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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责情况自述范文1
一、专项治理对象和内容
（一）治理对象：全镇机关干部、村（居）党支部书记、主任、报账员。
（二）治理内容：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主要是插手干预政府性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重点是领导干部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突出问题。
（三）总体要求：对2013年1月1日以来立项和在建的政府性投资重点项目，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项目和水利、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等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对2013年1月1日以来建设的非政府性投资开发项目，特别是房地产及矿产资源项目开发中涉及的土地招拍挂，规划审批、变更等事项进行重点核查，着力发现项目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依纪依法查处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
二、时间安排和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从2015年7月开始，分以下四个阶段进行。2016年2月1日后，治理工作进入常态化。
（一）动员部署阶段（7月20日前）
镇党委在7月17日召开专项治理工作动员部署大会，各村（居）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报账员，镇直镇办单位，部分镇人大代表参加。同时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群众举报监督。
（二）自查自纠阶段（9月30日前）
1.项目建设单位自查。镇纪委统一组织对全镇政府性投资项目进行自查。由项目建设单位填写《XX县工程建设项目问题自查自纠情况登记表》，经项目建设单位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镇纪委。镇纪委收集整理后，于9月20日前按照项目类型分类汇总报镇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镇治理办）。
2.领导干部自查。全镇干部各村（居）应当结合“三严三实”教育和国家工作人员防止利益冲突治理工作，组织本次专项治理对象如实填写《XX县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自查登记表》报镇治理办。专项治理期间，镇治理办将专项治理对象承诺书等材料纳入干部电子廉政档案管理。
专项治理对象本人及特定关系人存在违规插手本地本部门或职务影响范围内工程建设项目行为的，要立即终止，并从工程建设项目中退出，于9月30日前，主动向党委报告情况，主动将获取的不当经济利益上交县廉政账户。
3.相关人员自查。各项目单位、行业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因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而违规违法履职的，应主动填写《反映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情况报告表》或自述材料，于9月20日前上报镇治理办，可作为依纪依规视情免予处理或减轻、从轻处理的依据。
4.承建单位自查。承建单位要对所承建项目是否存在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的情形进行自查，填写《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反映表》，签订《承诺报告书》。存在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行为的，于9月20日前，主动向镇党委报告情况。
（三）监督检查阶段（12月31日前）
镇党委、纪委将组织检查组对机关干部、各村（居）开展重点检查。重点检查内容：1、近年来有群众举报领导干部违规插手的工程项目。2、招投标过程中有投诉举报的工程项目。3、违规采取BT模式、邀请招标方式和不招标直接发包等工程项目。
1.接受举报。受理群众举报贯穿专项治理全过程，鼓励署实名举报，对署实名举报的，优先查处、及时反馈，镇治理办在镇党政办设立专项治理举报箱，接受群众举报。
2.个别抽查。镇治理办组织协调对承担工程建设项目较多的，反映较多的干部，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等填报资料进行抽查，发现在填报中隐瞒事实或者弄虚作假的，要追究当事人责任。
3.专项审计。专项治理期间，财政所配合审计部门加强对重点项目的审计。
(四）建章立制阶段（2016年1月15日前）
1.全面推行公共资源网上交易和场内交易，镇、村两级重点项目必须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活动，严禁在网外运行和场外交易。
2.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根据县委、县政府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制定出台禁止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等规范性文件，镇机关干部、各村（居）要针对专项治理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查找制度层面存在的漏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活动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在工程实施前、中、后签字背书制度，对工程的审批、招标、施工建设、竣工验收、资金支付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记录，出现问题倒查追责。
（五）总结上报阶段（2016年1月31日前）
专项治理后，镇政府要认真搞好专项治理工作总结，对专项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汇总统计，认真填写《XX县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项目问题专项治理情况统计表》。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此次专项治理，是我镇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推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重要举措。全镇干部、各村（居）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这次专项治理是组织上给予存在违规问题干部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要珍惜和把握这个机会，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明确治理内容，把握时间节点，认真把自己摆进去，从严从实查找存在的问题。
（二）加强组织领导。专项治理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镇纪委组织实施，为了加强领导、推动有力、保障到位，建立镇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各村(居)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把专项治理工作作为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各村（居）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领导好这次专项治理工作，带头按要求搞好自查自纠，还要教育帮助本村（居）其他对象消除顾虑，积极投入专项治理活动，自查自纠存在的问题。
（三）镇纪委将加大监督检查和查处力度，查处一批有影响的案件，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履行职责情况自述范文2
关键词：信赖原则 医疗事故罪 过失犯罪 社会相当性
一、引子
2007年1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其同来的丈夫却竟然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上面签字，焦急的医院几十名医生、护士束手无策，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19点20分)，医生宣布孕妇抢救无效死亡。
该男子、医院、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均应对产妇的死亡负责任。作为家属，妻子难产不签字，监护不力，是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但作为一个可能是没有文化医学常识的人拒不签字只能被当作愚味；医院做为接受产妇的单位，在接受后应当对病人的病情有准确的了解和采取应对方法，救死扶伤是医院和医生的天职。医院和医生对这种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难产问题可能导致的后果应当是知情的，故对死亡结果是应当有预知的，所以在家属不签字但肯定危急产妇生命的情况下应当以救人为主要工作。延误救治是医院和医生的失职；作为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在短时间内不了解产妇病情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情况下作出：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决定实属教条主义，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以上案例，从事实方面考察，三方的共同不作为葬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和一个幼小的精灵；从法律方面考察，谁的不作为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对以上问题的正确回答，包含着已经诞生一百多年的信赖原则的理解及其适用。
信赖原则是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确定过失责任及责任程度的重要理论，在德、日等国家，信赖原则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肇事案件的处理中。关于信赖原则的定义表述有多种，有学者认为信赖原则是指行为人于实施某种危险行为之际，如果可以认为被害人或第三人亦将采取适当之行为时，如此种信赖属于相当者，即使行为人所实施之行为促使结果发生，亦不必对其行为之结果负责。[①]有学者认为依赖原则是指参与交通之人，如果无特别事由，则可信赖其他参与交通的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以及交通秩序，而在互相谨慎的情况下，采取适切的注意行为，基于如此的依赖，纵使发生危害结果，也不负过失责任的原则。[②]有学者认为所谓信赖原则，是指在生产、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当某人根据共同的准则或规则行事时，只要不存在特殊的情况，就可以信赖其他相关的人也会根据共同的准则和规则行事。如果由于他人采取无视共同准则和规则的行动而发生事故时，就不应对此追究遵守共同准则和规则的人的责任。[③]
上述关于信赖原则的定义，由于深受德日刑法的影响，几乎都是从交通领域的角度加以表述的，其理论渊源是以“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而确认的“危险分配”理论，限制过失行为成罪。在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分工协作日趋激增和精密的当今社会，上述定义仍然信守信赖原则仅适用于交通领域的惯例，使得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似乎不合时宜。笔者认为，信赖原则应是指行为人信赖他人能实施合乎规则的行为，只要该信赖具有社会相当性，则由于他人的不当行为引起了危害结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的原则。
信赖原则孕育于德国有关交通事故之判例，通过学者们的理论归纳与演绎，逐渐成为交通事故领域中限制过失犯罪成立的一种理论。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有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协作。如果要求每一个行为人对于其他人的工作同时负有相互监督的义务，不但在事实上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④]因此，在以“共同协作”为特征的当今社会，信赖原则应不仅仅限于交通运输之领域，还应包括医疗事业、食品卫生质量监督领域等等。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领域的分工也日趋专业化与精致化，由多人共同完成医疗工作的情形日益增多，尤其体现为内、外科手术每每由各种人员组成医疗小组共同予以完成，小组成员须各司其职。若此时对于因他人之不相当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事故，是否有必要适用信赖原则，以及如何适用信赖原则，则是继诸多学者对交通事业中信赖原则之适用进行研究之后，信赖原则适用理论面临的又一全新空间。目前，我国刑法理论对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领域的运用研究较少涉及。鉴于当前我国医疗事故时有发生有些涉及追究医疗事故罪责的实际情况，笔者对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罪中的适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我国医疗事故罪的司法认定有所帮助。
二、信赖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罪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
信赖原则确立的理论基础源于危险分配的理论，与被容许的危险[⑤]这一理论具有基本相同的机能，即为了符合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限制过失犯之成立。信赖原则渊源于交通事故领域的判决，并在该领域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因此，对于信赖原则在交通事故领域的适用，理论上没有太大争议。然而，对于该原则是否能适用于医疗事故领域的过失犯罪以排除其过失责任，在理论上则存在分歧。[⑥]
1.否定说。大多数学者认为，“信赖原则在理论上应为一般过失认定之原理。举凡所有共同作业时行为人间相互信赖之情形亦可适用，并不局限于交通事故，然在实际情形，信赖原则适用于交通事故以外之过失事件可能较为困难。”[⑦]该观点认为交通事业中适用信赖原则，是针对交通事故的特性而形成的原则，历经长期理论与判例的发展与演进以致逐渐形成。而医疗事故与交通事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不能将普遍适用于交通事业发展所形成的信赖原则简单适用于医疗事故领域。有的学者进一步论证在医疗过失中不适用信赖原则的原因，“如果在医疗过程中，主任医师、麻醉师、护士等人在履行职责中，由于某个人严重不负责任，引起医疗事故的，理当由具备过失心理并由此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人来承担责任。在医疗过程中正确履行了业务职责的人当然不能为他人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就是株连。如果医疗事故的发生不是由一个人的操作失误引起的，那么所有具备过失并与医疗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各自承担自已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医疗事故中不需要适用信赖原则就可以解决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的问题。”[⑧]
2.肯定说。该说认为，药品、医疗等与交通在性质上同属为改善民众生活，提高生活条件所必需之设施或行为，在交通事故上既已广泛适用信赖原则，那么在食品、药品公害或医疗事故时，即无排除适用信赖原则之合理理由。并且进一步认为，“医学行为的性质与特点已具备适用信赖原则的社会现实基础。”[⑨]
笔者对于信赖原则是否适用于交通事故以外的其他过失行为（犯罪）如医疗过失行为（犯罪）中持肯定的立场，认为，医疗事故（犯罪）中同样可以适用信赖原则。主要理由是：
第一，两者具备同样的社会现实基础。信赖原则产生的社会现实背景，就是源于高速汽车的普及、道路设施的完备、交通参与人员日益增多及其法律知识、交通知识的普及。而医疗行为同样具有多人协力、共同配合完成的特点，也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已为现实生活所必需，即医学行为的高度技术化、专门化等性质与特点已具备适用信赖原则的社会现实基础。在我国，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方面的事故日益增多，医患矛盾层出不穷，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在2006年召开的两会上，针对医院以及医务人员的暴力攻击愈演愈烈，医生被患者家属殴打、侮辱、致伤、致残、致死等恶性刑事案件引起了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医患关系已不单是医学问题，也成为了社会问题。[⑩]事实上，医患关系紧张，除了医院、医生的过失外，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规定不甚明确、具体，医患之间的责任没有很好的厘清，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信赖原则在交通事故领域最先确立，但由此并不必然表明该原则只能适合于交通事故领域，其能够而且应该适用于医疗事故行为（犯罪）中。
第二，两者具备同样的理论基础。信赖原则产生的理论背景在于新过失论之提倡。“旧过失理论强调结果无价值，即行为人只要有预见危害结果的可能就有注意义务。以此类推，驾驶员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否则发生事故，其过失责任就在所难免。显然，这样认定过失犯罪对驾驶员过于苛刻，也无法发挥交通工具的应有效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限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11]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新过失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赖原则就适应社会发展之要求而登上了历史舞台。信赖原则所体现的法理，是在违反注意义务的认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标准，使人们对过失犯罪责任的认定并非如同以往那样一味地以结果论责任，而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察注意义务及造成结果的行为样态是否相当。因此，如果仅因信赖原则产生于交通运输领域而排斥其他领域的适用，未免显得教条。基本上，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有权信赖其他的参与者会遵守社会生活的规范，交通事业领域如此，医疗卫生事业领域同样如此。实际上，认定过失犯罪对驾驶员过于苛刻的危险同样存在于医疗事业领域对医护人员的要求，相比于交通事故领域，医疗卫生事业攸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切身利益，更需要信赖原则的呵护，更需要用信赖原则去规范医患关系、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使某些医疗过失行为除罪化，促进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三，符合信赖原则扩张适用的趋势。从我国大陆以外的司法实践来看，信赖原则的适用已经不限于交通事故领域，而开始在医疗事故等领域得到了适用，例如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12] 事实上，由于共同作业领域中都存在行为的危险性，为了使该危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通过规范该行为促进该共同体事业的发展，每一个作业领域都制定了本行业内作业的相关规则或规定，有的甚至上升到法律形式来加以规范。如食品领域，就有关于食品卫生、质量检测等规定以及从事食品生产的相应程序性规定；在医疗事业中，就有关于医生以及其他医疗参与者在医疗工作的行为守则等。这些领域的相关规定就为该组织体实施相应的行为进行了定型化。由于定型化，对他人的行为预测性强，行为人对于他人从事适当行为具有信赖的基础和相当性就高，当然也就有利于信赖原则的适用。
第四，关于大多数论者认为的“信赖原则适用于交通事故以外之过失事件可能较为困难”，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善意的，但根据并不充分。其实，这涉及到法官的理论素养和司法习惯问题，只要加强相关知识的培训，制定相关理论适用过程中的实施细则，问题自然胡迎刃而解。针对有论者提出的“在医疗事故中不需要适用信赖原则就可以解决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的问题”，笔者认为，此学者基于共同作业过失犯罪之“个人责任主义”来否定医疗过失行为（医疗过失犯罪）中的信赖原则之适用，缺乏有力的理论根基和充分的证明力，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可以说，在信赖原则广泛适用于交通事业领域之前，交通领域的问题应该说也同样存在解决“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问题” 的原则和途径。但可以解决并不等于能够很好地解决，而且“解决了有无过失责任以及责任分担的问题”，并不等于可以否定信赖原则的存在空间。实际上，由于信赖原则理论的日益成熟，对于医疗过失犯罪的认定通过该理论的演绎和归纳就可以确定，并不存在太多的理论和实务的障碍。因此，作为刑法谦抑主义表征之一的信赖原则就应有在医疗事故犯罪领域中的一席之地。反过来，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引起法益侵害或危险的各种医疗相关行为日益增多，而由于该危险行为有可能在社会所容许的范围内，具有相当性，拒绝信赖原则无疑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缓和过失犯的成立。如此一来，信赖原则就历史地承担了排除某些医疗相关行为犯罪性的功能，信赖原则也才能彰显其自身应有的价值。
在此，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交通事业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在于从事交通人员和行人之间具有混合过错的情况，而医疗事业中的信赖原则的适用范围除了包括医患之间的混合过错外，还应包括医护人员之间的共同过错的情况，范围不同是否会影响信赖原则的适用？答案是否定的。
科学日益发达，事物越趋精细，人类头脑无法精通各项事物，故一切事物均有赖于分工合作，因此共同作业之行为方式日益增加，在共同作业之工作上，若科以每个行为人对于其他人之工作亦有相互注意或督导之义务，诚属于既不可能，也非必要。在社会通念下，共同作业之行为人应可信赖其他行为人能采取一切适切之行为，每人就自己工作部分注意措置即可，因此，信赖原则的主体应是所有遵守相关规则的人，信赖的对象理应扩张至对第三人之信赖，而非仅仅限定于对被害人的信赖。不论是共同过错还是混合过错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适用信赖原则的不变基石乃是刑法谦抑的精神，是和谐社会除罪化的合理渠道。当然，基于企业目的或医疗的特定目而分担共同作业者，其个人相互间的信赖关系与道路交通的情形亦存在不同。如（1）在共同作业的场合，各共同参与人都是基于共同目标而相互协作执行自身业务，同时每一个分业者都具有相应资格或能力，能够信赖他们依据技术规则采取适当的行为；（2）在分业者之间经常存在基于指挥命令或上级监督而为服从的现场作业或进行辅助工作者，因此在食品、药物等制造业与消费者间、公害与居民间，如果适用信赖原则，则欠缺合理性。[13]
三、医疗事故罪中信赖原则适用的条件
为了适应现代医疗条件下的精密的分工协作状况，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在信赖具有相当性的前提下限制医疗行为中的过失犯罪成罪，是信赖原则在医疗事业领域适用的应有之义。盖因如此，探讨信赖原则在医疗事故领域的适用条件，首先必须厘清正当的医疗行为、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罪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医疗行为的概念。1998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1条规定的“医师的执业活动”与这一概念相类似。该法虽对“医师的执业活动”这一概念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但根据该法条文内容可将其理解为“防病治病、救死扶伤”。日本学者认为：“医疗行为是指以疾病的预防、患者身体状况的把握和疾病原因以及障害的发现、病情和障害治疗以及因疾病引起的痛苦的减轻，患者身体及精神状况改善等为目的对身心所作的诊察治疗行为。”[14]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医疗行为是指有关疾病的诊断治疗，疾病的预防、畸型的矫正、助产、堕胎及各种基于治疗目的及增进医学技术的实验行为。”[15]按照我国医学界的一般理解，医疗行为是医疗服务行为的简称。
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某种医疗行为之所以被认为是医疗损害，其原因在于对患者人身损害的结果是由不当的医疗行为造成的。如果医师在施行医疗行为过程中严格依照医疗规章制度，履行高度的注意义务，就不可能有医疗事故的发生。当医疗行为造成医疗损害需要追究医方的损害赔偿责任，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必须确认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过失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等问题。
医疗事故中违法和行为违法性，其含义是指医疗行为违反医疗规章制度，如果严格依照医疗规定从事医疗行为，就不会造成医疗事故；即便造成患者某种损害，也属于医疗意外（医疗行为究其实质而言是一门探索性的科学行为，有潜在的风险性[16]），不构成医疗事故。质言之，正当的医疗行为是严格遵守医疗行为的规章制度，在诊疗过程中尽到注意义务和告知义务的医疗行为。正当医疗行为由于医疗职业的特殊风险性而造成对患者的损害，不够成医疗事故罪，甚至不能成立医疗过失，当然不适用信赖原则。
2002 年4 月4 日国务院令第351 号公布并于2002 年9 月1 日起施行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该《条例》将医疗事故界定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医疗事故可能是一般的侵权行为，只涉及到民事赔偿，也可能涉嫌构成医疗事故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5条的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由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伤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所谓严重不负责任，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违反医疗规章制度与诊疗护理常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诊疗护理职责，工作中粗心大意，草率从事。违反医疗规章制度与诊疗护理的常见行为表现有二：一是消极的不作为，即行为人不履行应尽的职责，如值班医生擅离职守对危重病人不予抢救。二是积极的作为，如开错刀、打错针、投错药等。可见，医疗事故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罪，主要还是看危害后果的程度。对于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危害结果的认定，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国务院新颁布的《条例》第2 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条例》第4 条规定，根据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一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即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一般认为，可将上述四级医疗事故中的第一、二级医疗事故作为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而基于医疗事故罪属于过失罪性质而将第三、四级医疗事故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轻伤可排除在医疗事故罪的危害结果之外。笔者认为，在新的具体分级标准还没有出台前，这种理解虽没有充分的法规根据，但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权宜选择。至少其足以避免过去颁发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中规定的医疗事故轻、重伤标准与《刑法》以及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6 年联合《人体重伤鉴定标准》规定的标准不一致的矛盾，因此，受委托制定医疗事故具体分级标准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制定标准时应予以充分考虑。克服医学标准与刑法标准不一致的矛盾，不仅有利于有关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而且有利于正确解决医患纠纷、确定事故责任和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
当然，认定医疗事故罪，要注意到患者人身损害的危害结果必须与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诊疗护理有必然的联系，即两者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否则，即使医务人员有严重的违章行为，而没有上述危害结果发生；或者虽有危害结果发生，而医务人员没有严重的违章行为、或者虽有违章但不严重，均不构成犯罪。
基于上述诸多考虑，在医疗过失行为（犯罪）中适用信赖原则就非常必要了。现代医疗行为建立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一项医疗行为有众多的医护人员参与，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每个环节之间又互为因果关系。若在医疗行为中不能适用信赖原则，则医护人员不能有效地进行诊疗行为，不能及时地对患者进行治疗，如发生严重医疗事故甚至医疗事故罪，处理起来也必将进退失据。但在具有医务工作者资格的医护人员之间，在医患之间适用信赖原则，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必须设定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信赖，必须相当谨慎。否则，任意援用信赖原则可能适得其反，甚至造成对患者的侵权和更多的纷争。
1.主观条件
首先，信赖的前提——行为人遵守了医学的规则。这是指行为人在医疗行为中遵守了医疗行为的一般规则，或即使行为人违反了医学规则，但违反医学规则的行为并不是该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违反医学规则或违禁操作，是造成医疗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方面的案例很多，我们来看在37度医学网刊登的一个案例：
“张翠红（化名），33 岁，2006年5月到某个体妇科所做人流。自述最终月经12月中旬，病员精神状态一般，未患任何疾病，未查心脏及血压。该诊所医生杨某对张进行内诊：子宫前位于增大，如妊娠2月大小。之后，杨某用7号吸引头入宫腔后吸引时，张突然抽搐。杨当即取出吸引头和窥器进行抢救，病员表情痛苦，口唇发青，呼吸困难，即用山梗茶碱3毫升肌注，送市产院抢救。但抢救无效死亡。后经尸体解剖检查发现，病员死于右心房空气栓塞。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调查了解到，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人工流产过程中，因吸引器正压，使高压气体进入宫腔，气体又从宫腔内损伤处血管迅速大量进入血液循环，经下腔静脉入右心房。故定为一级责任事故。在本案中个体诊所违反了卫生部有关禁止个体行医人员开展节育手术的规定。术前未详细检查病员，设备陈旧，使用带有正压的吸引管入宫操作，致使空气栓塞。”在该案中，由于行为人并未遵守医学的规则，故可以排除信赖原则的适用。
当然，“医师是否遵循专业标准的要求，不能仅在事后从诊疗结果有错而认定其违反了注意义务。医师对患者施以诊断和治疗，只要医师的治疗行为符合其专业要求的注意、学识及技术标准，即使其结果不理想，也不能因此而要求其承担责任。如外科医师注意到可能有纱布遗留于病人腹部，探查未能发现，可病人的状况处于休克状态危及生命，未能继续寻找到纱布，而将伤口缝合。不能仅因纱布遗留于腹腔而认定医师违反注意义务。”[17]
其次，信赖的存在。在医疗事故中，信赖的现实存在是指行为人有可信赖其他参与医疗者（医疗组织中的共同作业者或患者）能为适当行为的事实存在，即行为人可以信赖一般被问诊的患者能为适当的回答或其他参与医疗者能为适当的行为。例如，药品有无副作用的问题，医生开药可以信赖制药公司的说明书（医生对制药公司有信赖存在），而无需亲自进行药品的副作用调查。需要注意的是，医疗事故中因为过失样态的具体情形不同，关于有无可以信赖的事实存在，经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青霉素的副作用已经成为一般临床医生的医学常识，则医生对其制药公司未记载该药品副作用的说明书，注射青霉素的患者须先进行皮试，如果医生没有为患者进行皮试，造成患者死亡，医生自然不能主张有信赖存在。
最后，信赖的相当性。信赖的相当性是指信赖必须具有社会相当性，即行为人信赖他人为适当行为必须在伦理秩序范围内具有相当性。相当性的判断无法定标准，一般可以参之于民事行为能力，例如对于患者为幼儿、老人、精神病人、醉酒者或其他人参与医疗工作者没有医学资格时，原则上就没有信赖的相当性。
2.客观条件
首先，要求医疗设备的合格、完备。在现代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医院设备不良也经常成为医疗事故的原因。如果医疗设施的合格、不完备导致事故的发生，此时则没有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形。[18]现代医疗技术，大多建立在优良的医疗设备上，因此，医疗设备不合格、不完备，如医疗器材、消费设备、安全设备等欠佳，就没有信赖原则的适用条件或者说信赖原则适用程度很低。只要在具有良好的医疗设备环境中，医疗工作环境良好，安全设备齐全，并建立了感染控制制度以及医事检验品管理制度时，医疗人员才能主张信赖原则。[19]
其次，医疗人员及患者的医学教育知识之普及。这是指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员均应经过正规医学教育、培训，并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而患者也要知道其负有配合、协作治疗的义务时，才能期待其采取适当的行为，也才能适用信赖原则。因此，在无资格和无能力人员参与医疗行为时，由于其作出相当医疗行为的可能性低，故没有信赖原则的适用。如果患者不了解医师询问的意义，不知道配合医生工作的重要性而没有采取适当的医疗行为时，也没有信赖原则的适用。
最后，及时而适当医治的必要性。医疗行为只有快捷、便利和准确，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迅速、有效地医疗服务，因此，就有必要在医疗事业中进行医疗危险的分配，如要求患者提供先前病历、配合医师的问诊、遵守医嘱，以便于医师作出合理、正确的判断。各医疗成员得信赖其他参与医疗者能采取适当的医疗行为，只要该信赖相当，由于其他成员的不当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需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医疗事故罪责时，遵守医疗行为规则的人不承担责任。这样有利于医师专注自身所承担的工作，心无旁鹜，促进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医疗事故罪中信赖原则具体的适用情形
根据医疗共同行为参与者的角色不同，我们可以将涉及医疗事故罪中的信赖原则分为医疗行为中医护人员之间的信赖原则以及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赖原则两种情形。
1．医护人员之间的信赖原则
现今社会，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医疗工作的复杂化与分业化，大多医疗工作无法由一位医生独立完成，须由诸多医师、医师与护士等等共同协力进行。而此种组织医疗，在发生医疗过失事故需要追究刑责时，由谁负责，怎样负责，就会存在困难。并且医护人员是否得信赖其他参与医疗者始终采取相当之行为，即如何理解医护人员之间的信赖原则，又是一大问题。
（1）组织医疗适用信赖原则的特点。组织型医疗过失，因特定之医疗目的，而分担共同之作业，其成员个人相互间的信赖关系，具有与个人型的交通事故不同的特点。[20]首先，确立相互之间业务的分工。即组织体或共同医疗行为，如未能明确划分权责者，则不能适用信赖原则。其次，业务分担者之专业能力亦应予以考察。例如参与医疗行为的人员，除医师外，其他护士、实习生、麻醉师、X光师等，或者其他人员对其自身资格或专业能力有客观的可信度；如果医院对护士、药剂师、麻醉师等人员之个人的资格、能力、知识或经验等有疑义时，应使医师承担监督或检查义务，而无信赖可用。最后，就业务的性质而言，如果危险程度高者，其注意义务亦较广，则适用信赖原则之范围必较窄。
（2）具体的适用情形。组织人员间医疗行为的信赖原则体现为六个方面，即主刀医师自身的信赖范围、医师对检验人员的信赖、医师对助理医师的信赖、医师对麻醉医师的信赖、医师对护理人员的信赖以及医师对药事人员的信赖。
首先，主刀医师自身的信赖范围。在组织医疗过程中，主刀医师是核心角色。因此，不承认主刀医师的信赖原则适用，就不利于医疗手术的顺利进行。在信赖原则的范围内，主刀医师所负的指导监督义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免除，具体表现为免除监督义务、免除指示义务与免除检查义务。具体而言，主刀医师因为信赖原则的存在而免责的事由包括[21]：第一，消毒不完全。手术前应对病人之手术部分及手术器具进行彻底地消毒，以免除发生细菌感染。从事消毒工作之医护人员消毒不完全，多未被主刀外科医师及时发现，此乃由于主刀外科医师信赖其他医疗人员所进行的消毒。第二，缝合不完全。手术后其他外科医师对于病人手术部位上的身体应予以完善地缝合，如在剖腹产手术后，其他外科医师应对被剖腹产的腹部予以缝合，以恢复原状。故对此手术失败等不良后果，主刀医师自身可因信赖其他外科医师而免责。第三，术前检查不完备。手术前应采取多种医疗行为或检查行为，以确定手术适应，如果没有手术适应而认为有手术适应，进而采取手术时，则手术难免归于失败，那么手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手术前检查之完备。第四，感染防止不完备。手术后引起细菌感染，如化脓或引起破伤风而死亡的情形，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在手术室中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止感染的措施而引起的，而保持手术室的清洁、减少细菌感染机会，则是医护人员的职责，医师对此不承担责任。第五，异物残留。部腹产手术时，如遗留纱布、止血钳子或其他器具，容易引起病毒感染，甚至腹膜炎等，导致死伤结果。当然，在医师的指示或指导显然不当的场合，被信赖的其他医疗行为参与者应该就该医生的指示或指导提出不同意见，并不得依其指示实施错误医疗行为。否则，被信赖者不得主张信赖原则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其次，对检验人员的信赖。检验是治疗的前理，特别是在检验活动日益专业化的今天，大多数综合性医院都有检验中心，由于专业性检验人员负责检验工作，并作成检验报告。因此，在检验报告错误，并因此导致医师作出错误诊疗行为，造成患者伤亡结果的，除非有特殊原因，医师可因主张检验人员的信赖而免除自己的责任。但是，在检验人员的能力、知识、资格不足，作出了显然错误的检验报告，或检验结果明显与患者病情不相符合、甚至矛盾时，医师在此情形下有重新提交检验的义务，如果没有重新检验就作出诊疗行为导致危害结果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医师不得主张信赖原则。因此，医师不得单凭检验结果就进行诊断，而仍要尽必要的注意义务，才可以适用信赖原则。当然，在检验结果正确的情况下，由于医师的诊断失误而导致伤亡结果构成医疗事故罪的，检验人员可因对医师的信赖而免除自己的责任。
第三，对助理医师的信赖。在外科手术中，除主刀医师外，尚有许多助理医师参加。在重大手术中，助理医师和主刀医师可能实施相同的手术行为，对于共同开刀之情形，主刀医师仍居于主导地位，随时指示助理医师之行为，以便顺利完成开刀作业，因此两者间存在监督关系，原则上不能适用信赖原则，主刀医师有监督责任。而在较为简单的手术中，助理医师所分担的工作，并非主要的医疗行为，只是协质，对于此种性质的医疗行为。主刀医师自不用一一指示，可信赖其为正当的医疗行为。
第四，对麻醉医师的信赖。麻醉属于高度专业性的医事行为，因此在手术前后主刀医师对于麻醉医师之判断指示，可予以信赖。主刀外科医师在完全信赖麻醉医师的情况下，对于麻醉医师所采取的麻醉方式（全部或局部麻醉或脊椎麻醉）、麻醉药之种类或剂量及麻醉时期，无庸置喙。因此，对于因麻醉而发生之不幸事故，直至追究医疗事故罪责时，应由麻醉医师负责，对于麻醉医师予以信赖之主刀外科医师自不同负业务上的过失罪责。
第五，对护理人员的信赖。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消毒或是手术后的照顾与护理等，均为护理人员（护士）负责的行为。此外依医师之指示，护理人员也可以实施医疗辅助行为，如打针。无论消毒或医疗后的照顾，医师通常无需特别予以指示，即可信赖护理人员所进行的护理为正当的行为，而值得医师信赖的根本原因在于护理人员具有资质，为合格之护理人员。此外，在实施治疗手术后，病人在接受治疗后，其观察阶段都由护理人员负责，一旦发现病人出现异常情况，护理人员应该及时通知医师采取合理的救护措施。在没有接到护理人员通知以前，医师对于其没有前来处理病人异常病变或病情恶化的事实，不承担懈怠责任。当然，医师对于护理人员的信赖，倘若被认为具有社会相当性，则对于护理人员所引起的医疗事故罪，医师自不负责，而由护理人员对其所实施的过失犯罪行为，单独承担过失罪责。
第六，对药事人员的信赖。医师对药事人员的信赖建立在医药分业的基础上。所谓医药分业，是指在医疗过程中，医师执行诊断、处方，由药事人员根据处方调剂、交付药品给患者的一种制度。[22]在医药分业后，医师专门负责诊断和处方开具，而药事则负责调剂，仅在因特殊情形下为了避免民众就医困难，才可以因偏远地区或医疗急迫等为由，医师才有调剂权。因此，在医药分立的场合，对于因对方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严重的医疗事故结果，可引用信赖原则免除自己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我国在医疗实践中早就有信赖原则适用于医药分离的案例，当时法院主要是根据习惯裁判，实际上是朴素的信赖原则发酵的结果。
“1987年12月，王某因腰部扭伤服用了某医院医生开的活络丸一丸，两小时后即感恶心、胸闷、四肢麻木，王某遂又地去医院就诊。经检查，王某心电图显示广泛前壁心肌梗塞型，出现加速室性早搏心律，面色苍白，呈昏迷状态，医院即组织抢救，两小时后，病情缓解，医院对此病例深感纳闷，便查看了王某服用的小活络丸，并请某药检所进行药检，检查结果为：小活络丸内含有极毒的双酯乌头碱。医院将王某病情确诊为：乌头碱中毒引起的冠状动脉痉挛，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由于医院药房内尚有大批同类批号的小活络丸，因此医院遂组织专人查找通知小活络丸的生产厂家某制药厂。王某病愈出院后，制药厂曾与王某协商赔偿事宜，因意见分歧太大，未成。1988年3月王某到法院对某制药厂和某医院起诉。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医院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药品的采购与验收，对王某的诊断处理也是正确的，因而对王某中毒事故没有过错。制药厂违反法律规定，生产的药品不符合质量要求，虽已受到卫生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对原告中毒后的经济损失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3]本案中，按照直接责任原理，制药厂和某医院对于王某中毒事件均有责任，谁也不能推脱责任。但是，因为本案中，中毒事件完全是由于制药厂的药品存在缺陷所致，作为销售者的医院并无过错，根据医务人员对药事人员的信赖原则，医院不承担责任。
2.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赖原则
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与患者间，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成功。“医师须藉由问诊自患者方面之答复，得知症状以为诊断，而患者方面亦须切实遵守医嘱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如因患者方面不配合致发生医疗事故，医师得否主张信赖患者会采取适切行为，而不负过失之责；患者得否主张因其信赖医师之指示而无过失，即为医师与患者间之信赖原则。”[24]医疗行为是一项危险事业，必须基于危险分配的原理，在医生与患者之间进行合理的危险分配，才能促进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决定于医疗行为本身的特征。众所周知，医疗行为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首先在于患者生物体的不确定性。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存在，而作为医疗行为准则的医学知识与技术则是针对完全模型化的人体而言的。医疗行为作用于不同人体的结果肯定不同，只能靠经验来推测。因此，在追究医方过错责任时，患者个体的差异是不能不被考虑的因素。此外，造成医疗行为不确定的因素还在于患者本人的不可预测性。一般而言，医患关系建立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医疗行为的实施要靠医患双方的互相配合才能达到医疗行为的效果和目的。患者如实陈述自己的病情及状况与遵守医嘱，是达到理想的医疗效果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由于患者未能如实陈述自己的病情或未能正确的执行医嘱造成自己人身伤害的，则不能追究医方的刑事甚至民事法律责任。当然，由于医师具有专门知识，并经过专门训练，其相对患者而言拥有较多的医学知识，两者在医疗行为中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在危险义务的分配上应该适当考虑患者的弱势地位，在注意义务的承担上给予患者适当的减轻，但这并不成为否定医师和患者之间不能成为信赖原则的理由。[25]
（1）关于医师对于患者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形。在涉及医疗事故罪的判断上，医疗人员主张信赖原则，必须遵守下列要点，才能免除其过失罪责。否则，仍应负过失的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第一，医师已尽其适当的问诊、检查义务，但由于患者没有如实提供信息而导致诊断错误造成伤亡结果的情形。因此，只要医师对于患者既往病史、特异体质等，除从患者处得知外，没有其他办法知道时，如果因患者没有如实提供有关信息而导致医疗事故，只要医师已尽其问诊义务，就可因主张对患者会如实提供信息而免除自己的过失责任。第二，医师已尽其指导义务，因患者不遵守医嘱而导致医疗伤亡涉嫌医疗事故罪的情形。医师对于患者有说明指导义务，如果医师已尽其指导义务，给予患者正确的保健指导和医疗建议后，患者没有遵循的场合，导致医疗失败时，医师可以主张信赖原则免除自己的过失罪责。
（2）医疗行为中只有在医师已履行自身的注意义务后才能信赖患者采取合理的行为而免除自身的责任，即医师对于患者的信赖本身必须相当才有信赖原则的成立。在以下的情形中，医师不得主张信赖原则而免除自身责任：
第一，医师没有尽其诊断、指示、告知和检查义务等注意义务。例如，医师对于患者及家属有告知义务，如在手术前，医师原则上应向患者配偶、亲属或关系人说明手术原因、手术成功率或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危险性，在开处方配药时，原则上应告知药品、剂量、用法等事项，甚至对于病症的严重症状或其他基本注意事项，也应该负有告知义务。第二，在医师显然可以预见患者无法采取合理的行为协力达到医疗效果时，其没有就此采取合理的回避措施时，则不能适用信赖原则。[26]例如对于一般患者的问诊，可以期待其作出正确的回答，但对于醉酒、有自杀倾向、幼儿、老人及智力障碍者，由于他们常有异于常人的行为，因此，医师对于他们陈述的信赖一般而言就不具有相当性。而且，精神病人、小孩或老人，未必能遵守医嘱按时吃药或采取有利于医疗效果的行为，甚至可能会采取与医嘱相反的行为。因此，在医师能预见该种行为而没有预见以至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场合，也不存在信赖原则的适用。当然，在上述人员有监护人在场的场合，可以主张信赖原则的成立。第三，对于患者所采取的不适当行为有充分的时间避免结果发生时。在医疗人员预见到患者不协助医疗行为，并有充分时间采取合理措施回避结果发生时，医疗人员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以至发生严重的医疗事故需要追究医疗人员医疗事故罪的刑事责任时，医疗人员不得因此主张信赖原则免责。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篇中的案例：
针对医疗机构的行为，就法律而言，他们是可以信赖患者的：医疗手术发生在患者与医院之间，动不动手术、什么时候动手术本是患者的权利。现行立法也明确将第一位的“同意手术权”赋予给了患者。只有在患者无法清楚表述自己意志的特殊情况下，才将这种“同意手术权”转移给患者的人来代为行使——法律假定患者亲属或关系人在通常情况下都会从患者的生命安全考虑来作出是否要进行手术的决断。这种假定是在充分考虑了医院与患者家属或关系人的利益关系之后作出的。尽管不能排除患者家属或关系人也可能恶意利用这种同意权，但这却是合乎民事法律中法定的一般原则，且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保障患者权益的最不坏的选择。在立法不能做到最好的情况下，能做到最不坏就是适当且正当的。在本文中提到的匪夷所思的拒签致死案例中，当事医院已经承诺减免费用，并不厌其烦地告知了不动手术的严重性，病友甚至已经开始为他捐款，此时，对一个有着起码理性、对爱人有着起码情感的人，这时都应签字同意手术，但患者丈夫拒绝了。因此，本案中，医院可以使用信赖原则，没有责任。
对于本案的患者家属，不可以适用信赖原则：医生一再解释是免费手术，且在有人要奖励相当于被告人丈夫一年多工资的情况下，他仍然拒绝签字，即为最好的证明。但是否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却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作为非医疗专业人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患者家属根本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已经被巨大的责任和相关手术费用弄得神志不清。但患者家属所受的教育和目前的经济水平决定了他的处变能力，他的失常是他本人完全无法控制的。它的拒不签字，虽然令人痛恨和厌恶，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有人认为应该追究本案患者家属的过失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于法、于理、于情亦不充分。
[①] 参见(日)西原春夫著：《交通事故和信赖原则》，成文堂，1969年版（日文版），第14页。
[②] 参见洪福增：《撞车事故与信赖原则》，《刑事法杂志》，1987 年第3期。
[③] 参见高秀东：《信赖原则的渊源、发展及其适用》，《中国检察官》2007 年第2期。
[④] 赵慧：《刑法上的信赖原则研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页。
[⑤] 所谓被允许的危险，“是对伴随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法益侵害的危险的行为，根据其社会的有用性，在法益侵害的结果发生了的场合于一定的范围内也允许的一种见解。”参见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⑥] 参见曾淑瑜：《信赖原则在医疗过失中之适用》，《月旦法学杂志》第28期。谢雄伟：《信赖原则的适用研究——以医疗事故为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 [韩]崔永哲：《刑法上信赖原则之研究——以交通事故为主》，中央警官学校警政研究所1994年硕士论文，第69页。
[⑧] 任彦君：《论信赖原则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运用》，《海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⑨] 参见谢雄伟：《信赖原则的适用研究——以医疗事故为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⑩]宋常青、 肖敏、 朱薇、 徐宜军： “两会”焦点，代表委员把脉紧张医患关系，http//news，xinhuanet，com/focus/2006-03/06/content_4264917，html.
[11] 谢雄伟：《信赖原则的适用研究——以医疗事故为中心》，载《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2] 参见许世贤：《信赖原则于医疗过失之适用》，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17页至第130页。
[13]曾淑瑜：《信赖原则在医疗过失中之适用》，《月旦法学杂志》第28期。
[14] 参见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5] 参见黄丁全：《医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6] 具体而言，这种风险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来源，(1)医疗器械和设备能力有限造成的潜在风险。(2)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认识局限性造成的风险。(3)对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与疾病性质认识局限性造成的风险。(4)医师的认识水平局限性造成的风险。参见艾尔肯：《论医疗行为的判断标准》，http//fsou.com/redirect/search，asp?swd.
[17] 李大平：《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几个法则——医师的注意义务（5）》，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年第12卷第4期。
[18] 参见许世贤：《信赖原则于医疗过失之适用》，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页。
[19] 参见赵慧：《刑法上的信赖原则研究》，武汉大学法学院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22页至第123页。
[20] 参见许世贤：《信赖原则于医疗过失之适用》，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1页；曾淑瑜：《信赖原则在医疗过失中之适用》，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8期。
[21] 参见蔡墩铭著：《医事刑法要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
[22] 参见许世贤：《信赖原则于医疗过失之适用》，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2页。
[23] 夏清：《药品中毒谁来赔偿》，《中国健康月刊》2006年08期， http//fsou.com/redirect/search.
[24] 参见许世贤：《信赖原则于医疗过失之适用》，中兴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