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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统研究范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无到有到迈入科学化轨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得到空前丰富和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现代表征。特别是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逐渐得到关注，就此进行回顾与省思，并对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与发展进行思考，对于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现状概观
从中国期刊网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德育系统”为题名索引数据分析来看，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文献计量概观存在一个最直观的特征：关于系统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以系统科学、教育系统、社会系统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较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借鉴作用，而相对于德育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资料则较少。总体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1.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工程论
田曼琦、白凯（1989）主要围绕思想教育系统、思想教育主体系统、思想教育客体系统、思想教育环境系统、思想教育内容系统、思想教育原则系统、思想教育方法系统、思想教育信息系统、思想教育决策系统、思想教育评价系统展开论述。［1］鲁勇（1989）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设计、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进行论述。［2］潘树章（2001）从德育大系统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统分为主体、目标、理论、方法、激励、辅助、信息反馈、评价及惩戒等八个子系统。［3］陈中建（2008）以系统工程的思维观念和方法对德育系统进行结构梳理和内容剖析，将目标系统、组织管理系统、内容系统、环境系统作为研究框架，对高校德育系统中的队伍建设、学生德育实践体系、德育环境和德育评价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运用系统方法从系统工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或德育系统进行研究，为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系统工程研究方法中对结构和运行的剖析值得借鉴，但仍然停留在系统工程学范式框架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论
吴倬（2001）从当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建立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高校德育系统的思想，认为德育领导小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主渠道作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起重要补充，理工类课程教学是重要环节，以党团组织、辅导员、班主任队伍为主要承担者的课外教育是对学生进行课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环节。［5］韩小香（2006）等认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构建应确定一个指导思想、两条教育线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隐性教育”为辅，营造浓郁的教育氛围；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全员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为主体，构建立体思想政治教育网络。［6］陈坚良（2006）认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由科学控管系统、组织实施系统、信息反馈系统、评价激励系统、保障系统等构成。［7］孙其昂（2007）认为高校理论教育是系统存在，该系统大体包括理念、课程、制度、设施、环境、主体、活动等要素，由这些要素组成高校理论教育的系统整体。［8］可以看出，上述观点主要是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运行和工作实务层次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探讨，已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层次进行的反思和探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总体性研究提供实践基础和实证检验。
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论
宣仕钱（2006）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应该与开放的社会信息系统、社会实践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的群体需求相协调，与营造自我发展的绿色空间相协调。［9］戴锐（2007）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可分为宏观圈层（社会大环境及区域性生态等）与微观圈层（组织内部生态）两方面，两个圈层均由意识圈层、制度圈层和物质圈层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意识圈层由心理、观念、意见和学术成果等构成，制度圈层由社会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规章等构成，物质圈层由设备设施、场地场所、经费支持等构成。［10］邱柏生（2008）认为，从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11］卢岚（2010）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的结构、特征及结构创新三个方面，提出通过将以政府、学校、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会、农村为主阵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的融合，达到结构创新，功能升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见，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注已开始由“环境”向“生态”范式跃迁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生态展开研究，虽然并未直接论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但作为一种从事实层面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生态进行的基础性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意义。
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论
陈秉公（2006）认为，在学科基本理论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学科理论研究规范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下，学术研究主体对整个学科基本理论进行的系统整合，是学术研究主体自觉的学科理论整体建构行为。［13］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张耀灿（2007）认为，学科理论体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为主干学科和基本研究与应用的分支学科。［14］孙其昂（201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知识为基础，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成员、价值观、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服务、学科规范（方法）等组成的学术性社会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时又是社会学术共同体，也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特征，要正确处理要素把握与系统把握、自然阶段与自觉阶段、历史传统与现展的关系，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系统发展。［1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系统存在的认识也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尚未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二者作出区分，但已为二者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启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系统研究
孙其昂（2001）运用社会学原理从宏观视角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探讨，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特别是运用系统性观点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是与其他系统相联系的系统，并对社会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会变迁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等，从社会学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分析。［16］另外，孙其昂（2007，2009）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等主题做了持续的探讨，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逐渐得到学界关注，已注意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开始展开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作了多方面的阐释和剖析，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在不断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成熟的结论，构建了一个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场域，呈现出鲜明特点：
1.系统性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经验工作总结范式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论述，另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建构范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理论，如生态系统论、学科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多维度、点线面的立体结构来剖析，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
2.多学科交叉研究成为显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活动，如果仅凭运用单一的视角、片面的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理论研究和考察解释，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不能让人信服，也不适应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已开始关注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多层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现，如从系统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展开初步探索，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题呈现多样化特征
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现有文献资料分析来看，从经验总结范式中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而展开的研究较多，如大学生思想教育系统工程、大学生思想教育体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高校理论教育系统、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等；从理论建构范式角度来看，运用系统研究方法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理论研究的主题也呈多元化发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态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系统、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主题多样多元，既对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4.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并存发展
综观现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经典教育学范式语境中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研究，存在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两个维度。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历史原因和学科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经验总结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学术话语和学科意识虽有所增强，并逐步呈现出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并存的态势，经验总结和学术话语同在，且逐渐从经验总结上升到理论建构层次，特别是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一个系统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如生态系统范式研究和社会大系统范式研究，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提供重要理论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体系化关注，研究主题、内容和方法呈现多样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趋势。但从总体上关照，已然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思维还比较薄弱，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把握和认知还处于经验、零散的把握阶段，没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整体，存在“致命内伤”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经验总结范式和理论建构范式研究中都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什么”这个前提性追问尚未作出回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发展动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优化、系统科学方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启示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所涉及的广泛领域和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整体性探索与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照，缺乏时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时代需要脱节、思想政治教育时代要求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割裂开来，因而存在理论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如何在一个社会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如何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何进一步全方位认识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功能和价值？如何构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及评价？如何进一步实现其科学化发展等等问题亟需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面临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问题，其未来发展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
运用历史与逻辑分析统一是探寻与揭示系统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历史发展演变与内在结构的应然逻辑，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放在历史发展和现实社会视野中，注重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关注，运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与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又要注重逻辑思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运行中的广泛运用并发挥作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科学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更好地实现。
2.理论与实证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与研究角度相异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者与思想政治工作者间的鸿沟凸显，经验总结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来源于社会实践活动而具有活力，针对性和应用性较强，但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长效性，而理论建构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具有深厚的理论性和说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与现实脱离开来，缺乏应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理论研究中不能在强调系统思维展开研究的同时，自身研究中却犯了如此错误。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识和本土关怀，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要具有问题意识和世界视野，处理好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把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学术研究与现实关照结合起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和系统研究的时代性。
3.多学科与多范式研究共用
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重要资源，各学科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简单移植和经验总结，正如有学者敏锐且不乏远见地提出：“借鉴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经验型成果已经走到了尽头，政策型成果显得理论‘底气’不足，比较型成果缺乏系统研究和应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19］，因此，要“通过现有范式融合、经由交叉学科的范式创新、经由研究方法变革的范式改良路径”［20］，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多学科聚焦和多学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鉴，明确研究目标，把握立足点，注重学科借鉴的自主创新，把借鉴与自创有机结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学科意识，应对“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吸纳与运用，应当走出简单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体系嫁接’等误区，进入新的层面和新的境界，不断地运用多学科思维方法和交叉学科研究范式展开”［22］，并且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学科知识的关联性、相融性和互补性，借鉴系统论理论和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
4.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行动的系统思维方式同行
运用系统论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框架性转换”［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内逐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范式，促进和提升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等主题的探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旨归。一方面要运用系统研究范式，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等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深化与拓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输入与输出、系统发展动力和系统优化等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学术系统研究范式指导下，运用系统思维方式指导和外化为全面辩证的行为活动，“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的系统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动的系统思维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进行“总体性”认识和把握，摒弃和反省狭隘、短浅的观念偏差，运用全面、系统的思维方式促进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全社会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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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统研究范文2
对2012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所出版的论文进行全面分析发现，教育公平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当前，我国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异、教育资源差异、偏远地区受教育机会平等性等几个方面。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1］。”
为了缩小基础教育城乡差异，帮助农村地区克服学生多、教师少的问题，政府曾提出顶岗支教计划。该支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西部贫困偏远地区学校师资匮乏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支教活动的深入开展，依靠派遣志愿者进行义务支教的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直接影响着支教效果。顶岗支教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支教的可持续性低，教学质量不高。顶岗支教期间，支教者利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和信息技术的辅助，改变以往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营造以学生为课堂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形成对知识的有效建构。但是在支教者离开后，任课教师沿用原来的教学模式，支教者形成的教学模式又慢慢被遗忘，对教学起不到根本的改变作用；二是支教费用高。支教两地来往的交通费、生活费等大多由支教者承担，给支教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三是管理机制不健全。义务支教的性质，导致支教学校、被支教学校缺乏对支教者的经济支持，使支教者在支教过程中无条件奉献，严重影响了支教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针对顶岗支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张静茹、卢宁、史婷等［24］提出利用网络平台或者网站进行网络支教，经过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使得城乡差异有所缩小。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视频会议系统的网络支教模式，该模式是指教师通过计算机网络、视音频设备与通信网络对学习者进行教学实时授课，学生通过计算机网络等设备与教师建立实时的反馈联系。其教学过程是：教师本地讲授——网络实时转播——学生集中实时学习——学生通过通信网络设备提问咨询。支教教师在不离开本地教室的情况下，同时对本地学生和异地学生进行上课，使得两个教室的学生犹如在一个教室上课，达到如同面授的效果。
2网络支教模式优势分析
2.1视频会议云存储
视频会议系统 (video conference system)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地方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现有的各种电信通讯传输媒体，构造虚拟交流空间，通过图像、语音、文字、图片等多种方式完成的实时、可视的信息交流。教学信息总量的海量增长，使传统的存储方式再无力承担这种负荷，相比之下，云存储将以更高容量、更稳定的存储方式满足教学需求。
视频会议云存储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存储方式的性能瓶颈，使云存储提供者能够联结网络中大量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形成异常强大的存储能力，成功解决存储难题。教学中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存储，包括教学课件、教学试题、教学视频等，视频会议云存储不仅使得大量存储成为可能，更为教学提供了灵活的教学形式，促进了教学效果的全面提升［5］。在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完成两端的信息传送，需要传送的信息有很多形式，包括视频、音频、文本、图像等，如何将这些信息有效地组合起来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亟待解决。由于当前网络带宽的限制，流媒体技术无疑是最好的选择［6］。对于支教教师来说，只需按照教学计划进行正常授课，对学生进行正常提问，组织学生展开讨论等，无需担心由于网络延迟等问题而影响上课效果。对于学生来说，只需跟着教师的步骤正常听课，无需担心因为带宽问题出现听课不流畅、交流不顺利等状况。
2.2双向实时交互
该模式是一个双向交互系统，实现了本地与异地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在该系统中，学生不仅能看到教师的图像，听到教师的声音，而且教师也能了解异地学生的情况，能够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教学策略，控制教学进程，还能向学生提出问题并得到学生对问题的回答等。整个教学过程是基于双向传输网络系统和电子双板开展的。每个异地或本地的教室既负责教学信号的发送，又负责教学信号的接收，实现无延迟信息传输。该模式能够实现师
生的实时交互，相当于将面对面的课堂教学进行了空间上的延伸，因而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习惯，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在网络支教过程中，教师到达现场授课并不意味着异地学生也必须到教师所在的地点上课。整个授课过程是教师借助于通信网络、电子白板和接收设备完成的。这种教学的优点是创设出了一种虚拟的课堂环境，临场感强，教学效果好。
2.3教学方式多样
该模式采用的是双向互动、实时授课、交互式课堂面授相结合的方式。虚拟的课堂环境能使异地学生听学校教师讲课，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学生的反映，接受并及时回答学生的提问；双方还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课堂讨论，提问答疑，通过虚拟环境完成远距离操作和演示训练等。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传统教学模式在空间上的延伸。其优势是能实现信息传播与反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易于控制教学效果。但是在形式上，它与传统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是教学的中心，是知识的传授者，在教学中处于权威的地位，而学生是接受知识的“容器”，教师给什么“装”什么，给多少“装”多少，学习的“自由度”很小［7］。视频会议网络支教模式摆脱了教师主观讲授、学生被动听课的传统教学局面，一方面，教师不再是教学的主导者，而是变成了教学的组织者、督促者、参与者，学生变成课堂的主体；另一方面，教师和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充当提问者和回答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改变了以往学生的被动地位，充分体现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遵循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同时，教师授课的实时性和可重复性，使学习者的学习时间和空间摆脱了传统教学的限制，学生可重复观看教学录像，直到掌握知识为止。
2.4激励机制健全
海南师范大学赵京波等［8］认为，顶岗支教是一种有效的教师继续教育形式，对缓解贫困地区教师素质差和数量不足问题、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孟世才教授等［9］提出构建城市优秀教师支教系统，城市每年选派优秀教师到农村小学支教，为农村小学教师创造继续学习的机会。视频会议网络支教模式与顶岗支教和实地支教相比较而言，具有经济、高效的特点。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开展支教活动，支教教师不需要奔赴被支教学校现场进行教学，只需要在本地给异地学生开展同步教学即可，节省了交通费、生活费等开支，整个过程中只需要支付一定的网络等费用，降低了支教成本，从根本上解决了顶岗支教费用高的问题，为支教者减少了经济负担。采用视频会议网络支教模式，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村教师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的问题，提高支教者的实践教学能力，激发其支教热情，促进支教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提高支教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为农村教师接受继续学习提供了机会，有利于他们接受先进的理论知识，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教学水平，改进教学观和课程观，提升自身业务素质。
3结语
针对顶岗支教过程中出现的可持续性低、支教费用高、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视频会议系统的网络支教模式。视频会议网络支教具有云存储、两地师生双向实时交互、教学方式多样、激励机制健全等优点，弥补了顶岗支教的不足，同时符合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提高了教学效果。但是该教学模式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多不足。如视频会议系统价格昂贵，偏远地区的学校也许无法支付，因而难以大面积普及；网络支教对网络带宽的要求极高，一旦出现通信堵塞，就会影响教学的正常进行；支教教师与被支教学生在空间上的距离，导致教学反馈不及时，不能及时强化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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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统研究范文3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福利多元主义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2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我国传统二元结构导致的、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壁垒慢慢松动并逐步瓦解，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新的阶层，而“流动人口”就是这一新阶层的主力军。考察近些年中国城市取得的巨大发展，总会在成就与辉煌背后发现流动人口的身影。流动人口进城后，多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行业的一些脏重累的工作，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要求的不断提高，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进入大中城市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城市化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中国加快实现城镇化已经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而据有关调查，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要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化水平若提高到60%，则需要将约3亿人口转移到城市。可以断言，未来50年，我国的人口流动形势将更为严峻，流动人口的规模将持续扩大。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力图淡化户籍功能，促进市民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合理流动。在此背景下，“流动儿童”数量的增多及其所引发的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问题日渐凸显，使之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如果说非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是体制改革，那么，常规化社会流动的基本机制则将是教育。[1]虽然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备受关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根据教育规律，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三者必须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才能推动受教育者健康发展。就目前来看，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认真贯彻下，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及学校教育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与之相关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却发展迟缓，成为三位一体教育整体中的两块短板。儿童的一些基本生活技能、习惯和情感、价值观等都是在家庭中习得并加以强化的，所以，家庭是儿童社会化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家庭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流动儿童因为其家庭实际情况及父母身份的特殊性，在接受教育方面具有与其他儿童不太一样的背景，存在一些困难，如父母收入低、家庭经济条件差、父母工作时间长，以致无暇顾及对子女的教育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导致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处于缺失或者至少是不完善的状况。
如前所述，教育在改变人的命运、提高受教育者择业竞争力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使第二代流动人口不再重复其父辈之路，完全融入所在城市，平等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须高度重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家庭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实现多元参与，提高流动儿童教育福利就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二、构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现实必要性分析
家庭教育作为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存的一种教育形式，对于受教育者的全面健康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家庭作为个人社会化最初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以及价值取向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教育在三大教育形式中处于基础而又关键的地位。流动儿童因其父母工作不稳定、居住环境不固定以及家庭条件不优越，而使其家庭教育受到很大影响，仅靠父母及亲戚支持已难以为继，必须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支持，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1.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多元性。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是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它关涉第二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问题，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公平教育权的完全享有，对于每一位中国公民而言，都是无可厚非的。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充分保障他们公平的受教育权。目前，正在日益松动的户籍制度使得外来人员子女在迁入地公立学校入学的门槛有所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公平享有问题，而且随着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这一问题也将最终解决。但是，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因户籍问题带来的入学难等学校教育方面，更突出反映在家庭教育上。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
一是社会分层化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获得机会的不平等。所谓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有价值物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换句话说，社会分层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过程。社会分层影响和决定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制约着社会公平。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社会人口分为十个阶层，其中农民中的流动人口属于第九阶层，几近于社会的最底层，这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和资源。[2]这种社会分层结构导致农民工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收入微薄，家庭支持能力弱化，从而影响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尤其是家庭教育，往往会因家庭经济条件差，而使流动儿童无法公平地得到家庭教育机会，享有优质的家庭教育资源。二是家居住所流动性大以及学校教育连续性差，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获得质量的不均衡。如前所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三种教育形式，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与偏差都必将对另外两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父母工作不稳定，导致流动儿童家居住所的流动性很大，这也使得流动儿童不得不经常更换就读学校，以致学校教育的不连续性与不稳定性随之增强。这种流动性与不连续性将对流动儿童的学校教育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容易导致流动儿童入学延迟。北京、深圳等9个城市流动儿童发展与需要调查的结果表明，流动儿童超龄入学的比例为4.8%。[3]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学生学习成绩滑坡，由于目前我国教育地域差异性的存在，各地教育水平、所用教材均不一致，所以频繁流动使学生的成绩下降。无论是入学延迟，还是成绩下降，都必将加大家庭教育的难度，对家庭教育带来不利影响。三是家长期望水平高与支持能力低的矛盾客观存在，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实际效果的不理想。流动儿童父母因为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技术水平低导致现有工作地位低、收入不理想，切身感受到知识的重要性，期待子女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故而普遍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水平存有较高期待。但不容否认，流动人口自身条件的诸多限制使得这一期待的实现存在较大困难。一方面，流动人口工作收入较低且不稳定，这就使其难以保证对子女家庭教育持续而稳定的经济支持，无法保障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均衡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时间较长，使其即使想辅导子女学习，也会因自身知识水平限制和时间限制而作罢。所以，流动儿童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较高期待与较低支持能力之间的矛盾，无疑将加大其家庭教育的难度，影响教育效果的实现。
2.社会支持体系的优越性分析。所谓社会支持体系，是指若干关涉社会支持的、相互联系的，为促进受助者发展的一系列社会系统的有机组合，是一个复杂的多维体系，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系统的组合化以及支持维度的多样化。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领域存在的传统做法，偏重强调家庭在其中的突出作用，而忽视其他社会主体的重要作用，排除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家庭教育支持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但是，流动家庭因自身支持能力偏弱，无力独自承担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的重任，最终导致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水平低下。而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强调多元参与，突出主体的多样化，在支持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首先，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保证资金的持续投入，可以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传统的家庭教育投入主体单一，流动儿童教育的所有开支均依赖父母的收入，偶有亲戚朋友的非常态化资助。社会支持体系强调吸纳政府、社区、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政府可通过税收减免、津贴补贴等形式进行资金支持；社区可通过发挥邻里互助的强大作用实现支持；社会企业则可通过低费或免费提供相关教育服务，如家长培训等实现支持。其次，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保证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流动儿童父母所从事的工作大多存在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等特性，使其在工作之余很少有时间关注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难以保证用于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而在社会支持体系下，社区则可通过设立社区咨询中心或社区托管中心对家庭教育实现支持，以弥补传统家庭在时间投入方面之不足。最后，福利多元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丰富家庭教育形式，扩充家庭教育内容。当前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多偏重于学习方面，父母将有限的时间、精力以及财力更多地花费在子女学业成绩的提高上，而忽视儿童的全面均衡发展，以致家庭教育形式单一化、内容简单化。在多元社会支持下，这一局面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政府将通过政策引导、财政支持等形式，支持流动儿童参与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及科普活动；社区将通过加强社区文体、服务设施建设，促进流动儿童全面发展；社会企业更是可以发挥其服务提供方面的特长，以多样的特色服务丰富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3.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之必要性分析。如前所述，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流动儿童成长中的关键作用，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受教育者，即流动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就必须构建优于传统单一参与主体的支持模式，鼓励多元参与。首先，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改善目前家庭教育相对滞后现状的重要推手。当前，我国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由于受流动儿童、儿童父母自身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相对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其发展已明显滞后，无法适应流动儿童发展的需要，影响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及全面发展，进而也不利于打破阶层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贫困及低下社会身份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承。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强家庭教育，以多元参与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社会支持体系强调包括政府、学校、社区、社会企业的多元参与，通过多元主体在资金、政策、时间、人员、服务提供等方面的加大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家庭作为单一支持主体的现有模式，强化支持能力，提升支持水平，丰富支持形式，进而提高社会支持的整体水平。其次，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推进教育资源公平分配，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努力实现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追求。古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最早提出教育公平思想，两千年前我国的先贤孔子也以“有教无类”来昭示教育公平的伟大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及质量均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也如影随形，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与不平等获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些弱势群体，如流动儿童家庭，因为制度政策、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原因，在教育资源获取方面受到制度排斥、经济排斥和文化排斥，造成教育领域的不公平。通过构建社会支持体系，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的制度调节作用、经济扶助作用及社会扶持作用，增强流动儿童获取教育资源的能力，实现教育资源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公平分配。最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将成为提高流动儿童福利的现实保障。社会福利是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内容和必然结果，是个体、群体及社会孜孜追求的理想并为之实践的目标，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4]流动儿童作为社会一员，对社会福利拥有无可辩驳的完全享有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相关福利的实现程度更能代表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发展水平，而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流动儿童显然具有这种指标性意义。教育能够提升受教育者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和技术能力，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受教育者获取更高社会地位、实现常规社会流动的能力。通过多元支持，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增强流动儿童未来的就业能力及择业竞争力，将极大地促进其社会福利的实现。
三、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总体设计：以福利多元主义为指导
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是由一系列社会支持系统有机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的多维体系，一般由支持主体、支持客体以及支持媒介或支持介体几个要素组成。本文认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总体设计可以从支持主体、支持内容以及支持方式这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1.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支持主体维度的考察。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依照参与支持的程度及与支持客体的直接关系，可将其主体分为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两大部分。社会支持的内部系统主要是流动儿童家庭内部成员之间，以及流动人群之间的相互支持，是以流动儿童家庭，从更广意义上来说，是以流动人群这一同质性很高的群体为指标进行的界定。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若要分析其支持主体，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流动儿童所在家庭，家庭成员尤其是流动儿童父母成为家庭教育支持当之无愧的首要主体。除此之外，还包括来自于流动儿童亲戚的支持。除了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或家族成员以外，本文将流动人口之间的互相支持也归入内部支持系统，这主要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流动人口家庭之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流动家庭之间经常发生交互支持行为，就面临的某一共同问题，相互交流经验教训，相互提供物质帮助与精神支持。有鉴于此，本文所指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内部支持系统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流动儿童所在家庭的成员以及一定地域内的流动人口家庭。
社会支持外部系统是相对于家庭内部，或者更广意义上是相对于流动人口群体而言的。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政府、社区、学校、社会企业。参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支持的政府，既包括提供具有普遍性政策的中央政府，也包括提供更具针对性、实效性政策方案的地方政府。流动儿童家庭所在的社区距离支持客体即流动儿童最近，在支持效果的发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可通过文体中心、娱乐中心等活动设施以及社区图书室等文化设施的供给，实现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支持。作为与家庭教育关系密切的学校教育，在支持方面具有的作用更是无需赘言，将起到促进或阻碍的直接作用。而社会企业则能够通过与家庭教育相关服务的提供，实现支持。
2.政策支持、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支持内容维度的考察。除以支持主体作为设计社会支持体系的考察维度外，各大参与主体的支持内容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就社会支持体系理想化设计而言，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其所涉及的支持内容将不再限于单一的物质支持，而是要力争实现支持内容的类型化、多样化、丰富化。首先，政策支持是保障。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将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提供指导，直接决定了各大社会阶层或各社会人群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及所能获得的份额，所以，政府的政策支持将对参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各大主体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公共政策具有显著的政治性、权威性，这些特征也决定其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政府通过对相关问题做出政策性建议实现支持。政策支持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资源分配、各主体的参与程度及方式以及一些具体的支持措施。所以，政府的政策支持因其强烈的导向性，成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制度保障。其次，物质支持是基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父母收入过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导致支持水平低下。流动儿童父母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技术能力欠缺，多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这也直接决定了流动儿童家庭无法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其进行家庭教育，更遑论参加有益于个人素质全面发展的素质班、培训班。这种情况下，对流动儿童家庭进行物质支持就成为一项基础性工作，唯有提高流动儿童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才能真正使其具有对流动儿童实施高质量家庭教育的能力。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津补贴发放、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社区通过邻里互助、免费咨询，社会企业通过低费、免费服务供给，都能实现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物质支持。最后，精神支持是必要补充。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是一项内容多样、目标多元的复合性工程，不仅包括儿童的身体发育、学业进步，更包括儿童的心理健康，而且在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中，心理健康教育又更具重要性。流动儿童随父母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往往会因父母职业、经济社会地位以及户籍制度等原因，而受到社会排斥，对其心理发育产生不良影响。基于这一现状，各参与主体必须高度重视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加在家庭教育中的心理教育内容比重，对其进行精神支持。尤其是流动儿童父母，在关注子女学业的同时，更要多花时间关注子女精神状态，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与子女的交流上，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疏解其遇到的心理问题，促成其心理健康发育。
3.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支持方式维度的考察。无论是内部支持系统，抑或外部支持系统，各大参与主体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政策支持、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都将通过不同的支持方式方能实现，所以，支持方式当然地成为另一考察维度。总体而言，支持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两种。所谓直接支持，就是指通过对流动儿童家庭进行直接的帮助、扶持，显著提高其家庭教育质量的一种支持途径，内部支持系统大多属于这种方式。流动儿童的家庭成员与流动儿童朝夕相处，对流动儿童拥有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故能对其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将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地作用于支持客体，即流动儿童，所以，无论是从支持效果与支持途径来看，都具有相当明显的直接性特征。就支持内容而言，物质支持无疑更具直接性。通过增加流动儿童家庭收入，提高经济支持水平，能够显著增强家庭对流动儿童的支持能力，从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与直接支持不同，间接支持则要通过一定的媒介，才能对支持客体产生作用，外部支持系统大多属于此类。无论是政府、社区，还是社会企业，其支持作用大多还要通过流动儿童家庭，尤其是其父母，才能最终对流动儿童产生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主体也存在一定的直接针对流动儿童实施的支持，但无论是从支持数量、各自所占比重以及实际效果来看，间接支持都是外部支持系统的主要作用方式。若就支持内容而论，政策支持必须通过政策的良好运作、相关机制的配套运行、地方政府的切实执行、优惠措施的完全落实，才能充分发挥其支持作用。如果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运行不畅，设计再科学、合理、完美的政策也将违背政策制定初衷、偏离政策目标，难以发挥实际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较于直接的物质支持，政策支持更像一种实施依赖媒介、实际效果有待观察的间接的支持方式。
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次地加以考察与推进，若将其构建比作修房子，则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犹如基石，支撑整个体系的构建，没有内外部系统的协调配合作为基础，根本无从谈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政策支持、物质支持、精神支持如同建房的石材，它们的现实存在与不同组合使得社会支持体系这座大厦显得更为丰满而结实；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则好比粘合剂，将作为“基石”而存在的内外部系统以及作为“石材”而存在的政策支持、物质支持、精神支持紧紧粘合在一起，使各要素紧密结合而成为系统。总之，在福利多元主义的视域下，流动儿童家庭、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内外部系统要素应协调配合，以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方式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供政策、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共同构建社会支持体系，以促进流动儿童的全面发展，提升其福利水平，最终实现社会流动的规范化与常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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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统研究范文4
关键词：多元文化；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路径
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不仅面临着教育系统本身的挑战，而且青少年自身也面临着心理的多重选择和冲击。多元文化带来的挑战复杂，形势严峻，给青少年自身的价值选择带来极大困扰。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要想顺利实施，达到预期教育效果，就必须树立科学教育理念、优化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内容、拓展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路径。
一、树立科学教育理念
第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理念。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也就是既坚持主导文化又兼顾其他多元文化，使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并存，两者相互补充来共同服务于青少年的认同教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教育指导青少年。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就是坚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猎奇心理、他们的求知欲望都非常强烈，仅仅只用主导文化来引导他们，难以满足他们的多层次需求，在尊重青少年个体的差异性的基础上，用多元文化来开阔他们的思维、满足他们的多层次、多方面需求。
第二，积极引导与自主选择相结合，也就是既坚持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也坚持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应该遵循教育学中所强调的“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采取自主选择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以承认和认可青少年自己选择为基础，以帮助青少年分析并引导为手段，使得青少年可以自己发现丰富的多层面的社会，进而自己选择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另一方面，在教育方法上一定要结合青少年自身感官的反应和社会实情进行教育，而不是一味的硬式教育。可以利用网络技术、设立网站讨论等方法，使学生真正参与到价值观的讨论中来，真切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多种观点的交流中帮助学生自己发现各种价值的利弊取舍。
二、优化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内容
第一，树立的科学信仰。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决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加强对青少年进行理论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的科学信仰，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首要目标。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青少年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逐渐增强，青少年的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情况、新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帮助青少年树立的科学信仰，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信仰显得尤为紧迫和关键。对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课堂、进教材、进入青少年头脑，在学习增强理论认同，在学习中掌握理论观点。帮助青少年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自觉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坚持共同理想的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帮助青少年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内在目标。在共同理想教育中，应引导青少年明确自身的价值追求，将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结合起来，在共同理想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理想。强化青少年在行动选择中承担起对他人和对社会的责任，自觉地把为国家作贡献、为他人送温暖、为家庭谋幸福作为人生的追求，在奉献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第三，提高道德素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帮助大学生提高道德素养是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础目标。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形成和巩固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一种价值标准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因此，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必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切实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使大学生正确的看待荣誉与耻辱，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明确地认识，对真善美、假恶丑有清醒地辨别，切实增强大学生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
三、拓展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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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服务主导逻辑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开始（Smith A，1776），商品与服务二者谁居于主导地位的争论就一直延续至今。在争论初期，由于生产与运输等技术相对落后，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商品与服务的问题时均把商品置于主导地位（李雷，等，2013）。这种思想就是长期在争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商品主导逻辑（Goods Dominant Logic）。商品主导逻辑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区分商品与服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刘林青，等，2010），而关于谁居于主导地位的争论越来越没有意义。因此，Vargo与Lusch（2004）提出全新的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 Dominant Logic），试图将商品与服务统一到服务概念下，进而对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而非以往将二者视为彼此的对立。经过研究者的接续努力，服务被定义为：经济实体为了实现各种利益，将自身的知识、技术等专业化能力应用到行动、流程之中（Vargo，Lusch，2008，2011；Womack，Jones，2005；Gronroos，2011）。这种定义不再将商品与服务分开探讨，而是把具体的商品视为传递服务的工具（李雷，等，2013）；最终形成了以10个基本命题为核心的完善的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体系，具体包括：服务是一切经济交易的基础、所有的经济都是服务经济，顾客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服务中心观念必然是顾客导向等。这种逻辑通过独特的视角，对服务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间接催生了对旅游的系统构成等方面的再认识。
将顾客视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之一，改变了以往在商品主导逻辑下，单纯地将顾客看作价值毁灭者的观点。同时，服务中心观念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置于服务的中心位置，这种思想也与越来越挑剔的顾客需求相契合。事实上，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旅游者作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其发出的全部需求信息，将体现出巨大的价值。为了满足旅游者多变的需求，需要不断地适时获取旅游者需求信息，这也需要将旅游者置于核心地位。服务主导逻辑观念的提出，使得许多旅游学术问题有了重新探讨的价值。目前国外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服务主导逻辑在酒店管理中的应用研究（Shaw，et al.，2010）、酒店业中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同创造资产研究（FitzPatrick，et al.，2013）、目的地营销与服务主导逻辑研究（Line，et al.，2014）、酒店员工的品牌公民行为与顾客品牌信任方面的研究（Xie，2014）等。国内学者对服务主导逻辑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价值共同创造方面的研究（钟振东，等，2014）、服务创新的理论模型方面的研究（刘飞，简兆权，2014）、电子服务概念方面的研究（李雷，等，2012）以及服务主导逻辑概念演化方面的研究（郭朝阳，等，2012；李雷，等，2013）等。
目前国内关于服务主导逻辑方面的旅游学术研究仍是空白，而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观点，以及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都催生旅游学术研究对旅游系统进行再思考，更新旅游系统的要素构成，并重构出新的旅游系统模型。
1.2 旅游系统
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系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先后提出了多种旅游系统模型。在已有的旅游系统综述研究（李文亮，等，2005；郭长江，等，2007）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旅游系统研究的新动态，本文将旅游系统方面的研究分为以下5类：功能导向的旅游系统、空间导向的旅游系统、要素导向的旅游系统、系统导向的旅游系统以及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
（1） 功能导向的旅游系统相关研究是旅游系统研究的开端。Gunn（1972）提出了旅游功能系统的基本框架，并于2002年对该模型进行了完善；该模型分为供给与需求两部分，其中供给子系统包括吸引物、交通、服务、信息、促销五部分，彼此间是相互依赖、互相作用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也先后提出过类似的模型（Mill，Morrison，1985；杨新军，窦文章，1998；王家骏，1999），这些模型着重于体现模型中各部分所发挥的功能，对于解释旅游活动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该类模型仅仅注重旅游供给方面功能的研究，相关研究鲜有涉及旅游需求方面。
（2） 空间导向的旅游系统也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方面。在前期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Leiper（1995）从空间结构的角度提出的模型中要素包括旅游者、旅游业、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旅游通道；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社会法律等作为旅游系统的环境环绕在旅游系统的要素周围。其中，旅游通道是联合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的客流与信息流的集合。其他研究者还从旅游系统的空间分层（王祖正，等，2007）、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翁瑾，杨开忠，2007）、旅游系统能值分析的空间案例（Lei，et al.，2011）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这种类型的模型将空间距离等要素引入到模型中，是对旅游功能系统的升级。关注于客流与信息流也是这类模型的特点之一，这也为其他旅游流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
（3） 要素导向的旅游系统也是重要的学术聚焦点。关于要素构成的相关研究往往会与功能等方面的研究杂糅在一起，如吴必虎（1998）提出的旅游系统模型，既体现出旅游系统的功能方面，又列举出了旅游系统的要素构成。这类旅游系统模型往往通过分层列举的方式对要素构成进行研究（张惠，等，2004；阎友兵，张颖辉，2012；张树民，等，2012）。然而，随着旅游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需要考虑的要素越来越多（王金伟，2009），很难完全列举出旅游系统的要素构成，这种模型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
（4） 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研究系统导向的旅游系统，其典型代表是McKercher（1999）提出的旅游复杂系统模型。McKercher认为，旅游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模型中包括旅游者、影响因素、信息向量以及影响信息传递的因素等九部分。该模型中的旅游系统体现出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这有助于解释一些长期无法解释的问题。该模型的要素包括了旅游者与信息，与以往的旅游系统模型相比，旅游者在旅游系统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同时，信息在各要素之间起到了关键作用，影响旅游者最终做出决策的正是旅游者的信息获取量。但这类模型注重系统性的同时，往往会使相关研究复杂化。
（5） 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相关研究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这里所说的旅游者导向是指在研究旅游系统时越来越重视旅游者的需求方面。在McKercher的模型中，旅游者在相关研究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提高。而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有学者从信息的角度研究旅游系统，并认为信息是研究旅游系统的钥匙（李君轶，2011）。而我们认为，旅游者需求方面的信息更为重要。还有研究者从基于旅游者的旅游价值（王寿鹏，2011）、智能旅游信息系统（Gretzel，2011）、旅游推荐系统（Lucas，et al.，2013；Gavalas，et al.，2014）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出旅游者的导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这5类旅游系统与技术的进步以及服务主导逻辑之间存在复杂关系（见图1），主导逻辑随着技术的进步由商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演变。功能导向、空间导向、要素导向的旅游系统相关研究，随着技术的进步必然越来越复杂，而这正是系统导向的体现。然而，随着服务主导逻辑的盛行，较高的系统复杂性往往不利于将研究焦点聚焦于旅游者，因此，逐渐出现了符合服务主导逻辑核心思想的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这类研究从旅游者自身出发，既可以简化旅游系统的构成，又具有较为清晰的逻辑分析线路。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对旅游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需求信息的获取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旅游系统中其他要素通过获取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而以往的研究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局限性，往往不能全面揭示旅游者的需求信息。
在大数据时代，应当以旅游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需求信息为核心，以这些海量信息的获取、传递、分析、处理、利用等为要素，重构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模型。未来旅游的核心问题将是如何利用好海量的数据信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这也符合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思想。同时，旅游系统新模型的建立也可以给智慧旅游建设等方面带来一些新思路。
2 旅游系统模型的重构
2.1 旅游系统模型重构的基础
2.1.1 旅游数据规模的急剧扩张
近年来，旅游数据已经成为巨大的海量信息空间（郭鑫，2013），而随着智慧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智能手机的逐渐普及，大数据的获取变得越来越容易。以往旅游数据的获取，往往依赖于景区、交通部门等方面的统计，这种统计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现在，除了传统的数据拥有部门外，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也掌握着海量的旅游搜索数据。同时，微博等新型社交软件的出现带来的海量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文字、音频、图片、视频等旅游数据信息也逐渐可以被获取，这些数据信息中往往包含着旅游者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需求信息。此外，数据的产生方式已由传统的被动式、主动式，向自动式转变（孟小峰，慈祥，2013），数据的自动产生是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根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旅游者个体都将是一个移动的海量数据源，以其为中心自动发射出的海量信息将会加速旅游数据信息规模的扩张。
2.1.2 大数据处理技术日臻成熟
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是其被充分利用的基础。大数据相关技术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方面的ETL（数据提取、转换和加载）工具、数据存储方面的关系数据库、基础构架方面的云存储、数据处理方面的自然语言处理、统计分析方面的最有尺度分析、数据挖掘方面的复杂数据类型挖掘等。大数据处理分析方面的软件主要有Hadoop、HPCC、Storm、Apache Drill、Rapid Miner等（王秀磊，刘鹏，2013）。在未来，随着这些技术和软件的不断发展，海量旅游数据将不再是旅游企业等部门的负担，反而能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处理大数据能力的飞跃提升将使得旅游大数据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而旅游者将在价值的共同创造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2 旅游系统模型的重构及其解释
在大数据背景下，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思想，旅游者作为数据信息源将处于核心位置，同时数据信息的处理最终也应该是作用于旅游者。因而，以旅游者为核心要素和数据信息起点，以数据信息为旅游系统模型运转的钥匙，通过信息识别、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应用4个阶段，最终将数据信息直接或间接反馈到旅游者，从而建立闭环旅游系统新模型（见图2）。旅游系统新模型整体分为信息源（旅游者）、信息识别、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应用5个层次。数据信息始于旅游者并最终作用于旅游者，从而形成信息的闭环流动，体现出服务主导逻辑中顾客中心的思想。以下对新模型的各个层次包含的要素以及信息的流动进行分析解释。
图2 大数据支持下以旅游者为中心的系统模型创新
2.2.1 旅游者
旅游者在整个旅游系统中拥有双重身份。首先，旅游者作为信息源，在整个模型中处于核心位置，其全部需求信息是整个旅游系统运行的原动力。同时，整个旅游系统中信息经过处理最终又流向旅游者，这些信息的作用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这正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关键作用的体现，也符合服务主导逻辑下顾客中心的思想。在大数据背景下，旅游者所拥有的所有信息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信息经过处理都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反馈到旅游者本身，进而提升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从而让旅游业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因而，获取更多的旅游者信息将是大数据时代旅游竞争力的体现。
2.2.2 信息识别层
信息识别层主要包括识别旅游者的过去需求信息、实时需求信息、未来需求信息。旅游者过去的需求信息体现其过去的消费倾向以及旅游者本身的属性信息。旅游者实时的需求信息可以直接反映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实时状况，相关各部门获取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提升旅游者的实时旅游体验。未来的需求信息表明未来消费者的消费倾向，由于其在将来很有可能转换为旅游消费行为，因此将来的需求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识别出旅游者的各种需求信息对于旅游者、景区、交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种需求信息对不同部门的作用并不相同，而以往对旅游者需求信息的研究中较少对旅游需求进行分类，因此，将需求信息细分为上述3类有利于更好地研究旅游者的需求。
2.2.3 信息获取层
信息获取层包括过去需求信息的获取者、实时需求信息的获取者以及未来需求信息的获取者3类要素。在大数据时代，各类需求信息的获取者是能够直接获取该类信息的所有参与者的集合。过去需求信息的获取者主要包括在线旅游服务商（OTA）、景区、交通、传统旅行社等参与者；实时需求信息获取者主要包括景区、交通、电信运营商、酒店等参与者；未来需求信息获取者主要包括搜索引擎、社交软件等新型参与者。尽管景区等参与者可以直接获取不止一类需求信息，但其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有限，在复杂的大数据面前，他们只是大数据的初级使用者（孟小峰，2013）。而搜索引擎等新型参与者处理数据信息的能力较强，为了实现海量数据的规模经济性，新型参与者会争取获得其他两类需求信息，从而取得竞争优势。景区等大数据的初级使用者应寻求与新型参与者的合作。
2.2.4 信息处理层
信息处理层是数据信息的存储、分析、传输、转化等一系列信息处理过程的集合，其核心过程是数据挖掘（马建光，姜巍，2013）。在大数据时代，存储、分析海量数据信息已经超出景区等传统部门数据处理能力最大限度。因而，由于其数据处理能力所限，景区等部门可能只对海量数据做预处理，深层次的大数据挖掘则应交由其他新型参与者来完成。目前在旅游业中，信息处理是最应该加强的方面。一方面，景区等传统部门拥有海量数据或拥有获得海量数据的机会，却在为数据的存储和处理而烦恼；另一方面，新型参与者尽管掌握的数据信息比较多，但信息的类别比较单一，多来自其自身直接获取的数据信息，大数据的共享显得十分迫切（左建安，陈雅，2013）。因此，建立旅游大数据共享机制是发挥大数据处理能力的基础，进而利用大数据挖掘出可应用于信息应用层面的有用信息。
2.2.5 信息应用层
信息应用层是基于对过去、实时和未来需求信息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分析和数据挖掘的基础上，利用有用的信息并发挥其作用。不同种类海量的数据信息可以被旅游者、景区、政府等不同主体用于服务优化、偏好分析、实时监控、线路推荐、客流预测、精准营销等方面。例如，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相关硬件设施的配套，旅游活动中的异常数据信息可以被及时捕捉，从而景区、交通等部门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同时，通过分析海量数据信息的整体状况，相关部门可以更好地引导游客流动，避免游客扎堆等现象频现。此外，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旅游营销模式等有可能被颠覆，新型的社会化媒体组合营销等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总之，旅游大数据的信息应用前景广泛，未来将会不断探索出更多创新性应用，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
2.2.6 信息反馈
信息反馈是该模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只有通过信息反馈才能使模型形成闭环。信息反馈包括直接信息反馈和间接信息反馈两部分。部分应用信息可以直接被旅游者获取或者直接作用于旅游者，因此称之为直接信息反馈，例如客流查询、路线推荐、紧急求助等。其他的应用信息不直接作用于旅游者或者不能够被旅游者直接获取，但其会对旅游者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称之为间接信息反馈，如实时监控、危机预警等。信息反馈的关键在于从海量的信息中选取旅游者需要的信息以服务于旅游者的同时，要努力减少旅游者获取信息的成本。
2.3 对传统旅游系统要素的分析
在旅游系统新模型中，以往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功能导向、空间导向、要素导向等旅游系统模型中的交通、旅行社、目的地等要素都被视为旅游者完成旅游活动所利用的手段，而不再争论哪些要素应该出现在模型当中。进而从新模型的角度探寻这些传统要素在大数据时代应该如何发挥其满足旅游者信息方面的功能，这与服务主导逻辑中将具体的商品视为传递信息的工具的思想十分相似。服务主导逻辑将商品与服务统一到服务旗下从而避免了关于二者长期以来的争论。相似地，在新模型中传统要素也被统一到“信息功能”旗下，这样有利于思考传统要素如何面对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促使这些要素的作用方式主动做出变化以适应未来的需求。传统旅游参与者之间的疆界也将变得模糊，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将成为新的竞争优势。
3 新模型背景下的相关思考与建议
在旅游系统新模型中，数据信息作为整个系统运转的钥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大数据利用能力将成为旅游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同时，旅游业在利用大数据时存在许多需要重视的地方，如安全隐私方面等。因此，下文对大数据背景下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3.1 大数据获取能力方面
不同类型的参与者获取各类需求信息的能力差异很大。搜索引擎等新型参与者获取数据信息能力较强，而景区等获取数据信息能力则比较弱。尽管目前景区等传统旅游参与者与新型参与者相比拥有更为关键的旅游信息或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但笔者认为，未来在旅游业中体现竞争优势的不是拥有信息的能力，而是获取这些海量信息的能力以及后续处理的能力。
目前在大数据的获取能力方面，众多类型的参与者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具有很强的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如搜索引擎等。第二类是潜在具有很强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如电信运营商等，这类参与者的大数据获取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类是不具备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如传统的景区等。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在获取大数据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搜索引擎等具有很强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应该扩大获取数据信息的范围，将更多的图片、视频等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纳入其信息获取范围。电信运营商等潜在具有很强大数据获取能力的参与者，应该加大对大数据信息的获取方面的投入。虽然这些参与者拥有垄断等优势，但是微信等新型社交工具对其的威胁会越来越大。传统景区等参与者应积极寻求与新型参与者的合作，通过旅游大数据的共享，更好地服务于旅游者。
3.2 大数据挖掘方面
大数据挖掘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前景广泛，如挖掘潜在的旅游者、获取旅游者的旅游习惯、优化旅游线路、推荐旅游目的地等。然而，旅游业中数据挖掘的水平仍然较低。以在线旅游服务商为例，其数据挖掘深度仍然不够，旅游者每次参与在线预订服务的流程基本一致，并未通过挖掘旅游者过去需求信息来优化服务流程。在线旅游服务商更多的是将线下服务线上化，而疏于对海量数据信息的挖掘。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将成为大数据处理的关键，大数据相关技术将在大数据挖掘中起到支撑作用。许多参与者不具备大数据挖掘能力，因而，这类参与者可以寻求与新型参与者合作来弥补其相关能力的不足。新型参与者应发挥主导作用，争取获得数据信息的规模经济性。未来，众多参与者对旅游大数据挖掘的需求可能会是旅游业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催生出大量专门从事旅游大数据挖掘的参与者。
3.3 智慧旅游建设方面
智慧旅游作为目前业界与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其建设存在一些误区。已有学者提出，目前我国的智慧旅游只能称作“智能旅游”。智慧旅游建设方面主要集中于建设智能终端等“智能”方面，较少从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出发，“智慧”方面的建设远远不够。智慧旅游应该是一个帮助旅游者解决旅游障碍的系统，通过获取旅游者需求信息，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障碍，进而将处理后的信息反馈到旅游者，从而促进解决旅游障碍。也就是说智慧旅游的建设应该从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出发，其目的应该是帮助旅游者解决尽可能多的旅游障碍。移动互联网与大数据更加丰富了智慧旅游帮助旅游者解决旅游障碍的能力，使得景区拥挤程度等过去比较难实时获取的信息变得可以实时获取，甚至提前获取。总之，理想状态下，旅游者与智慧旅游的关系如图3。智慧旅游建设总体方向应该从如何不断获取旅游者需求信息，帮助其解决旅游障碍出发。在反馈的信息中应该不仅包括旅游者直接需要的信息，还应该包括旅游者并未直接表现出需求行为，但旅游者又确实需要的信息，这正是体现“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3 旅游者与智慧旅游的关系
3.4 数据共享与安全隐私方面
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数据共享可以实现大数据规模经济。目前，我国旅游业的数据共享程度较低，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共享机制。然而，许多企业对于数据安全隐私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关保密技术水平较低，隐私泄露事件频频发生。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旅游者的个人信息，而又不泄露个人隐私将是一个重要议题。为了解决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隐私问题，学术界和工业界提出了保护隐私的数据挖掘、位置匿名方法、查分隐私方法等（刘智慧、张泉灵，2014；王璐，孟小峰，2014）。大数据的安全隐私应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政府应加大对隐私保护方面研究的资助。同时，旅游业界应加强与大数据实业界的合作，做好大数据共享的同时充分保护旅游者的个人隐私。
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在对大数据时代展望的基础上，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核心思想，以旅游者为核心，以数据信息为钥匙，提出了旅游系统新模型。新模型中以旅游者为核心，既是服务主导逻辑中顾客中心思想的体现，也符合旅游业界中对旅游者越来越重视的现实。同时，数据信息在新模型的正常运转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体现。此外，以旅游者全面需求信息出发构建旅游系统新模型，既符合大数据时代特征，又为智慧旅游的建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本文也存在着许多局限。首先，目前我国乃至全世界尚处于大数据时代的初期，利用大数据的能力还比较有限，这也是未来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需要着力提高的地方。其次，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本文提出的新模型还处于理想状态，其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形成，这也是智慧旅游建设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再次，本文对旅游系统新模型的构建还处于试探性阶段，模型中具体要素以及参与者的构成还有待调整，但从旅游者的需求信息角度出发构建旅游者导向的旅游系统模型这一方向基本可以确定。最后，本文主要对旅游系统新模型及其相关要素做了定性论述，缺乏相关的定量研究。因此，下一步将在完善旅游系统新模型中的要素与参与者构成的同时，通过收集这些要素与参与者的相关数据，对其相互关系及其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等方面进行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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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System Model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XU Feng， LI Shuaishuai， QI Xueqin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ing of mobile internet and big data will reconstruct the whole tourism system. Existing researches seldom study this aspect of tourists. Tourists are often regarded as an ordinary part rather than the core of tourism system in some researches. Meanwhile， most researches on tourism system are static and fail to uncove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mand of tourists thoroughly. However， based on the core idea of service dominant logic， tourists should be the core of tourism system and his pas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demand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ornerston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Some new actors， such as search engines， will be taken to key positions via processing massive information. Paper placed in the core， data information regarded as the key and some new actors were taken into the new model to reconstruct a new tourism system model that fits the age of big data. In the future， massive information will cycle as a close loop from tourist to touri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ourism system model will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actors. These elements， proposed in the model， which are still not in existence in reality， may be the new value areas and probably lead to new operational types of tourism. Also， some new idea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and some other aspects.
智慧交通系统研究范文6
[关键词]丝绸之路;旅游发展;信息驿站;系统建构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4-0013-04
一、丝绸之路旅游发展背景条件分析
（一）丝绸之路旅游的战略构想及其意义
2013年9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由于这一构想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达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诉求。“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中亚各国及国内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热烈响应。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积极参与全球新一轮价值链创造和分工，从而实现和平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及国内其他各省市，都将此视为一种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通”目标，进入积极筹划、调整和抢抓机遇的工作之中，而依托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大尺度的旅游线路及其产品体系设计策划也开始提上战略议程。
（二）丝绸之路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市场前景
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是世界上时间最悠久、空间尺度最大的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走廊，也是文化内涵最丰富、景观类型最多样的特殊旅游大线路。丝绸之路是一条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希腊文化的人类文化遗产之河，又是一条串联起平原、沙漠、戈壁、绿洲、雪山、草地等自然奇观的地理景观廊道。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古老的丝绸之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慢节奏的马帮、驼队被快捷的公路、高铁、航空交通所代替，驿站所送的文书被互联网通讯所取代;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类的消费模式正经历着 “精神化的转向”，即在人们的消费构成中，以信息消费和旅游消费为代表的文化性、精神性消费成为21世纪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构成，甚至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人权状况（发展权）的重要指标，同时“游客输出”也像技术输出、资本输出一样成为国家和区域间政治交好、经济援助的重要形式。像丝绸之路这样具有地理穿越、文化穿越双重价值的旅游线路，必将成为最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旅游产品体系。而丝绸之路又是自驾旅游、专列旅游、专题旅游、文化体验旅游的最佳线路，成为中国富裕阶层和入境游客高端旅游的对象。丝绸之路旅游资源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很可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繁荣发展的先导性产业。
（三）现代旅游信息系统的功能及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因之而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和现代旅游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数字旅游”、“智慧旅游”的新理念和新实践，从政府、企业的决策管理和沟通协调，到个人的学习、娱乐和消费决策，都离不开人机系统的信息供给和资讯服务，信息的有效供给和深度处理成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信息系统的保证和支持，旅游开发经营者借助信息流把握和掌控物流、商流、人流、资金流的动态变化。人们创建TMIS（旅游管理信息系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借助数字化技术建设旅游资源库、项目库，展开现代营销宣传和网上推介等活动;游客则借助互联网获取旅游咨询、作出旅游决策，借助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实现订票、调整、通讯、娱乐、投诉以及各种交流互动。丝绸之路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的开发、管理、运营、营销亟待现代旅游信息系统的创建，丝绸之路旅游信息系统是一个极有必要又富与创新意蕴的系统工程。丝绸之路旅游是一条极富潜力和吸引力的大品牌旅游线路，同时又是一个各区域差别巨大、旅游资源与旅游信息极不对称的复合产品系列。它在人们心中是值得期待的热线，在现实中却又是方便系数较低的温凉路线。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城市因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取向，处于一种有联系、无耦合的状态，如何先从旅游信息系统建设的角度切入，引导和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协同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建设的题中要义。
（四）丝绸之路驿站文脉与现代旅游信息系统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交通系统中，沿路驿站承担着信息沟通的重要作用，驿站是官方设置的交通管理和信息传递的机构。汉唐之时，30里置驿站，掌管投递公文、转运官物及供往来官员休息之用。在周伟洲、丁景泰先生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中，仅有据可查的汉唐驿站就列了146个，当然不见文献和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驿站更多。这些古老的驿站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信息通道上的一个个节点，它们联点成线形成最初的文化、商贸、军事、政治信息线路。现在的互联网和计算机终端，其功能和便捷程度已远远超越了昔日的驿亭驿站，但驿站系统仍是一种与旅游信息系统结构相似的设置。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信息化并没有像过去那些技术决定论者所乐观预期的那样，信息网络可以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形态，迅速实现“地球村”范围内的信息共享。现实状况是信息化的过程同时引发了以地域空间为界线的信息鸿沟，信息的处理能力和分享状况呈现出形形的落差，而信息基础设施多以节点与等级化的空间组织形式在地域系统分布，按其规模可以分为信息源、信息枢纽、信息交换中心等不同的节点序列。旅游的特点也是点线结合、动静结合、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交替呈现的文化性消费过程。旅游消费主体对旅游信息的撷取既关注线路又关注目的地;而旅游开发经营主体的管理运营，一般也都在行政区划的框架中进行。我们不妨将这种着眼于大线路信息汇聚，同时又照顾沿线城市及旅游目的地权益的旅游信息系统，视为丝绸之路旅游的信息驿站，这种借助大数据处理技术，依托各地景区景点的旅游信息系统，将会在大线路贯通、地方权益表达、游客需求满足三者之间找到交集点，使古老的驿站文脉在新的科技背景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五）丝绸之路旅游开发的境内、境外问题
我们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大致可以分为境内段和境外段，二者都有许多极具魅力和潜力的旅游吸引物，然而跨国跨境的大尺度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国际区域合作、受国际政治气候影响的大区域开发项目。尽管我们已经可以和部分国家和城市开展点对点的旅游文化交流，但大贯通式的旅游线路开发尚需时日。比较现实且富有基础建设性质的丝绸之路旅游发展策略是：先从境内旅游开发为起点，然后以开发促开放、开放促开发的模式向西推进。现在西部诸省市，特别是西北各省市，对丝绸之路旅游的开发建设有愿望，有政策，有基础，也有广阔的国内国外客源市场。因此，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系统的建设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开创性工作，它应该得到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和大学研究机构的关注，并着手对此进行系统的策划设计。
二、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系统建设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丝绸之路旅游发展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1.区域发展不平衡中的信息不对称
陆上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桥的西部纵深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和城市的发展水平及信息化进程差异较大。在丝绸之路中国段内，西部城市与东南沿海城市有着巨大的差距。信息在地区扩散上有快慢、普及程度上有高低，呈现出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主要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信息技术人才、信息化服务能力诸方面的差别为主要表现形式。在中国西部，旅游资源的信息化表达，旅游过程的信息化服务，旅游管理、营销的信息技术应用，游客对旅游信息的获取等都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无法满足信息化时代旅游发展的需求。
2.大线路旅游开发中的信息不对称
丝绸之路旅游属于空间跨越和行政区划跨越最大的旅游线路之一。目前，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和城市，无论是国内段还是国外段，都还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缺乏系统耦合、缺乏大线路无缝对接的阶段，丝绸之路旅游的整体形象塑造和整体营销也处于阙如的状态。旅游产品的开发宣传仅仅是以各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的局部性宣传推广，缺乏信息共享、共同合作的政策机制，没有形成旅游大线路的集群效应，因此很容易造成旅游客源竞争、相互挤兑的现象。丝绸之路旅游在资源开发、旅游规划、旅游要素配置、旅游服务设施、旅游服务标准、旅游市场机制的一体化进程方面尚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旅游信息技术应用范围也十分有限，这与各地区、城市的旅游开发愿望和游客对丝路旅游的渴望形成较大的反差。
3. 丝绸之路旅游资源与旅游信息需求的不对称
丝绸之路旅游资源类型多样、特色鲜明、分布空间异常广阔。按照国家旅游资源普查分类体系的标准看，丝绸之路沿线的旅游资源可谓品种齐全、丰富多彩，许多还是具有稀缺性、权威性的特色旅游资源，但相应的图、文、数据的表达相对粗浅，未能充分揭示其内涵和价值。特别是大量有关历史事件、文化遗存、民间传统、民风民俗的人文类资源，大多处于一种离散存留的状态，并未纳入旅游资源普查和评价的视野，而这些很可能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文化交流的对象。这种对人文类旅游信息的粗放处理，实际是一种无形的浪费，许多宝贵的资源如能得到准确的描述、评价和介绍，就可能转化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从而成为既能满足文化消费需求，又能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并将在开发应用中得到保护和传承。
（二）丝绸之路旅游业发展对信息驿站的需求类型
本文关于旅游信息驿站的创意构想有两个基本着眼点：一是着眼丝绸之路大尺度旅游线路的特点，二是着眼现实中不同旅游主体的应用需求。关于旅游信息应用的主体，本文将其分为四类。这四类旅游信息应用主体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统一关系，对旅游信息的需求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
1.旅游管理者
旅游管理者既是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划者、引导者，又是旅游政策和法规提供者，同时也是某些旅游资源如土地、山水、文物的所有者，他们关注的是资源利用、资本引进、保护开发、企业运行、产业结构、市场秩序、旅游业发展趋势、旅游业内外环境等信息。这些信息同时也是旅游企业交叉关注的对象。
2.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包括旅游开发市场的投资者，旅游景区、景点的建设者和旅行社、宾馆及商业性演出等旅游要素的供给者。它们关注旅游资源的商业性开发、客源市场开拓、政府旅游政策法规、投融资环境变化、游客消费变化、旅游产品及线路的效益、景区景点运营、游客意向及反馈等方面的信息，是各地旅游开发经营的主体，与游客需求是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3.旅游景区经营者
旅游景区经营者是代表政府或旅游企业，在旅游目的区域进行管理运营，直接提供旅游服务的团队和组织。一般是由旅游景区向旅游消费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的相关旅游服务，并向游客提供预定、购票、讲解、接送、法规要求、投诉理赔诸方面的服务产品。他们既是旅游目的地旅游服务信息的提供者，同时又是旅游运营过程信息的需求者，景区经营者对旅游交通、旅游商品市场秩序、餐饮住宿、景区环境容量、天气预报、行业管理检查、游客投诉热点等信息特别关注。
4.旅游者
游客是旅游产品及相关服务的购买者、消费者，是各旅游信息驿站主要的服务对象。旅游者从产生旅游意向，查询旅行信息开始，到结束旅行行程回到家里，整个过程都持续产生着对旅游信息的不同需求。特别是现代旅游者，他们在旅游消费的过程中经常处于“在线”的状态，无论是对旅游吸引物还是旅游目的地的外部环境，都有旅游应用信息的需求。传统的六要素旅游信息已不能满足其需求，他们的新需求还包括对信息和安全要素的迫切需要。这涉及对网上旅游阅读、通讯、微博微信发送、网上娱乐的需求，涉及对出行安全、社会安全、食品安全、购物安全的需求。“在线”、“在网”构成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也成为现代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这将对旅游信息产业提出全新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三）旅游信息驿站是传统旅游与数字旅游的联结点
从理论和技术上讲，信息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文化和行政板块进行信息收集、储存、输送的功能;从实践和操作层面看，旅游信息的生产供给和消费关注仍是呈现出和旅游产品时空分布相应的结构。旅游产品的管理、开发、供给遵循着按地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基本特征，游客的旅游消费和信息需求，也围绕着旅游线路、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而持续产生。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的构想，就是要一方面满足现代旅游业发展和现代旅游消费对旅游信息的海量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旅游管理经营和旅游消费以点为主、点线结合的模式，依托各地区的景区景点，建设以点为依托、以线为主干的旅游应用系统，在传统旅游和数字旅游之间创建促进旅游业发展，满足现代旅游消费需求的数字廊道和智慧旅游平台。
三、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系统建设构想
（一）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系统的结构和层级设计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结构是功能的表达形式和载体，信息驿站的结构和层级设计与促进丝绸之路旅游业发展和满足各类旅游信息应用是互为表里、互为条件的关系。以“点为依托，线为主体;连点成线，以线带点”的信息驿站建设思路是与丝绸之路旅游开发的渐进式策略同构的。如前所述，信息廊道呈现出等级化节点分布的空间组织形式，丝绸之路的信息驿站系统也应该按游客集散功能、旅游服务功能、信息处理能力划分信息驿站的层级结构。像西安这样的旅游名城，应该承担起一级性的旅游信息中心枢纽的职能;相应地，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则承担起二级旅游信息中心的职能;再往下是咸阳、宝鸡、天水、平凉、张掖、敦煌、吐鲁番、楼兰、库车、喀什、都兰、格尔木等构成古城景区型三级旅游信息驿站。通过上述三个层级的信息驿站结构，实现丝绸之路贯通。旅游景区覆盖的旅游信息网络系统建设，使之成为地方政府、旅游企业、旅游景区和游客所依赖的旅游信息咨询库，成为物流、商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汇聚分注的大平台。
（二）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的应用信息分类设计
有等级差别，呈点线结合，以旅游目的地城市和著名景区为节点依托，是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系统的组织架构;注重不同旅游主体应用性信息需求则是信息驿站信息供给的指针。旅游业既是各类信息的超大用户，又是信息生产的超级部门，各种资源类的、管理类的、资讯类的、娱乐类的信息在此汇聚分流，从而满足不同旅游主体的资讯需求。本文提出一个框架性的应用信息分类设计，力求体现出对旅游业发展和游客需求的理解，并突出各类信息充分交流、内外交换的开环系统特色（见下图）。
四、关于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的特色和作用
丝绸之路旅游信息驿站的创意构想，针对大尺度线路、地区发展差异、信息服务特点，旅游主体需求等几大参数，拟在数字旅游模式和传统旅游模式之间架起一座引桥，实现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深度服务和旅游应用。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预期该系统具有以下几点特色和作用。
（一）系统性
围绕大品牌、大尺度旅游线路，构建序列化、多维度的信息服务平台，必须要有系统关照的品质，使各系统在运行中处于有机联系、功能耦合的状态。
（二）应用性
根据旅游管理者、旅游企业、旅游景区和旅游者的信息需求进行信息处理，是有的放矢的经世致用之举。
（三）多功能
这种从特大旅游城市到特色旅游景区的层次信息驿站系统，将根据不同部门、不同方向的需求对信息进行多功能、多载体的组合处理，并能为其他行业和部门提供重要的信息。
（四）带动性
丝绸之路旅游信息系统的创建，不仅仅是满足旅游的信息应用，还将有效地促进沿丝绸之路地区和城市的跨文化传通。通过信息驿站的建设，为西部纵深地带的城市提供文化营销和形象塑造的平台，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完全可以乐观预期的带动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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