、土地补偿和宅基地等权益时，与男性并不平等，受到了家庭和村集体组织的双重干预。首先，当土地等“资源稀缺”这一情况出现时，村集体组织尽其可能排斥潜在的“非集体成员”拥有本来便十分稀缺的资源。有的则以“测婚测嫁”规定未婚男子在结婚前可以预先获得“未来媳妇及子女”的耕地，未婚女性少分甚至分不到土地；有的只给18岁以上的男劳动力分责任地，规定男孩可单独立户，而女孩则只能随父母；有的则给男孩分好地、女孩分差地。其次，家庭财产的继承受传统习俗的影响，社会习惯通常只让男孩继承。2005年，浙江省义乌市房屋拆迁政策规定，多子家庭按儿子数量分配宅基地，而只有女儿的家庭则不论女儿多少只给一块宅基地。中国法制监督网曾报道，2009年6月28日通过的浙江省绍兴市《×村城中城改造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意见》规定，户口在册的外嫁女及子女，无合法产权房屋的，不予安置；有合法产权房屋的，不享受人均40m2的保底安置；配偶一方户口在外地的，则可以增加一个安置人口。2013年浙江省上虞市梁湖镇某村民反映了该村的落户政策中，规定男性可以带妻儿迁回，而出嫁女则不能迁回。
（二）原因分析
我国法律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政策也致力于保障妇女权益的实现，但现实中农村妇女以土地为核心的合法权益屡遭侵犯，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传统观念的制约、政策制度的不足、村规民约缺乏监督以及司法和行政救济渠道不畅等因素。
1. 传统的男权文化。“女性是人类社会中第一种奴隶。作为整体，她们是男性整体的奴隶；作为个人，她们一直是男性英雄们掠夺和压迫的对象”。在我国，男权至上在《易经》中已基本形成，从秦汉，经唐宋，至元明清，漫长的封建社会系统化了中国古老的男权思想，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强行将妇女置于依附性的性别角色。在传统男权观念的影响下，一些传统习俗逐渐形成并沿用至今。“妻从夫居”习俗影响着农村女性的合法权益，女性结婚后搬至夫家生活，其在原居住地享有的集体资源被剥夺似乎已成约定俗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男性继承”习俗直接导致女性权益的丧失。资源的有限与拥挤，“养儿防老”和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欠缺，很自然地将女性权益尽可能排除在外。
2. 法律制度的不足。我国目前有关农村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并不缺乏，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继承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均有涉及，但法律的质量有待提升，存在反复规定、冲突、疏漏等问题，法律原则性有余而操作不足。如《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三）》（2011年）第五条明确“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立法的原意是追求公平价值，但无形中损害了农村离婚妇女的权益。我国农村结婚传统是男方准备房屋，女方准备生活用品类的嫁妆，房屋通常是升值的，但作为日常用品的嫁妆只会贬值或被消耗。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但在第十五条中又明确“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正是因为缺乏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认定的统一法律机制依据， 导致现实中以不具备集体成员资格为由而侵犯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同时，土地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与女性因婚姻而流动的矛盾，造成因“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而使得出嫁女权益两头落空。另外，以户为单位的承包地、宅基地及其附着物以及集体分红等权益主体，虽然形式上是中性的，但却忽略了农村家庭中固有的男权制度的传统，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女性带来不利。
3. 村规民约缺乏监督。村规民约是我国传统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调节着社会生产生活以及道德规范。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法律依据，它确认了村规民约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第五条又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然后，农村妇女权益受损的很多情形都打着村规民约的旗号，标榜着村民自治，以集体的形式侵犯个体成员的权利。虽然强调合法是村规民约下村民自治的前提，但由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村民会议决议不能预，村民会议可以以村民决议是合法程序通过为由而不予遵守妇女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条款，村民决议内容缺乏有效监督。另外，受传统男权文化以及妇女自身素质的影响，参与村规民约讨论与制定的基本为男性，制定的村规民约自然以男性利益出发。前述的《×村城中城改造集体土地村民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意见》以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参会人员100%同意加以执行就是实例。
4. 司法救济存在问题。农村妇女在自己的权益受侵害时，大多选择村委会协调解决，然而这在村民会议上难以实现权益的维护；少部分的女性会通过法律渠道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权益，但法律往往没有有效手段来解决。以土地权益为例，《土地管理法》第二章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一规定使得法院难以对这些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问题做出裁判；第十六条又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因此，法院则不能直接受理农村女性要求土地权益的诉求，而是必须先由乡镇政府调解，再通过行政诉讼来裁决。程序上只有在乡镇政府做出处理决定后，才能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这一过程又会因管理责任、执法权限等问题而推诿。另外，多数农村没有土地预留，即使法院作出裁决，也难以执行。
三、建议和对策
我国农村妇女权益受侵害十分普遍，已直接影响到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打击她们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构和男女平等的实现。针对农村妇女权益侵害的原因，我们认为可从法律政策、司法救济以及监督机制着手。
1. 完善法律政策。法治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依照法律和政策法规治理国家。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律和政策法规是维护和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基础。通过修整现有的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删除不适合农村实际的法律条款，增加法律政策的可操作性，调解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实现农村妇女权益的有效保障。建议在《婚姻法》中明确“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均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明确《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家庭承包方”可以是“户”，也可以是“个人”，同时在承包合同或转让合同的要件中，“户”需注明全体成员及签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明确“农村女性与男性在股权、分红、土地承包、土地征用补偿、宅基地分配等权益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增加“上门女婿权益”内容，明确各种妇女权益侵害的特征、构成要件，提高可操作性；增加《物权法》中对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规定，进一步保障妇女土地权益；细化和规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规民约”的制定、备案、监督、修改等相关条款，保证其与国家法律政策一致；修改《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避免多数人按照乡土社会的传统习俗对少数人实行权益侵害，做到有法可依；在农村确权赋权改革政策制定中，可以确权到人的权益，如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确权到人、权跟人走”，以户为单位的，如宅基地使用权，做到“证上有名、名下有权”。
2. 建立司法和行政救济渠道。农村妇女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与仲裁机构缺位、法院缺乏措施、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缺乏有效管理等有关。因此，必须建立采用司法和行政相结合的方法来维护和保障农村妇女的合法权利。乡镇政府能切实意识到维护和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专门设立相关机构协调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调解权益纠纷；建立村民自治的司法救助机制。村民不服乡镇政府行政决定时，可向法院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发挥妇联组织力量，发展保护妇女权益的民间组织，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县（市）级以上（含）的政府机关中，设立专门的妇女法律求助中心，为农村妇女合法权益维护和保障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土地承包行政诉讼范文6
摘要：行政合同是与民事合同相对而言，它是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它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相对人协商，对双方在土地行政管理中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为行政合同，利于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也利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土地行政管理权。
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我国法律界认识不一。就理论界而言，民法学者认为其属于民事合同，行政法学者认为其属于行政合同。在审判实践中，以前法院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大多作为民事案件来受理，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该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规定为第五个民事案由，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①。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1月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中，把行政合同列为行政行为之一。依据该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案由应当定为土地行政合同纠纷，应该属于行政诉讼范围了②。这使实践和理论的理解上就更加混乱了。笔者认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合同。本文拟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谈以下三个问题：1、行政合同的起源及与民事合同的区别；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合同的理由；3、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为行政合同的意义。不对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行政合同的起源及与民事合同的区别
要讲行政合同的起源，就要先讲合同的起源。合同，又称为契约，英文称为“Contract”,法文称为“Contrat”或者“Pacte”,德文称为“Vertrag”或者“Kontrakt”。这些用语都是来源于罗马法的合同概念。罗马法中合同称为“Contractus”。根据罗马法，契约是指“得到法律承认的债的协议”③。从本质上说，契约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双方当事人以发生、变更、担保或消灭某种法律关系为目的的协议，就叫契约。在罗马法上，不仅私法上有契约的概念，公法和国际法上也有这个概念。优帝《学说汇纂》就把协议（Conventio）分为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三种。在私法上，则不仅债法中有契约的概念，而且物权、亲属和继承法上也有这个概念。例如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婚姻关系的成立、分析遗产的协议等，凡能发生私法效力的一切当事人的协议，就是契约④。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合同的概念有广义、狭义等不同层次的区分， 合同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具体含义。我们现在所说的合同，实际也有这种区分。《民法通则》中的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法》中的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但是不包括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合同的概念，外延是不同的，《合同法》中的合同概念要比《民法通则》中合同的概念外延小。但是它们都限定为设立、变更、终止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属于民法上的合同，即民事合同。
行政合同是与民事合同相对而言的。虽然，在罗马法时期就有国际协议、公法协议和私法协议之分，但是，行政合同成为行政机关自觉运用的一种行政手段却是在资本主义完成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完成，使经济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许多社会经济发展所提出来的问题，例如失业、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个人是没有能力解决的，于是政府职能扩展，政府从很少干预经济发展到越来越多的干预经济。行政合同相对于行政命令，有它自己的优势：行政机关只有得到相对人的同意，合同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才对相对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它比行政命令相对缓和得多，这样，既淡化了强制命令的色彩，使相对人乐于接受，又使行政机关利用合同的方式推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现代社会进入所谓福利主义国家时代，政府开始启用行政合同作为进行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法国是行政法母国，行政合同制度比较完备，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行政合同制度也都得到发展。我国行政合同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在，行政法学者一般把行政合同分为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承包合同、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粮食定购合同、国家订货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等⑤。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相对人之间经过协商一致所达成的协议。对于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别，许多学者都进行过论述，主要存在主体说、目的说、契约标的（内容）说、手段（执行公务）说、法律基础说等⑥ 。一般认为，行政合同的当事人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享有行政权力；当事人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双方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行政机关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实施行政管理：行政机关在合同中享有行政优益权，如对合同履行的监督权、指挥权、单方面变更权和解除权等；行政合同的有关纠纷受行政法调整等。笔者认为，以上固然是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但是，这些不是两者的本质区别。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都属于合同，都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其本质区别在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形成的法律关系不同：行政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行政法律关系;民事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民事法律关系。通过签订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的是行政上的不平等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通过签订民事合同，双方当事人设立、变更、终止的是民法上的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甲和乙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甲借给乙人民币五万元，借期一年，用于开办公司，乙给付甲利息1000元。这是一个民事合同，双方设定的是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丙和丁是一对育龄夫妇，他们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签订合同，约定丙、丁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国家给予丙、丁一定的优惠，双方设定的是行政上的权利义务，这个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上面所讲的一般认为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不同的特征，都是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区别特征。
二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合同
依照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七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从法律本质上讲，土地使用权出让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是国家特许某些当事人享有特定地块的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及相关规定，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不需要申请），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共同拟定出让方案，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批准权限报经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了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GF—2000—2601），供各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参照执行。本文所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内容以此示范文本为据。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典型的行政合同。在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一样，是法律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律关系是指受法律规范调控的因行使行政权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来看，在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中，行使的都是行政权力。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设置及其职责，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⑦。由此可见，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就是负责全国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这是行政职责，不是民事权利。进行土地出让，是行使土地管理权的一种具体形式，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是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行政职责。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相对人来说，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都是行政相对人。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他是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他是国家土地行政管理的相对人。双方通过合同形成的是行政法律关系。
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来看，它也属于行政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行政上的权利和义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二条中约定，国家对其拥有宪法和法律授予的司法管辖权、行政管理权以及其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由国家行使的权力和因社会公众利益所必需的权益。第十五条规定，受让人在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之日起30日内，应持本合同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付凭证，按规定向出让人申请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人应在受理土地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依法为受让人办理出让土地使用权登记，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⑧。此外，还有许多条款，都是对行政权利义务的约定，民事合同是无法容纳这些内容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也符合行政法学者所讲的行政合同的一般特征。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土地受让人是土地管理的相对人，在土地管理中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合同中享有行政优益权，对合同的履行有权进行监督，对相对人的违反合同的行为有权进行行政处罚，对相对人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开发利用土地的，或者改变土地用途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进行纠正、处罚甚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对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实施行政管理，明确双方在行政管理中的权利义务。从本质上讲，不签订合同完全不影响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只是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如签订合同后更加明确。
三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为行政合同的意义
笔者以为，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为行政合同，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 符合行政管理发展的趋势。从行政管理的发展来看，行政合同的兴起是经济社会化程度提高的结果。由于经济的社会化程度大幅提高，经济发展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个人没有能力、也不愿去解决，政府适应社会的需要，自己投资或者采取措施鼓励他人投资解决这些问题，此时，行政合同成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起初还没有职业公务，政府合同在经济中只占很小部分，政府福利还不存在……现在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促进了行政命令向行政合同方式的转变，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合同是较早出现的行政合同。对国有土地等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是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土地出让过程中，采用行政合同的方式，通过和相对人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比单纯的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更易于使当事人接受，易于融洽双方的关系，更易于使土地行政管理工作得到当事人的支持。
（二） 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本身特征。我们已经做过分析，《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实质上就是行政合同。现在，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如果用民事合同的有关规定来套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否合适？仅就纠纷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来说，就不适合。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关于国有土地出让必须经过招标或拍卖或挂牌的规定，只是国土资源部的规章，没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土地管理中，违反了就是违法行为，要受到行政处罚。但是,如果套用民事合同的规定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到了审判中，违反该规定的合同就成了有效合同了，这与行政管理的结果截然相反。就我国土地管理的现实而言，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政策等占有很大比例，而且，由于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国家已经把它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今后在一些紧急情况下，难免通过部门规章或其他法律规范甚至政策来调整，到了审判中，这些规定都失效了吗？所以，用民事合同的法律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不行的。应当依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本质，用行政法律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 利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寻求法律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1月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中，把行政合同列为行政行为之一。依据该通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的案由应当定为土地行政合同纠纷。假如因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产生纠纷，相对人可以依法对相应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不存在法律障碍。而且，依照我国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只对行政结果承担举证责任，从举证角度来说，有利于维护相对人的权利。在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方面，人民法院以法律、法规为审判依据，参照规章，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⑩，这就保持了审判和行政机关执法上法律适用上的一致，不会出现法律适用不一的情况。对于在签订合同中的有关纠纷，行政相对人还可以依照《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
（四） 便于行政管理机关行使管理职权。
在行政合同中，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有权对相对人履行合同的行为进行监督、指挥，有权依照规定单方面变更或解除合同，对相对人的违约行为有权进行制裁，这样能发挥行政管理较民法诉讼更快捷、高效、经济等优势。这些权力，作为民事合同的当事人是无法享有的。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界定为行政合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直接依据合同行使这些行政权力，不必再撇开合同而引用法律来行使这些权力，使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形同虚设。
参考文献：
①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法发[2000]26号，2000年10月30日）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法发[2004]2号，2004年1月14日)
③[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页。
④周木冄 《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05－706页。
⑤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月第3版，第247－254页
⑥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13－214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修改）第八条。
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示范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GF-2000-2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