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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的观点范文1
中国社会关系内涵的起源
虽然“社会关系”一词在中国的人际交往中极为常见，但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以及《辞海》等书籍中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许多研究表明，社会关系的内涵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么简单。［1］社会学者边燕杰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理论是一套关于伦理本位、关系导向、以“熟、亲、信”为特征的知识体系。［2］尽管“社会关系”的内涵在中国随着时间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毋庸置疑，其至今仍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哲学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3－5］从儒家思想的角度，中国社会关系的内涵主要源于人伦观、差序格局观和“缘”观三个方面。1．人伦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人伦关系，传统人际观的“五伦”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五伦”的“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即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及朋友关系。纷繁世象，万千人群尽在五伦之中。一个社会，要想安定祥和，就必须要有正常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要“敦睦人伦”，现代中国社会仍存留着这些思想。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精髓，“伦”也指中国社会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原则。［1］《礼记•礼运》中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强调人际关系中各自的规范要求;孔子则强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重要思想。①这种伦理通则导致人际关系的道德化，这也是区分中西方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6］在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一种契约关系，故推崇私人权益关系，重视保护个人权利，强调“天赋人权”、“权利本位”，要求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活动均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中，实现“法治”;而在中国，社会关系更多倾向于用道德来约束，“法治”之外更重视“德治”与“人治”。［7］因此，中国的社会关系主体在交往过程中，更多不是评价双方的交往是否合乎规制规则，而是评价其是否合乎道德准则，是否“和谐”，更多是心理上的满意程度。2．差序格局观在有关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中，最具概括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观点。［4］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原则来建构的，中国人在处理“己”与“群”的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这“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关系便产生了差序。每个人都是自己关系格局的中心，与中心距离的远近不同，形成了种种亲疏程度不同、质量不一的差序关系，权利和义务也就由其在同心圆中的相对位置决定。显然，处于差序关系中心的是血缘关系，因为这是一种先赋性关系，不论你是否愿意，出生之后就自然存在。［1］然后，随着后天的交往，波纹中心的“自己”会选择不同的人形成不同亲密程度的关系，波纹逐渐推出去，私人关系不断增加构成复杂的关系网络。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应的是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认为，“团体格局”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个体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3．“缘”观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宿命观念，他们经常用“缘”来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及其性质进行解释。因此，血缘、地缘和业缘成为情感建立的基础。血缘关系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中，中国“血浓于水”讲的就是血缘关系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连接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故土、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①。中国人很重视地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地方都有“老乡会”等团体。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讲的就是这种以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业缘关系是人们由于职业或工作需要而结成的人际关系。现代的业缘关系可以包括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竞争关系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业缘关系对中国人建立其关系网络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事实上，对个人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因此，在中国，对社会关系深入探究会发现，多数人与其关系对象之间都存在某种“缘”。建立关系的双方通常要寻求某些种族、地理或工作上的共同社会特点［8］，这与受“神本位”和“个人主义”影响的西方存在明显差异。西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讲究权利与义务，这在很多方面都有体现。例如，在家庭中“父辈养育子女到18岁，18岁以后就靠子女自己”;在企业中则“完全依据业绩和表现来判定员工的用或不用”等。中国的社会关系则固定在特殊的社会体系中，形成特殊的界限(如学校、城镇以及工作单位等)，这种关系可能基于某种联系而不断扩充，也可能基于个人的经历而重新“洗牌”，因此关系基础有一定的弹性。［1］
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特征
对当前中国新企业而言，社会关系既是一种为了获得市场信息和资源而建立的具有工具性和契约性的经济交换对称关系，又是一种沿袭了数千年的亲情伦理和不对称社会交往模式，同时还是转型时期应对制度性支持缺失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必要战略选择。因此，其所蕴含的意义和发挥的作用比在成熟经济下更为复杂。［9－11］西方企业的生产运营及交易活动更多建立在公平法则的基础上，依照利益导向进行决策，相关交往方主要是为了实现资源交换，不会对彼此之间的个人情感进行过多考虑，具有明显的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15］;然而，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则不仅仅是简单的依赖于市场契约性的活动，相关交往方既是一个地位、资源、角色附带的抽象主体，更是具有情感因素的活生生的人，“人情”比“信息”更重要，“认识谁(whoyouknow)”比“知道什么(whatyouknow)”更重要，“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2］因此，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具有既包含工具性成分，也包含情感性成分的复杂特征。1．中国新企业情感性社会关系特征情感性关系主要表现为情感交换，经济活动领域则更多地体现为关系方之间的感情和信任。(1)感情感情是指双方之间相互理解和联系的程度，是关系双方的情感性承诺。［13］这种情感来自于孔子道德体系中的“仁”，所谓“仁者爱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与感情。两个人有关系不代表有感情，双方关系的质量可以通过感情来反映。在中国，关系的驱动因素不是组织承诺而是交往双方之间的承诺，尤其在新企业创建初期，正式制度缺乏的时候［14］，创业者之间的个人关系往往决定了企业合作的可能性。研究访谈中，常常听到创业者在评价交易伙伴时，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是哥们”或“我们认识多年，关系不错”，话里面更多地表露出创业者关系中蕴含的感情因素，以及个人之间良好关系与企业合作关系的等同。西方的一些企业管理者错认为“行贿”在中国是建立关系的最好方式，这实际高估了“送礼”和“请客”等行为在中国关系中的分量。［13］事实上，物质交换只是建立并维持关系的一种方式，可能对一次易有较大帮助，但受“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重于义，小人重于利”等传统思想影响的许多创业者普遍认为，钱买不来感情，感情才是决定双方关系质量的重要因素。［1］因此，企业之间想要建立质量较高的关系，需要持续性的感情投入。(2)信任信任是构成企业间社会网络的重要维度之一。［15］社会学家巴伯尔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定性信任，即对他人做事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友好、善良意图的期待。［16］中西方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两种信任类型的倾向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在新企业创建年限短、资信等级不高的情况下，西方企业对创业者及其创业团队“能力的信任”在组织活动中占重要地位并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对创业者及其团队成员“人品的信任”则更为重要。许多时候，信任主要是通过真诚而非能力得到［1］，典型的表现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企业之间可以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在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时，向对方发送货物或者提供帮助，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就中国新企业而言，信任既可能有助于企业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以及构建企业的合法性，也可能会带来因缺乏明确的契约约定而产生的经济纠纷。2．中国新企业工具性社会关系特征一般来说，工具性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源交换性质的市场关系，交往主要是为了满足彼此需要。企业经营活动中有明确责权利限定的契约性关系是最典型的工具性关系。但这里为了强调中国情境下工具性社会关系的特征，我们将重点就互惠和面子的工具性作用展开论述，而将契约关系作为题中应有之意，不再赘述。(1)互惠互惠是传统文化赋予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产生于中国人际交换行为的基本模式———“人情”，类似于英文单词“favor”，通过相互之间的支持及利益交换来实现。［17］人情在中国的广泛存在导致了一个个人情嵌入型的互惠关系网络。在互惠网络内，由于相互间的关联及潜在合作利益，形成了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彼此间主动或被动地给予一定“关照”和“恩惠”［18］，受惠方总要在适宜的场合回报施惠方，这也是儒家思想强调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当然，这种互惠交换并不存在严格的对等性。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情法则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旦清算、明算、互不相欠，就成了不通人情的表现，相互之间的关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终结。新企业在创建、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与各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方进行交往，交往过程中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有时企业扮演着资源支配者的角色，而另一些时候则成为资源请托者［17］，这种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满足经营活动交往各方的利益需求，从而实现共赢。在中国企业间的互惠性关系不仅仅是履行合同的“责任”，还是一种“债务”，就债务的程度而言，是由双方有着多少及多深的人情往来而决定。［1］(2)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儒家主张家庭本位，等级制度与宗法伦理，这些思想构成了面子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面子既是一个人的公众形象，也是通过一个或者多个被他人认可的社会角色累积而成的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更是国人用以维持森严的等级差异以及人际稳定的社会意识。日常生活中，如“打狗还要看主人”、“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很多常用语，都诠释了面子的含义。在我国，面子对新企业市场合法性的构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法性理论认为，新企业需要不断提高合法性程度，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实现生存和成长。［19］中国创业者的社会关系对弥补新企业合法性缺失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企业社会关系中有权势的人越多，越有地位，则面子越大，面子越大则企业合法性越不容易受到质疑。与市场或者社会中“面子”较大者构建社会关系，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起到或明示或暗示的作用，企业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将得到提升。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最有面子的莫过于官员和政府。如果新企业与某些官员或者政府部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互惠交往方来说是一种体现企业市场实力的积极信号，新企业会因此赢得一个较宽松的经营活动条件或环境，这也是中国的许多创业者和企业家非常乐意成为“红顶商人”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中国企业的社会关系中，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并非完全割裂，工具性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常以情感性关系为基础，情感性关系又通过工具性关系得以不断加深和提升。在人情机制的作用下，中国企业社会关系呈现出工具性与情感性共存共生的微妙态势。
转型情境下中国新企业社会关系的演化
辩论的观点范文2
[关键词] 电影;受众;轨迹;观念
电影从诞生之始,就与时代和观众密不可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宽银幕到立体电影,其外在的表现是时代变化,是科技在起作用;而背后的推动力实际上是观众,是市场。“观众在电影中处于权威的地位,无视观众的意向,是注定行不通的。”[1]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电影属于大众传播媒介,也是社会文化的艺术载体。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抑或是意识形态的工具,离不开受众的支持与拥戴。如果说电影创造了受众,那么受众也创造了电影。因为,没有受众对电影的观赏、评价,没有受众的参与,电影永远也不能兑现它的经济、文化和审美价值。所以,受众是电影的催化剂和生产者,并不仅仅是电影意义的接受者,受众应该是与电影“同生同体”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对电影受众的研究应当平行于对电影本身的研究。任何一部电影在拍摄前、拍摄中、拍摄后都应当有受众的参与。拍摄前,受众是电影的目的;拍摄中,受众是电影的关注者;拍摄后,受众是电影的作用对象。
一、中国电影受众研究的基本轨迹
一般认为,中国电影受众研究最初源于中国戏曲文化重视观众的传统。众所周知,中国戏曲历来重视观众的反应,这在2008年贺岁大片《梅兰芳》中可见一斑,观众对一部艺术作品的行为和情感反馈将直接影响艺术创作。所以,从世纪初电影在中国大地上诞生开始,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如何,电影作用于观众的效果如何就成为电影管理者和创作者经常讨论的问题。1922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成立后,就非常重视观众研究,尽管该公司的两位主要电影艺术家郑正秋和张石川在影片如何对待观众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前者重教化、后者偏娱乐,但该公司拍摄的许多影片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建国以后,著名影评家钟惦先生发表的著名文章《电影的锣鼓》开篇就指出:“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了这一点就丢掉了一切。”他列举了观众上座率下降的事实,谈及了观众的观影规律,在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锣鼓无法敲响,电影观众学研究也不可能进行下去。
将电影受众研究视为一门学科,始自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对电影研究的再度重视是由于电影观众人数的大幅度下降,城市电影观众几乎每年减少五千万人次。导致电影院上座人次下降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电影和社会上多种文化活动的竞争等。然而,这些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忽视受众主体、生硬教育受众的电影作品,必然遭到受众的拒斥。受众的自主性和多种娱乐活动对大众闲暇时间的争夺,使电影受众问题成为电影创作界和理论界必须重视的问题。
于是,自80年代初开始,涉及电影观众的文章越来越多。1988年9月,在章柏青等人的倡导下,北京电影学院还首先开办了电影观众学课程,出版了《电影观众学》这本著作,标志着我国电影观众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之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黄会林教授主编的《影视受众研究丛书》相继出版,为受众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文本。
尽管如此,受众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不间断关注的领域。
二、中国电影受众研究的时空定位
一般来说,电影受众应当是处于一定阶层、一定时代、一定区域三维坐标系中的观众集合体。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电影受众的接受特点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接受者是极其复杂的群体,既有历时的时代之分,又有共时的层次之别,更有不同文化系统接受者的巨大差异。接受美学认为接受者的接受情况是由“接受银幕”和“期待视野”决定的。所谓“接受银幕”就是传统文化习染积淀的纵向和时代文化观念影响的横向所组构的坐标图象;而“期待视野”则为“接受银幕”的“潜能”向纵深发展的企望。这“接受”和“期待”对于每一个接受者来说,无不由他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教养、生活阅历、艺术兴趣、性格品质、性别年龄等复杂因素决定。这既有相同文化系统和相同时代接受的一致性,又有不同文化系统和不同时代的差异性。
首先是电影受众所涵盖的观众成分在不断发展变化。21世纪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人们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再加上中国电影近几年的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一些原来不看电影的人也开始走进电影院。互联网的发展,使电影观看越来越方便,一些经典电影得以在真正意义上走进普通人的视野。
其次是电影受众观影动机在不断发生变化。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受众观看电影不只为了娱乐休闲,也为了满足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兴趣感。
第三是一些可能成为电影受众的潜在观众群在不断的消失和出现。如有人预测,随着3G手机的不断普及,手机用户将成为中国电影最大的潜在观众群。由此也将造成DVD用户的萎缩。
这一切都决定了对中国电影受众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三、中国电影受众研究观念嬗变的三个阶段
在2007年3月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视受众论》一书中提到,当代中国影视受众观念的嬗变分为两个阶段,即“群众论”受众观和“个体论”受众观。英国的麦奎尔在20世纪90年代则将受众研究划分为三大传统,分别冠以结构性、行为性和社会文化性。在吸收和借鉴其学术内涵之后,我将电影受众研究阶段进行重新定义,即将受众视为“群体”的阶段、“传播环节”的阶段、“生命体”的阶段。以此来证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影受众观念发生的一些显著变化。如下表所示:
1.将电影受众视为群体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无论是官方的政策法规中,还是居于正统地位的文艺理论的体系里,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一般被称为“人民大众”,简称“群众”,其核心成分是“工农兵”。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将受众作为“群体”的观念本身没有错,因为任何研究受众的项目必然落脚于对某一观众集合体的研究上,而电影是一门属于大众的传媒艺术类型。但问题是,“”期间,官方以教化姿态将群众作为被灌输的对象,进而忽略了群众应当具有的合理话语权。这一阶段应当视为受众研究的失败阶段。
将电影受众视为“群体”的阶段,对应麦奎尔的结构性受众研究,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有关受众规模、媒介接触、到达率、流动情况等方面的量化信息,有助于区分受众类别,探讨社会背景、大众传媒系统与个人媒介使用之间的关系。
2.将电影受众视为传播环节的阶段
20世纪中叶,传播学在美国建立并迅速发展起来,它是科学、技术发展推动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传播学在我国也得到了大力发展,一些电影理论工作者开始使用传播学来研究电影观众问题。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电影也属于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同时是信息产品的消费者、传播符号的“译码者”、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效果的反馈者。根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进而建立起电影受众的基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受众的需要、受众的选择、受众的接受、受众的反馈等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实际上,最初从传播学角度对影视受众进行研究,大多倾向于线性的理解方式,认为受众只不过是传播过程的一个目的地。真正意义上从传播学角度对影视作品进行接受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尔撰写于1973年的《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
将受众作为“传播环节”的观念,对应麦奎尔的行为性受众研究,其目的是改进和强化媒介传播效果,即通过考察受众外在而非内在的表现。比如受众的媒介选择、使用、意见和态度等,来解释媒介的影响,预测受众的行为,为传播决策提供参考。在行为性受众研究中,受众被视为“黑箱”,不必了解其内在机理,通过察其言、观其行,便可描述受众经验,推知其行为动机和传播效果。
3.将电影受众视为生命体的阶段
塔可夫斯基说他的艺术就是为了关注生命。电影艺术作为一种人类生命需要的艺术形式,它因人的生命需要得以诞生,又以满足人的生命需要得以存在和发展。“精湛的艺术,必然通过达于受众心灵,令受众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求得人自身与外界的和谐,最终由升华为美感。”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受众视为鲜活的生命体,以受众接受为其创作的根本目的,以满足受众生命需要的审美满足为其艺术追求,从而使电影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将电影受众作为“生命体”,便凸显中国电影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中国电影的核心价值观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能否真实表现中国电影社会现实发展状况。所以歪曲、放大和无中生有的表现,食古不化等都违背中国电影的核心价值观要求;其二,是否注重人文情感表现,所以,忽略人本而只重技术的趋向令人忧虑;其三,能否提高艺术审美愉悦内涵,所以,电影没有艺术表现不能给予美感提升,将自身衰落、而被时代与人民抛弃是必然的;其四,能否通过电影增强民族自豪精神,鼓励理想期望,所以,灰暗、不促人向上的创作理应受到批评。”
将受众视为“生命体”的阶段,对应麦奎尔的社会文化性受众研究。他的研究与结构性和行为性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抛弃了传播效果的刺激―反应模式,认为受众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受众的媒介使用是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反映,也是赋予文化产品和文化经验以意义的过程。接受分析还强调受众在对媒介文本进行“解码”中的能动作用,认为受众对于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支配性和霸权主义意义,具有抵抗和颠覆的力量。
[参考文献]
辩论的观点范文3
一、经营方式:从吃“皇粮”到自谋生路
一惯吃“皇粮”与自谋生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媒体并不是真正的产业部门,而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事业单位。作为党和政府文化宣传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电视历来承担着向大众解释政策、宣传主张,教育公众的社会使命。而长久以来电视台的生存和节目运作主要是“吃皇粮”,也就是靠政府拨款维持生计。然而,市场经济的出现,改变了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大众媒体作为政府喉舌、舆论宣传工具的单一属性,使其拥有了工具与产业的双重属性。电视开始从“意识形态的媒体”向“产业经营的媒体”过渡。于是,惯吃“皇粮”的电视机构不得不直面风云变幻的商品市场,开始转换理念。要想在市场经济时代站住脚,并图谋大的发展,必须运用现代经营理念,通过贷款、融资、上市、产业集团化等方式,筹措大量资金来支撑电视的生存和发展。
二产业形式的探索――“湖南模式”与“凤凰模式”
目前,集团化的大生产和资本市场的运作已成为电视传播观念的重要变化之一。涌现出的“湖南模式”、“凤凰模式”等,都在进行多种产业化形式的探索,并且已经初见成效。
二、传播理念:从平面的“宣传”到立体的“传播”
一多元化、立体化传播是电视传播理念发展的必然
随着我国电视业市场运作的全面展开,传统的电视观念受到了冲击,从而也使得电视人获得了思想的解放、思维的发展和创造力的迸发,使得我国的电视屏幕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趋向电视传媒功能的多元化、立体化。电视传播理念的这一发展趋向,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
二大众传媒本质的回归
从平面的“宣传”到立体的“传播”的电视理念转化,从本质上来说,标志着我国电视理念是从“意识形态”的附庸向媒体文化的本体回归。这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得到发展的重要标志。过去我们的许多电视节目,包括新闻、专题甚至纪录片,要么正襟危坐,居高临下,耳提面命地进行思想灌输;要么声音画面两张皮,以字正腔圆、规范标准的语言、喋喋不休地在那里说教。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理念的体现。
如今,电视文化理念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明显地看到:民主参与的谈话类节目增多了;大众参与的益智类节目增多了;观众参与的娱乐性节目增多了;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价值的纪实类节目增多了;客观公正地迅速报道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新事物的直播类节目增多了。同时可以感到传播态度由庄重严肃到轻松亲切,传播话语由书面宣讲的形式渐变为口语化、个性化的语言。而这些都带有“人文化”的倾向。
深度报道在展开,民生新闻在崛起,直播时代已到来……这种嬗变充分说明:“这是一个对传统传播概念的一种替代,是用传播替代宣传。从主观的灌输,给人以教化的方式到一种与人平等交流,真正地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让普通人表现自己的感情和思想。”这种新的电视传播理念,使得电视屏幕上传递的是多种声音,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展现了多元文化的视角,表现的是一种宽容和理解的真诚对话气氛,从而给中国的电视屏幕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
三、传播方式:从“综合频道”到“频道专业化”
一频道专业化――大势所趋
频道专业化是世界电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视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受众市场变化的必然结果,以及媒体竞争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我国电视传播观念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专业频道――办出自己的精彩
对于任何专业化频道或者准专业化频道,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带有鲜明、独特的传播特质,才能提高收视率,才能确保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站稳脚跟。
四、传播意识:从 “频道”观念到“品牌”意识
一我们需要“品牌”
目前中国电视文化理念的建设 ,正在从“频道”的观念,转化为“品牌”的观念。这无疑是一种电视传播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电视频道正是通过一系列“品牌”来建立观众对频道的忠诚度与满意度的,使观众在固定时间锁定频道观看节目。
电视节目,最终要以“商品”的形式,走向“市场”。为了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就需要打造“名牌”,就需要具有“品牌”意识。
二给“品牌”一个定义
品牌是市场营销学上的术语,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对品牌的定义是: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设计,或是他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开来。
“品牌”是企业的生命,也是电视媒体和频道的生命,是栏目的形象,就是频道的形象,就是媒体的形象。电视品牌浓缩了媒体精神,节目个性和观众的忠诚与偏好。在可以同时收到五六十套电视节目的今天,没了品牌的频道就是没有观众的频道,是资源的浪费,也只能被淘汰。
五、传播思维:从“趋同一致”到“另类创新”
一“趋同”、“克隆”――电视的厄运
体现在电视节目上就是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在屏幕上出现以后,大家就一拥而上,纷纷效仿,群体“克隆”之。“焦点访谈”引领了新潮流,我们就制造无数的“焦点”;“实话实说”开创了新时代,我们就制造无数“大家聊”;“玫瑰之约”成为时尚,我们就制造无数个“电视红娘”……包装是不同的,五颜六色的似乎很好看,可是毕竟本质是一样的,长此以往,我们的电视能留住多少观众,电视本身又会有多大的发展呢?
历史和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电视节目要想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思维本身必须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从“思维定式”中突围,更多的使用“另类思维”、“创新思维” ,以独创性和个性打造节目、经营频道,从而更好地运作电视。
辩论的观点范文4
一、变异理论
变异理论是由瑞典课堂教学研究专家马飞龙（Ference Marton）提出的一种人类学习理论。变异理论认为，为实现学生掌握某个事物的含义，就必须注意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的不同点，并且要认识到这个事物在哪个方面与其他事物存在不同，同时需要学生对照其余未发生变化的方面识别出这种差异。变异理论是符合教学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良好的教学操作性，适合一线教师掌握与应用。
教师可以在实践中挖掘教学内容的关键属性，寻找教学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和归纳学生常出错的“难点”，分析原因；探寻学生学习过程中思维发展的规律，探索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
二、运用变异理论指导课堂教学的“关键点”
1.找准教学内容的关键属性
变异理论强调通过对比的方式，使学生识别出所学内容的关键属性，从根本上理解教学内容。因此，要想真正提高课堂教学实效，使学生准确掌握学习内容，就要准确把握学习内容的关键属性。而要想让学生把握学习内容的关键属性，就要求教师首先要“找准概念的关键属性”，否则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有些课堂教学的低效、无效就是源于教师对教学内容关键属性的把握不准。在小学数学“空间与图形”的教学中，基于当前的新课程理念，教师常常在新授课阶段注重学生的体验、感受，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找、摸”有关教学内容，但对概念关键属性的把握有所偏离，使学生对概念的掌握不准确。例如，“角的认识”一课中，教师没有把握好“角”的“一点引出两条直线”的平面的且抽象的概念，而使学生错误地认为“角”是生活中可以看到的立体的“尖”的部分。
如何实现对教学内容关键属性的准确把握，这不仅是对教师个人提出的专业发展要求，也是对学校教师所在团队提出的要求。
这就要求教师做到对课程标准、教材及所教知识点在知识体系中作用的准确把握。这需要教师具备在讲授与提问中准确表述的能力，需要教师扎实的学科素养、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教学高度的责任感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
同时，学校需要在学科组、备课组内建立研讨交流机制，促进教师在备课中互相启发、互相监督、互相把关，发挥骨干教师对一般教师的引领作用，通过年老教师对年轻教师的提携，促进年轻教师的专业发展，促进教师通过互帮互学“吃透”课标与教材，把握教学内容的关键属性。
2.把握学生易出错的“点”
一堂高质量的教学课体现在学生不出错或者少出错，尤其是学生能够在通常易出错的地方不出错。要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要努力“防患于未然”，避免学生出错，这就要求教师熟悉学生在学习有关教学内容时易出错的“点”。这个点通常被称为是教学“难点”。每个教学内容的“难点”通常在教学用书中有所反映，但一般仅限于极具共性的“难点”，而在具体班级的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针对实际情况确定教学难点。
1）将数学概念与生活概念混淆
教学内容与生活中的经验“提法”一样，但本质不同、内涵不同或外延不同。这就要求教师研究透数学概念与生活概念的区别，在教学中准确选用教学方法，合理进行教学设计，注意给予明确的区分，否则学生会将数学概念与生活概念混淆。如前所述，学生会在“角的认识”一课中，误以为“角”是生活中的“角”，所以在摸“角”的时候，会说“扎手”。
学生的生活经历不同，学习某一内容时的“前概念”各不相同，这对学生学习新知会造成一定困扰，这时就需要教师有充足的教学经验，对该学生群体、该学段学生的实际情况有大致了解，才可能避免学生理解偏差。
2）错误掌握概念
从听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在掌握学习内容时出现的错误，主要包括三方面：缩小概念的外延、扩大概念的外延、错误理解概念。
缩小概念的外延：学生片面理解“概念”，仅仅认识标准正例，而对非标准正例不理解，把概念外延缩小。
扩大概念的外延：对反例判断失误。学生没有把握本质属性，把“看上去很像、实际上不是”的反例错误地归到概念的外延内。
错误理解概念：学生对概念的理解有错误。例如，学生在“角的认识”的学习中，会错误地以为“角”就是标“角”的小弧线与“角”的两边上被小弧线截断的部分角围图形。在比较“角”大小的时候，会以为“角”的大小与标“角”小弧线的长度有关。
3）强行记忆下没有真正理解
不理解概念死记硬背。不理解公式的含义，死记硬背。如有的学生在学习“乘法分配率”时，因为不理解左右两边存在匹配、分配的关系，而在括号内该用加号的地方用了乘号。
以上仅是列举了变异理论指导教学实践的初步尝试，我们了解到的学生易产生的一些错误并不全面。要想更全面、更准确地把握学生在小学数学学习中易出错的点，还要广大一线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易错点”多留心、多观察、多积累、多思考、多交流，才能建立解决问题的“办法库”。
3.恰当列举非标准正例和反例
依据变异理论，正反例的综合使用将对学习的发生有积极作用。要想恰当地综合使用“正反例”，须注意三点：提供相适切的正反例，提供差异大的正例及例子由简到难。
也就是说，在正例列举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标准正例和非标准正例之间的差异要大，在关键属性一致的前提下，非关键属性尽可能差异大一些。在列举反例的时候，注意“正反例要适切”，即反例不是与正例丝毫不相关的例子，是保持相关属性不变，同时要使某无关属性具有相似点，使反例具备“易混淆”的特点，不易让学生识别出差异，易出错。同时，教师要保证举例不是在同一难度上的简单重复，而是要由易到难，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红兵的提醒很关键，即在列举反例时要慎重。例如，教师在讲授概念A时，概念B可以作为概念A的反例，但是就概念B本身讲，本身是正确的，这时，就不能简单地说概念B错误。或者如果将概念B作为概念A的反例进行教学时，有可能使学生对概念B产生“总被否定”的错误印象，这时，为了避免学生错误概念的形成，就要尽量避免将概念B作为概念A的反例进行列举。
辩论的观点范文5
其观点认为：
1、多数管理理论追求普遍适用的、最合理的模式、原理，但这仅适用于所有企业或组织面临相同的、稳定的环境。事实上，环境经常在变化，每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的相似的倩况也极为稀少；
2、以系统观点为依据，研究一个组织如何根据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可变因素的性质，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情境中采用适用的管理观念和技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的管理理论；
辩论的观点范文6
关键词：变电运行 管理危险点防范
1. 变电运行管理中存在的几种危险点
1.1 变压器操作
值班人员对变压器操作时必须保证高度的谨慎,只要某一个小的环节出现错误都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一般状态下,人员操作变压器时的危险点多数呈现在两种形式:首先,切合空载变压器时大多数会出现操作过电压的问题,这些会给变压器的绝缘功能造成损害;其次,变压器的空载电压不断增大,这种情况同样会损害变压器的绝缘受到损坏。这些都提醒操作者必须要针对变压器的整个操作过程给予关注。
1.2 母线倒闸操作
母线倒闸操作对于倒闸操作而言是很重要的组成,若操作者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工作,操作时也未能根据标准的工序严格操作,其存在危险的概率将会不断增大。而母线倒闸操作时同样具有了不同形式的危险点,一是存在带负荷拉刀闸的问题,二是有由于继电保护以及自动装置切换错误而造成的误动现象,三是在对空载母线充电时电感式电压互感器和开关的断口电容造成的串联谐振。若没有及时处理这些问题,将会给变电站造成巨大的损害。
1.3 倒闸操作票编制
在变电运行中需要用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设备,结合具体的状况可以将其划分成运行、热备用、冷备用、检修等四种情况。对于设备来说,其自身状态是在不断转变的,两种不同状态相互变化时应当填写倒闸操作票。倒闸操作票在电网倒闸操作中式关键的依据,是确保电网、设备安全运行及人身安全基础。从不同的意外事故情况看,错误的操作票形成之后,则会给设备或人员造成很大的损害,给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阻碍。
1.4 直流回路操作
值班人员在变电运行中需要进行多方面的操作,而直流回路操作则是最为常见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操作具有的危险性也是很高。若开展这类操作时没有选择正确的方式,那么将会造成某些自动装置以及保护误动作,给变电站带来诸多不利。因而,对直流电路操作时必须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作业,维持变电操作的正确性。
1.5 天气因素引起的危险
外在环境是变电运行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若天气发生了异常问题同样会造成变电运行管理出现各种形式的事故。例:冬季时,充油设备的油面过低、导线过紧;夏天时,充油设备的油面过高、导线过松;大风时,引线被杂物缠绕;大雾时,设备发生闪络现象等等,这些都会给变电带来不同的危险事故。因而,我们必须要综合多方面进行防范,对不同的天气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2. 变电运行管理中危险点的防范
2.1 完善制度,落实工作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这是保证变电运行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在思想意识上对值班的操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不断增强他们的安全作业意识,规范其实际的操作行为。此外,落实各项日常管理工作,积极创建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奖惩机制,把每项工作内容完全落实到实处,且经过对操作事项的量化、细化,在内部形成良好的管理机制,维持各项操作形式的有序开展。全面贯彻执行不同的规章准则,维持各项制度发挥理想的作用,以此增强运行人员的责任意识。
2.2 增强素质,规范操作
良好的职业素养是每个变电工作人员需要具备的,尽管当前我国的变电运行得到了严格的管理。但受到操作人员素质的影响,使得整个变电运行工作水平高低不一,这些都直接造成变电运行工作难以顺利进行。这就需要变电管理者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科学的培训措施,积极采取当前具备的技术条件,坚持认真培训以及种岗位的资格考试增强自身素质。另外,对不同的变电技术需要及时更新调整,以此不断改善变电作业能力。另一方面,广泛开展技术交流也是提高操作者技能的必备措施,将不同变电站的人员聚集到一起,针对相应的问题开展讨论也是很有必要的,能不断增强变电运行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
2.3 继电保护,仔细对待
继电保护工作在电网运行中是不可缺少的安全屏障,一旦继电保护没有及时发挥相应的作用,则变电站存在的危险性将更大。因而,从各个方面完善继电保护工作,使继电保护装置长时间处在正常的运行状态下是很关键的。对于继电保护运行管理中,我们需采纳“三个管好”和“三个检查”指标。对于压板、控制保护设备、直流系统、各个分支回路等都需要积极管理,避免出现误动操作而引起一系列的故障,未变电运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2.4 预防工作,尽量完善
虽然事故的发生有时不易被掌控,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从长期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采取多方面的防范措施则会有效控制危险事件的发生率。值班人员在日常工作时,需要对安监部的事故及时报告,并且做好事故原有的分析排查,且根据实际问题的处理情况总结工作经验,制定出科学可行的预防措施。除了要避免类似事故出现之外,还需要根据不同的故障形式获取丰富的经验,严格控制危险点的分布情况。经过这些预期性的防范后,作业人员的安全运行意识将得到很大的提高由此能够确保变电运行安全、稳定地运行。
2.5 巡视工作,必须加强
对操作设备运行给予严格的监视,是尽早发现异常问题的保证。变电运行过程中对设备监视可以时刻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设备安全情况,引导作业人员及时调整设备状态以维持正常运行。而实际情况中,许多变电站并没有对设备监视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给变电安全运行埋下的隐患。这就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其专业工作水平,对电气设备进行科学的维护。
2.6 大修工作,认真对待
在年度大修过程中,变电站倒闸操作、工作票执行过于密集,这一阶段的工作任务量大,是维持系统安全的重点阶段。在大修时期进行控制的措施体现在:大修之前,根据检修部门的工作,合理安排检修工作规划,对不同设备的正常状态进行检测,积极的完全落实“人员、工器具、备品备件”等方面的工作;加强与同行之间的工作交流、技术交流,重点学习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之处;大修阶段,在相关记录薄册中需标明各个工作日所需接地线的数量语布置点位置,已避免操作不当导致带接地线合闸的误操作。
3. 结语
从实际工作情况看,危险分析、加强预控是极为重要的。为了保证这两方面在现实工作中发挥理想的效果,则需要全面落实各项操作内容,不能把规章制度仅仅局限于口头上或书面上。积极采取监督、指导和总结工作,对于变电运行管理中危险点分析作用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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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辛亮.变电运行安全管理初探[J].科技资讯,2009(9).
[3] 剧淑红.浅谈变电运行危险点预控[J].科技信息,200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