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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机制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 隐喻 语言认知 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10.070
Cognitive Mechanism of Metaphor Based 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Talk about Different Metaphorical Meanings of Dog
SHAN Lingy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Metaphor is not just rhetorical device， but also a cognitive style，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guage. Metaphor of human experience as the bas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similarity， from a simple， specific source domain mapping through images illustrating a complex， abstract target domain. From the dog at three different metaphoric sentences talk，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metaphor from context，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to reveal its complexity.
Key words metaphor; language cognition; context
1 隐喻认知的提出
隐喻机制的理论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词汇划分成8类，即当前性、陌生性、隐喻性、装饰性、创新性、拓展性、缩略性和更替性（altered）。虽然这种划分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标准，但开启了以语义学为基础的隐喻研究的先河。后来意大利修辞学家、哲学家安贝斯塔 ・ 维柯首次揭示出“语言形式是打开使用词汇的人的心灵以至于整个社会中心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把重要钥匙”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语用学理论则开启了系统研究隐喻交际功能的新篇章。以dog 为例：
（1）Mike is a pet dog he keeps.
（2）The film must be a real dog.
这两个句子当中都有dog一词，其表层意思都是“狗”，但隐喻意义不尽相同。例（1）中的“dog”就是基本语义，动物属类，“狗”，主人的情感伴侣。
例（2）中的“dog” 指质量很差的物品。而这两层意义是以“dog”的字面意义――“狗”为基础的，是主体在某种特定情境中的主观意向表达。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说话人似乎对对听话人发出“警告”或“建议”，提醒听话人这部电影或许“危险”、“劣质”，例2的语用含义是“这部电影不怎么样，不要看了。”
从以上的例子看出，学习一门语言的关键，是把语言的词、句等表层语义结构和里层概念结构匹配起来，达到概念流利（conceptual fluency），辨识目标语中的表层含义、概念隐喻和其交际中的意向图式，这就涉及到概念整合理论框架中隐喻的认知。
2 概念整合理论的基本框架
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进行分析研究，跳出纯语言现象的传统研究方法的樊篱。认知隐喻学认为，“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是有利的认知工具”。正如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1980）在其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而且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隐喻概念体系。
肇始于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美国学者吉尔斯・弗科尼亚（Gills Fauconnier）和马克・特纳在其合著的《概念整合的原则》（Principle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Fauconnier & Turner 2002）发展和完善该理论的框架。概念整合理论主张概念整合是一种人类基本认知机制，是基于一系列诸如类比、递归、概念包、知识框架等组成和控制（constitutive and governing）的连续性的网络结构，基本元素包括与源域（source domain）和靶域（target domain）紧密相关的两个输入空间（input1， input2）、概念交集的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交互的复合空间（blend）。
概念整合理论强调的是新颖的概念化过程。类属空间把输入空间的交集信息整合为全新的层创结构，该结构遵循自身逻辑，在固有信息及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呈现新的整合意义，或者说是预先储存的信息的映现，在源域和靶域之间完成概念整合的动态化过程。
3 隐喻的认知机制结构分析
3.1 隐喻的本质
纽马克认为，隐喻性语言占据英语语言的四分之三，有些是经反复使用已觉察不出隐喻意义的死喻，如“the mouth of a river”，有些是文体话语中的库存隐喻，还有就是说话人根据自身体验生成的创新型隐喻。无论哪种隐喻，其本质是一种跨不同概念域间的映射关系
如：a莎朗・斯通承认，为了不至于扮演性感金发女郎的角色，她必须抗争。
b在经济困难时期，关闭已带来繁荣的自由贸易之门是一种本能。
在a句中，kitten（小猫）被归类为逗人喜爱的小宠物，用作隐喻常常指非常性感、乐于调情的女人。在b句中，door（门）本来用来开启和关闭建筑物、橱柜或机动车辆，这里将其含义延伸，它的隐喻含义与进入组织、获得机会等意义有关。
隐喻是用语言形式来表达超语言行为的微妙特征，纽马克（2001：85）指出，隐喻必须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产生，也就是说情景因素对创造隐喻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隐喻认知的情景信息
（1）微观情景信息，即语境，包括上下文、交际的时间、地点、话题、方式、交际者的相互关系等。语境是人们进行话语活动的依据。运用语言形式的恰当与否，能否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取决于语境，而不是评论词语本身的优劣。根据语用学分析，语境因素参与到决定句式字面性语义内容的过程当中，承载隐喻阐释的并不是孤立的句式或句式类型，而是语境中的句式。
如马丁・路得・金在他的《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的著名演说中，大量生动的隐喻置于非暴力抵抗争取人权运动的语境中，将一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取得了极为强烈的认知和修辞效果：他把“希望”比成“灯塔”和“仓库”;把“物质财富”比作“宽阔的海洋”;把“正义”比作“金库”和“宫殿”等。全文至少用了17个隐喻。生动形象的比喻化平淡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表达得畅快淋漓，一泻千里。
由此看出语境是受话者在话语过程中提取、构建并加工话语假设的背景，而话语假设当且仅当在该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
（2）宏观情景信息，即地理、文化、社会、政治背景等诸多文化因素，是表达和理解意义的关键。
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语言中的隐喻当然也植根于文化，折射出某种特殊的文化结构和色彩。隐喻的使用者和受用者之所以能达到交际的目的，共同的文化根基是关键因素。比如，生活在临海地理环境的人，语言表达上多采用与海洋相关的语汇表达隐喻，如：fish in the air （缘木求鱼），miss the boat （坐失良机）等;英国地处西半球，北温带，海洋性气候。当西风吹起时，英国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西风给英国人带来的是温暖和湿润，带来的是春天的气息，因此，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雪莱在 “西风颂”里是这样赞颂西风的：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诗人把西风比喻成希望和力量，象征蕴含生命力的春风。
除了地理疆域因素，隐喻与社会历史、、神话传说、民俗风情都有联系。如，欧美人表达“惨败”会说“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无独有偶，汉语亦有“败走麦城”之说。英语隐喻有“Achilles’heel”（致命的弱点），汉语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说等。
隐喻作为一种语言使用现象，语言系统中的一种操作，具备一定的语境规约性。Ortony认为隐喻表达的第一要素语境，根据以上所说数据驱动程序来解读某一隐喻性词汇、句子。
3.3 隐喻认知与思维
认知隐喻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而体验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和思维的隐喻性。
心智的体验性是指人们在对客观世界感知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认知加工获得的经验，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活动，包括推理、判断、选择、想象，知识和知识创造性思维。莱考夫等认为，人类的概念系统（思维过程）是通过隐喻来建构，就是以一个认知域的经验来理解另一个认知域的经验，源域的部分特点被映射到靶域上，后者因前者使语义理解变得容易。
3.4 隐喻与跨文化交际
每一种经验都是有文化预设背景的，或者说文化在体验本身中得以体现（不同民族可能有某些相同的经验积累，催生出相似的隐喻表述，如英、汉语中都有方向性词语来描述人的心理状态，汉语常说“情绪高涨”，英语有：Her spirits were high with the hope of seeing Nick in minutes rather than hours. （她很兴奋，因为只消等上几分钟而不是几个小时就有希望见到尼克了）。另以动物隐喻为例。由于人类对某些动物的习性、特征和习惯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因此基于这些动物表象的认知，不同语言的概念隐喻有重叠现象，如蛇（snake）在中英文化中都是让人恐惧产生厌恶的动物，英语以snake 为中心的词语有a snake in the grass（潜伏的危险），汉语则有“佛口蛇心”之说。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不同群体因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某些现象或事物的确有不同的经验内涵和价值取向，这种不同的价值观也渗透到隐喻化的思维过程。如汉语中“龙”在中国人的信仰中是最神异的灵兽，象征吉祥、尊贵、神圣，是中华文化的元色，体现美好的意义，如“龙腾虎跃”、“龙凤呈祥”。而英语文化中“dragon”（龙）则是一个张牙舞爪、令人生畏的怪兽形象，是凶险、罪恶的化身，与上帝作对的恶魔撒旦（Satan）被称为the great dragon。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不同文化处于不断的碰撞和交织中，汉英隐喻也在不断交融与互鉴。透过隐喻我们可以洞悉文化在认知中的异同及其理据，对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4 结语
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语言很复杂，隐喻式的语言俯拾皆是。认知隐喻观认为人们通过具体事物的认知模式（或意象图示、框架等）认识和构造对他事物的认知模式，即实现跨域映射，隐喻也因此产生。隐喻的认知是认知结构、文化心理、语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熊学亮.认知语用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德育机制的概念范文2
科技的进步需要知识的发展创新，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谁能更多的掌握知识把控人才，谁就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知识的发展再教育，科学合理的教育模式是培养高端人才的主要渠道。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宗旨。一名学生的培养接受知识的主要渠道是通过课堂教育实现。新课改就是通过转变课堂教学的方法，转变师生的传统观念，重新定位学生和教师的角色，使教师由教学的组织者转变为参与者，和教学的促进者。学生是发展的主体，是教育的改革的主体。教学理念的转变应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
1 新课改形势下高职英语教学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形势日益严峻，英语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展。时代的发展对英语教学也相应的提出更高的要求，高职英语新课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新课改的标准和新教材都适应时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英语教学的过程，细微分解英语学习中注意的学习要点。这一改革也给高职英语教与学带来新的考验。
1.1 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思想
从整体上讲新课改下高职英语教学的要求，明确提出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备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可以借助词典翻译英文的相关资料和书籍。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灵活熟练的运用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并为以后的英语学习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高职教育是培养，技术，管理，服务等领域的专业人才。英语课程不仅要为学生打好语言基础，更应注重学生口语在实际涉外活动中的应用能力的培养，积极本着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把学习英语语言技巧和口语应用作为主攻方面。
1.2 因人而异的教学要求
基于目前高职，高专，成人高专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的高低不同之分，高职英语教学分成两级以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对不同的学生实施分级指导学习，从不同的英语知识水平面对学生进行指导学习。级是标准要求，水平高的学生要符合“级”的要求，入学时学生的英语水平也要符合“级”的要求。学生在符合实际情况的指导教学方法下，经过学习一段时间后达到“级”的要求。随着学生英语水平的不断提高要重视英语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切实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
2 高职英语教师在新课改理念中角色的转变
老式的英语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方式，一成不变的机械式英语教学程序，沉闷的课堂使学生被束缚，无法开拓学生的思维，不能及时的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许多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因此转变师生角色极为重要。
2.1 由教学的纯组织者转变为课堂情景气氛的创造者、参与者
要想学好高职英语这门学科，教师要转变教学思维，变换角度，贴近学生学习生活。积极着力于提高课堂气氛，更多的开展课堂英语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英语知识，完成教学目标。这就要求教师在准备课程时既要覆盖将要学习的知识又要复习原有的知识，将知识穿插在活动中，以学生为中心，了解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爱好。给学生以足够的学习空间，而老师则渐渐的转变为课堂的参与者。
2.2 由单纯的教学者变成科研者、学习者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能力，特别是教师教学中的科研能力尤为重要。现阶段的高职英语教师要求具备良好的教学素质和教学中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实际研究的能力。教师要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去看待教学中遇到的问题，积累经验分析实践中的问题，对自身的行为也要做到时常反思。将研究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总结。
3 引导调动学生学习情绪，转变学习方式
英语学习当中情绪是否高涨对英语的学习十分重要，这一非智力因素的动力是不可忽视的。教师要善于调节学生的学习情绪，因为学生在积极的情绪状态下更容易理解接受言语累知识的指导，使学生更有激情与老师同学交流学习英语知识。情感因素不仅影响学生学习的短期效果，还关系学生自身的长远发展。积极调动掌控学生的学习情绪是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手段。
3.1 充分调动学生的情绪
尊重和鼓励学生是教师教学的小窍门，也是了解学生的重要体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很多问题的难易程度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也高低不同，同时很多学生有着不同的自尊心。老师用科学的方法和和蔼的态度去关心和鼓舞学生是非常必要的。很多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很在意，老师对学生的肯定是学生学习的巨大推动力，也使得学生可以更自信的投入到学习当中。学生学习情绪的调动可以让学生带着热情去学习，积极的参加到学习当中完成所有的学习任务。学生真正转变成课堂的主体。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3.2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每位学生能否自主的学习事关教学的成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要留给学生一定的自由空间和自由时间，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并利用英语这门学科进行交流和工作。以完成某些项目。
德育机制的概念范文3
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瑞典查尔摩斯工业大学和瑞典林雪平大学等四所大学共同创立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CDIO代表构思（Conser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是“做中学”的一种模式。它以产品从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进行学习。CDIO理念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欧美20多年来工程教育改革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系统的能力培养、全面地实施指引（包括培养计划、教学方法、学生考核以及学习构架）以及实施检验的12条标准，具有可操作性（标准中提出的要求是直接参照工业界的需求），因而能够满足产业对工程人才质量的要求。
瑞典国家高教署2005年采用的12条标准，对其国内约100个工程学位计划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新标准比原标准能适应更宽的领域。新标准的执行，有利于提高质量；更重要的是，新标准为系统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我国汕头大学工学院于2006年初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成员，并结合中国实际，在CDIO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EIP－CDIO培养模式，即注重职业道德、诚信和职业素质，并与“构思―设计―实现―运作”进行有机结合，强调做人与做事相结合，做人通过做事体现，做事通过做人保证，并在培养过程中注重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使培养出的工程师具备优秀的职业道德，正直，富有责任感。
二、目前高职计算机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高等职业教育急需的“双师型”教师数量偏少，素质偏低
师资是实施专业教学的主力军，是高职能否办出特色的关键。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育质量的优劣。高职教师的功能作用大大不同于传统的普通教育，他应当同时满足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方面的基本要求。
计算机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只有真正实践过，才能教好学生。但是，一些高职高专教师并不具备这样的实践能力，有的教师讲授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课程，却从来没有开发过一个完整的系统，教学过程中只能照本宣科，学生提一个问题就可能把老师问住。教师实践能力不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不会强；同时，学生也会对老师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影响学习的兴趣。
2.课程设置太多、太杂
很多高职高专为了紧跟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计算机专业中开设了新课程，如ASP、JSP、JAVA 、C++等程序设计类语言课。由于总学时的限制，致使每门课的学时都不多，学生刚学了“皮毛”知识，这门课程就结束了。大部分学生就只是应付考试，根本不可能应用所学课程，进一步开发系统。
3.教学方法单一
素质教育强调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是主导，引导学生学习。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但在高职高专计算机专业课的教学中，课堂教学基本还是沿用过去的教育模式，老师讲，学生听。这样的教育模式，忽略了学生潜在的个体差异，阻碍了部分学生主动探索、积极思维的发展，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虽然社会和学校不断倡导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但由于新教学方法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许多改革都半途而废，最终导致教学改革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改变，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教学方式上虽然大多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很多课程只是将板书制作成课件放给学生看，对教学根本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4.教学基本建设比较薄弱
由于高职教育的“多头”管理，政策、措施不配套，近年来又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致使其基本建设滞后。尤其是实验实训设备规模较小、技术较差，都成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障碍。
三、高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素质与就业市场需求的差距
根据目前的就业市场调查，许多计算机企业都不愿意接收刚刚毕业的学生，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实践经验，自学能力不足
由于计算机发展速度过快，造成学生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落后于实际，不能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另外，由于学校使用的教材陈旧，其更新速度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教学侧重于理论，教授专业课程的教师一般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实践。由于这种教育的脱节，大部分学生的动手能力都不足，缺乏社会经验，不能直接进入工作，还需要花费培训经费，稳定性不高。这些共性问题，在面试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毕业生反应不够敏捷，按部就班地按照准备的模版回答，一旦面试官换一个角度，应聘者立刻找不到方向，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下去。学生缺乏动手能力以及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专业知识不够完备，缺乏主动学习兴趣，以及自学能力不足。
2.缺乏职业素养
一些学生缺乏职业素养，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不规范操作的问题。这也造成一些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即便找到了，也需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才能正式走上工作岗位。
3.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计算机专业的高职毕业生，在学校里往往把自己定位为“白领”，甚至是“高级白领”，对于“白领”的工作性质并不了解，简单地认为是每天“拿高薪、吃闲饭”。久而久之，很多学生明显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实质上，计算机行业的用人单位越来越关注高职毕业生是否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些用人单位甚至将“吃苦耐劳”明确写在招聘要求中。
4.核心技能低
高职学生能力素质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核心技能。因此，用人单位对高职毕业生综合素质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核心技能的要求。不同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用人单位侧重其不同的能力。高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所涉及的生产类、研发类、服务类、文化传播业、政府部门等。由于企业岗位所处行业种类太多且企业岗位间的实力参差有别，所以，对人才的要求条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
四、CDIO理念在高职计算机教育中的应用
事实证明，以往的高职计算机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合格的计算机应用型人才。CDIO工程培养模式――“构思、设计、实现、运作”，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高职计算机教育的不足。笔者认为，改革高职计算机教育模式，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从教学计划上做变革，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
CDIO的标准提出，要以CDIO为基本环境，这就要求在高职计算机教育中，应该把专业知识的学习放在工程环境下，即把产品、过程或系统的构思、设计、实施和运行作为高职计算机教育的环境。
2.计算机课程设置
做课程设置计划时，必须清楚专业培养目标，了解企业的普遍需求。CDIO模式的集成化课程设置要求建立和发展课程之间的关联，使专业目标得到多门课程的共同支持；要制订具体计划，使课程关联得以针对CDIO教学大纲制定基于需求分析所要达到的4个类型素质和能力。以往的大多数课程设置中，各门课程都按学科内容各自独立，彼此很少关联。CDIO模式则按照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要求组织教、学、做，突出课程之间的关联性，围绕专业目标进行系统设计，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使学生掌握各门课程知识之间的联系，并用于解决综合的问题。完成该项工作的关键，是打破教师之间和课程之间的壁垒，要围绕CDIO工程项目的实施进行教学计划设计和课程关联工作。
3.强化实践教学，重视校园文化素质教育
CDIO教育模式强调学生在实践、“做”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实践教学和课外活动，使学生不仅能够深化已掌握的知识，而且是一种了解社会、接触社会、培养情趣、思维、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教育方式。所以，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学生参加科研项目学习，参与学术讲座和社会实践，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在亲自面对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开阔视野，增强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找到自身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提高获取知识的主动性，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学会合作共事，培养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提高整体综合素质。
4.提升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
CDIO工程教育的教育模式是基于实践的，所以，任课教师既要具有计算机理论知识，又需要具备实际的工作经验。这样，才能给予学生足够的实践指导，避免学生走入误区。目前，高校存在着一大批没有经过实践的计算机教师，他们是计算机教育改革的重大障碍。对此，必须加强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如果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聘请校外工程师做指导，效果会更好。
5.实现计算机教育导师化
现行的高职计算机教育多为“大锅饭”，即一门课程一个老师，一位教师负责一个班。这就使得一些性格内向的学生得不到很好的辅导。另外，在现代的计算机工业中，只有非常少的项目需要几百人一同完成。通常在企业中，一个项目小组人数只有7～10人。导师化是把一个专业的学生化整为零，分配给不同的导师，由导师根据教学计划制定项目，并指导学生完成项目。这样，更容易使学生系统地学习到专业知识，同时可以适应现行企业的习惯，培养团队精神。
6.学生考核
CDIO模式能力评价标准要求对学生个体在CDIO教学方法中获得的成效进行评估验收，重在强调能力培养，使能力本位的教学观贯穿课程构思、设置和教学实践的全过程。因此，必须确保能力评价过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不同的能力。当然，评价学生学习效果，产学合作的作用更具有说服力。由于学生的实践项目多从业界获得，因此，对学生能力的评价，不仅要来自学校教师和学生群体，也要来自业界。
德育机制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课堂教学 学生起点 概念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32-078
在概念教学时，许多教师往往采取照本宣科和直接给出定义的方式进行教学，这就致使概念教学枯燥乏味至极，加上教师没有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直接造成学生对概念理解困难。要想改变这种学习状况，教师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教学策略――基于学生起点的概念教学。
一、做好学情分析，确定认知经验
教师要了解学情，准确把握学生对概念理解的起点，才能对学生学习新知可能存在的状况或者困难做好预设。
如，“百分数的认识和读写”的教学引入阶段，笔者先让学生说说在哪些地方见过百分数，有学生说在牛奶盒上，有学生说在一些衣服的标签上，还有学生说在一些数据统计表上，等等。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说说是否知道这些百分数表示的具体含义。
先让学生说说对这个图的理解，使学生明白图上表示的是已经复制的文件容量占所要复制的文件容量的。采取同样的方法，根据牛奶盒上的标注或者其他百分数，再让学生来说说百分数的含义，学生很容易就明白了“百分数表示一个数是另一个数的百分之几”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提升了学习效果。
在“百分数”这一数学概念的教学上，教师先让学生谈谈对百分数的认知，这样有助于教师准确把握学生学习的起点，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二、通过教学前测，找准概念误区
为了使教师的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与认识，概念教学之前，教师不妨通过恰当的提问对学生进行检测，这样教学有助于教师找准学生学习概念的误区，从而制定符合学生实际需要的教学计划。
如， “周长”这一课的教学难点是对周长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测量物体的周长。为了准确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笔者设计了问题：什么是周长？结果有许多学生都认为周长就是指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图形一周的长度。看来学生对周长的理解还停留在规则图形的认识上。为了深化学生对“周长”这一概念的理解，笔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树叶，问：“树叶有周长吗？”不出所料，许多学生都认为树叶没有周长。在准确把握学生对周长认知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把树叶平放到练习本上，并沿着树叶的边沿画线，得出：这个封闭图形的线段长就是树叶的周长。这时，教师再让学生说说什么是周长，学生自然也就明白了封闭图形一周的长度就是它的周长，这样教学就有效地突破了学生理解的难点。
通过学前预测，教师发现学生对“周长”的认识比较片面，大都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认识上，在准确把握学生概念误区的基础上，教师又对症下药，采取了有效的教学策略，从而使学生对周长的认识更进一层。
三、重组认知结构，突破概念难点
教师不妨根据概念性质与学生特点，帮助学生把认知结构进行重组，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理解概念的难度，从而起到化难为易，轻松突破学习难点的目的。
如，教学“角的初步认识”时，在学生已经认识角，了解角的基础上，为了深化学生对角的认识，教师让学生说说：“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角，那么，你能说说怎样才能区分出两个角的大小吗？”有学生说可以用量角器测量，有学生说边长长的那个角大……教师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个活动角后观察角的大小与什么有关。学生很快发现：角叉开的角度越大，这个角就越大。在学生充分感知体验的基础上，笔者引领学生对角的大小概念进行了重组，把教材中的概念改为了“角的大小指的就是角两边张开的程度，而不指边的长短。”这样一来，更易于学生理解，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角的大小”比较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根据学生学习的难点以及教材中的概念与学生实际理解水平之间的差异，对原有概念进行了重组，这样教学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学生对概念的理解自然更加深刻透彻。
德育机制的概念范文5
一、公允价值概念应用研究的意义
(一)公允价值概念的应用研究决定并影响着公允价值应用研究其他诸问题任何问题的深入研究都离不开理论，而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是各种概念，包括基本概念和衍生概念，概念是高度浓缩的理论及阐述理论的专门组件。公允价值计量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公允价值，如何界定公允价值、从何角度界定、是否综合考虑了，各种情况而具有广泛性与一般代表性、是否兼顾后续其他诸问题而具有全局性与统领性、是否吸取已有研究成果而具有先进性、是否高度概括高于实践且经过实践检验而既具有理论性又有实践可操作性等，都关系到公允价值这个基本概念是否科学、合理，进而能否指导与开展对公允价值的进一步研究。由于公允价值计量问题实践性强，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经济活动与事项的金额确定问题，对这一实践问题侧重于从应用角度进行研究，自然有利于该问题的研究及最终的应用，提高研究与应用的成效。公允价值概念明确了，才能展开公允价值后续诸问题的研究。应用角度的概念研究是公允价值应用研究的起点。
会计学科发展至今，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还是采取通过对会计实务的调查研究从惯例中进行筛选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对会计环境、目标和基本特征等因素推导得出的。许多准则的制定，往往还是不同利益集团利害关系的调和、折中和妥协的产物。虽然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也一向重视会计方法的概念依据，避免在个别会计准则中出现概念混淆和矛盾的情况。因此，美国的会计准则体现了实用主义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美国的会计准则因此高效、实用和充满活力。美国对公允价值的会计研究领先于世界，其对公允价值概念的界定也是不断改进，越来越务实和明确。
(二)公允价值的概念决定着公允价值的应用环境公允价值是一种新的计量方法，其目的在于正确反映计量对象的现时价值，以提供更为决策相关的信息。会计对象全面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当然是最终目标，但现在未实现全面应用时。就存在着应用环境适用性问题，即什么样的环境或计量对象可以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什么样的环境或对象不适合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因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基本要求是要达到公允，要正确反映对象的价值，若环境不适合或突变。致使价值不公允，即使存在最新市场价格信息，也不能将其作为公允价值。市场环境是复杂多变的，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市场传递的信息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是扭曲甚至完全是误导的。在达到严重程度而无力自纠时，必然危害经济，危害社会，毫无公允可言而有待政府“有形之手”干预。因此，不能唯市场价格或市场是从，合理性应是前提。合理的价值应是反映其内在价值的价值、反映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价值。会计货币计量假设本身包含币值稳定和价值前后可比的要求，若物价波动超出范围，也存在采用物价变动会计进行调整的问题。对于公允价值，在币值稳定的情况下，若计量对象的市场价格出现大幅变化，一般来说，应该是偏离了正常价值，此时不能再简单地采用现行市价作为公允价值，应采取一定的方法修正，或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而不应让公允价值对市场价格的扭曲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07年开始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公允价值的应用就遭到指责。可见，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方法，并非万能，即使在将来全面应用公允价值计量时，也不能无条件套用市场价格。在微观应用中，应该引入宏观调控，使公允价值更好地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二、公允价值概念的演进与评价
(一)美国公允价值概念演进公允价值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始见于1970年会计原则委员会(APB)报告书4号(APBStatement No.4)，后经历次不断修订与改进。从美国公允价值概念的演进，可以看到公允价值会计理论发展的缩影(见表1)。
APB Statement No.4界定范围主要是资产，从货币性资产交易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两个方面展开：货币性资产交易中，所收到或支付的价格即为公允价值；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中，公允价值是收到或出让资产的近似值。APB Statement No.4的公允价值概念将负债排除在公允价值计量范围之外，对交易各方和交易市场没有任何限定。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25号(SFAS 125)中公允价值概念的界定范围包括资产和负债，并对参加交易各方、交易市场和交易时间进行严格界定，对取得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设定了许多限制条件。
2004年6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修订的公允价值概念与SFAS 125相比。实质性改变有两点：一是对交易各方增加“熟悉情况和非关联”两个限定条件；二是将公允价值定义为“价格(Price)”。取代公允价值是一种“金额(Amount)”的观点。2006年9月正式颁布的公允价值准则“公允价值计量”(SFAS 157)，明确将公允价值进一步界定为脱手价格，以便与资产、负债定义一致。至此，美国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有了一个最终的界定。
(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公允价值概念的界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05年9月将“公允价值计量”项目列入议程；2005年11月，IASB“财务会计计量基础――初始计量”讨论稿，从概念上对资产和负债初始计量时的各种可选计量基础进行论述。SFASl57以后，IASB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角度对其主要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看法。2006年11月，IASB将这些看法与SFASl57一同，作为“公允价值计量”项目的讨论稿。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
委员会达成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趋同路线图”，其准则终稿将与SFASl57趋同。IFRS公允价值的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这与SFASl57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有较为明显的差异：(1)SFASl57明确将公允价值界定为脱手价，而IFRS界定的公允价值既不是脱手价也不是买人价；(2)在交易性质的描述上，SFASl57引入“市场参与者”概念，而IFRS则使用“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SFASl57强调负债是被“转让”而IFRS则强调负债是被“清偿”。
从以上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处于发达市场经济环境，涉人公允价值问题早，研究较为成熟，并于2006年就已颁布其独立的公允价值准则SFASl57，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涉足公允价值问题起步晚，并与美国达成会计准则趋同路线图，但IASB在着手制定公允价值准则时并未一味尾随美国，考虑到全球各国经济环境的差异性及借鉴美国已有的研究成果，IASB依然提出了与美国不同的看法，这一点集中体现在IASB的公允价值概念中。应该说，IASB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也有可取之处，如IFRS并未将公允价值界定为脱手价，而是一种交易的金额(即“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既适用于卖方也适用于买方，使公允价值在定义的表述上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再如。FASB对公允价值形成的市场环境引入“市场参与者”、“有序交易”概念，而IASB则使用“公平交易”、“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等概念，更具体地界定了市场环境。
(三)公允价值概念演进的评价在深入研究这两种典型的定义后，会发现其存在的漏洞。
(1)二者都是用纯市场观来定义公允价值，没有考虑市场的各种复杂情况，也没有考虑交易对象本身内在的价值，完全根据市场确定的价值，最终不一定“公允”。公允价值应该是公平允当的，不仅是在公平的环境下的自愿成交的价格，而且还要是稳定、可靠、正常的市场环境，急剧波动、投机、操纵、严重偏离价值等情况下的交易，即使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只能是非理性、非公平的，不能反映客观价值，不能算作公允价值。公允的价值应有持续性、代表性和广泛性，以及合理性等方面的特性，能反映标的物的内在价值、实质价值，如成本、功能、社会平均利润、未来的趋势等。急剧波动的价格不是价值的正常体现，因而不是公允价值，它不利于公平的交易，也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会计不可能使用随意波动的计量值作为计量方法和属性。随意波动的市场也不适用公允价值计量。因此应更准确、全面地界定公允价值的市场环境，而不能纯粹从市场出发界定公允价值环境。
(2)公允价值是市场交易价格还是各参与者之间的个别交易价格。从实际应用和理解来看，公允价值应是市场交易价格而非个别交易价格，只有市场价格才会达到广泛认同，才符合公允的要求，而个别交易价格不一定得到市场其他交易者的认同，不一定具有广泛代表性，不一定能作为公允价值。但从上述两种对公允价值定义的表述看，都针对的是个体交易者之间达成的个别交易价格。这既与公允价值理论不符，也与现实运用相背离。
(3)FASB将公允价值界定为脱手价格，人为缩小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与其在美国的应用不相符，也悖于将来的发展趋势。事实上，US GAAP规定的公允价值范围主要有六类：金融工具、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外购的无形资产、融资租赁资产、减值的长期资产和以非货币交易或其他方式获得的资产。这些既包括存量项目，也包括增量项目。IASB将公允价值界定为“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能够扩大应用范围和适用性，但对于债务是从清偿而非交换的角度界定，与资产是“交换”存在内部的不一致性。虽然市场参与者因承担负债而要求的价格也反映了其对预期资源流出的判断，但“转让”与“清偿”毕竟有差别。债务除了进行清偿，也可以转让、交易。
三、基于应用角度的公允价值概念界定
(一)公允价值应表述为一种“价格”而不是一种“金额”现行各种表述中，有的将公允价值表述为一种“金额”，如IASB和CAS(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有的表述为一种“价格”，如FASB，并且FASB历史上一直是表述为“金额”，只是在准备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正式出台准则时改为“价格”。显然，“金额”比“价格”包含的内容更多，它既包括成交价格，还包括交易成本(费用)，而交易成本对同一市场中同一品种的交易的不同交易者而言，交易价格虽然一样(市场价格)，但交易成本却可以是有差别的。因此，若将公允价值界定为“金额”，会导致范围广而内容不明确及缺乏可比性，界定为“价格”。则因其内容单一而含义明确，易于操作，也利于可比。并且界定为“价格”，更吻合于内含价值之意，抓住了交易金额的核心部分，放弃了不具可比性且不具重要性的交易成本，突出了主旨。
(二)公允价值是一种即时价值而不是一种期间价值这是在公允价值应用方面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由于公允价值是一种基于市场的交易价格，具有波动性和不稳定性，目的就是为了提供最新的相关计量信息，因此，公允价值应是一种即时的、不断变化和反映市场最新情况的价值，而不能惧怕频繁波动而采取稳定一些的期间价值。期间性不是公允价值的本质特征，及时性、相关性才是公允价值的本质要求。不断变动的公允价值是否因此捉摸不定；是否会影响计量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稳定性而出现大起大落?若将公允价值界定为一种正常环境下的价值，一种反映交易对象内在价值的价值，则公允价值应该是相对稳定的，在适合的环境下用于适合的对象将不会产生剧烈波动的。当然，由于公允价值的变动性，因此给报表阅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注意比较信息、前后几期的对比和综合，才能得出更准确的公允价值信息及其变化趋势，从而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决策。
德育机制的概念范文6
关键词： 政治效能感 单一维度政治效能感 双维度政治效能感 三意涵政治效能感
一
概念为科学研究的基石，这是一个常见的共同论点。在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过程中，学者必然会从界定新的概念着手。西方学者最先介入对政治效能感①的研究，其概念界定亦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下面将按照我的初步理解梳理一下他们对政治效能感的概念界说。纵观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对政治效能感的探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单一维度政治效能感
早在1954年，以坎贝尔(Campbell)为首的研究团队就注意到影响选民选举行为的因素，不仅仅是政党认同、问题取向和选民取向，还应该包括更重要的且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即选民的政治态度，在此社会和文化背景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效能感这个概念。最初，坎贝尔(Campbell，1954：187)把政治效能感界定为：“个别政治行为对于政治过程确实有或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这即是说，去履行个人的公民义务是值得的。它乃政治和社会变迁是可能的感觉，也是个别公民能在此类变迁的推动上扮演部分角色的一种感觉。”②从这个概念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政治态度，它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取向，通过政治效能感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特定的概念，很自然地把自我和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自我是政治效能感的主体，而政治则是政治效能感所指向的态度客体，它和自我效能感有着质的区别；同时这个概念把自我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作为参照系，强调自我所拥有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的重要性，以检测自我对政治影响力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概念是单一维度的政治效能感。
与此同时，早期的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这个概念，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很多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时期，影响巨大的是阿尔蒙德和维巴于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他们利用类似于政治效能感的主观政治能力施测于英、美、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公民，发现这五个国家主观政治能力高、中、低的公民数量并不平均。主观政治能力高的公民，他们一般比较关心政治，政治信息比较灵通，更愿意参与政治讨论、参与选举，对政治系统也更忠诚，主观政治能力低的公民则相反。很显然，主观政治能力与政治效能感是有一定区别的，但主观政治能力是强调个体对自我参与政治的能力的自信程度，其实这正指出了政治效能感的核心实质，因为坎贝尔对政治效能感这个概念的界定强调的也就是对自我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估。
2.双维度政治效能感――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
随着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发展变化，以及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对坎贝尔的概念界定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认为他的概念有失全面的。在社会中，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拥有相同的个人性格，有些人认为自己拥有一种支配的性格特点。根据这样的思路，莱恩（lane，1959）从心理层面来探讨政治效能感，他认为，有某种特殊性格的个人会相信自己相较于他人更具有优势，在政治效能感这种态度上也不例外。虽然政治效能感的实质是对自我政治能力的评估，但面对不同的评量对象时也应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其中应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首先，相对于他人，个人认为自己对政治更有影响力；其次，对于政治体系，个人认为政府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快、更好地回应。与此同时，莱恩从理论上把政治效能感区隔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维度.莱恩的提法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多数学者比较一致认同，政治效能感应该至少包含两个维度，这样才能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政治效能感这一代表特定政治现象的概念的丰富和复杂的特质。
同时，政治效能感除了理论上的区隔外，学者们开始从实证的角度来验证并力求找寻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联度，以及它们各自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布莱克（Balch，1974）采用坎贝尔等人所建立的政治效能感的测量题目施测于1000名大学生，证实了政治效能感确实具有莱恩等人所言的内在和外在两个维度，同时他还证实了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分别和不同的政治心理有着关联度，也就说明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弱。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开始关注美国选民这些年来投票率不断下降的事实，大多数学者仅仅从政治信任感的角度来考察这种现象，而Muller认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政治信任感，它本身就不是政治参与水平的一个强有力的指标，因此Philip H. Pollock Ⅲ（1983）从政治效能感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发现这些不投票的公民，尤其是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们也愿意参与政治讨论和助选活动，这只是他们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被侵蚀所造成的，这就说明了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并非平衡发展。与此同时，台湾学者黄信豪（2005）曾对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长期趋势作了分析，他根据政党轮替前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分布情况，发现台湾民众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虽然也有下降的趋势，但从长期来看，相对比较稳定；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会随着民众所属团体在政治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外在政治效能感从长期来看，它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总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政治效能感都应该包含两个维度，即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因此，我们把莱恩的这种概念界定叫作双维度政治效能感。
3.三意涵政治效能感
1967年伊斯顿和丹尼斯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探讨美国儿童的政治效能感，他们③认为：“政治效能感作为一个概念，它应该包含三个彼此独立但却绝不能分开的三个意涵，即作为一种规范的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感觉的政治效能感和作为一种行为的政治效能感。”为了检测儿童政治效能感的发展，伊斯顿在S.R.C.量表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题目形成了自己的量表，研究发现，美国国小三年级的儿童在早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态度结构。这种态度在个体的生命早期可能就具体化了，包含公民应该影响政府和政府应该回应民意两个维度。这就是政治效能感的规范，而且这种态度能够保持很多年且很稳定，表现为对民主政体的依恋，它成为支撑民主政治系统的一个根本规范；随着个体不断地被继续政治社会化，作为一种感觉的政治效能感体现为公民能够影响政府和政府能够回应民意两个维度，个体必须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具有相当的自信，它是一种持久性的政治态度，指出了政治效能感的实质；当政府损害到个体的合法权利，个体就会把他持久的政治态度转换为政治行为，这就是作为一种行为的政治效能感。这就说明了具有政治效能感的个体与采取政治行为的个体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关系，只是政治效能感的感觉蕴含着采取政治行动的行动意向。总之，作为政治态度的政治效能感包含三种意涵：个体生命早期的政治效能感的规范、其后的政治效能感的感觉和必要时转化为行动的政治效能感。正是公民个体和政府精英的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才使得民主政治体系得以维持和继续。阿尔蒙德在1963年也发现，具有主观政治能力的个体并不一定都会采取实际的政治行为，个体感觉到政府侵害到民意时，才会采取实际的政治行为。
二
总而言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时间的推移，对于政治效能感，后来学者的概念界定并没有完全否定前者的研究成果，而是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使之完善，只是这三个概念界定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政治效能感丰富和复杂的特质，它们之间相互补充和完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态度，它必然符合一般态度的特征，但同时它又具有一般态度所没有的特质。社会心理学认为：“态度是个人对特定对象以一定的作出反应时所持有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④很显然，政治效能感的态度主体是个人，态度客体是政治，它是个体对政治的意义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价所产生的某种价值或感情，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复杂的内在的心理倾向。然而，政治效能感作为一个心理学和政治学相互交叉的概念，它具有自己特有的特质。首先，政治效能感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它的态度客体指向政治系统和系统的各个部分。并且，一国公民对各种对象的政治效能感并不一定平行发展，它们之间互有影响同时也有可能交叉。其次，面对不同的评估对象，政治效能感表现为相对应的特定的结构，莱恩首次提出政治效能感应该具有两个维度，即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同时后来的学者也比较认同他的观点，认为政治效能感应该至少包括两个维度，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政治效能感丰富和复杂的特质。最后，任何态度都包含认知、感情和行为三种成分，但一般态度的行为只是一种内隐的行动意向。而三意涵的政治效能感，儿童时期形成的应然的规范，随着成年时期的继续政治社会化便会形成能然的感情，能然的感情一般来说相当稳定，只有公民认为他们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必要时才会转化为行动，这种行动则为一种外显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一种内隐的行动意向。
任何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以至于后来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意义，而不是仅仅依靠人们凭空捏造出来的，政治效能感当然也不例外。政治效能感这一重要的政治态度之所以孕育并形成于1954年的美国，这就说明了美国当时正好符合政治效能感形成的各种条件，且它肯定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民主政治的稳健运行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任何历史概念的出现并不是想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事实，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实际发生着的各种复杂关系。民主从来就不是什么整齐划一的东西，它在现实世界中也呈现为丰富的多样性。经研究发现，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在西方比较发达的民主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比较适用。当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际发展状况，也一定会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效能感，必然会在西方学者所界定的政治效能感的基础上增加更加丰富和有特色的内容。这样，政治效能感这个概念必将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绚丽多样之态。
注释：
①Political Efficacy：美国政治学家坎贝尔(Campbell)于1954年首次提出。台湾政治学家基本上都采用政治功效意识而加以研究的。大陆在翻译西方政治专著时，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汪晓寿1989年翻译的《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表达成政治功效感；而陈尧2006年在《参与和民主理论》则为政治效能感，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李蓉蓉副教授采用了政治效能感进行专门的研究。
②Angus Campbell GeraldGurin and W.Miller The voter Decides［M］.Row，Pet erson and Company，1954：187.
③David Easton，Jack Dennis.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Regime Norms：Political Effic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61，No11，1967：125-126.
④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194-195.
参考文献：
［1］Angus Campbell GeraldGurin and W.Miller The voter Decides［M］.Row，Pet erson and Company，1954.
［2］Lane，Robert E.Political Life.New York：Macmillan Co，1959.
［3］Balch，George I.Multiple indicators in Survey Rseearch：The Concept’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Methodology 1974.
［4］Philip H.Pollock Ⅲ The Participatory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A Research Note University of Utah on behalf of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83.
［5］David Easton and Jack Dennis，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Regime Norms：Polit-ical Effica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61，No11，1967.
［6］阿尔蒙德，维巴.徐湘林等译.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7］黄信豪.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持续与变迁：政党轮替前后的分析［J］.选举研究，2005，Vol12，（2）.
［8］章志光.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9］李蓉蓉.政治效能感：内涵与价值［J］.晋阳学刊，2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