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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范文1
一、关于艺能的释意
“艺能”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词汇。早在司马迁《史记龟策传》中就出现过：“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此处所谓“艺能”乃指自身所具备的学问、技能。此后，在范哗《后汉书，方术传》中有如下记载：“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艺能。”韩愈《答窦秀才书》云：“愈少懦怯，于他艺能，自度无可为力。”这里的“艺能”都是指技能、艺术的意义。
“艺能”一词汇少见于中国文献，而多出于日本。据姬野翠氏的研究，在日本，“艺能”这一词汇大约是在平安时代(781－1198)从中国直接输入的。时至今日，在我国的许多中文词典、辞书中，几乎没有收录“艺能”一词，反倒在日本的日语辞典或中国出版的“日汉词典”中却有关于这一词汇的解释。如：大连外国语学院《新日汉辞典》编写组编《新日汉辞典》云：“艺能①演剧、歌谣、舞蹈、美术、电影、曲艺等艺术的总称。②艺术与技能。③擅长艺术、技艺的才能。④技艺(指歌舞、三弦等)。”由此可以看出，在日语中，艺能是戏剧、歌谣、音乐、舞蹈等的总称，既包括为他人而演出的“表演艺术”，又包括由民俗活动组成部分的仪式性艺能，还包括部分综合性艺术(如戏曲等)。我们这里所说的“艺能”，既是我国古代同一词意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日语同一词意的借鉴和运用。所谓“客家艺能文化”，指的就是在客家地区所流行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歌谣等。
二、客家音乐文化与客家艺能
文化作为主体与客体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可以划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极，并经由语言和社会结构组成文化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广义文化。它包摄众多领域，诸如认知的、规范的、艺术的、社会的等等方面，艺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若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文化看成是一个包括内核与多个外缘的不定形的整体，从外而内可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层次。艺能则属于行为文化层。它是一种以礼民俗、民俗、风俗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因此，艺能作为行为文化的一个门类，既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行为文化整体紧相关联。
在客家地区，各种各样的山歌、小调、戏曲、曲艺、的仪式活动和艺能，常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小孩刚刚出世时客家妇女们吟唱《摇篮曲》、《洗澡仪式歌》、《安小儿夜哭咒语》等，以寄托对下一代的挚爱和希望；年事稍长，牧牛歌、呼牛调又成为放牧少年天真、纯朴感情的表达：到了青年时期，客家男女又以山歌的形式来歌唱自己美好的生活和表达自己的爱憎，并以此作为男女间互诉衷肠、表达爱情的媒介。当客家人按照自然规律离开人世时，悲切凄婉的《哭丧调》又表达着亲人们深切的哀悼。由此可见，在客家人的一生中，民俗活动和各具特色民俗艺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客家民俗艺能也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客家艺能的社会功能
以艺能直接参与和促进经济生产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劳动号子，客家人用不同形式的号子来统一劳动的节奏，协调劳动的动作，鼓舞劳动的情绪，对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为促进交流，最近又兴起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客家地区的各种交易会、展销会中，客家山歌演唱会，采茶戏、山歌剧的演出、龙灯、花灯、舞狮的表演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节目，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促进了客家乡亲们与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的感情联系：也促进了各地之间、省际、国际间的交流。因此，这就使客家艺能在当今的经济舞台上同时还具有了间接性的经济功能。
1929年，、率领工农开辟闽粤赣革命根据地后，客家山歌便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形式。一支支由妇女、儿童组成的山歌队，唱着山歌，宣传革命道理，更有许多兄弟、妻子唱着客家山歌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加、走上前方的动人事迹。由此可见，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的客家艺能，无论是在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为无产阶级发挥了一定的政治功能。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2
关键词：物态文化元素；非物态文化元素；空间设计；转换设计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03-0096-04
The Applied Research？of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Hakka’s Traditional Physical and Un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in Space Design
ZHAO Yong-jun（Guangdong Literature & Art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14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is made up of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represent the material carrier， while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reveal the traditional spiritual essence through its material form. they respectively form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evel. objective： the article is to explain how to apply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to space design through actual cases. method： collect and sort ou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al elements， then extract their feature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transform the extraction so as to convert it into a resource for space design. Conclusion： Practices have proved that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vert the traditional Hakka Culture， especially the non-physic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a resource for space design by extracting their feature and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transforming the extraction. This， in turn， help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unphysical state of matter； space design； conversion design
Internet ：.cn
每一种文化都是依附在各种载体之上的，这些载体往往是与创造这种文化的人们的生活生产、、思维方式、行为规范息息相关的，是人们在生存方式上区别于其他族群的标记。这种文化载体可以称之为“文化元素”。“如何在表现形式上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有效整合，使其具有时代感”。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均承载者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并具有重要的开发与利用的价值。客家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特点，在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方面有丰富的资源，为将岭南传统文化融入到空间艺术设计中提供了优质样本与研究对象。本文以河源客家“姓氏”传统文化设计项目教学为案例， 探讨将传统的文化元素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问题。
一、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解释
（一）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概念
文化的载体可以分为物态与非物态两种，物态文化元素是可以看到，触摸到的物体，物态文化元素以物态的形式存在，并与人们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同时有体现文化的特征。物态文化元素载体有建筑、装饰、服饰、生活生产工具等。非物态文化元素是人们共同遵守与认同的精神文化及与其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其存在的形式是非物态的，其载体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思想及其指导的行为中。非物态文化元素载体体现在礼仪，风俗、行为方式、、哲学思想等方面。物态文化与非物态文化分别构成了文化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对于物态文化元素，非物态文化元素所代表的是该文化的精神内容，是物态文化元素形成的动因与精神显现，而物态文化元素是文化精神内涵的物质显现。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化的主体。
（二）非物态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区别
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概念不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他们有相似性，但也存在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联合国的公约）。其中建筑艺术与手工艺等是以物态形式体现的，非物态文化元素则更倾向于非物态的载体，更注重文化精神。
二、客家传统文化与设计项目背景
（一）客家传统文化简述
“客家”（Hakka）可以做如下界定：“它是南迁汉民于南宋末年至明末清初，在赣闽粤与畲族、瑶族等土著民族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方言、文化、风俗的一个汉族民系”。文献指出这只民系所创造的文化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共同构成了岭南文化。三大族群文化均脱胎于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有各自的独特性。客家人因其迁徙的历史，居住的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既保有传统中原文化特征，又容纳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精粹，其在民俗、风情、文化、语言等方面有鲜明个性。因其独特性，“客家”“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更为准确。
（二）设计项目背景
在迁徙的历史过程中，客家人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较其他族群文化更注重祖先崇拜，所以客家人的聚集区中祠堂文化与祠堂建筑相当盛行。这也是龙川县政府决定筹建“客家姓氏文化馆”及“百姓文化街”项目的原因。从微观的角度看，该项目以姓氏文化为主题 ，从宏观的角度看，实际是客家文化的集中体现。客家姓氏文化中，从小孩出生起名、教育、婚嫁、生子到殡葬融入了几乎所有的客家文化内容，所以在该馆的设计中需要充分融入客家传统的文化元素，以便更深刻的展现客家姓氏文化。
三、传统文化符号梳理
作为独特且底蕴深厚的文化，客家文化符号载体相当丰富，做全面梳理非本文所能做到，在此将其做大的分类，我们把客家文化符号分为物态文化符号和非物态文化的符号。
四、文化元素载体图像梳理
空间设计最终是以三维空间的形式体现，所以将设计元素的原始依据以图像的形式体现是设计的重要步骤。物态文化元素因其以物质形态的方式存在，在做梳理的过程中需要将该文化元素的物质载体图像梳理出来。而非物态文化元素多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中，其多以动态的形式体现，在载体图像的搜集方法上应以行为的场景为目的，同时要做好图像内容的解读工作。文化元素载体图像是空间设计程序中元素转换的原始依据。虽然并非收集的所有原始素材都会运用到项目设计中，但收集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设计背景深入了解与消化的过程，有助于将设计方案做的更有深度与内涵。所以在展开设计前，需要尽可能的梳理出具有代表性的载体图像作为筛选的资源。
五、传统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路径
对传统文化的发扬，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对民族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把握其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再创造。无论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在转换为空间设计元素过程中都需要正确且严谨方法。物态文化元素以物态的形式存在，在设计运用中可根据其形态、材料及使用功能进行现代视觉的转换设计，设计程序操作相对容易。而非物态文化元素则存在于人们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中，多以非物态的形式存在，但其也有相应的物态载体，如客家建筑的平面布局就是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的物化显现。客家祠堂中所进行的仪式即是客家“崇尚祖先，追根问祖”的非物态文化的物化显现。非物态文化元素所包含的内在精神在转换为空间设计元素时需要寻求物态化的载体，设计程序需更宽的思路与路径。
（一）物态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
物态文化元素一般以二维或三维形态存在，其转换设计实际是将一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形态转换为另一种二维或三维空间形态，在转换过程中把握住其源形态的典型形态特征进行形态的再设计。如北京奥运会上，以祥云为原形态所做的各种应用设计。具体的设计路径如图1。
油纸伞的转换设计应用：“油纸伞”，谐音“有子伞”体现了客家人对于生育的观念，希望多子多福。应用设计上，将该元素形态直接运用到空间设计的天花上，作为照明的灯具使用。改变了元素本身的使用功能却保留了该元素的原本内涵。（图2）
姓氏图腾的转换设计路径：客家人崇尚祖先，对于自己的姓氏起源极为重视。以印章为元素进行转换设计，使之以姓氏图腾的形式再现，同样保留了元素的原本内涵。（图3）
休闲椅的转换设计路径：将客家凉帽与石鼓结合进行形态再设计，使之从一种三维形态转换为另一种三维形态，改变了元素的使用功能，保留了元素的形态特征。（图4）
售票站的转换设计路径：以凉帽与斗笠的形态为原型进行再设计，改变了元素的原使用功能，保留了元素的形态特征。（图5）
物态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是将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其转换路径基本是形态之间与使用功能之间的转换设计，设计程序相对简单，可操作性较强，也是传统文化空间设计项目常用的一种设计方法，属于较为浅层次的转换设计。（图6）
（二）非物态文化元素转换设计
非物态文化元素是以非物态形式存在，如儒家思想对客家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作为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哲学，它以非物态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客家文化中有很多物态元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但其在转换设计为空间元素的困难在于如何体现人们行为方式的时间维度。非物质文化元素的转换设计需要寻找可体现该元素文化精神的物态载体，再进行转换设计，其设计程序既要考虑元素的形态美，又要考虑其文化内涵，是非物态化元素的物态化设计。其设计程序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严谨的推理思维，属于较深层次的转换设计。（图7）
图8展现了客家祭祀民俗中“追根问祖”，劳动民俗中“坚忍不拔”，礼仪民俗中“儒家思想”三种非物态文化的转换设计过程。以水流、树根的形态作为“追根问祖”文化的物态载体，隐喻“追根溯源，落叶归根”之意。水流中的岩石形态作为“坚忍不拔”精神的物态载体。体现儒家礼制的客家建筑平面布局作为“儒家思想”的物态载体。
传统客家建筑的平面布局、流水、树根、岩石作为客家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追根问祖”，“坚忍不拔”三种族群精神（非物态文化元素）连同油纸伞、围龙屋、灰砖灰瓦、姓氏图腾等物态文化元素共同构成了客家姓氏文化馆的设计元素被整合到展示空间中，较好的运用了客家传统的文化符号，是整个展馆既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展现出现代的视觉经验。（图9）
传统文化由各种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元素构成，并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传承的，物态文化和非物态文化两者辅相成的，物态文化往往是非物态文化体现的载体，如客家姓氏祠堂是物态文化元素，而在祠堂所从事的体现追根问祖的相关活动则是非物态的。所以非物态文化往往是物态文化的精神体现，是传统文化的本质。对于传承传统文化的空间设计来说，对非物态文化元素的挖掘与转换应用要更具意义。
结论
设计艺术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未来设计艺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我国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本文通过设计实践，运用提取典型形态和精神内涵因子，寻找替换图形，是将客家传统物态与非物态文化元素，特别是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非物态文化元素转换为空间设计资源的有效路径，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细心剖析本民族独特而丰富的形式元素，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体系，才可使我国的设计走向世界、立足世界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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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范文3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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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范文4
笔者在实践的尝试过程中,感悟是深刻的。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手段,我看到了学生的成长变化,并深刻地体会到创新的评价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在常规评价时需注重三个层次:
1. 随机评价――使孩子充满自信
随机评价有其操作的偶然性和针对性,教师要善于运用教育活动中的评价机智,注重情感的投入,用简短、恰当的言辞,热情地给予表扬,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针对学生的书面练习,我坚持在批改中使用鼓励性评语,如:“不错”“很好!”“很有创意”“你的作业令老师赏心悦目”这样的语言真切、感人,让学生深受鼓舞,觉得自己能行,树立起上进的自信心。教师充满机智的评价语言,不仅能促进学生思维的敏捷和灵活,更能使课堂妙趣横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时教师一个满意的微笑,一个轻轻抚摸学生的头,拍拍他们的肩、一个赞美的眼神等,都是一个微妙的评价和情感动员,使学生激发热情、振奋精神。当教师对学生进行赞扬和鼓励,恰当运用体态语言,向学生传递关爱的信息时,学生则感受到教师的温情,满足了学习的成就感,课堂气氛会更热烈。总之,随机评价不应拘于一种形式,它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发生的情况而异,教师应全身心投入,创造性地对学生进行评价。让学生在一次次的惊喜中,全身心投入地进行学习。
2. 档案袋评价――让孩子快乐成长
学生档案袋评价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质性评价的一种方法。什么是档案?主要是指收集、记录学生自己、教师或同伴做出评价的有关资料,学生的作品、反思,还有其他相关的证据与材料等,以此来评价学生学习和进步的状况。学生档案是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手段之一。我所任教的两个班级都建立了学生语文学习档案袋,把每一个学生在语文学习方面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记录在里面,学生可随时打开自己的成长档案袋,也可以打开别人的成长档案袋,他可以随时知道自己的进步,也可以知道其他同学的进步。成长档案袋里所收集的内容结合多元评价体系,不一而足,可以是一张优秀的试卷,一张获奖的证书、一次书写工整的家庭作业,还可以是学生课堂参与课本剧的精彩照片……让学生记录下自己成功的足迹。档案袋的诞生是评价体系中的新事物,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创设了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满足了不同学生对展示自我才能的欲望,让学生感受到自信的气息,并成为挖掘自身潜力的心理动力源泉。在语文教学中利用建立档案袋这种方式对学生的活动情况进行评价,其实意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即学生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自己在参与语文学习过程中的态度和成效做主观性评价。并且面向自己的学习目标实施具体的自我表现的学习活动,通过学习的结果与自己的学习目标相对照而进步.
3. 激励性课堂教学评价――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激励性课堂评价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它是一种积极、有效的评价手段,对于受教育者的健康成长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努力营造宽松、民主的评价氛围
教学是一种沟通的艺术。教学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营造宽松、民主的评价氛围是实施激励性口头评价的重要前提。真正的教学过程应是学习主体(学生)和教育主体(教师、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宽松的氛围、愉悦的心境、和谐的交流,是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的保证,只有在这种氛围中,激励性评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促使学生以愉悦的、高涨的情绪积极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去。
(2) 积极使用准确、规范的激励语言
“所有的学科教学都是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新沟通现象,都是语言教学。没有沟通与语言的学科教学是不存在的。”激励性课堂评价语言也是课堂教学语言的一部分。激励性课堂评价语言强调激励性,强调“奠定每一个学生学力成长与人格成长基础。”但激励性并不等于无原则,并不等于颠倒黑白。激励性课堂评价语言要求准确、规范和个性化。准确,是指评价语言要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判断,当学生的认知出现错误时,老师、同伴等要引导其不断提高认知水平,取向正确的价值判断。总而言之,教师的评价要适时,要适度,不过分夸张,并用准确、规范及个性化的语言来实施激励性评价。
(3) 恰当地运用延缓性评价手段
所谓延缓性评价,就是指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对学生正在讨论的问题,不立即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而是以鼓励的行为方式或语言,或提问,让学生畅所欲言,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说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延缓性评价把评价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去发现、去分析、去论证。笔者在教学研究中,通常运用以下几种延缓性评价方式:① 言语提示(在学生解答问题时,教师对学生解答的评价不是按标准答案,而是用语言提示诱发、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激发学生的独创性)② 精心补问(对学生理解不正确或不完善的地方,教师根据学生学情、学生错误所在,补充设问,点拨学生引发讨论,引起深入思考,让学生在不断的争辩中明确认识,经历一个自悟自得的创新过程。)③ 巧用反问(在学生理解得不够准确,表达不够完整时,教师运用反问,使学生对自己的认识产生疑问,引起思考,进行比较,进而排除谬误,获取真知。)例如当学生出现读词不准,用词不达意不当等错误时,教师不急于纠正,而是给多学生一些鼓励的言语,如:“放松一点,多想想,我觉得你能行。”等等。评价有法,但无定法。只有不断更新教学理念,不断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评价才能屡评屡新,越评越精。
冰心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一朵花不美丽,也没有一个孩子不可爱。”在任何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都有着一个无限美好和丰富的世界等着我们去开发。我们应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变“一元主体”为“多元主体”,“变鉴定选拔”为“发展激励”,变“单一内容”为“多元内容”,变“单一的纸笔测评”为“多元化测评”,真正贯彻“多一把评价尺子,就多一个成功学生”的思想,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力,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到学习语文的快乐,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成功的乐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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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春洞,《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
[3] 王满英,《让语文教学焕发个性光彩》,2009年
客家文化研究范文5
[关键词]全球化；文科生；就业价值取向
[DOI]10.13939/ki.zgsc.2017.06.168
在哲学中，主客体之间的需要关系称为价值，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一般来说，其满足程度越高，价值越大；其满足程度越低，价值越小。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对价值追求、评价、选择、认同的一个趋向性的态度，也就是指一个人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来对待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并做出相应的选择。[1]就业是一种受主体价值观制约的主体。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科学技术的优势互补，我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就业岗位与就业人数呈现出明显的“供小于求”的局面。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逐年增加，其中，文科生作为一支特殊群体，相对于理科生和工科生而言，就业难问题更加突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因此，引导文科生树立良好的就业价值取向是解决其就业难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1 经济全球化视阈下文科生就业价值取向的一般情况
笔者对吉林大学部分文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哲学社会学院、管理学院、文学院为样本，各发放90份问卷，回收问卷262份，有效问卷为229份，有效率为84.81%。经济全球化使得文科生作为高素质的人才资源被推向劳动力市场，其就业的自主选择性和环境复杂性日益增强。文科生的就业价值取向呈现出如下特点。
1.1 强调个体功利性
个体的功利性，就是以功利原则，即赞成或不赞成某种行为，其依据都在于这一行为是增加还是减少利益当事人的幸福作为道德价值取向的行为。[2]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利己主义价值观与我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相悖，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文科生所学专业大多涉及文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理应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宣传者，但实际情况则不然。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功利思想浓厚、利益意识增强，许多文科生在就业思想上表现为“到经济发达的地方去，到挣钱多的地方去”。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工资水平高、发展机会多、生活环境好等因素，毕业以后，文科生的就业选择大多集中在北、上、广等发达大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工作，所占比重分别为40.68%和28.25%。这表明，文科生的就业原则以充分实现个人利益为主，对他人、社会及国家利益考虑尚缺。
1.2 追求职业稳定性
就业价值取向是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就业方面的集中表现。在考虑就业价值取向的因素中，文科生将稳定因素看作其重要因素之一，职业的稳定性促使文科生倾向于去外资企业、央企国企、事业单位及高校求职，尤其是国家机关，凭其风险性小、保障性强、薪资高等任何单位无法比拟的优势，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心理，因此，国考、省考、市考持续高烧不断。“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报考者数量超过146 万人，平均报考比例达到了93∶1，最热门职位的竞争率超过4224∶1。”[3]我国普通大众追求稳定、规避风险的心理诉求在文科生的就业选择中表现为，父母将稳定性强、安全性高作为衡量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标准，主导思想为“不求最好的，但求最稳的”。这种以稳定为主的求职心理是全球化背景下变数增多、利益关系复杂在我国社会急剧变革条件下的深刻反映，加上我国传统文化中保守思想、稳定心理，使文科生在进行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时，将国家事业单位放在首位。
1.3 就业规划模糊性
规划是指个人较为全面的L远的发展计划，是对自身未来整体问题的考量，通过对自己的定位来设计未来的行动方案。[4]就业规划则是在充分考虑自身的性格、能力、兴趣、价值观等内在因素及机遇、社会发展需求等外在因素的基础上，为自己的就业选择确定行动方案。经调查，62.15%的文科生对自己的未来有模糊的规划，没有规划的比重占10.17%，同时，24.29%的文科生对自身未来发展有明确的目标，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与理科生相比，文科生所学专业多涉及思想层面，应用性弱，实际效果欠佳，加之内心存在的“就业难”心理，将“找到工作”放在第一需求的位置，因此，具体的职业规划尚不明确。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内外的经验技术交流，理科和工科等应用技术领域人才辈出，经调查，仅有7.34%的文科生认为市场对所学专业需求大，鉴于用人单位对于文科生高学历的要求，文科生的职业目标明确而清晰，迫于就业形势的压力，22.03%的文科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
1.4 缺乏自主创业性
眼下正值“身份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化的全球化时代，对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来讲，当务之急应该是尽早赢得一份“能力社会”的资本，而不是去争抢一张通往“身份社会”的旧船票。调查结果显示，在文科生中，没有自主创业计划的比重超过50%。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自主创业存在着教育滞后性、知识与技能匮乏性、获取信息狭隘性、社会保障机制落后性等劣势，同时，自主创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就业形式，自身存在风险性、能力性及创新性需求，对资金、技术、人才的依赖度与文科生自身的优势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以上种种因素对文科生进行自主创业提出挑战。
2 经济全球化视阈下文科生就业价值取向的形成原因
2.1 家庭教育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以家庭为核心，以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纽带，在特定的家庭文化背景下，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的培养教育，以帮助他们形成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人格。[5]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之一，文科生在就业、择业选择中渴求得到父母的指导与帮助。父母的职业价值观影响子女的就业价值取向。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多，鉴于特定的职业，父母对此形成了固定的态度和看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职业价值观决定了子女的就业价值取向。一方面，家长根据自身的从业经验以及职业认知，潜移默化地对子女进行择业教育，帮助其树立职业理想；另一方面，子女会参照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职业定位来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和职业理想。
2.2 职业评价的差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分层日益凸显，社会流动更加频繁，主要表现为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流动。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的资源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其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除此之外，用人单位性质及岗位需求的差异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文科生对社会职业的评价。文科生在就业时，比较重视职业的社会声望，有时即使职业的薪资待遇不是很高，发展前景不是很好，自身也未必适合此工作，但可见其社会声誉好，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竞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的“公务员”考试，实际上，有些文科生不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由于其职业性质的特殊性，许多人还是会努力加入公务员队伍。在文科生眼中，全球化使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传统精神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不如找到一份好工作来得现实。
3 经济全球化视阈下引导文科生形成正确就业价值取向
全球化使文科生的就业价值取向呈现功利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为使他们能够进行理性的就业选择，真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必须对文科生的就业价值取向进行引导。
3.1 明确职业生涯规划，培养自主创业意识
首先，职业生涯规划对文科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积极建立和完善就业指导机制，并把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关键点。经调查，58.19%的文科生对学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比较满意，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文科生认为使其在求职过程中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校就业指导欠缺。高校亟待加强就业指导课程及学科建设，为文科生提供个性化咨询指导，帮助其明确职业生涯规划理论，撰写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书，为其充分就业夯实理论基础。其次，培养文科生的自主创业意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白热化趋势更加明显。毕业后，文科生作为人力资源被推向人才市场，其择业期望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产生矛盾，自主创业是解决此矛盾的方法之一。高校及教师需积极培育文科生的自主创业意识。在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中，引导文科生关注有知识水平、发展潜力的项目进行自主创业，培养其独立意识，摒弃依赖意识。
3.2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进行崇高价值选择
责任意识也称责任心或责任感，是“个体对自己在承担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责任中做出的行为选择、行为过程及后果是否符合内心需要而产生的情感体验”。[6]全球化时代对文科生的就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专才”，更需要“全才”，在赋予文科生选择权利的同时，也赋予其选择的责任。“双向选择，自主择业” 的就业制度为文科生凭借自身优势和自我意识进行自主择业提供了契机和保障，但是，个体必须对自身的选择负责。目前，有些文科生签约后随意毁约，频繁“跳槽”，其对工作随意、轻视的态度给所毕业的学校、用人单位、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培养文科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在进行业选择时应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进行崇高的价值选择，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如在进行责任意识教育时，高校教师应积极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为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3.3 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宣传职业平等理念
对文科生就业价值取向的引导，不仅需要文科生自身、学校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大环境的支持和保证。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科生就业选择呈现市场性的特点，社会舆论对不同职业的评价直接影响其就业价值取向。宣传职业平等理念，舆论阵地是引导文科生思想观念的重要领地。新兴媒体以其及时性和快捷性的特点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有时肆意传播不良舆论，模糊文科生的就业价值取向。大学生虽然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取就业信息，但却无法对媒介传播信息的方式及信息本身做出准确到位的评价，使得他们不能有效地辨别信息的价值，也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媒介资源。所以，政府应加强对社会的监管，使社会舆论透明、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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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研究范文6
1.健康。关于“健康”的内涵有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现在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来的健康内涵，包括四个方面：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健康和道德健康。生理健康是指身体结构和功能正常，具有生活的自理能力；心理健康是指个体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使心理处于良好状态以适应外界的变化。心理健康既指无心理障碍等心理问题的状态，又包括心理调节能力，发展心理效能能力；社会适应健康是指能正确认识社会，能处理好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既有远大理想，又注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对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能用有效的办法来克服，当发觉理想与现实需要冲突时，能够迅速自我调节，以便使自己的理想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道德健康是指能够按照社会价值体系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表现为讲究社会公道、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
四个层次相辅相承，互相渗透，构成了健康的内涵，并逐渐由个体趋向社会化。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健康标准的社会化程度就越高。所以，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飞速发展，我们对健康的要求更趋社会化。
健康究其本质是人与环境和谐统一。获得健康要从个体和环境两个方面来考虑，就个体而言，获得健康不是自然完成的，而是要依靠科学的理念，运用科学的手段，有目的的去追求。而环境又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是实实在在的设施，就是通常说的物质条件，而软环境就是一种氛围，就是通常说的校风、学风。据此可以说，健康教育课要想达到人才培养目标，既要从学生群体的一个个独立个体的健康意识培养、健康知识传授、健康技能训练上下功夫，也要在健康环境创设、教育者素质提高上做文章。
2.文化价值。想搞清楚文化价值，先要厘清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我这里说的文化是狭义文化，“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生活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人类社会的进步，直接表现为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任何一个民族的觉醒，都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任何一个国家的强盛，都要靠文化的发达。”文化始终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纽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孔子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也说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华夏文化的经典，孔子和庄子讲的就是文化对人的培育作用。这就是文化的价值。文化价值是一种关系，它包含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和满足文化需要的客体两个方面。当一定的主体发现了能够满足自己文化需要的对象，并通过某种方式占有这种对象时，就出现了文化价值关系。人既是文化价值的需求者，又是文化价值的承担者。健康教育课所有的学生都是文化需求的主体，尽管有时或有的学生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表现出来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担负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与其占有的知识共同构成文化价值的客体，客体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主体对文化追求的吸纳率和占有率，可以简单理解为课堂教学效果。所以，课堂教学对老师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三个理念。从两个概念的内涵得出三个理念：一是健康教育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应有之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健康知识、健康意识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养生之道、生活习惯、社会规范的精髓都是今天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被遵奉为中华三大神书之一的《皇帝内经》既有医学知识，又有养生之道，今天非常流行的养生学、营养学只是古代医学的扬弃。二是健康教育是学生适应社会的有效手段。为了使学生走上社会时能适应社会，服务社会，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挑战和压力不逃避不彷徨，敢于以积极的心态去担当，健康教育课设置了学习心理、社交心理、恋爱心理、择业心理等专题，这些内容肯定不能预见或解决学生走向社会遇到的所有问题，但起码为他们解决问题作了引导和示范。三是健康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民族素质是指一个民族利用自然的能力和社会竞争能力。前者指利用自然发展自己，后者指在与其它民族的竞争中发展自己。“民族素质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以及身体素质。”不管是改造自然还是竞争生存，没有好的体魄，没有健康的心智，没有强大的团体意识和凝聚力，显然都不行。在未来发展中，世界各国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这一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民族素质的竞争。民族素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健康教育课的内容正好与民族素质的内涵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