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1
但是,这两类增长理论如果直接被用来分析和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路径,则存在显著的缺陷,它们的前提假设均不能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所面临的情况。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没有充分考虑资本投入异质性的情况,认为充分发展的市场中,资本投入是无差异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年新增投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社会新增的机器设备都包含着相对于现有资本存量更为先进的技术,物化性技术设备占据全社会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的多为发达国家的增长问题,所考虑自主研发为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是自身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情况,往往忽略发展中国家借助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为扩展经济增长理论,更好地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笔者曾构造了一个新古典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体(《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积极增长路径转换》,刊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第3期)。其中,市场的活动主体为逐利的厂商,可以选择模仿或者自主创新来推动技术进步,同时也考虑了资本投入的异质性,以中间产品种类的差别体现资本异质性,其中的扩展模型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展开分析,当条件满足时,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赶超;当条件不具备时,这些国家就只能陷于模仿陷阱,增长停滞。在发展中国家应以模仿为主的发展阶段,创新型企业无法在竞争中战胜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模仿型企业,因而研发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更多的促进作用。而且,由于研发活动还要占用一定的生产资源,可能反而会表现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性。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技术进步主要靠模仿来实现是有效率的,此时研发活动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小,甚至会阻碍增长,投资特别是物化了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应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当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技术领先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会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继续模仿的成本上升至自主创新开始有利可图时,发展中国家的自主研发才会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此时,设备投资不再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让位于研发活动了。在由以模仿主导的技术进步向以独立自主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逐利企业也会发挥主体作用,同时政府干预,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价值对于经济快速实现赶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不同之处在于,笔者的“模仿通向创新之路”的模型之中,融合进了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最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推动技术进步的主导形式具有阶段性。
这样,我们得出如下基于理论分析对于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几点判断:
1.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路径具有内生的演化机制。逐利的微观主体为引导全社会推进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发生变化,由以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过渡到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实现技术进步的阶段。所以,后发国家要建立起市场环境,特别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种创新精神有助于推动全社会的技术进步。
2.模仿的先进技术多数物化在机器设备当中,因而对于处在模仿阶段的国家,高投资率是更多引入先进设备,推动技术进步,从而实现经济更快增长的保障。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投资率,可以借助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国际经验表明,相对于向国外借款,外国直接投资因无需还本付息,对于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可能更为稳妥。但是,当一国技术水平发展到以自主创新为主要形式推动技术进步的阶段以后,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下降,所以不能盲目迷信引进外资来促进增长的作用,FDI加速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
3.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顺利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转换,有的国家陷于模仿陷阱,经济停滞。陷于模仿陷阱的因素有很多,相应地也为政策选择留有很大余地。依靠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能够得到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并不能使得陷入模仿陷阱的国家避免经济最终停滞在较低水平的均衡处。此时,需要选取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模仿效率和降低资本使用成本,增强企业的获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借此摆脱模仿陷阱。
4.对于能够自发实现技术进步形式提升的国家,在本国技术进步处于模仿阶段时,可以通过高估企业价值的政策手段加速经济增长过程,缩短该国经济处于模仿阶段的时间。高估企业价值可以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本币贬值得以实现。这样的政策手段在依次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中国的增长路径中,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
5.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处在模仿阶段中,低价工业化的加速效应,这在改革初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效率提升消耗殆尽后更为明显。所以,截至本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在最优增长路径上或在其附近运行。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实现了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而非毫无意义的粗放式增长。
6.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路径,基本处于由模仿向创新的过渡阶段,对外模仿、吸引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出现下降,而自主研发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显著上升。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地增长,必须处理好模仿阶段和自主创新阶段的衔接,不同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极为不同。模仿阶段政府可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甚至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通过向下扭曲要素价格和超贬本国汇率等手段,直接干预经济,提高企业的获利能力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在自主创新阶段,政府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小,因为任何违背市场的定价机制从长期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如果厂商和消费者具有完全理性,那么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在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期间,最优状态应该是政府逐渐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将生产资源的定价权逐步交还给市场。
7.由模仿阶段向创新阶段的过渡绝不是瞬间能够实现的跳跃式过渡,而是渐进式的过渡。起先是整个国家处于模仿阶段,生产中间产品的所有厂商完全向发达国家模仿;随着本国技术水平的提升,小部分能力最强的厂商开始创新,而大部分厂商仍然处于模仿阶段,此时模仿企业可能会将模仿对象转移为国内的技术领先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需求超过领先厂商生产能力时,更为显著;当国内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大部分厂商开始转向研发活动,只有小部分能力极差的厂商模仿,直至最后所有技术领先者均自主研发来推动技术进步。在过渡阶段中,国家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也要相应地作出调整与变动,以适应经济增长路径的顺利过渡。这就包括在模仿阶段被扭曲的要素价格和被贬低的本国币值的调整。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这种调整应该谨慎对待,否则极易引起整个经济的大幅度震荡。如日元升值过于激烈,相应配套政策推出不利,致使日本的整体经济陷于停滞达十年之久。
向下扭曲要素价格,高估企业的获利能力,确实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限于模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当企业进入创新阶段以后,被扭曲的要素价格也包括被低估的汇率都要回升至正常值。如果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创新阶段,或者是进入由模仿到创新的过渡阶段,那么这种价格重估就是常态,而非短期冲击。要做到两个接受:一是接受模仿企业获利能力逐渐下降的事实,二是接受经济增长率开始放缓的事实。
劳动力的价格增添了社会保障性的支出;资金价格的重新估值是恢复了资本的市场价格,或者,至少是资本价格向其自身的市场价格回归;资源价格和土地出让也不再为招商引资服务,开始体现它们应有的价值;这一切都在压缩企业的获利能力,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企业价值的降低宏观上相应表现在经济增长率上,就是经济增速的减缓。
当然,生产要素价格的回归幅度与速度要有优化选择,与所处的技术进步路径的状态(即模仿实现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相对比重)相适应。特别是对劳动力的价格回归更要平稳,如果分配给消费的资源过多,就极易形成未富先老的社会状态,追求过多的社会福利将使得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
对于汇率升值的认识。一般理论研究认为,汇率失衡不论是汇率的高估还是低估,都会使经济付出福利和效率方面的代价。汇率低估会破坏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从国民福利和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超贬汇率实际上是全体国民和非贸易部门为出口提供补贴,以汇率低估为代价维持长期的贸易顺差是得不偿失的。但是,在本文的模仿――创新阶段论的分析框架下,本币贬值不失为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剂良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陷于模仿陷阱之际,更是能够有效地帮助该国脱离困境。当然,一旦该国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离开模仿阶段,本币贬值的这一好处也就随之消失了。继续对本币贬值就会抑制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阻碍了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降低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因而,当一国处在创新阶段,或者是由模仿向创新过渡的阶段时,政府就要下大气力关注汇率的升值问题。
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2
关键词：增长周期波动；状态空间模型；Kalman滤波；HP滤波；BP滤波；景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1-0022-08
一、引 言
长期以来，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关注和研究的焦点，经济学家们不仅提出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的经典理论，同时也在不断开发定量判断经济周期波动状态和特点的方法，以期避免经济产生更大的波动。由于经济行为的繁荣和衰退可以通过不同部门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来观测，因此，可以选取一组与经济周期波动一致的重要的经济指标，捕捉经济周期的共同波动成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发了经济周期先行、一致和滞后合成指数（Composite Index），用来刻画经济状态和描述未来发展动向，对衰退和复苏做出预测[7]。这种方法一直使用至今。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不断建立更严密的数学模型研究经济时间序列问题，识别经济周期的共同特征。自回归移动平均（Autoregressive Moving Average，ARMA）模型、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状态空间模型和Kalman滤波[6]、HP滤波[3]、带通（BP）滤波方法[1]等等被广泛地用来分析时间序列和经济周期问题。Hamilton用状态转移模型（Regime-Switching，RS）模拟了经济状态的变化[5]。Stock和Watson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并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构造了捕捉经济变量之间协同变化的景气指数，认为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同变化存在一个共同的成分，这个共同成分体现了经济系统的景气状态，刻画了经济系统的协同变化[9-10]。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做了大量研究，刘金全研究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宏观经济冲击及其传导机制问题[12]；陈昆亭等用滤波方法研究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13]；陈磊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及测定方法做了详细的论述[14]；刘树成主编的《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报告》中收集了国内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研究的新成果[15]。
1．古典周期波动（Classical Cycles）
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其局部平衡和资源配置依靠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进行自动调节。微观经济的目标是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周期性地出现供大于求，即总供求关系失调，结果导致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垄断资本形成，竞争机制削弱，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从图1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带来的美国GDP的深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衰退时期，各种经济活动的“绝对水平”本身处于下降状态，所以，人们研究经济周期波动时采用古典型经济周期的概念是自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运用立法、财政、金融等手段对经济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但是从图2中可以看出经济波动变得比较平缓了，周期波动的收缩期变短了，扩张期延长了，同时波动的幅度也变小了。例如，美国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曾连续106个月处于扩张期，且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美国又连续10年保持一种低速增长的状态。鉴于经济周期波动形态的变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周期波动（Growth Cycle）的概念。[8]
2．增长周期波动
宏观经济学研究一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波动状况，前者构成经济增长理论，后者构成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将经济的增长与周期、趋势与波动、长期与短期问题割裂开进行研究，而现代增长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周期波动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计算方法存在两种类型：
1．增长循环（Growth Cycles）
增长周期波动的一种类型是把围绕着趋势线上下的短期波动称为增长循环。作为增长循环应用的典型例子，是OECD开发的OECD先行指标[8]。OECD于1978年开始基于“增长循环”的概念，利用景气分析的手法对其成员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开发了各成员国除去趋势的景气指数CI（Composite Index），并确定了各成员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业总产值序列围绕着趋势线上下波动，图2显示了除去趋势后增长周期波动的变化。图1的趋势序列和图2的循环序列都采用BP滤波方法对工业总产值序列进行分解的。
2．增长率循环（Growth Rate Cycles）
观察经济时间序列的增长率（考察与上年同月或同季比的变化率），如果这些增长率上下波动具有某种规律性，称为增长率周期波动。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来，大多数经济指标在绝对量上都是增长的，在图5和图6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实际GDP不存在绝对水平的下降，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因此，中国大多数研究部门和政府机构研究经济周期波动都利用增长率周期波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二、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及卡尔曼滤波方法构建景气指数
1989年，Stock和Waston[9]提出了新的景气指数概念和制作方法。他们认为景气变动不应仅仅是针对GNP的变动而言，而应该把景气循环看做更广泛的包括金融市场、劳动市场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内的总体经济活动的循环。而为了反映以上这些方面的多个总量经济指标的共同变动，可以认为在这些变量的共同变动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一因素可由一个单一的、不可观测的基本变量来体现。这一基本变量代表了总的经济状态，它的波动才是真正的景气循环。这一不可观测的基本变量被称为Stock-Waston型景气指数。
由于Stock-Waston景气指数是不可观测变量，不能利用一般的统计模型求解，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估计Stock-Waston景气指数。状态空间模型的特点是提出了“状态”这一概念。而实际上，无论是工程控制问题中出现的某些状态（如导弹轨迹的控制问题）还是经济系统所存在的某些状态都是一种不可观测的变量，正是这种观测不到的变量反映了系统所具有的真实状态，所以被称为状态向量。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和系统内部状态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通过估计各种不同的状态向量达到分析和观测的目的。利用状态空间形式表示动态系统主要有两个优点：第一，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估计结果。第二，状态空间模型是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来估计的。
2．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数
为了利用前述的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数，首先要决定的是构成变量的选取问题。构成变量必须是与我国的景气变动基本一致，能反映各主要经济活动领域变化的、相互独立的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变量。为此，我们将表1中所列一致指标组的6个指标作为一致景气指数的构成指标。这6个指标反映了工业生产、商品销售、投资、消费、货币和外贸等6个经济领域的变动，所选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80月―2008年3月。同时为了分析物价的波动还筛选了一组物价景气指标，所选数据的样本区间为1997年1月―2008年3月。为了得到去掉趋势的平稳的时间序列，我们分别对所选指标作了与上年同月比，得到增长率序列，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性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最后还要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1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标组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经济信息网《宏观月度数据库》。基准指标选择工业增加值比较合适，但是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该指标的数据较短，而工业总产值数据较长，和工业增加值变化一致，因此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基准指标，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以前的数据是用基本建设投资增速向前推算得到的；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1994年以前数据用预算内企业销售收入增速向前推算得到。进口总额是用月度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序列转换为亿元人民币为单位。本文经济指标筛选方法和景气指数计算都是采用作者所编制的程序计算。
经济总量一致指标组物价一致指标组
指标名称超前或滞后月数相关系数指标名称超前或滞后月数相关系数
工业总产值增速01．0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01．00
全行业产品销售收入增速00．82商品零售价格指数00．9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68生活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00．9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43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20．75
进口商品总值增速-10．57农副产品类购进价格指数-20．89
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速-20．66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指数+10．81
注：经济总量一致指标均是与上年同月比增长率序列，基准指标是工业总产值；物价指数都是上年同月=100的指数，物价一致指标组的基准指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有指标都进行了季节调整，去掉了季节要素和不规则要素，“+”表示滞后，“-”表示先行。
分别对表1的2组k（k=6）个指标计算景气指数。方程（1）―（3）中的延迟构造，即参数（p，q，r）的确定，主要根据BIC准则，同时也参考AIC准则和对数似然函数值的大小。通过对多种（p，q，r）不同组合模型的大量试算和结果比较，最终选择（p，q，r）=（4，3，2）为最合适的模型。于是利用极大似然法求出了未知参数向量{1，…，4，γ11，…，γ63，θ11，…，θ26，h1，…，h6}的估计值，然后给出Kalman滤波的初值a0和P0，对t=1，…，n，利用Kalman滤波公式反复进行计算便得到了状态向量αt估计值。αt的第一个元素ct（t=1，…，n）即为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景气指数。
图3和图4分别显示了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合成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的总量景气指数（记为SS_GR）和物价景气指数（记为SS_P）。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这2个景气指数均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
通过分析图3中SS_GR景气指数波动状况，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很频繁，波动幅度也很大。2007年10月经济总量景气指数SS_GR达到峰值。
从图5可以看出以2000年为基年进行比较，2004年以来物价的波动要比经济周期波动剧烈得多，并且物价波动的峰、谷都滞后于经济周期波动，大约滞后8个月左右。随着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处于下降阶段，物价增长率周期波动也会出现下降阶段。
三、分解趋势和循环要素的滤波方法
增长循环的研究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趋势和循环要素的分离，如何分离出趋势和循环成分是增长循环研究的关键。较早的趋势分解方法有一阶差分方法、回归分析方法和移动平均方法等。Beveridge和Nelson分析了差分平稳的时间序列如何分离趋势和循环，提出了基于ARIMA模型的B-N分解方法[2]。如果差分平稳时间序列的趋势成分和循环成分生成机制已知，可以将其作为不可观测成分（Unobserved Component，UC），写成状态空间形式（State Space Form）并利用Kalman滤波进行估计。对于多数应用研究来说，B-N分解和UC模型方法过于复杂，因此，研究者又构造了大多数情况下效果都较好的趋势估计方法，使用最为广泛的是HP（Hodrick-Prescott Filter）滤波。Baxter和King研制的BP滤波带通滤波（Band-Pass Filter）有不同的计算方法，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将Baxter和King[1]研制的带通滤波简称为BP滤波。，能够捕捉经济时间序列中的特定循环成分，可以在此基础上计算具有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特征的景气指数[1]。
1．HP滤波方法
HP滤波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而被广泛使用[3]。设经济时间序列为Y = {y1，y2，…，yn}，趋势要素为T={t1，t2，…，tn}，n为样本长度。一般地，时间序列Y 中的不可观测部分趋势ti常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式（6）存在一个权衡问题，即要在趋势要素对实际序列的跟踪程度和趋势光滑度之间做一个选择。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等于序列yi；λ增加时，估计趋势中的变化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即λ越大，估计趋势越光滑；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一般经验地，λ的取值如下：
图6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对数序列（季节调整后）、利用HP滤波方法对季节调整后的序列分离出来的趋势序列图形，从中可以看到分离结果较好地拟合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对数序列趋势。
2．BP滤波方法
自时间序列分析产生以来，人们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不仅集中在时间域内，即直接分析数据随时间变化的结构特征，而且从频域角度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时间序列谱分析方法也在受到重视和应用，谱分析方法又提供了一种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有力工具。谱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把时间序列看做是互不相关的周期（频率）分量的叠加，通过研究和比较各分量的周期变化，以充分揭示时间序列的频域结构，掌握其主要波动特征。因此，在研究时间序列的周期波动方面，它具有时域方法所无法企及的优势。
式（11）为滤波的频率响应函数（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称|W（e-iλ）|2为滤波的功率传递函数（power transfer function）。通过适当设计（11）式中的权重序列，可以使w（λ）在某些频率区间内等于或近似等于0，这样就可以将输入中所有在这个频率带中的分量“过滤”掉，留下其它成分。根据被保留下来的频率位于低频处、高频处或某个中间带上，分别称为低通滤波（low-pass filter，LP）、高通滤波（high-pass filter，HP）和带通滤波（band-pass filter，BP）。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只能对序列进行有限项滤波，设截断点为m，这时的频率响应函数为：
Baxter和King对比了BP滤波与包括HP滤波在内的其他常用的方法，指出线性剔除趋势方法和一阶差分法具有明显的缺陷，利用HP滤波方法得到循环成分的效果类似于BP滤波的一种特殊形式――高通滤波（high pass filter）[1]，HP滤波方法得到的结果没有通过BP滤波得到的循环成分光滑。可见，在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中，BP滤波能够比其他方法更好地达到提取合意的波动成分的目的，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实际应用。Stock和Watson在研究美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周期波动中采用了BP滤波方法[10]；Gerlach和Yiu在研究亚洲几个国家的产出缺口中使用了BP滤波方法等[4]。
四、构建中国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
1．利用BP滤波方法构建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
笔者仍利用表1中一致指标组的月度指标，对这些宏观经济指标的对数序列本文BP滤波的计算使用Eviews5软件。BP滤波在分离时间序列的趋势和循环要素时，将二者视为相加关系，因此，为了得到实际经济增长相对于趋势增长的偏离程度，即循环要素与趋势要素的比值，可以对原序列进行对数处理，然后再运用BP滤波，就可以得到循环成分相对于趋势成分的偏离程度。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季节性因素和不规则因素的影响，数据区间为1980年1月至2008年3月，然后利用BP滤波分离出循环要素。
在使用BP滤波时，截断点m的选择是决定近似理想滤波优劣的根本因素，如果m取值过小，将会在剔除不想保留的成分的同时，也将想要保留下来的成分的一部分剔除掉了。但是，m选择太大时，序列两端将缺失过多数据。因此，在保证滤波效果较好的前提下，应该选择尽可能小的m值。为此，本文考察了不同截断点数值对频率响应函数的影响，选择m =18。BP滤波的周期范围介于18―60个月之间。为了能够充分利用近期的数据信息对当前的特征进行刻画，本文利用ARIMA模型等方法将每个指标都外推了18个月。
本文仍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基于BP滤波计算出来的各指标的循环要素，构建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记为SS_BP（以2000年平均值为100），见图7。通过中国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可以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周期波动进行描述和分析。我们研究的增长循环的含义是经济的实际运行与趋势水平的偏离程度，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水平的偏离程度的波动是很剧烈的。
2．比较中国经济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和经济增长循环景气指数
观察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路径，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总量长期处于一种沿着趋于指数型上升的趋势增长路径上下波动的状态，但是短期内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呈现出很大的偏差（产出缺口），这就导致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存在。经济在潜在产出的上方运行时，由于存在对生产扩张的约束，即可用资源不足，对向上扩张存在一个直接的限制，使得经济过热难以维持。而经济在潜在产出的下方运行时，由于技术进步、创新和为更新目的所进行的新投资和新的消费热点等出现，又会开始一种积聚向上的运动，回到长期趋势水平。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力图缩小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延长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期，缩短下降期，保持经济处于持续、稳定和适度增长的良好局面。
图8中将2个景气指数画在一起，可以看出两种景气指数的差别。中国近年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多以增长率循环为主，增长率指标的缺点是它的波动受前一年的基数影响较大，往往不能准确地反映景气波动的幅度。由图8可以看出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和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SS_GR的大多数峰、谷时点差别不大，但是1990年达到谷后的回升有较大差别。由于1990年的谷太深，前一年的基数较小，故SS_RG回升得很快，而SS_BP在谷底徘徊了一段时间才缓慢回升。另外，在波动的幅度上，两种不同类型的景气指数也有差别。除了少数的几个峰，如1985年和1989年的峰相差不多以外，增长循环景气指数要比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的波幅小。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三种滤波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筛选了反映国民经济各领域波动的多个重要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作为景气指标，这些景气指标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时间区间。首先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计算了中国增长率循环景气指数SS_RG和物价景气指数SS_P；其次讨论利用HP滤波和BP滤波计算景气指标的循环要素，最后同样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方法构建了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偏离长期趋势程度的增长循环景气指数SS_BP。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虽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增长型的周期波动还是很激烈的。宏观调控趋于成熟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将使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减小，市场经济体系中总需求内在持久的扩张决定了中国在当前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出现了平缓和持续期间延长的特征。
本文中经济增长率景气循环指数SS_BP分别于2007年10月和12月出现了峰，进入下降阶段。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动荡及全球经济的不景气，对我国经济稳定造成较大的冲击，使得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处于下行阶段。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产生了对各种原材料、能源、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的高消耗及对环境的高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投资与生产的扩张，带动了整个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因此，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减小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延长其上升期，缩短下降期，使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相适应。同时，应该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Baxter M．，R．G．King．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Approximate Band-Pass Filters for Economic Time Seri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November，81（4）：575-593．
［2］ Beveridge，S．，C．R．Nelson．A New Approach to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Time Series into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Components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Measurement of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1，7（2），151-174．
［3］ Cogley，T．，J．M．Nason．Effects of Hodrick-Prescott Filter on Trend and Difference Stationary Time Series：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5(a），19（1-2）：253-247．
［4］ Gerlach S．，M．S．Yiu．Estimating Output Gaps in Asia：A Cross-Country Study［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04，（18）：115-136．
［5］ Hamilton，J．D．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Econometrica，1989，（57）．
［6］ Harvey，A．C．，A．Jaeger．Detrending，Stylized Facts and the Business Cycle［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1993，（8）：231-247．
［7］ Kydland，F．E．and E．C．Prescott，1982，“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Econometrica 50，November．
［7］ Moore，G．H．Business Cycles，Inflation，and Forecasting［M］．Second Edition，NBER，Studies in Business Cycles，No．24，Published for the National Burean of Economic Research，Inc．，1983．61-65．
［8］ OECD．Department of Eocnomics and Statistics［M］．OECD Leading Indicators and Business Cycles in Member Countries1960-1985，NO．39．1987．
［9］ Stock J．H．，M．W．Watson．New Indexes of Coincident and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M］．In：O．Blanchard and S．Fischer（eds．），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Cambridge：MIT Press，1989．
［10］ Stock，J．H．，Watson，M．W．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U S Macroeconomic Time Series［M］．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1999，1A．3- 64．
［11］ 董文泉，等．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12］ 刘金全．现代宏观经济冲击理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13］ 陈昆亭，周炎，龚六堂．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分析：滤波方法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4，（10）．
［14］ 陈磊．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定和理论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3
关键词：新疆；经济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
传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是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来分析，无法揭示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内生增长理论特别是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指出方向。索洛指出，美国长期人均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起到了80%的作用,投资增加只解释了余下的20%。正如克鲁格曼指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一样，经济取得了卓越的增长率，却没有与之相当的卓越的生产率增长。经济的增长大部分是资源投入，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
当前，新疆正处于大发展的新时期，面临历史性重大机遇，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新疆要实现中央制定的跨越式发展目标，传统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从1978年的39.07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6574.54亿元，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10.4％。新疆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快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三化”建设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新疆经济增长方式仍存在增量不增质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高一低”特征明显，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具体表现为:
（一）资源性产业支撑经济，产业长期处于低端化，产业利润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
虽然新疆产业已经融入国际国内产业体系中，但是基本处于价值链低端，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上。新疆石油石化产业仍占主导地位。2011年，石油石化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60%（加上矿产业合计约为67%）。2011年新疆原煤、原油产量分别为1.12、0.26亿吨，分别增长20.8％和2.2％。2011年新疆重点监测的十大产业中，资源类的有色、化学、煤炭、钢铁工业分别增长32.9%、31.2%、22.5%、17.7%，而装备制造工业则下降3.3%。
（二）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重化工业特征明显
与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省区相比，新疆的整体产业结构明显存在比例不协调的问题。2011年，新疆的第一产业占GDP的17.3%，第二产业占50%左右，服务业占32.7%。相比2002年18.9︰37.4︰43.7的结构，近十年产业结构呈逆向调整，当前进一步强化了重化工业化趋势，第三产业则呈下降趋势。横向与全国产业结构10︰47︰43相比，也呈现出第一二产业过高，第三产业偏低的特征。2010年新疆轻重工业比例为13.7:86.3，重工业中加工制造业仅占工业增加值的8.3%，说明新疆工业发展基础薄弱，工业体系不健全，产业链发育不完备。
（三）新型工业化发展不足
新疆2005年提出的新型工业化，比全国晚了3年，是以农业为重点向以现代工业为重点的重大战略转型。但当前的工业增长仍然依赖于石油开采、化工、电力等传统行业。在信息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工业绝对发展迅猛，相对发展不足。全国新型工业化战略持续稳步上升，但新疆尚处于起步阶段。按照胡毅与邢瑞军（2011）的综合新型工业化指数，新疆从2001年的52分降低至2008年的43分。以新疆风电产业为例，风电装机量增长缓慢，从2000年的7.3万KW，增加到2009年的100.3万KW，但占全国份额却从21.08％下降到3.89％。
（四）高投入与高消耗并存
2011年新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712.77亿元，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大，从1978年的33%逐年增加到2011年的72％。这反映出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新疆经济结构中，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很大，这种格局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必然要依赖相当大的资源与要素投入。新疆的石油加工、建材、钢铁、有色、电力等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比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的四分之三。2009年，新疆万元GDP能耗为1.93吨标准煤/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3.10吨标准煤/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新疆属于典型的高耗能工业。
二、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新疆经济增长分析
探讨和描述经济增长方式的文献非常多，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和视角有多种增长方式，但从定量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方法。TFP方法是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工具，估算TFP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确定增长的可持续性。TFP的增长是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源泉，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
（一）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可持续；包容度；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系统广义矩估计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0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并存的局面，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从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因此，要体现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必须既要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又要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
1文献回顾
如何判断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投入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贡献的此消彼长成为判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标准［1］，也是衡量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随着资源与环境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一部分文献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2-5］。这些研究虽然考虑了资源与环境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忽视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显然无法全面解释经济如何实现对可持续的包容。
另一部分文献则从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角度分析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蔡昉、王德文［6］通过对中国改革以来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发现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中，传统要素投入的贡献大于人力资本和生产率的贡献，但从弹性系数来看，人力资本的增长贡献在未来有巨大潜力。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7］通过论证高投资、高污染、高能耗的增长模式给政府带来的宏观成本来说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指出只有采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提高TFP和企业竞争力，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王小鲁、樊纲、刘鹏［8］通过构建包括人力资本贡献的生产函数，实证检验说明，经济增长中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正在被人力资本提高的依赖取代，这反映了增长方式的转换。这些文献虽然都论证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到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而对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综上可以看出，无论是沿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还是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贡献。都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增长模式的状态及其转变。本文试图将资源与环境约束，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到包容性增长的统一框架中，测算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并实证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包容性的决定因素，从中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路径。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解释；第三节介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方法及使用的数据；第四节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程度；第五节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2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包容的理论解释与评价方法2.1经济增长对可持续包容的理论界定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虽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但从经济增长的结果来看，包容性增长意味着经济在保持持续、稳定、快速的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同时资源节约利用、环境污染治理在可控范围。现有文献研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环境与资源可持续性问题，而本文中对可持续性的界定包括：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据此可以看出，要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的包容，必须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2.1.1经济增长对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的包容
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的使用来讲，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因此，按照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可以分为粗放型发展方式或集约型发展方式。发展中国家在发动经济增长的初期因为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在实施赶超战略，试图在较短时期赶上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表现为传统型、粗放型特征。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片面追求数量、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相应的发展方式也必须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发展方式，即在适当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基础上，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贡献更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对可持续性的包容。
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江苏省 县域 消费 经济增长 贡献率
一、江苏县域消费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江苏各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举措，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县域经济呈现出速度加快、质量提高、效益增加的良好发展态势。
1.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扩大。2012年，江苏县域全年完成GDP27211.55亿元，占全省50.34%。县域GDP平均规模为566.91亿元，比上年增加61.78亿元，GDP超过千亿元县市5个，五百到一千亿的10个，二百到五百亿30个，一百到二百亿3个，一百亿以内的没有。
2.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2013年，县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2117.74亿元，占全省40%。县域工业实现增加值12786.72亿元，占全省50.86%，成为工业产出的主要区域。县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1828.6元，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12733.5元。
3.需求作用增大，投资增速加快。2013年，县域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04亿元，县域外贸出口1276.23亿美元，县域固定资产投资13388.88亿元。
4.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支柱作用明显。2013年，县域全部工业增加值12786.72亿元。县域经济明显地表现为第二产业领先增长的特征，工业在GDP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县域GDP中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54.9：29.1：16调整为12.2：49.62：38.18。
（二）江苏县域消费情况
消费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消费市场的重要因素，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消费水平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品（也包括劳务）的数量，可以用货币体现，也可以用实物表示广义的消费水平不仅包括消费品的数量，而且包括了消费品的质量，这里我们分析的是狭义的消费水平。
由于研究的对象是县域，很难获得比较具体的数据，这里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口的比例来衡量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衡量一个区域一定时期内所有居民和社会团体所消费的金额，这个指标和人口的比值，表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用来衡量社会消费水平。
由上表1可以看出，2002年到2012年，江苏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2年是2002年的4.86倍，尤其是进入2006年以后增幅大幅加快，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有2002年的人均3044.05元增长到2012年的人均14787元，增幅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相当，因为这几年间江苏县域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江苏县域居民消费对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情况分析
本文根据2013年江苏省统计年鉴中48个县（市），剔除之前年份的现已变为区的市（县）。通过对江苏各县（市）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原始数据的计算分析，整理出各年份江苏县域GDP总量及增加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增加量。
本文主要测度江苏县域消费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江苏县域的消费率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指标来具体分析：
消费率=最终消费/GDP×100%；
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消费的增长量/GDP的增长量×100%。
江苏县域消费对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及其特征分析：
（一）县域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结果
根据以上指标计算公式，江苏县域消费率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江苏省消费率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百分比计算结果如表2、表3所示。
（二）县域消费对江苏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特征
2002～2013十年来，江苏县域消费率基本在25%～27%之间，2005年达到27.51%的最高点之后，基本稳定在26%左右。县域消费率与全省消费率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同时，江苏县域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26.25%，而江苏全省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率为34.37%。由此可见，十年来，虽然消费量在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仍然是正的，但是县域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总体贡献仍显不足。
三、提升县域消费对江苏县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对策
（一）增加县域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
1.切实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力度，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对种粮农民“种粮直补”的督查工作，同时要防止出现税内负担减轻、税外负担加重的问题。
2.提高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收入。要努力扩大就业，不断提高城市中低收入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同时可以考虑以税收和补贴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增加对失业人员的补贴，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解除居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引导消费预期。
对于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涉及城乡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要合理把握改革的力度和节奏，避免居民负担加重，降低县域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19]。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等支出负担，增强消费者信心，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此外，要扩大社保的覆盖面，拓宽社保资金的征集范围，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筹资和融资能力，弥补资金缺口[20]。要强化社保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加大社保基金的运作透明度，防止腐败，取信于民。
（三）创造更加宽松的消费环境
1.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发展消费信贷。大力普及信用文化，加快信用立法，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和鼓励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大力宣传消费信贷，积极拓宽消费信贷领域，创新消费信贷品种，不断扩大消费信贷的规模[22]。
2.加快城乡基础设施的完善。解决类似堵车等制约城镇居民对汽车等高端耐用物品消费的问题。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对农民的消费观念改变和消费能力提高影响巨大。
参考文献
[1]尹世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J].消费经济学，2004（5）：37.
[2]严先溥.消费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J].消费经济学，2004（1）：46-49.
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6
财政收入增加意味着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将因此变大。不过，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主要是看这个干预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利用现代计量工具对这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在理论上检验凯恩斯关于政府需求管理政策对抚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假说;另一方面可以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以修正和优化各种财政干预政策。
1.三大作用机制。我们将财政增收对经济增长效应的逻辑作如下理解，如图1所示，财政增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来实现的。财政支出可以分为支出比率和支出结构两个部分。其中，支出规模可以用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来表示;支出结构可以根据支出的性质划分为政府支出、民生支出与发展支出三大类，用它们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政府支出包括了一般公共事务支出、公共安全支出和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三项，民生支出包括社会和就业、医疗卫生、教育和环境保护等四项支出，发展支出则包括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和文化体育等四项支出。
2.计量模型设定。凯恩斯在构建其宏观经济学架构时指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主要目标。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济研究学者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和重视。不过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得出一套令所有人都满意的经济增长理论。本研究倾向于把经济增长看做是一个生产过程，即投入一定的要素组合得到一定产出水平的过程。投入要素可以分为劳动力、资本、技术与制度等，而产出则主要表现为地方GDP。于是，我们可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构造如下的经济增长分析模型。
3.样本数据描述。将湖南省财政收入与支出的5项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可以从中看出财政收支的主要特征。(1)反映宏观税负水平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数据的特征。湖南省该项数据的最大值10%左右，最小值在4%左右，平均值在6%左右，这个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见图2)，更加低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不过，宏观税负并不是越低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因为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必须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区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支持。如公共服务功能的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以及对经济的必要干预等。而这些政府活动需要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撑，特别是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湖南省来说更加是如此。因此宏观税负过低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2)反映财政支出比率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数据的特征。湖南省100个区县中财政支出比率的最大值为25左右，最小值在1左右，100个县区的均值在4左右，这项数据比全国各地平均水平2要高很多。这表明，湖南省地方财政收入远不能满足支出的需求。实际上，超支部分主要由国家转移支付和土地出让金等资金填补。但是，由于除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来源都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因此过大的支出规模有可能会破坏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良性循环关系的形成。(3)反映政府运转成本的“政府支出比重”数据的特征。如表1所示，湖南省政府支出比重的最大值在55%左右，如2009年长沙市的58%、2008年长沙市的57%和2007年洪江市的54%;最小值在12%左右，如2007年的湘阴县、2008年的嘉禾县和2009年的新邵县;均值在25%左右，这项数据比全国平均水平30%要低许多，表明湖南省政府运转成本较低、处于相当理想的状态。因此，若对经济发展有必要，仍可考虑增加政府支出比重。(4)反映政府对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关注程度的“民生支出比重”数据的特征。在理论上讲，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是一国(或一地)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提升财政支出中的民生支出比重，以此来激发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从表1的数据来看，湖南省2007～2009年间民生支出比重最大的地区分别是怀化市(58%)、祁阳市(61%)以及益阳市(64%);2007～2009年民生比重最低的地区分别是洪江市(27%)、长沙市(26%)以及岳阳县(26%);全省民生支出比重的均值是50%，比全国各地均值的40%要高出10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省相对来说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给人民群体生活带来更多的实惠。(5)反映政府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投入的“发展支出比重”数据的特征。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许多公共基础设施，这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农林水事务支出关系到第一产业的稳定发展问题，交通运输关系到国内(或区内)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问题，科学技术则关系到生产力能否持续提升的问题，而文化体育事业则关系到一国软实力的积累问题。从表1的数据来看，湖南省2007～2009年间发展支出比重最大的地区分别是株洲县(31%)、岳阳市(31%)以及石门县(30%);这三年发展比重最低的地区均是株洲市，在5%左右;该项数据的全省各地均值是18%，比全国各地均值的20%要略低一些，这表明湖南省对未来发展的重视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从地市级单位来看湖南省财政收支状况的地区分布。在这几年时间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的地区是长沙市、株洲市和湘西州，较低的是岳阳市、益阳市和衡阳市，经济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的比重均较高，而中等收入地区的比重往往较低。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较高的地区是湘西市、怀化市、永州市、益阳市等，较低的是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常德市和衡阳市等地区，其中的规律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比就相对较低，表明了这些区域的自身造血功能较好，在财政增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较好的良性循环关系。湖南省财政支出结构的区域分布情况从整体上来看主要呈现如表2所示特征。第一，长株潭地区财政支出的特点是重发展，但在政府运作成本控制上稍弱，民生投入方面长沙市和湘潭市都偏低，此外湘潭市的财政支出特征相对不显著。第二，湘南地区财政支出特征显著，其中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在控制政府运作成本方面较成功，衡阳市、永州市和邵阳市在民生支出方面非常重视，郴州市和邵阳市在发展支出方面则做得更好。第三，洞庭湖地区财政支出方面则主要显示出低政府运作成本和高民生支出的特点，不过在发展支出方面还投入的相对过低。第四，湘西地区的特征不是特别显著，只有怀化市和湘西州在发展支出方面相对较大，其他方面则无明显特征。
二、模型估计与结果
进行模型估计之前，要先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以判定数据是否与计量模型(5)的线性设定相吻合。图3是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变量Rev与GDP之间的散点图。其中，空心点是2007年的数据，实心点是2008年数据，半实心点是2009年数据;三根直线是使用OLS方法分别对三组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到的回归方程。如图3所示，湖南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与GDP总量之间呈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们的模型(5)设定它们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是基本正确的。Exp与GDP间散点图与此类似，不作赘述。这表明，模型(2～5)设定它们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是基本正确的。面板数据的解释变量容易出现共线性问题，模型可能因此出现奇异矩阵而无法估计或者估计结果有偏。利用相关分析我们发现，Emp分别与Rev、Exp、GExp、PExp和DExp之间的相关性均非常弱，同时Mrk分别与Rev、Exp、GExp、PExp和DExp之间的相关性也非常弱，因此初步认定这些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不需考虑模型的线性相关问题。
三、结论与启示
1.湖南财政增收对经济增长有阻滞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湖南省财政增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负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湖南省平均税负过低，导致财政紧张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湖南经济建设需求，从而制约了湖南经济发展。多年来，湖南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全国来说处于下游水平，财政收入的缺口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国家转移支付等非税收收入来弥补，而这些收入来源是极不稳定的，且容易引致如房价过高、过度依赖中央扶持等问题，这都不利于湖南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湖南在经济发展中，应适当提高税负，促进财政增收。
2.湖南财政支出比率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当前国际学术界对财政支出的方式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量入为出”，即以保持财政收支的均衡为主要目标。另一种是“相机抉择”，即以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目标。尽管两种观点存在很大分歧，但二者均支持财政支出比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合理水平的问题。当财政支出规模相对财政收入规模过大时，不管政府管理政策是何种目的，都将直接影响政府的信用水平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模型实证结果来看，湖南财政支出比率相对过大了，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湖南省经济发展很快，各项建设资金需求量较大，政府不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造成的。因此湖南应适当降低财政支出比率，有效控制建设资金支出规模，促进经济飞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