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性质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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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的性质

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1

关键词:平面设计;诗性文化;高职

一、前言:

在二维平面空间中构建纵深感的设计就是所谓的平面设计,其画面一定要突破平面限制,绵延至无限并和世界本质进行连通,具有丰富的内涵的意蕴。平面设计的禁忌就是想象被固定在平面上,没有深度和内涵,仅仅是设计元素的排列组合,虽然整体也较为精巧,甚至能够给人以感官冲击,但是却很难让人产生回味的意蕴。也就是说,这样的平面设计仅仅是符号的堆砌,缺乏应用的灵魂和生气。如果将诗词融入到平面设计中,就会让设计产生一种悠远的意境。当然平面设计和诗词显然没有等式关系,平面设计不仅要将意义和内涵展现在平面上,同时也要凸显在二维空间中,所以对于形象的处理则需要变得更加精心。

二、诗性文化与平面设计的共性

(一)对视觉形象的应用。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形象来传递情感和反映社会本质。视觉形象所传递出来的内容主要包括了物象的色彩、形态和远近、高低。视觉的感官体验相对直接,而且也有助于表现和观察,因此在诗歌创造中常常将视觉形象应用其中。比如王维在《使至塞上》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句,就将两种物象进行高地远近的呈现,进而产生了极佳的视觉冲击力。平面设计从本质上就是视觉上的设计,所展现的元素也是各类视觉形象。比如由“三生无形”团队所创作的《半轮•壶》,就将“半月罩孤峰,独酌酿乡愁”这个意蕴融入到作品之中,从而给观众传递出浓浓的思乡之意。在这幅作品中,壶身相对平直,而壶盖则以山的形状来进行设计,壶把则以刚浮出水面的明月来进行造型,于是又能够产生“海上生明月”的艺术效果。这些设计都十分注重细节的研究,壶身上的釉色则由景德镇釉色研究专家精心调制而成,而把手则由民间铁艺艺人进行制作。这幅作品不仅包含了精益求精的技术,同时也融入了深厚的生活智慧,并结合当念和传统文化,从而展现出一副具有诗意的作品,也再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本质的“道”境。

(二)对节奏感的把握。除了之外的文学体裁,大多采用日常语言来进行展现,诗歌则需要将日常语言进行诗意的转换,进而产生显著的节奏感。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是诗歌的重要语言特点,也是区别其他文学体裁的重要特征。对于平面设计而言,和音乐、戏剧等艺术形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它实际上是一种艺术的综合。设计师需要将构成视觉的元素进行创新,进而使之产生相应的情感和创意。视觉元素主要为面、点、线,而在平面设计中,除了这三个基本元素之外还有颜色和形状等。将这些元素进行有节奏的变化,就能够产生良好的设计效果。比如点和面之间的构成关系,有的作品注重齐整,构建一种秩序之美。有的通过散点设计,产生一种错综复杂的视觉效果。有的则通过群化形式进行设计,基于统一的背景下产生一种韵律之美。视觉元素之间的排列模式,以及这些元素之间的运动的方向性,就能够形成设计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三)对形式美的追求。诗歌不仅具备美化功用,更具有传递思想内涵的作用。因此诗歌创作和鉴赏都极为重要。为了能够更好的提升诗歌中的意境之美,诗人极为注重采用相对独特的诗歌形式。通常诗歌形式之美主要包括听觉和视觉这两个环节。对于后者而言,能够展现出对称和错综复杂之美。因为诗歌从文体方面来说,能够很好的展现出这种视觉的形式之美,所以能够给观众带来一定的视觉享受。从视觉角度来看,诗歌不仅包含了对称和整齐的视觉美,同时还包括了错落有致的形式美。整齐让观众可产生秩序和和谐的体验。而对称则能够让观众产生稳定和均衡的体验,错落有致则能够让观众产生活泼和灵动的体验。诗歌中的视觉形式主要包括诗行长短、数量和排列等,这些元素不仅能够展现它的形式之美,同时也能够展现它的意境之美。而平面设计同样需要遵循和谐、韵律以及灵动的原则进行设计,从形式美来看,这两者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当然对于平面设计而言,同样也需要注意发挥其表意的功能。

三、平面设计教学中渗透诗性文化的意义

(一)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将诗意内涵植入至平面设计课程中,这为学生指出了创新和发展的方向。我国诗歌文化十分注重意境的展现,追求一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的飘逸、灵动、浪漫的境界。而且这些内涵和我国传统的文人画也有着典型的一致性,在我国传统美术观中,也十分注重“传神”、“写意”。而且这些观念也对西方的抽象派和现代派的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对于今天的政治、生活和艺术等诸多领域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平面设计课程教学中,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将以一定的引导,还能够更好的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敏锐的感知力,以及培养他们健康的人格特征,进而为提升他们的技能提供重要的基础。而且通过对诗歌的意境进行揣摩,进行艺术鉴赏等活动,也能够很好的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进而增强学生更好的理解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并在后续的专业技能练习中,更好从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二)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在全球化环境下,我国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无论何人都难以避免这种冲击。在社会诸多群体中,高职学生的重要性无疑更加显著,他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以及世界观都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极为显著的影响。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之下,可以更好的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渠道。尤其是我国传统的诗歌文化则十分注重意境的展现,这对于学生而言,可以很好的丰富和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激活他们学习的兴趣。需要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在开展平面设计教学时,要注重设计主题的意境展现。比如可以提出一个展现要求,让学生自由的呈现。因为学生理解和观察角度的差异,所产生的意境必然具有多元化,有的注重感情的传递,有的注重细节的设计,有的注重灵动的设计等。通过这种引导,就可以有效的激活他们的创作欲望,进而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传统诗词、美术的内涵,审美能力也会得到显著提升。这种不拘一格的表达模式,不仅可有效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够培养创造性的平面设计思维打下坚实基础。

(三)促进传统文化通过平面设计教学的传承发展。在平面设计过程中,需要结合用户需求,将相关的元素进行分析、重组和组织所得到的最终结果,而这个结果也会对现实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平面设计艺术不仅要映射现实,同时还需要丰富现实。而且这个设计创作和现实之间本身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设计时,需要将现实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加以统一认识,抓住核心的现实矛盾。从这点延伸出去可知,平面设计中的所谓创造实际上就是现实的一种特殊形态。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诗歌无疑是艺术的皇冠。然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当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和古人有着显著差异,但是从文化精髓中却有着一脉的联系。所以在平面设计中可以将诗歌文化中的“意蕴”、“形式”和“神韵”等植入其中,进而实现现代平面设计的创新。使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模式,可以有效的丰富学生的文化素养,丰富他们的文化底蕴。当他们的理论和审美都能够达到某个高度之后,在运用现代的创作原则进行设计时,就会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外媒统一,进而构建出具有中国味的现代设计。

四、深化平面设计教学中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整合和运用

(一)明确诗性文化教学内容,加强诗性文化的设计应用。为了更好的将传统诗歌文化融入到平面设计教学中,老师需要构建完善的诗歌文化教学内容,并在教学中重点阐述诗歌文化和平面设计之间的相互关系,让学生在鉴赏诗歌艺术时能够更好的领悟诗歌中的艺术内涵,进而将这个内涵融入到平面设计创作中,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和运用传统诗歌文化中的诗性来深入理解平面设计的精髓。当前一些高职院校的平面设计专业,大多开设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学,其中诗歌是其重要的内容,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和诗歌文化,进而推动传统文化在平面设计领域的传承和发展。

(二)完善课程教学模式体系,提高平面设计教学质量。从目前来看,高职院校的平面设计专业虽然在教学中引入了传统文化内容,但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很容易忘记诗性的传统文化,这说明这方面的教学并没有激活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就变得浅薄,在平面设计中也很难将这些诗性的文化融入其中。当前这些方面的诗性文化的教学整体较为枯燥,而且大多采用填鸭式教学模式,方法单一,学生在上课时,往往呈现昏昏欲睡的状态。对于这种现状,就需要高职平面设计专业的老师对这种落后的教学模式和体系进行革新,转换角色,充分调动学生这个学习主体的作用,促进他们主动学习。另外在教学方法上要加以创新,比如采用讨论时教学,多媒体教学等,进而让学生更加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内涵,并将这些内涵融入到平面设计创作中。

(三)加强教学内容资料的收集,深人挖掘诗性文化的内涵。注重收集相关的教学资料,注重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在推动高职平面设计专业教学改革方面作用显著。在具体教学时,老师需要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多元化的讲解。例如在设计主体教学过程中,课题需要结合相应图片进行层层递进时展开,进而将其中的诗性文化内涵进行展现和挖掘。如果涉及到诗歌文化中的意境教学,就需要通过其中的字面意思进行延伸和启发,将这些意境充分的挖掘出来,进而增强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而让学生在挖掘这些诗性文化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并提升他们更加深入的理解诗性内涵,进而在具体的平面设计中能够灵活运用。另外通过引导学生主动的收集相关的影像和图文资料,也能够提升他们主动学习能力,这种有意识的素材收集也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设计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郝书翠.诗性思维与中国传统文化[J].青海社会科学.2008(04)

[2]方芳.高职院校平面设计专业教学模式研究[J].艺术科技.2016(09)

[3]柳燕子.含蓄的力量——由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谈现代设计[J].咸宁学院学报.2005(02)

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2

关键词:大学生;法制教育;德育教育;一体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和文化多元化及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不断提升,但是目前高校中普遍存在着部分大学生道德危机和法制意识淡薄的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一、社会发展趋势要求实行一体化的德育与法制教育

大学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关键,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未来市场体系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法制化依赖高等院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与德育教育[1]。大学生整体法律素养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德育,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巧,形成了整体上正面积极的社会风气。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外一些文化及风气的负面影响也给新一代的大学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造成部分大学生对社会有抵触心理,价值观不正确,过分追求功利目标,道德水平整体下滑。传统的说教式的德育教育在一些年轻人眼中过于古板守旧,需要与法制教育相结合,突出意识形态的宣传,进行新时代的德育教育。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我们要多关注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发展,从说教的方式中发展出具有生命活力的法制和德育教育。比如在课堂上可以借助社会热点案列,首先上学生小组讨论,各抒己见,教师加以引导,这样学生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德育和法制教育能够产生最佳的效果。另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的德育和法制教育方法,关注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和完善,并结合政治因素进行教育,既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又能灌输法制意识,使学生成长为守法公民。

二、法制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内容呈现出一体性

(一)大学生德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交叉

学校德育是一门系统的科学,是指教育者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学生施加思想道德方面的影响的活动[2]。高校德育不仅体现在德育课堂上,它渗透在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其他教育如美育、体育和智育密切相关,具有相互促进的积极作用。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内容除了关注学生的道德发展之外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民主与法治观念教育、民族精神与尚武精神教育、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等等。大学生法制教育是实现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基础,对构建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法制教育在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有: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的教育,学习相关法规政策,教导学生自觉遵守法律,理解法的内涵及作用;对学生进行民主教育,让学生懂得民主的真正含义,学会正当行使民主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教育学生懂得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辨证关系,更加积极、主动和富于创造性的促进社会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对学生进行国家根本大法法律的教育,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运用法律最为武器行使权利及保护自己,同违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由此可见,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内容上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合,具有一体化的内容基础[3]。

(二)大学生德育和法制教育的功能互补

目前我国高校教育体系中,进行德育和法制教育的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这种课程设置方式体现了法制教育与德育的功能互补性。首先大学生德育教育是进行法制教育的基础。人都能思考有感情,特别是大学生情感意识非常强烈,对于生活中和社会上的事物易形成主观性的认知和看法,从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入手,法制教育才能更容易被接受和学习。其次大学生法制教育是德育教育成果的检验和保障。虽然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都具有一定的约束效力,德育教育的约束范围也比较宽泛,但是法制教育才能体现出现实意义上的强制性,为学生践行德育提供了标准和支撑。

三、法治教育与德育教育一体化的途径方法

(一)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进行法制与德育的一体化整合

以人为本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在对大学生进行德育与法制教育一体化整合时一定要注意人本理念的运用[4]。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工作中要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坚持公正平等自主的原则,激发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培养未来社会主人翁意识。这样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日后的社会工作中才能更清晰有效地进行规划和执行,并对一些社会中的不良现象和风气自觉抵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有序发展。

(二)建立长期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首先高校要制定关于大学生德育与法制教育一体实行的章程和治理细则。高校按照章程严格执行和治理,促进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确保教育程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高校要制定符合本校情况的特色章程,也可以适当引进外校的治理模式,帮助高校更好地开展德育与法制教育工作。其次,高校要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现代高校的发展呈现出“去行政化转市场化”的趋势,我国可以借鉴欧美部分高校的经验,与现代企业管理机制相结合,建立德育与法制教育一体实行的约束监督机制,对相关的权利运行机构设置进行分权和制衡,防止教育决策中的个人过度自由裁量,从而保证高效德育与法制教育工作的有序实施[5]。

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3

关键词:孔子学院;新兴战略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12-0079-03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在其《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一文中指出:“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语言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近年来,由于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国外了解、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然而,通过何种渠道和策略进行文化传播是实现孔子学院持续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唯有有效化解影响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才会高屋建瓴。

一、“孔子学院大春晚”兴起的时代背景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日益加深,汉语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也在不断提升,汉语学习也逐渐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这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海外展示、体验并举的综合平台,秉承孔子“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理念,肩负着对内继承与对外传播的使命。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曾说:“一种语言是否受到世人的青睐,最根本的是要看以该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实力如何,看她对异文化的人群吸引力的大小。”如今,全球持续升温的“汉语热”为此言做出了相得益彰的阐释。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国内经济稳步发展,综合国力逐年攀升,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由此带动对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迅速发展。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得汉语的国际地位扶摇直上,迅速掀起各国探索中国文化的热潮,这不仅表现在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骤增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孔子学院的建设成果等诸多方面。孔子学院就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适应海外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客观需要,不断发展壮大。

二、“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文化特征

南齐王融在《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古往今来,文化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力量源泉,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承袭千年的家国文化符号,以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释放出无形的精神力量。随着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走向世界,央视春晚也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绽放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如今,它不仅是各地民俗文化展演的饕餮盛宴,而且逐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虽然央视春晚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可复读的新民俗形象得到了确立,但是作为“走出去”战略的“孔子学院大春晚”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观众基础都无法与央视春晚相提并论。若从两者所承载的意义来看,央视春晚承载着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而“孔子学院大春晚”则倾向于文化意义。“孔子学院大春晚”不是简单的联欢晚会,而是依托春节所独具的文化内涵催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认同感,并为中华民族经典艺术的展示提供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与创造发展的良机。在日本、韩国等许多亚洲国家,其文化本身就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交互关系,茶道、书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很盛行,这就要求各所高校对于“孔子学院大春晚”的筹备策划做到“量体裁衣”。节目编排需要不断创作出中国气派和风格、独具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此外,“命题作文”的局限性无疑造就了央视春晚的特殊品格,同时也限制了节目创演的挥洒空间。多数节目注定只能是一次性消费的快餐,无法成为超越时空可以继续传承的艺术经典。有鉴于此,“孔子学院大春晚”多采取贴近受众的表演形式,串并各自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结合受众能够“及时接受”、“及时反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当地社会主流的舆论导向、沟通世界各民族间的信息与缓和国际局势矛盾与冲突的作用。

三、“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战略意义

随着孔子学院的稳步发展,办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如何创新办学的模式,激发办学活力是实现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日本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学员是通过中国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接触汉语并产生兴趣的,其中成绩较为优秀的学员通过“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等项目前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人数逐年递增。但是由于经济和时间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世界各国仍有许多人不能亲自前来中国学习汉语与接触中国文化。面对现状,我们除了要继续贯彻党十六大提出的“引进来”的战略外,大力推进“走出去”的战略将为中国传统文化直观地、高效地对外传播注入恒久的动力。正如宋立林博士所说:“文化传播本身就可以秉承孔子‘并行不悖’、‘和而不同’的理念,来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走出去、送文化’已成为传播孔子文化的最新姿态。”依笔者看来,“孔子学院大春晚”的应运而生恰逢其时,并借此渠道推广中国文化意义非凡。

1.“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整合策划与品牌推广,以独树一帜的创意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创造需求力与影响力。“孔子学院大春晚”品牌的设计以吸引视觉的“孔子”形象造型,借助全球华人所熟知的文化符号“春晚”,通过孔子文化中最核心的“和”字精准简约地表现品牌内涵,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近年来,国家汉办委托全国多所高校奔赴世界各地开展“孔子学院大春晚”巡演活动,围绕文艺演出、互动体验、文化展览三个环节,充分体现中华文化“欢乐、和睦、共享”的特点,全方位立体展示中华传统的文化理念与品牌形象。以2012年度大连外国语学院大学生艺术团赴中东地区巡演为例,演出设计经过缜密考究,节目涵盖了民族歌舞、中国书法、传统乐器、民族服饰及中华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演出过程中,此团依据不同的宗教群体、不同的体验诉求、不同的主题特征,进行优势整合、统筹规划,在整体中求和谐谋创新。

2.“孔子学院大春晚”作为一种国家文化意识形态,致力于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在互动交流中完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孔子学院的发展建设亦是如此,其中潜在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汉推工作者必须消除盲目乐观的态度,认清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正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相适应,偏重于西方化、通俗化。《论语·公冶长》有载,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然而面对当前多极化的国际文化格局,儒家之道的海外传播遭受着多重干扰和牵制。如近期美国国务院发出关于“孔子学院必须在美进行资质认证、部分孔子学院教师将限期于6月30日前离境”的一纸语焉不详的公文即为鲜明例证。面对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砥砺和排斥,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发展,不能拒谏饰非,而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多沟通求平衡。“孔子学院大春晚”开宗明义地获取本土反馈,有的放矢地搜罗各方的建言献策,有利于科学梳理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断完善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

3.“孔子学院大春晚”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海外中华文化的追祖溯源。中华民族历久弥新,源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广大海外华人身在异乡,积极投入到旅居国的主流社会,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为增进中外两国的沟通交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随着与改革开放时代共同出现的全球的“新华侨”群体成长和壮大,央视春晚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性华人文化的背景,并逐步成为全球性的华人文化的表征。海外华人对于春晚的热情既包含他们对于家乡文化传统的怀念和认同,也包含对于祖国发展的热望和期待。近年来,春晚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可缺少的新民俗的形象已经得到了确立。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择机而出彰显了祖国母亲般的慈爱情怀,增强了中华民族扎根于心的凝聚力。

4.“孔子学院大春晚”作为文化外交的新兴战略,可以优化国家形象,化解“中国”。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虽然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但是由于历史以及意识形态,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依旧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甚嚣尘上,虽然中国媒体对外报道了中国决不称霸的意愿,甚至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列举郑和下西洋的例子说明,中国即使在国力强盛时也并无武力征服别国的经历,但是孔子学院快速发展所折射出大国崛起的形象,还是让海外的部分政治家和学者心存芥蒂,误将孔子学院视为侵略本土文化的情报机构。“孔子学院大春晚”依托孔子学院的本土化办学的地缘优势,更好地收集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动态信息,及时化解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各种偏见,增强了塑造“礼仪之邦”形象的针对性,增加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和谐发展、大同世界理念的理解和认同,开辟了中国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新阵地。

5.以“孔子学院大春晚”系列活动为载体,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高校的对外宣传可以“两舟并行”。中外高校合作办学是孔子学院建设发展的普遍模式,“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海外践行是中国高校借助外方院校搭建的平台提升国际化程度的依托和契机,不仅可以拓展中国高校与世界知名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办学空间,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和层次,扩大中国高校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全面推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丰富孔子学院的办学内容,夯实孔子学院的软实力建设、进一步扩大孔子学院对外宣传的力度,而且可以大力弘扬和发展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优秀历史文化,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产业的人文内涵,加速形成在周边国家设立文化中心的布局,不断推进双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民间传统佳节,其中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文化无国界,艺术心相通,“孔子学院大春晚”借助“四海同春”的主题开展文化艺术巡演活动,在展示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的同时,也为中国大学走向世界开拓了新途径,更为弘扬和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双方互知互信、促进相互交流协作搭建了新平台。

参考文献:

[1]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2006年度报告[R].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2006.

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4

在西方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最为激进的批判当属西方,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1942年,在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的通信中,他们共同探讨了“大众文化”的问题。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它溶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故喻之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1944年,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手段的启蒙》一书中,霍克海默又与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的概念来取代“大众文化”,定义为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法兰克福学派还对文化工业的主要特征做了系统的阐释。

首先,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也就是商品性。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使文化成为商品,其生产和消费遵循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服从于市场交换的原则,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就是说,“它们完全堕入了商品世界里,为市场而生产,以市场为目标”。①在对文化工业的思考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是阿多诺对文化工业进行分析的主要依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产品,再加上普遍地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而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②也就是说,阿多诺借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来衡量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时,他是从商品的角度,并非艺术品。所以,“拜物教性质”也就成了文化工业产品的基本特征之一。其次,大众文化生产具有标准化、同一化的特性。商品生产中的标准化原则在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中体现的越来越明显。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为,文化工业的制造者在本质上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而这种生产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工厂生产的标准化产品被大众购买。“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③这就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的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鲜明的呈现出来。霍克海默在谈及大众娱乐方式时说:“在闲暇时间里统治人的这种机械性和在工作时统治人的机械装置绝对是一样的。”④这种特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被扼杀了,大众文化永远带有了“批量生产”的物化特征:一件大众文化产品和另一件往往没什么明显差异。第三,大众文化的强制性和操纵性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产品通过强大的时空性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性。霍克海默指出:“个体和社会的对立以及个人生存与社会生存的对立,这些使艺术消遣具有严肃性的东西已经过时。以取代艺术遗产而产生的所谓消遣,在今天不过是像游泳和踢足球那样流行的刺激。大众性不再与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或真实性有什么联系。在民主的国家,最终的决定不再取决于受过教育的人,而取决于消遣工业。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⑤

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5

【关键词】电视文化;屏幕文化;虚幻性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278-01

阿多诺在《电视与大众文化模式》中认为,电视的内容是一种“伪现实主义”,“让观众身不由己陷入其中,常常会身临其境自比为节目的主人公。”例如小品《卖拐》,与其说是在警戒拐骗,不如说是在诱导拐骗,“即便节目的主题是惩恶扬善,不知不觉还是把罪恶种进了观众心中。”因为“电视的产品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拥有多重结构的,目的就是从不同的心理层面上来麻醉观众。”这种商业性质的大众电视节目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反对某种假恶丑,但“总是在无意识层面上向观众灌输,叫他不知不觉之间中了毒害,还自鸣得意。”[1]而当下社会中屏幕也同样如此。自从便捷的、快速的屏幕取代了电视,这种现象更加大肆其道。而屏幕文化(传媒“掌中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文化称之为屏幕文化)所展现的便是一种快捷、无处不在、具有很强侵蚀性的文化形态。

雷蒙・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态》中谈到电视节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商业性质的,如肥皂剧以及一般的娱乐节目;另一类则是公共服务性质的,如新闻、教育、艺术等节目。他进一步指出,这些商业性质的节目是允许观众参与的,因此它们是反主流意识形态的。而那些官方的、高雅的如BBC、ABC等教育节目的观众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正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顺民,“灌输什么,就接受什么”。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做出分析的话,就不难看出,在当下社会中恰恰正好相反,所谓的大众文化变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也就是葛兰西所谓的意识霸权。而且大众文化不断有庸俗化的嫌疑,是值得警惕的。

因此,在精英文化受到了严重挤压的情况下,这种所谓的大众文化就通过屏幕迅速传播,而在屏幕上呈现的形式就是商业性质的节目,相亲、游戏等娱乐节目是当下最为典型的体现形态。“就大众文化的基础价值判断而言,我们依然是在求诸或者已成明日黄花,或者东山再起、重振雄风的舶来理论。假如我们不认可当下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比如,当流行歌曲风头不再,电影的热情意兴阑珊,真人秀异军突起,美女俊男在屏幕上川流不息扮演男找女、女找男、未婚找离异、离异找未婚、丈母娘找女婿,或者哪一天倒过来女婿也找丈母娘,等等,假如我们对这一些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故事心存不满,有意提醒受众这类娱乐至死的相亲节目说它什么都行,唯独不是真实,那么我们尽可以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说明大众文化骨子里总是唯利润是瞻。”[2]“无怪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痛心疾首,将之命名为‘文化工业’,判定它是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联手,生产低劣文化产品来给工人阶级洗脑,总之是在追逐利润中控制思想,在思想控制中追逐利润。”[3]

如果我们再借用一下威廉斯提出的“流程(flow)”概念的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当下的屏幕远远比威廉斯时代的电视更为便捷,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程”。如果威廉斯对电视“流程”还在迟疑是否给与批判的话,我们则可以明确地断定,这种屏幕“流程”的结果更是打破了传统思维方式,剥夺了思维的时间和空间。况且,屏幕文化不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生活本身,其所宣传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使受众变成了“顺民”。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权力与主体》中指出现代文明将人变成被动的客体有三个步骤:区分、规训、检查。意思是说把不符合主流的区分出来,然后进一步规训,最后个体在自我趋同中客体化。例如尤金・奥尼尔的《毛猿》中,杨克在不断地自我确证失败以后,变成了“畜生”――动物园里笼子中的猩猩。而今天的屏幕文化的传播更为隐蔽和快速,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更可怕的是屏幕文化试图把所有人囊括在自己的体系之内。

总之,在虚幻的时间和空间中凋萎的东西正是人的本真性,这是因为虚幻的时空取代了现场性,而现场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存在感。屏幕文化中虚幻的本质是由于它的二度性――编辑所导致的。本雅明在谈到“灵晕(aura)”时举例自然对象的灵晕。他认为这是一种“距离的独特现象”。他说:“如果当一个夏日的午后,你歇息时眺望地平线上的山脉或注视那在身上投下阴影的树枝,你便能体会到那山脉和树枝的灵晕。”[4]他在谈到灵晕缺失的社会根基时,多次提到了“当代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大众影响”。而屏幕文化恰恰在“竭力通过激发幻觉的场面和暧昧为可疑的投机来激发大众的兴趣。”[5]

参考文献:

[1]陆扬.电视与大众文化[J].三峡大学学报,2006.1

[2]陆扬.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J].探索与争鸣,2012(5).

[3]陆扬.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J].探索与争鸣,2012(5).

[4]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238.

[5]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252.

大众文化的性质范文6

关键词: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艺术 法兰克福学派 伯明翰学派

20世纪的学术界,有两股社会思潮颇引人注目,一是横贯整个20世纪的西方思潮;一是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并一直勃兴至今的英国文化研究。两者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者对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者对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和旗帜性的学科奠基和学术建设的作用。在两股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学派为理论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作用,它们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形成的一个学术观点大致相同的学术流派。由于他们标榜社会批判,以社会批判作为立所宣言,所以该派又称为“社会批判理论”。该派学派成员包括第一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及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和施密特等。

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个以成立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个旨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文化研究中心为阵地的左翼学术流派。学派成员包括: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逊、斯图亚特・霍尔和费斯克。

这两个学派各处于两股明显相异的学术思潮中,耕耘着各具特色的学术花园。但是,两块园地并非完全没有交叉,园地里的学术之花也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两块花园连接的区域叫做文化,两块花园里都绽放着一支叫做大众文化艺术的花朵。对于文化,甚或大众文化艺术,二者在理论观点上有个比喻,法兰克福学派可以比作“火”,而伯明翰学派可以喻作“水”。火者,至刚至热,趋向极端;水者,至阴至柔,趋向中庸。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观,正如烈火,充满火焰般的燃烧一切的批判精神;伯明翰学派,恰似流水,平静客观,随山岳河川缓缓流淌,润物无声。

水与火,一阴一阳,自然不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既为水火,当然更多显现的是差异。二者在理论取向上,前者极端,后者中庸。

一、对待大众文化艺术,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持猛烈批判的激进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艺术的研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化的高雅和通俗的绝对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的学术立场,认为大众文化艺术不同于纯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对现实批判的特权归属于高雅文化,认为大众文化艺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剥夺大众创造性思考的后果。

(一)关于文化或者艺术

霍克海默的《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集中阐述了艺术同大众文化的不和谐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的束缚既然必定要引起反抗,这反抗同样见于已经变得个人化的艺术领域。艺术作为超脱于现实世界的精神事物,具有一种乌托邦性质,它能够唤起人对自由的回忆,而使流行的标准显得偏狭和粗俗。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没有任何联系了。

(二)关于“文化工业”及科学技术

在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批判上,阿多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上。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艺术起码存在这样几个弊端:‘大众文化艺术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艺术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艺术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艺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艺术的关切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他在《单面人》中指出,当科学技术加盟到整个社会的运作时,文化的性质不得不发生改变,即文化的“单向度”化。马尔库塞意识到,“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三)关于大众文化艺术的客体――受众

阿多诺认为:“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他认为,在一个全面物化的时代,大众是无力和被动的。因为物化的意识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大众的抵抗力早已被软化消弭,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被收编。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大众在文化工业中占据的其实不是主体地位而是客体地位,他们不是机器的主体而是附件。消费者并非如文化工业鼓吹的那样是个体面的皇帝,他们不是主体而是对象。

二、对待大众文化艺术,伯明翰学派总体上持客观的中立态度

伯明翰的学者们把文化的内涵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落脚点上,并抹掉精英偶像的光环,把文化主体拓展到更为“低级”的人群。在他们的主张中,文化不再仅是“经典”,更是来自普通的日常生活。

(一)关于文化

霍加特对文化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用途》中。他默许文化的朴实、低俗性,认为家庭和邻里的文化,是一种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文化的用途》以强烈的‘实践批评’精神,尝试去‘阅读’工人阶级文化,以寻求显现在其模式和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文化进行了全面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文化的概念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体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无知、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是威廉斯早期的文化观,在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中,他又进一步把文化定义予以发展,第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第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在威廉斯笔下,文化概念终于突破了高雅文化的囿限,去掉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们的精英文化情结。文化不再是狭义的垄断,文化只是普通的。

(二)关于大众文化艺术

在消除了文化的高级与低俗之分后,伯明翰学派自然的就将文化从原来的精英调整到平民的角度来分析普通的文化,或曰大众的文化。

霍加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充分合法性,“工人阶级的艺术基本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索’),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表现。”他在《文化的用途》中避免了两点,“一是把无产阶级文化贬得一无是处,低劣或者粗糙;二是滥情的接受,这同样很糟糕。”

作为深受利维斯主义影响的新左派首领,霍加特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态度难免混杂模糊,而到伯明翰学派的舵手威廉斯这里,学派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清晰态度就真正地显现了。对于技术发明,威廉斯则认为:“只有当它被挑选来进行生产投资时,只有当它为了特定的社会用途而被有意识地发展时――即当它作为一种技术发明转向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可以得到的‘技术’时――其普遍的意义才开始。”“被技术化了的大众文化艺术是少数派的现代主义的敌人……技术被谬误地认为必然带有这种内容,而在行动和反应两方面,少数派艺术却对它本身和一个异己的技术世界丧失了信心。”这里威廉斯要强调的是――技术本身并无罪过。

(三)关于大众文化艺术的主体――消费者

作为左派评论家,霍加特及其他“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们,无一例外地将大众文化艺术的受众指向到了工人阶级。

霍加特提出,工人阶级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充满偏见,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但是在工人阶级大众自得其所的领域,他们个人的、感性的世界中,他们的交谈就像小说家,每一种逸闻都给描述得绘声绘色。他们交谈中的主导价值是友谊、得体的热情、豪放坦诚。正因于此,工人阶级大众可以是天真无邪的,一旦诉诸他们自己的价值,就像婴孩一般幼稚,就像广告的目标所向。所以他们也容易受到欺骗。

霍尔对大众文化艺术的解读,来自于他的那本名著《编码/解码》。该书中,霍尔清楚地感受到了受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认为观众可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统治话语”解码,认为观众的反应未必一定是机械的。统治意识形态用选定的意义来编码,将往来事件的解释公之于众,似乎它们是自然的、理性的。观众却尽管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码。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尤其大众文化艺术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鲜明的差异,它们一个高调举起精英主义的旗帜,站在勇猛批判的立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文化哀叹,一个低调扛起平民主义的旗帜,站在大众的立场,相对客观中庸地建构着大众文化艺术的主义和内涵。前者如火,后者若水,水火相遇,不存不容――这当然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特殊条件下,有足够的温度和燃烧气体,水火也可相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范围的差异,并不排除小范围的相似。比如晚年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艺术态度的转变,对文化受众认识的细微变化;本雅明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艺术理论的反向补充,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进化母乳。而伯明翰学者霍加特,对大众文化艺术的商业属性的厌恶,以及对无产阶级受众创造性和防御力缺乏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还是暗合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大众文化艺术批判观的。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

[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文化研究网(http://).

[4]陈刚.穿越现代性的苦难.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5]雷蒙德・威廉斯,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