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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和谐；可持续发展；创新社会管理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008-04
一、基本内涵认知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理论观点，用以提醒其成员国注意经济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失衡问题，倡导经济将建立在更自由、更开放、更公平的基础之上。之后许多研究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也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主要从过程、结果维度、收入与非收入维度、收入增长是否有必要、包容性增长测度的难易程度以及创新等几方面展开[1]。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国际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间逐渐完善的概念，总体而言，包容性增长是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2]。具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有可能或者已经存在的发展失衡、分配不公、社会差距持续扩大、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很好地保护等有违可持续发展宗旨的各种情形，通过各种手段来矫正失衡，使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和谐发展。本质上讲包容性增长是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相对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强调经济增长与其他方面增长的协调发展，是一种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机会、分享发展成果的理念[3]。也就是说，从一个国家的国内来看，包容性增长应该是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在增长的同时，保障财富分配公平，不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向低收入人群倾斜，使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就国际宏观方面而言，包容性增长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应当以不损害或抑制另一国增长、不给对方带来危害为前提，实现国家间协调、和谐增长，在共赢多赢中实现共同发展。当然一般来说包容性增长主要还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而各国之间包容性增长，更多的是指贫困国家在全球区域性增长过程中能够受益更多。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一）理论研究
1.问题的缘起。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威胁，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亚洲国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穷人数量由1990年的9.45亿缩减到2005年的6.04亿，导致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同时出现只有小部分人获益于经济增长的情形。弱势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在偏远农村的人们和妇女并没有按比例受益于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从而越来越被边缘化[1]。很显然经济的高发展造成的这种贫富差距，如果任其蔓延和发展，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的隐患。因此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是人们对于贫困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4]。
2.研究内容与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可以不断地产生，技术就可以不断地进步，经济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增长[5]。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以追求GDP为目标。但是二战之后，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特别是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使得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时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于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相互融合的协调发展方式，由此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经济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过渡。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学术界从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向了研究经济增长的后果和质量，形成了包容性增长理论[5]。
早在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就提出“要对地区和谐增长作出贡献”，这被视为包容性增长思想的萌芽。对于“包容性增长”概念的界定，在早期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在近十几年存在一些类似的或不同的表述形式，如：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不平等减少的增长、相对益贫式增长、共享式增长等等。2006年为研究亚洲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发展战略，亚行组建了由经济学家、企业高管组成的专家小组，该小组于2007年撰写了调查研究报告，提出亚行关注的重点应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的建议[1]。这次的报告提出包容性增长关注于快速创造经济机会并且使它惠及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广大群众，也是目前公认的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经济学概念。
这次调查报告提出之后，包容性增长问题的研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尤其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学术研究者在近几年来对其的理论认识和概念的研究颇多。无论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是一些专家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研究基本都是围绕其概念和本质展开研究的，因而减少不平等成为政策开发关注的重要主题。目前理论上主要是从政策层面以及分析增长不包容的原因上提出研究结果，即由于两极分化、机会不均等以及各个国家体质上的制约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包容，因而需要通过高速、有效、科学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为人们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与平等地获得机会，确保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广大群众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2
这首先与很多人对经济增长这个概念的误解有关。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的持续的增加，是一个中长期的概念。这样定义的经济增长概念不同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年或某一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的概念，后者是个短期的概念。很多人在讨论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时常常不对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结果就导致了下面的错误，即不当地运用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来分析经济增长的问题。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以被分成消费（包括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部分，它们同时也构成凯恩斯理论中总需求的三个要素。但是，“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要么没有理解要么忽视了总需求决定总产出的凯恩斯理论只能用在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问题，而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是不能相互混淆的，而“三驾马车论”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
根据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当经济不景气时，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者说当前的国民经济总产出低于所谓的潜在产出水平时，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来提高国民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反过来当经济过热即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会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此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降低消费、投资或出口需求，从而降低通货膨胀。但即使在凯恩斯理论里，消费也并不占有特殊的地位。经济不景气时，不管是刺激消费、投资还是出口都会有相似的效果。事实上，在经济周期里，投资的波动通常要大于消费的波动。所以，经济萧条时刺激投资可能比刺激消费还要见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中，不是通过提高消费、投资或者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率（毕竟这三者的比率不可能同时提高）而是通过提高总需求的水平来刺激经济的，理论上，可以同时提高消费、投资及净出口这三者的水平。
与短期宏观经济的波动问题不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是一个需求问题，而是一个供给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问题。根据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的提高，前者是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指标，后者是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指标，一般被看成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虽然学术界对于资本积累与生产率哪一个对现实的经济增长贡献更大有争论，但都同意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由这两个引擎来拉动的。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是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一个主要推动力，而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才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发达一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肯消费（消费谁不会啊？），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占有率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的10%，在现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所必需的。
“三驾马车论”的信奉者认为（或者担心）中国投资过度导致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当然某些产业或者产品的产能过剩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存在结构性问题。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年年都听说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中国经济恰恰在这20年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他们还认为（或者担心）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投资回报率下降。关于投资回报率定量的研究并不多，但是数年前清华和北大的两组学者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国宏观层面的投资回报率有明显的下降。
还有人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等于投资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概念来证明中国投资效率在下降。理由是中国的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率）比20年前高，但增长速度并没有更快。事实是，中国在2001-2010十年间的平均ICOR（平均投资率除以平均增长率）是4.06，与1981-1990年间3.86平均ICOR只是略有上升，而这种上升其实是非常正常的。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上升，ICOR一般也会上升。事实上，发达国家的ICOR要远远高于中国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高收入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上述两个十年间的ICOR分别是6.32和12.62。所以，不能简单地用ICOR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投资效率。如果一定要用这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的投资效率就位于世界的最前列。
现代增长理论表明，投资的增长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即使根据国家统计局可能被低估了的消费数据，中国从1990年到2010年的二十年间消费的年增长率也达到8.6%（这是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复合增长率）。确实，同期GDP的年增长率是10.4%，快于消费的增长，但消费每年超过8%的增长速度也已经举世无双了，同期世界经济整体的消费的年增长率都不到3%。说起来也许有点像悖论，但中国相对较低的消费率（也意味着相对较高的储蓄率）恰恰是中国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快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三驾马车的理论，中国过去这些年高速的GDP增长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每年8.6%的消费的高速增长又是靠什么拉动的呢？靠消费拉动显然说不通。如果说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那无异于说两驾马车拉动了第三驾马车，也说不通。即使“投资和出口拉动了消费的增长”这句话说得通，那么消费乏力又从何说起呢？“三驾马车论”之荒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从现代增长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比较好地解释。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资本积累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有多大。学者们虽然在中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快慢问题上有争论，但大多数研究者都发现资本积累（也即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同时大多数也发现中国的生产率每年也有显著的增长。中国由于储蓄率高，因此投资率也高，资本积累快，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效应。因为我国的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很落后，但正因为落后，我们的技术进步的速度在缺乏“自主创新”的情况下照样可以比较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需要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步的速度也就不可能很快了。）另外，由于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开放，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在不断改善，这是生产率提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计，中国的投资率和追赶效应将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下降，中国经济每年10%的增长速度是“不可持续”的。但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很正常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可能通过所谓的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或投资与消费平衡驱动）的经济转型来改变它。而且，由于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继续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的人均产出又还不到发达国家的20%，追赶效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依然存在，因此，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以平均每年6%-7%的速度再增长20年。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 分析框架 离散系数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相关研究
前苏联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业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的“集约增长”。科尔奈则在其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把这两个概念与西方学者使用的“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两个概念相比较指出“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术语，即‘粗放（外延）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述。这两对术语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与外延（粗放），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集约）相当”。这一分类方法在国内学术界也被广泛接受。国内众多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关问题和概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如刘国光等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赵爱明等人则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将原有的和现存的忽视质量和效益、片面追求数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转变到高质量、高效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洪银兴等人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出发研究，认为“我国所要推进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既包括索罗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也包括新增长理论所突出的知识创新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果的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效果，是指动机指导下的行动所产生的客观后果。在日常用语中，效果往往被简单理解为预期目的的实现。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预期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 ：
第一，在经济效益增长方面的效果。经济效益即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更多经营成果。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的优劣本质上就是经济效益的优劣，经济增长的质量高低就集中体现在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上。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由此可见，经济效益的提升也是一个社会整体经济追求的目标。
第二，在生产要素经济效率提升方面的效果。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效率问题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指出两个方面的结论：一是从单个生产要素的投入总存在一个使其投入带来的产出最高的点，即单个生产要素效率最高的点；二是从多种要素的同时投入总存在一点能够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最佳，在这个点上，该种生产要素组合带来的产出最高，即综合要素生产率最高。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把要素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或增长方式转变所追求的目标。
第三，在科技进步方面的效果。丹尼森认为“知识进步——即技术、管理及其应用，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索洛等所提出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的观点相一致。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把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体现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的提高已经成为理论界的普遍共识，而我国经济增长还是投入型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高，不能适应这个日新月异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
第四，在产业结构转变方面的效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库兹涅茨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总量增长和部门变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总量的高速增长能够导致结构的快速变化，主要是因为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拉动生产结构的转化，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与经济总量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农业部门（即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即第二次产业）和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则上升。
第五，在产品质量竞争力提升方面的效果。产品质量既包括物质产品的质量又包括服务产品的质量，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产品自身具有的特征，即符合技术标准的程度（可称其为品质特征）；二是产品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即产品的适销程度。产品质量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素质高低的标志。在国际市场上，国际贸易的实践表明产品间的竞争已经由以价格为中心转变为以产品质量为中心，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因素。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4
一、教育、教育支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自古以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教育投入直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革新，最终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问题，不仅仅是单纯地探讨教育支出与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而是从教育投入的溢出效应角度来研究其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同时能够进一步细化教育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为教育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研究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既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又更加明确地反映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因此，研究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够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国外研究观点
Nordtveit（2009）[1]认为教育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尽管中等发展中国家采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教育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Jung and Thorbecke（2003）[2]发现教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可以改善教育输出，使教育支出与劳动力需求结构模式更加匹配。Holod and Reed（2004）[3]探讨了知识溢出效应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加深了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但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致性使得国民经济发展得到进一步地提高。
2.国内研究观点
王超和罗然然（2004）[4]考察了我国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与GDP 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投入在各地区经济增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德劲（2005）[5]发现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有显著正效应，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王延军（2007）[6]考察了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我国教育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0.376个百分点，而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则可以促进教育支出增长0.694个百分点。金英姬等（2009）[7]以黑龙江为例，定量考察了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教育部门投入每增长1%，教育的外溢作用所带来的经济产出的增长为2.58%。
二、基于溢出效应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
1.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是美国沃尔什于1935年发表的《人力资本观》文中首先提出的，到20世纪中期和60年代初期人力资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体系，并对西方教育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人力资本是最具有生产力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教育可以产生“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能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增长，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随后，在舒尔茨的研究基础上，贝克尔、丹尼森等进一步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通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2.教育溢出理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应的基本理论，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的卢卡斯、罗默为代表，他们用外部性解释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而为研究教育溢出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最早提出的溢出（Spillover）概念是指物质如液体和气体等有形物质从容器中无意中被泄露出或者被浪费掉。经济学家将此概念拓展，Marshall（1890）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将溢出概念等同于外部性，他认为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任何稀有资源的消耗都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比例，造成经济市场活动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外部不经济。无论是教育支出作为一种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还是教育部门通过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流动对非教育部门产生影响，这两种影响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教育投资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即每一单位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引起产出的提高，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各地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地区对教育溢出的吸收能力，并且只有将各地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劳动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教育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3.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这阶段的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索洛和斯旺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他们主要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两大缺陷。罗默通过考察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建立起了新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资本积累过程中收益递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过程中新投入品的不断引入。因此，人力资本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力量。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政府可通过补贴的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带来的增长不是最理想的，垄断竞争是必要的。
三、溢出效益的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幅度地增长，尤其是我国教育支出增长趋势明显，其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这表明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更能反映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通过前面两章的理论分析，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溢出效应下我国教育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水平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这说明教育支出越好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教育支出越差的地区，经济发展越慢。
2.教育支出、劳动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传导机制。第一，教育支出和经济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带动教育支出规模的扩大；第二，经济增长会影响教育支出的溢出；第三，劳动力就业情况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教育支出规模以及教育的溢出情况产生影响。
四、结论
教育支出的溢出效用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实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加速经济稳步增长。与此同时，由于教育支出的外部性使得教育投入产生对社会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又会产生新的教育支出的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性，教育支出的社会收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从而提高此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教育的溢出作用不可忽视，因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远远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体素质要高，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创造高素质的文明和生活习惯，这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形和间接的，但却是巨大的。因此，政府部门应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中央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保教育支出的合理和稳定增长。同时，各地区通过高校为核心的知识创新区，以科教、人文、生态资源的集聚与共享为依托，以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导向，充分发挥教育的溢出效应，推动知识经济密集区和产学研联盟建设，全面促进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升级。
参考文献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29（2）：157-165
.
.Economics Letters， 2004，85（1）： 35-42.
[4] 王超， 罗然然. 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7）：76-78.
[5] 王德劲.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5（9）： 62-66.
[6] 王延军.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27）：77-78.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5
一、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综述
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增长代表一国潜在GDP或者国民产出的增加，是一国生产可能性曲线(PPF)的向外推移。库兹涅茨为经济增长做了更为全面的阐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提高，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根据这种理解，经济增长不仅仅在于生产能力的增长，更强调在技术改进、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后者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反映。马克思在论述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时也指出，“生产的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投入资本的逐年增长；第二个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注意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专著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经济学家卡马耶夫于1977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他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物质生产资源变化过程的总和，以及由此而增加了产品的数量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通常被称为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经济增长”，并强调“在经济增长这个概念中，不仅应该包括生产资源的增加，生产量的增长，而且也应该包括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消费品的消费效果的增长。”另一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著作是由世界银行的托马斯等著的《增长的质量》，他对增长质量的理解是，“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比如：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方面，以王积业、李京文、汪同三、胡少维等学者为代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较有影响。王积业从多恩布什与费希尔对经济增长的理解，即经济增长过程“是生产要素积累和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出发，认为“所谓生产要素积累，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是经济增长实现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所谓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指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更加有效使用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它们构成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源泉。决定经济增长的这两组因素既紧密交织，又相互区别，共生于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由于这两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引致经济增长或者以数量扩张为主，或者以提高质量为主，形成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形态。李京文等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1953～1990年)生产率的变化，并与美国、日本等国的生产率变化进行了对比。汪同三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提出了“增长成本”的概念，即用一些描述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对GDP增长速度的平均弹性来描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胡少维对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方法进行了综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做了一些评价，并指出贯彻和谐社会理念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其余大部分则集中于操作层面，即集中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但是缺乏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钟学义等在《增长方式转变与增长质量提高》一书中把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概括为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投入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资本生产率、物耗指标、能耗指标等)，反映经济增长是否稳定、健康的指标(经济波动情况、通货膨胀率、就业状况、环境污染指标等)，反映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的指标(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劳动力结构、地区经济结构等)；戴武堂认为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就业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收入差距的合理程度。其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包括梁亚民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效率、产出结果、增长潜能四个方面设计的由21个评价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李周为、钟文余通过六个反映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与机制的一系列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李变花认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经济稳定八个方面；单薇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潜力四个方面，确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的评价理论，对1995～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探讨；赵英才等对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的结论；而徐辉、杨志辉则用密切值模型对1995～2003年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评价。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前文有关的理论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长质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效益、环境等诸多品质方面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方法选择
1.模型指标变量设定
前文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已经做了大量的定性分析，但如何进行量化评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增长潜能、稳定性、环境质量成本、竞争能力、人民生活等多个方面。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是基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理论，运用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状况的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在参考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解，本文设定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构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各个指标及含义具体如下：xl——人均GDP指数(1978年价格)；x2——财政收入增长指数；x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1978年价格)；x4——第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x5——投资效益系数；x6——出口总值占GDP的比重；x7——外商投资额占GDP比重；x8——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倒数)；
x9——R&D占GDP的比重；
x10——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1——单位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倒数，1978年价格)；
x12——万元产值能耗率(1978年价格，倒数)；
x13——经济稳定性系数(取倒数)；
x14——城镇化水平；
x15——养老保险覆盖率。
在运用因子分析前，将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负向指标调整为其倒数形式，使其成为与经济增长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变量。
2.因子分析方法
在定义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中，需要对反映其客观情况的多个指标进行大量的观察，而在很多情况下，许多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从而有可能用较少能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析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各综合指标之间是彼此不相关的，这些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称为“公共因子”，而因子分析就是用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模型。
在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时，用尽可能少的不可测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个变量或指标。因子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x1、x2…xp。为p个指标，apm。为影响因子载荷，F1、F2…Fm为m个公共因子，m小于p，ε为特殊因子。
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从而将多个指标体系转为少数几个相互独立且包含以上指标大部分信息(80%以上)的综合指标。其优点在于它确定的权数，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有较好的客观性，而且得出的综合指标(公共因子)之间相互独立，减少信息的交叉，这对分析极为有利。
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
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各指标代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l所示。
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应首先检验模型及相关指标的设计是否可以应用因子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是两个测度因子分析模型是否可行有效的
检验方法。
KM0(Kaiser—Meyer—Olkin)测度采样充足度。检验指标变量的偏相关是否足够小。KMO的统计量值一般界于0和1之间，若该统计指标在0.5和1之间则表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若小于0.5则表明因子分析的结果可能难以接受。
根据相关数据，SPSS给出的相关计算结果表明，KMO检验的结果为0.588(大于0.5)。Bartlett检验统计指标检验相关矩阵是不是单位矩阵(原假设为相关矩阵为单位阵)。卡方检验结果表明，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1.362，p值近似为O，拒绝原假设，即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因此。以上两项统计指标的检验表明适合采用因子分析进行研究。
在此基础上，SPSSl3.0的输出结果如表2、表3、表4所示。表3是因子分析后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后的结果。
从表3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1在指标变量x1、x3、x4、x13、x14和x15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宏观环境因素，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环境影响因子。旋转后第一公因子F+在指标变量x2、x5、x6、x8上有较大的载荷，而这些指标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要素收入的变化，可以作为要素生产率因子。旋转后第三公因子F3在指标变量x7、x9、X10、x11和x12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环境和资源变化以及竞争力，这些可代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可以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可持续性与潜力因子。
因此，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15个指标变量，可以用F1，F2和F3这3个完全不相关的公共因子来表征，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含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素生产率因素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素。
通过对表3的观察可以得出，宏观环境影响因子F1、要素生产率因子F2和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因子F，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全部变量信息的90.97%，由此可见，这3个因子包含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为了计算各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以便求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的数值，需要对这3个因子进行量化。本文采用回归法(regression)来计算因子F1、F2、F3得分，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
历年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得分Qt，表示为公式：
其中，λi是X的相关矩阵R所对应的特征值。
四、结论
通过对全国1990～2005年经济增长质量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结论。
1.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根据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数据，自1990～2005年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综合质量指数年平均提高约6.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不断改善的趋势。
2.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现象
巾国16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提高(QI)与数量扩张(SI)存在不一致的现象。虽然中国在16年间经历了QI的持续上升，但是由于中国保持了更高的数量扩张速度，QI的提高并未与SI呈现出较高的同步l生，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能带来同比的质量提高。这一定程度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摆脱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低质量增长的窠臼。
3.最近几年扩张不同步系数不断扩大的趋势应引起重视
根据扩张不同步系数的计算结果，自1995年以来扩张不同步系数变为负值，而其仍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这就为当前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警示，即在关注经济数量扩张的同时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反映出当前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4.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因素的不同变化趋势应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主要由于公因子F1、F2和F3的影响。F1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改善；F2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F3得分上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上升；反之相反。
自1991年以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经济环境因子F1，随着经济的增长，宏观经济环境状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要素生产率因子F2则呈现出波动性，经历一个先提高到逐步降低再稳步上升的过程，这表明自1990年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但是最近几年F2稳步上升，表明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及可持续性的因子F3呈现出“倒u型”趋势，在1997年以前逐步上升，而在1997年以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反而有下降的趋势。这点尤其要引起重视。
经济增长的概念范文6
一般均衡理论是19世纪70年代由新古典经济学派（或边际效用学派）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瓦尔拉，理论特点是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建立理论框架，以单一产出的售合来表示生产总量。即令生产数量z=(z,…,z[,r]),g[i](z)是n种商品的生产函数(i=1,…,n)。假定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量是线性的，生产函数满足ag[i](z)=g[i](az)。生产部门中的均衡由价格向量p和q及生产活动向量a[i](q)给出，其中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注：由于总量是个量的集合，单位产量集合为A[,i]，当z在A[,i]内时，g(z)=1。于是在给定价格q时，费用极小化的活动可以用包含在A[,i]内的生产系数a[i](q)表示，其中对A[,i]内的z有q'a[i](q)≤q'z。）那么，生产z和产出量y之间关系可表示为附图。均衡增长表现为式中变量按同一速率变动。
瓦尔拉所建立的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实质是由个量集合成的总量，这一点由均衡条件附图可见。（注：所有的i都满足均衡条件。）由单一产出活动集合成为总量生产模型，那么由每一个不同生产者或经济行为者所决定的不同的产出活动如何集合成统一的生产活动，其一般均衡理论假定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也就是说，所有各个经济行为者行为都处于均衡。即每个商品i集合为所有i均满足附图。由此，所有经济行为者的活动可以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也就此简化为总量关系。
一般均衡理论优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实质假设社会经济活动只存在能代表所有经济行为者的一个经济人。（注：这一个经济人的概念是集合概念，不是个体概念，他应该以类作为单位。）但实际上，一是一般均衡过于理想化的假定条件，近似完美的假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二是一般均衡产生于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均衡的集合，其中如果有一个经济行为者行为处于非均衡，均衡即被打破。反之，将集合的经济行为者行为还原为本来独立身份，一般均衡只作为非均衡的特殊形式存在于经济体系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中，非均衡具有一般性。
首先，每个独立的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利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并非一致，就是说，每个经济行为者有可能对利益最大化的理解不同。前提不同，结果自然不同。每个经济行为者追求利益最大的结果很可能是非均衡的。
其次，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前提是所有经济行为者子集都处于均衡，则其行为可以集合形成统一行为。那么，其行为范式必然是所有的经济行为者需要接受同一的价格信号，即假定他们都会在那种想要进行交易的价格上，与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的对象展开交易活动。因为如果经济行为者在不同的价格参照系数下实现自身目标，就达不到均衡。当然，这里实现均衡的价格系数是一个价格集。瓦尔拉认为均衡价格是以拍卖方式实现的。但现实中拍卖达到的均衡价格只可能在局部实现，根本无法在总体上实现，由此，经济行为者遵循的价格信号不可能是同一的，均衡也仅是理论的负抽象。
第三，一般均衡理论范式中强调的，一是所有经济行为者都接受价格同一信号；二是他们都是按照价格信号来作出有理性的数量决策。这里势必存在逻辑问题，即一是没有一个行为者运用市场给予的数量信号；二是没有一个行为者会实际地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是“看不见的手”或是瓦尔拉“隐蔽的喊价者”的事。那么，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在价格上不像在数量上那样作出理性的决策”，并且“每一个参与该经济的个人都被假定为是接受给定的价格，然后相应地按照这些给定的价格来决定自己关于购买与销售的选择；没有一个人来掌管价格决策”(Arrow,1951)。一般均衡理论这一逻辑漏洞表明，一是价格信号并非是唯一的市场信号，数量信号也会发生作用；二是每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给定价格的接受者而非价格的决定者，在此情况下，均衡得以实现，反之，经济行为者如果对价格决定负起责任，市场出现的则是非均衡。所以，经济行为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独立行为，不可能完全依据市场均衡要求的平均化行为行事。也就是说，一般均衡理论存在反逻辑的表述，表面看，理论是由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集合为总量关系。而实质上，它是首先确定总量关系后，推理出个体经济行为者行为必须服从于达到总量均衡的条件。（注：关于这一点一般均衡条件实际已经明白无误的表明，即对所有i有附图；每个商品i的生产均满足等式。逻辑关系为所有i满足均衡条件，则每个商品i也满足均衡条件。）
第四，由于市场经济中处于子集的经济行为者会同时是价格和数量信号的影响者，又会是价格的决策者。受不同因素影响的个体经济行为者的行为自然会呈现出非均衡而不可能达到均衡。那么，非均衡的个体行为不可能加总也不可能形成集合的总体均衡。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可以相乘除，但不能相加减，而这里似乎在将标有不同单位的数字在加减。（注：比如说，5斤白菜每斤价格为0.1元，两者相乘为白菜的总价格，而两者绝不能相加。）结果，作为一个i有可能满足附图，对于所有的i有附图这一通过子集均衡达到集合均衡显然不现实。存在于子集的均衡并非会形成集合均衡。
由此可见，一般均衡理论侧重研究总量及宏观层面问题。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创建的增长模型更多地强调的是均衡而非增长。（注：因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增长只表现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需要的增长是高迅增长。增长可能带不来发展，但无增长甚至高速增长，发展就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只将经济作为一个大系统研究，不考虑其内部子系统差异。这一研究方法应该说更适应发达国家成熟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经济不一定适应。因为在发达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者行为趋于一致的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表明经济存在差异，存在机会，而经济行为者是否能从其间获取收益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能力。这一选择能力既与教育、知识、经验有关，也与个人的性格、生活背景有关，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能力。结果，经济行为者行为趋同性十分弱。由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其用解释发达国家总量关系的宏观经济理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还不如着力从微观层次解决发展中的增长问题更有效、更实际。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是达到总量平衡就能实现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结构调整这些微观行为才是扩大经济规模的前提。
二、非均衡：从微观层面上解决增长问题
一般均衡增长理论不适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问题是因为它只注重总量关系使之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它忽略了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再就是它忽略了经济行为者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时所做贡献的经济价值（舒尔茨，1987）（注：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非均衡“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解决了这些问题。
1.非均衡强调增长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获取收益之中。资源重新配置且能从中获取利润意味着经济系统中存在许多新的投资机会，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它是这一潜在过程的反映。因为新的生产领域存在的盈利差额会为生产者提供新的增长机会。这类新的领域总是作为企业创新活动和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作用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被开拓，并且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现有部门的增长迅速，原有的经济部门的相对位置下降，新的经济部门崛起与发展，这样非均衡使经济系统中总会有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同时这一机会又带来增长。
非均衡增长是由新经济领域出现、崛起、壮大、衰落，然后新的经济部门再出现，不断循环往复的生命周期实现的，那么，非均衡增长会呈现出这样的序列过程：(1)某一新经济部门的个别增长；(2)先前存在的部门的增长。当然，每一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它们所达到的各自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3)由于新产品的不断引进，一些新部门不断增大和加入到国民经济中来。在这种情况下，非均衡经济增长应该是动态的。新的部门产生，原有的积累格局和生产者持续不断的活动，以及它们进入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特定时间的选择表明，非均衡增长速度中包含着资源重新配置、结构变化带来的增长速度。（注：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资源重新配置和结构调整不只是指在原有经济或产业领域，更多地是指新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诞生和发展。它是社会经济分工扩大，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中国家简单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达到发达国家复杂的经济结构，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2.非均衡增长存在于经济系统中有诸多的新机会，而了解这些机会的存在，并能抓住这些机会的人对增长就十分重要。进一步讲，经济系统中经济行为者微观行为就成为影响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均衡理论注意到经济行为者行为方式对增长的作用。这一理论创新了古典以及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注重宏观总量平衡及物质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把增长由宏观平衡放置到微观行为层面研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取得长期持续增长的路径。
非均衡注重微观经济行为人行为对增长的作用使增长理论发生质的变化，解决了收益递减导致增长趋于零的难题，经济可能通过收益递增，实现无限增长。一般均衡增长理论强调的是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它的理论框架中，因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结果一是投资只在量上表现为满足实现充分就业水平的一部分需求量，（注：另外两部分是：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即作为资本的投资是同质性的；二是劳动力只是资本的附属物，即他只因资本增加而需要得到相应的增加；（注：“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资本正是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可以更正确地说，是劳动附属于资本，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多马.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三是一般均衡框架中各部门的收益是相等的，则同质资本不存在重新配置效益。在非均衡条件下，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新的投资机会存在并当资源重新配置时能从中获取利润，而且这些投资机会导致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应运而生。资本扩张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市场的外在压力，他为求其生存所必须；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扩张企业的所有者、董事或经济需要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企业的这一特征构成了经济扩张进程背后的推动力。由此，增长就成为经济行为者主动行为，这一行为构成增长的内生变量。新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生产领域意味着投资是非同质的。这时作为资本的投资就由异质性概念替代了同质性概念。资本的异质性表明同量的资本可能其内在质量（技术）不一样。（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资本同质假定“显然不适合于分析经济增长动态，因为资本积聚无论是根据要素成本还是根据它的许多部分终生提供服务的贴现值，经济增长动态总是随着报酬率差异造成的资本不等量而起伏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资本的异质性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本内含的技术含量不同；二是生产领域不同导致的技术不同。）
资本异质性强调技术作用，那么包括在物质资本中的技术是由人创造的。“尽管人们需要有用的技艺和知识这一点不言而喻，但这些技艺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点却又并非显而易见”（舒尔茨，1995年）。资本概念扩大到劳动力，劳动力不再作为物质资本的附属，而作为影响增长的生产要素。这时掌握技艺和知识的劳动力就以人力资本形式出现。资本的异质性特别是人力资本概念引入增长理论，一般均衡增长理论的收益递减，增长最终趋于零的假说，被收益递增，实现经济无限增长理论替代。人力资本为增长理论带来崭新的天地，增长理论关注经济行为者的作用而使增长观念发生质的变化，增长的发动机由投资变为知识。一旦将知识看作增长的发动机，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取得经济持续增长。“长期看，经济现代化和发展中的关键部分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而不是体现在地产、其它自然资源或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中的能力和知识。在长期中，最重要的是对人口质量的投资（舒尔茨，1995）。”（注：参见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M].47.）
三、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一般均衡增长是在收益递减中实现。因为这里资本具有的同质性，投资只会影响总量变化，而不存在在不同部门投资取得不同收益，也就是说，经济不存在部门收益差别，自然不存在结构转移效应。但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方法无法解释经济现实中出现的经济增长残差问题，而导致对资本作为唯一生产要素以及同质性产生怀疑，结果，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不仅作为生产要素，并成为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同时，劳动力的异质性也被提出来作为解释增长的因素，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异质的劳动力不仅带来收益递增，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不同产业、不同质的劳动力会产生产业收益差异。资本追逐收益、劳动追逐报酬的结果是结构转变的增长效应。非均衡创造增长的空间。
人力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要素其概念的内容也不是统一的。舒尔茨采用总揽一切的人力资本概念，即强调教育、培训和扫盲对工人技能的长期改善。当然他并不排除健康状况的改善与长寿、儿童死亡率下降和家庭以较多的资源用于子女，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具有更加聪明和有效的经济核算能力等因素。约翰·肯德里克在系统地探究了这些思想的经验含义后，并证明这些总揽的一切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可以与非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比较的量。这一研究从总体上证明，投资结构对于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诸多来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赫尔曼·米勒在研究了收入和收益分配及职业选择关系后，强调教育与个人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有规则的联系。
而这一观点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所证伪。（注：理论科学进步在于理论是可被反驳或证伪的。参见：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真正富起来的并非高学历或受教育较多的人群，而恰恰是受教育较少的人群。第一代乡镇企业家、种粮大户、万元户等等这些经济发展之初首先致富的大多数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创造的致富神话应该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工业化时期的情况有很相似之处。西方工业化初期通过圈地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当时的贵族阶层。这就证明工业化初期善于抓住机会，获取利益的人群是头脑灵活、敢于冒险的人，与教育并无直接关系。因为这时的经济体系处于不规范状态，机会完全取决于个人因素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风险厌恶值高的，机会成本高；风险厌恶值低的，机会成本低。而往往这时教育曾经赋予受教育者道德准则、循规蹈矩、规范的行为方式与此反其道而行之，成为约束发展因素。
教育与成功的联系存在于经济发展一定阶段，机会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这时，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刘易斯，1994年）。而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使生产中的熟练人员所占比例增加，人们就更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积累、专业化、协调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获得收益，并非单纯的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权。也就是说，知识和技能同样可以作为财富投资而取得丰厚的回报。这时，教育对于改善人们现实境况就尤为重要。教育也就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需要教育补充而创造和扩大熟练人员的比重。就是说，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软着陆”后持续的扩大需求政策，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弱势，主要是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注：江晓薇.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政策选择还是经济转型[J].社会科学辑刊，2000,(1).）经济增长由更多地依赖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高，当然，质量提高要包括在数量增加之内，但数量扩张不一定包含质量提高，由此，扩张性投资政策应该内含投资中技术知识含量，（注：我们已经提出本文投资中技术概念不仅指新的运用，还包括新生产领域扩张的技术含义。后者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属于薄弱环节，特别是现代经济发展中增长较迅速的、属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如现代服务业，既符合知识是增长发动机这一现代经济增长理念，又是目前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提升一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但是，我们在经济调整中并无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其发展。）而并非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投资数量才不仅能带来通过国民经济附加价值提高获取增长，还能带来生产领域蜕变获取增长。
内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投资对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科学的创新和技术发明充分显示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对创新成果的运用要求人力资本中企业家发挥作用。于是就有“科学家离开企业家寸步难行，企业家离开科学家一事无成”之说。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上市公司频繁更改募集资金投资方向，或将其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表明我国太需求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钱德勒分析美国经济增长中企业家作用时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低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美国已经形成。所以，启动经济增长更多地将视角深入到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比仅仅解决表面问题更重要。
2.刺激经济增长通过提高投资的技术含量，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还可以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创建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是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个途径。阿林·杨认为，不断进步的分工能增加产量而又不致于成比例地增加成本。舒尔茨则明确地提出，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在经济现代化当中是携手并进的。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意味着经济状态是非均衡的。非均衡出现时存在着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取得收益的机会。而这些机会是给具有人力资本特性的群体创造的。比如，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加强，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与生产的紧密程度提高，他们的研究会更多地贴近生产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产业良性的互动。再如，经济增长带来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与生活水平提高相关的技术服务，如医生、教师等等必然增加，而且这类服务还在细化，医生可以为大多数人服务，也可以成为私人医生；教师同样也可以是从事家庭教育的。再如，与专业化和技术提高相关的是协调，经济中就需要更多的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经理人员以及从事一般管理工作的人员。这些职业的出现又会加速经济的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关系。
3.当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因素时，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就尤为重要。列昂惕夫关于资本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之谜的解，是投入到这些出口产品的劳动服务是集约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富有的国家出口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服务。在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动力的今天，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实际就是增长的发动机。正如罗默而言，“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的均衡存在。”这里充分体现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专业化人力资本意味着在他专业技术层面上，这些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并且，他所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会扩散到其他人，因为在相互联系的经济系统中，一个层面的技术产生的生产率效应不能产生扩散，那么，最终这一层面的生产率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知识本身如果不是以技术专利的形式出现，则必然存在着外部效应。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专业知识或技能。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专业能力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收益递增决定的。由此，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能使经济长期增长的稳定环境。这是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与物质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区别。
四、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