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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农民工 法律援助机制 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识码】A
新生代农民有别于传统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不仅仅是城市的建设者，更希望通过进城务工早日融入这个城市，并成为城市的一员。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同样是弱势群体，当他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时候，更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将会发挥出重要作用，切实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建O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法律援助作为对弱势群体的司法保障手段，为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让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充分享有这些权利。通过新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能持续消除来自社会底层的不安定因素，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积极创造和谐发展的新环境，保证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就是要通过让新生代农民工无偿获得法律救助，享有和其他公民一样的法律资源，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爱护，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党一直遵循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更体现了党和政府心系农民工权益，为新生代农民工创建良好维权环境，全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和决心。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提高我国人权保障的需要。推动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方针和准则。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权保障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也是社会底层人群最为明显的代表。这一群体的维权保障，直接体现了我国人权保障建设的水平。近几年来，涉及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侵害的案件逐年增多，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有效帮助了他们依法维权，使他们的人权得到了保障和实现。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立法亟待完善、运行保障有待提升等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立法亟待完善。完善的机制需要立法来保证，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构建过程中，涉及相关的立法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作为我国法律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大部分的法律依据条款是以条例的形式出现的，这和正式的立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在相关的条款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内容的相关约定并不明显，很多时候维权过程中无法可依，法律帮助无法实现，建立一整套专门的法律援助立法迫在眉睫。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运行保障有待提升。虽然近几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活动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还有待提升。首先是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部门之间协调机制不畅。在法律援助过程中，各部门、地区之间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沟通协调制度，增加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成本。其次是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存在不到位现象。这包括法律援助中的地方劳动合同关系保障、法律援助机构援助能力等一些基础性的保障，法律援助的效果不明显，质量不高。而在具体的法律援助过程中，援助机构主动介入不强，导致以被侵害方单一诉求为主，法律援助机构普及宣传力度明显不够。
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相对淡薄。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维权意识相对淡薄，是制约法律援助的关键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专业的法律知识，特别是自身的法律维权还处于较低层次状态，面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知识普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是全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重要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基础保障不足。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一直由政府部门主导进行，在实际的工作中，从事法律援助机构和援助队伍并不是专门的单一机构，大部分由政府的一些法律事业单位承担，这就造成了援助力量不足的弊端。而且受人员编制等因素的影响，还无法成立专业的机构和配备专业的人员来从事法律援助，这种现象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受到制约，政府部门开展法律援助也明显感到力不从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地区法律援助机制的构建。 完善专门立法、加大宣传力度、健全基础保障是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路径
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注民生、服务民生的具体体现。只有通过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才能更加有效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依法维权，使之全身心投入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中来，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立法。通过健全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相关的法律法规，才能够更好的适应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保持援助法律法规的前瞻性、时效性和可操作性。因此，要积极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类型、特征以及客观条件，积极推行立法工作，立法要涵盖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各个关键环节，确保法律法规的严密性和科学性，要广泛开展立法调研，结合实际制定适合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依据和服务。
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力度。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生的农民工主体，具备接受新事物快和适应性强的特点。要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持续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力度，全面提高他们的法律维权意识，积极主动的接受法律援助。要紧密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特点，重点宣传与其自身联系紧密的法律知识，鼓励他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其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也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基础保障。各级政府和法律援助管理部门，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力度，确保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要发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鼓励社会法律机构积极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行动中来，在补充政府法律援助能力不足的基础上，营造全社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与社会法律援助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创造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新格局。
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创新。创新是发展的动力，要加快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创新，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新的突破。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法律援助工作模式，实现法律援助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创新。要积极运用现代的科技技术力量，打造“互联网+法律援助”模式。电子政务平台的实施提升了政府服务工作的效率，在此基础上，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网上工作平台，并实现网上维权信息的共享，为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维权和法律工作者的援助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全面提升法律援助的效率和质量，适应信息时展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要求，推动我国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①孙路：《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探析》，《法制博览》，2016年第32期。
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2
法律援助规范化就是建立一套符合法律援助职能要求和工作特点的标准体系或长效机制，确保法律援助各项业务都按照既定的机制要求进行，避免主观随意性，追求运行程序的规范性。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法定性。从规范化的依据看，法律援助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依法履行法律援助的职责。二是系统性。从规范化的内容看,涉及法律援助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从机构定位、人员队伍、业务开展、内部管理到经费保障等方面,这些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构成一个有机系统。规范对象的系统性决定了规范化的系统性。三是制度性。从规范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法律援助工作的基本依据是法律法规，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要通过制定和运用一整套严格、明确、标准的制度和操作程序来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
二、地级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机构定位比较混乱
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目前有三类性质：行政性质、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性质、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性质。从浙江省的情况看，行政性质的占大多数，浙江共11个地级市，其中行政性质的有10个，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即杭州。从全国范围看，法律援助机构从事业性质向行政性质转变的逐渐增加。同时在机构体系上，又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两块牌子、两套班子”混合编制的模式，例如北京。二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行政模式，例如温州。三是“一块牌子、一套班子”的行政模式，例如嘉兴。四是“一块牌子、一套班子”参公事业模式，例如杭州。
（二）业务管理各自为政
虽然国务院和地方的《法律援助条例》对法律援助的范围、申请和审查、法律援助实施作了规定，但从调研情况看，这些规定还比较原则，缺少细化的操作标准，从而出现业务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法律援助的行政管理上缺乏统一标准。例如一些地区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对法律援助范围的理解存在偏差、咨询接待行为不规范、审查批准随意性大、数据报送口径不统一、案卷归档缺乏统一标准、援助机构对案件监督不到位等。二是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没有统一的质量标准。《法律援助条例》仅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司法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虽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但仍缺少细化的操作标准。在实践中，由于案件补贴标准低等原因，很大一部分援助案件是由执业年限较短的年轻律师办理。这些律师缺乏经验，遇到业务问题缺少可以遵循的规范；还有一些援助律师，虽然有办案经验，但不履行必要的程序，使办案质量大打折扣，亟需建立一套统一的案件质量标准。三是工作站建设缺乏明确标准。近年来，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申请法律援助，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案件受理体系，在乡镇（街道）和相关行业部门都建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各工作站建设程度和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工作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工作站作用的发挥。
（三）经费保障差异较大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实行的是地方财政保障的经费模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全国各地区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差异较大，不仅东西部有较大差别，即使是东部沿海各地级市的经费保障也有不少差距，各城市之间案件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且总体补贴标准过低，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三、杭州市法律援助规范化建设探索
近年来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致力于规范化建设，通过实施“六化”，即工作流程标准化、业务管理网络化、案件指派规范化、内部管理精细化、质量监督常态化、工作站建设统一化，促使杭州法律援助“量质齐优”。
（一）工作流程标准化
为解决法律援助工作流程不一致问题，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在总结近年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杭州市法律援助工作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标准》共分9章174节，近6万字，涵盖了法律咨询、援助案件申请、受理、审批、办理、结案、评估到费用发放整个工作流程，明确了各个环节的职责、任务、程序、方法、完成期限及质量要求，不仅对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还对法律援助律师承办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进行了规范和指引，既有利于支持律师办案，也有利于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以同行评估为例，共有11个程序要点，其中的指标体系再作进一步细化，分列一级指标10项，民事、行政案件细分指标27项和刑事案件24项。《标准》关于法律援助的各个环节，用简洁的文字说明每个阶段做什么、怎么做，使从事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对具体工作流程了然于胸，从而避免出现以往工作人员无所适从的状况。
（二）业务管理网络化
为缓解案件激增带来的管理压力,进一步方便当事人申请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实现申请便捷、审批简捷、服务快捷的法律援助目标，自2013年起，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法律援助网上办公系统。该系统分为内网外网两个通道。法律援助申请或者咨询者可以通过外网登陆，工作人员通过内网反馈、指派案件、发送电子文书，律师通过外网专门账户进入，下载文书，反馈工作进展，通知辩护单位通过外网专门账户进入，查看工作进展。法律援助网上办公系统集咨询、申请、指派、监督、统计、检索、工作协作等功能于一体，有效规范了法律援助的业务工作，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
（三）案件指派规范化
为了确保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形成相对固定的法律。援助服务资源，规范法律援助案件的指派工作，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积极筹建全市法律援助资源库。资源库按照“自愿申请、择优录用、优先分配、动态管理”的原则，积极吸收法律理论及实务专家、优秀律师事务所和优秀律师参加。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和筛选录用等步骤，最终确定了27家律师事务所和259名律师为杭州市法律援助资源库首批志愿律师事务所和志愿律师。259名志愿律师平均执业年限7.9年，既有从业20年以上的资深律师，也有刑辩、医疗、专利等领域的专家律师。志愿律师按专业特长分为刑事、民事（行政）两大类，再按律师事务所名称、律师个人姓氏笔画排序。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案件在资源库志愿律师名册中依排序指派。
（四）内部管理精细化
为厘清各岗位工作职责，落实好各项具体工作责任，逐步实现市法律援助中心内部岗位管理的标准化和精细化，中心制订了《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清单》。《工作清单》将中心各岗位的职责进行了细致的罗列，使每个岗位“干什么”一目了然。为进一步解决每件事“怎么干”的问题，中心又制定了《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管理清单》，内容涵盖主任办公会议、会务组织、培训管理、日常考勤、信息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等27项。《管理清单》对每个管理事项进行了细致的罗列和说明，一方面细化了责任，做到职能清晰、职责明确，另一方面为客观准确考量工作奠定了基础。
（五）质量监督常态化
为保障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起“全程跟踪、旁听庭审、征求意见、质量评估”常态化的质量监管体系。每个法律援助案件从申请、审批、指派、承办、结案、归档都有专人负责监督，实行“全程跟踪”监督。通过随机抽查、大案要案重点关注等方式，认真开展“旁听庭审”工作，及时记录律师在法庭上辩护、质证等情况，并作为案件质量评估的依据。建立当事人和法官的“征求意见”机制，通过电话回访、发放意见表等方式，向受援人和法官了解律师在会见、阅卷、庭审等阶段的工作表现。开展“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制订《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组成评估专家组，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对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作为全市案件质量监督的重要依据。
（六）工作站建设统一化
结合全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实际发展情况，市法律援助中心重点开展全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规范化创建活动，制定了《杭州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标准》和《杭州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考评细则》，通过创建活动做到全市行业部门法律援助工作站“五个统一”，即:统一名称、统一标识标牌、统一工作职责、统一服务标准、统一评价模式，并确保行业部门工作站的规范运作达到“十项标准”，即：依照程序设立，外观整齐统一，基本设施齐全，队伍建设到位，工作职责明确，工作内容有量，业务制度规范，运行机制正常，亮点特色明显，社会影响较好。
四、加强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为进一步推进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的规范化建设，应逐步实现六个统一：机构性质统一、质量标准统一、管理软件统一、工作站建设标准统一、经费保障统一、内部管理制度统一。
（一）机构性质统一
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应认定为何种性质？从职责承担、事业单位改革趋势和国外法律援助发展趋势来看，应逐步统一为行政性质的机构，定编制、定职能、定岗位、定人员。如此定性的原因在于三方面的考量：一是从职责承担考量。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的主要是受理、审查、指派以及指导、协调、监督的职责。这些都是行政职责。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理应由行政机构承担。二是从事业单位改革趋势考量。《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因此，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在此次事业单位改革大潮中，逐步转为行政机构。三是从国外法律援助发展趋势考量。考察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在法律援助的管理上都强化了政府的管理责任。从律师协会到独立的公共机构再到政府内设机构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法律援助管理的行政化趋势。其目的在于加强政府的监管职责，防止法律援助经费被滥用，提高法律援助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在机构体系上，借鉴国外的做法，结合我们的实际，建议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采取“一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机构模式，取消同一层级法律援助管理机构和法律援助机构的区分。在具体职能设置上，应考虑如何在不同层级的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划分事权。在职能定位上，同一层级的法律援助机构要统一职能设置，地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查、指派，支付费用以及对区县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指导，区别于省级机构制定政策为主的职责，较区县级机构又多了业务指导的职责。
（二）质量标准统一
从现实情况看，现有的质量评价标准往往侧重于办案人员的服务态度和形式程序的完整性,比如办理法律援助手续是否及时；会见、阅卷、开庭是否及时；是否与受援人及时沟通意见及办案进展情况；对受援人的权利是否及时履行了告知义务；各种法律文书的制作质量等。至于涉及案件实质内容的评判和监督，还较欠缺。下一步制定统一的质量标准，既要考虑形式和程序的完整性也要涵盖实质指标，主要指法律服务技能的细化指标。其中，形式、程序性指标包括（：1）会见受援人及提供咨询情况；（2）阅卷情况；（3）法律文书制作情况；（4）告知与报告义务履行情况；（5）办案效率；（6）服务态度等。实质性指标主要指法律技能、与当事人打交道的技能、与法庭的互动、与对方的互动，具体包括（：1）辩护或的观点是否正确；（2）适用法律是否正确；（3）辩护或意见是否被采纳；（4）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5）决定案件胜负的关键证据是否取到；（6）受援人的诉讼风险是否得到控制；（7）庭审中的表现情况；（8）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9）当事人评价和相关机构反馈意见等。
（三）管理软件统一
目前，不少地区的法律援助机构都开发并应用了法律援助的网上办公系统，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管理软件不是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不同机构之间管理软件中的数据无法交换、衔接。因此，应逐步建立和推行全国统一的业务管理软件。首先，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开发小组，其中既要有精通法律援助业务的人员，也要有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家。他们应对法律援助业务有深刻的理解，对网络信息的前沿技术比较熟悉。第二，管理软件系统的开发要进行需求分析，但是指望一次性把需求交代清楚，而后全盘托付给软件开发商的想法是不现实的。提出需求一方必须以不同的用户身份进入系统，对各项功能反复演示，测试数据的关联性和准确性。第三，要让基层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参与测试，听取他们的意见，在不同地区试行的基础上再正式投入运行。当然建立、应用完善的全国统一的业务管理软件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在统一的管理软件应用前，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制定统一的技术规范，让有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开发管理软件，并在本行政区域内联网运行。
（四）工作站建设标准统一
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要在发挥其实际作用上着力，这就需要对工作站的设立、职责、人员、经费、制度等关键性因素进行规范，避免其徒有虚名。一是设立程序统一。工作站一般按照“行政级别对应、统一布局、按需设置”的原则设立。具体包括两方面要求：一要有设立需求。即管理和服务的对象为法律援助的工作对象，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较大。二要按程序设立。所在行业部门向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法律援助机构自收到书面申请后进行书面及实地审查，作出是否同意的批复。二是工作职责明确。设在乡镇街道和行业部门的工作站在职能设置上或有不同，但从基本职能上看，应有较为统一的标准。工作站主要负责接待群众的来访、来电、来信，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负责接受申请并进行初审，并按规定转送援助机构；及时向主管行业部门和本级法律援助机构报告工作情况等。三是人员配备合理。为保障工作站有效开展工作，工作站应当配备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的专职和兼职工作人员若干名，有条件的地方应聘请一支相对固定的法律工作者队伍为主要依靠力量。四是业务制度健全。有值班接待制度、服务承诺制度、首问责任制度、数据统计制度等各项内部运行机制，以确保工作站规范、有序运行。
（五）经费保障统一
建议探索分级拨款的经费保障模式，减少因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经费保障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探索费用分担制，解决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具体举措如下：一是探索分级拨款经费保障模式。由于法律援助经费由地方财政保障，因此会出现经济发达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多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经费少的情况，这不利于资源的公平分配。考察国外经费管理模式，不少国家采用了分级拨款的方式，例如英国，其法律援助的全部经费几乎都来自中央财政，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经费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财政有少量投入，用于社区服务。在加拿大，有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拨款，是两级政府拨款。参考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建议进一步探索分级拨款的经费保障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其中中央财政主要用于支付刑事法律援助经费，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主要支付民事及其他的法律援助经费，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办公经费。二是探索法律援助费用当事人分担制度。费用分担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经费的有效使用率，使有限的法律资源能让更多困难群众享用，从而促进法律援助范围的扩大，同时也能有效解决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有利于实现经费保障的统一。费用分担一般限于民事、行政领域的法律援助；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一般都由国家承担费用。
（六）内部管理制度统一
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3
法律人文主义所坚持的“人是目的”、“人是标准”的道德原则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确认人的价值的理念，内在必然地要求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权给予应有的关怀和尊重。在康德看来，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应当以人为目的，不应该把人（包括自己）当作手段，这样才能体现人的真正的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生命存在———成为人———被他视为了一种道德义务的德行存在，生命本身是价值的客观标准，它是一种价值载体（权利）而非任何功利的载体，因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合法地被用来当作实现另一个人目的的手段。任何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是其他人的手段，也不是所谓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手段。马克思承认认识最高价值，即人的价值是终极和至高无上的，“人就是人的世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农民法律援助权保障的思想已深深镶嵌于康德等诸多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表述中。在其中，农民法律援助权保障获得了人性基础和道德基础，同时马克思的表述也表明了对农民法律援助权保障的人性和道德上的必然性。“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3]。人文主义中所指的人是所有的人，强调人存在目的和意义是世界的平等性。对农民法律援助权的保障正是对法律人文主义的彰显和确证。它表明，法律把每一个人当作平等的人给予应有的关怀和尊重，对农民的关怀足以表明这样的法律是以全体公民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作为求索目标的。法律并非外在于人类的强加之物和异化之物，法律本身就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方式，即人的法律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法律是以人为本的法律，这种状态下的人是在法律的世界里追寻生命意义和价值意义的人，人和法律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对农民法律援助权的保障同时表明，在全体公民的精神家园里，总是弥漫着浓重的“类”的情怀。任何对社会某些群体、某些人、某个人尊严的漠视和践踏，都是对全体公民尊严的漠视和践踏。爱己之心，应当推及同类，这是人类特有的人文情结。
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
正义始终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美好理想。“正义是政府的目的。正义是人类文明社会的目的。无论过去或将来始终都追求正义，直到获得它为止，或者直到在追求中丧失自由为止”[4]。追求正义是现代文明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制度正义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与发展程度的刻度表和指示器。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反复强调“：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5]权利是规则的灵魂，因而也是制度的本质内核。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分配权利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划分，那么制度的正义就在于这种权利的分配，利益的划分是否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农民的存在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深层原因是权利分布的失衡。既然权利的失衡是造成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的根本原因，那么只有认真对待农民的社会保障权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在权利分配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给予倾斜性的保护，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实现社会利益的能力。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倾斜性保护貌似不平等，实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
三、我国农村法律援助的现状
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都把法律援助看作政府对诉讼中的贫困当事人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人权保障，法律援助体现在许多国家的法律、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之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6年3月，《刑事诉讼法》首次在立法上使用了“法律援助”的概念，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在经济困难的被告人，盲、聋、哑和未成年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被告人时，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辩护。1997年1月实施的《律师法》第一次将法律援助写入法条，作为法律制度予以确认。该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法律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1997年5月，司法部颁布《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制度框架初步形成。实际上，我国迄今并未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首先，从立法上看，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不明确，不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律师法》，都没有规定国家在法律援助中的责任，且实施法律援助的规则、程序、机构、标准也不明确；其次，我国基本上处于由律师协会和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阶段，而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出资，包括支付律师的援助费及相应报酬。现代西方法治国家，法律援助经费都依法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由国家财政支付。我国由于未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出的法律援助经费很少。因此，作为社会弱势阶层的农民在维护社会保障权益过程中获得法律援助将受到很大限制[6]。
四、完善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措施
1.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职能
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司法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在法律援助中应主动对农民给予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对在城市从事务工的农民工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我国农民普遍接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强；有些农民虽然有维权的意识，但由于缺乏法律知识和经验，不知向何处申诉，或因经济条件所限，无力申诉，有些甚至对法律援助制度也缺乏了解，因而客观上造成法律援助资源的分配对农民的欠缺和不平衡。因此，当前各级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应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援助职能，有重点地为农民提供专项法律援助。
2.法律援助机构和组织向农村全面延伸
2003年7月16日国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规定：“直辖市、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对于满足城市法律援助的需求在法律上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仍然有远水不解近渴之难。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山区农民，寻求法律援助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机构在有条件的地方，如市场经济比较发达、法律援助事务较多的农村，应允许设置到乡、镇一级，在法律援助事务相对较少的地方，应允许在乡、镇、村设立联络站或派出机构，以尽量方便经济困难的农民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能够及时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
3.国家与社会结合，加强对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保障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类法律援助的任务较大。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来看，法律援助制度应更能体现其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优越性，但从经济发展水平、承受能力和法律援助的需求量来看，又只能对法律援助逐步推进和展开，不宜简单照搬某一种模式。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宜采取以国家财力支持为主，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慈善捐助的模式。这样，既强调和体现了国家责任原则，又有助于解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问题，使我国农村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
4.加强对农村法律援助的管理
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4
一、民事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之特点
2008年市检察院与市司局会签的民事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机构建议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19种情形。这19种情形既包括新民诉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又包含符合提出检察建议条件的4种情形。同时，对申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规定了兜底条款。
第二，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告知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8种情形。并对农民工等困难群众因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申诉，作出了法律援助机构无需审查经济状况的规定。
第三，明确了检察机关办理法律援助申诉案件和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具体程序、流程和期限。
第四，规范了检察机关办理法律援助申诉案件和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案件的4种法律文书和援助文书样式。
在实施该协作机制工作中，市检察院和市司法局根据《重庆市统筹城乡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改革试点方案》的有关要求和内容，及时扩大协作机制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将农民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假冒伪劣产品危害农业生产、医疗交通事故、农民工人身权利纠纷等申诉案件纳入双方协作范围，进一步丰富了《协作意见》的内涵。同时，各级检察机关与司法局以及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制度、联络员制度、协作案件登记制度及协助衔接机制等制度，具体保障协作机制的贯彻实施。
二、民行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的完善
完善民行检察与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必须对实践中反映出来的困难和问题，进行归纳疏理，从协作程序、协作方式、协作效果、协作保障措施等方面予以综合施策。
（一）进一步扩大协作机制援助的范围
法律援助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贫困者能有效、平等地接近司法、参与审判，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在确定法律援助范围时应尽可能扩大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范围，使贫困者的诉讼权利得以实现，我国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范围较为健全，基本体现了“扶贫助弱，维护稳定”的法律援助功能，但在民事及行政诉讼领域却存在范围狭小的问题，应予扩大。实践中处于事实关系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却是最容易被侵犯，而其维权也是最艰难的，将此部分劳动争议案件排除在法律援助之外，显然背离了法律援助扶贫助弱的立法目的。因此建议对劳动争议案件不再限制案件范围，只要经济困难的劳动者申请的劳动争议法律援助案件都应予法律援助。此外，征地拆迁补偿纠纷，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损害赔偿纠纷及工伤、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事项也应纳入民事法律援助范围，以真正体现法律援助“穷者必援、弱者必帮、残者必助”的服务承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公民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给付等八类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前所言，这些行政行为都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特别是对公民的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更是与公民的人身权益密切不可分。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援助立法中，应增加规定，将“认为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人身权益的”行政诉讼案件纳入法律援助案件范围。
（二）应更加重视对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
特殊群体与弱势群众在外延上存在重合，在司法协作实践中强调更加注重对其的法律援助或帮助，是因为经济、文化、生理、社会地位待因素的制约，这些特殊群体在合法权益受侵害时，缺乏自我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因而需要诸如协作机制等制度的特别关注。如妇女和残疾人群。妇女由于其生理上的差异，在体力、就业、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能力与男性相比，都存在相当的差距，残疾人群体包括肢体残疾（含聋哑人）和智残人群体，残疾人由于其身体或大脑上的缺陷，显然在社会生活中相对于生理健全的正常人来讲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当然，对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也应当予以重视。
（三）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协作机制的质效
一要坚持积极运用支持方式帮助弱势群体维权。对于欠薪、工伤等案件，凡符合支持条件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及时给予支持；对于符合先予执行条件的，视情况向人民法院建议先予执行。二要坚持快速办案机制。全市检察机关要以“快速反应、专人负责、优先办理、务求实效”为工作原则，对于弱势群体追讨欠薪、人身损害赔偿的申诉案件优先办理，优先研究，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尽快制作文书提请或提出抗诉，从而保证民工维权申诉案件在检察环节从快办理。三要坚持帮助申请法律援助。检察机关在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中，对需要法律援助的，在告知申诉人有关诉讼权利的同时，主动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并帮助其联系法律援助中心尽快办理。
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5
[关键词]法律援助；法律障碍；实训课程；风险
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法学院为克服学徒制法律教育的弊端，[1]开始实施法律援助实训课程，进行法律诊所式教育，这些成为美国法学院的早期发展动力之一。[2]在我国，法学专业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实训课程既有利于提高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提升其社会责任感，也有助于满足对法律援助服务日趋增长的社会需求。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之整合。[3]教育实践层面，我国很多高校法律院系亦各自成立了名目各异的法律援助实训基地。综述法律援助实训教学的研究成果，很多人能认识到其在法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作用，并与传统授课模式进行比较，但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具体实训方式、课程设计模式的深入探讨，更有过于乐观之嫌。现笔者结合自身指导法律援助实训课程的经验(笔者任教职的湖南科技学院法律系与永州市零陵区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尝试进行了一些法律援助实训教学活动)，尝试就其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风险进行分析。
一、本科生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法律障碍
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法律院系师生参与诉讼的资格问题。虽然提供的是无偿法律服务，但是，本科生在诉讼中担任人或辩护人尚需具备一定的智识与社会经验，[3]并且须符合三部诉讼法关于人、辩护人基本资格的规定。教育实践中，各高校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实训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与司法行政部门举办的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可以获取部分运转经费(国家办案补贴)，[4]笔者任教的湖南科技学院即为适例；二是与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合作，即所谓的“校所合作型”法律援助模式，例如湖南师范大学法律援助中心；[5]三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第八条的规定，由高校自主设立民间法律服务机构，例如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6]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本科生参与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都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就第一种模式而言，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可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主体是律师、法律工作者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所属人员(«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律师事务所安排律师或者安排本机构的工作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也可以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对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按照一般理解，此处的其他社会组织当与受援人具备一定的联系，例如残疾人联合会与残疾人之间的关系。高校与受援人之间往往不具备该种联系。另，高校教师因与高校之间存在人事关系，自可定义为高校的所属人员。在校本科生与高校之间实为教育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其是否属于高校的所属人员尚有疑义。就第二、第三种模式而言，无论学生以律师助理还是以法律援助志愿者的身份参与诉讼，本质上均属于公民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民人担任刑事案件中的辩护人存在一定障碍，且客观上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即使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法律对公民人的资格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作为诉讼人”，又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三、四项的规定，“(三)事务属于该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围；(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诉讼事务不属于高校章程所载明的业务范围，另外，本科生与高校之间也没有合法的劳动人事关系，故而，在校本科生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公民人基本要求。如果严格执行前述规定，即使高校或与其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向司法机关出具公函或介绍信，在校本科生直接参与诉讼活动也是违法的。在教学实践中，在有律师资格的指导教师同时担任人的情况下，如果对方当事人(公诉机关)未就此提出异议，法院往往会默认前述违法的事实。笔者认为，任何在法律面前“打球”的行为，都会给学生学习法律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将使法学高等教育丧失应有的价值。针对上述问题，部分高校采取分别培养的方式，即让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司法考试)的学生独立参与诉讼，未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学生从事一些事务性的工作。[5]根据获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需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的最低要求(参见«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第15条的规定)，上述方案已经排除了在校本科生参与诉讼的可能。即使是已经获得法律职业资格的在校研究生，在未依据«律师法»获得执业律师或实习人员资格之前(因人事档案由学校保管，高校在读研究生是无法申请律师实习的)，从事诉讼业务也存在着相同的法律障碍。另有一些现实法律障碍阻碍了本科生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例如办理刑事案件的阅卷权利，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办理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的权利等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案似乎只能依赖于相关立法的完善，[4]即通过法律赋予在校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案件诉讼的资格，并保障其参与诉讼的必要权利。笔者对此并不乐观，立法者将难以衡量高校学生参与诉讼活动的利弊。为保证诉讼活动的严肃性，避免因学生参与诉讼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立法者不会产生将学生参与诉讼写进诉讼法的动机，更遑论通过立法保障学生参与诉讼的具体权益。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明确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法律地位，[7]这种设想亦过于理想化，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设置标准、监督体系、与民事诉讼制度相衔接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修正诉讼法诚然困难重重，但修正«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则存在现实的可能，即将法律援助机构能够指派的人员范围扩大到法律院系师生。若如此，除前述第一种教学模式外，第二、第三种模式将丧失生存空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相比第二、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将提供更为丰富的案件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法律援助条例»做出前述修正，在校本科生接受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具体诉讼业务也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首先，其承办的案件应由具有执业律师资格的人员担任指导教师(本校教师能够胜任更佳)，并作为案件的第一(辩护)人。其次，在校本科生应该经过由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必要的培训和考核，并确定一定的遴选和淘汰机制。通过考核的学生由法律援助中心发放法律援助志愿者证书，并将志愿者名单报当地司法机关备案。法律援助志愿者只能承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案件，并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监管。这种做法的主要弊端是将会限制参与法律援助实训活动的学生人数，从而使部分学生无法获得直接参与案件办理的机会。考虑到在校本科生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需求和兴趣各异，加之学生法律实践能力的实际差异，法律援助实训课程也只能以选修课或兴趣小组的形式存在。
二、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的因素
法学高等教育与法律援助之整合，必不能以牺牲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为代价，因此，有必要对在校本科生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能力进行评估。法学专业本科生参与法律援助实训课程，无论是口头法律咨询还是协助(或独立)办理案件，都将承受与虚拟案件讨论不同的压力。在课堂教学模式下，即使是具有一定对抗性质的模拟法庭训练，都不足以让学生产生足够的压力和焦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虚拟案件对学生犯错误的宽容，使得学生难以真正产生责任感。而在法律援助实训课程中，微小的错误可能导致受援人难以估量的损失。诚然，这会使学生产生自主学习(例如自行查阅法律规定，以避免错误)的动机，但仍然无法完全避免损失的发生。如果因为学生过失导致受援人的损失，即使援助服务是无偿的，也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学者对高校兼职律师的专业执业水准提出质疑(不容否认的是，相对于我国律师整体执业水平来说，高校兼职律师群体尚具有一定的专业优势)，[8]在校本科生的专业水平无疑更为糟糕。在校本科生尚未经历过完整的专业训练，更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在教学实践中，部分高年级本科生无法胜任基本法律文书的撰写工作，甚至无法胜任整理卷宗一类的事务性工作。学生能力的缺乏将不仅导致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的降低，而且会降低法律援助中心与高校继续合作的意愿，乃至使社会公众丧失对法学高等教育的信心。就学生个体而言，也难免产生自我评价降低等负面情绪，从而削弱其参与法律实践的动机。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影响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例如学生对本地方言的熟悉程度。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区这种因素体现得尤为明显。教学实践中，甚至发生因学生听不懂地方方言，导致庭审笔录完全没有记载的情况。指导教师的参与或许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前述问题，甚至产生学生对指导教师的依赖。
在教学实践中，指导教师或许由于时间不足，或许受制于专业水平，而忽视对学生的指导。部分指导教师甚至将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视为自身的兼职律师业务，独自承揽全部诉讼业务，以至于视学生参与为包袱和累赘。此时，法律援助实训课程就完全丧失了实践教学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法律院系应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重，并可以设置不承担其他教学任务的专职实训教师。[8]这不失为解决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案，但仍存不足。笔者认为，至少还可以采取下述措施:首先，设置法律援助案件的遴选机制，由指导教师选择适宜由学生承办的案件。遴选案件的目的在于择取合适的案例以满足法律援助实训教学的需要。遴选案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案件的性质与难易程度、案件所涉法律关系与理论教学内容的关系、审判程序及受援人的态度等。案件的难易程度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了法律援助实训环节的成败。其次，建立规范化的办案流程，明确指导教师的指导职责。除依前文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培训与考核外，可以尝试针对常见案件类型制作规范化的办案流程，并印刷成册。例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中各项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等。当然，规范化的办案流程仅能起到参考的作用，且只适用于较为简单的案件，学生实践操作仍无法脱离指导教师的实际指导。故而，仍有必要明确教师指导职责，并考虑建立奖惩措施。最后，保障受援人的知情同意权。无论学生是否担任诉讼人，只要其直接或间接参与案件的办理或讨论，都应告知受援人并征得其同意。这不仅是尊重受援人权利的体现，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学生参与诉讼的风险。同时，可以考虑建立法律援助服务反馈制度，请受援人对参与案件办理的学生进行评价，以作为法律援助实训课程考核的依据之一。
三、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一)学生需求
学生对实践课程实际需求的不稳定性也是阻碍法律援助实训课程顺利进行的因素之一。在教学实践中，相当数量的在校本科生参与法律实践活动都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漫无目的地参与实训课程，学生在行为上表现出散漫、缺乏独立思考、不负责任等特征。在高年级本科生中甚至有排斥参与法律援助实训课程的倾向，原因可能有就业、考研等方面的压力。也有部分学生虽然具有参与实训课程的意愿，但在实训课程结束后表示收获较小，尚达不到法律援助实训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应予以尊重。法律援助实训课程在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只能居于选修课的地位。强令学生参与法律援助实训课程不仅无法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是对学生学习需求的漠视。在实训课程具体实施之前，应该对学生的参与意愿和具体需求进行调研，并借此修正法律援助实训课程的实施方案。调研可以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对个别学生进行需求访谈。经过调研，确定可能参与法律援助实训课程的学生人数，按照学生对实训课程的实际需求，可以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主题实训小组。主题实训小组可以按照不同的案件类型来组建，例如婚姻家庭类、劳动争议类、交通事故类、刑事类等。这样做的益处在于可以发挥指导教师的业务专长，为每一个主题实训小组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
(二)考核与评价
法律援助的特征范文6
关键词：弱势群体；法律救助；法律援助
弱是相对强而言的，弱势群体是相对强势群体而言的，那么在我国现行体制和现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什么是弱势群体？哪些人属于弱势群体，如何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如何对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救助？本文作一探讨和思考。
一、对弱势群体的基本问题
（一）势群体的定义
从目前情况来看，弱势群体并非一个单一的社会阶层，而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某些历史的人为的或者是社会的因素在社会中对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不充分，对各种应享有的权利不充分享有，而又无法行使或者无法充分行使自己权力的相对与正常人群（强势人群）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可能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群里被漠视，人格被歧视的人集合。
从我国现实生活看，不能简单地把弱势群体归结为社会某一部分或某一个阶层的全部成员，比如，与青年相比，老年人处于弱势，但是老年人中有的生活富裕，身心健康，家庭生活美满，不能归与弱势群体；进城农民工与当地职工相比，处于弱势，但不是所有农民工都是弱势群体，其中不乏一些富有和强势者；因此弱势群体是诸多弱势因素叠加在一起，沉积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形成的。
（二） 弱势群体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其现状。
笔者认为，中国弱势群体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静内，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转型，而是经济转制。社会转型是指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加速向工业社会转化，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正经历着生活方式的转变，他们大批的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一方面他们给城市带来充足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很多问题，影响城市生活质量。
所以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排除自然和历史的因素主要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和自身能力的不适应，关键是作为弱势群体本身从社会和国家中获取的权益不足以让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来跟随时代的变迁，最终导致了弱势目前，我国弱势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首先，弱势群体最多的问题就是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贫困性是弱势群体的典型特征；再次，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生活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
（三） 对弱势群体关注保护的原因以及弱势群体保护的意义及依据。
现阶段我国弱势群体问题日益严重，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首先就表现在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何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的保证，才能够从最起码的意义上体现出对个体人缔结社会的基本贡献何对人的种属尊严的肯定，才能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实现社会发展宗旨亦即以人为本位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才能够从最实效的意义上为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起必要的条件，然而，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就业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 地域歧视等等其他种种歧视现象，都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其次，社会风险最易在社会承受力最低的弱势群体身上爆发，就业的不平等，生活的贫苦化，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社会排斥和歧视现象，都使得弱势群体蕴藏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极易因"水桶效应"而成为社会动荡的"火药桶"，如果不能缩小社会个群体之间的差距，社会的弱者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进行挣扎，甚至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当影响到稳定的大局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
二、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
（一）弱势群体法律救助的依据
笔者认为法律救助，不仅仅是对弱势群体在权益受到侵犯是的法律援助，还因包括国家以立法的形式给予弱势群体强有力的支持，在制订法律的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有适度的偏袒，在法制上给予保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只有从法律角度才能给予最彻底最根本的解决，法律应从社会的各个细节和角度给予弱势群体的救助，从完善法律的角度来实施最终也最基础的救助。法律最低的道德低线，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最根本的保护，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当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需要在司法制度上给予特殊的保护和支持，这种保护不是偏袒，而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要让那些确有冤情但正义难以伸张的弱者打得赢官司；让那些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困难交不讼费用的弱者打得起官司。
（二）弱势群体法律救助现状
我们国家的法律中没有弱势群体的概念，因此在立法上急需要将弱势群体的概念法制化，制订一部弱势群体法，来保障弱势群体人群的权利，进一步从部门法的角度来完善和发展宪法所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从中我们也要确立一些相对于强势群体所不应享有的权利，给弱势群体以特殊的关怀和保护。现实中显示立法中所确立的诸多权利都被虚置起来，没有直接的约束力或者说权利没有切实可行的行使方法，为了让弱势群体的群里得到确实的保证，我们应再做相关的立法，来是权利的实行有可行性，以制度性的救济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必须担当起保障人权、维护弱势群体权利的使命。在我国的权利保障机制中，立法通过民主的参与来对各种利益进行分配（再分配）和确认，行政通过执行法律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利益，司法通过裁判来保证利益的公正实现。尽管我国在对权利确认的立法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在其他方面的立法上依然有所欠缺。设置的权利如果不能被很好的实现，那对弱势群体的所谓的法律保护就无从谈起，在立法确认权利的同时，我们更该立法确认弱势群体如何行使权利，通过另外的法律来保障他们能得到这些法律上的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屡屡被侵犯，已是不争的事实，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地也已经制订了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措施，关键是如何落实，避免形式主义，法律援助的实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依然存在着弱势群体权益被侵犯的问题。
（三）对弱势群体法律救助发展之路思考
基于弱势群体在为自己维护权益时的现状，笔者认为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方面的救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下手：
1、保护不仅要在权利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拿得起法律武器来自我保护，也就要不断的完善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上的立法，以及相关的制度等，即在权利立法不断完善的前提下，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更多的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上，加强法律援助的立法和其相关立法，解决现阶段法律援助中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