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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研究范文1
心律失常是指心脏冲动的频率、节律、起源部位、传导速度或激动次序的异常。心律失常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心脏疾病。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包括室早、室速（VT）、室扑和室颤（VF/Vf）。
1 对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rapid ventricular arrhythmia，RVA）的认识
1.1 病因：室早在正常人与各种心脏病（如心肌炎）患者均可受到机械、电、化学性刺激而发生。电解质紊乱（低钾、低镁）、精神不安、过量烟酒等也能诱发室早。VT常发生于各种器质性心脏病患者，特别是曾有心肌梗死的患者。其次是心肌病、二尖瓣脱垂、心衰等。其他病因还包括长QT综合征等。室扑和室颤常见于缺血性心脏病。抗心律失常药物，严重缺氧、缺血、电击伤等亦可引起。
1.2 临床表现及危害：室早常无与之直接相关的症状。VT临床症状轻重视发作时心室率、持续时间、基础心脏病和心功能状况不同而异，包括低血压、少尿、气促、心绞痛和晕厥等。听诊心律轻度不规则，第一、二心音分裂，收缩期血压可随心搏变化。室扑和室颤临床症状包括意识丧失、抽搐、呼吸停顿甚至死亡、听诊心音消失、脉搏触不到，血压亦无法测到。
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发生的预测和治疗均较困难，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影响人民生活质量，已经成为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随高龄患者的增多以及摄食类型的改变，缺血性心脏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临床发现绝大多数心脏性猝死系急性致死性室性心律失常所致。
1.3 RVA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检测手段及意义：有关特发性室性心动过速的机制仍不十分明确。长QZ综合征和Brugada综合征是两种与基因突变导致离子通道异常有关的室性心律失常，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目前尚无理想的抗心律失常药物（AAD）。VA治疗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治疗上尚未形成共识，各种治疗或检查上需要新的探索。目前的热点研究基因治疗心律失常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心律失常性质的确诊大多要靠发作时心电图。心律失常诊断除用心电图外，有时还需要动态心电图检查、食管调搏检查、侵入性的心脏电生理检查，甚至一些基因方面的检查。超声心动图、心电图运动负荷试验、心血管造影等无创和有创性检查有助于确诊或排除器质性心脏病。基因检测尚未大规模运用。
研究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机制对临床预测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可提供实验性理论依据，为药物的开发利用、降低室性心律失常所致死亡率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室性心律失常机制
既往对室性心律失常机制的研究中，较经典的有3个方面：（1）机械-电反馈。（2）触发性活动。（3）折返激动。
2.1 机械-电反馈：Franze等[1]将扩张或牵拉心肌组织可导致心脏电生理的改变这一现象被称为心脏机械-电反馈，认为室性心律失常与机械-电反馈有关。Lerman等[2]研究也表明，心室功能异常和充盈压升高的患者容易发生心律失常，其中一个机械就是心肌负荷改变引起了心脏电生理特性改变。Kamkin等[3]在研究状态良好的心房肌细胞时发现，局部纵向牵张能延长动作电位时程，使静息膜电位去极化并能导致额外的动作电位；冯志强等[4]在Franze工作的基础上设计了闭胸记录心外膜心肌单相动作电位的技术，认为心肌电活动分裂也可能是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之一，具体机制仍不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
2.2 触发活动：触发活动最先由Cranefield于1973年首次提出，用于描述由前一个动作电位“触发”产生的后电位引起的期外收缩和心动过速。由于它总是在一次正常的除极或起搏产生的动作电位之后发生，故又称为后除极。后除极又分为早期后除极（EAD）和延迟后除极（DAD）。Barckhardt等[5]则提出触发活动可能是再灌注性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之一。Meszaros等[6]在大鼠用腹腔注射异丙肾上腺素造成左室肥厚的方法发现，DAD幅值增加。
2.3 折返激动：1906年，Mayer首次在墨鱼标本实验中证实折返现象。1913年，Mines通过蛙心房和心室标本实验首次提出反复搏动和反复心律的概念。折返现象几乎存在于心脏的各个部位，并与绝大多数心律失常的产生机制有关。Arutunyan等[7]认为折返激动和细胞内钙离子增加引起的触发活动是心肌缺血时诱发的室性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Ravelli等[8]认为牵张使心房的不应期缩短，进而减少房内折返回路的传导时间。Antzeleritch[9]实验室的工作指出，用模拟缺血液灌流狗心室壁，部分心肌因缺血而APD缩短，部分心肌AP仍保持峰和圆顶图型。后者的圆顶可以作为刺激，通过环形途径使前者再次激动，形成2相折返。Wu J[10]通过观察缺血-再灌注过程中跨室壁传导及折返情况证明折返活动发生在心室壁内各层之间。
3 心律失常发生机制同通道的基因异常关系
目前的研究认为心律失常发生机制同通道的基因异常有关。Cheng CF等[11]认为心律失常基因（包括离子通道基因、缝隙连接蛋白基因、转录因子基因等）在心律失常发生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Splawski等[12]系统深入地研究了17例（9男、8女）长QT延长一并指（趾）患者，发现了该病由L-型钙通道选择性拼接变异基因中的一个拼接变异错义突变引起。Wehrens等[13]通过控制自主神经功能，可缓解由于心脏离子通道编码基因突变所致的严重心律失常发生。Zipes、Paganelli等[14，15]发现Na+通道a亚单位编码基因D1790G突变能延长心室APD。Wolf-Parkinson-White（WPW）综合征是心脏传导缺陷。第一个WPW基因已被定位在染色体7q34-36。WPW的基因PRKAG2编码AMP激活的蛋白激酶的r-2亚单位。在同时患有肥厚性心肌病和WPW的病人中发现了PRKAG2的突变。到目前为止，Ank2基因（LQT4）和PRKAG2基因是导致心律失常的惟一的两种非离子通道基因。
4 室性心律失常防治
心律失常的治疗应包括预防发作与发作时治疗。
4.1 病因治疗、预防的可能性：医学领域里许多观念起了重大变化，惟有预防为主的观念没有改变，但恰恰是预防为主这一原则至今仍然贯彻得最差。病因治疗包括纠正心脏病理改变、调整异常病理生理功能（如泵功能不全），以及去除导致心律失常发作的其他诱因（如电解质失调）。
4.2 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包括机械方法兴奋迷走神经，心脏起搏器、电复律、电除颤、电消融、射频消融和冷冻或激光消融以及手术治疗。反射性兴奋迷走神经的方法有压迫眼球、按摩颈动脉窦等。心脏起搏器多用于治疗缓慢心律失常，以低能量电流按预定频率有规律地刺激心房或心室，维持心脏活动；亦用于治疗折返性快速心律失常和心室颤动，通过程序控制的单个或连续快速电刺激终止折返形成。直流电复律用于终止异位性快速心律失常发作。同步直流电复律，适于室性心动过速。电除颤和电复律疗效迅速、可靠而安全，是快速终止上述快速心律失常的主要治疗方法，但并无预防发作的作用。
4.3 药物治疗：尽管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的非药物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使在抗心律失常治疗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但首先的治疗方法仍是药物治疗。
治疗快速心律失常则选用减慢传导和延长不应期的药物，如迷走神经兴奋剂（新斯的明）、拟交感神经药间接兴奋迷走神经（苯福林）或抗心律失常药。目前临床应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已有50种以上，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不破坏致心律失常的病理组织，仅使病变区内心肌细胞电生理性能如传导速度和（或）不应期长短有所改变，长期服用均有不同程度的不良作用，严重的可引起室性心律失常或心脏传导阻滞而致命。已研究表明，祖国医药中的丹参、苦参、黄连以及参麦等在临床防治室性快速性心律失常中，均取得了肯定的疗效[16~18]。复方丹参注射液具有活血化淤、理气止痛、改善微循环、抗血栓形成以及减轻缺血再灌注性组织损伤的作用，但其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何伟珍等[19]报道中药制剂也可引起心律失常。
近期研究热门的基因治疗尚处于实验探索阶段，还有较多问题需要研究。
总之，在室性心律失常机制的研究上有多种方向，也存在着不少争论，目前已经深入到基因水平，正向分子生物学的方向深入研究。近期研究较热门的基因研究治疗尚处于实验探索阶段。相信不久的将来，心律失常的基因治疗将会成为解决心律失常的一个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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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研究范文2
王平(1978.08-)，女，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熊熊(1972.06-)，男，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中小企业融资。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印度股票市场及其对应的指数期货市场的信息传播规律，为我国建立股指期货市场提供科学的借鉴。本文的结果表明，印度期货市场收益率与现货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波动性传递作用，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也具有波动性传递作用。对印度市场来说，因为来自于现货市场的方差占总方差的39.03％，小于来自期货市场的60.91％，所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具有主导作用。这个结论可以指导投资者对交易市场的选择和监管机构监管策略的选择。
关键词：印度；股指期货；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9-0054-04
本文将以印度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进行研究，希望运用印度市场上的实证数据，通过对其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先行―滞后关系的分析，找到与发达市场具有不同微观市场结构的新兴市场国家中现货与期货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中国和印度在市场微观机构和交易机制方面还存在的一些差别。这些差别对研究的结果会有一些影响，但与在发达金融市场上的相关结论相比，对作为新兴市场的印度进行分析对我国推出金融衍生品仍然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研究方法
进行股票指数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信息传播检验，通常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VAR方法。肖辉(2004)应用Granger的检验方法检验了美国、日本、香港、英国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波动率之间的先行―滞后关系：张宗成、王骏(2004)通过单位根检验，确定硬麦期货与现货价格序列具有一阶差分平稳性，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然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最后对期货与现货价格序列进行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如果收益率序列是平稳的，则可以直接对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建立VAR模型；如果序列非平稳，则需进行协整检验。本文将根据上述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下面对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VAR方法进行简要说明。
1.Granger因果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是检验经济变量间因果关系常用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其本质是用一种条件概率定义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依赖于二元同归形式：
yt=α10+α11yt-1+…+α1lyt-l+β11ft-1+…+β1lft-l+ε1t
ft=α20+α21yt-1+…+α2lft-1+β21yt-l+…+β2lyt-l+ε2t(1)
式中，αij和βij是常数，｛εit｝是白噪声。对所有组内可能的(yt,ft)，F统计量为具有联合假设的Wald统计量，联合假设为βi1=βi2=…=βil=0。上述两个方程的原假设分别为f(y)对y(f)没有Granger影响。格兰杰方法对模型中变量所取的滞后期长短异常敏感。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要求两个序列为平稳序列，或者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要先作适当变换，用ADF检验判断为平稳序列后才能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利用AIC和BIC准则进行判断滞后项的阶数。
2.VAR(向量自回归)。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预测方差分解是一种判断经济序列变量间动态相关性的重要方法。它实质上是一个新息计算过程，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VAR应用的前提要求作为内生变量的序列为平稳序列，或者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两个变量构成的VAR(p)模型的形式如下：
yt=α10+α11yt-1+…+α1lyt-l+ε1t
ft=α20+α21yt-1+…+α2lyt-l+ε2t(2)
其中，αij为系数矩阵，{εit}是白噪声，ε1t，ε2t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及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
VAR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还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脉冲响应函数描述VAR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方差分解是把内生变量中的变化分解为对VAR的分量冲击。从而给出对VAR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3.数据说明。
一般地，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序列并不具有同时性。由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基于市场价格数据来考察两个市场的先行滞后关系，因此需要定义一个标准的比较时间段。我们选择期货与现货价格均具有交易数据的时间段，并计算对数收益率，近似的得到具有同时性的价格序列数据。我们对印度市场进行日数据的分析，实证数据(包括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起始期间为指数期货的上市之初(即2000.8.14)，终止时间为本研究开始取样的时刻(即2005.12.7)；共包含了1315个日交易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正如Stoll和Whaley(1990)、Baek和Brock(1992a)等在他们的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在本研究的数据中现货和期货指数收益率序列也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性。本文利用AR(n)-EGARCH(p，q)模型对现货指数及期货原始收益率序列进行过滤，其目的是消除原始收益率序列的自相关性。实证发现，AR(2)-EARCH(1，1)模型是最合适的模型。限于篇幅，此处不再给出模型的检验结果，而直接利用AR(2)-EARCH(1，1)模型过滤后的现货和期货两个新息序列进行检验。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Eviews4.0进行数据处理和计量实证检验。
二、基于日对数收益率序列的实证检验
1.基于原始收益率序列的实证检验。
①单位根检验。
根据表1可知，印度市场现货与期货指数的原始日对数收益率序列满足平稳性要求，所以不必再进行协整检验。
2.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下面表2，在印度期货市场指数对数收益率与现货市场指数对数收益率之间存在着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从而不但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信息传播作用，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也具有信息传播作用。
③VAR模型的建立。
对印度现货市场原始收益率的对数(LN_ID_CASH)和印度期货市场原始收益率的对数(LN_ID_FUTURE)建立VAR模型。
LN_ID_CASH=0.38176664*LN_ID_CASH(-1)+0.006596973758*LN_ID_CASH(-2)-0.243191962*LN_ID_FUTURE(-1)-0.152899359*LN_ID_FUTURE(-2)+0.0005910041874 (3)LN_ID_FUTURE=0.6432775473*LN_ID_CASH(-1)+0.227915549*LN_ID_CASH(-2)-0.5383072284*LN_ID_FUTURE(-1)-0.3508987567*LN_ID_FUTURE(-2)+0.0005886721361(4)
根据对上述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现货与期货收益率序列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大滞后阶数为2，这为Grange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提供了依据。
④方差分解。
表3中(1)表示现货和期货收益率受到来自现货市场的影响，(2)表示现货和期货收益率受到来自期货市场的影响。由此可知，影响期货收益率变动的方差大部分来自于期货市场，并且随着滞后期的增加总方差中来自于现货市场的部分呈上升趋势，最终趋于5.11％，而来自期货市场部分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最终趋于99.49％。对于现货收益率变动长期作用的方差，滞后期为1时100％来自现货市场，随着滞后期的增加，总方差中来自现货市场的部分呈下降趋势，最终趋于92.03％，来自期货市场的部分呈上升趋势，最终趋于7.98％。平均说来自现货市场的方差在总方差中所占比例39.03％小于来自期货市场的60.91％。因此对于印度来说，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起主导作用。
⑤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前面的模型(3)、(4)，从下图1可见，一个标准差的期货市场收益率的冲击(如(a)所示)在第1期对现货市场收益率没有产生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逐渐减弱。而一个标准差的现货市场收益率的冲击(如(b)所示)在第1期就对期货市场收益率产生较大影响，在第2期到第4期有一个波动，然后逐渐减弱。比较两个市场对冲击的响应，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的冲击响应的速度更快，而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冲击要持久一些：
2.基于AR(2)-EGARCH(1，1)过滤的收益率序列的实证检验。
经过AR(2)-EGARCH(1，1)过滤的对数收益率序列也是平稳序列，可利用VAR方法进行检验。经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期货市场收益率与现货市场收益率之间互为Granger原因关系(为了简化，这里只说明结论没有列出检验过程)。
进一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从下图2可见，基于AR(2)-EGARCH(1，1)过滤后的收益率序列的实证检验结果与基于原始收益率序列的检验结果是类似的，表明，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的冲击(如(b)所示)响应的速度更快，而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的冲击(如(a)所示)要持久一些；通过对图2中(a)(b)的对比可见，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对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冲击的响应基本一致。基于原始和过滤两种收益率序列检验的不同之处在于，由于采用AR(2)-EGARCH(1，1)过滤后的收益率序列剔出掉了收益率序列的自相关性，两个市场之间的信息传播减弱的速度要快于基于原始收益率时的结果。
三、结论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印度期货市场收益率与现货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波动性传递作用，现货市场对期货市场也具有波动性传递作用，但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起主导作用。这个针对印度市场的实证结果虽然不如前述文献的结果显著，但基本上反映了相同的趋势。也就是说，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基于印度市场日间数据所表现出来的新兴市场上的股指与股指期货波动率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前述文献针对发达市场的理论结果基本上一致。
期货市场的发展要以现货市场为基础，但是，一旦期货市场在现货市场内在要求的推动下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它就会反作用于现货市场，并通过其独特的经济功能来能动地调节和引导现货市场的运行和发展。然而，现货市场结构的不完善性为期货市场的实际功能和现实运行效果限定了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在现货市场结构相对完善并且数量风险和收入风险能够得到较好吸收的情况下，期货市场的积极功能就会显著地呈现和发挥出来，这种情况下引人期货交易能较好的调节和引导现货市场的发展；在相反的情况下，期货市场分散风险的功能就会因市场结构的严重缺陷及数量风险和收人风险的加大而难以正常地得以发挥。但并不是说一个不完善的现货市场就不能进行期货交易，一个市场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客观需求，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国外许多期货市场，是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自发地产生的，中国的期货市场则是在市场的客观需求和政府推动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印度金融衍生品发展的也是以一种强制性的模式发展的。可见，现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条件是否完全具备，并不是决定能否进行期货市场试点和推出某个品种的惟一依据，关键要看市场需求。
从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情况看，市场经济对期货市场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对许多品种期货交易的需求更加迫切。目前，我国金融领域、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改革都进入了关键阶段。股权分置改革年内即可基本完成，为推出股指期货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贷款利率的放开、央行融资券的发行、机构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试点等，使得人民币国内价格形成机制越来越市场化，为利率期货及其衍生品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而汇率浮动范围的加大，也使业界对汇率衍生工具翘首以盼。这些改革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的波动性，市场波动的出现不仅使避险成为内在需求，同时也为金融衍生品提供了交易的基础。监管层为推出金融衍生品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期货交易法》立法程序启动，其中将涵盖金融衍生品的内容，立法启动将为期货市场规范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上海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所也正式获准筹建。种种迹象表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将在今年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金融衍生品推出的市场时机已经比较成熟。此时，印度取消卖空限制、推出股指期货、期权，逐步放开衍生品交易等措施为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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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研究范文3
【关键字】 建筑设计;新型材料;应用
前言
就像有机建筑的代表人赖特一直所强调的“建筑应该是自然的，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建筑不仅需要作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而且在更高层次上要达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受到大家的日益关注，生态和环保问题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建筑设计中，应该在力争达到高质量、高竞争力、高利润的同时还要兼顾把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的要求，这就使新型材料的大量出现和应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型建筑材料不单单可以减少材料的成本费用，扩大使用规模和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新型材料中的绿色环保材料就对环境保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减少了环境污染问题，在建筑应用上有利于营造人与自然的融洽氛围。其包括关于新型材料的充分利用，使得国家的经济和生态文明都得到了可持续发展。下文就介绍一些典型建筑新型材料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一、新型材料的介绍和发展趋势探究
新型材料是一种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乃至于现代化科技水平的进步有极大促进和推动作用的，并正在研究和发展的有着特殊功能和特性的材料。正是因为其拥有的特别的性能，整个新型材料在当代的航空航天事业、生物研究、能源开发等方面已经得到大量的运用，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带来了重大的帮助。目前，我国非常重视新型材料的发展，并且把它放在很关键的地位，整个新型材料的研究也已经列在国家的“836”计划中，在新型水泥材料、新型隔热材料、新型保湿材料、纳米材料等方面的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并趋于成熟。
二、新型材料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一）新型水泥
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水泥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材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新型水泥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它有着普通水泥所不具备的功能，因而能在施工中被大量的运用。新型水泥有不同的种类，各自的作用也会有不同。下面介绍几种不同类型的新型水泥。
1.复合水泥
复合硅酸盐水泥是由硅酸盐水泥熟料、两种或两种以上规定的混合材料、适量石膏磨细制成的水硬性胶凝材料，称为复合硅酸盐水泥（简称复合水泥），它在耐用性上较普通水泥更好一些。
2.高强水泥
高强水泥就是水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硬化成型的一种新型水泥。这种水泥明显的减少了用工时间，也能够缩减用工成本，这样大大的保证了施工的进程，在预期时间内保证交工。
3.膨胀水泥
这种水泥指的是在水泥硬化固定成形的时候，不会出现如其他传统水泥一般发生紧缩的现象。如果像一般水泥一样，会在硬化之后发生紧缩，这样会减低混泥土的强度，对施工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膨化水泥所具有的膨化效果，不仅不会缩减，还会变大，这样就不会减低强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程质量。各种新型水泥有各自的特点和性能，都在传统水泥上做了某方面的改善，提高了其适用性并且扩大了适用范围。
（二）新型隔热保温材料
自从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节能环保就成为了生态文明的标志。人们对建筑业的环保问题表现出了更高的期盼和要求。那么保温和隔热问题更是成为了大家重视的焦点。新型隔热保温环保材料的出现符合环保节能的趋势，对环保工作也是一种支持。良好的保温隔热材料可以在用工中减少其难度和费用，增加利润。可是由于很多客观因素制约以及在科技方面的不足，一些建筑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原因就是在保温隔热材料上出现了问题。然而新型保温隔热材料的不断发展，成功的弥补和改善了旧式材料的不足和缺点。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建筑施工的进行。新型保温隔热材料有泡沫型塑料、玻璃棉、彩色钢板等，主要应用于屋面和墙体。这些材料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性，在实际应用中的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国家，生态带来了社会效益和自然效益。
（三）新型墙体材料
墙体新型材料主要以非黏土为原材料，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拥有节约土地和能源、重新利用废弃物、保护环境功能的墙面材料。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南方与北方也存在较大的温差。所以在对南北方的墙体要求和设计上并不是相同的，在北方地区更加强调墙体的保温作用，而南方地区则更重视墙体的隔热功能。特别的是在南方冬寒夏热的地区的墙体材料，更是面对着冬季防寒、夏季散热的高要求。另外由于南方夏季雨季较长，所以墙体比较容易发生渗水问题。新型墙体材料主要分为两类。
1.砖块类
如轻混凝土小切块，它主要是由活性材料制成，有很好的热工性。可以最大力度的达到墙体保温对基本墙面的要求，大部分运用于北方地区的建筑设计中。需要注意的是墙体之间双板之间的距离为10mm到50mm。
2.板状类
这种墙体制品按照它的材料类别，制成手法等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内隔墙板，另一种是外墙板。对于内隔墙板中的轻质内隔墙板条类，得到最广泛使用的是一种膨胀的珍珠岩石为原材料和其他的一些盐水泥等经过挤压成形的增强水泥隔墙条板GRC板。由于该材质的特性在使用中应该注意避免腐烂的问题;而外墙板中以复合墙板为主，这种材质质轻，有良好的隔热保温性。由混泥土面层、钢筋混泥土结构层岩质棉层多层构成的混凝土岩棉复合墙板因为隔热保温效果好，防水性强，透气性高得到很高的认可，广泛适用于建房、公共外墙的保温建设、防火隔离带的建设。
（四）新型通风材料
这种具有很强通风性的材料就是最新特殊研究发明的特别窗框与开合装置，它的特性是其拥有很大的潜力和竞争力。外面的空气进入室内与一般顺序不同，它是先从窗户的底部进去再到顶部，由此进去屋内，这样就会减少高气流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感。另外噪声吸收板对空气可以进行一定的过滤并阻止冷凝水的进入，也便于清洗。新型通风材料的种类并不是很多，开发的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国家技术的支持和相关人才的关注。
（五）绿色环保材料
运用较为清洁的生产工艺、广泛利用城市工业废弃物、减少使用自然资源的无污染的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一种建设材料被称为绿色环保建材。找到既能节约能源又能保护环境的材料不仅对环境，对建筑业也能起到重大的推动。那么，将农产品变为建筑设计材料的办法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农人可以把自己的稻草或者秸秆卖给建筑商，这样不仅农民可以获得一些利润，建筑商也可以用此材料来减少原材料成本费用，提高利润。日常的秸秆燃烧现象也会减少，污染气体值和空气中颗粒物值也会随之下降。毫无疑问，绿色环保材料变废为宝，成功的减少环境污染并且抑制了对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问题已然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主人，有责任和义务保卫我们的家园。虽然我国在建筑设计领域中对新型材料已经引起重视，但是与国外的一些建筑业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新型建筑材料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建筑的质量，为人们生活带来舒适的享受。而且降低了建筑能耗，保护了自然环境。所以，国家应该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加以更大力度的推广，并且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作为新材料应用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陈文可.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相关思考[J]. 中国建筑.2012，4（20）：190-191.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4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市场拓展；信贷结构转型
一、案例背景
本次案例分析时间跨度7年，自2005年专业市场异地搬迁至2012年市场繁荣发展，工行某支行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为纽带，通过不断创新贷款模式，拓展信贷市场，促进银行各项业务蓬勃发展，在四行市场同业占比中独占鳌头。
（一）专业市场背景
该专业市场位于全国百强县市，创办于1994年，2005年实施异地扩建，是迄今中国该专业规模最大的专业市场，目前总面积约95万平方米，市场内商户已有3327余户，经营人员7000人左右，全年客流量在400万左右，年交易金额超100亿元以上。目前经营户中分为批发业和零售业两类，市场中97%都为个体工商户及小微企业。
（二）2005年某专业市场工行信贷状况简述
2005年工行只在专业市场外沿设小型网点，地理位置偏僻，受人员、政策影响，各项业务进展缓慢，其中网点不受理贷款业务，信贷中心常处于等客户上门的状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经营户也普遍认为工行大行，高攀不上。而同业其他商业银行占据专业市场中心区域，且办理贷款，在专业市场附近的四家金融机构信贷市场占比分别为：建行47%、中行25%、农行20%、工行8%。
二、工行某专业市场信贷拓展的举措
（一）创新信贷担保方式
工行根据市场作产品，市场细分，创新了各类担保方式。
1.创新权属证抵押方式
2005年市场异地搬迁之际，商户在新城址购置了商铺，但资金周转不灵。商铺尚不能办理房产证，只能办理权属证，且不能在房地产管理处办理抵押。银行大多持观望态度，工行某支行积极联系上级行、当地政府机构和市场管委会，在充分考虑风险的前提下，创新理念，在当地工商管理局协助下，办理权属证抵押，为商户解决难题。
2."租赁权质押贷款"
2010年专业市场与商户签署5年期使用权租赁合同，价值高达500万元左右，一次投入成本大，给市场商户带来很大压力，于是工行创新在市场上第一家推出"租赁权质押贷款"，租赁户可以门市部的租赁权（及优先承租权）作质押，传统的抵押和保证方式的担保方式实现了质的突破。
3.信用卡租金分期付款业务
2012年为满足租赁经营户的融资需求，该行结合信用卡分期付款的特点，创新推出信用卡租金分期付款业务，贷款额度100万元以内（含），不超过年租金70%，贷款期限1年以内（含），按月支付本利。并追加外部担保公司全程连带责任，使租赁经营户手头的资金得以盘活。
4.联保贷款
2011年工行适时推出联保贷款，由3-7户商户形成联合体，共同提出流动资金贷款申请，无需抵押物，实行信用联保。解决了无抵押物经营户贷款难问题。 “联保贷款”优势明显。从市场营销角度出发：“联保贷款”以点连线，一个客户的突破，可带出一片客户群，营销拓展市场力度较大。从风险管理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客户之间相互了解、信赖关系，由商户自我选择，剔除风险商户，降低银行风险管理成本。
5.小额授信贷款
针对无自然人担保的小经营户， 2012年工行又联合当地担保公司共同推出小额授信贷款，也是作为渠道营销方式的一种拓展，工作利用当地担保公司客户资源，由担保公司推荐优质商户，并追加担保公司连带保证责任，这样一来降低银行贷款调查成本，风险管理成本，又实现贷款工厂式的规模化营销。
6.助业贷款
2012年该支行成功为该专业市场一名80后的创业青年发放50万元的个人助业贷款，无需传统抵质押物担保，为通过助业贷款支持更多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打开了局面。
7.积数贷款
2011年推出该支行根据一定时期内金融资产积数的3-5倍数确定贷款额度，以保证方式向借款人发放的短期贷款，最高金额可达200万元。
（二）创新产品与服务
工行某支行了解到市场经营多为个体工商户，贷款需求短急快的特点，创新出授信模式和循环模式两种提款方式，在授信或循环期限内，经营户只需提前1-2天向银行发出提款申请，银行便快速处理，为商户提供信贷资金。节约了提款的时间成本和简化了操作流程，利于信贷市场的拓展。
（三）创新风险定价模型
工行力争实现均衡的信贷配给，实施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针对不同客户群体和市场竞争战略需要，分别采取溢价、市场价、挑战价、攻击价等定价策略。制定出一套定价模型，根据客户的价值确定产品的价格，充分考虑客户对于银行的贡献度，客户信用等级评定，风险等级评定（在人民银行信贷查询系统的征信记录）；依据贷款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不良），制订出一套科学可行的信贷定价模型：贷款客户利率定价=同期基准利率*[1+（客户信用评级系数+担保调节系数+客户过往贡献度系数+客户未来合作前景系数）]。
（四）创新内部管理
1.创新内部激励机制
工行某支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小额贷款激励制度。对小额信贷人员的业绩评价和绩效考核方法区别于大额对公贷款。对小额贷款的发放笔数与信贷人员的业绩进行直接挂钩，并对单笔进行奖励，激励信贷员操作小额贷款积极性。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5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结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其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的上升,是成熟市场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银行体系融合的一个表现。在拉丁美洲以及转型经济的中东欧国家，外资银行占到了当地银行资产总量的大部分，而在亚洲，尽管外资银行所占比例比上述地区少得多，但是也成为了当地银行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资进入大幅增加，至1999年外资控制率达到了50%以上。90年代上半期中东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程大大地加速了外资银行的进入的步伐。最初出售的银行大多数是中小银行，但1999年以后，大型的国有储蓄和对外贸易银行也在出售之列。匈牙利在私有化的进程中走在最前列，到了1999年末，银行系统的外资控制率接近了60%。波兰的私有化进程是渐进的，但1999年到2000年有所加快，在1999年中期Pekao银行出售之后，外资控制率也达到了53%。捷克在1998年开始对国有银行实行私有化改造，到了2000年初，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有三家被出售，外资控制率将上升至60%。在2001年仅剩的一家国有银行私有化之后，外资控制率达到90%。
在拉美，尽管外资银行进入历史很长，但直至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其数目才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西班牙金融机构掀起的并购浪潮。在1994年底，外资银行在阿根廷和智利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在1996-1997年一系列并购活动之后，外资银行控制的银行资产已经达到了50%。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巴西和墨西哥，外资渗透率一直较低，但是到了1999年底，外资银行控制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8%，而且2000年5月第三大银行的出售及2000年6月第二大银行的出售，使得墨西哥外资控制率迅速攀升到了40%以上。巴西是拉美唯一的外资银行在其银行体系中不占主要位置的国家。原因在于大量的银行资产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并且有三家大型的、资本充足、管理良好的私人银行。1997年、1998年两家大型欧洲银行的进入，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该国银行业的格局，并且加剧了竞争，随着一些国有银行的私有化，进一步的外资收购是有可能发生的。
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外资银行的作用比中欧和拉美国家要小得多，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政府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尤其是限制其进入零售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外，一些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放松了限制。韩国第一银行（KoreaFirstBank）出售给新桥资本（NewbridgeCapital）使得外资银行控制率在韩国有所上升。危机后泰国有四家银行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使外资控制率从1994年的0.5%上升到1999年底的4.3%。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一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的关注和兴趣，他们对此进行了一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份额急剧上升，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近期全球银行业合并整合的大趋势。金融服务行业的国际化使得银行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和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的激烈竞争，尤其是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使得银行业的净利差和利润大幅减少，降低了银行牌照（Franchise）的价值（Folkerts-Landau和Chadha，1999；VansettiGuarco，和Bauer，2000）。同时，银行业在本质上是信息和计算机密集化的行业，其国内业务和国际业务的成本在近几十年大幅下降。这一方面产生了规模经济，特别是在银行后台业务运作方面；另一方面扩大了银行业务的范围，特别是银行OTC衍生产品出现和快速发展。为了获得这一规模经济和产品范围扩大的好处，银行之间为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进一步降低了银行传统业务的利润率，促使大型跨国银行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涉足其他金融领域，并向海外大规模扩张（Canals，1997）。
中欧转型经济国家只有短暂市场经济历史，在这种条件下，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建立高效、稳健的银行体系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向银行系统重新注入资本需要较高的成本，这使得该地区国家的政府认为将国有银行出售给外国战略投资者，是解决银行系统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近期，为了加入欧盟并达到OECD的成员国条件，各转型经济国家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
与此相似，90年代中期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的银行部门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促使政府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输入重建资本，带来先进的银行技术。在已有大量外资银行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90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混乱导致了一系列的银行并购，大大提高了外资银行在当地银行市场的参与程度。
前已述及，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亚洲增长的幅度远远小于中欧和拉美，但市场参与者预期这一情况会在未来一段时期有所转变。先前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原因来解释亚洲外资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
其一，政府担心在发生危机时，外资银行会迅速、大幅减少对当地的贷款，并从东道国撤出资金，因此认为外资银行不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其二，当地银行的家族所有制和管理结构是外资银行进入的一大障碍，因为家族往往不愿意将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战略投资者（FitchIBCA，1999）；其三，如前所述，在亚洲参与跨国并购的外资银行大多数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大多数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银行不得不在俄罗斯危机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之后，处理自身资产负债方面的问题，日本银行也陷于处理国内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无暇向外扩张（IrvingandKumar1999）；其四，亚洲国家的银行中介化程度远远高于中东欧和拉美，所以进一步增长的预期小于上述两地，如果外资银行进入亚洲国家，必然要做大量的重组工作；最后是银行牌照的价值在逐渐降低，许多大型企业借款人转向资本市场融资，加之网络银行的发展降低了建立大型银行网络的价值。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动因的假说提出
一国银行体系外资银行参与率（控制率）较高，基本上反映了外资银行有意愿进入这一他们认为是有潜在盈利机会的市场，以及当地政府有意愿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提高其效率和稳定性并解决其银行危机的问题。故此，我们认为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必然受到市场上已进入的外资银行和当地银行的成本收益的影响，受到政府在危机后重组银行系统的成本的影响，并受当地宏观经济条件以及金融部门市场结构的影响。为此，我们就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动因提出以下假说。
影响外资银行决定是否向海外扩张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外资银行本身以及即将进入的东道国两个层面来考察，就外资银行本身而言，有两个方面：
（一）扩展业务的成本和收入方面的动力
Focarelli和Pozzolo（2000）曾将衡量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和银行效率等因素建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向海外扩张的程度正向相关，而且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的银行更可能在海外拥有分支机构。合理的解释是，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更有能力寻求新的利润机会，会有较大比例的收入来自非传统业务，也会有较大的向海外扩张的倾向。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这种类型的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该国的福利，当然这还要看他们进入后所提供的银行服务的类型。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1：外资控制率（或参与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正向关联。
本文选择三个变量来外资银行在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一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资产收益率或资本收益率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盈利能力的差异；二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业费用之差，以考量两类银行经营成本的差异；三是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之差，以考量其高端业务能力（金融创新）的差异。
（二）客户跟随战略
就银行自身而言，在其客户——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它们有时也会为了追随客户而到海外设立分行或附属银行，在境外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奉行的客户跟随战略。
对于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客户跟随战略的研究始见于Goldberg和Saunders(1980)，他们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情况，当时美国银行主要投资于英国，两位研究者发现美国对英国的出口额与美国银行在英国的直接投资额(FDI)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美国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并且非银行部门的FDI也是决定银行部门FDI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在东道国和母国经济交往密切、经济融合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外资银行会本着追随客户的原则来到东道国开展业务，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一般用非银行部门的FDI来描述两国经济的融合程度。有许多研究检验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银行部门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融合程度越高的国家之间的银行部门的FDI也越多，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明显。
对发达国家银行部门FDI的研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分析了外资银行在美国或英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即多国对一国银行部门的直接投资情况;另一种是分析了来自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的银行在世界各国的投资及经营活动。这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程度和外资银行进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支持外资银行追随境外客户向海外扩张的结论。
Seth,Nolle和Mohanty(1998)通过检验外资银行贷款行为的方法，检验了追随客户假说，发现在外资银行的大多数贷款并没有贷放给来自本国的借款人。他们调查了在美国经营的、来自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银行和来自这些国家的非金融企业在美国的分支机构的借贷模式，发现在1981-1992年的部分和大部分时期中，上述六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银行(日本、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将大部分贷款贷放给了非母国的借款人，所以追随客户假说只能获得有限的支持。
国际上对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外资银行是否奉行追随客户的经营战略的研究并不多见。Miller和Parkhe(1998)研究了1987-1995年美资银行在32个国家的经营，发现对东道国的FDI伴随着外资银行进入的增加，但在发展中国家，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Miller等(1998)研究是从对外投资国（美国）的角度进行的，我们试图从东道国的视角重新检视追随客户假说是否可以解释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部门FDI剧增的情况。为此，提出:
假说2：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与FDI上升正向关联。
而就东道国层面而言，其所以能吸引外资银行进入，主要可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
（一）东道国政府放松管制，进入门槛的降低
东道国法律法规方面的限制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是直接的，这些限制阻止了外资银行的进入，限制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保护了缺乏效率的国内银行。Focarelli和Pozzolo(2000)发现，外资银行更加愿意投资于对银行经营限制较少的国家。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表明，对银行业较严格的限制（无论是对本国的银行还是外资的银行），往往与较高的利差和管理成本相关联。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取消了对区域银行跨洲经营的限制，之后各个州自己制定的各项规定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性质和程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Goldberg和Grosse(1994)对此进行了研究，表明外资银行在对其经营限制较少的州参与率较大。Buch和Delong(2001)对银行收购兼并活动中的法律障碍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测试了2300个以上商业银行的兼并交易，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法律环境是影响国际兼并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资银行进入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时，在获得经营执照、分支机构数量限制、经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方面都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许多亚洲国家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允许外资银行持有更多的股权。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直到90年代中期，外资银行才被允许进入，当局开始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改革。同样，拉美国家转变对外资进入的态度也发生在90年代中期Tequila危机之后。所以总体而言，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具备的。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3：金融危机后，外资参与率和控制率上升。
假说4：金融管制严格的国家，外资参与和控制率较低。
一般很难找到合适的指标来考量一国金融管制的程度。我们选择本地银行部门的净利差作为金融管制的变量，一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保护了本地银行业的高利差的垄断收益。另外，对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不同的税负政策，也反映出东道国政府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程度。故此取两类银行的税负差作为变量。
（二）外资银行在东道国获得盈利的机会
东道国宏观环境好转，直接导致投资环境的改善，FDI的上升，及银行部门潜在盈利机会的增加。理论上讲，外资银行会选择盈利前景较好的地区进行投资。Brealey和Kaplanis(1996)，Yamori(1998)以及Buch(2000)的研究都证实了东道国人均GDP和外资银行对该国的FDI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在Claessens，Demirguc-Kunt和Huizinga(2000)那篇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经典文献中，运用了1988-1995年之间80个国家2300家银行的会计方面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这段期间，外资银行向那些获利丰厚、税负较低、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大举扩张。
Wezel(2004)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人均GDP对于外资银行进入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发现了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可能性会比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外资银行更愿意进入经济发展前景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Focarelli和Pozzolo(2000)在研究中控制了两国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之后，发现外资银行在选择向海外扩张的地点时，最重要考虑因素是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讲，初始产出水平较低、通货膨胀率较低、入学率较高、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将更有可能获得较快的增长，于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获得了外资银行的特别青睐。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东道国银行部门盈利情况对于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在文中，他们运用了资产回报率和成本收入比率来度量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盈利情况。结果表明利润率是银行选择进行FDI的基础。故此，本文提出：
假说5：东道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外资银行参与率和控制率高；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进入。
（三）地区特异性因素
诚如前述，我们发现一些地区特异性因素也造成了各地区外资银行进入的显著差异，例如，1999年中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希望及早融入欧盟的愿望，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各国放松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各项限制。此外，一些亚洲国家普遍担心，一旦发生危机外资银行有可能大量撤资，外资银行为本地经济提供的资金来源并不稳定，因此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相对严格。
三、中国实践：外资银行进入动因
本文设计了规范的经验分析框架，验证了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动因的五个假说。兹将结论总结如下。
外资银行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地银行拥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有效地弥补其对本地信息的劣势，这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外资银行大举向新兴市场国家扩张的动因之一。经验结果表明，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程度同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差呈正相关，与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营运成本差呈负相关，即外资控制率与外资银行自身的效率正向关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外资银行控制率就远远超过许多成熟市场国家。
90年代后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区位优势开始彰显，成为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其一，金融管制程度越高的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比例越低；其二，金融危机后外资控制率上升；其三，GDP增长以及东道国银行部门的利润率与外资进入的数量占比或资产占比正向关联，通胀率与外资进入变量负相关联。90年代后半期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对外资银行进入的管制逐渐放松，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减少银行重组和向银行体系注资的成本，往往鼓励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加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通胀率相对较低，东道国银行部门利润率提升，故此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资银行的监管环境和经营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从而导致了这一时期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
外资银行奉行的追随客户战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外资银行进入，尽管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显著。由于当地银行服务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外资银行可以通过在新兴市场国家当地设立机构、开展业务而内部化其客户的信息流，从而获得内部化的优势。
基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极大地促进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8%以上，经济发展前景良好，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这一角度讲，外资银行有强烈的意愿进入中国，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对于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及经营方面存在严格限制，截止2004年底，在华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占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的比率仅为1.5%，远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钟永红、李政（2004）利用生存分析法（survivalanalysis）以2002年12月以前设立的15家外资银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1992年到2003年经营情况，得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指标有助于增加外资银行的盈利机会的结论。随着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和经营业务范围的放宽，在华外资银行的盈利前景将会更好。简言之，可以预期，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获得较高的盈利，将逐渐成为外资银行进入的主要动因。
苗启虎、王海鹏（2004）发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机构数与其母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及其母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它们是影响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客户跟随”理论在中国得到了验证。为了满足原有客户发展市场的需要，外资银行跟随本国客户到中国设立分行，或先客户一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熟悉中国法律环境，掌握行业动态，调查买方信用等，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完成进入中国市场前的准备工作。由于直到1997年中国才放开部分城市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在此之前，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仅限于外汇存放款、票据贴现、汇款、担保、进出口结算以及经批准的外汇投资等业务，服务对象仅限于外国人、三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外汇贷款部分，因此外资银行的盈利状况与中国和外资银行母国经贸往来的密切程度相关。即外资银行母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外资银行母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大，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盈利能力越强。这意味着，由于中国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实行严格限制，导致“追随客户”成为现阶段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因。
此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受到中国和母国之间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来自亚洲的外资银行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份额总量的比例最大，资产总额为310.46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银行资产总额的62.61%，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在地缘上接近，文化上相似，便利了亚洲地区的银行进入。
注：
1我们认为外资投资人持有一家银行50%以上的股权，方才可以认为外资对该银行拥有有效的控制，故此，外资控制率定义为外资持股比例超过50%的银行资产之和除以该国银行部门总资产。资料来源于FitchIBCA的BANKSCOPE数据库。
参考文献:
新兴市场研究范文6
【关键词】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室性心律失常；治疗
冠心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主要是慢性心力衰竭，该并发症造成患者心源性猝死的危险性极大，其原因主要是患者出现室性心律失常情况。目前，随着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发生率的增高，患者极易出现室性心律失常，严重者会死亡，给患者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所以必须采取合理措施治疗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1]。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50例2011年6月——2013年3月入院治疗的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27例男性，23例女性，年龄46-73岁，按纽约心功能分级标准，21例Ⅲ级，29例Ⅳ级。所有患者经确诊为由冠心病导致心力衰竭，无肾脏功能不全、严重窦性心动过缓、病窦综合征等症。患者入院后实行24h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肝肾功能、脑钠肽等相应检查，无急性心肌梗死、不稳定性心绞痛、病窦综合征以及β受体禁忌，并排除因严重肝脏疾病、原发性心肌病、高血压等引发心力衰竭，以及排除由电解质紊乱、药物等造成心律失常。
1.2方法详细观察患者住院时发生的室性心律失常类型、左心室大小、左室射血分数值、脑钠肽浓度，研究患者抗心律失常药物使用情况及疗效，并对出院1个月的患者进行心力衰竭用药与室性心律失常情况分析。
1.3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χ2检验，计量数据以（χ±s）表示，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情况选取的50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21例（42%）室性心律失常，而且发生率随着左心室内径的扩大不断提高，其中有7例短阵室速，14例室性早搏，见表1。
3讨论
冠心病患者存在心肌缺血与心室重构情况，会使心脏功能逐渐发生变化，导致心脏电活动处于不稳定状态以及左心室功能下降，进而发生室性心律失常这一严重的慢性心力衰竭并发症[3]。研究表明，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普遍发生室性心律失常，主要原因在于患者的左心室内径扩大与心功能恶化，使得左心室收缩能力下降，出现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情况，造成心脏电活动不规律，从而提高了患者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由于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过度激活是引发冠心病患者心室重构的中枢机制，而β受体阻滞剂具有抗心律失常、改善左室结构与功能、阻断心肌细胞膜上β1受体等作用，所以采用β受体阻滞剂进行治疗可以很好延缓心室重构以及治疗心衰。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发生室性心律失常情况时，可采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主要包括胺碘酮、参松养心胶囊、稳心颗粒等，这些药物在临床治疗中具有不同的作用，若患者发生短阵室速，在采用胺碘酮1个月后与未采用者相比，其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明显降低。采用适量胺碘酮的患者与未采用的相比，其β受体阻滞剂使用量明显下降，而由于β受体阻滞剂的重要参考指标是心率，这说明胺碘酮可对患者心率产生作用，会对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产生影响。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关键是进行冠心病和心室重构延缓治疗，患者经过治疗可以改善心肌缺血与心肌功能不良情况，还能有效的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并对交感神经兴奋起到抵抗作用，从而减少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
综上所述，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与患者预后、临床抗心律失常药物、心衰治疗药物等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临床与出院后采用抗心律失常药物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武振林，马登峰，王晨，熊伟，等.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室性心律失常的临床分析[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2，10（07）：869-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