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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1
关键词：生态理念；蒙古族；场地精神
1引言
园林景观中的场地是表达艺术效果的重要框架结构，其特定的布局和建造形式代表着不同园林艺术形式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有助于观赏者解读其中承载的场地精神。西蒙兹曾在《景观设计学》一书中提到，当下是听从时间表严密计划和服从权威的时代，培养场地感情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却往往被忽视[1]。由于古老的蒙古族一直在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对自己的场地具有深厚的感情，这份感情在蒙古族文化中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成为蒙古族特有的场地精神。现代设计师通过蒙古族特色建筑物、建造技巧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创造出符合精神表达的场地，展示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本文对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中场地精神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解读，为丰富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精神内涵
2.1场地精神的影响因素
1.1.1蒙古族游牧文化与场地精神
游牧文化主要是指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在草原地理环境、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居住于欧亚草原中部——蒙古高原的蒙古游牧民族，是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世界游牧文化的典型代表。
游牧文化的产生当然离不开游牧生活的基础，游牧生活中临时性居住、流动性迁徙等特性对于蒙古族来讲，亦是一种“行”的游牧文化。“行”是一种运动状态，它富有生命力，造就了蒙古族游牧文化鲜活的形象，并与周围生活的自然环境产生动态联系，生活的一切都是草原赋予的，而草原上的人们又一直在保护着草原，具有一种亦此亦彼、融合共存的联系方式。蒙古族游牧文化在蒙古族与大自然相互交流、相互协调的过程中产生。“共生”、“和谐”的生态意识成为蒙古族游牧文化与美丽故土的结合点。
2.2蒙古族地域特色与场地精神
著名的蒙古学学者陶克涛说：“历史证明：自然环境或地理因素与游牧人的社会发展之间始终有一条无形的纽带相维系着[2]。”
在欧亚草原地区的蒙古族，生活在海拔较高、远离海洋的环境中，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天严寒。按照和辻哲郎《风土》一书中所述，这里属沙漠型风土，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特性为注重实际、意志坚定[3]。这是生态规律的支配作用和生态条件的制约作用在古代蒙古族人观念和性格上的反映。它注重维护社会发展的生态基础，强调从生态价值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生目的，进而形成了自然与游牧社会中蒙古族地域特色的那条无形的纽带——生态意识。
蒙古族游牧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意识具有很突出的实践特点和经验价值[4]。他们尊重自然规律，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场地，是“和谐”生态意识的具体体现。而园林景观的场地建设是直接与自然对话的活动，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延续着这种意识，并将它注入其独特的场地精神。
2.3蒙古族宗教文化与场地精神
萨满教是蒙古族固有的原始宗教，其信仰主要是万物有灵论，它把万物都看成有生命、有活力、有灵魂、有神性的，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树木皆有神灵主宰。灵魂活力内涵于万物之中，给予万物以生机和灵性，并使之具有超自然的属性。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过程，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独特内容的宗教世界观。
蒙古族先民的崇敬自然观启示人们，大自然不是人类的敌人，不是可以被人类无休止地索取的对象，而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的朋友，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园林景观就具有这一根本属性，将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精神与生态环境协调共生关系提到了新的高度，无论是抽象空间形态的营建，还是具体场地的设计，都应富于人们的关爱，让其如生命体一样地有机生长。
2.4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中的场地精神与表达
人与自然和谐，使蒙古先民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生态伦理实践者和环境保护志愿者，展现了蒙古人以自然生命为核心的生存理想和高度生态化的人文精神，是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精神。
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是“人与自然和谐”表达的载体，而“人与自然和谐”让特色园林景观的场地表达得到质的深化，场地内在的蒙古族文化会让看似普通的造园作品得到新的表达。这种关系让我们看到蒙古族文化在特色园林景观中存在的本质。因为蒙古族文化最重要的是用心感悟自然，所以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一座沟通的桥梁，不仅将造园师和观赏者超时空地联系在一起，也让蒙古族有了自我内心与现实之间的交流。
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中的场地精神在园林中场地的表达，采用蒙古族特有的形式与空间观念。素材形成整体布局，即形式骨骼，也创造了相应的空间。形式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依据，是人类可以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抽象的空间，则是人类只能感知和无法深入认识的事物。场地设计就应抓住人类感知的这个特点：形式本身以易于解读的方式存在，而抽象的空间成为人们静思人生与感悟世界的物质素材和精神寄托。
3人与自然和谐引导的设计
蒙古族特色园林景观设计，既是融合的，也是发展的，为内蒙古地区的园林景观设计指明了方向，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的场地精神设计理念在蒙古族地域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3.1项目设计概况
项目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新华东街北侧，用地南北长372m，东西宽324m，包含大剧院、博物馆、停车场3个部分。博物馆将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相结合，建成后将跻身国内省级一流大博物馆行列（图1）。
图1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及博物馆全貌
3.2场地布局
场馆性质决定了建筑外环境的功能作用。博物馆将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与现代博物馆功能相结合，突出反映草原蒙古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正在这种背景下，场地设计采用体现内蒙古特色和风情的天然原材料——这就是草原“再生”的概念，大量的草原乡土植物被应用，不但有助于提高成活率，还可以以这种方式建立简易的草原生态环境；“再生”就意味着循环利用，是蒙古族人与自认和谐生态意识的一种，表达了蒙古族文化中与自然相处的独特方式，营造出主体的景观环境，这也正是蒙古族出于自身生活需要而自发创造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景观。
通过设计来表现一种对蒙古族文化的表象大环境的超越和对内涵的深沉思考。场地不再只是表达景观的效果，更多地是表达设计者造景的思维，这种思维理念让使用者在场地中感受到的是景色背后深藏的含义而产生超脱表象的思考。以表象感悟内涵成为场地设计的宗旨。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设计宗旨也正是通过蒙古族文化在园林景观中运用达到从量到质的改变。
3.3空间布局
在内蒙古乌兰恰特大剧院及博物馆外环境直观表达的空间布局上同样也实践着这种从有形向无形的过渡。刚进入场地时，面对的只是一条蜿蜒曲折通向远处一个大的圆形巨窗，不管是形式还是材质都十分朴实，场地中有几十根柱子，通过不同的排列方式，形成不同角度的观看方向，围合出不同空间，人们从不同的停留点可以感受到围合的内聚空间和水面开敞空间之间不断的变换和过渡。有形的空间让人类心中无形的心理感受和意味解读也跟着此起彼伏。这些感受与蒙古族文化带给人的心灵震撼保持一致，空间上升到一种程度是通过心去感悟，而非单靠眼观。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2
论文关键词 蒙古族 保护草原 游牧生产生活 习惯
在全世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今天，研究生态问题不仅要了解有机体与周围外部环境的关系，而且要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蒙古族来说，正是在草原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创造了游牧文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游牧文明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和驾驭自然资源和自然力，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性，它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生产力，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资源。蒙古族创造的游牧文明，不仅与其生产方式相关，同时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游牧人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游牧民族在干旱少雨的高寒地带创造了适应蒙古高原气候、土壤、雨量、无霜期等自然地理和环境的生产方式——游牧生态文明类型。游牧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充分利用自然永续资源和环境来延续游牧人的生存技能。在这个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长生了很多保护草原资源的风俗习惯。
一、追逐水草的迁徙习惯
蒙古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他们逐水草而居，依靠大自然而繁衍生息。由于严酷而封闭的内陆自然环境促使蒙古族根据季节变化和牲畜地习性来进行游牧活动，所以携家带口随畜群移动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经营方式。“如果以生产方式的能量的基础出发，农耕文化是一种土地文化，而畜牧是一种草木文化。” 正因为游牧生活依赖的就是草木，所以游牧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蒙古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从事游牧生活早已认识到了自然环境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性，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他们深刻的领略到了人与天地之间万物的密切联系。游牧生活中牲畜依靠自然而存在、牧民依牲畜而生存、家畜和草场又离不开牧民地饲养和保护，所以草场、牲畜、牧民这三个是游牧生产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三要素。对于牧民来说，对草场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草场的好坏决定着牲畜和牧民的生存问题。草场的选择要看地形、气候、水源等自然因素，更要看在这些自然因素的情况下这片草场能容纳多少牲畜，什么阶段放哪种类牲畜，什么时候迁徙到另一片草场，这些都依靠牧民的丰富的游牧经验来安排。“从亚洲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来看，不是游牧民族选择了‘迁徙-适应’行为，而是环境促使游牧民族做出‘迁徙-适应’的举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伦理道德乃至工艺器 、文化教育必须与奔波移动的生活相适应。 牧民一年中多次迁徙、二次搬迁、走“敖特尔”等游牧方式，因为只有以游牧的生产方式，才能解决保护自然环境与牲畜繁殖的矛盾，才能正确处理好保持生态的多样性与饲养畜牧的关系，才能继续的繁衍生存下去。
二、牧场的利用
蒙古族长期在天然草原上放牧，如果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放牧的话，牲畜的繁殖和牲畜对草场的掠夺很快就会超出草场的承载量，让草原丧失它原有的功能。所以在草原上牧场和牲畜之间的矛盾是牧业生产中贯穿始终的必须不断解决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此种游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为不断地迁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则卸其帐，其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 在掌握了自然环境的一系列情况下选择“游牧”（蒙古语“敖特尔”）是解决牧场和牲畜之间矛盾、利用牧场的最合理最有效的好办法。他们已然掌握了季节变化与移动的方向、畜群数量与草场承载力、牲畜的种类与牧草、畜群的大小与水草等诸多关系而进行一年又一年的循环游牧。 笔者在内蒙古兴安盟代亲塔拉草原对牧民进行访谈时发现，牧民们都在一个地方集中放牧，前面一群刚过去不一会儿后面又来了一群，他们一年又一年的都在同一个地方放牧。牧民们说，只要雨水好这片牧场的植被还是很好，牲畜地承载量也增长，但他们也不会盲目的追求牲畜的数目，或者说他们不会追求让牲畜涨到草场最大容量，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
“看羊群经过的足迹草像用刀割的一样被吃的那么整齐，只有一些有毒的草被留下来，还有羊群牛群边吃边拉的粪会变成草木生长需要的养料。分季节选择不同的牧场，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反而通过牲畜适当的限制草和刺激草木茂盛的生长。” 也就是说，被牲畜吃这种现象本身就能改善牧场。很多人都认为游牧生活本身就是很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众所周知的奶制品，它的制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一种奶制品出来，所以不会浪费一丁点的牛奶。也许这不是有意识的环保活动，只是为了不浪费，但这种活动本身就是环保的。
三、平衡牲畜与牧场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牧场上长的草量受这个牧场处于的气候、地形、土壤等各种自然条件的支配，不可能超出适当的量。但是另一方面一头牲畜为了生存必须吃掉一定量的草。所以一定范围的牧场载畜量也是有限的。简单的说就是牧场在控制牲畜的数量。那蒙古族是如何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的呢？蒙古族一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技能。
（一）饲养牲畜的技能
蒙古族饲养的牲畜的种类只有马、牛、山羊、绵羊、骆驼这五种，统称“五畜”。每一种牲畜的饲养和管理都有着详细的技能，从牲畜的、接羔育羔、、挤奶剪毛、给牲畜饮水、大印记及造围圈打草，哪个季节要打预防针，还有给牲畜治病的传统方法乃至内容丰富的有关牲畜、畜牧业生产方面的语言学知识和天气方面知识等。，就从打草来说，牧民们把草地围起来，春夏两个季节不让牛羊进，找到秋天打完草，拉出去后才牛羊进，拉不走的草垛来年春天草发芽之前必须拉完，因为载重的机动车会压坏刚发芽长出来的小草。笔者在进行访谈时也发现，牧民根据自己的羊群的情况，每年两到三次洗羊群，这是为了预防各种疾病洗的时候会选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且附近的牧民也来这边洗，不会随便找地方破坏草地。这种习惯，事实上就是有利于护草原。
（二）对牧场的合理选择
牲畜并非随水草游移就可大量的繁殖起来，自然的条件只是牧业发展的可能，而逐水草的牧业靠牧人的勤辛劳动中积累的经验技能。依赖粗放天然牧场，“夏饱、秋肥、冬瘦、春死”，成为养畜的规律，因此牧场的选择至关重要，是维护牲畜的生命线。牧业生产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游牧食物链的基础上，加进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短链生产，因此它必然受制于自然环境，人们追逐水草而游牧，首先要遵从大自然的节律。比如：气候冬长夏短的节律，草场类型复杂的节律。由于大自然的节律，牧草的生长也有周期的，牧人从一个牧场迁徙到另一个牧场，不仅是为了保护牲畜的饲料，更是为了恢复牧场的繁殖力，以便在下一个生产周期相对的季节有可能重新返回。选择牧场是一自然地形、水源、气候为依据的。近代方志《内蒙古纪要》说：“春季雪融，则聚低洼之乡，依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与一定境内，渐次移转。其倾全力而采索者，惟水与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必先选居山阴，冰足以资人之饮。草根没于雪者稍浅，家畜赖以掘食。” 就这样他们的每个季节的转移都有适应自然，利于牲畜的选择牧场的原则，合理的使用牧场，更好的保护了牧场。
有的牧民把山羊群和绵羊群分开来放，把羊群赶上山，把绵羊群放在地形不高的牧场上，这也能说明他们在依据牲畜的吃草特征来利用牧场，也可以说牲畜的本性让牧民很好的利用了牧场。这种想法从以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牲畜吃吃牧场上的草，被吃的草又能重新长出来，但是如果牲畜数量的超出了，草能重新长的速度，那会怎么样？毋庸置疑牧场不能保持原有的样子。牧场因为牲畜而变模样，严重的时候牧场会进过度放牧状态，草不能满足畜群，牧场也变成贫瘠土地，或者还有些别的功能但会丧失牧场这种价值。所以牲畜受牧场的限制，也能影响牧场，甚至也能限制牧场本身，因而产生牲畜和牧场的平衡。可喜的是牧民也遵循这种规律。
在很多领域内，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游牧文化的角度研究者们对于蒙古族有意识的保护草原这方面是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日本研究者梅棹忠夫在他的《蒙古游牧文化的生态人学研究》一书里这样写道：“根据我的实际调查，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牧民对牧场的态度是有些轻视的。不说积极保护牧场的针对性的策略一点儿也没有，连关于牧场变好变坏的自然规律——牲畜、牧场的能动变化，从这里归纳出来能表达规律的积极概念都没有。他们说到的很多关于牲畜与牧场的关系都是从牲畜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只关心牧场对牲畜好还是不好。他们对牲畜有很多细致的知识但对牧场的知识甚少。对于牧场他们只从质量方面来衡量不会进行数量的观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赞美蒙古族经营牧场的方式是不公平的。” 但他也说甚至可以说疑惑，他认为牧民们为了确保让自己的养畜一年又一年的肥壮的生长的根本问题就是保持牲畜和牧场的平衡。如果他们破坏了这种平衡，牧民的生活早就面临危机了。然而没有积极的数字计量，牧民怎样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让牲畜选择牧场的结果吗？或者是牲畜的数量没有达到牧场能载量？总之最能肯定的是，牧民没有让牧场的载量和牲畜的数量的比例达到极限的经济意图，这是这个民族的思想特征。某种程度上牧民由衷的爱那些牲畜。蒙古族对于他们的家畜是有特别的感情的，比如在那些英雄史诗当中主人公骑得马都是只次于主人的英雄。在广袤的草原上没有太多的人家畜就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不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就因为这样蒙古族没有破坏牲畜和草原的平衡，也保护了草原资源。
调查中还发现，蒙古族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充满了感激之情。在生产活动中他们总惊奇的发现各种神秘的事情。比如，一头牛的眼睛明明瞎了，而且都陷进了。可是后来发现那头牛的眼睛竟然已经重新长出来了。他们相信，在他们的草场上长得某种草药，治了牛的眼睛，所以他们更敬畏这样充满神奇的自然，禁止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
（三）打草
蒙古族很早就开始打草以便过冬或者在早春的时候给那些跟不上群的瘦弱的牛羊。储存的草的用处早春的时候尤其明显，因为新草还没有长出来，一些抓不好的牛羊就开始瘦，得把它们留下来用存储的草来饲养。牧民们上个秋天打的草下大雪以前拉不完的草，放在草场上。来年早春，雪化了、道路清晰了以后就向“敖特尔”拉，必须草发芽以前拉完，一旦草长出来了不会让重型车进去拉草，因为这时候土壤已经解冻很松软，重装车走来走去会把刚长出来的嫩草压死，所以这是一个禁忌。打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去年干枯草植物的影响，草植物重新长出来的时候更茂盛，而且还避免荒火。这真所谓一举两得，既让牲畜没有减损得过了春饥也保护了草原。
四、捡牛粪的习惯
牛粪是蒙古族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燃料，牧民常常背起用木条做的筐，捡牛粪。这种情景也总出现在蒙古族的文学作品和歌曲中。捡牛粪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也起到了保护草原的作用。因为内蒙高原是位于干旱的内陆，所以好多畜粪不能充分的腐烂然后进土壤里面而是被晒干以后永久的留在地面上导致被盖的地方阳光照不了，自然的草也不能长，导致破坏草原。这是在草原上随处可见的现象，走在牧场上常常会看到陈年的那种发灰的牛粪它像煤一样硬硬的动开它下面真没有长草。在半农半牧地区羊粪是种地时候用的最好的肥料，也是牧民最主要的燃料。当然牛粪的用途不止如此，还有在春季和秋季时，常用牛粪堆墙或者在羊圈上围贴湿牛粪，这样又遮挡风雨，也避免了动土，保护了草地。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3
【关键词】地方课程价值定位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89－02
一、地方课程概念的不同认知
概念是认知所有事物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下定义，一旦确定了事物的概念，为它下了定义，无论这概念和定义准确、完善与否，它都从根本上决定了所下定义人对事物的认知。这也成为下定义人对有关该事物的指导原则，也必将成为该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助力或阻力。同样的，放在对地方课程的认知上亦如此。在地方课程概念的看法上存在诸多不同，笔者简单的划分为：狭隘的和广义的地方课程；行政划分的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这两种划分只是从不同视角的划分，两者之间本质上是相似的。
1．狭义的地方课程和广义的地方课程
（1）狭义的地方课程。教育部文件中有关地方课程有以下表述“即为了适应城乡经济发展和学生滋生发展的不同情况，在国家课程计划中划出一定比例，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自由研制的课程”。［1］这种涵义的地方课程使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了所在行政区域内地方课程的制定者，享有开发和管理的权利。我们可以将这种地方课程看作为狭义的地方课程。
（2）广义的地方课程。广义的地方课程，泛指经教育部批准，单独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使用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以及相应的课程方案。即国家授权于地方，将课程的研制权利交于地方，由地方来完成地方的基础教育课程。简单的说，就是由地方管理，或由地方参与的课程，都可以看做是地方课程。
2．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
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是将地方教育部门在地方课程研制以及管理中的权利大小作为划分标准的，更多的是侧重地方教育部门的权利；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是将地方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这更多的是在区分不同行政区域内的地方课程。
（1）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教育部有关地方课程的相关表述中，存在着“比例型”和“自主型”［2］ 两种不同的地方课程。所谓的“比例型”即在国家的课程计划中划出一定的比例，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自由研制。很显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只是决策的执行者，没有对地方课程的决策权，而研制也只能更多的限制在国家课程的相关范围之内。而“自主型”则是将地方课程与国家课程区分开来，交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研制和管理的课程。相对而言，地方教育部门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了对地方课程的决策权，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也相对大了许多。
（2）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文化的区别多是历史长期发展而来的，不同地区的人，由于文化的不同，很容易被区分开来，大到国与国，小到村与村。偌大的中国实施地方课程，犹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中国传统文化区大致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区、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东部农业文化区可细分为：①关东文化副区；②燕赵文化副区；③黄土高原文化副区；④中原文化副区；⑤齐鲁文化副区；⑥淮河流域文化副区；⑦巴蜀文化副区；⑧荆湘文化副区；⑨鄱阳文化副区；⑩吴越文化副区； 11岭南文化副区；12台湾海峡两岸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地区：①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内蒙古文化副区、北疆文化副区、南疆文化副区；②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位。”［3］
不同的文化区内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例如关东文化副区的代表性艺术形式就是人们熟知的“二人转”；燕赵文化副区的代表艺术形式则是“京剧”等。所以在地方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地方行政部门要适应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这也决定了不同的文化区内地方课程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广东的地方课程绝不可能大力推广京剧，地方课程不建立在自己文化区的文化积淀上是很难进行的。
二、地方课程的不同认知产生的不同价值定位
事物的存在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更多的是由它的创造者所赋予的。创造者必须为它进行价值定位，如若不然，创造行为会变成一次无聊尝试。地方课程作为国家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一环。它的价值定位，决定了它在课程体系改革中所产生的功效。
1．狭义的地方课程和广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
（1）狭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狭义的地方课程，也就是“比例型”的地方课程，它是国家课程中有一定比例的部分，这也就决定了它的价值定位是附属于国家课程的。简而言之，在国家统课程的价值指导下允许出现地方特色的“国家课程”，这种地方课程存在的价值首要的是服务于它所从属的国家课程，在尊重地方课程产生的多元化的同时更强调国家课程的主导性。
（2）广义的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广义的地方课程也就是“自主型”的地方课程，它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研制和参与的课程。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成为该种地方课程的创造者，也必将赋予地方课程更多的地方特色，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得地方课程更多的成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助力之一。
2．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
（1）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的侧重点在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是从属者还是主导者。这样看来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其价值更多的是在考量课程体系改革中的权利划分问题。
如何处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处理国家、地方、学校之间的权利划分问题。
（2）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价值定位。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的条件是地方文化的相异性，地方课程是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基础上的。那么它的价值就在于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首先，地方课程开发通过对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的筛选和整理促进文化的系统化；其次，地方课程的开发为地方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途径；最后，地方课程的开发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创新。”［4］
三、地方课程的不同认知产生的不同课程建设
地方课程的概念只有在它的不断建设中才能变得更清晰、更完备，地方课程的价值也必须在地方课程的建设中加以实现。
1．狭义的地方课程和广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课程建设
（1）狭义的地方课程产生的课程建设。狭义的地方课程由于从属于国家课程的地位，决定了它的课程建设也是从属于国家课程的，首先面临的是比例的问题，国家课程中它能占据多大的比例，也是它所能得到的支持多少的关键，没有哪个学校愿意在不受重视的教学板块里浪费时间，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其次面临的是内容的问题，它更多的是附和国家课程的主题内容，使地方特色或许会变得不贴切。
（2）广义的地方课程产生。广义的地方课程在地方教育部门的研制和管理下，其课程建设更多的是在展示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同时会加入地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元素。
2．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和文化划分的地方课程产生的课程建设
（1）行政划分的课程建设。行政划分的课程建设是狭义和广义的结合，行政划分的地方课程关键在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权利强弱上，强则利于广义的地方课程建设，弱则利于狭义的地方课程建设。
（2）文化划分的课程建设。文化划分的课程着力于地方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其课程建设也必须对地方文化进行选择、传承和创新。地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地方课程建设的状况，两者息息相关。
四、结束语
作为国家基础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地方课程负载着特定的意义，它使得多元化融入到了三级课程体系之中。三者之间不可替代，共荣互补。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如此才可能建设良性的国家基础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基础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6.8
2 肖菊梅.论我国地方课程的开发［D］.湖南师范大学，2004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4
关键词：初中语文;地域文化;研究概述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10A-0049-04
地域文化是从地域角度考察文学所生成的文化及其语言风格。早在3000多年前，《诗经・国风》就是按15个地区来汇编诗歌，显示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和孕育民族精神的基础。研究、挖掘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地域文化，探讨、优化地域文化对初中语文教学的影响，是当今时代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一、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相关概念的概述
（一）地域、地域文化
什么是“地域”？首先，“地域”应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它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区的范围”。其次，“地域”还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意义，即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再次，“地域”应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因为它所反映的事物或者关系往往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综合体。另外，“地域”还应是一个比较性、对照性的概念，任何地域都应有一个可资比较、对照的参照物，然后此一地域之特点才能彰显。对地域可以有多种划分，空间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但从历史实际和学术研究的实际来看，最值得重视的还是行政（政治的、社会的）的和文化的划分。以行政区域（比如数量众多的以省、市为单位的文化史和文学史），以文化区域（比如晋、徽、闽、巴蜀、齐鲁、东北之类的文化史和文学史）对地域进行归类。[1]
所谓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包括历史文化、商业文化、以及道德观念、地方风俗、思想行为习惯、活动方式、、文学艺术、法律规范、学术文化等因素在内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需要注意的是地域文化与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地方文化”是指地方特色文化，即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文化，是某一地区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这一意义来说，“地方文化”就是“地域文化”。但两者之间又不能画等号，“地域”是根据一定标准与相邻或不相邻的地区区别开来，有着较明确的概念，而“地方”则比“地域”更是一个伸缩性强、方便使用的模糊概念。[2]“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区别就更明显了。首先，从划分依据看，地域文化有着严格的标准，是依据各个文化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划分的，如吴文化、楚文化等。而乡土文化的划分则没有严格的标准，在实际使用中，多依据行政区划划分，如上海文化、海州文化等。其次从空间范围看，地域文化的空间范围有着较为明确而稳定的界限，不能任意而定。而乡土文化的空间范围则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可根据实际需要作灵活处理。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地域文化
在笔者索引文献中，侯兰花在其硕士研究论文《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提出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这一名词，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索引到的最早提出这一名词的人，但其并没有对此做出十分详尽的解释。[3]后来，杨春菊[4]、马建[5]等研究者都开始对此进行论述。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地域文化是渗透于我们生活和学习的每一个角落的，它不一定是以自己独立的形式出现，但不可否认它的存在。这样，语文教学中的地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为渗透于语文教材、语文活动等一切形式的语文教学中的关于地域文化的因子。如苏教版初中语文七上第三单元《民俗风情》中的《社戏》《端午日》《本命年的回想》等，第四单元《多彩四季》中的《三峡》《济南的冬天》等，七下的《展示华夏文化魅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登岳阳楼》《巍巍中山陵》《木兰诗》《黄河颂》等，八上杜牧的《泊秦淮》中渗透的“秦淮河文化”，八下林嗣环的《口技》所渗透的清代京中地方特色文化，九上鲁迅《故乡》和九下的《藤野先生》都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文化背景。
二、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意义探究
在笔者索引的文献中，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看法。2004年，刘伟铿的《地域文化研究》一书在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此书是我国出现较早的专门研究地域文化的书籍之一。在《地域文化研究》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地域文化研究大有可为”的观点[6]，给予地域文化研究以极大的肯定。随后，各位相关专家和学者都就地域文化研究意义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关于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专业人士多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对于文化传承的积极意义
地域文化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各地的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一直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文化的作用在于它对人们的思想熏染，一个地域的文化，无时无刻不在熏染着本地域的子民。因为有了特定文化的熏染，才有了北方人的粗犷，南方人的细腻。地域文化之所以有如此作用，是因为它的发展适应了这个地区的发展，而且是以这个地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并作用于人的思想。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们视听模式的改变，这些原来人们喜闻乐见的地域文化似乎正在渐渐远离我们的时代，有不少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险境。地域文化已经像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她们带着满腹经纶，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边缘感受寂寞，慢慢地睡去，这一睡，可能就成永别。文化传承最基础的群体应该是孩子，只有让孩子了解一种文化，喜欢一种文化，它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所以说，进行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的研究对于文化传承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对语文教材编写的意义
语文教材编写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现代语文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必须编写什么样的教材。语文教材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的，应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及学生的要求，并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更新发展，而地域文化的特征正好适应了这个要求。
1.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丰富了语文教材
中国幅员辽阔，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着悠久历史。中国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亦称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它最早源于50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夏、商、周三朝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别，构成了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的差异，并形成了丰富多彩、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特征。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冯天瑜教授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联合出版的《中华地域文化大系》总序中就对中国文化的地域归属作过很明确的阐述，他认为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作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原，季风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富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由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西南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业文化亚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可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与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7]地域文化的丰富和迥异在很大程度上为语文教材的开发提供了便利的素材，它的这个特点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材。
2.时代久远、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拓展了语文教材
从地域文化的差异形成历史来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氏族宗法制的彻底解体，我国地域文化的格局就已在宗族藩篱的废墟上显现出早期的规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地理差别，从经济上制约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则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起，则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遗俗的流播传扬，又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区域文化氛围，这种超长的延展性就有效地拓展了语文教材。
3.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地域文化开放了语文教材。
中华文化既是一统的，又是多元的。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中，各种文化和谐发展而又各自保存自己的特色。钱穆先生形象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她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相同的文化因子，这就是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语文教材也开始呈现出多元的色彩，其集中体现为语文地方课程的开发。因此，地域文化的这一特征也为语文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一定程度上开放了语文课程开发。
（三）对学生学习发展的意义
一切和教育相关联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应该归结到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上，这才是教育的真正要义，地域文化研究也不例外。任伟在《地域文化与语文教学――以新郑文化为例》一文中，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于学生发展的意义进行了探索：
1.地域文化影响学生的精神气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把语文教学也看做一种文化活动，地域文化对它的影响必然也要经历一个外显（地域文化因素）―内化（人的精神气质）―外化（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的过程。对教学起决定性影响的一定是内化的精神气质。
2.地域文化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
地域文化是一个源于空间上对文化进行区分的概念，但地域文化一旦形成，在时间上就有了延展性。在今天我们培养学生的现代精神品格，地域文化是一个最好的资源。
三、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诚如上面所述，我国对地域文化研究的起步并不快，但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喜人的。就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的成果来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成功地对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进行了分类
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目前大致倾向是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教材运用类研究。此类研究是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放在现行教材之中，努力寻找了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此类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教材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并利用这些因素来实现对学生的教育。
第二，拓展性研究。此类研究是在前一类的基础上对地域文化研究的一次拓展，他们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教材之外的诸多领域，如实践活动、口语交际等。此类文献很多，约有40篇，如王庆友的《寻找地域文化与语文实践的和谐共生之路》[8]、马建的《传承地域文化精髓 促进学生素质发展》[9]等。
2.探寻了语文教学中渗透地域文化的路径
关于地域文化的渗透，笔者索引的文献意见几乎一致，都是利用语文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渗透，具有代表性的路径有：
第一，依据初中教材“课后探究内容”，引入地域文化。第八次课程改革提倡开发教材，课后探究内容既可以深化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可以扩展他们有关背景的知识面。教师应尽可能寻找与当地文化相联系的材料，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背景知识越丰富，阅读理解的水平就越高。
第二，以单元后的“语文实践活动”为依托，引入地域文化。如果说“课外探究内容”受课文内容限制比较大的话，那么单元后的“语文实践活动”回旋的余地就大得多了。
第三，以“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应该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性学习，初步养成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语文素养。因此，只要有利于语文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归入语文研究性学习的选择范围。
第四，以写作训练为依托，引进地域文化。相对于我们的教材而言，写作训练是比较宽泛的，这也有利于地域文化的引进。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1.从作用方面看
很多文献都只停留在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的甚至只针对某一种地域文化，有的则带有非常明显的商业色彩，这给后来研究者的索引借鉴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2.从研究视角看
一般的研究视角都局限于语文教学与当地地域文化的结合，未从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出发，对初中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学习者的角度去研究地域文化的也基本没有，在笔者索引的文献中，能注意从教材中地域文化分类的角度研究的也特别少。这样，就造成了研究视角的单一性。
四、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设想
著名科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目前还存在着各种问题，而且还肯定会不断有新的问题产生。同样，也说明了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未来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研究可能会出现以下趋势：
一是从解决问题到问题解决的转变。课题研究从教育教学中来，到教育教学中去，为学生终身发展服务。现阶段语文教学中地域文化传承意识培养研究，都着眼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如何从紧紧抓住教材的思维转移到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上来，需要我们研究者理性的思考。
二是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地域文化的逐渐重视和地域文化传承理论的不断成熟，地域文化可能会成为我们教育教学中非常重要的范畴，成为学校的重要教育手段。这也需要专家学者做出引导，以期建立合理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高金吉，汤兆成.康熙海州志（标点本）[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34-65.
[2]吴功华.桐城地域文化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8-80.
[3]侯兰花.中学语文中的地域文化教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4.
[4]杨春菊.浅谈中考语文试题的地域文化性倾向与备考策略[J].语文教学之友，2008（7）.
[5][9]马建.传承地域文化精髓 促进学生素质发展[J].小学教学参考（综合），2013（10）.
[6]刘伟铿.地域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97-120.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5
草原上的游牧者，走进白雪世界，在冬窝子安营扎寨。
大地屏息、忍耐、克制、积蓄，也更加静思，更加清洁。
仿佛孕育中，又仿佛藏着天大的秘密。一目了然，又无处倾述。
不经意间，泄出一片喜意……这一切，和今天的画展――
《阿曼・穆罕诺夫从艺五十年油画作品展》，是多么神似而贴切。
游牧生活是人类最古老的生活之一，是人类对边缘资源的利用。异常的艰辛、孤寂、单纯与分散，始终伴随牧人踽踽独行的脚步。几千年来，这样不变的生活性质，也无数次锤炼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敏锐而细腻的观察力，对内心世界持续的挖掘和表达，从而形成一整套传统知识谱系和艺术世界。
看似零乱、随意，蛛网般密织于大山、旷野的牧道，其实可以提供的生活道路并不多。冥冥之中，有一种迫切而近乎宿命的选择。我们可以想象，1936年出生于新疆伊犁新源县的阿曼・穆罕诺夫，他未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像祖辈和大部分牧人之子那样，做一个一年四季尾随于羊群之后的游牧者?或者灵感从天而降，开始对着草原歌唱，做一个草原上的阿肯?或者再进一步，追随先贤阿拜的足迹，当一个箴言和诗歌的者……苍天之下、群山之上，看似无限敞开、自由散漫的游牧生活，此刻又显得那么封闭、偏僻。但是，命若琴弦，历史和生活的诱人之处，在于从凝固停滞、冻成一块白冰的河流中，又总能出现转机。1958年，阿曼-穆罕诺夫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吴作人、董希文、罗工柳、艾中信、詹建俊等一批名师的指点下，开始接受系统扎实的油画训练。1963年，阿曼・穆罕诺夫从中央美院毕业，到新疆文化厅艺术处工作，1981年调入新成立的新疆画院，从事专业油画创作。一个牧人之子，从此改变生命轨迹，如同湛蓝苍穹中的一颗星，突然改变方向，进入新的运行轨迹，加入银河的合唱。
绘画是心灵的手工作坊，艺术家创作时幽微动荡的内心世界不为外人所知。灵光的从天而降如夜幕划过的流星，神秘的创造力属于人类，但又往往无从自知、且无法精确计划。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常常是事后的分析与归纳。所谓恍然大悟，其实对应着的，正是盲目的经验。
初心便是正觉。作为新疆第一代哈萨克族油画家，阿曼・穆罕诺夫50年的油画创作，完成了他本人可能也无法预计的艺术道路：将古老的游牧文化的基因，完美镶嵌到号称科学与艺术最完美结合的油画艺术中。在一个仅有岩画、毡绣、骨雕、传统纹样的游牧生活中，诗歌和音乐占据了更大的心灵原野，但重要的是，游牧者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之子，游牧生活最大限度地享受到自然的教诲和暗示，自然精神的哺育无处不在，渗透到骨髓和灵魂，成为游牧文化天然的“防腐剂”。
阿曼・穆罕诺夫的作品，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是作品流露出的那种心灵的诚恳态度。在今天这个喧闹浮华的世界，这种诚恳、专注与认真，这种50年如一日的坚持，是多么的可贵。许多油画家在最后一刻失败，失败在对艺术、对生活、对人类的不诚恳；失败在把专业变成游戏、变成表演、变成偷懒、变成假生活与假创造；失败在那颗脆弱肥厚的心、三心二意的心、东张西望的心、虚情假意的心……诚恳对于今天的艺术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品质。只有诚恳，才能真实；只有真实，才有力量。
阿曼・穆罕诺夫是个低调的人，沉默寡言、不热闹。在一群七嘴八舌鸣啭的鸟儿当中，常常让人忘了他的存在。安详宁静的他，是众鸟呜叫中然然的山，是雁行长空时湛蓝的天。这种低调，不是压抑克制的结果，而是本色真实的显现。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阿曼-穆罕诺夫很安静、不张扬，好像一个自闭症患者，沉溺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艺术世界往往也是熙熙攘攘的名利世界，阿曼-穆罕诺夫是一个远离名利的人，不计较浮光掠影，不计较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表面的东西，而是专注于内心世界的艺术表达，专注于对生活、对艺术、对大自然的挖掘。
游牧者一年四季逐水草而居，过着一种流动的生活，但却不杂乱无章。这和定居者视作难事、手忙脚乱的“搬家”是两个概念、两种情形。大地无限，苍天永恒，草原黄黄绿绿，群山起起伏伏。游牧者爬山涉水，随遇而安。但每一条漂泊中的无形轨迹、每一片外人无法辨识的草场，早已熟稔如昨、安放于心。就像他们天天驱使的羔羊，每一只，都叫得上、认得出。50年游牧于画布、放养万千色彩的阿曼-穆罕诺夫，在确定题材、寻找结构、挥洒笔墨时，是否也把谙熟于心的“游牧规则”运用于油画的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生活和艺术是相通的，更何况将游牧与油画个性如此鲜明强烈的品类放在一起，不是物理的并置，而是阿曼・穆罕诺夫心灵的容器、心灵的坩锅的炙烤。两者相融，一定会发生新的结晶。
一个同样优秀的汉族油画家，曾经问我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新疆，为什么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画家，会把绘画和本民族文化结合得那么好?要知道，世上绘画从无到有，在此地、在此民族中的真正起步，才几十年而已”。这是个好问题，但要回答好，却不容易。我想了半天，也许答案就在提问里：“因为‘新’、因为是‘第一次’、因为游牧和油画是初次‘见面’，就像‘初恋’难以磨灭，就像嘴唇第一次碰到蜜糖，他会调动全部的感官，这感官当然主要是文化的基因。再者，也许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边界相对清楚、规模相对可控、形态结构相对单纯，更易于个人的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的‘短兵相接’和‘贴身肉搏’。也许，还可以再加一条，因为你是‘旁观者’，面对的是‘双重的新’，是‘新’上加‘新’，你所带的文化眼光更易识别这种‘异’”。
比如，阿曼・穆罕诺夫的油画作品，那种用色块结构画面的方式，多像无形的草场围栏的划分方式。在漫漶无迹的旷野，游牧生活的“公”与“私”、“统”与“分”、“连缀”与“隔离”，人人心知肚明，是草原上的“习惯法”。大家对此有着特殊的文化理解。这种微妙的平衡和调适，是否也不易察觉地渗透到画家对作品结构的理解和运用当中了呢――我不得而知，但深信其有。
阿曼・穆罕诺夫油画的突出特点，是色彩的丰富、细腻、活泼、灵动。在画家的笔下，我们看到的草原，看到的天空，看到的毡房，看到的生机勃勃的动物，其色彩是那么丰富，那么干净。我们一些油画家，其作品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里面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混乱和不干净，甚至是偷懒、堕落的痕迹，这样的创作，也叫失败。但在阿曼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纯粹、洁净、简约而丰富的表达，五彩缤纷而不乱一缕，潇洒随意而准确有力。有时我想，阿曼的作品，流露出一种细腻、敏感、隐秘和羞涩的调子。好像永远沐浴在草原母亲爱怜的目光中，干净如处子，沉静如处子，惊人的美把人震慑，且神圣不可亵渎，这是一种青春生命的颜色和风格。这种品质，源于他的诚恳，源于他扎实的训练和表达，源于他平和、专注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每一个有成就的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好奇、专注、深思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一颗安静、沉思、细腻、充满激情的心，那么艺术怎会细腻?生活又怎么可能细腻?如果心灵都不细腻，行为怎么能细腻?没有细腻，就没有亲密接触，就感受不到精神的体温，感受不到心灵的体贴，我们的精神家园就是粗糙、简陋的，就是宛若、热风恶鬼。
在阿曼・穆罕诺夫作品的色彩中，我们找到了这种干净的细腻，找到了灵动的丰富，找到沉静和激情的完美结合。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看似细致、细腻的作品，其实死气沉沉，板结僵硬的色彩，把画面糊住了，窒息了生机和活力。在阿曼-穆罕诺夫这里不一样，是细腻灵动，充满好奇、天真和持续的关注与描摹，流淌着草原的乳香，流淌着变幻的天光云影。牧人之子也是自然之子，阿曼・穆罕诺夫深谙自然的本质是自由的生机，这为他带来健康、向上、有力度的表达。
阿曼・穆罕诺夫今年76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背，眼力很好，身体也硬朗，我们相信他还能画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
游牧文化的概念范文6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变化复杂，众多的河流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在一起。黄河、长江贯穿三大阶梯，沟通东西，汉水、淮河又把这两条大河联系起来。依山傍河遍布各地的地理通道又将各大地理单元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地形变化复杂的中国具有了比较完整的大陆统一性，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统一性生成的重要地理基础，也可以说是以“中”“和”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统一性形成的基础。自然地理的统一性是中国文化大一统观念发生发展的基础，而地域的复杂性又是中国文化多样性存在的根源。自然与人文的交织、统一性与独特性的转化，共同铸就了中国多样而又统一的文化人文景观。源于自然山川的抽象化思考最终发展完善为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念图式———九宫格。九宫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典型图式之一，其蕴含的时空观念归根到底来源于中国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和基于这种环境的人文变迁。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用“中”“和”两个字来概括，“中”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目的，“和”则具有更多的文化思维的方法论特征，“和”的目的就在于对意义开放的大一统之“中”的不断强化，所以“中”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文化空间概念。从地理空间的统一性生成方面来说，中国地理空间的统一规模早在秦汉时就形成了，但从历史发展时间上来说，秦晋文化、齐鲁文化、吴楚文化、巴蜀文化及燕赵文化等从区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演化直到宋代才完全生成了具有大一统性质的中原文化。宋代以后的发展，则主要以满蒙、南粤闽台等边缘亚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再一次融合为主流，是“中”的内涵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九宫空间中，滇云文化偏处西南一隅，地理区位上处于亚文化区域，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随着海洋流通方式向陆上“丝绸之路”大陆桥的再次转变，处于东南亚文化圈核心的滇云文化肯定会因其地理区位背景的扩大而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在特定自然环境中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一个地区人地关系的客观反映。自然环境是文化景观生成的背景，区域文化必然具有该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特质，而这种文化特质总是与特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云南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离不开孕育它的独特地理环境，包括地势位置、地形地貌、交通流动以及气候条件等因素。云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云南文化艺术具有如下特征:
(1)边缘性区位特征。从自然地理上看，云南是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的自然结合点，在地势上位于东亚大陆与印度次大陆之间;从人文地理上看，云南文化处在中原汉文化、青藏文化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三大文化地带的交汇点，是处于多种文化交汇叠合的过渡地带;从文化圈角度来看，作为一种过渡地带，云南文化自然地同时兼具了既是边缘又是中心的双重文化特征，这一特殊的文化环境使云南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得以形成并具有明显的边缘文化特征。近代地理学家胡焕庸在研究我国人口分布时说，“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2］，将会发现在这条线的两侧，我国人口分布数量悬殊。事实上，这条从东北到云南的“胡焕庸线”是我国人文的又一重大地理分界，可以概括为我国历史上的农牧业分界线，在它的两侧，古代时曾经分布着影响中国历史演变的最重要的几种文化类型:斜线的东南为东南海洋文化类型，是我国主要的农业文化区;斜线西北则有三个文化类型:一是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游牧文化，二是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地区的高原半农半牧文化，三是包括四川盆地在内的黄土高原农业文化。云南文化正好处于除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之外的三大文化类型和东南亚佛教文化类型之间，纵贯南北的横断山脉及其水系把滇西与青藏高原连为一体，金沙江及其支流则沟通了古代云南与四川盆地并进而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南北盘江、珠江以及元江、红河两大水系又把滇东、滇南与岭南、安南连接起来。长江水系、珠江水系和横断山脉水系把云南和周边不同的文化区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云南自古就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从云南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可以看到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甘青文化以及东南海洋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类型的影响，比如青铜时代的滇文化，就包含有大量北方游牧文化的因素。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的浸润、藏密的南下、小乘佛教的南来以及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的传入，使得云南的文化类型更为丰富多彩。处于三大文化圈交汇地带的区位特征使云南文化既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又内涵着走向中心的可能性。
(2)民间性地貌特征。从地形地貌的空间特征上，可以将云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属于云贵高原的西部范围的滇东和滇中地区、属于中南半岛的北部边缘的滇南地区和属于横断山脉南端的滇西地区。由于地形、水文、气候、土壤和植被的差异非常显著，云南的经济文化形态也显得十分多样:有高原湖滨和平坝农耕、山区半农半牧、高山游耕、河谷稻作农业以及以采集渔猎为主、刀耕火种为辅的原始经济等多种经济文化形态。不同的经济文化形态对于人们的衣食住行、行为模式、家庭组织、社会结构、民族性格和心理等各个方面无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族文化的空间分布既有地理区域范围的空间性，又有文化持续发展演变的时间性。云南民族文化空间分布单元的同质性，往往会被地域环境的复杂性和发展演变的多样性所打破，因而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丰富多样的面貌。云南民族的分布不象北方那样呈现单一民族大范围水平分布，而是多民族的交叉立体分布。从平坝丘陵到高山河谷，在任何一个地理单元中都同时分布着数种乃至十多种民族。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隔山不同语，隔村不同音”是对云南文化的地域差异最恰当的形容。
民族发展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间共同造成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呈现出浓郁淳朴的民间风味。(3)原生性流动特征。云南境内地形地貌变化复杂，高山河谷相间、平坝丘陵错杂，内外地形单元相对封闭独立。云南文化的地域特征与坝子这种独特的地理景观的独立分布关系密切，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以坝子为中心，以坝子边缘山地为，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由于山峦阻隔，地形复杂，各个坝子之间的相互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受到印度洋和太平洋季风及地形的影响，年温差小、无霜期长，比较充足的食物供应适合动植物繁衍生息，加之地形的阻碍，生活其间的族群缺少文化进一步交融的需求和动力。缺少与周边文化的双向交流与融合，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内向的封闭性，从而使较大规模和较大范围内的文化聚集与定向积淀十分不易，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大于融合性，自然容易保留文化的原始特色，从而更多地保持原生状态，地域环境的内外封闭性和生态的适合性决定了该地区文化在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原始性和原生性。(4)愉悦性风格特征。清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绎》中谈到滇云地形地貌时说，“滇中长川有至百十余里者，纯是行龙，不甚盘结”，描述云南气候四季如春秋的特点为:“行东西路上，不热不寒，四时有花，俱是春秋景象。”并且论证了形成这种气候特征的原因:“窃意其地去昆仑伊迩，地势极高，高则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日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镇日皆西南风……地多海子，盖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3］这一论述颇具现代科学眼光，是对云南地形和气候等地理环境的准确概括。事实上，气候对特定地理单元的文化艺术风格会形成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气候四季变化不大的热带易产生激情而感性的愉悦风格，与之相反，在寒带则易产生克制而理性的严峻风格，而在四季变化明显的季风气候区则更易形成综合风格。
“风化”、“风格”、“风气”就与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舜在巡视运城盐湖时曾弹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温暖湿润的南风带给人们的是生活的富足和闲适的心态，这自然会养成艺术上的柔和秀美的风格。云南四季变化不明显的温暖气候影响了云南艺术愉悦风格的形成，以休闲自适为特征的歌舞情调优美活泼，充满喜剧神话般的愉悦色彩。总之，云南文化区域在区位上的边缘性蕴涵着朝向主流发展的机缘，内部空间的封闭独立所形成的民间文化原生态包含着现代文化的原创理念，多样性的民族分布促进了文化生态丰富性的形成，而四季如春的气候特征则是其艺术愉悦风格形成的地理基础。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的发现、距今10～20万年的西畴人和距今1～5万年的丽江人化石等旧石器文化都说明，云南地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之一。源远流长的石器文化和光芒四射的青铜文化足以说明滇云文化在文明的起始点上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各有千秋、并驾齐驱。始于滇西剑川(前1150年左右)、兴于滇中楚雄(前700年左右)、盛于滇池区域(前550年左右)的青铜文化带上承新石器文化、在与周边青铜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云南古代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和其与周边地区的广泛联系密不可分，如滇西北通过川藏与甘青地区的联系，滇东北与黔西北、川南进而湘鄂豫地区的联系，滇东南与广西珠江流域的联系，滇南与东南亚的联系等。文化交流主要包括战国时期羌戎文化沿金沙江、怒江、雅砻江、岷江流域南下云南;通过从公元4世纪起经川滇到缅甸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与东南亚的交往等。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政权对西南地区的大规模经营，滇云文化中汉文化的因子越来越多。
汉至初唐时期，云南文化的发展主要以汉文化的传入和融合为主，大量的汉族移民在与本土民族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势力强大的统治集团如南中大姓爨氏等，这些集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为一体的民族政权集团正是不同文化之间双向“夷化”和“汉化”的结果。汉文化、本土文化、东南亚文化、吐蕃文化熔铸一炉的多元复合性文化正是形成南诏大理时期文化繁荣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释儒知识阶层集中代表了此一时期的精英传统。元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统一政权对地方管理的加强，汉文化逐渐成为云南的主流文化。同时，因元朝和清朝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以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回族和满族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云南，带来了草原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苗族瑶族也在清代大规模地从川南、贵州、广西等地进入云南，不同的民族文化在互相交流碰撞中进一步创造了云南的文化特色。
近代以来，随着周边国家如越南、缅甸、老挝沦为英法殖民地，云南也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扩张渗透的前沿阵地之一，云南也因此比内地在某些方面更早地开始了近代的社会文化变迁，工商资本出现、多种经济形态并存。文化创造上一些方面也得风气之先，如现代大学的创办、白话文报刊的兴办、铁路、机场与民用航空等，甚至一些口口相传的语言在基督教士的影响下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如苗文、僳僳文、景颇文、佤文、拉祜文等。从历史上来看，南唐和西蜀等地的区域文化曾经成为中国主流传统的一部分，而云南地域文化艺术的边缘性、原生性、民间性和愉悦性特征在有限的文化交融中延续生长，始终未能突破地域性的限制。但到了现代，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快和信息流通方式的改变，云南文化的地域特色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原生态理念的发扬和传承。云南是一个高原山区省份，属青藏高原南延部分，少数民族分布遍及全省。地域广阔的云贵高原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人文景观都在社会化程度日益加剧的现代工业社会显得弥足珍贵。原典、原生态，一系列向原点回归的潮流反映出现代人力图摆脱现代工业文明对本初人性遮蔽的愿望。云南的原生态文化和景观带给人们思考的灵感和希望，在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原生态文化景观面临着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消解危机，如何保持和转化原生态文化是我们急待思考的问题之一。
其次是民间文化愉悦风格的现代演化。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适宜多种作物生长，人们在一年之中只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从事耕作就能维持简单的生活。但由于山多地少，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开垦种植，因而无法靠农业致富，习惯于世代固守在封闭的坝子中的云南人很少想到通过商业贸易去发财致富，这就形成了云南的特点:生存容易，致富困难。因此，云南人一般都不愿离乡背井去从事艰辛的劳作，而是守在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以足衣足食为满足，虽说一年之中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多少农活可做，但人们却不会也不可能在耕作之余再花些气力来使自己富裕一些。明清云南地方志书形容云南人“既无赤贫，亦无巨富”，是十分贴切的。云南人大多安贫知足，乐天知命，他们讲求实际，生活闲适散漫。这种风土人情使得云南文化的内在精神或气质具有明显的务实入世的世俗性和人情味，充满生活气息与愉悦气氛，并使云南文化呈现为一种活泼、闲适、自然的民间乡土气息。丰富多彩的民间歌舞和休闲自适的茶酒文化可以说是这种愉悦风格的文化典型。随着现代人们艺术生活化观念的提升，云南丰富的民间歌舞和各种休闲文化对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吸引力。如何引导这种潮流使之保持生活化而避免世俗化是我们急待思考的又一个问题。最后就是现代艺术思潮的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容易产生新文化类型嫁接的基础。云南文化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产生与其他文化的碰撞而形成新的文化因子，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宋代之前，儒家文化对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入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直接交往发生的。元代在云南正式设立行省制，全方位把云南纳入中原王朝的集权统治之下，推行屯田政策，兴修水利，设立学堂。这一时期，在中原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影响下，经过云南地方政权及中原王朝的直接干预，从元代开始，云南统一的政治基础便基本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原文化开始全方位渗透到云南民族文化中。明朝在云南民族地区建立健全了土司制度，大规模把中原内地汉族迁移到云南屯田，使云南的汉族开始超过土著民族而成为主体，明代统治者还注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云南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上层施行教化。清代通过学校进行儒学教育来达到“开其智巧，乐育人才”的目的，进一步扩大儒家思想在云南民族中的影响。经过明清两代中原文化的渗透，云南文化的发展开始了新的转型，即汉族文化成为了云南的主流文化，而云南的各民族文化成为了真正的少数民族文化。中原文化的不断深入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原生文化的体系化，也不断催生新的文化因子的产生，云南的现代艺术思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缺少积淀的艺术传统因为较少规则的束缚而更易产生比较前卫的艺术思潮，云南现代艺术思潮是中国85文化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土地的灵感不断激发着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比较明显的影响而成为创新传统的一部分。
近现代云南的文化艺术在信息化潮流的冲击中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已经形成了对民族性的消解变得更为大众化，但实际上，民族特色的逐渐消失并不代表根源深厚的民族意识的完全消解，集体意识中的民族之根始终贯穿于个体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之中。民族性首先根源于群体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其次才逐渐在交流和融合中受到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滇云文化区域在地理上的相对封闭与独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同时地理单元内部的独立与隔断使得这种传统不断积淀和丰富;四季变化不明显的亚热带气候使得这一区域文化艺术中较少关于永恒和变化的深沉思考而带有明显的富于民间色彩的愉悦风格。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横向上主要是国际性的东西交流，在纵向上演绎着中国大陆内部的南北融合。中国的北面是横亘欧亚大陆的戈壁、荒漠和草原，东南面是浩瀚无垠的大海，西面则耸立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历史上中国与外界的交往主要有三条通道，即出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经过云南通往东南亚的蜀身毒道和从东南沿海通往南洋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代西域、云南和东南沿海除了都位于交通线上之外，还都位于汉文化的边缘地带，都是多种文化的交汇点。因此，这三处区域都有共同特点，即都属于边缘文化，富于民间色彩，具有多样性特征。文化民族性的生成既在于流动融合，也在于积淀吸纳，西域文化是由于流动性过大而无法积淀，而滇云文化则是由于缺乏流动而难于积淀。因此，云南文化封闭的内陆型边缘特征是我们理解云南民族艺术多样性、民间性和边缘性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理解云南现代文化艺术先进的原创理念和前卫精神的基础。
民族是有一种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的地域意识的群体，地域意识不仅是其休养生息的空间，更是一种对大地之“根”的神圣信仰。民族的地理之“根”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不断的迁徙抉择中，族群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不断增强，血缘和地缘逐渐统一，民族性得以强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华夏民族的融聚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苦抉择的过程才形成了其赖以存在的“世系”和“地系”的大一统特性。“夏墟”、“殷墟”、“周原”，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都是从偏居一隅逐步走向文化中心，民族的发祥地和发展地并不统一，无数次艰难的迁移和抉择才能融合成血缘上的“三皇五帝”和地缘上的“五岳九州”，生土变成熟地，熟地变成热土，神圣的民族性就形成了。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析的框架，用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文化层次的传统。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通过学校等正规途径传播，处于封闭状态，不对大众开放，从而成为精英的文化;小传统非正式传播，向所有人开放。
从而导致小传统有精英的参与，而大众则没有参与大传统。因此小传统由于精英的介入而受到大传统的影响，而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在小传统的民间文化上，追求和谐均衡的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多，而在大传统的士绅文化上，追求和谐均衡则表现在较抽象的宇宙观及国家社会运作上。大传统也许较强调抽象的伦理观念，小传统也许较注重实践的仪式方面。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以社会精英和大传统为核心的文化更易接受新的变革观念，与“现代”紧密联系，而以农民和小传统为核心的文化则不易接受新观念，是保守的，与“过去”联系，也被称为“草根力量”。文化主流化的过程，体现了民间小传统向精英大传统的转化，也是文化从自然生态向民族生态再向人文生态的转化过程。从宏观角度看，云南文化生成的地理基础具有几个突出特点:区位上处于中原农业文化、青藏游牧文化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三大文化交界的边缘地带;地势上内部环境复杂，地区差异大;民族数量多，构成复杂。这必然使云南的文化类型在原生性和民间性的基础上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云南不仅有物化天成的自然资源，而且有丰厚凝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在云南这个自然空间大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本土文化，通过不断吸纳众多的外来文化和异域文化，形成具有云南特色和边疆特色的多种多样的文化类型。从地缘角度看，有高原文化、山地文化、河谷文化、坝子文化、丛林文化等;以经济形态划分，有渔猎文化、林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等;民俗民间文化类型更是多姿多彩，诸如年节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禁忌文化、婚姻文化、丧葬文化、建筑文化、语言文化等。
另外，宗教文化、村社文化、马帮文化、稻作文化、烟文化、茶文化等也独具特色。文化是一项宝贵的资源，如从综合的角度认识和评价区域，那么，云南不仅应有自然地理上的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之称，而且还应当有人文地理上的民族博物馆、文化艺术宝库的美誉。云南地势三级梯层在横向空间上形成了滇西北文化、滇中和滇东北文化、滇南文化三种类型。云南众多的高大山脉、河流、盆地、坝区，又在纵向空间上形成了城市文化、河谷坝区文化、半山区文化和高山文化。正是这些形态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才保留了云南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原生态的民间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这种人文地理上的民族博物馆更多地意味着作为小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化的繁荣和深厚，而边缘性和民间性产生的文化艺术的愉悦风格由于缺少更为深刻的内省力，也就自然造成了精英化的大传统的缺失与缺席，民间的民俗的特征在丰富多样中演化着原始的重复而缺少积淀和内聚力。同时与外部文化区的外向流也使得云南文化缺少外来因素的积淀而不能走向精英与主流，比较单一舒适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平和随分而又不乏自我优越感的人格品性和多样而又缺少深度的娱乐感性色彩明显的文化艺术特质。
从自然生态向民族生态再向人文生态的转化，是文化从边缘性走向主流性的特征之一。从“中心”的生成变化角度来看，“边缘”完全可以另有价值，边缘地带是历史和地理的结合点，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可能只存在于地理的边缘。边缘可以保存有中心已经消失的文化现象;边缘可以与周围的社会单元发生文化交流与融合;边缘使人们冲破传统的束缚;边缘存在着明显的活跃的社会变异的潜力，边缘具有从边缘成为中心的可能，而中心只能具有从中心成为边缘的可能;中心的发展前景是一条清楚的直线，而边缘则包含着许多未知的因素。美国教授特纳(F．J．Tnrner)在《美国历史中的边疆》一书中指出:美国体制不是欧洲老家的“苍白的复制品”，而是“在艰苦卓绝的边疆地带，人们变得美国化、自由化，并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种族，他们已不再是英国人，也不具备英国人的特征”。正是在对西部边缘的开拓中，拓荒者们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创造新经验，才培育起了最底层的民主意识，从而成为惠特曼所歌颂的“民主之船”的驾驶者。［4］
中心只具有吸引力而缺乏张力，边缘则相反，始终包含着退让至极中扩展的可能性。边缘性中始终包含着由不同文化碰撞所带来的某种“中心”的机缘，而民间特色则本身内涵着走向“现代感”的新变可能。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云南开风气之先的西化证明了处于边缘的云南在同周边文化区的交流中产生了具有“中心”价值的新现象的话，那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85美术新潮以及现在一直在进行的当代艺术理念探索则说明了缺少“大传统”积淀的民间传统内涵的新变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正是主流文化产生形成的前提之一。民间地域特色的消解、愉悦风格的世俗化、原生态的转化以及边缘价值的消失等新变中既包含着已有价值的消失，也不乏产生新价值的重塑可能。促成这种新价值重塑的可能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心机缘的产生决定于对周边视野的界定。在中国的地理格局演化过程中，南北交融中北方多“征服”，南方多“同化”。宋代以来由周边亚文化向中原文化的演化都是以其强大的地理空间纵深为依托的，不管这种纵深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如满蒙对中亚北亚的军事征服、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广州对海上贸易的依托等。地理空间的纵深拓宽了，边缘具有的中心机缘才能强化。云南背靠青藏高原，面对长江、珠江和东南亚三大水系的地理区域，处在这四大文化区的中心位置，这种中心位置的坐标就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南亚(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流域)及青藏高原，云南在文化区位上属于周边大型文化的边缘地带，但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来看则又具有“中心”的潜在趋势。边缘所具有的“中心”机缘在云南体现得非常充分，云南作为崇尚改革开放合作交流的现代中国的一部分，完全有可能将自己的文化交流对象扩展到东南亚文化圈，昆明地处西南一隅的边缘特征应该在与拉萨、重庆、南宁和东南亚诸城市的合作中强化其应有的中心价值，只有在纳入东南亚文化圈的空间视野中才有可能产生云南自身的中心价值。新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必将经历从面向海洋向面向广大内陆的转化，南北陆上“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光荣将会给云南等边缘区域带来新的机遇。其次，高原山地的地理环境长期形成的文化封闭虽然保存了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传统的积淀薄弱，这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交流和吸纳人才来得到改善提高。云南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只有在开放和开发中才能得到更好地保存，拒绝开放的原生态最后只能走向萎缩消亡。