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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1
（一）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组织调查的；
（二）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或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
（三）未将应当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移交医学会组织鉴定的；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2
某患者因为消化道出血到某医院治疗，医院检查后诊断为胃癌。医院经过会诊，决定为患者做胃癌根治手术，在患者签字同意后，医院为患者做了手术，并在其腹腔内放置了抗癌药。手术后，患者出现了出血症状，医院为了给患者止血再次进行了手术。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手术后医院所做的病理切片报告显示患者得的是胃溃疡，没有发现癌细胞。患者认为医院的误诊构成了医疗事故，要求医院承担责任，但医院却拒绝了患者的要求。
患者在无奈的情况下，向当地卫生局申请处理。但是，许久不见处理结果，也未见负责处理此事的卫生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在患者不停地催促下，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在未经医疗事故鉴定的情况下即做出了不认为是医疗事故的处理意见。患者不服该决定，遂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上级机关经过调查核实发现，医院的有关领导为了不承担医疗事故责任，保住二甲医院的地位，送给负责处理此事的卫生局工作人员大量贵重礼品。该工作人员在利益的驱动下，做出了损害患者利益的处理决定。
律师解答：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3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医疗事故过程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罪、罪或者其他有关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卫生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其是否能依法执行职务，关系到患者的切身利益。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这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分管、负责医疗事故处理的方便条件，主动索取或者接受与医疗事故的处理有利害关系的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2）。这是指负责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行政人员违背依法行政的宗旨、违反程序行使职权。
（3）。这是指负责处理医疗事故的卫生行政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条例规定的职责。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3
律师同志:
某市第一医院的一位女医生最近总是闷闷不乐,平日里热情开朗的她显得少言寡语。原来她一直怀疑做生意的丈夫有了婚外情,由于没有抓到丈夫的把柄也就只好把苦水往肚里咽。周末,她在给家人洗衣服时,从丈夫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丈夫和一个年轻姑娘亲昵地相依相偎。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这个姑娘与她住在同一个小区,而且她所在的医院就是这个姑娘的合同医院,姑娘经常到该医院就诊。女医生火冒三丈,对丈夫大加训斥,要他说个清楚。没想到丈夫冷冰冰地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和你离婚后就结婚,只是我碍于夫妻情面还不知怎么开口,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们谈谈离婚条件吧。”满腔愤怒的女医生喊道:“你不为我想,也要为这个家和孩子想想啊!”但丈夫依然无动于衷,无奈她只好先到医院值夜班,想第二天再与丈夫理论。
当天晚上,护士喊女医生处置一个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的急诊病人。走到手术台前,她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原来,冤家路窄,躺在手术台上的正是丈夫的情人。女医生有心不为她治疗,但当天晚上只有她一个值班医生,纵有千般不情愿,她还是开始实施手术,且很顺利地切除了患者的阑尾。就在此时,女医生又想起无情无义的丈夫和被姑娘破坏的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的她想给姑娘制造一些麻烦,让她也尝一尝受苦的滋味。虽然在下手之前几经犹豫,但女医生还是狠狠心把姑娘的双侧卵巢割了下来。患者出院后出现了月经停止的症状,经过复查,发现卵巢已经被切除,这意味着一生都不能生育,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而且要靠注射激素来维持女性特征,否则会极其迅速地衰老。姑娘要求该医院以及女医生承担责任。
律师解答:
在本案中,女医生利用给患者做手术的机会报复丈夫婚外恋情人的行为是故意实施的,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但这并不是说该医院和女医生不承担任何责任。
从刑事责任角度来说,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的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如该人身损害达到轻级以上的,医务人员可能被追究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对于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故意给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患者及其亲属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该人身损害没有达到轻伤的程度,公安机关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理条例》的规定给予责任人行政处罚。与此同时,患者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医务人员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可以依照《民法通则》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来确定。如果医务人员的行为已经给患者造成了精神损害,患者还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要求侵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故意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但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与医疗机构之间已经成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疗机构有义务尽心尽责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故意行为造成了患者的损害,对医疗机构而言则是违约行为。患者也可以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当然,医疗机构在承担责任之后可以向造成损害的医务人员追偿。
在本案中,女医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患者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女医生赔偿经济损失,当然,受害人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另外,患者也可以依据合同法要求女医生所在的医院承担违约责任。
是不是只有医务人员积极侵害患者的行为才构成医疗事故?
律师同志:
一个小学生与父亲下军棋,两个人在棋盘上杀得难解难分。小学生在苦苦思索破敌之法的时候习惯性地把一个棋子咬在嘴里,就在他发现一招妙棋而兴奋地要大喊时,含在嘴边的棋子滑向了喉咙,当时就咳嗽不断,继而呼吸急促,脸色发白。其父母见势不妙,立即把孩子送往当地的人民医院。该医院接诊后孩子被迅速转往耳鼻喉科,经过透视,证明是气管里有异物。护士立刻去找值班的医生。但此时医生并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是躲在不远处的另一间办公室玩电脑游戏。护士将情况说明之后,医生很不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床位了,这么一点小毛病自己就可以处理,用手指抠一抠试试看。”随后,他继续沉醉于电脑游戏的快乐中。10分钟后,游戏告一段落,医生才不急不忙地穿上白大褂,很不情愿地走到耳鼻喉科。此时,孩子的病情更加危险了,只见他脸色青紫,极度痛苦地不停地蹦跳着,明显呈现出缺氧的状态。即使这样,医生也没有对孩子立即进行治疗,甚至连科室的门都懒得进,靠在门框上对孩子的父母说:“我早说过了,我们这现在没有床位,你们自己处理一下,赶快走吧!”孩子的父母说:“求您救救孩子吧!”随后二人双双下跪。但是,医生仍然不为所动,转身又去玩游戏了。无奈之下,父母只好抱着儿子匆匆赶往另一家医院。途中,孩子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到达第二家医院后,因情况十分紧急,根本来不及送孩子进手术室,值班医生就在地板上马上进行手术,他切开孩子的喉部,将卡在他喉咙处已经一个多小时的棋子取了出来。由于窒息的时间过长,孩子仍然没有心跳和呼吸。经过人工呼吸,20分钟后,孩子的心跳渐渐恢复,继续抢救十几个小时后,呼吸才慢慢恢复正常。不幸的是,由于脑部长时间缺氧,孩子成了植物人。
这个不幸结果给孩子的父母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从悲愤中清醒之后,他们决心向人民医院讨个说法,要求承担医疗事故责任。但那位值班医生也振振有词,说:“我根本就没有给他治疗,怎么会给他造成伤害?没有伤害怎么可能有医疗事故呢?”他的说法对吗?他的行为构成医疗事故吗?
律师解答:
在本案中,人民医院的值班医生对求治的孩子没有实施任何救治行为,从表面上看,他并没有积极地造成孩子的人身损害,但是,他的消极不予以救治的行为同样可以构成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首先,该医生是医院的医务人员,符合医疗事故的主体要件。
其次,该医生对本来能够救治的患者没有给予救治,延误了抢救患者的时间,这属于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再次,该医生对患者的严重病情视而不见,认为患者家属可以轻易地处置吞下的异物,在主观上存在过失。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4
第一条、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
第三条、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二)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
(三)发生难以避免的并发症的;
(四)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不良后果的。
第四条、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可能是医疗事故的事件(以下简称医疗事故或事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和分析、鉴定工作,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得当。
病员、家属及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与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合作,共同做好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第二章、医疗事故的分类与等级
第五条、医疗事故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所致的事故;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事故。
第六条、根据给病员直接造成损害的程度,医疗事故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前款医疗事故等级的医学鉴定标准,由卫生部制定。
第三章、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七条、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当事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本医疗单位的科室负责人报告,科室负责人应随即向本医疗单位负责人报告。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第八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医疗单位,应指派专人妥善保管有关的各种原始资料。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
因输液、输血、注射、服药等引起不良后果的,要对现场实物暂时封存保留,以备检验。
第九条、医疗单位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应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
病员及其家属也可以向医疗单位提出查处要求。
第十条、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尸检应在死后四十八小时以内,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院病理解剖技术人员进行,有条件的应当请当地法医参加。医疗单位或者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负责。
第十一条、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者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均可在接到结论或者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章、医疗事故的鉴定
第十二条、省(自治区)分别成立省(自治区)、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直辖市分别成立市、区(县)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可以吸收法医参加。
鉴定委员会人选,由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它的鉴定,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中国所属的向地方开放的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也可以提请当地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第十四条、鉴定委员会接到申请或者委托后,应当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慎重作出鉴定。如材料不全或情节不清,有权要求医疗单位补充材料或者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
鉴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原理,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第十五条、非鉴定委员会成员和未经鉴定委员会邀请的其他人员,不得参加鉴定工作。鉴定委员会成员中,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鉴定委员会的工作,不得对鉴定委员会成员进行威胁、利诱、辱骂、殴打。
第十七条、鉴定可以适当收取鉴定费。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医疗单位支付;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提出鉴定的一方负担。鉴定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五章、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十八条、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医疗事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偿费而削减病员或其家属依法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
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
第十九条、因医疗事故致残的病员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产妇死亡留有活婴的,由其家属接受出院;无家属的,由其所在单位接受出院。
病员在医疗单位死亡后,尸体应立即移放太平间。死者尸体存放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一周。逾期不处理的尸体,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公安部门备案后,由医疗单位处理,火化后的骨灰应通知家属领回。
第二十条、对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医疗单位应当根据其事故等级、情节轻重、本人态度和一贯表现,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分:
一级医疗事故: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
二级医疗事故: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
三级医疗事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
第二十一条、对造成医疗技术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员,医疗单位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吸取教训,一般可免予行政处分;对情节严重的,也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所造成的医疗事故,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事故等级、情节、本人态度,除责令其给病员或其家属一次性经济补偿外,还可以处一年以内的停业或者吊销其开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发生医疗事故或者事件后,丢失、涂改、隐匿、伪造、销毁病案和有关资料,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医务人员由于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员死亡、情节恶劣已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医疗单位的财产和工作秩序,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民主权利和工作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借口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寻衅滋事,扰乱医疗工作正常秩序。违者,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单位以及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七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5
医疗事故的理论研究一直存在两大阵营，一是以民法理论界为代表，主张将医疗事故的解决纳入民法的规范之下；一是以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医务工作者，强调医务工作的特殊性，主张适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处理医疗事故。对此，笔者认为，医疗事故的特殊性不是体现在医患双方是否平等的问题，而在于鉴定问题，所以在法律适用上，应以民事法律规范为主体，但医疗事故的鉴定应当由专门立法规定。在具体的案件中，应当考虑造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的性质，由于我国的医疗体制，一些医疗单位除日常经营外，还承担所在社区的居民的预防接种、防疫等福利性工作，如果在具体案件中不考虑这些因素，对医院显然是不公正的。
近年来，民法理论界对医疗事故问题做专门论述的不多，一般仅在论述侵权行为法问题的著作中概括地谈到了医疗事故问题，其原因在于，民法理论界认为医疗事故的问题在法理上已经解决，立法部门和司法实务界应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办事，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在处理医疗事故的过程中，还有民法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医疗事故的鉴定、举证责任、医疗过失保险问题等，而这些问题恰恰是医疗事故处理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迄今为止，已有许多论著部分或全部地讨论了这些问题。由于法学理论界普遍认为医疗事故的理论问题已基本解决，所以在法学专业类期刊中专门性文章很少。而在卫生管理类杂志，如《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中华医院管理杂志》、《中国卫生法制》、《法律与医学杂志》等杂志中对此问题论述的文章却很多。多数学者已逐渐认识到一点，医疗事故的问题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具体制度的构建问题，目前，随着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争论的焦点已集中在医疗事故的界定、医疗事故的鉴定、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以及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等问题上，下面，笔者将对此分别一一论述。
二、医疗事故的界定
1、界定医疗事故概念的意义
对概念的界定是研究问题的起点，只有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上，才有判断、推理乃至理论体系。除此以外，对医疗事故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1）医疗事故概念关系到医疗事故立法中法律适用范围问题，如果概念不清，将来法律适用的范围也不清，会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困难。（2）医疗事故的概念是构建医疗事故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只有明晰概念，才能明确医疗事故的范围，也才能进一步地进行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
2、医疗事故概念的不同观点
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医疗事故的概念作了这样的规定：“是指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此后，在一些论著和文章中，均以此界定医疗事故。但87年以后，随着《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以及医疗纠纷的增多，人们发现以此界定医疗事故与民法的基本精神不符，同时，对患方也不公平。于是在学术界，有学者试图扩大医疗事故的范围，将其界定为“医疗单位在从事诊断、治疗、护理等活动过程中，因诊疗护理过失，造成病员的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或其他不良后果。”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增加了“其他不良后果”的内容，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引入了“医疗差错”的概念，用以指称没有造成医疗事故但确有损害后果的情况，以期对患者进行较全面的救济。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学者认为医疗事故并非严格意义的法律概念，主张用医疗过失代替医疗事故的概念。有学者针对这种现实，比较了目前的医疗事故的各种观点并提出新的定义。目前，理论与实践已达成一项共识，即《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医疗事故所作的定义已无法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应对其扩张，但具体的做法有不同意见，有学者主张保留医疗事故的概念，同时扩大它的范围，即将医疗差错并入医疗事故概念。但另有学者主张引入医疗过失的概念，并将医疗过失划分为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这种观点已反映在某些立法建议中。比较二者，笔者倾向后一观点，理由如下。
（1）使用过失概念与民法理论统一。根据民法的基本理论，民事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是以过失的存在为必要条件的，而不是以“事故”为条件的。
（2）我国《刑法》规定了“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扩大医疗事故的概念易造成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这对医生显不公平。
（3）一些发达国家均采“医疗过失”概念，我国使用此概念易与国际接轨，有助于我国法律制度与国际法律制度的接轨。
三、医疗事故鉴定制度
我国目前医疗技术鉴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对此改革的呼声一直很高。有文章对医疗事故的鉴定程序做了较详细论述，时至今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鉴定的主体、鉴定的程序与鉴定的内容上。以下分别论述。
1.关于鉴定的主体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我国医疗事故法定鉴定机构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作风正派的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成。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可以吸收法医参加。鉴定委员会这种机制存在许多弊端，主要表现如下：
（1）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指派，由医疗人员组成。这种人员结构明显违背法理，即纠纷应由中立的第三方裁判。医疗人员与卫生行政机构与医疗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鉴定过程中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偏袒医方，将某些本应属医疗事故的事件鉴定为非医疗事故。
（2）由于鉴定机构既非司法鉴定部门，又非行政机构，使鉴定结论的性质不清，从而当鉴定结论作出时，患方无法依现行的法律制度提起诉讼。
面对这种鉴定主体，公众与学者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其中一种为渐进式，即保持现有的鉴定体制基本不变，仅在人员组成、隶属关系上做调整，如吸收法医、人大代表进入鉴定机构；改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与卫生行政机关的隶属关系，建立鉴定员名册制度；引进医疗事故鉴定的监督机制等等。另一种为突变式，即从根本上改变现行鉴定体制，取消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将医疗事故鉴定纳入现有的司法鉴定体制之下，即通过卫生部与司法部的考核赋予某些条件比较好的司法鉴定机构医疗事故鉴定资格，当医疗纠纷发生时，由法院或医患双方启动鉴定程序，有文章结合具体案例对这种鉴定方式作分析。比较二者，笔者赞同后一观点，理由在于：
（1）为确保鉴定结果的公平、公正，实施鉴定的主体-鉴定机构应当处于中立的地位。而现行的鉴定机构因种种原因无法保持中立，或者虽保持中立但由于它与医疗机构的关系而使人们怀疑它的中立地位。司法鉴定机构的地位中立，在客观上有利于鉴定结果的公平、公正。
（2）现行的鉴定机构使鉴定结论性质不清，与民事诉讼制度不协调，仅对其微调不解决问题。而借用司法鉴定体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3）由司法鉴定机关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有利于理顺各种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疗事故的鉴定不应当属政府行政机构的职权范围内的事务，卫生行政部门是行政机关，它的任务在于对医疗单位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根据医疗鉴定的结果对医疗事件进行处理，所以应当将医疗鉴定机构从政府机关中剥离出来。
（4）有利于节省社会资源。如果有司法鉴定机关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减少资源浪费。
但是，由司法鉴定机关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也有不足之处，其中最大的反对意见认为医疗事故鉴定有其特殊性，司法鉴定无法胜任。此问题是医疗专业问题，可以请鉴定专家与医疗专家对此论证。但笔者认为，鉴定与治疗虽有共性，但也有其特殊性，一个好医生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鉴定人员，就象美食家不一定就是烹饪高手一样。
2.关于鉴定的内容
目前的医疗事故的鉴定，主要鉴定某一医疗事件是否医疗事故。这与我国的司法实践、《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一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即使医疗差错也应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对医疗差错也应鉴定，同时，不仅应作出是否医疗事故的结论，而且应当全面、具体，对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要件如违反义务的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方面作出鉴定。
虽然对该问题探讨的文章不多，但医疗事故鉴定的问题确实十分重要，所以在卫生法学会99年会上有学者提出对该问题进行讨论，当时因时间仓促，无法深入。对此，笔者提出应对如下事实作出鉴定：
（1）有无损害后果的事实。应当将损害结果与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疾病的自然发展区分。
（2）医方有否违反医务规章、医疗惯例等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的行为；患方有否违反义务的行为；第三人有否违反义务的行为；其他相关事实。
（3）造成损害后果的原因有哪些。
（4）医方违反义务的行为在致害原因中占多大比例。
四、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因医疗事故造成损害的患者给予一次性补偿，补偿数额由各地方法规规定。根据现有的医疗事故补偿的地方性法规，最高的为北京，是8000元，最低的只有2000元，这种补偿数额远远抵不上患方因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失，因此，以天津的李新荣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所作的司法解释为标志，开始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开始时，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医疗卫生行政人员对此意见很大，认为如此与我国的国情不适应，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虽然仍有文章坚持原来的补偿制度，但多数人已开始接受赔偿制度，并开始讨论赔偿的原则以及赔偿制度的构建。目前，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1 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限额赔偿制，如航空、铁路意外伤害的赔偿；一是计算方法制。如交通事故赔偿、国家赔偿等。有文章主张前者，也有文章持后一观点。权衡之下，笔者赞同后者，理由如下：
（1）我国正在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医疗单位正在逐渐走向市场，从原来的福利性事业单位转变为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采用计算方法制与此发展趋势相适应。
（2）实行计算方法制比较灵活，适应不同形势的需要。而规定限额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快就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3）计算方法制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等价有偿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不同的损害，其赔偿应当不同，而限额制对不同案件规定同样赔偿，与民法的等价有偿原则明显不符，计算方法制针对不同情况，通过一定计算方法计算出赔偿额，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
2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
一般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这一规定，理论与司法实践界已普遍接受精神损害赔偿的观点，但是当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时是否应予精神损害赔偿却存在争论，具体到医疗事故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则争论更大，卫生法学界普遍对此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对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可有条件地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理由在于：
（1）医疗行业确有特殊性，但不能强调这一行业的特殊性而使此行业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有悖于法治原则。
（2）对医疗事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是以医疗事故为前提的，而医疗事故是以医院的过失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过失，即使发生人身权受损的情况，仍然不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实际上已经充分考虑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
（3）我国医疗制度正进行改革，医疗制度的福利性不是医院提供的，而是病员的单位或国家提供的（尽管有转向保险的趋势），医院也正在走向市场，医疗价格也趋于市场价格，所以，以医疗行为的福利性来反对精神损害赔偿，理由不充分。
（4）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医疗事故案件审理时，一般都判决精神损害赔偿，我国采取这种制度，易与国际接轨。
五、医疗事故的举证制度
虽然对医疗事故举证制度研究的文章不多，但实践中，医疗事故的举证制度确实是非常棘手的，因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事故应当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以及我国有关医疗卫生法规的规定，例如患方不得提取病历，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无法知道医疗行为的意义等，使患方承担的举证责任无法实现，所以在实际处理过程中，经常由法院或卫生行政机关到医疗单位收集或调查证据，而在调查或收集证据过程中，医方常常不予配合，经常出现有意无意丢失或修改病历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诉讼或鉴定无法进行，患方无法得到鉴定结论或者损害赔偿，对患方显不公平。对此，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继续这种举证制度；另一是改变现状，由医方就某些事实负担举证义务。比较二者，笔者赞成后一观点。理由如下：
（1）医方掌握患者的全部病历，治疗过程中，医疗行为是医方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医方也非常了解这些医疗行为的医学意义，因此，由医方对医疗行为举证相对容易。
（2）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很强，患者处于弱小的、无知的地位，他只知道自己受到伤害的事实，却很难证明这种伤害与医疗行为确切的因果关系。
（3）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常处于无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根本就不可能拿出证据证明医方有违反义务的行为，如果这样要求，无疑等于在案件未审理时就判决患方败诉。
在实践中，医方常常不配合，或者拖延不交，或者私下修改，针对这种情况，采取这种方式，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医方不提供证据，他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同时，采取这种方法，还有助于督促医方认真填写病历，记录各种医疗行为。
六、医疗事故的解决
传统的医疗事故的解决主要有调解、协商和诉讼三种方式，协商是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俗称“私了”，有文章对此作过论述。目前，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发生医疗纠纷时，人们日益转向诉讼解决。近年来，有文章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方式，即仲裁解决方式，并提出医事仲裁制度。如果医患双方愿意通过仲裁解决纠纷，他们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现行的仲裁体制，根据仲裁程序解决，如果将仲裁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唯一途径，并建立相关的制度，笔者不敢苟同。原因如下：
（1）仲裁过程是适用法律的过程，不是鉴定过程，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已体现在医疗过失的鉴定之中，而法律适用的过程却是处理共性的问题，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并不在此体现，没有必要专门为医事纠纷设立一仲裁庭。
（2）如果鉴定体制健全，现行的仲裁制度完全可以作为解决医疗过失纠纷问题的一个途径。这样做，既有效率，又节省人力、物力。
（3）通过诉讼解决民事纠纷是民事主体在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依法享有的权利，不应被剥夺。即医、患双方有权决定通过仲裁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国家没必要也不应该干预。
七、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
新刑法颁布前，我国对医疗责任事故的处理比较混乱。在新刑法制订过程中，有文章提出了增加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的建议并对此做了全面的探讨。新刑法颁布实施以后，有文章专门论述了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的性质和构成。虽然仍有文章坚持取消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并给予医务人员刑事豁免权，但目前绝大多数人认为依法给予一些极不负责任并造成重大损害的医生刑事处罚对医院管理和患者利益是有益的，笔者也持同样观点，理由如下：
（1）对造成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的医生进行刑事处罚已充分考虑到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医疗事故包括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因医疗技术事故无论造成多大损害医生都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在造成医疗责任事故时，只有当造成重大损害后果时，才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点充分考虑了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如果对不负责的医生造成的重大的损害后果还要免除其刑事责任，无疑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人身权的亵渎，也是对国家法律原则的挑战。
（2）重大的医疗责任事故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因此应对其行为主体定罪。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凡犯罪行为都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具备犯罪的特征。
（3）对造成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罪的医生进行刑事处罚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法治国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医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无论其职业特点多么显著，都不得享受法律之外的权利。
八、医疗事故保险制度
近年来，随着医疗纠纷的增多，医疗事故案件的赔偿额也不断增加，为确保损害赔偿能够实现以及医方的正常经营，人们希望通过保险的方式解决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由于医疗事故保险制度的构建是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对此进行专门性论述的文章很少，一般仅谈及医疗事故是社会保障，这一点与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医疗事故保险的现实极不相称，有文章介绍了美国医疗过失的保险制度，供我国行政管理部门参考借鉴。
笔者认为，医疗过失保险制度属一国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构建医疗过失保险制度时，就应当遵守我国的《保险法》及相关的法规、规章和惯例。另外，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的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少，理论准备不足，应当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1.关于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的现状
在中国，目前并没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综合性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只是在局部地区或局部项目上实施，主要有三种方式：（1）区域性的综合医疗责任保险。如广西壮族自治区1988年实行的医疗事故保险，深圳90年代实行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试点等。（2）单位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如某些地方的部分医疗单位开展的住院病人医疗事故保险等。（3）单项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保险。如某些医疗单位开展的眼科手术风险保险、母婴平安保险、手术平安保险、精神病人住院意外伤害保险等等。
2.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面临的困难
构建我国医疗过失保险制度，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所以，在进行具体工作之前，应当对我们面临的困难有比较充分的估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开展工作。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构建医疗过失保险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困难。
（1）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广阔，可以赢利的保险领域、保险险种极其广泛，而医疗过失保险风险大，赢利低，商业保险不愿介入。进入90年代，我国相继建立了多家颇具实力的保险公司，虽然这些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主要集中在一些比较赢利的险种上。由于商业保险公司主要是为追求商业利润，所以对一些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的险种不愿介入。
（2）对医疗单位来讲，发生医疗过失时，不愿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和诉讼途径解决，宁愿与患方私了，他们参加医疗过失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大家知道，保险是通过共同承担风险来降低每个个体的风险，如果参加保险的医院不多，降低风险的目的就不会实现。
（3）医疗过失保险制度的构建，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而且需要劳动部门、金融机构、财政部门等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协调工作才能顺利实现。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单凭一个行政部门或某一金融机构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医疗过失保险制度，必须由国务院统筹，各个相关部门联合办公才能较好地实现目的。
3.关于医疗保险制度设立的步骤
上文谈到医疗过失保险不宜定位在商业保险的范畴，所以在该制度建立之初，应当由某一卫生行政管理区域的所有医院根据规模大小、等级以及以往的医疗过失记录，定期向该卫生行政部门交纳一定费用，建立一封闭性保险基金，开始时，该基金可以由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当运作成熟以后，交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专门管理，采取这样的步骤有如下好处：①基金建立伊始，由卫生行政机关管理，有利于基金的迅速建成。因卫生行政部门对各医院有行政管理关系，各医院尽管可能有抵触，但不得不交。②在条件未成熟时，由行政机关管理，可以及时调整收费比例，调整各项制度。③当基金建成后，各医疗单位得到收益，形成制度后，交由国家社会保险机构管理。社会保险机构是专门的资金管理部门，在投资、理财等方面比较擅长，交由它们管理，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4.医疗过失保险的性质
医疗过失保险属职业责任保险。迄今为止，我国职业责任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这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根据国外的经验，职业保险主要承保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上的疏忽或过失造成相对方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从而引起的财产赔偿责任。较为普遍的有医生、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职业的保险，保险公司针对不同专业人员的投保制定不同内容和条件的保险单。
5.医疗过失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我国《保险法》第11条第4款，“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从形式上看，医疗过失的保险标的似乎是患者的寿命和身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医疗过失的发生，即使患者的寿命或身体受到侵害，保险公司也不赔付。只有当医疗过失发生后，需要医疗单位对患者赔偿时，保险公司才代医疗单位予以偿付。所以，其保险标的实际上是医疗单位的财产，作为医疗单位，参加保险的目的在于，当医疗过失发生时，不至于因对患者的赔偿而影响其经营和发展。
6.医疗过失保险的投保人
《保险法》第9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医疗过失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医疗单位因医疗过失而发生的民事赔偿责任，对此具有最直接保险利益的人即医疗单位，所以医疗过失保险的投保人应当是医疗单位。
7.医疗过失保险的保险人
前文说过，在保险制度建立之初，有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保险基金，因此保险人应当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当该基金转由社会保险机构管理后，保险人就应当是该社会保险机构。
8.医疗过失保险的被保险人
《保险法》第21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的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根据这一定义，由于医疗过失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医疗单位的过失责任，因此，医疗单位应当是医疗过失保险的被保险人。
9.保险费
保险费的计算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一般由专业的精算师来计算。就笔者的观点，保险费的计算至少应当考虑这样几个因素：①一定时期内的某一地域医疗过失发生的概率。②一定时期内某一医疗单位发生医疗过失的概率。③一定时期内平均医疗过失赔偿额。④医疗过失发生概率在过去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势。据此预见未来一定时期医疗过失发生的概率。⑤医疗过失赔偿额在过去一定时期内的发展趋势，据此预测未来医疗过失的赔偿额。⑥医院所设置的专科。⑦所在地区的物价指数。等等，总之，保险费的计算需考虑的因素很多，是医疗过失保险制度中极重要、极专业的问题，应认真对待。
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范文6
摘要：本文认为，在同一案件中，《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之表述不应作狭隘理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构成刑事犯罪的原因与构成民事侵权的原因可以不一致。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果关系；非法行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条件是：……（四）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
从以上规定的字面含义来看，似乎我国法律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是要求造成民事法律关系中物质损失的行为，同时必须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行为，即构成被告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力同时也必须是其负民事责任的原因力。在这一前提下，为了节约诉讼资源、提高司法效率，被害人可以在司法机关处理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问题。
但是，笔者不禁要问：当一起犯罪中被告人对被害人造成了一定的民事上的物质损失，但最终法院判决其构成犯罪的主要依据却不是该民事损失而是其他时，又能否采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问题？如果可以，那是否有违《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字面含义？从而是否与《刑诉法解释》第八十八条第四项之规定相悖？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刑事上的因果关系与其民事上的因果关系之间，是何关系、又为何能够并存？
引起笔者以上思考的，是以下这起非法行医案件：
被告人张某原本具有《乡村医生执业（临时）证书》，后因擅自改变执业地点而未能在县卫生局正式注册，从1998年12月后一直处于非法行医状态。2001年、2006年，由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治活动”，张某先后两次被县卫生局行政处罚。但张某在受到上述两次行政处罚后，仍继续从事非法行医活动。
2008年7月8日上午8时许，张某来到被害人王某家中为王某进行输液治疗（第一瓶为葡萄糖液+水乐维他，第二瓶为葡萄糖液+30CC参麦）。期间，张某因故离开两次。在张某离开期间，第一瓶药水输液完毕，王某的妻子为王某换第了二瓶药水继续输液。其后王某在输液过程中出现休克，被家人及邻居送往县第二人民医院抢救。张某在得知消息后赶至王某家中，将其为王某输液的药水瓶、输液橡皮管、针头等物取走。后王某因抢救无效死亡。经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王某系因肺动脉瓣狭窄、右心室肥厚及左冠状动脉轻度粥样硬化突发急性心功能障碍而死亡。
县检察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第五十七条，以“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为依据认定张某属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非法行医，以“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为依据认定张某的行为属《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从而确定张某构成非法行医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期间，被害人王某的家人认为张某应当为王某的死亡负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
在本案当中，公诉机关主要以“曾被两次行政处罚”作为张某构成非法行医罪的标准是毫无疑问、有充分证据作为支撑的。也就是说，在探究张某刑事责任时，其因果关系是：无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被行政处罚两次――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这属于情节严重，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那么，笔者不禁要问：如果追究张某刑事责任的依据只是其“无证行医且被行政处罚两次”，然则这能否作为张某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依据？因为凡欲提起民事诉讼，则必须首先确定被害人的死亡与张某的损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而在本案中，能否单单以“无证行医且被行政处罚两次”作为王某死亡的损害原因？另一方面，若是在民事方面认定王某死亡系张某的损害行为造成，则这一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否会影响到在刑事方面适用上述追诉标准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以“造成就诊人死亡”为事实根据来认定张某的刑事责任？这样的话，量刑时就应当适用《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规定。
显然，以上这两种因果关系的认定将导致量刑上极大的偏差。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认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因果与民事因果之间的关系呢？
笔者对这个问题，有下列的观点理由：
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上分析，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某突发急性心功能障碍是由张某的诊疗行为所引起，但反过来也不能说这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关系。
王某身体不佳、有心肺疾患，这是一直存在的，而他的生命一直在延续着。心肺疾患固然是其死亡的原因，但究竟是什么促使这一“定时炸弹”爆发的呢？张某的诊疗行为是否其原因之一？
我们来看整个诊疗活动中对病人可能产生损害的情节：1、张某在输液过程中离开病人两次，未尽到看护职责；2、在其离开期间第一瓶药水输液完毕，是王某的妻子为王某换第了二瓶药水继续输液。首先，笔者认为，王某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张某在诊疗过程中应加倍注意，怎能中途离开？其次，王某的妻子是一农村妇女，对医疗知识完全是外行，怎么能由她来为王某换输液药瓶？但当时家中除她和病人王某外又无其他人，王某妻子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两瓶输液药水之间（第一瓶为葡萄糖液+水乐维他，第二瓶为葡萄糖液+30CC参麦），它们的滴液速度是否应当有所不同？王某妻子只是机械地换了药瓶，并未调节输液速度，而假使医学上参麦的滴液速度应当有别于水乐维他的滴液速度时，会不会引起病人身体不适？
笔者在互联网上查到以下内容：“不适当的输液可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甚至会威胁生命。特别是缺血性心脏病、心衰、心肺功能不全、高血压患者、中老年人和心肺功能较差的人，更不要自作主张随意调快滴液速度。”
从刑法因果关系在哲学因果关系中的地位分析，在论证刑事责任场合被抛弃的因果关系，并不妨碍其在民事责任证明中发挥作用。
哲学上的联系是指事物间、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其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与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和现象有某种联系或关系，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刑法因果关系，它只是法律人根据刑法规定、刑法原理，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选取的、合刑法规定与地原理的那一部分，所以只是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一部分，是符合刑法意义的那一部分，而不能代表事物相互作用、发展变化之因果关系的全部。
正如学者陈兴良在《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一文中的论述到：“法律因果关系的法律，并非指法律规定，而是指能够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根据的因果关系，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归责问题。”“当从事实因果关系向法律因果关系转变的时候，已经加入主观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相当因果关系就是有某种归责的性质，而非全然的归因。从事实因果关系到法律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从归因到归责。”“这就是说：它并不是说，一个情节在什么时候对于一个结果是原因，而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哪一些原因情节在法律上是有意义的和能够向实施该行为的人归责的。”
也就是说，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要考虑的，是对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有帮助的那一部分因果关系，假如这一因果关系不能够证明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则它会在有罪论证中被抛弃；法律人会转而寻求另一个能够有助于有罪论证的因果关系；但同样，反过来说，被法律人抛弃的那一部分因果关系，在哲学人看来，并不影响其在事物普遍联系中的地位，意即，它在另一个不是以证明刑事责任为诉求的论证场合，仍旧可以作为事物间相互作用、发展变化之因果关系的一部分。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刑事论证标准与民事论证标准的区别，是因为刑法是公民自由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排除了对行为随意进行犯罪化与刑罚化的可能，也排除了司法人员在定罪量刑上的随意性。所以，刑事因果关系，它首要的任务是解决当事人是否要负刑事责任，证明标准自然异常严格。
反观本案，在刑事上，当我们对王霜的死亡原因无法得出唯一的结论，不能够排除其他合理怀疑时，便不能够认定是张某的行为导致王某死亡。而在民事场合，由于证明标准不同，对因果关系链的严格程度不同，我们仍旧有可能认定王某的死亡与张某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从刑事责任证明标准与民事责任证明标准的区别分析，刑事责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推定，而民事责任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推定。所以不必强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须同一于承担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2条，判决被告人有罪的条件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76第也规定有罪的判决标准是：“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第，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标准是：“（一）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二）犯罪构成事实要件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三）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四）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