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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型论文范文1
素质教育,说到底是“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教育。“个性”(individuality)是素质教育的关键概念。作为教育学概念的“个性”,笔者已有所述及①。本文试从心理学角度探讨作为一线教师把握学生个性的应有的理论框架。在心理学中一般是这样界定“个性”的:“决定个人的个别性与独特性的种种特质的总和”、“人格的特质”、“有别于他人的其本身所固有的性格特征”。亦即作为其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各别的独特性。②一般说来,遗传基因的特质是具有自我复制能力、遗传信息保存能力、遗传信息所述能力、突然变异的能力等等。创造个体性格、形成“个性”差异的潜在力量就在于这种遗传基因。③而人的个性(性格)之基础是“气质”,它依存于个体内的生理机制。这种气质由于出生后的经验(年龄、环境、教育)而发生变化的便是“性格”;由于社会状况而发生变化的便是“个性”(人格)。历此在许多场合“个性”与“性格”是互为通用的概念。不过,在心理学中将一个人的特征同他人相区别时,往往是着眼于“能力”的差异,以“能力差异”来识别个人,并把这种差异称为“个别差异”的。就是说,多数是从能力的个别差异的观点来看待“个性”的。但是,仅仅从能力角度来把握“个性”未免失之过窄,因为这样做无法观察一个人的独特的整体性。况且,它也同“尊重个性”的教育观和现代学力观所倡导的“评量教育水准时不应把学力单纯地视为知识与技能的量的问题”的主张背道而驰的。从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整体的高度把握“个性”,在“发展个性”的教育中尤为重要。这样,与其把能力差异视为“个别差异”,毋宁在素质、能力的差异——“个性差异”中去揭示其人的独特性、整体性。④人是富于个性的存在。人的素质、能力不是均一的,是有着可以区分的个性差异的;每个人所指向的自我实现又是个性化、多样化的;价值观也是多元的。因此,无视个性的均等、划一化的教育不能说是真正“发展个性”的教育。我国教育界尽管提出了“发展个性”的理念,但是要付诸实施恐怕还得经历一段艰难的探索过程。可以说造成今日我国“薄弱校”大量差生的“基因”恰恰是无视个性的社会俗见,以及拌杂个性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因此要真正实践“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教育,就得改造现存的“应试教育”体制,使每一个学生真正体验到学习生活的快乐及其意义。
二、把握“个性差异”的基本的理论框架
个性(人格、性格)理论分歧复杂,心理学中的个性理论多达数十种。不过,现代心理学不再主张形成个性者只是遗传或环境等方面因素。无论个性的整体结构或是代表个性的某方面人格特质,都是在遗传与环境两因素交互作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不同流派从不同侧面把握“个性”,这里选择主要流派的理论要义作一透视。⑤⑥⑦
(一)精神分析论与人本论的分析弗洛伊德(S•Freud)对个性(人格)的阐释有三大要点,这就是(1)“人格结构”——弗氏用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来解释个体的人格结构,并以冲突,焦虑及各种防卫作用等观念解释个性结构中三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2)“人格动力”——弗氏用潜意识、欲力、生之本能、死之本能等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3)“人格发展”——弗氏以口腔期、期、性器期、潜伏期、两性期以及认同、恋母情结等观念解释个性心理发展的历程。阿德勒(A•Adler)也是弗氏精神分析论的服膺者。
他的个别心理学要义可以归纳四点:(1)“人性自主”——阿德勒反对精神分析论中潜意识支配人性的观点,主张人性不是盲目的;人是理性动物,人性是具有相当自主倾向的。(2)“追求卓越”——人在目标导向的生活活动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动力,即“追求卓越”。(3)“自卑情结”——人类有追求卓越的基本需求。但在面对困难情境时难免会形成一种由无力感和无助感交化而成的无法达成目标时对自己的失望心态,即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如果补偿不当,就难免形成自卑情结。(4)“生活格调”——在实际生活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采用的追求卓越的方式及追求的后果不同,便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格调”。个人的生活格调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虽说“以人为本”的观念在哲学上由来已久,但人本论在个性心理学中正式成为一派理论却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
马斯洛(A•Maslow)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个性理论有以下三个要义:(1)“自我实现”——个体在成长中其身心各方面的潜力获得充分发展的历程与结果,亦即个体所潜藏的人性优良品质得以在现实生活环境中充分展现出来。(2)“需求层级”——自我实现是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也可以说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达于这个境界之前存在几个需求层级,它们有先后顺序与高低层次之分。每一层级的需求及其满足将决定个性发展的境界或程度。这就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3)“高峰经验”——指在人生追求自我实现的历程中历经基本需求(生理、安全、爱与归属、尊重)的追寻并获致满足后,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经验到的一种臻于顶峰而又超越时空与自我的心灵满足感与完善感。
(二)类型论、特质论与学习论的分析“类型论”分析是根据一定的原理把“个性”作为类型的典型代表加以分类把握的,不对“个性”作出身心特征的分析。其方法是借助个人的人格体验的表现——传记、生活记录以及借助案例研究、日常行为观察记录等临床研究去进行了解,这是把视点置于“个性”的质的侧面的分析。“类型论”分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代。实际上有种种流派,但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生理、体质作为分类基础者。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是按照四种体液的多寡来推测个性特征的“类型论”分析的鼻祖。德国精神科医师克雷奇马(E•Kretschmer)则根据临床经验,以体质为标准,将人的个性分为瘦长型(内闭型)气质、肥胖型(同步性)气质、健壮型(粘着型)气质。其二是将心理特征作为分类基础者。荣格(C•G•Jung)假定,人有一种“心理能源”,视其消费方向可将心态分成两类。一是能源面向世界,对周围事物感兴趣者的“外向型”。二是能源面向自身、易于关注自身的“内向型”。外向型的人以客观标准作出行动,不迷惑,因此有统率力、开放、情绪高昂;相反,内向型的人肯定主观部分的价值、事事深谋远虑,因此缺乏通融性、执拗。荣格设定了四种心理机能——思考与情感、感知与直觉,每个人均拥有其中的一个最发达者,成为“主要机能”。与此相对的是“劣等机能”,剩下的两种是“辅助机能”。他把这四种机能与外向、内外组合,描述了共计八类的个性特征。
此外,向性还可以分为交往性向性与思辨性向性之类的特征。可以说,荣格学说已从“类型论”转向了“特质论”。“特质论”分析是把“个性”作为种种特质的统一体来把握的。因此它着力于分析个性的种种特质,揭示个性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内部结构,并借助测验等测定法和评定尺度法观照个性的量的侧面。换言之,“特质论”分析抓住个性的基本单位——特质(trait),借助若干特质的组合来描述个性:每一个人都拥有种种特质,由于该特质的量的不同,形成个人的一以贯之的有特色的行为方式。特质论分析的鼻祖是奥尔波特(G•Allport)和卡特尔(R•B•Cattell)。奥尔氏认为,凡人皆有鲜明的个性结构。这种结构可以用制约人的行为的要因——“特质”来加以说明。他把人的这种“特质”分成“个人特质”与“共同特质”。前者是指每个人特有的,别人无可替代的特质,后者则是从个人特质中抽取的反映了某种文化范畴的多数人共通的适应方式的共同特质。而在“个人特质”中又可以分为属于特质的核心部分的“中心特质”与仅仅表现在某些情境中的“次要特质”,等等,力图多侧面地把握现实的人的个性。卡特尔的理论是同特质的层级结构来表示个性结构的。
首先,他仿效奥氏将人的特质分成“共同特质”与“个体特质”,再用因子分析法找出不同于这两种特质难度的“表面特质”与“潜源特质”。所谓“表面特质”系指表情动作之类容易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特质的集合,是通过若干“潜源特质”的相互作用形成的。“潜源特质”潜藏于“表面特质”的底层,处于个性的深层,不能直接观察到。在潜源特质之下的第三层则是环境条件的“环境形成特质”与反映遗传条件的“体质特质”。第四层是面向某种目标采取行动的牵涉兴趣、需求的“动力特质”与“能力特质”、“气质特质”。动力特质的基底是天生的动因与需求的基本动因——“尔格(Eig),和基于文化范畴的由环境造成的兴趣、情感等等的“尔格”。卡特尔认为,要理解外显行为就得解释潜源特质的相互作用,利用统计方法可将这种潜源特质层级化。但他所列举的“潜源特质”是否表现了普通的人格要素,尚属疑问。“类型论”与“特质论”都主张人的性格特质是不因环境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因此是一种“个性定型观”。而“学习论”分析则主张人的个性都是受环境影响后天习得的。是一种“个性环境观”。斯金纳(B•F•Skinner)和班都拉(A•Bandrura)都是代表。斯金纳的“操作制约论”主张:(1)个性不过是一些反应组合而成的行为组型而已。(2)人的一切重要反应都是经由操作制约学习历程建立的。(3)在个性形成过程中,个体在情境中自发性的反应以及由该反应所引致的后果两者是关键性因素。(4)个体在某种情境下若经常表现同样的行为组型,该行为组型即可视为他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的形成是由环境中增强因素影响而塑成的。班都拉的“社会学习论”,个体的任何个性特质都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经过耳濡目染自己向别人(楷模)模仿学习而形成的。这同我国“身教重于言教”的古训不谋而合。应当说,心理学上不同流派的个性理论为我们把握学生个性的生理、心理机制及其内部结构,揭示了有益的启示。
三、从教学角度看“个性差异”
承认“个性差异”是发展个性的前提。但是“个性差异”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教学的角度看,有“成就度差异”、“学习速度差异”、“学习能倾差异”(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式、认知方式等)、“兴趣爱好的差异”、“生活经验差异”等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学习方式”(风格)的差异⑧。所谓“学习方式”(learningstyle)是指展开学习时个人好用的学习活动的方式、方法。包括知觉、记忆、思维在内的认知活动方式、方法称做“认知方式”,在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是构成学习方式的重要因素。⑨从反应方式,思维类型角度发现个人偏好的学习活动方式,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它同学习效率息息相关。晚期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表明了它的重要性。直至50年代中期尚在盛行的行为心理学认为,学习是借助教师控制的引发刺激及对刺激作用反应的报酬,才能自动地、机械地产生。这种理论无视学习者的作用,因此教学方法的重点在于考虑刺激的方式与赏罚的方法。然而从50年代后半叶开始,认知心理学注重认知过程——学习者取舍来自外界的刺激与信息,进行分类交换或记忆、判断,再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的认知过程。亦即肯定学习者的积极作用,强调学习者的智力操作。而且这种智力操作是有个性差异的,对学业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重视学习者的种种智力操作的方式、认知方试、学习方式。它强调,只有当教师采用了最适于学习者特质的教学方法时才能产生最大的教学效果。在以班级为中心的教学中,即令把握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与认知方式,也不可能采用同时适于所有学生的教学方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实际教学中必须改进教学、改进评价,运用多样的教学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于其学习方式与认知方式的学习机会,或者使其学习方式朝理想的方向转化,这对于提高教学效率是十分必要的。
(一)教学环境的“智能化”
国际教育界围绕教育个性化问题出现了许多流派与主张,也出现了不少教学组织弹性化、教学时间弹性化的实践。在这些主张和实践中如何扩大和丰富教学环境,使之“智能化”的课题,愈益受到关注。教学环境智能化的基本视点如下:
1.多目的化的视点——摆脱传统的基于单一目标的局限,提供多目的多功能的空间,以适应形形的学习者的学习要求与学习活动。
2.创造性立场的视点——作为环境构成的基本立场有管理性立场与创造性立场,这两种立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现代更强调创造性立场——使学校成为学生情绪开放的场所、智力发展的场所、愉快生活的场所。
3.网络化的视点——在发挥各自的空间本身的功能的同时,借助这些空间的网络化产生新的功能,进而使这种网络同校外机构相结合。
4.信息环境化的视点——在传统的“治学文化型”的基础上增加图像、声音等种种媒体,构筑“信息化社会型系统”。尤其需要确立以“学习信息中心”为主的教育信息支援体制。
5.环境的人性化的视点——学校不仅是向学生传递知识的场所,也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人际接触、形成社会能力的场所。作为学生生活的场所尤需构筑同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舒适丰富的环境。在上述环境构筑的视点中,今日尤为重视的是创造性场所的视点与环境人性化的视点。从教学的角度说,如何实现从教师主体向学生主体的教学活动的重心转移是一个基本课题。
(二)个性评价的多维化
通常所说的“个性差异”往往指的是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作比较,明确其间的个别差异——“个体间差”。(intevindividualdif-ference)。但是,了解个人内部的素质、能力相互间的状态和差异,揭示“个人内差”也是把握学生个性所不可或缺的。“个人内差”(intraindividualdifference)系指同一个体在数种心理特质上的差异。把握个人内差的基本方法是实施“个人评价”。包括两个侧面。一是横断评价——比较评价同一个体的种种特质。例如各种成绩比较、特定学科内的各学习领域的比较。二是纵断评价——就同一个体在某一特质在若干时点作出检定和比较。例如将某门学科的中期测验分数同期末测验分数作比较,看是否实现或实现了多大程度的“增值”。改革“个性评价”的基本视点可列述如下:13
(1)评价角度多元化。从多元观点看待素质、能力特质。不偏重知识技能的评量。不凭片面的分数主义演绎“排行榜”。
(2)评价标准个别化。是否达到了既定的教学目标,不宜有划一的标准。可因人而异、有多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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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学科借鉴
马克思说：“我们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完善，也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对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鉴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艺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场合的特点，在语句合乎逻辑、语法规范、修辞妥帖的基础上，能够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使理论的表述具有审美性、感染力、独创性和表现力，从而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和良性互动，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真正实现上述的艺术效果，我们就应该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修辞学中的修辞格以及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1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传播学是以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就是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多人。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两级中的一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更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有时受众也将直接参与到传播活动过程中。关于受众,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满足需求论、社会参与论五种。个人差异论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①这种观点认为：传播者在进行传播前应该考虑受众个体的性格、爱好、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进行传播。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会根据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约束。满足需求论，也叫“使用与满足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媒介使用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社会参与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心理倾向等因素，以保证传播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语言这样的传播方式来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沟通与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犹如传播活动的两级，好比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因此，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不无裨益。
2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不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关于语用学的定义，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它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受各种社会规约制约的行为，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建立语用规则。②语境和言语行为，是语用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语境，简而言之，就是言语理解和表达的环境。语境这个概念，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将语境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contextofculture），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二是“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费斯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境语境”这个术语规定了以下范畴：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的事物，非语言性、非人格性事件以及言语行为的效果。语境的功能体现在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语境的功能也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它是参与、协助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过程。从说话人角度看，语境的作用表现为：根据交际目的，确定说话的大体内容；根据交际场合，确定说话方式；根据交际条件，确定交际渠道。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境的功能包括确定指称对象，消除歧义，充实语义。③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如何使桥梁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借鉴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充分考虑到“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种不同语境形式，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客观因素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手段和表达内容，尽可能使听话人确定指称、消除交流中的歧义、充实语言表达的语义。
3修辞学中的修辞格
修辞学大概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西方对修辞学的研究路径不同，特点各异。在西方，由于古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物的成败。④因此，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对修辞学有系统性研究的当数亚里士多德，其专著《修辞学》和《诗学》都是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对后来修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辞格，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又称“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是语言重要的表现手段。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修辞学，都以辞格的研究为终级情怀。自古以来，学者们对辞格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俗来讲，辞格就是人们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而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现代汉语中已被人们认知并定义的修辞方法共有63大类，78小类，我们常见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对比、夸张、借代、设问、反语、排比、对偶、顶真、拈连、双关、移觉、通感等等。辞格是使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要使语言表达通顺、准确，而且要使语言形象生动、音韵和谐、节奏强烈、爱憎分明、内容深刻、富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⑤提高语言的形象性、感染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运用修辞方法。好的修辞手法将赋予语言信息和美感双重价值；好的修辞手法能够恰到好处地跨过逻辑的局限，让思维在语言的天空自由翱翔；好的修辞手法可以突破旧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语言组合形式。学习并掌握修辞学中的修辞手法，并将其灵活恰当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这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更加新颖、灵活、富有个性，充满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必然会调动起受众的学习欲望和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播音学是以播音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播音创作发生发展的规律。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它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有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被某一学科所代替。播音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广播电视播音中主持人优美动听的语言，让人们喜欢听、愿意听，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与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表达过程中，学习和借鉴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更能够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所要求的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富有节奏，声情并茂；体姿相助，通俗易懂的问题。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是播音创作的手段，也是播音创作活动的重要环节。有声语言是由发声和表达两大要素构成。发声要素包括：气息控制、口腔控制和吐字归音。气息是发音的动力，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变化都与气息关系密切。用胸腹联合呼吸的气息方式，给说话者较稳健的语言状态提供保障，避免发生情感激昂时“读破音”的现象。有利于丰富情感表达时的不同需要，同时对说话者的嗓音起到保护的作用。口腔既是有声语言的构字器官，又是语言用声最重要的共鸣器官，很好地控制口腔状态，可以为说话发音提供一个良好的语音制造场和良好的共鸣环境。吐字归音，关系到字音的清晰、响亮、完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风格。平时有些人“口齿不清”、“吐字含混”、“吃字”等现象，都是因为吐字归音存在问题。有声语言的表达要素包括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外部技巧有：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外部技巧的运用可以使语言表达得清晰准确，生动具体，情感丰富语流富于生命活力，富于动态美感。内部技巧有：情景再现、内在语及对象感。情境再现，是创作主体的二度创作过程，能够激发表达者的内心真实感受，调动表达者的丰富情感，是对内容从理解到表达的桥梁。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人们的表情、眼神、体态、服饰等副语言，也都传递着信息，表达着情感。“副语言”或“无声语言”，在传播学中也被称作“非语言符号”。它是指语言以外，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感受到的姿态、笑貌、颜色、气味以及其他所有传播符号的总称。副语言大多是以其辅助、伴随功能与有声语言表达一起来传递信息的，对有声语言表达具有补充、强调、调节的作用。比如用微笑表示亲切感，用紧锁的眉头表示愤怒，用大幅度的手势表达诙谐幽默等。副语言的运用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可感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传播的效果。运用好副语言，对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够起到强化、丰富、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运用得不好，则会弱化或干扰信息的传递。
借鉴受众理论、语境理论、修辞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和需求，把握教育的语境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方法，掌握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表达技巧，这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艺术性。
作者:徐丽颖 单位:辽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
注释
①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4.
②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47.
③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19-120.
④崔应贤.修辞学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⑤曹艳伟.政治语篇中的辞格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3.
参考文献
社会类型论文范文3
《中国哲学史》杂志主要刊登中国哲学最新研究成果，它顺应时展的要求，与中国哲学一起共同成长发展，见证了中国哲学由偏重儒学研究转向密切关注多种哲学派别、现实社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发展态势。中国哲学发展既受外在社会条件的影响又有其内在自身演化的独特逻辑进程。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国哲学史》杂志大力介绍中国哲学在国外的研究情况。2000年04期，介绍了德国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德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但研究重点为儒学与现代化，中德之间的哲学交流和比较是倍受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0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东亚哲学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第十二界国际中国哲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些会议使中西哲学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对话。《中国哲学史》杂志对这两次会议都作了报导，足见它的办刊宗旨和发展动向。2007年03期与2007年04期分别开设了“东亚思想中的道学”和“域外儒学研究”专栏，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在朝鲜、韩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这些研究打破了封闭保守的地域界限，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评判中国哲学文化，用一种创新、开放和包容的眼光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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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型论文范文4
关键词模态多模态语篇分析多模态化现代学习型词典符际配置
一、 引言
近年来，从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出发，通过文本、图像、视频、三维动画等多种媒介和符号载体，将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视觉、听觉、动作、触感等模态的研究层出不穷，“多模态语篇分析”已然成为语言学和其他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多模态词典”是将词目的释义、例证等看作“语篇”，利用视觉（文字、图片、视频）、听觉（声控、语音识别、人机对话）、触感（触控、手势）等多种模态进行编纂的词典。该类词典充分体现了编纂者的意图并能对词典交际活动进行强化、补充、调节和协同，能反映整体意义。随着视觉文化、多媒体及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将多种模态应用于学习型词典编纂必将成为趋势，现代词典学中的“多模态化”（multimodalization）值得研究者关注。本文以社会符号学框架下的多模态理论为基础，以近五年来多模态理论视角下学习型词典图、文关系研究成果为重要依托，以流行度极高的“Big5”（学习型词典中的五大家族）的纸质及新型电子词典为蓝本，对现代学习型词典学中的“多模态化”展开讨论。初步探索“多模态学习型词典”的发展历程及该类词典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以期为词典学研究提供全新视角。
二、 多模态语篇分析及“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1. 多模态及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
“多模态”指综合运用视觉、听觉、触感等模态，通过文本、图像、视频、手势、三维动画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载体进行交际的现象（Iedema 2001： 1―2；O’Halloran 2006）。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多模态语篇分析”主要建立在Halliday（1985）提出的语言的社会符号系统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之上。研究者们（Kress 1990；Leeuwen & Jewitt 2001；Matthiessen 2007；Royce 2007；Bateman 2008）认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领域，同种意义可由不同符号来表达。语言符号不再是呈现经验和交际的唯一手段，所有模态都能表达意义，都具有元功能特征。多模态语篇分析将语言的社会符号特性扩展到视觉、听觉、触感、动作等多种模态交际手段方面，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语篇分析的不足。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意义表达及交际方式（媒介）的变化，各领域研究都涉及多模态语篇分析。
2. “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1） 历时研究： 词典编纂趋势的“多模态化”
从语言单一模态到多模态的发展促使交流从语言向多种符号的转变，“多模态化”已成为人类交际的普遍特征。选择最适合的社会符号（模态）进行释义、设例达到交际目的并做到用户友善（user friendliness），是编纂者一直考虑的问题。词典的雏形是词表（glossary），利用视觉模态中的语言符号进行编纂。公元15世纪的词典中首次出现了插图（Hartmann & James 1998： 70），而1850年John Ogilvie编纂的The Imperi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帝国英语词典》采用了大量插图，标志着插图在词典编纂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进入20世纪后，各国陆续出现了以视觉模态中的图片来释义的图解词典（如《杜登图解词典》1956、Visual Dictionary《视觉词典》 1987、Childrens Illustrated Dictionary《儿童图解词典》 2009等）。各类学习型词典也开始大量配置插图，逐步实现了由单一语言符号向文字为主、图形媒介为辅的编纂形式过渡。除视觉模态（图、文为主）之外，现代词典还采用听觉模态。第一部指导母语、二语及外语学习者发音的词典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17年发行的Cambridge English Pronouncing Dictionary《剑桥英语发音词典》， 该词典于1997年出版第15版时建立了语料库并于第16版出版时开发了电子词典版本。随后陆续出现了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ronunciation for Current English（《牛津当代英语发音词典》2003）、Longm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朗文发音词典》（最新版为2008年的第3版，并配有The Longman Pronunciation Coach CDROM）等以听觉模态为主、偏重对用户听觉能力培养的发音词典。目前主流学习词典都配有DVDROM，可实现纸质词典视觉模态和光盘词典听觉模态的交互。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视觉文化兴起，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汇集多种模态协同的电子词典（光盘词典、在线词典和手机词典等）。在词典编纂技术和理念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词典都在试图通过多种社会符号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各模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体现了多模态语篇的三大元功能，做到了形、音、义的结合。因此，词典编纂历程呈现了“多模态化”的趋势。
（2） 共时研究：“多模态词典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尽管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已走过近20年，词典编纂历程也呈现“多模态化”趋势，但“多模态词典学”研究起步较晚。该理论首先由Lew（2010： 290―306）在《多模态词典学： 电子词典的意义呈现方式》（Multimodal Lexicography： The Representation of Meaning in Electronic Dictionaries）一文中提出。文中将词典意义的表达模式分为九类： 1） 言语模态，2） 音频呈现言语成分模态，3） 非言语模态，4） 非语言音频录音，5） 静态插图，6） 照片，7） 图表，8） 动画，9） 视频片段。然而Lew的表述混淆了“多模态”与“多媒体”两者的概念，因为“多模态”是运用多种模态中的“媒介”和符号系统进行交际的现象，而“多媒体”是符号分布印迹的物质手段。（胡壮麟2007： 1―10）
国内研究方面，闫美荣（2011： 93）、杨信彰（2012： 45―51）提出了“多模态学习词典”（Multimodal Learners Dictionary）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多模态语篇研究成果对“多模态学习词典”插图配置有积极作用。通过以关键词“多模态词典”在CNKI全文搜索，截至2015年底，国内共有10篇该类型论文。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模态词典”是多元符号学和多模态技术的应用（引自《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前言，胡壮麟2012），它不仅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传递读音、语义、语法等传统信息，还通过图片、动画和图像等媒介增强直观性，提高学习兴趣，加强词汇理解和记忆。但是，国内“多模态学习词典”的研究基本仅涉及纸质学习型词典中的图、文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说，更像是一种“双模态”研究，极少关注其他模态和语言符号间的配置关系。研究者可通过进一步探讨学习型电子词典、新型网络搜索引擎或信息提取类词典中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真正做到“多模态词典学”研究。
三、 现代学习型词典的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研究
现代学习型词典是视觉、听觉、触感多种模态同语言符号间相互协同的产物。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Big5”纸质词典中的图、文关系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因此，该部分讨论主要基于文献。
在论述听觉、视觉、触感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时，鉴于“电子词典界面结构的多模态性、互动性是传统词典无可比拟的”（魏向清等2014： 181），我们选取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8版）（OALECD7、OALECD8）；《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9版）（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9th Edition）（OALD9）；《朗文高级美语词典》（第2版）（ Longman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 2nd Edition） （LAAD）；《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第5版、第6版）（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5th Edition & 6th Edition）（LDOCE5、LDOCE6）；《柯林斯COBUILD高级英语词典》（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u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2版（Macmill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 2nd Edition）（MECDA2）；《剑桥高阶英语词典》（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CALD）；《剑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3版）（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3rd Edition）（CALD3）和《欧路词典》的最新电子词典版本作为语料进行分析比对，关注电子学习型词典各模态间的呈现形式和协同关系。此外，我们也尝试利用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如google）、信息提取类词典（如网易有道、金山词霸）等进行辅助研究。
1. 视觉模态中的图文配置关系
作为学习型词典视觉模态中最重要的两种形式，静态图片和语言符号在意义表征方面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现阶段对视觉模态中图、文配置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利用Halliday（1985）、Kress & Leeuwen（1996，2006）、Royce（2007）、Martinec & Salway（2005）和Bateman（2007）等人的“多模态语篇分析理论”对“Big5”的纸质版本进行分析。学者们（魏向清等2014；田晶晶2011；何娟，杨正军2012；燕娜2011；闫美荣2011；杨信璋2012；罗永胜2012；马娜娜2014）围绕图像的再现、互动和构图三大功能展开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纸质学习型词典中的图文位置和图文关系。结果表明： 词典中的图片和语言文字相似，能体现“概念功能”（“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学习型词典以图、文释义的词目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和短语。插图与文字的协同作用在概念功能层面存在同义、反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及复合关系。词条文字释义与图片释义的关系主要包括列举、整体与部分、类属、原因和结果、详述及近反义辨别等六种关系。图、文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有相互依存（并列和主从关系）和扩展（详述、延伸和增强），两种关系相互交织。图、文模态的释义模式有“短语+图像模式”“句子+图像模式”和“短语+句子+图像模式”三类。前人的研究仅关注了纸质词典中的图、文配置关系，而极少关注电子词典中的该类关系。电子词典是现代信息技术和传统词典学共同作用的产物，可以实现单个及多个模态的意义传递和互动。“多模态”的人机交互界面与传统纸质词典相比，更能协同各模态间关系，克服单一模态的缺陷。该类词典能针对特定的使用需求采取不同的交互方式，实现符际间配置的互补。
Moebius（1986： 141―158）和Royce（2007： 63―109）的“图文位置理论”认为，“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位置实现的，即任何元素在图片中的角色取决于它被放置的位置。被置于图片上方的信息是“理想的、权威的”，图片下方的是“真实的、浅薄的”，正中的是要被“凸显”的，边缘是要被“弱化”的，左边是“已知信息”，右边是“新信息”。我们对比分析了LAAD、OALECD8、CALD、OALECD7、LDOCE5、CALD3、OALD 9、《欧路词典》电子词典中的“cup，football，baseball，volcano，curved，tree”等词条（见图1―图4），将其共性总结为： 1） 文在左，图靠右。这说明词典突出文的重要性，图则作为“未知信息”对文进行增强或补充。2） 词目词被置于左上方显著位置，是“已知的权威信息”，而“声音”图标则被安排在靠右的位置作为“新信息”的入口。3） 词目的释义、例证多置于正中位置，是需要被“凸显”的信息。4） 无论是电子学习型词典还是新型网络搜索引擎、信息提取类词典，词目的词源、用法等次要信息一般位于“边缘”位置，用户查询该类信息的频度最低，所以要“弱化”。
此外，我们还发现CALD、MECDA2、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LDOCE6等为节约电子词典的“呈现空间”，基本只采用了文字符号进行释义，图片较纸质版本大幅减少。OALECD7、LDOCE5、CALD3的图、文释义与其纸质词典的呈现方式则基本相同。其中，OALECD7、LDOCE5采用“短语+图像”“句子+图像”和“短语+句子+图像”等图、文释义组合的模式放置于词目右下方，位于纯文字释义之前，“凸显”图、文释义的重要性，读者可更直观地了解该词目（如图2）。CALD3则通常采用“短语+图像”的释义模式放置于纯文字释义或例证之后（如图3），更重视使用文字符号来呈现意义。在OALD9的电子词典中，通常在平行于词目的右侧出现相应图片（仅为可视图片而不配文字），用户需要通过点击图片（如图4），词典才会转至新的复合组图（同纸质版本图、文一致）。插图与文字的协同在概念功能、逻辑语义层面所表达的意义和纸质词典基本相同。这样的图、文配置方式最大化精简了电子词典的“呈现空间”，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自行选择有效信息，提高查询速度。由此可见，编纂者首先考虑的是突出词典的信息焦点（词目）。其次关注的是图文在词条中的相对位置。再次则是明确“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以达到合理布局的目的。在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如google、Wiktionary）中，也通常将词目置于左上方，图片置于词头右下方。“信息提取类词典”（如网易有道）则将图片集植入其中并默认隐藏，使用者可以点开图片集以获取图文关系。此外，在最新版本的有道iPhone app（Version 6.1.0）中还设有“图解词典”（共含基本词类、人类、家居等21项，7000余条词目配图），同时设有“百科搜索”栏，使用者可通过在线查询功能获得更多的图文释义和例证信息。
2. 视觉模态中的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
传统纸质词典由于受媒介限制，视觉模态中很难实现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编纂者仅能以语言对视频媒介的出处、内容进行描写，通过词典用户的前经验、空间联想构建符际间的关联性。电子词典的“多媒体性”优势使视频与语言符号的配置成为可能，表现为一系列同词目关联的“图片+文字+音频”的连续体，是视觉、听觉模态及多种媒介手段（文本+图像+视频+三维动画）和符号载体的有机组合体。光盘型电子词典因光盘容量有限，基本没有提供与语言符号模态对应的视频模态。上述模态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依托网络的电子词典（包括手机词典app、新型网络搜索引擎库、信息提取类词典等）上。该类词典（如LDOCE5、Danish Sign Language Dictionary《丹麦手语词典》）中画面、声音和文字相互协调，充分体现了“多模态性”。视频与语言符号的结合可以反映社会情境层中的“目标、参与者、活动、架构、地点和时间”等6个变量，起到详述、延伸和增强的作用，用户通过搜索，可得到与词目存在同义、反义、上下义、整体与部分及复合关系的音、视频信息。
3. 听觉、触感模态与语言符号的配置关系
纸质学习型词典通常利用图、文模式对词目的读音进行描写，如利用国际音标进行标注、采用“图例”描述发音方式和位置。尽管很直观，但用户无法确定词目的正确读音，还需借助其他媒体手段加以验证。电子词典在此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加入了发音、声控、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听觉模态要素。听觉模态通常出现在电子词典的查询栏和词目的发音中（如图5）。电子词典不仅具备文字输入功能，还可实时进行语音输入并进行音频和文字符号间的转换，将音频信息识别为文字符号信息输出。同时，多数英语学习电子词典配有美式和英式发音情况统计和对比（如图6），以方便用户选择和辨析语音。此外，新型网络搜索引擎还可接入大量互联网真实音频语料作为例证和其他辅助信息，这些音频信息同文字符号一样，可再现交际中的人、事、物间的关系。词典编纂者还可将其编纂动机通过音频材料传递给用户，并通过语音识别、人机对话等多媒体手段获取用户的反馈，从而体现“人际意义”。依据上述模式编纂的电子学习型词典能协助用户及时获取词目未被纸质词典收录的读音、释义、例证及用法等，可做到实时更新。
随着掌上设备和触控技术的流行，输入信息的便捷性和提高查询效率成为电子词典编纂者不断改进触感体验的动力。广泛采用触感模态（按压、手势、滑动、触摸等）的电子学习型词典能快速进入词目的查询，更方便地获取该词目的衍生信息。通过触感模态，从词典的任意位置（释义、例证或其他部分）都能进入全新的词条查询，这是纸质词典难以企及的。此外，大多数电子词典都将触感模态作为切换文字输入法的首选方式，用以切换中英文输入或切换文字符号的键盘与手写输入，体现了触感模态和用户间的互动关系。
四、 现代学习型词典符际模态配置关系研究的新思考
1. 建设“多模态词典语料库”
词典学与语料库语言学有着不解之缘，大型英语词典的编纂基本都运用了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技术。近年来兴起的“多模态语料库”是“将文字语料音频语料和静动态图像语料进行集成处理，用户可以通过多模态方式进行检索统计等操作的语料库”（顾曰国 2013： 3）。Elan、Anvil等软件的普及促进了“多模态语料库”的建设，国内外分别建立了Baldry & Thibaul的基于XML的“在线多模态检索器”和顾曰国的“现场即席话语语料库”。如何结合传统文字符号语料库和新兴“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多模态词典语料库”，从而服务于现代学习型词典的研编，是词典学家和编纂机构努力的方向。该领域涉及符合多模态词典编纂所需音、视频语料的采集、转写、切分、标注等步骤，这都是传统词典语料库所不具备的，必定对未来系统编纂“多模态学习型词典”具有深远意义。
2. 纸质与电子词典并举，大力发展“手机词典”
随着移动互联网及随身办公系统的盛行，手机词典逐步成为现代词典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最适合展现词典“多模态化”的平台。我们应尽力做到纸质与电子词典并举，大力发展符际模态配置合理的“手机词典”。国外辞书出版社综合实力较强并具备自有语料库，便于开发同类型的手机词典，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发的OALD8和OALD9， 《牛津同义词学习词典》（Oxford Learners THESAURUS），《牛津搭配词典》（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of English），培生教育开发的LAAD、LDOCE5、LDOCE6及《朗文成语词典》（Longman Idiom Dictionary），基于Mobisystem和WordNet 3.0编纂的《高级英语词典》（Advance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Version 8.1.4.15）和CALD3，由DioTEK与柯林斯出版社联合发行的DioDict3 Collins COBUILD Advanced Dictionary of English等。国内主要辞书出版社在该方面也逐步与国际接轨。从2015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等同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使用先进的词典编纂平台DPS（Dictionary Production System），推出了一系列纸质词典及配套的手机词典。其中，《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新世纪英汉大词典》《商务国际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大字典》等最具代表性。此外，他们合作开发的手机学习型词典，如《新课标英汉双解小词典》《新课标汉英小词典》《学生英汉汉英多用词典》《初中英语应考短语词典》《英语核心18000单词词典》等数量也逐年增加。这都体现了辞书编纂机构同专业数字化机构强强联合、资源整合、齐头并进、共谋发展的新趋势。
3. 处理好符际模态间的协同配置关系
Halliday（1978）指出，“现实中运用的语言和其他符号水融，不能分割，共同制造意义”。因此，仅关注或加强某一模态是无法完成一部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的，处理好符际模态间的协同配置至关重要。传统纸质学习型词典的编纂目的是为广大学习者提供查询服务，其以语言文字符号表示的释义、例举功能最强，而插图仅对语言符号的表述起延展、增强的作用。两者在逻辑语义上体现为主从关系。电子词典中视觉、听觉、触感模态除对语言文字符号所表述内容具有延伸和增强等功能外，还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逻辑语义上的相互依存、相互扩展和相互投射性。根据纸质和电子词典在符际模态协同配置方面的不同特性及作用，编纂者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1） 加强音、视频信息处理
音、视频是社会情境的“再语境化”，它们的有效、合理配置是编纂高质量“多模态学习词典”的保障。编纂者和技术人员可按以下三个步骤处理音、视频信息： 1） 对可对应于词目的例证进行音、视频录制或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收集语篇资源（包括自然语料，影视作品，名校公开课，教材中的音、视频例句等）。对采集的语篇资源进行筛选、转写、切分、标注，建立“多模态词典语料库”。2） 为凸显“多模态学习型词典”中音、视频和其他符号的整合关系，对“多模态词典语料库”中的内容进行编辑，如剪辑，加快或减缓播放速度，增加字幕、背景音乐、情境效果或动画等。3） 将编辑过的“音、视频语篇”作为子数据库，并按需要与电子词典中的有关内容建立“超链接”，以便用户通过点击相关图标获取音频或视频内容。通过以上三步处理过的词典音、视频信息能激活用户的“前经验”、再现社会情境语境，较充分地满足他们的查询需求。此外，编纂者还可以利用Leeuwen & Jewitt （2001）的“声音透视和社会距离系统网络”和普多金夫（1962）的“声音蒙太奇”理论针对各类音、视频语篇中的语言（同期声、解说词、对白、旁白）、音乐（主客观音乐）、音响（人声和环境音）所构建的意义对用户的影响进行解读，以便编纂更实用的“多模态学习词典”。
（2） 既重视模态的多样性，又突出各模态的相对独立性
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既应重视模态的多样性，又应突出各模态的相对独立性。2016年由Collins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新世纪英汉大词典》为处理各模态间的配置关系提供了参考（如图7）。《新世纪英汉大词典》纸质词典部分按传统词典框架结构提供了视觉模态中的语言符号信息，而其他模态的功能则通过手机词典的多媒体属性实现。用户可通过词典app中视觉和触控模态的“屏幕取词”功能，从纸质词典中扫描并获取查询词目，继而由手机词典呈现听觉模态（英式、美式发音，macaw生存情境音频）和视觉模态（图解词典）的信息。该词典既涵盖了“多模态词典”的特性，又突出了模态间的相对独立性，做到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因此，现代学习型词典编纂应尽量做到纸质和电子词典，视觉、听觉、触感等模态的“融合”。
（3） 依据不同用户需求配置相应的模态
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词典，用户的查询需求和“多模态识读能力”对各模态的选择程度是不同的。“普通用户”关注的是信息的“查得率”“直观性”和“快捷性”，“专业用户”则更注重信息的“全面性”及“可靠性”。电子词典在词典结构上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可提供分层级的内容接入结构，可为用户提供模态的“多维选择”。若能针对用户类型分别开设“普通用户”和“专业用户”入口，基于“触感”模态针对两类用户的不同需求呈现词目的视觉、听觉模态的组合信息，电子学习型词典的结构能更为有序，更具实用性。
五、 结语
“多模态学习词典”作为一种不断更迭的历史文化产物，其形式应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词典用户的需求。用户对模态选择的好恶决定了词典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因此，编纂者有义务编纂符际模态配置合理的词典，同时协助用户理解其整体意义。词典用户则需要加强自身的“多模态识读能力”培养，以更充分、更扎实地利用词典。所以，现代学习型词典的“多模态化”与符际模态配置关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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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类型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美学思想；艺术理论；思想基础；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有一些理论，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都因未能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与探讨而失去了理论自身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而另一些理论，便会引起学术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这样的理论便具有了积极而深刻的价值意义。我想，在整个文艺美学发展史上对占有重要地位的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探讨便属于后一种，这已经成为中外学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他所提出的文艺美学观点在多部论著中都有涉及，突出地体现在《诗学》，也散见于《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论著之中。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成为文艺理论研究“集前人之大成，奠后世之基石”的永恒丰碑。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亚里斯多德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发人深省的理论内涵，更是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亚里斯多德都是一部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失去风采的“经典文献”。
反观两千多年来的学术历程，相关亚里斯多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骄傲，但所取得的经验更值得总结。概而论之，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逻辑学、美学以及文学等视角对其理论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剖析阐释、赋予其理论以当代价值，其中也不乏有将对象聚焦于亚里斯多德文艺理论的研究。即便这样，将焦点投向《诗学》文本，在我国可查的相关《诗学》文本研究著作在大陆有蓝天的译本（1953年）、罗念生译本（1962年）、苗力田主编的《亚里斯多德全集》（1990年）、陈中梅译本（1998年）、王士仪的《论亚里斯多德〈创作学〉》（2000年）、李平的《神祗时代的诗学》（2004）等，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姚一苇的《诗学笺注》（1993年）最具代表。在国外，尤以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极具影响。翻译入我国的还有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等。此外截取“摹仿”、“美学观”、“悲剧观”、“诗学观”等关键词展开论述来揭示其理论内涵、影响以及进行国内外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的成果比比皆是，诸多西方美学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论文之中都有所体现，不再赘述。显然，这些都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范围，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可资借鉴的观点。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
笔者考虑到当时古希腊人各类文学艺术形态“互不分开、联为一体”的实际状况，认为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美学的论述已经建构起早期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学科理论形态。故而文章从现代文艺美学学科观念的视角切入来审视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旨在全面地考察和客观地分析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理论内核，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其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为当下文艺美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其人其事
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斯塔基拉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人、古希腊文明时期科学文化知识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作为哲学家，他宣称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原因的科学”，主张把哲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以及创造的科学，创立了哲学的重要分支――形式逻辑。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作为科学家，其研究包罗万象，几乎涉猎古希腊所有学科，诸如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等。并在许多研究领域留下了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的《政治学》、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的集大成论著《诗学》，自然哲学的代表作《物理学》《气象学》《论天》等。最早论证地球是球形，最早分析了社会、自然、思维与价值的多种形式，在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也把古希腊好学深思的精神推向了发展的顶峰。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吕克昂学校，建立了“逍遥学派”。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大源泉。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以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马其顿国王）最具代表。
在美学研究方面，与其说他是“美学的集大成者”，还不如说他是“文艺美学的始祖”。他著有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诗学》，也在《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作品中涉及文艺美学的诸多探讨。尽管从标题上看他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具体的学科，具体内容如史诗、戏剧、音乐等具体的艺术门类，但他所提出的“命题”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具体艺术门类，他的基本观念具有更为宽泛的文艺理论内涵与价值。这与当时古希腊人认为“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是互不分开的，他们借助音乐和舞蹈联成一个整体”的观点相印证。[2]亚里斯多德探讨这一“整体”的美学思考在当代学科视域中被称为文艺美学。而亚里斯多德的论述所“隐喻”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不仅统摄着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成为世界文艺领域研究的“法典”和“权威”。他的文艺美学研究“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3]。马克思曾盛赞他是“伟大的研究家”[4]，恩格斯也把他视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5]。
二、思想基础
诚如恩格斯所言：“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6]一般，亚里斯多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和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碰撞磨合的产物，是那个社会思想冲击与荡涤的结果，其文艺美学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前辈哲人之基础上凝练、创新的结晶。我们认为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基础不外乎如下四个方面。
从文化背景论，古希腊文明位于世界最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列，古希腊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繁盛，不论是建筑、绘画、雕塑，还是音乐、诗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在喜剧和悲剧上的成就更加卓越。以至于德国古典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形容。马克思也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7]博大的古希腊艺术，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8]。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从理论渊源看，它批判地继承于前辈哲人；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学艺术由繁盛趋于衰落的关键点上，它是前辈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论是早期从自然科学视角解读美学问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以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还是主张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美学问题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的观点都能在亚氏的作品中找到影响因子。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诗学》第四章论述“文艺的心理根源”以及“文艺的社会功能”时就援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论”。从思想来源说，他作为柏拉图的高徒，所受影响极大，其理论思想直接来源于柏拉图。“他继承了柏拉图的学说，又批判了他的学说，从历史上看，他批判和发展的部分比继承的部分更重要。”[9]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一章中论述文艺的本质在于“摹仿”时对柏拉图“理式论”的批判，赋予了“摹仿说”以滑动的表征；再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文艺接受的心理效应问题上，抛弃了柏拉图“情感影响正常理智”的观点，分析了情感的后续效果，看到了文艺的“净化”功能。从研究方法说，他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统一起来认识问题，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同时主张运用其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如从生物学中借用“有机整体”概念来论诗与其他艺术的创作，提出“完整整一观”。从历史学中引来艺术起源与发展的观点，指出艺术起源于真实世界的摹仿。是他“用科学的方法替希腊文艺的辉煌成就作了精要的分析和扼要的总结，因而写成了两部有科学系统的有关美学思想的专著：《诗学》和《修辞学》。”[10]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完整的理论把握又不能局限于《诗学》和《修辞学》本身，而必须与亚里斯多德涉及文艺观点的《伦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建立起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解读他所建构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与理论内核。
三、思想内核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运用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见《工具论》）、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融入他个人的伦理观念和生命体验去解决文艺本源、文艺创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传播与文艺批评等问题，初步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一）文艺本源思想关于文艺的本源与发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开篇明确指出，在研究诗的种类、功能、成分、结构之前，首先要阐明关于诗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郎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11]“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学说，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独特创建，更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但却是理解亚里斯多德文艺本源观的核心概念。亚里斯多德正是以对当时这个在古希腊艺术理论界颇有影响的“摹仿说”的批评为其逻辑起点来建构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他生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人都曾有过“艺术起源于摹仿”的说法，只是未能形成系统的学说而已。德漠克利特就说过：“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2]柏拉图也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3]显然，柏拉图也承认艺术是一种摹仿，但他竭力攻击这种对于物质感性世界的摹仿，认为艺术的摹仿是“镜子的镜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否认这种摹仿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摹仿艺术自身。从表象来看，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仍然是传统的延续，但实质上他赋予了“摹仿说”以新的阐释而具有了“滑动”的深刻意义。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具有多维意义的真实存在；诗摹仿真实存在的人的行动，在作品中创制的形象就是艺术的真实存在；“摹仿”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再现，更是能动的反映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真实存在。并且，“摹仿”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求知活动，它以形象的方式去探寻真理，形成关于人的创制知识；艺术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觉与欲望驱使，它也凭借“实践智慧”洞察人生，感悟艺术的灵魂，把握生命的真谛。因此，摹仿的艺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首先，亚里斯多德论述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作为艺术门类划分的标准，实质上阐明了艺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人与艺术互为本体；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美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次，从具体文艺体裁出发论证模仿艺术的本质规律。《诗学》第四章阐述了诗歌起源的两个原因，其一是人天生具有摹仿的本能，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二是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获得满足、体验到。二者皆本源于人类“摹仿”的天性。这种论证方法，就是主张从人类心理根源上去探寻模仿艺术的存在依据――“本能”与“”。
再次，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气象学》中谈到艺术模仿自然时说，艺术是对自然本能的帮助和补救，但不能代替自然。而《诗学》认为摹仿的对象是真实世界中“行动的人”（是性格、情绪和动作的综合），这种由自然转向人生的巨大进步，使其文艺理论中灌注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艺术对人生是一种完满、增补或矫形。
最后，亚氏认为诗人的职能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处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表现某种“类型”的人和事。可见，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观”指的是根据对现实生活的感性体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诉诸于典型化、形象化的概括方式来再现生活、创造生活，而不是机械、被动地照搬生活现象。（二）文艺真实思想亚里斯多德以自身对文艺本源――摹仿观的论证为逻辑起点，详尽地说明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提出文艺真实观。
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合乎情理的可信性，《诗学》第二十四章论道：“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有了……也要用别的技巧加以美化，使事情听得过去。”[11]（P.170）在这里，亚里斯多德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艺术真实观，使生活中不近情理的得合乎情理从而使人信以为真。一方面，主张艺术真实以生活真实为根据、为源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艺术的虚构成分。他接着说：“诗的真不同于政治科学的真及其他技艺的真。”指出艺术的真实有别于其他科学的真实，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又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比现实更真实。《诗学》第九章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1]（P.81）这里亚里斯多德拿诗和历史的比较作了清楚的说明。《修辞学》第七节也说：“当你把描写得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这一事实，就会使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你是信任得过的。因此，不管你所说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12]（P.92）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但却强调了艺术的真实性就在于合乎情理所造成的可信性。
此外，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还体现在艺术模仿对象的客观真实上，他认为，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反映现实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摹仿对象的选择，不仅要注重情节，而且要求“性格”的刻画也应如安排情节一样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因此说，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真实观以客观真实的物质世界为前提和基础，以“模仿观”为理论基石，展现了“可信性”的精神内涵。（三）文艺功能思想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历来都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问题，也是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之一。所谓文艺的社会功能，指的是文艺的社会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对“文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一追问的解读。
《诗学》第六章提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净化。”指出了文艺的道德作用和教育作用。第九章谈到诗可以使人认识生活的本质：“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第十四章谈到，“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属于美感的范畴，亚里斯多德的“说”指出了文艺的审美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论音乐时，更明确地指出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他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10]（P.87-88）这里的净化，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是“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
概括地说，亚里斯多德从心理学的角度肯定了文艺能使人们潜藏的情绪得到宣泄，达到一种舒畅、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这实质上突出了审美活动中文学艺术对接受主体的心灵浸润和人格塑造作用。他提倡通过艺术的影响将受众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强调自由的、直接的情感表现与宣泄，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悦，心灵得到净化，进而使个体意识提到普遍性的伦理层面，创造出真、善、美的人生。可见，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具有教育、审美、娱乐的社会功用。（四）文艺创作思想从文艺创作观的视角看，亚里斯多德借用生物学中“有机整体”的概念，从文艺创作（主要是悲剧）的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等艺术要素入手，从正面立论、深入探究来确立其文艺创作中的“完整统一观”。所谓完整，在他看来一方面体现为结构的完整，即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提到文艺摹仿现实，创造比生活中更真、更美、更善的人物和故事，必须符合有机整一的要求。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刻划的人物，不仅表面看来是一个整体，而且在它们的内部，也存在着有机、必然的联系，表现出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必然趋势，事件的各个部分，人物的前后行动，甚至语言、细节，都应该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不能是支离破碎、各自游离的历史或现实碎片。此外，还体现在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上，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最后，亚里斯多德还指出文艺创作还要有光辉的思想。一出戏只要有光辉的思想，纵使它没有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比起内容贫乏纵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即使不通过表演，其魅力仍然不失。
如果说上述三点是亚里斯多德关于文艺创作的美学思考，那么具体的创作实践又如何操作呢？以亚里斯多德论悲剧创作为例，六种决定悲剧创作的成分，在他看来主次分明，其中情节（事件的组合）最为重要，居于创作的首位，是灵魂。性格（摹仿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次之，思想（创作的能力）第三位，言语（创作的手段，主要指用词表达）居于第四，唱段第五，戏景第六。在《诗学》中说：“在作品中平缓松弛、不表现性格和思想的部分，诗人应当在言语上多下功夫，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太华丽的言语会模糊对性格和思想的表达。”[11]（P.170）又说：“有人以为，只要写一个人的事，情节就会整一，其实不然。在一个人经历的许多，或者说无数的事件中，有的缺乏整一性。同样，一个人可以经历许多行动，但这些并不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11]（P.78）由此，亚里斯多德的文艺创作主张选择（创造思维）、取舍和凝练的“完整统一”。
（五）文艺传播思想所谓传播，确切地说它是人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信息交换、交流的行为和过程，其中包含着语言传播、电子传播、口语交际和书面传播等多种理论形态，也包括人、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亚里斯多德的文艺传播理论，突出地体现在《修辞学》中，罗杰斯的《传播史》就把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作为传播学的源头之一。《修辞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语言表达或者说是传播效果的规律，研究创作者如何根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材料和表现手段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指导人们如何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来表现所要传达的内容，以达到预设的良好效果。亚里斯多德修辞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劝说应建立在听众承认的真理上，只有了解听众的心理，才能达到劝说的目的”。显然这种本质与传播是人类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流期待发生相应的活动一样，只不过在《修辞学》中，这种活动更具体化仅限于演讲场合，期望发生的就是希望得到听众们的认可和赞同，达到传播与交流的目的。从传播模式出发，传播的基本结构模式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如果按照这种结构模式分析，修辞的结构模式也可以表达为修辞主体―内容―传播言词―交际对象―修辞效果，二者的结构模式，大部分相同，甚至整个过程也相同，只是在传播学和修辞学中运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上的相同点。《修辞学》第二章说到，演讲者要通过准确的用词来表达确切的意思，这里的“用词”应当是传播的手法。
回顾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其源头指向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其内在的原因在于《修辞学》研究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传播形态――面对面的传播。他说，“讲演者应当用合适的词语表现自己的性格，以争取听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他看来，演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要素――演说家、内容与听众。演说者其实就是传播学中的传播者，他对传播者的要求是具备权威性、可信性和可接近性的特点；内容指的是传播的技巧与逻辑，《修辞学》中主要讲的技巧是“逻辑证明”，通过举例法和三段论来讨论，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传播技巧紧密相连；《修辞学》中关于听众的研究涉及到听众的需要、接受动机和心理倾向的各个方面，这些理论的研究对于传播效果的提升和改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见，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确立了“可信性”的三维文艺传播观，其一是传播者应具备值得受众信任的品质；其二是传播者要用“逻辑的证明”或“科学的手段”向受众“显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其三是传播者必须与受众有深切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才能感染受众，才能使受众动情。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奠定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雏形。
（六）文艺批评思想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批评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批评的标准上。他指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不同于艺术标准，而艺术标准就是文艺作品的情感必须适度，适度可以保持作品的完美。《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明确指出，“以适度为标准来衡量它的作品”。并在文中反复使用“适度”二字，可见他对“适度”这种中庸之道的推重与格守。其文艺批评观的核心思想便是“中庸之道”美学观的体现。首先，亚里斯多德肯定了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情感，而柏拉图反对艺术作品表达情感，亚里斯多德的“情感论”是对柏拉图“理式论”的否定。其次，亚里斯多德又接受了柏拉图“理性论”中的合理成分，并把它用于文艺批评，他所反对的是柏拉图的“纯理性”，并非一概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指导情感乃是人的理智控制的表现，没有理性指导的不利于美感的产生，更不利于情感陶冶功能的实现，只有“适度”的情感表现才是最美的，此为亚里斯多德“中庸之美”伦理道德观念在文艺批评领域的运用。
四、结论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古希腊文学艺术高度繁盛的系统的总结，他首先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开创了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结合的始端，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并通过物理、生物等科学实验证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创立了艺术源于现实生活，而美是对现实生活“摹仿”（再现、创造）的学说，赋予了“摹仿”说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正是他明确地回答了早期思想家们在文艺美学上留下的两大问题：
其一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延续柏拉图等人的观点，肯定文艺摹仿现实世界。但又是柏拉图否定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反叛，明确指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艺术真实观”，有力地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式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可以摹仿，所以文艺起源于摹仿。但这种摹仿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位移、照搬，而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再现和创新，这种再现和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比现实生活更真、更善、更美。
其二是文艺的社会功用，亚里斯多德结合具体艺术实践的心理分析肯定了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娱乐以及教育功能。就文艺创作，他从具体的艺术体裁出发阐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整体统一观”和“形象典型论”，亚里斯多德的论述已经具备了后来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所提出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典型理论的雏型，后来的贺拉斯、布瓦罗等人的“类型论”，哥德、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典型论”都可以在亚里斯多德这里找到“胚芽”。就文艺传播，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的三维视角提出了“可信性”的传播理念，奠定了文艺传播学的早期形态；就文艺批评，他首先指出文艺批评的两种（政治与文艺）形态，并提出文艺评判的标准是“适度”的情感表现。与此同时，他的这些观点与其他著作如《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论艺术与科学、形式与材料的关系；《伦理学》（第八卷）探讨艺术创造、艺术家的修养等观点共同构筑起他较为系统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
尽管亚里斯多德的某些论点明显存在历史的和思想的局限性，如：探讨各种具体类型的文艺体裁时过分地强调独立性，在对悲剧与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论述中，脱离了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成基础；某些观点如《诗学》中认为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才能做悲剧的主角，“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第十三章）等有失偏颇。诚然，亚里斯多德不是圣人，自然不会无所不知，但总还不至于沦落到孤陋寡闻的可悲境地。他研究问题的严密逻辑、多种科学方法的采用，及其提出的许多文艺美学观点不仅具有揭示文艺本质意义的永恒性，而且在揭示艺术实践规律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方面，更具有前瞻性的启示意义。其文艺理论内核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给后世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带来的权威和推动作用不容置疑。（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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