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本质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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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本质

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1

一、做中学——积累操作经验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创设与学生实际能力相符的操作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感受鲜活、灵动的数学,建立生动、丰满的认知表象,积累实践和操作的活动经验。

1.有趣

尽管操作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但仍然需要我们不断摸索,赋予操作活动更多的新鲜感。比如,在苏教版一年级数学下册《加和减》“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少)几”教学中,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在青青草原的美食节上,喜羊羊做了10个青草蛋糕,美羊羊做了6个青草蛋糕。你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熟悉的卡通人物一下子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学生热情盎然地在充满趣味性的情境中开展操作活动。

2.有序

高效的操作活动必然要有合理的序列,使得教师能够通过各操作步骤的反馈及时调整,帮助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学习内容,让学生在成功、愉悦的体验中开展后继操作实践。比如,在教学苏教版三年级数学下册《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一课,引导学生认识“面积单位”时,我设计了以下的操作序列,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协同参与。

①做一做:请同学们在纸上画出一个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然后剪下来看一看,这个正方形有多大。

②说一说:生活中哪些物体的面积大约1平方厘米?

③估一估:自己的橡皮擦大约有多少厘米宽?

3.有效

剔除操作活动表面的喧嚣热闹,要真正使学生通过操作活动得到思维的发展、能力的提升,就必须让学生在操作过程中不断地思考,边做边想、边想边做。如,在教学苏教版一年级数学上册《11~20各数的认识》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思维特点,我将操作与思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首先通过主题图让学生初步认识“11”;然后组织操作活动,让学生用小棒摆出“11”,要求摆出的小棒使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是11根;再比较优化,让学生理解“把10根扎成一捆,再在旁边放1根”的摆法最直接明了,使学生明白一捆就表示“1个十”,11里面有1个十和1个一。

二、比中思——反刍生活经验

学生的数学学习背景丰富而独特,教师应当认真地审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让生活经验与数学经验“有效对接”,及时挖掘生活经验中起到有力支撑的有益部分,同时也要注意对新知学习负迁移的干扰。

1.建立起点。甄别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发现其中与数学学习的内容有偏差的,甚至是错误的那一部分为教学起点,创设出能引发学生认知冲突的有效情境。

比如,在教学苏教版三年级数学下册《平移和旋转》一课时,我出示了理发店门前的旋转灯柱这个动态情境,让学生展开讨论“里面是平移还是旋转”,学生往往会受到视觉错觉的影响,认为旋转是柱子在旋转,平移是彩条在往上走。由此展开教学,学生对平移和旋转的区别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沟通联系。让模糊的生活经验变得清晰,让生活经验“数学化”,用数学的眼光重新观察世界,能够让学生建立起学好数学的信心和决心。

如,教学苏教版四年级数学下册《升和毫升》一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形象地理解体积的概念,我让学生讲述“乌鸦喝水”的故事,然后思考讨论:乌鸦为什么能喝到水?组织学生用“体积”的概念去重新阐释这个经典童话背后的数学内涵。

三、练中悟——启发思维经验

1.往前走。立足迁移,发现新旧知识之间的相通之处,引导学生准确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帮助学生建立知识脉络,完善知识结构,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发现的喜悦和独立解题的乐趣。

如,在教学苏教版六年级数学上册《长方体和正方体》一课时,在计算长方体侧面积的问题中,当已知条件给出的是底面周长时,学生感到无从下手。我让学生把一个没有上下底的长方形纸盒沿高剪开,这时立体的长方体变成了平面的长方形,再让学生观察比较在图形变化的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有变,引导学生感知“长方体的底面周长和高分别就是长方形的长和宽”,突破了难点,沟通了新旧知识间的联系。

2.回头看。数学教学是“数学思维活动的教学”,通过反思和总结,帮助学生梳理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培养分析、综合等思维能力,形成较为稳固的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积累思维活动经验。

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2

财务本质资金运动财权文献回顾

1引言

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起点就是财务本质,因为财务本质是对财务现象内在联系以及规律的最基本解释。由于不同的学者对财务本质的研究视角不同,从理论上对财务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深刻的发展过程,曾出现过货币关系论、货币收支活动论、资金运动或关系论、价值分配论等观点,本文将其分为五类,并进行简单评述。

2财务本质理论相关观点及评析

2.1货币论

(1)货币关系论。货币关系论是在 20世纪 50年代引进到我国,在我国曾产生较大影响。苏联学者N.日夫加克提出:“企业、联合公司和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是一种特定的货币关系体系。这种货币关系体系客观地发生于货币基金形成和使用时。这些货币基金在产品(劳务)生产和销售过程中被用来为资金周转服务,用来分配企业、联合公司和上级主管部门收入,以及用来对其经济活动实行监督。”在我国直到九十年代,仍有一些学者赞同此观点:货币关系论已将社会主义财务的性质、作用与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徐大海,1992);财务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活动,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吴水澎,1996)。

(2)货币收支运动论。该理论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前苏联,认为“财务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资金贯穿于企业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始终,包括货币资金的筹集、使用、收回和分配四个环节。杜英斌等(1988)认为“企业财务就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货币资金运动(货币收支活动);企业财务管理就是对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的管理”。

2.2资金运动或关系论

从20世纪 60年代起直至今时,“资金关系论”一直是我国财务界对财务本质认识的主流观点。资金关系论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企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方面,体现企业各方面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财务。20世纪80年代,中国财务学家王庆成等提出:“工业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工业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这就是工业企业的财务活动”。该理论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财务本质,不再把企业财务看成是静态的“关系”,而看成是动态的资金“运动”,既包括了财务表象――财务活动,又包括了财务本质――经济关系,许多财务管理教科书都以它作为首选观点。

2.3本金投入与收益论

本金投入与收益理论认为,资金按性质和用途分为本金和基金。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资金。基金是国家行政组织与非企业化事业单位为实现其职能而筹集和运用的专项资金。郭复初教授(1997)在将资金区分为本金和基金的基础上提出: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特定的经济关系。该观点认为把基金和本金加以区分,划清财务与财政、信用的界限,突出财务的经济属性。

2.4分配论

(1)劳动分配论。从经济活动对经济效果的影响因素出发,郭泽光(1989)提出劳动分配论,认为“财务实质上是经济活动中和生产要素在物质形态上的组合相应产生的劳动分配与经济效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反映,简言之,财务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分配”。郭泽光(1995)还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曾经讲过的关于鲁滨逊的故事分析,得出财务源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启示,最终得出财务的本质是社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与产出比例关系的优化所决定的劳动分配的结论。

(2)价值分配论。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财务本质新观点。该观点认为,企业财务的本质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微观价值分配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王广明、刘贵生,1989)。刘贵生(1993)指出,从企业经济角度考察,企业财务正处于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分配环节。企业财务本质便是以企业为主体形成的分配活动与分配关系。企业财务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生产要素的分配活动;二是企业生产成果的分配活动。企业财务关系也就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

2.5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论

财务活动与财务关系论认为,财务的本质具体包括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两个方面。唐与仕(1987)提出用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来概括财务的本质,认为“财务活动是企业在资金筹集、使用和分配的财务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业务,包括资金的投入与退出、资金的耗费与补偿资金的收回与分配等内容。财务关系是经济范畴,即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企业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会和有关方面发生财务关系,包括企业与财政的资金下拨与税利上缴的资金分配关系,企业与银行发生信贷与结算的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由于相互协作和商品交换而发生的资金结算关系,以及企业内部所发生的各种财务关系等”。张惠忠(2000)也赞同该观点,认为“现代企业财务的本质应该表述为企业财务活动及其发生的财务关系”。

3财务本质理论的评价及启示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对财务本质的认识还未达成一致。学者们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认识不断深化和多元化。对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资金展开,如货币关系论和货币运动论,这样的理解是不完善的。随着财务本质认识的发展,对财务本质的理解又发展到“资金”层面,而后出现了分配关系论和价值运动论,财务本质上升到了价值层面的讨论。但学者们的研究也在一些方面达成共识,比如:对财务本质理论的研究既包括财务活动,又包括财务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财务关系;认同对财务本质的研究,不仅要从经营角度,还要从所有者的角度对财务进行研究,把企业财务细化到多种层次来纵深研究。

参考文献:

[1]郭复初.财务理论研究与发展.会计研究,1996(2):13-16.

[2]张国正.财务本质的重塑:一种企业契约观.财会月刊,2008(8):17-20.

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3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差异性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完整而系统地显现。第一,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他认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么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揭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二,抽象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以用化学或物理实验去研究,不能靠单纯地感性直观,只能借助思维的抽象力去分析。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不是一种先验的或纯粹思辨的,而是历史的,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历史性和暂时性,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一般规律。第三,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种研究与叙述相统一的方法和抽象与具体相统一的方法又是统一的,研究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叙述就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的具体,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差异,但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第四,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从最简单和最抽象的概念范畴出发,在思维中具体化,即就是从抽象到具体;历史的方法是从事物的实际发展顺序去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是相统一的。

二、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

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个人、厂商、政府或其他组织如何进行现实生产的选择,使得资源高效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取最大化的回报。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在实际的经济学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第一,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是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研究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在具体的经济活动行为过程中会依据价值判断来做出理性的经济行为选择。实证经济学是采用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具有一定数量关系的函数关系,构建一定的经济模型,通过这种模型进行一定分析来证明经济活动选择的可行性。第二,均衡分析法。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分析法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去分析某一时间点、某一特定市场中的某一商品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分析是分析所有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同时达到均衡时的所有商品的价格决定。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在现实经济活动分析中常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第三,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静态分析是分析经济现象的均衡状态,完全抽调时间及其相关的变动因素,静态地进行经济现象的分析;动态分析法与静态分析法相反,是对经济活动变动的过程进行分析,比如分析某一时间内有关经济总量的变动以及相关经济总量在变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第四,经济模型分析和边际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就是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数量关系来建立一定的经济模型,然后去分析经济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边际分析法就是运用微积分方法去分析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经济增量的变化,用以说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变化过程,其结果可以用因变量的变化率与自变量的变化量的比率来表示,可以分析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

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差异比较

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4

关键词:保密;经济;本质联系

一、经济利益的对立与竞争是保密活动的深层本质与根源

保密实践作为主体求生存、保安全、谋发展的社会运动和特殊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主体追求自身物质经济利益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构成了保密的深层本质和基础,而保密服务于经济,并为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有效保证和内在动力。

(一)经济利益的对立与竞争构成保密实践的深层本质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地位不同,经济利益也不同,他们之间往往是对立与竞争的关系。除此以外的其它社会集团,如企业、国家等利益主体之间同样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与竞争。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各利益主体一方面积极争夺各种经济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另一方面也想法设法获得对方的经济秘密。这样,利益主体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竞争就表现为对自己经济秘密的保护和对竞争主体经济秘密的窃取之间的斗争。

在商品经济中,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被商品化,各利益主体的经济秘密等都成为不宜为外人所知的商业秘密。利益主体的商业秘密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技术知识(如制造某种产品或者应用某项工艺以及产品设计、工艺流程、配方、质量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和经营信息(如企业的发展规划、营销方式、货源客户、谈判底盘等信息),它们是利益主体的无形资产,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对利益主体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利益主体保住了自己的经济、商业秘密,也就保住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保住了自己生存、发展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反之,利益主体就丧失了核心竞争力,就会给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隐患。所以,利益主体保守住自己的经济、商业秘密,是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并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关键。

由此可见,经济秘密源于资源稀缺,保密活动源于经济活动,各利益主体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构成了保密实践的深层本质。

(二)经济利益的对立与竞争决定保密实践的发生发展

保密的前提是有秘密存在,而秘密是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为了维持氏族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氏族部落的成员总是把满足全体成员生存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和稀缺资源隐藏起来,不让外人发现,从而萌发了最早的保密意识,产生了最早的秘密事项和保密活动。保密意识的萌发、秘密事项和秘密信息的出现和保密活动的产生,表明了原始社会不同氏族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

到了奴隶社会,随着金属工具的发明和运用,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者的产品也开始变为商品。这又导致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人。为了防止同行的竞争以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商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商业定价与成本等视为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并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同时,手工业者在长期的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能和技术诀窍,他们视这些技能和诀窍为自己生存的根本事项。为了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手工业者把自己掌握的生产技能和技术诀窍作为不可外传的商业秘密,进行严密保护和严格控制,只允许它们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并逐渐形成了父传子承的保密方式和传统。在这一时期,作为商业秘密的成本信息和技能诀窍只是在父子之间、师徒之间等很小的范围内传承,商业秘密处于静态阶段。尽管如此,与原始社会相比,这一时期的保密实践,无论是保密意识还是保密方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发展同样根源于利益主体(商人、手工业者)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竞争。

在封建社会晚期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商业秘密进入动态阶段,开始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被秘密持有人在有限范围内有偿地转给他人使用。到了近代和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及国际经济技术贸易的空前发展和高技术的大量涌现,技术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商业秘密的范围与内容不断扩大,逐渐由技术秘密扩展到管理秘密、商务秘密、经营秘密等。同时,商品由早期的社会供应量不足,到供应相对丰裕,整个社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过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商业秘密在竞争中的价值日见凸显,因商业秘密被窃取或者商业秘密泄露等引起的商业纠纷日益增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这种情况一方面促进了各利益主体保密措施和手段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保密理论体系的完善和保密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从原始社会保密意识的萌发到现代社会保密理论体系的建立,从单纯的物品隐藏技术到综合的保密防范措施,从对稀缺资源和商业秘密的武力争夺到保密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人类的保密实践不断丰富发展,而推动保密实践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

二、一定的经济条件构成保密实践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

(一)保密实践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

保密以秘密的存在为前提条件,最先的秘密是稀缺的自然资源或者剩余产品,稀缺产品是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价值而数量又十分稀少的自然物质,剩余产品是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无论是稀缺资源还是剩余产品,都是与人们的生产活动或经济活动分不开的,没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或经济活动,就没有稀缺资源和剩余产品,有了生产活动,稀缺资源才显示出它的存在价值,生产水平得到提高之后,才有剩余产品的出现。有了稀缺资源和剩余产品,才有保密意识的萌发,也才有秘密事项的形成和保密实践的产生。由此可见,保密实践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

保密实践的发展过程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物质条件。推动保密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利益主体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和竞争,不断革新的保密技术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在保密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保密理论和法律体系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更是离不开由以产生的经济物质条件。综观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和人类保密实践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保密实践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和水平有多高,人类的保密实践能力和水平也就有多高,人类物质生产的速度、广度和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保密实践的速度、广度和程度。

(二)保密实践的运行和发展离不开物力财力的持续支持

保密活动的进行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需要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一是安全保卫工作。保密离不开安全保卫工作的有效保障,如对要害部门、部位,会议以及重要国防保密工程、设施的保护,重要产品的制作、运输、使用、存放等运行环节,都离不开安全保卫。在对保密的安全保卫中,安全保卫人员的雇佣、安全设备设施的购买等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投入。二是保密技术应用。随着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密码通信应用的领域增多,密码更加复杂,使用密码通信,防窃听、防窃照等技术产品,不断增加了保密的成本。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密技术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更新换代越来越频繁。对新产品进行保密技术分析,增加新产品中的保密技术含量,以及开发新的保密技术等,也都需要物力财力的支持。三是组织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设立专门的保密管理机构和组织以及对保密工作人员进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费用。四是必要的经济手段。人是保密的主体,在秘密信息的开发及传递过程中,都有人参与其中。人员负有保密的义务。然而,人员不可能一直被限定在保密部门,他们总有一天要离开保密岗位。要让这些曾经接触秘密的人在离开秘密岗位之后,继续甚至终生负起保守秘密的义务,就必需使用一定的经济手段对其进行补偿。

三、保密实践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在动力

(一)保密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持续有序发展,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企业与企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各利益主体总是想方设法获得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以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在市场竞争中,保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来说,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市场、保地位,只有保住自己的商业秘密,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推动经济持续有序发展;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保密就是保尊严、保、保安全,只有保住了自己的经济秘密,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保持主动、抢占先机,才能推动本国、本民族经济社会的持续有序发展。

(二)保密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动力

保密是经济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主要表现在:规范化、体系化的保密法规与制度,包括国家安全法、国家保密法、物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法等,它们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经济社会长期稳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体系化、信息化、高效化的保密工作网络,是经济建设持续有序进行的重要情报支持和信息平台;广泛深入的保密宣传教育,是增强国民保密意识、促进国家经济实力提升、激发企业经济能力增长的精神动力;普及保密技术知识,推广运用先进的保密技术,可以为经济建设提供保密防范手段;保密督促检查和查处失泄密事件,及时堵塞泄密漏洞,可以为经济建设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保密工作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必然推动经济建设持续有序地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保密对经济的发展也有负作用。保密活动的广泛开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科研、生产和工作的程序,降低了工作效率,耗费了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垄断和高利润产业的经济壁垒,常常迫使人们重复研发、重复生产,而从整个社会和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看,这无疑是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与此同时,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限制,保密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偏激行为,出现多种失误甚至错误,如定密主体宽泛、责任不清;定密标准不清,宽严失当;保密范围模糊,任意夸大;重定密轻解密,一密定终身现象比较严重;定密程序失范;等等,所有这些不仅给保密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而且直接干扰、影响和阻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怀彦,巨乃岐.军队保密文化建设[M].金城出版社,2011(99).

2.巨乃岐,王恒桓,田华丽,欧仕金. 军队保密文化研究的价值探析[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2(1).

3.宋海龙,巨乃岐,田华丽.当前我军保密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J].保密工作2011(11).

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5

关键词: 后现代经济;符号;广义符号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17―08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开始迈向后现代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式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同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为反映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还提出了信息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后现代经济)的本质并无统一的认识。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对人的本质的正确把握是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恩斯特•卡西尔是现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他从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出发,着重研究人类认识问题。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中,卡西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向,他试图用符号形式的哲学思路去把握和描述世界以及人性的生成与演化。在其名著《人论》中,他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为出发点,勾勒了人性发展及人类文化的所有创造物――语言、历史、艺术、宗教、神话的整体构架。作为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卡西尔的关于人的符号本质的论点或许能够使我们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一、符号

符号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的理论基石。符号的基本意思是标签或象征。如果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那么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如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卡西尔在一般意义上对符号作了解释: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觉的东西就是对象及其意义的体现者。卡西尔也认为符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1]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并不是单纯的实体物质,它属于关系范畴,反映的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关系,即外在物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的统一关系,不应片面地将其理解为形式化的记号或标记,忽视其意义。例如,送玫瑰给情人时,玫瑰就是“爱”的“符号”,这一符号的能指就是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玫瑰,所指就是能指代表的意义,即爱;基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联想式的整体)产生了第三个术语①,这束玫瑰成了一个符号。我们必须注意:作为符号,这束玫瑰不同于作为能指的那束玫瑰……作为能指,一束玫瑰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2]134作为符号的玫瑰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体现为对“爱情”的表征,接受者接受的不是物质性的“玫瑰”,而是作为符号的玫瑰,即“爱”。

符号作为对象的指称形式,它的统摄功能具有生成人性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首先,“符号的抽象性使人的生活超越了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有了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3]53其次,符号的普遍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是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这使人的世界有了比动物世界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使人类能够打开文化世界的大门。最后,符号的多变性使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和观念。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3]35

卡西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符号,需要把符号与信号相区别。信号是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是对外在世界的被动的接受,动物是以所属的种的本能活动获得信号,被动的适应外部环境,例如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表明,铃声作为“食物”的信号仅仅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信号不能和人的“符号”相提并论,符号是观念性的或意义性的存在,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有了符号,不仅可以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被动的反应,而且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符号主动地把握世界、解释世界,以自己的精神力量能动的改造对象世界,使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

符号与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了解了它们的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符号。第一,信息反映的是信息的接受者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强调符号所蕴涵的意义是否有新意,具有直接明确的价值性,信息传递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符号互动。第二,知识是人们对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果,即以符号方式存在的符号互动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知识是人类整个符号系统的一个子集②,但是符号不一定是知识。第三,体验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反映,这种关系形成于消费者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互动过程之中,它不能离开主客体而单独存在。由于人与外在世界之间互动的基础是符号,因此体验所反映的关系是一种符号互动的关系。第四,注意力只是人类活动(符号互动③)的一个表层环节或方面,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注意力所关注的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却忽视了“注意力”背后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符号需求。第五,文化即人化和意义化,文化本身并不是符号,而是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个关于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意义只存在于文化参与者的思想之中,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得到表现,并通过人的感官才能被体验。需要强调的是,符号具有的物质实在性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属性,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与文化相关的东西,即可以被用来在多种文化语境中传递的意义。符号是去魅后的文化,是人类的特殊创造物,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处在特殊关系之中的符号既可以表现为信息又可以体现为知识。

由上可见,符号可以很好地涵盖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我们认为“符号经济”一词较好地概括了后现代经济的各种表现形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文化经济。这些形态都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或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某一范围和环节分析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缺乏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而符号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既关涉了以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经济,又包含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信息)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经济,它在深度、广度以及简明性等方面明显优于上述概念。[4]

二、符号经济与广义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就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符号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经济活动。关于符号经济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威廉•波特在其《致富秘诀》中提出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票据通货,并认为票据和金属货币虽然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仅是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正如“货币或许起源于某种商品,但其价值和行为已不再受那种商品的控制了”。[5]440-441现代较早提出并使用符号经济这一概念的是彼得•德鲁克,他认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即“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以及信用流通”,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6]38张晓晶认为,由经济符号的创造、流通所形成的执行一定经济功能的经济系统就构成了符号经济。他把经济符号看作是一种能够变现的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凭证,并认为“货币”、“信用”、“金融”等都可以纳入符号经济体系中。在此基础上,张晓晶进一步指出金融经济与符号经济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着重于功能上的描述,而后者更侧重于形式上的描述而已。[7]

货币符号是经济符号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有了货币符号,有了货币符号使用范围的扩展,经济生活才得以从符号上去理解;但是,如果符号经济的概念仅仅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提出这一概念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首先,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的符号经济的外延和内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理论和现代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张晓晶在《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符号经济与虚拟经济、名义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的外延是一致的。虚拟经济与符号经济的内涵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符号经济指的是经济符号,即“货币”、“信用”和“金融”的创造与流通形成的价值增值;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8]其次,对于张晓晶提出使用符号经济可以有助于区别虚拟经济的歧义,我们认为这一建议的确可以较好地消除歧义,但是成思危的方法更佳。成思危指出,目前造成“虚拟经济”含义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把英文中的“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和“Visual Economy”都翻译成了“虚拟经济”,并同时在三种含义上使用,消除混乱的方法是:将“Fictitious Economy”翻译成虚拟经济,因为它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概念衍生出来;将“Virtual Economy”译作“拟实经济”,因为它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说电子商务等等,即“网络经济”;将“Visual Economy”译作“可视化经济”,因为它是指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际经济活动的可视化经济活动。[8]再次,从用词的匹配性角度看,张晓晶认为用“金融”没有用“符号”与“实体”匹配好;我们认为用“虚拟”更好,因为它与“实体”更对称、更匹配。最后,张晓晶指出,符号与实体经济并列可以很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实体”自然是第一位的,“符号”自然是第二位的,这突出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9]7我们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到目前为止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业的繁荣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表明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在未来,人类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所处的位置只是基础性的,符号经济需要做的不是“突出它”,而是“取代它的主导地位”。当然,此时的“符号经济”不是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而是拓展后的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

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对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的拓展。第一,从外延上看,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大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现代符号学认为,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则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非常广泛,包括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而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主要指“货币”、“股票”和“债券”及其它金融衍生物。第二,从内涵上看,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更偏向于强调符号的形式,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则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由于需要跨越学科之间的壁垒,许多人常常难以了解符号的真正内涵,常常错误地把符号理解为标记,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外在物质的形式),忽视了符号的所指(符号代表的意义)。

由上可见,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广义的符号经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狭义的符号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已经有人从较为广义的角度理解符号,思考经济活动中的一些问题。例如,让•鲍德里亚在20世纪中叶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国家的符号消费问题;我国学者汪丁丁在本世纪初分析了个体符号交往的经济学含义。[10]为此,我们建议放弃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从符号学角度理解“符号经济”,下文的符号经济主要从广义角度加以理解。

三、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

保罗•萨缪尔森指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事实上,经济组织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在今天与在人类文明之初一样地关键。”[11]4-5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是判断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重要标准。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主要体现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主体方面(即“谁来生产”和“为谁生产”)符号经济突破了传统物质性、生物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仅是“经济人”,更是具有精神性、文化性的“符号人”。

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因此,对人类自身欲望和行为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形式上已经非常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对现实问题不能作出有效解释和预测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关于人的假设的不完备。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立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准确、全面地反映人的“真实”本性。当代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指出,“‘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12]24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人”假设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到广义经济人的演变过程。广义经济人主要体现在加里•贝克尔、詹姆斯•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思等“新经济学家”的著述之中。加里•贝克尔指出,“由于异乎寻常的精确化充斥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特色、声誉或善举等变量越来越失去存在价值。然而,人类行为其实并不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充分(唯一)内容的。受欲望规定,人类存在着对荣誉、友谊、尊重等许多非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经常包含一些健康、道德、友谊、和社会目标”。[13]117-118“广义经济人”不再是凡布伦所指责的“洁白无瑕”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行为的目标在于实现个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从而涵盖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对伦理、文化传统的考虑。

在经济人假说不断修正的同时,也出现了“管理人”和“社会人”的假设。“管理人”是赫伯特•西蒙在批判“理性经济人”时提出的一种人类行为类型的假设。他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证明人类行为包含着大量非理性的因素;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局限,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只是追求可以实现“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14]226西蒙把这类以追求“满意”为目标的有限理性人称为“管理人”。

“社会人”是一些“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人类行为分析模式。社会人假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它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要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内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它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14]225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人本经济学等各种新经济学对人类自身行为以及人的本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和求解,他们的结论表明,人不是单纯的“生物人”、“经济人”,人是具有文化性的“社会人”。面对如此多种关于人的假设,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分析了形而上学的理性人、神学的宗教人、自然科学的生物人,认为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的某些存在属性。他指出,理性人过于抽象和空洞,不是对人性的实在反映;宗教人是对人的文化本质的荒谬的异化;生物人看到了人的存在前提,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因此,它们都没有对“人的本质是什么”作出根本性的解答。卡西尔通过对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也阐明了社会人和文化人的本质是“符号人”。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之中,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是人的唯一本性。在卡西尔看来,人类文化生成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的符号活动。因为符号活动“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3]8这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创造各种各样的文化世界。因此,符号是第一位的,文化是第二位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西尔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

作为一个符号制造动物,人所创造的一切的基础都是符号(文化),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历史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的最主要的几种形式。通过符号系统,人们认识了工具和理性的意义,进而认识了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成为符号世界(文化世界),使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变成为符号关系,使自然人成为文化性的符号人。总之,文化人、社会人的本质在于符号,“人是符号动物”。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在“生产什么”方面,符号本身已经开始成为商品,并正在形成一个广阔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动人类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符号成为商品是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人类需求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人类需求按性质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历史的归宿看,精神需求将越来越重要。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物质产品严重不足,不断增加物质消费、提高物质消费水平是当时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人们购买商品主要是为了物质消费,即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如充饥、御寒等),而文化消费只是一种生活点缀。在工业社会后期,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迅速提高,各类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于是,人类的需求层次开始提升,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推动了符号的商品化。当前符号的商品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基本形态。

其一是符号商品化的低级形态,即符号渗透在物质性商品中,与物质性商品一起被销售和消费,这种符号与物质相混合的商品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又可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人们购买商品不再单纯地注重商品的物理效用,而是同时关注情感和精神上的效用,即符号效用①;于是物质商品之中开始包含更多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因素,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如产品设计、广告等方面)对产品营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托夫勒早在1970年就指出,“后服务业的经济的关键在于从制造业开始的各种生产的心理化。今天所有的工业国社会,尤其是美国,产品有各种奇特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商品的设计越来越迁就消费者心理上的额外因素。厂商在基本商品上增加了精神因素,而消费者则乐于为这一捉摸不定的好处慷慨解囊”,[15]196于是,我们“过渡到创造一种与满足心理需求相联系的经济,……但(这一经济)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忽视”。[15]195其实,这种经济的本质就是符号经济。

其二是符号商品化的高级形态,即符号成为独立的商品。虽然独立的符号产品需要物质性的载体,但是人们购买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精神情感需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由它提供的符号效用决定。当人类创造的各种符号(如科学技术知识、历史文物、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以及其他文化艺术产品)由于自身或人为的因素变成了一种具有“符号效用”稀缺性资源时,符号就可以成为商品。早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我国的两汉时期,符号就已经作为独立的商品存在,当时一些“穷秀才”靠“鬻文为生”;20世纪中叶以来,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金融、科技和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凸显了符号的经济价值。目前,全世界仅文化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就高达220亿美元,并正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例如,2003年英国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达到1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其产值占GNP的7.9%;[16]291美国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达到14%,其产值占GDP的比值已经超过31%。[17]8由上可见,符号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方面,符号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

第三,在“如何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符号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更是人与外部符号世界的符号互动过程,是一个生产差异化符号的过程,作为符号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变成了文化和意义交换和消费,企业生产(符号创造)的动力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

在符号经济时代,人们的主导性需求不再是物质需求,而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与精神和文化方面紧密相关的高层次的符号需求。人作为“符号创造动物”,其符号创造活动主要来源于人与自然界或社会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活动。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符号系统,人们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表情、姿势以及其他非语言符号才得以可能,因此,人与社会互动的实质是符号互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也是符号互动,这是因为人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将自己与客观的自在世界分离,在符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自在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客观世界隐藏于符号世界之后,于是符号世界变为连接人与客观的自在世界的桥梁,只有借助符号世界,人类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在世界。

符号创造活动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活动。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实质就是在与客观世界进行信号互动基础上的符号系统的自我演绎,是人的好奇心的外在表现。这种演绎过程既表现为不考虑符号意义(所指),由人脑或电脑进行的单纯形式上的和物理意义的符号(能指)运算过程;也表现为剥去符号的外在的、具体的形式(能指),由人脑进行的关于符号意义(所指)的整合过程。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是最为典型和最为单纯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是对可能世界随心所欲的表达,是人的符号创造欲的外化结果。

符号的生产和创造是一种差异化的生产和创造,这种差异化来源于创造者所拥有的符号系统的异质性,如果这种特异性产生的符号产品的差异性符合某些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该符号产品就可以变成商品。作为商品的符号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具有象征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交换价值,它也许具有传统经济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但是这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于是,作为商品的符号的物质性的经济交换价值的主导地位被符号的意义性的交换价值取代,物质流通体系转换为意义流通体系。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这一交换所规定的消费就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分析的内容了,因为它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消费中的实用性一面,今天的消费过程正是将经济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交换价值的过程。[18]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从传统研究中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析里走出来,将分析符号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作为自己分析的基础。

在符号经济时代,符号创造的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在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的动物性求生本能导致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过度的竞争只会使市场趋向无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和阶段,经济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变化发展的。如前文所述,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就会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人的符号本性看,就是追求符号生活的富足。在符号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符号的创造、生产和消费。企业的生产过程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其生产出的产品(即符号)可以被多个人同时享用,“效率”不再是符号创造活动的主要判据,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竞争和社会的过度分工,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一活动中,虽然仍然会存在竞争,也必须要讲求效率,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竞争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正如凡勃伦所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19]因此,过度的竞争和社会分工往往会使人异化,导致人的职业厌倦,束缚人的想象空间,降低人的符号创造能力,削弱人们的文化符号需求,扼杀文化的丰富性,减少符号创造的差异性,进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符号的创造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而创新创意的动力来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欲,因此,在人类的符号消费需求的拉动之下,符号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以及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符号创造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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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本质范文6

人们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对于经济行为的正当与否往往存在着内在的价值判断。而在作出这种价值判断时,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又无疑是人们为其经济活动寻找正当性解释的标尺。历史地看,人类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关注古以有之,在中国先秦诸学派的著述中,儒家与法家对经济伦理问题就有非常丰富的阐述。这些论述集中表现在

对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属性即“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功利价值即“利”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中。

“重义轻利”的理想主义经济伦理观。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前期儒家总体上强调“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至上性,但他们并不反对“利”的获取。如“孔子适于卫”,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状况,倒是盛赞其人多地庶,当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明确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庶”、“富”皆属“功利”范畴,孔子之言显然是对“利”的肯定。在他看来,只要“取之有道”,“君子”也可以“爱财”。相反,即使言不及利,甚至鄙视正当的功利活动,但结果却是贫贱交加,则更不足取,所以他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正是基于对“利”的正当性认识,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与孔子相应,孟子主张“制民之产”。他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意味着人并非远离物质需要的纯道德主体,道德本身也并非远离基本物质需要的抽象存在。没有作为生存需要的稳定的物质前提,道德活动可能丧失栖存的根据。孔孟肯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正当意义,但并非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在他们看来,“利”的获取,必须以“义”作为前提和根据。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更是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所以,他们认为,君子应当“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人的经济活动,必须“义以为上”。“义”才是取“利”者绝对服从的“道德命令”,是纯义务、超功利性的存在,才是经济活动正当展开的前提。由此可见,前期儒家注重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前提,强调经济主体纯善的精神动机,而“以义为质”的道德前提,最终也就决定了经济活动必须具有“为他”、“利他”的超功利目的,从而在对经济活动的整体评价上就表现出崇尚道德、拒绝功利的理想主义特点。

“先利后义”的现实主义经济伦理观。先秦前期儒家虽然在经济伦理观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一面,但以荀况为代表的后期儒家在如何对待“义”与“利”的问题上则进行了现实主义的反思,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荀子认为:“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莫若仁人之善也。”“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荀子·富国》)由此可见,与前期儒家不同,后期儒家已不立足于经济活动正当与否的讨论,而是认为对“利”的追求已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节用裕民、材万物、养万民、兼利天下等功利结果,已成为“义”的实现和确证;换言之,真正的“义”,必须与现实的功利效果相联系。荀子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前期儒家的“道义论”传统,如他也认为“保利弃义谓之贼”(《荀子·修身》),“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但是,他在指出“义”作为取“利”的基础时,已经注意到“义”并非抽象至高的“绝对命令”。“义”除了具有超功利的本质外,还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循“义”而“趋”并非无条件地表现为对“道德命令”的绝对服从,它也可能是获取“荣”与“利”的一种方式。因此,他认为“先义而后利则荣”(《荀子·荣辱》),并提出“礼法”并用的评价模式。荀子主张以“循礼”作为经济行为获得正当性支持的道德前提,而以“好法”作为维护经济行为正当性存在的客观界限。因为“礼者”,可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能够完成对人的“欲”的道德性支配;而法则可以“定分止分”,克服道德活动的主观性缺陷,实现客观的社会公正。荀子在“义利”观上承认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两重性,无疑使儒家价值观从“理想”走向了“现实”,而“礼法”并用的行为评价模式,又表现出“儒法过渡时期的特点”(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义利观促成了“道德主义”向“法治主义”的历史转向。

“贵法不贵义”的法治主义经济伦理观。与儒家不同,在“义利”观上,法家已逐渐剔除了“义”的主观评价功能,而以“法”作为衡量经济活动正当性的客观尺度。因此,先秦法家的经济伦理观明显具有重法轻德的“法治主义”特点。相对于先秦后期儒家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有功利和道德两重倾向,法家认为“凡人之情”,皆“趋利避害”的功利本质,“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管子·禁藏篇》)。既然如此,在经济活动中就不宜设定道德制约,而应当“索民之疾作而节用”(《韩非·显学》),通过相互竞争,增加社会财富,实现足民富国的目的。由此,法家认为,“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书·更法篇》)并且提出客观的经济目的的实现应当是“不贵义而贵法”,“不务德而务法”。这就表现出法家以法律制度的客观设计作为规范经济行为的基本模式的特点。法家的出现,说明在社会变革时期,人性不稳定的历史状况。他们已经认识到儒家只强调人在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动机的内在弊端,因而试图从功利的角度为经济行为寻找获取正当性的有效途径。他们认为,社会公正应当通过公平合理的制度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人的道德主观来把握。因为以“私”为本的人的主观性总是不稳定的。只有通过明确的立法活动,才能将人引导到合适的社会生活中来,使人之私欲变为合理的社会要求。如韩非即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